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克坚：谁毁了王石的公共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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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坚：谁毁了王石的公共形象 

原创 2016-06-21 温克坚 大家

文 | 温克坚

2016年6月17日，万科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投票通过股权重组预案，万科初步计划向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发行28.72亿股A股股份，以每股15.88元的发行价格，作价456.13亿元，收购后者持有的深圳地铁前海国际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该重组如若顺利完成，深圳地铁持股有望占万科摊薄后总股本的20.65%，成为第一大股东。原第一、第二大股东“宝能系”和华润集团，持股比例将被分别稀释至19.27%、12.13%。

在董事会有三个席位的华润集团投了反对票，并就重组预案的合理性和董事会决议是否有效等展开了争论，引发舆论热议，这是持续近一年的万科控制权之争的新高潮。

对万科这次重组预案，各种说辞各有其立论视角。造就万科骄人业绩和王石个人形象的重要背景是长达十多年的房地产黄金时代，而如今房地产行业已经是明日黄花，万科快速成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个时候引入深圳地铁，傍上一个可靠本地土豪，不失为一种保守的战略选择。对深圳地铁而言，地铁事业是资金耗量很大、长期回报率很低甚至为负的行业，但地铁延伸本身会带动大量优质物业的增值，万科这个资本平台可以成为置入回报率低资产快速变现的重要通道，有利于降低深圳地铁的资金成本。对深圳政府，同样希望万科立足深圳，因此支持万科和深圳地铁深度合作。

华润集团很长一段时间乐于做甩手掌柜，给了王石和万科管理团队很大的经营空间，而万科也给华润带来了不错的资本回报，但华润高层人事变迁，华润战略相应改变，控制住一些优秀平台，拒绝边缘化，也是合理考量，因此为了争夺万科控制权，华润不惜公然翻脸。

而万科另外两个重要股东宝能集团和安邦集团，有各自深厚背景，也有各自盘算，在今后博弈过程中如何合纵联横，采用何种策略，外界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万科重组大戏悬念依旧，新奇剧目或不断上演，无论如何，万科控制权之争已经成为深具中国特色的商战经典：台前按照商业规则博弈，幕后则带有明显的政经角力。

本文不打算去分析和预测后续各方博弈策略和最终结果，而是借此机会，来分析王石本人公共形象的流变，因为这或许更有公共意义。

在一个转型社会，人们很自然会关注像王石这样的企业家在公共领域的表现。笔者在两年多前曾经写过一篇《房地产大佬的角色流变》的文章，其中提道：

“十多年房地产黄金岁月，涌现出了一长串有代表性的房地产企业家，王石、任志强、潘石屹、冯仑、王健林、许家印、宋卫平等等都是公众耳熟能详的名字。古人云：‘邦有道，贫且贱，耻亦。’在一个正常社会，通过个人奋斗而获得巨额财富的富豪，总会获得某种尊重。中国这个转型国家显然谈不上‘邦有道’，对财富现象有种种争议，企业家原罪论也曾经甚嚣尘上，不过总的来说，物质力量盖过了观念争论，随着楼市泡沫化进程，这些企业家的财富、名望、公共影响力水涨船高，成为万众瞩目的房地产大佬，头顶某种光环活跃在社会舞台上。”

笔者也同时预言：“不过可以预见的是，房地产行业不会再享有经济支柱的地位，而逐渐回归到一个普通行业，与此相应的是，那些叱咤风云的房地产大佬们也将逐渐丧失其光环，他们需要在变化的经济社会情境中寻找新的角色。”

王石无疑是这个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典型的企业家，他公共角色的流变可以折射很多信号。

借助万科骄人的业绩，王石确立了在企业家群体中的行业地位，而和一般闷声发大财的企业家不同，王石本人喜欢聚光灯下的生活，他攀登珠峰，为品牌代言，在公益、环保和社会治理等领域积极发声，展现个性风采和公共情怀，因而受到各界追捧，应该说，在那个年代的企业家群体当中，类似王石的表现并不鲜见，同为地产界大佬的宋卫平、任志强、周庆治、冯仑等等，也都以某种方式活跃于公共领域。而王石则是其中一个符号化和偶像化的明星企业家。

