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在联合国实习是种怎样的体验

源济

新浪图片  2016-06-13

我叫曹頔，从2015年6月开始，进入联合国展开专业实习。当时，我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学生，本可以等着学校分配实习。但我选择了自己去找，一来更符合自己的兴趣，二来更挑战，最终，我向联合国总部提交了实习申请。摄影/高健





接到面试通知时，上司在泰国出差，先对我进行了一个视频面试。初试通过后，又由另一位领导当面复试。每年，联合国总部都要招上千名实习生，按规定没有工资。录取比例也很低，一般情况下，100人中有5、6个能进入面试，再从中挑一个。实习生多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懂多国语言。





我所在的部门——可持续发展行动（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ction Campaign）是一项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起的特别倡议，旨在鼓励并帮助全世界人民采取行动支持各国政府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主要负责这17项目标在私营领域、民间组织以及青少年中的推广与合作。这17项目标中，我个人最关注的是第一个：消除贫穷。我觉得贫穷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之一。





同事们来自世界各地，像个“地球村”。像这样聚起来happy的时候很少，多数时候，我们都散落在世界各地忙工作，视频便成了最主要的交流方式，我经常深夜了还要与远在中国或伦敦的同事开会。去年联合国大会期间，我每天早七晚七周末无休，生物钟被彻底打乱，整整两周睡不着。





在联合国总部，几乎每个部门都有实习生，大家的工作都不一样。这既和部门有关，也与个人特长有关。我32岁，比大家年长一些，以前又是做新闻的，一来就被交予了一项带有调查性质的工作：收集中国脆弱人群的故事。





为此，我走访了广东几处城市，接触的采访对象包括：残障人士、低收入人群、外来务工人员等。我把他们的故事和照片整理成集，在2015年联合国大会上进行了展示。这是我当时展示的部分ppt截图。供图：曹頔





今年5月底在贵阳召开的大数据博览会，我因为毕业典礼没能参加，同事将我的作品制成海报带到现场展出交流。供图：曹頔





我的另一项工作是对部门的多个社交媒体账户进行日常更新。这个工作并不轻松，除了每天要发几十条原创推特之外，还要时刻关注相关新闻并互动。在发出每条推特前，我都要对措辞配图反复检查，出一丁点差错就有大麻烦，每条都要改个差不多四五遍。





我们部门的工作还包括构建利益攸关方及全球公民网络，利用前沿科技和大数据开展创新的沟通传播，以及收集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数据、成果和反馈。

源济

工作中，经常要用到各种科技手段，许多科技公司与我们合作。这部手机里存储着联合国与好莱坞合制的虚拟现实(VR) 影片《锡德拉的云彩》（Clouds Over Sidra）和《慈悲为怀》（Waves of Grace）。





透过佩戴式的VR眼镜，观众可置身于约旦难民营或利比里亚埃博拉病毒的幸存者之中。





2015年达沃斯论坛上，潘基文和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观看了我们的VR电影《锡德拉的云彩》。这些影片旨在将弱势人群的真实经历呈现给决策者与全球公众，从而引发人们更深切的理解。供图：曹頔





我经常参加与可持续发展计划有关的各式会议，包括联大。能见到潘基文秘书长、本届联大主席莫恩斯·吕克托夫特，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及其他联合国高官。由于经常会接触各国高官，部门之间关系又较为复杂，领导经常叮嘱年轻实习生谨言慎行。





实习时，我还是一名硕士在读生，每周除了到联合国实习三天，剩余两天还要上课。学校的教授们经常翻阅我的实习日志，并且在课堂上作为案例展开讨论，如何使社会工作者在国际政策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我同时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儿子8岁，女儿6岁。他们跟着我来到纽约上学。上司一直很体贴地尽可能不在周末给我安排工作，让我可以陪伴家人。





许多学生出于好奇进入联合国实习，或为简历增光添彩，我的初衷并非如此。过去十几年，我在新闻一线工作过，对中国社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在联合国的实习帮助我进一步了解国际公共政策层面的情况，让我看到世界的格局正在被快速重组，这为改变一些国家贫穷和不平等的现状提供了希望和机会。而通过与草根民间组织合作，我更清楚地了解当地的实际需求，从而切实有效地推动这些改变。





目前，我已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正忙着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忙完这段时间我打算回国，把这两年学到的东西用在自己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中。也许有一天，你会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处见到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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