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1 | 解玺璋：白头仍写颂圣诗的马致远

源济

大家+1 | 解玺璋：白头仍写颂圣诗的马致远 

2015-01-31 解玺璋 大家

摘要ID：ipress

他大约七十岁了，居然还写了“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圣明皇帝，大元洪福与天齐”如此颂圣的词句。也许，我们只能用文人的复杂性来解释吧。

马致远：从谀颂到幽怨

by 解玺璋

马致远在元曲中的地位，犹如唐诗中的李白，宋词中的苏轼，与关汉卿、白朴、郑光祖（一说庾天锡）并称为元曲四大家。有一首《凌波仙词》单道他的好处：“万花丛中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方海内皆谈羡。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汉宫秋》，《青衫泪》，《戚夫人》，《孟浩然》，共庾、白、关老齐肩。”

相传，这首词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贾仲明。他在这首词中称马致远为“曲状元”，没想到，六百余年后竟还引出一段公案。先是谭正璧先生在《元曲六大家略传》中引华连圃《戏曲丛谈》的观点，认为马致远曾“中曲科状元”。赵景深先生不认同这个观点，作《有关马致远生平的几个问题》一文，对华连圃所引三条证据逐一作出质疑，并得出结论：元朝没有以曲考士。

自明以降，一直流传着“元人以曲取士”的说法，但多为以讹传讹，以元代文献证之，绝无此事。据《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记载，元代实行科举，可谓一波三折。元“太宗（窝阔台）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但只在九年（1237年）秋八月尝试过一次开科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此后直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十月，又有中书省臣奏称，现在的官员，来自“习儒者少”，而多数“由刀笔吏得官”，如果要改变这种现状，惟一办法只有“贡举取士”。至于“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

仁宗皇帝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乃诏告天下，定于来年（1314年）八月，恢复考试制度。其中规定：“科场，每三岁一次开试。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诸色户内推举，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保举，以礼敦遣，贡诸路府。”对于考试的程序和内容，诏书也有具体要求：“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

上述内容来自皇帝的诏书，应该是可信的。它告诉我们几件事：

第一，元代自太宗九年（1237年），至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大约有七十七年是科举考试的空白期。如果说，马致远的生卒年在1250年前后至1324年前后大致不错的话，那么很显然，他没有参加科考的机会。

第二，考试的目的是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他们对隋、唐以来科举考试“兼用诗赋”的做法是很警惕的，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士始有弃本而逐末者”，“其弊遂至文体卑弱，士习委靡”，对此，俗尚弓马的草原民族是不能认同的。既然如此，则很难想像他们会采取“以曲取士”的做法，杂剧编得好，便能做官。

第三，考试内容规定得也很清楚，都是四书经义、诏诰、章表、经史、时务之类，根本没有戏曲，自然不能说“以曲取士”。至于称他为“曲状元”，其实与科举无关，只是表明他在戏曲行里的地位罢了。

但马致远毕竟是做过官的，据钟嗣成在《录鬼簿》中的记载，他的官职为“江浙省务提举”（一说江浙行省务官）。钟嗣成是马致远的晚辈，他这样说当是有根据的。提举一职为元承宋制，是主管部门事务的职官。《元史》曾有记载：“太宗六年（1234年），设国子总教及提举官。”并于“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始命置诸路学校官”，又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在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书院内，设置学正、山长、学錄、教谕、教授等职位，而“教授之上，各省设提举二员，正提举从五品，副提举从七品，提举凡学校之事”。不过，元代提举一职涉及到很多部门，除了学校教育，还有诸如“医学提举”、“宝钞提举”、“盐课提举”等，都以提举名之。马致远是哪个部门的提举，还很难说。有人说是管理学校事务的提举，只是想当然，并无过硬的材料证明。

如果说马致远曾担任过“江浙省务提举”一职，负责管理学校事务（相当于今日的省教委主任吧）的话，那么，在1291年这个时间点上，他大约已经四十岁了。即便他在此时得到了这个职位，然而，他通过什么途径得到这个职务，以及他的整个身世，仍然是个谜。