过去十多年以王石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的公共角色推动了哪些后果？我们从职业经理人制度、现代企业治理理念、企业公民理念等领域可以寻找到他们的印迹，而他们在公益环保领域的积极作为也留下扎实的种子，他们偏向市场经济和法治的言论也有助于塑造一种类似进步主义的社会氛围。

不过时也，势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王石的公共形象快速下滑，很多论者都在言之凿凿地论断王石的出局或他形象的倒塌……这种尴尬局面的形成，自有复杂的原因，不过在我看来，主要可以归因于两个平行逻辑。

从公共空间而言，社会情势的极化使得公共话语中的模糊区间越来越萎缩，各种社会问题背后的元问题开始凸显，面对这种情势，那些模棱两可的中间语态，失去了表达空间。

像王石这样的企业界领袖面临尴尬，在公共领域的发声，要么风险重重，要么过于轻浮，因此可能既不被体制所允许，也无法收获公众认同。同样被尊崇为企业界教父的柳传志，在公开场合劝告他的同行们，在商言商，不要对公共事务说三道四。而另外一个企业界大佬王健林则一直宣称其理念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王石的公共言论或许还没有走到柳传志那种不堪境界，但言论空间的逼仄，使得类似王石这样的角色，已经无法超越历史语境，傲立潮头。现实的沉重不仅对王石这样的企业家形成了碾压，对娱乐明星、社会名流和学院派知识分子，同样如此，曾经一度作为启蒙和社会良心而存在的所谓公知群体，其公共评价的流变也间接反映了这个趋势。

另外一个逻辑当然是王石本人的一些不当言论。王石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对应的是社会大众对他的期待，当他一些不当言论出来后，会形成更强烈的刺激和更广泛的传播，对他个人形象造成比通常更大的冲击。

2015年7月份以后，宝能集团通过二级市场大量买进万科股份，宝能集团实际控制人姚振华曾经向王石递出橄榄枝，但王石公开指责对方信用不够，对方配不上万科品牌的信用，所以不欢迎。2016年2月，王石在天山论坛上更是明确宣布万科不欢迎民营企业入主。虽然王石后来曾经就这次言论进行道歉，认为外界误解了他的意思，但客观上形象的伤害已经造成。

王石这些大失水准的话，背离了他自己之前长期展现的价值观。在商业秩序中，所有权是根本性的，对公司所有权的尊重，这是基本的职业伦理，而王石的一些言论，恰恰在这点上冒犯了很多资本家和民营企业家，他们很合理地身份代入之后，就会对宝能集团产生某种同情，对王石的那些言行产生反感。

公共舆论是残酷的，大众传播有强烈的从众趋势，当舆论导向对一个知名人物的评价发生倒转之后，很多原来流行的叙述也会被颠覆。比如长期以来，王石被认为是白手起家的典型，舆论倒转之后，王石发迹被认为是依靠父辈关系而攫取的第一桶金；甚至连王石的私生活，也被拿出来作为八卦笑料而广泛传播。

王石在万科控制权争夺战当中的一系列失言，是因为其智识底色本来如此？或者是利益格局受到撼动时的慌不择言？抑或是对隐蔽政经格局的一种妥协性姿态？或者是上述多种原因的综合？根据公开信息，其实很难明确归因。

不过对王石公共形象的坍塌，王石本人并不应完全负责。

回到依旧在进行的万科控制权争夺战，有人指责王石作为职业经理人竟敢如此肆意妄为，不遵守资本市场游戏规则，王石不配称之为合格的职业经理人，更不配被称为企业家。

不过这种论断略失公允。公司控制权之争有其合理性，在英美国家，这种竞争过程演变出一个独特的控制权市场，在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之下，通过股东的“用脚投票”或者对手的敌意收购，来形成对管理层的压力，约束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风险。而反过来，管理层也会在公司章程中设置保护性条款来对抗恶意收购，这种外部压力和内部治理的相互制衡，最终是为了保证管理层的勤勉敬业，为股东创造价值。从这个角度而言，王石及其团队作为万科管理层和小股东，通过引入外部股东，对抗既有股东格局，维护对公司的控制权，并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只要这些行为过程本身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以及资本市场的规则，那么这些做法就无可厚非，王石不应为此承担额外的骂名。

