赵楚：英国脱欧之后，如何回答“我是哪国值得骄傲的公民”

源济

赵楚：英国脱欧之后，如何回答“我是哪国值得骄傲的公民” 

原创 2016-06-25 赵楚 大家

文 | 赵楚

▍“政治不正确”的英国脱欧

2016年6月23日， 在全球关注之中，英国举行了是否脱离欧盟的全民公决，公决结果违背事前大多数包括英国学者与精英在内的明确意愿，英国选民以约4%的微弱优势，选择国家脱离欧盟。已成为现实的英国脱欧，对于英国和欧洲，乃至全球可能造成的经济及政治等负面影响，英国内外的反对脱欧者已有各种视角的论述，而决定公投以来，英国内部支持与反对脱欧的政党攻防所展示的各自理由，主要也是着眼于脱欧与留欧英国未来利弊的未来论证。

然而，作为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大国内部政治博弈，无论内外观察者对于未来的假设和说明怎样生动具体，都并不等于真实的未来图景，因为未来并不是用这样短期和局限的政治与媒体公关话语可以穿透的。公投尘埃落定，但导致公投成败的双方，特别是赢家的未来论述已被丢弃到一边，所有人关于英国未来，及此事对未来欧洲和全球影响的正负面展望也尚需要时间的检验，所以，过度的演绎并无特别意义。也许，当此不寻常事态发生之际，更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如此事前普遍地认为不可能之事如何在这一代人目击之下活生生地变为现实？毕竟，用绝不该来阐释已然事态是毫无价值的。

撇开围绕英国脱欧的现实法律、政治和经济后果等专业视域，人们不难发现，在此次公投展开的过程中，英国传统宪政民主政治表现出某种颇有深意和代表性的特征。支持脱欧者阵营诉诸民粹的极端化媒体话语策略的手法，专家和专业精英的意见领袖被公众的忽略，政治家和政客为短期现实政治利益对公投的运用，以及，传统民主政治伦理和公共论辩规则几乎已难以遏制的极右政治话语的复兴等等，这些令战后欧美主流社会难以想象和自以为一劳永逸解决了的复杂问题再度出现，并打败了学者、专家和精英化的重大政治意图，造成目前前途难测的政治与政策现实。

如果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这并非英国特有的现象。此前人们有关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争论，此类问题已经突出地出现。甚至在欧洲大陆本身，由于近年经济危机的刺激，反恐安全与难民等议题的出现，以及这些迫切而重大的公共议题的交互刺激，类似的习惯上被认为“政治不正确”的政治正日益获得越来越多的听众。这不是简单地以政客不负责操作或民粹主义政治手法可以解释的，而实有更深层的社会与政治原因。

有人用政治极化和极端化来概括上述具有广泛普遍性的全球新政治特征，但在对这些新极化政治的解释方面却缺乏新的认识框架，因而没有认识到，这些多少令人沮丧的负面政治发展与当代全球生活的基本情境息息相关，互为表里。英国脱欧之所以令人意外，是因为，此前欧洲的一体化被视作全球化时代区域一体化的最有希望和活力的实验，而且，欧盟不仅在冷战后由于巨大的扩张造成气势凌人乐观期待，同时其超国家的架构和迅猛发展也被很多人视作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直接的正面经验。然而，英国脱欧的闹剧却使这些过去乐观与正面的观感成为泡影。何以至此？

▍区域化浪潮的顿挫

人们此前忽略了，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不可能仅仅一厢情愿地被设置在利益持续增长和有效分配的理想状态之下。过去数十年来高速成长的全球经济与贸易，资本和产品的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并没有带来传统社会阶级的消弭，相反，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金融危机却显示出，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经济红利在诸多社会里增大了普通民众与精英优势社会阶层的经济鸿沟，由此激发的社会紧张与焦虑并不能在超国家，国家间或国际框架内得到缓释。与区域化带来的发展和机会同步，一方面，欧盟各国内部的中央政治、行政和财政行为能力在削弱，但另一方面，由于经济鸿沟的加深，以及信息传播与社会动员方式的史无前例高效提升，社会向政府和政治家提出的呼声却日益尖锐和紧迫。在这种现实的新社会危机面前，理性、专业和常规的回应只能加剧社会痛苦的感知，却不能有效回应这种具有广泛真实性的社会需求。