孙楷第先生曾提到一位“广平马致远”，广平在今河北省永年县境内，此人也有在江浙行省做官的经历，生卒年亦相近，但他是个循吏，结合马致远的散曲和杂剧，则很难在二人身上找到相似之处。马致远写过一组散曲《（双调）拨不断》，当是他隐居西山时的怀旧之作，其中提到了“九重天，二十年，龙楼凤阁都曾见”；另一首《（中吕）喜春来》，还曾写下这样的句子：“昔驰铁骑经燕赵，往复奔腾稳似船，今朝两鬓已成斑。”有人因此推断马致远曾经有过二十年出入宫禁的生活，甚至很有可能是随驾征战的怯薛儿郎中的一员。怯薛，乃蒙语皇家禁卫军的音译，是皇帝身边的人，按律须由“蒙古、色目之有阀阅者”充任。而怯薛亦有分工，前一曲中“蛮书写毕动君颜”之句，或许恰好透露了他在怯薛中的职守，是为皇帝书写圣旨的“扎里赤”吧。

文学史家刘大杰认为，马致远“有富豪公子的身世”。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马致远恐怕就不是汉人，而是回回或女真人。即使他不曾由金入元，他的家族也应该是由金入元的。事实上，直到晚年他对这段经历仍然念念不忘，特别是在感叹自己的遭际时，常常就会想起当年的情景。譬如散套《（黄钟）女冠子》，就曾感叹：“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但他很快便意识到，这一切早已成为过去，因为，“都不迭半纸来大功名一旦休”，再没有那种机会了，“便似陆贾随何，且须缄口”。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究竟因何让他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在这里，并没有史料可以帮助我们解惑，唯一的线索仍出自他的作品。黄克先生通过解读他的《（大石调）青杏子》，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好在这篇散套并不长，我将其全文抄在这里：

世事饱谙多，二十年漂泊生涯。天公放我平生假，剪裁冰雪，追陪风月，管领莺花。

（归塞北）当日事，到此岂堪夸，气概来自诗酒客，风流平昔富豪家，两鬓与生华。

（初问口）云雨行为，雷霆声价，怪名儿到处里喧驰的大。没期程，无时霎，不如一笔都勾罢。

（怨别离）再不教魂梦反巫峡，莫燃香休剪发，柳户花门从（纵）潇洒，不再蹅，一任教人道情分寡。

（擂鼓体）也不怕薄母放讶掐，谙知得性格儿从来织下，颠不剌的相知不绻他，被莽壮儿的哥哥截替了咱。

（赚煞）休更道咱身边没挦剥，便有后半毛也不拔，活缋儿从（纵）他套共榻，沾泥絮怕甚狂风刮。唱道尘虑俱绝，兴来诗，吟罢酒，醒时茶。兀的不快活煞，乔公事心头再不罣。

黄克将其称作“章台子弟的忏悔书”怕是有道理的，作者自题为《悟迷》已有这样的意思。在古代，章台是妓院的代称，章台弟子就是常到妓院寻欢作乐的人。马致远年轻时不仅是这里的常客，而且，“云雨行为，雷霆声价”，是很风光的。但是，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在人生的巅峰时刻，一下子跌入了深渊。他的风流韵事到处传播，“八卦”消息满天飞，“没期程，无时霎”，闹得官府很没面子，甚至皇帝都可能发了脾气。

元代官妓实行统一注籍，分级管理，所有乐户都要报教坊司备案。京师官妓直接隶属教坊司管辖，地方官妓则由各级地方政府管理。就经营方式而言，元代官妓采用双轨制，既可以买卖，又必须无条件地应召到官府“当番承应”。京师官妓的“当番承应”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是进宫参加各种庆典活动，表演歌舞和杂剧，即所谓“教坊承应”；二是接待外国使臣。如果马致远曾在皇帝身边任职不错的话，那么，他和这些色艺双绝的高级妓女就有很多接触的机会，而且，马致远的作品说不定还会由她们演唱呢。以他的才华和名气，“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要赢得妓女的芳心，自是很容易的事。事实上，妓女与才子的关系历来如此，妓女爱才，才子好色，“小红低唱我吹箫”，便是才子与名妓结缘的绮丽景象。

马致远是个文人才子，他与妓女搞出点风流韵事本不稀奇，但他还在宫廷里占据一个显要的位置，如果他待人接物能够低调一点，或许也能相安无事，偏偏他又“怪名儿到处里喧驰的大”，恃才傲物，睥睨他人，不可一世。这就很容易招来一些人的妒嫉和怨恨。一旦他的行为有失检点，被别人抓住把柄，就会借舆论掀起轩然大波，变成一个为世人瞩目的事件。