从目前多个回合的博弈过程而言，虽然伴随着各种争议，但还没有证据证明王石违背公司章程、公司法或者资本市场规则，其中理由或许是参与博弈的都是背景深厚，体量庞大的玩家，谁都不能轻易得罪，而同时这次公司控制权之争被高度关注，在众目睽睽之下，要破坏规则并不容易。

另外，通过王石的公开言论以及处心积虑试图掌控万科控制权而言，王石显然有某种强烈的“创始人情节”。从人情常理而言，创始人对企业有额外的情感关联，把企业比喻为自己的子女，这些都可以理解，这种创始人情节也可以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关联，但就资本市场规则和现代公司法理而言，公司所有权属于股东，控制权是基于所有权的衍生，过于张扬“创始人情节”说明了一种不合时宜的商业文化，也反映了企业控制权市场的缺失。

在知名企业家群体中，王石这种状况绝非孤例。很多知名企业家甚至远比王石不堪，这些知名企业家表现出来的某种群体特征，其实就是一种强烈的控制欲，在企业完全可控的情况下，他们会展现出一种故意放手的高雅姿态，实际上维系着对公司的控制，但是当控制权受到挑战，他们的高雅姿态就让位于实际的利益之争，甚至会以某种非常规方式来夺取控制权。

关注最近数年商业竞争的人们，应该对很多经典公司控制权之争有记忆。

知名企业家宗庆后和达能集团因为品牌使用违规而引发双方争议，宗庆后利用主场优势和强大的政经关系，和达能对簿公堂，最终赢回了控制权，但业界对此案件的评价则几乎是一边倒的，宗庆后的行为强化了企业家不遵守契约的刻板印象。

马云和雅虎的股权纠纷则是另一个典型事件，马云公然绕过董事会，擅自转移公司战略资产，造成既成事实，逼迫雅虎和软银签订城下之盟。最后马云以所谓合伙人计划，形成了对阿里巴巴的完全控制权。在马云领导下，这些年阿里巴巴在多个领域攻城略地，快速成长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但靓丽业绩不能掩盖马云在获取阿里巴巴控制权的不光彩阴影，马云的公共形象一直面临质疑。

说到这里，或许可以提及华为，华为已经成为发端于深圳的另外一家巨无霸企业，但是华为的股权结构一直模糊不清，任正非也以某种刻意的低调强化着华为的神秘感，但华为的控制权问题和任正非的接班人等话题经常被舆论提及，很快会变成不能回避的状况。

像王石、马云这样的企业家，对公司控制权的追求，除了强烈的创始人情节和利益动机之外，或许也和社会空间的逼仄相关。在一个领域功成名就之后，很多企业家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概，但在既有权力秩序下，一个知名企业家很容易面临公共角色的天花板问题，他们往往只能获得全国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这样的荣誉，在权力构建的倒金字塔结构之下，他们要继续攀升的难度同样很大，面对权力格局，他们同样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困境使得这些精英当中的精英无法移步换景，走向马斯洛意义上的价值自我实现的成功，而强化对创始企业的控制，维系住精英地位，就可以被理解为带有某种心理补偿的意义。

这是享受聚光灯下生活的王石们必须面对的不幸，也是社会面临的共同困境。

走笔到此，想起前几天在南方某个城市的朋友家里聊天，朋友告诉我他过一阵子要去纽约看望一个朋友，那位朋友今年102岁了，还在坚持上班，那个朋友名叫戴维·洛克菲勒，是美国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的第三代传人，洛克菲勒大家族的族长。我当时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说这真是一个十分励志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戴维·洛克菲勒的故事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励志故事，背后反映的是美国经济体系下，严谨的契约精神、产权保护和法治体系、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尊崇所有权的商业文化，使得一个家族企业可以代代相传，使得一个年龄过百的老企业家依旧可以发挥领袖级的作用……这种因为制度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商业环境，对于中国企业家群体而言，恐怕会有一种深深的羡慕嫉妒恨的情绪。

▲戴维·洛克菲勒

【作者简介】

温克坚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青年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