本次支持脱欧的政客与公众意见着意渲染英国在欧盟框架内工作机会的减少，移民和难民等问题对英国人生活直接的冲击。虽然，这些貌似经不住推敲的论述并非英国独有，但毫无疑问的是，在最终赢得公投的微弱多数的投票者当中，类似的负面生活经验和感受是真实而普遍的。简单用专业的论证反驳，哪怕再有理和翔实，并不能取消公众在这方面的日常和现实感受。这是普遍被嘲笑的脱欧派本次能取得成功的关键。也不能简单用英国的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民情加以解释，因为，脱欧派政客普遍的不堪公共形象与其惊人成功的鲜明对比，也正是特朗普在美国大选初选中遭遇的一模一样的情形。再有力和辛辣的讽刺与幽默都不能取消意义重大的政治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通往今日英国脱欧的历史之车并非简单始发于2013年卡梅伦的政治赌博，其真正的起点站可能在欧洲目的地不明的一体化开始之际已经埋下了今日巨变的基因，而从次贷危机中的华尔街，到布莱尔时代闪闪发光的国际化和信息化伦敦，则是其加速飞奔的加油站。欧洲一体化的利益成长同时也在包括欧洲内部的各社会内部造成新的撕裂、紧张和焦虑，这种撕裂、紧张和焦虑没有被凯歌猛进的驾驶者所充分注意，当其蓄积到达某个临界点，其进程遭遇重大顿挫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之所以是英国，不过是因为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和其本来半心半意的欧盟成员地位提供了最容易的爆发点而已。

可以较有把握地断言，这种情形绝非仅属英国。欧盟在英国脱欧结果出现后已经面临如何调整和改革自身，以遏制英国脱欧效应扩散的课题。这也警示，全球其他地区的区域化现有结构，无论南美和东南亚，无疑正面临更大的类似危机。

这一点理应引起人们在思考和展望未来全球图景时特别的注意。

▍日益加剧的政治失望

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但欧美传统的代议制政治却不能有效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这种变化背后代表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划分，以及社会关切焦点的变化。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至今仍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澎湃精神动力源泉，欧美社会主要传统优势政党在基本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方面愈加合流。在英国的实例中，正如托尼·朱特对撒切尔时代与布莱尔时代主要经济政策理念的简略对比所显示，在诸如私有化等重大经济政策理念方面，保守党与工党已很难分牝牡；而在美国，把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在APEC，G20和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和朝鲜核技术等重要议题上的政策粗做对比，其实质性的雷同与因袭几乎难以掩饰。

另一方面，奠基于工业化时代，在战后后工业化时代所修正完善的现代代议制宪政民主体制下，其原初制度设计时的社会与信息生产与再生产模式已基本不存。在社交网络时代，虽然传统政治的基本框架难以动摇，但在其代价高昂的运行背后，其原本设计精妙的权力制衡和互检系统在很多时候，已经越来越脱离公众的实际政治呼声，变成了无效和党派斗争的权力游戏。简而言之，传统代议制民主越来越在现实的党派政治中丧失了对现实社会真实情绪及其撕裂状态的感知能力，因而，一种新型的、外行的、政治暴发户式的和令人感到突兀的业余政治就趁势崛起，应运而生，以粗暴和反传统的方式回应了社会日益加剧的政治失望和不耐烦，成为新时代公众政治选择虽不理想却能够表达不满的代用品。或许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失望与焦躁，在欧美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具有充分的发展，并已有其现实政治后果。