元代律有明文，是禁止妓女向在职官吏卖身的，同时，也禁止职官召妓嫖娼。《元史》中具体记载了犯规之后的处罚办法，卷一百二“刑法一”规定：“诸职官频入茶酒市肆及倡优之家者，断罪罢职。”卷一百三“刑法二”规定：“诸职官娶娼为妻者，笞五十七，解职，离之。”卷一百四“刑法三”则规定：“诸职官与倡优之妻奸，因娶为妾者，杖七十七，罢职不叙。”尽管有这样严苛的规定，放在平时，皇帝也许会法外开恩，放他一马，但在舆论汹汹之时，皇帝却不得不拿法律说事，以平息舆论。

至此，马致远不仅失去了显赫的、令人羡慕的地位，而且成了世人嘲笑的对象。元代后期散曲大家张可久字小山的，写过一首《双调Ÿ庆东原》的组曲，《次马致远先辈韵九篇》，在每支曲子的结尾处都反复吟唱这样一句曲家称之为“务头”的警句：“他得志笑闲人，他失脚闲人笑。”黄克先生说：“倘若‘失脚’不是事实，在与‘先辈’步韵唱和中竟然如此实指，岂非大不敬吗？”此后，“二十年漂泊生涯”，让他对世态炎凉，人间冷暖，有了更真切的体会，于是，他索性放下身段，不再考虑功名仕进，而宁愿去嘲风弄月，留连光景，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剪裁冰雪，追陪风月，管领莺花”。

很显然，他的放达，甚至放纵，是有一点无奈在其中的。他一刀斩断了与过去的联系，“再不教魂梦反巫峡，莫燃香休剪发，柳户花门从（纵）潇洒，不再蹅，一任教人道情分寡”。既然是“一笔都勾罢”，他也就“不怕薄母放讶掐，谙知得性格儿从来织下，颠不剌的相知不绻他，被莽壮儿的哥哥截替了咱”。这时的他，“休更道咱身边没挦剥，便有后半毛也不拔，活缋儿从（纵）他套共榻，沾泥絮怕甚狂风刮。唱道尘虑俱绝，兴来诗，吟罢酒，醒时茶。兀的不快活煞，乔公事心头再不罣”。

我们不知道他是何时隐居到北京西山的（今北京门头沟区王平镇韭园西落坡村有马致远故居），但有记载，元贞中，他与李时中等人组织了书会，这是一个职业的卖艺说书者的团体，主要成员有：文士王伯成、李时中，艺人花季郎、红字李二。他们曾共同创作了杂剧《黄粮梦》（注：《黄粮梦》即是《宝文堂书目》中的《黄梁梦》），一折马致远，一折红字李二，一折花李郎，一折李时中。元钟嗣成《录鬼簿》载：“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四高贤合捻《黄粮梦》。东篱翁，头折冤。第二折，商调相从。第三折，大石调。第四折，是正宫。都一般愁雾悲风。”

元贞是元成宗铁穆耳的年号（1295年－1297年），这时的马致远应当在五十岁左右，人到中年，流寓民间，过着“酒中仙，尘外客，林间友”的生活。他自认“书会才人”，以写作杂剧为业，据说著有杂剧十五种，今存《汉宫秋》、《荐福碑》、《岳阳楼》、《青衫泪》、《任风子》、《陈抟高卧》与《黄粮梦》七种。闲来也作散曲，现存小令一百一十五首，套曲十八套，残套五套，是元代散曲作家中作品题材最丰富的，其中颇多怀才不遇的感慨和隐居闲适的心境，以及对功名利禄、世俗红尘的讥讽鄙弃之词。他固然有冷漠于世事纷争，希望着“西村最好幽栖”的一面，他自号“东篱”，散曲集亦名为《东篱乐府》，显然是在追念那位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

不过，和陶渊明相比，归隐后的陶渊明“觉今是而昨非”，他却仍有“老了栋梁材”，“恨无上天梯”的抱怨。年轻的时候，他在皇帝身边，是写过“祝吾皇万万年，镇家邦万万里。八方齐贺当今帝，稳坐盘龙亢金椅”这类歌功颂德的谀辞的；而到了晚年，元英宗至治（1321年－1323年）时，他大约已经七十岁了，居然还写了“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圣明皇帝，大元洪福与天齐”如此颂圣的词句。也许，我们只能用文人的复杂性来解释这种难以理解的现象吧。

（本文原标题为《马致远，从谀颂到幽怨》）

作者：解玺璋

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