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9日，《晨报副镌》以“又辰”的署名发表文章，集中介绍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吴虞署名吴吾的二十七首艳情诗歌《赠娇寓》，其中充斥着“碧玉回身怯抱郎，戏抛毛毽粉流光。久知性爱甜甜味，纤手亲分蜜枣尝”；“偶学文园赋美人，肌肤冰雪玉精神，乍探私处如坟起，杂事还应续秘辛”之类的色情描写。
吴虞见报后不知有诈，反而洋洋自得地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自此予赠娇玉诗，学界尽知矣，其名将益大，其客将益多，真要红矣。”
吴虞所谓的“赠娇寓”，就是赠送给他所迷恋的妓女娇玉。51岁的北大教授吴虞，一方面拒绝给自己的几个亲生女儿提供学费，一方面给远在成都的亲友曾叔异写信调查妻子常道玄有没有“出门应酬”，另一方面却热衷服用壮阳药丸嫖娼狎妓。他所写作的七言绝句的旧体艳情诗《赠娇寓》，一边印成诗单供妓院散发，一边投稿《顺天时报》、《小民声报》赚取稿费。
4月12日，《晨报副镌》编者以《浅陋的读者》为标题发表声明，说是《赠娇寓》发表之后，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谴责这种有伤风化的淫靡诗毒害大众。“吴吾赠娇玉式的淫靡古诗，本刊不以为然，放在必攻之列”；刊登这些淫靡诗的目的，“是攻击而不是提倡，是暗刺的而不是明攻的，读者们竟生误解，真是太浅陋了”。
4月23日，吴虞的北大同事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午后访不庵，和他同至公园雅，而风渐起，气候渐冷，只好早归。灯下做《杂感》一则，拟投《晨报》也。”
4月29日，《晨报副镌》以XY的署名刊登钱玄同的杂感《孔家店里的老伙计》，钱玄同在文章中并不隐讳自己全盘否定吴虞的诗文著作的直接目标，是为了与这位反孔先驱争夺所谓“打手”的名誉地位：
“那部什么《文录》中‘打孔家店’的话，汗漫支离，极无条理；若与胡适、陈独秀、吴敬恒诸人‘打孔家店’的议论相较，大有天渊之别。我有一个朋友说，‘他是用孔丘杀少正卯的手段来杀孔丘的。’我以为这是对于《文录》的一针见血的总批。孔家店真是千该打，万该打的东西；因为它是中国昏乱思想的大本营。……这一类的孔家店，近来很有几位打手来打它了，如陈独秀、易白沙、胡适、吴敬恒、鲁迅、周作人诸公之流是也。上列诸人，也都是思想很清楚的，我认他们配做打手。”
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钱玄同用戏谑笔调评论说：
“孔家店的老先生呀！我很感谢你：你不惜用苦肉计，卸下你自己的假面具，使青年们看出你的真相；他们要打孔家店时，认你作箭垛，便不至于‘无的放矢’；你也很对得起社会了。末了，我要学胡适之先生的口吻：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孔家店的老伙计’——吴吾！”
吴虞看到报纸后，在4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晨报》又有一篇由诗单而攻及《文录》与《朝华词》，语多诬诋轻薄，而实不学无术之狂吠也。因书八条复之，示周作人、马夷初、沈士远，作人、士远言可答复一次，以后即当置之不理，不然终无说清之一日，夷初则以为此等少年，可以不理。予用作人、士远之说，将八条寄孙伏园，并声明不再答复。”
5月1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得孙公送来吴虞信，真好驳极了，于是撰一‘读后感’，和他开开玩笑云。”
所谓“孙公”，就是时任《晨报副镌》版面编辑的浙江绍兴籍北大毕业生孙伏园。
5月1日下午，吴虞应谢绍敏邀请游览中央公园，在公园里见到吴君毅、白鹏飞、郁达夫等人。郁达夫告诉他，署名XY的文章出自钱玄同之手。
5月2日，《晨报副镌》以《吴虞先生的来信》为标题刊登了吴虞于4月29日投寄给孙伏园的“八条”回信，其中写道：
“我的文录，皆民国已来的笔记略加删削，不过随便发表意见，非敢言文，本一无系统之作。来京时友人为录成一册，胡适之先生为撰序介绍付印。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打孔家店者。浅陋错乱，我原不必辞。不过蔡孑民、陈独秀、胡适之、吴稚晖他们称许我皆谬矣。”