其实，2010年英国大选中自由党的意外成就已经初步显示了英国公众对传统政治运行的不满，本次公投中几乎势均力敌的脱欧和留欧投票比数也显示出，超过一半的投票者，经过自身的信息筛选和权衡，做出了与主流精英意志相违背的政治选择。更可怕的是，因为留欧派众议员考克斯女士的被刺杀，一种更危险的极端政治表达出现了不详的先兆——在一个近代宪政民主最为源远流长和成熟的社会里，不可思议的疑似政治暴力竟然在21世纪的第16年上演！就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政治历程而言，看似荒诞不经的反政治的出现，总意味着大众对现实政治的明白蔑视和否定。

或者，从更大时空范围来看，政治失望和业余政治的兴起也早已有迹可寻。更早一些，随着网络时代来临，美国曾出现昙花一现的所谓茶党（TEA PARTY）运动，茶党这一富于政治隐喻和双关色彩的名称背后，已经显示了对现实政治结构革命性的含蓄挑战意图。在奥巴马2008年选举中，人们公认他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于新兴社交网络的有效运用，他利用新一代选民的新政治热情募取选举经费，而这种更直接地面向选民的小额经费筹集方法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崭新的政治和社会动员模式，包含来适应新社会生活变化，重整社会政治力量版图的意义。

2011年9月1日，奥巴马政府开通了白宫在线请愿网站。这一被当代政治评论家极大忽略的历史性小事，标志着现行政治结构开始意识到公众新政治焦虑的存在，及其表达的需要，并开始尝试回应这一需要。2014年11月29日，柯文哲医师以无党派业余政治家的身份击败对手，当选台北市长。而在此前8个月，部分学生的冲击行动竟然改变了两岸已经成案的服贸协定！这些看似与本次英国公投脱欧不相关的事态，其实都在广大的时空内真实地显示了一种非传统政治的出现，也展示了其不太被理解的外表之下蕴含的强劲力道。在负面的观察中，欧洲近年选举中极右色彩的政治力量大为活跃，这些令人困惑和担忧的动态与其说是所谓政治极化和极端化，倒不如说是现有政治结构不能回应社会日益增长的政治失望和不耐烦的表征。

可以初步结论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公众日益扩散的政治失望和政治不耐烦可能正在构成推动代议制民主改革和升级，塑造未来更有效政治结构的强大动力与无形之手。现实的政治结构的大厦无论外表多么堂皇，如果不能更主动和弹性地适应这种新政治动力，则类似脱欧和特朗普这样的政治闹剧很可能只会增多，而不是孤例，并且，现实会反转，会将对其一切精巧的嘲弄变成对政治自身失败无情打击。人类政治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业。

▍民族—主权国家认识的误区

本次英国公投脱欧事件中很引人注目的另一新政治动态是，取得成功的脱欧派主张强烈的不列颠民族主义标榜，及与此相关的主权话语的复兴。在争取选民的媒体战争中，脱欧派普遍使用了夸张的独立话语，巧妙和误导地将近代世界最大的前殖民主义宗主国包装成努力赢得主权的弱势奋斗者。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如此拙劣的政治号召竟真能引起主流选民的热烈回应，这绝不是英国历史文化所能简单解释，而标识着冷战后人们对民族主义政治与主权国家角色认识的误区。

20多年来，民粹化的新民族主义被欧美主流学者视为不满国际政治权力现有格局的中俄等新兴大国的意识形态特征，或者被视作第四波民主波及的非欧美地区转型失败的产物。然而，英国脱欧中的民族主义旗号，乃至特朗普政纲与选举言论中的“美国第一”主义显然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社会与制度发展领先的欧美社会，我们时代内涵和外延均尚模糊的新民族主义思潮挑战也无法自外。

