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选凝：两岸骗徒这些年

源济

贾选凝：两岸骗徒这些年 

原创 2016-04-27 贾选凝 大家

摘要ID：ipress  

虽然两岸在诸多问题上难以携手，但诈骗产业却已通力合作十余年，彼此真诚地深化了市场共享了资源，形成了坚实稳固的跨境同盟。

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受骗。有鉴于这话题最近热度太高，不如来讨论一下横行两岸的骗徒。肯尼亚和马来西亚诈骗案延烧得最为热闹的那两天，我都在同人争论，诈骗集团算不算是两岸的“公共财”？你看该符合的特征它都符合，供给层面有“非排他性”：你被骗的时候不能排除别人也在被骗；而消费层面又有“共享性”：你被骗了，你们家其他人还是有可能接着被骗。既然两岸老百姓都在“被动消费”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分什么意识形态反而有点矫情。

从肯尼亚到马来西亚到澳大利亚再到越南，接二连三披露的台湾电信诈骗案，让台媒的报道风向也慢慢移转。起初肯亚那单刚出来时，是岛内朝野同仇敌忾“自己的罪犯自己关”，既然上升到了泛政治化的“国民权益之争”，那当然一点不能含糊。结果过两天马来西亚又来一单，20个嫌犯倒是被好整以暇送回台湾，但证据不足在机场全数释放，媒体的说法这次可就没那么好听了，指诈骗猖獗各界挞伐而政府却无力制裁罪行，非常丢人。这件事当然折射出了台湾对外的无尽心酸，不过本文主要还是要谈诈骗。马来西亚案的下文是嫌犯们隔了几天又都被传唤到案，其中18个被裁定羁押禁见，另外两个不准出境。所以案还是要办、刑还是要判、罪证拿不着还得想方设法去拿，可见台湾并非骗徒的天堂。

台湾对诈骗案的争议焦点其实有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官方当然要站稳立场谈政治，但政客和一般老百姓的着眼点始终不同，实实在在被诈骗集团害到倾家荡产的苦主，首要关切就是严惩骗徒伸张正义。民间层面对诈骗的量刑一直不乏微词。自己的罪犯该自己关是没错，不过诈骗在台湾真的不是重罪，轻者处罚金了事，重也不过判五年有期，远不像大陆根据诈骗金额设定的量刑标准那么巨细：从三年以下、三到十年、十年以上乃至无期不等。即使“深绿”民众，也多少带点“恶人自有恶人磨”的心态——既然台湾对这些坏人的惩治力道不够，不如索性交给大陆去关一关。

有趣的是，虽然两岸在诸多问题上难以携手，但诈骗产业却已通力合作十余年，彼此真诚地深化了市场共享了资源，形成了坚实稳固的跨境同盟。因为连环电信诈骗案里不断爆出“台湾嫌犯”，BBC中文网最近还研究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台湾人”涉案，给出两个理由：一是台湾护照比较好用（能够便利地游走全球犯案）；二是台湾通信人才比较多，也就是说台湾在诈骗产业里掌握了“优势要素”，而大陆则相应地提供了广大市场。

▲ 台媒制作的台湾诈骗集团基地分布图

诈骗在台湾起步得早，是因为经济起步也早。我问过一些台湾朋友，居然没听说有人没接过诈骗电话/短讯（后来进化成line）。诈骗之风在台湾横行几十年，最早出现在农村，利用人的贪欲行骗，中期是利用怜悯心，后来变成利用人的畏惧心，导致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也纷纷上当——发展路线和对岸高度一致。骗徒手法日臻化境，但原理不变，人性的弱点无关蓝绿也没有国界，诈骗集团眼中的大陆，和当年台商所看到的没有两样，正是个可以深耕的大好市场。因而从2004年起，电信诈骗逐渐成为整合资源、横跨两岸的组织型犯罪。诈骗产业就像台湾其他产业一样，西进大陆，再取道东南亚乃至非洲市场，很是讽刺地又间接佐证了近年来台湾对大陆与日俱增的依赖：连电信诈骗都得背靠中国迈向世界。

不过诈骗在两岸的发展阶段和所面对的环境毕竟不同，所以仍有不同特色。媒体归纳过电信诈骗在中国的四大招数：冒充公检法人员、透过网络购物行骗、机票改签诈骗以及伪基站利用智能手机骗积分换现金。比较有趣的是冒充公检法这招，好像在两岸三地都通用，但收效却不同。调查显示，在大陆，骗子冒充政府官员行骗的成功率远高于其他手法（尤其针对年龄偏长、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受害者更有效），老百姓潜意识里对“衙门的人”始终抱有几分畏怯之心，“政府”一找上门来，民众就有点怂，就相对更容易受骗。

但台湾的状况刚好相反，政府是用来骂的。所以电信诈骗如果冒充检调系统，两岸给出的反映就会有微妙差别。台湾人对司法系统本身就充满了不信任，骗子冒充检察官打来说某某你没缴税，十个人有八个都不会上当。而在大陆如果用同样手法，叫你赶快打XX电话去解决漏税问题，就真会有不少人做贼心虚回拨给诈骗集团中了对方圈套。这当然跟政治体制有关，也体现出两岸民众对政府公权力的认知与观感之分野。尤其前些年大陆这方面的倡导较为薄弱，因而才会出现那么多冒充“公安”或“法官”得手的骗徒，据说连汤唯都被假公安的短信骗走了二十一万。

▲ 大陆警方缴获电信诈骗团伙所用电话卡

而冒充大陆的公安或官员，也是两岸三地骗术里的最大公约数。电话骗案在香港一样猖獗，骗徒在香港化身的角色下至外卖、快递，上至法院乃至中联办官员，最好笑的是连某位民建联立法委员都曾收到诈骗电话，对方自称“政协秘书长”，表示有意晋升他为政协常委，但就需要一笔费用，可见还是专门为他定制的版本。民调显示香港每两个市民，就有一个接过骗子电话。而大多数诈骗电话都从香港以外打入，中间不乏已辗转多国的虚假号码，所以同样是有组织的跨国犯案居多。

两岸诈骗特色的另个不同，体现在移动支付上。记得今年春节前后，有篇网文被广传还颇获认可，作者是一位已完全融入大陆生活圈子的台湾人，他指“从大陆回到台湾像回到原始社会”，而文中佐证“台湾原始落后”的主要理据是“网络”——网络的运用，在大陆能无缝延展进生活所有细碎环节，在台湾却不能。当时读到那篇文的我，人在北京，也从善如流感慨了一下移动支付的强大：哪怕开在旧式居民楼地下最不起眼的一家小餐馆，菜上泛着可疑油光、店面装潢停在二十年前，结账时也能唰地掏出手机来扫码支付，更不必说大爷大妈们早就学会用微信买菜了。但极度发达的移动支付环境，也让电信诈骗更为与时俱进。微信支付成为主流后，扫码、抢红包乃至公众号点赞都暗藏玄机。过度方便、过度整合的第三方支付，也让个人实名讯息、购物、银行转账环环相扣，分分钟被诈骗集团抓到可乘之机。

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的网络生活的确比较落后，也没有大陆那么精彩的移动支付，手机搞不定所有的转账，所以想汇笔钱还得老老实实去银行排队。不过，移动生活不要那么发达其实是件好事，鉴于台湾的骗徒技术优势一直领先大陆，如果再提供给他们和对岸一样便捷的硬件环境，大概只会让更多普通民众遭殃。

综上所述，骗徒如果生为台湾人，命比较好，不过为了职业考量，大概还是去对岸发展比较好。

作者：贾选凝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台大政治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