在这封书信末尾，吴虞还特别注明：“此启曾示周作人马叙伦诸先生思想清楚者。”
5月6日，《晨报副镌》刊登钱玄同以XY署名的《〈吴虞先生的来信〉的“读后感”》，以更加恶辣的话语痛斥吴虞道：
原来“人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时候，那些“年七十”与“年六十余”的“诸老先生于忧患之中”可以狎优而“藉资排谴”的。大概狎了优，“人”就“聊生”了；狎了优，“朝”就可“保夕”了！哈哈！奇乎不奇！这且不论。我要问，优伶也是“不聊生”的“人”，他“于优患之中”若要想“排谴”，可以用什么来“藉资”？……
原信云：“我非讲理学的，素无两屋肉之望”，这的确是孔家店里老伙计的口吻。孔家店里的伙计本有两种：一种是不玩相公，不逛窑子的（或者暗中玩玩逛逛也未可知）；他们非不爱玩，非不爱逛，以“有两庑肉之望”也。一种是相公也爱玩，窑子也爱逛，以“无两庑肉之望”也。故苟“无两庑肉之望”者，尽可作“绮艳之词”，尽可“寻芳”，尽可“买美人怜”。至于“芳”是什么东西，“美人”是什么东西，那些人和自己是否同是人类，是否有人权，这些问题，本非孔家店里的老伙计的脑子所有的。
关于曾经极端反对孔学礼教的吴虞所表现出的自相矛盾的“阴护礼教”，钱玄同另有分析批判：
“他们从前因为自己受父母的管束，便气得不得了，痛骂礼教之害人。现在他们看了自己生的儿女（我那文中所谓儿子，本是兼包男女而言；不过这种讲法，又必非孔家店的伙计所许可耳）不受管束，便觉得这都是中了外国的新学说的毒，同时又觉得‘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如汉宣帝所云：‘汉家自有制度’，这些‘国情’与‘制度’，实非保存不可；但自己仍不得不藉口破坏礼教以便私图，这便叫做‘阴护礼教’。”
钱玄同针对反孔先驱吴虞的道德清算虽然有理有据，《新青年》旧同人吴虞此前在非儒反孔方面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却是不应该一笔抹杀的。假如说吴虞以极端态度非儒反孔，所采用的是“用孔丘杀少正卯的手段来杀孔丘”；钱玄同以极端态度全盘否定吴虞的历史贡献，同样等同于“用孔丘杀少正卯的手段来杀孔丘”。
1924年5月28日，被吴虞公开认定为“思想清楚者”的周作人，在《晨报副镌》用“陶然”的署名发表《别名的用处》，本意是要为自己用笔名发表文章寻找理由，字里行间却离不开吴虞的《赠娇寓》：“‘吴吾’先生到底不足法，那些人言也不足畏，我们以后或者还是……用真姓名来说中国人所不很懂的笑话罢。”
由此可知，钱玄同、周作人、孙伏园等“某籍某系”的浙江籍北大国文系师生，利用《晨报副镌》的公共平台针对《新青年》旧同人吴虞的集体围剿，既有学术论争的合理成分，也有中国传统旧文人党同伐异的派系之争在里面。
▲ 吴虞
回顾历史，公开否定传统文化的某些人，首先应该站在充分世界化的文明立场上清理反思自己身上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而不应该以貌似绝对正确的“新人”姿态单边片面、党同伐异地攻击批判别人身上的旧文化、旧道德。
在当年的《新青年》同人团队当中，能够初步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胡适一个人；公开声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以及比陈独秀表现得更加极端绝对的吴虞、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人，并没有真正走出中国传统儒学“存天理，灭人欲”——或者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单边片面、党同伐异的文化怪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5-4 01:4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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