在关于全球化和当代国际政治的主流论述中，信息全球化带来非政府角色，社群、企业和个人在全球及地区问题上更清晰的声音，而日益突出的全球挑战也推动着国家间，甚至超国家全球政治与治理结构的塑造，然而，英国最新的例证有力地表明了一件事，很可能人们对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角色意义逐步衰退的预期并不正确。一个简单的事实是，1991年，当冷战结束之际，联合国固有166个成员，而到2012年，成员数目变为193个。这说明在全球治理兴起的同时，最起码在目前阶段，民族—主权国家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其历史发展动力并未穷尽，反而时有新的力量注入。而在美中俄等大国的国际角色意识与行为方式中，对主权的敏感始终是一个很突出的特征。

从本次脱欧公投看，表面呈现出反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主权国家热情背后实际蕴含远超历来的新民族主义政治意义，其中首要的是，主权国家依然在诸多重大社会利益领域保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就在英国脱欧公投进行的几乎同时，德国发生了电影院蒙面枪手袭击事件，造成史无前例的50人伤亡，而最近正在法国举行的最新一届欧洲冠军杯足球比赛则处于从巴黎袭击到布鲁塞尔恐袭惨剧的浓重阴影之下。在两次大战后一般认为摆脱了战争和军事安全负担的欧洲，非传统安全成了突出的严峻优先政治与政策课题，而欧盟这样的超国家安排在这方面没有提供可靠、及时和有效的保障，反而由于已有的安排造成安全的漏洞。甚至源于冷战的传统军事同盟体系也对有效应对恐怖主义袭击等新型安全威胁不能适应。

另外，经济公平和机会等问题也由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问题凸显。放大眼光来看，本次英国能脱欧最具有蛊惑力的号召无疑是经济性的，虽然精英反复论述了脱欧对英国立即与长久的经济危害。然而，英国支持脱欧的人群与支持特朗普的民众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与论述的危险相较，他们更原因相信条列的现实的损害。长期以来欧盟在经费摊牌和使用方面的不满，成员国经济与财政水准差异造成的政策牵制，准确的和夸张的联合造成的经济负面感受，这些，在危机冲击的心理之下，成了一股难以遏制的简化公众信条：我们自己可以过得更好。观察前苏联解体后全球各地的追求独立热情，尽管其社会与文化背景差异极大，但归根结底，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核心想象与向往是普遍存在的。

而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之外，更大的问题是，在一个信息日益爆炸的世界上，即使传统国家社会内部不同地区与人群间的利益和安全感知，也出现了日益明显的界限和分歧，人们亟需以新的尺度和方式重新规划和探索自我认知的确定性：我们是谁？谁是他们？而在这个问题上，主权国家传统承担的角色是无可取代的，也是人们在一个如飞盘般超高速运转的世界上很自然会诉诸的政治信赖对象。这给新民族主义提供了时代性的鲜活资源，也使得单纯从历史的右翼政治或后殖民政治视角认识我们时代的民族主义成为似是而非的努力。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宣布公投结果的简单演说中，重申了对英国现代民主的光辉传统的信念，也表明脱欧的英国不会背弃历史所确认的多元文化与社会的价值。这与冷战意识形态替代物的民族主义截然两分。新民族主义不必然意味着更独断与暴虐的政治的选择，它在某些社会里，更代表着对作为宪政民主价值支撑的那些事物的回归，以及现代政治认同的重建。当然，这也意味着各国在政治与社会发展方面在新环境下正面的竞赛。这是我们观察和认识新民族主义问题时不得不予以注意的方面。

基于这种民族、主权国家和新政治认同的认识，在纯粹国际政治的层面，我们也可以大致预言，在未来全球治理及国际危机应对等方面，传统大国协调仍然将在很长时间内承担人们所熟知的历史角色。世界的、一体的和列国的、各族的，这些历史的纠缠命题可能还将不断重现，在这一看似矛盾的纠结进程中，全球化和区域的一体化才能真正获得其坚实与长久的基础。人们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之前，很可能更迫切地需要确认我是哪国值得自豪的公民的前提性问题。

（本文原标题：《英国脱欧凸显新全球政治图景》）

【作者简介】

赵楚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军事战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