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传媒就“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一事要对我作访谈，我说，不是搞这一行的，怎么能乱说？不过几天后，我看网上关于此事的争论也多是外行话，其中却涉及了许多远非技术问题的“公共话语”。有的且事关重大。
屠呦呦教授如今早已退休多年，她的研究是几十年前的文革时代开始的。但是网上的讨论者大概以年轻人为主，很多人对那个被刻意淡化的时代并不了解。我毕竟是过来人，而且还有一些独特的经历，于是就写了一篇对四十多年前的回忆《疟疾、青蒿与中医》[秦晖：《疟疾、青蒿与中医——从屠呦呦获奖引发的争论想到的》，《经济观察报》2015年10月19日]与大家分享。
结果不少朋友还真引发了兴趣，尤其是其中一些与传统说法不同的内容，有些朋友还提出了疑问。为此我觉得还有必要谈谈，当然，这次谈的与疟疾和青蒿就没有多大关系了。
▍ “政治任务”就能导致“真实性”？
前文中我曾提到当年下乡时看过不少中草药书。交稿后上网一搜，发现当年出现的这些中草药书还真成了学者研究的对象。如档次很高的《中国中药杂志》前些年刊登过一篇论文，就把文革期间1080种“中草药著作”作了一个系统而详实的介绍，并对当时的“中草药运动”进行了独到的评论[胡晓峰：《文革时期中草药著作概述》，《中国中药杂志》第33卷24期（2008年12月），2988-2991页]，使我大开眼界。作者注意到在那13年（1966-1978，该文把“文革时期”延长到1978年，是因为文革中编写的书有的到这时才出版）中问世的这类书籍中，有将近半数集中出现于1970—1972年间，并认为这三年成书数量剧增与1970年各省市举办中草药展览、1971年举办“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有关，从而构成了“中草药运动”的最高潮。我当年僻居深山竟不知道有这些展览，不过读过后心里也踏实了许多。因为我下乡九年间当卫生员的只有前三年，不敢说对全过程有深入了解，但从该文知道这三年也恰恰是“中草药运动”的最高潮了
该文对这一时期的“中草药运动”总的来说评价很高，用了“真实可靠、验便廉易、重视战备、勇于创新”，其“巨大作用”和“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等美誉。这些说法并非全无根据。从1980年代改革以来，我国一方面上下各阶层对当时好不容易才摆脱的文革状态深恶痛绝，“彻底否定”和“十年浩劫”成为形容那个时代最标准的两个词语，另一方面对文革的教训并未进行真正深刻的反思，对那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实况也没有深究。在“不争论”、“宜粗不宜细”等说法下，文革研究在大陆几十年来基本属于禁区，深度的分析无法开展。近半个世纪过后，当年真相已经模糊，而几十年中国特色改革与巨大成就伴生而累积的大量时弊却近在眼前，于是当年简单武断的官式“否定”越来越不能服人，当年文字与数字上的种种“辉煌”又被人翻了出来。
这些文字与数字不尽是海市蜃楼。当年那个高强度动员体制不是吃素的，正如在国家投资阙如的情况下以“运动”方式搞经济一样，在国家福利阙如的情况下以“运动”方式搞医疗，有不得已的成分，也还是能做不少事的。
这些资料并非绝无可取，披沙沥金应能有所收获。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屠呦呦教授获得诺奖的青蒿素研究，有人推测说，关于她受葛洪《肘后备急方》启发之说是出于如今提倡“国学”但又回避文革的考虑。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因为我自己就从当时那些中草药书中得到青蒿治疟的信息，专家学者尤其是屠教授这样的尖子不大可能没看过。
不过从整体上说，除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古训外，由于这类读物的高度“政治性”导致的严重局限更是绝不能忽视的。但时过境迁后，现在有些人已经忘了这点，甚至还反过来用“政治性”来证明这类读物特别可信。上述文章就把“真实性”当做这些草药书的一大特点，而“真实性”居然来源于“政治性”：“文革时期的政治形势要求人们认真对待每一项政治任务，不认真或造假均属于政治问题，因此中草药著作普遍具有真实性。” 这样的论断真使我这个过来人大吃一惊：“政治任务”就能带来“真实性”？而且还“普遍”？“文革时期的政治形势”使人不可能“造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是什么时代的名言？文革中斗争“走资派”、“抓牛鬼蛇神”、“一打三反”不是天字第一号“政治任务”吗？为此整的那些“黑材料”因此就有了“真实性”？大跃进放“高产卫星”不是“政治任务”吗？那些“高产技术”及其“亩产XX万斤”的成果因此也有了“真实性”？就说医学、尤其是中医领域吧，文革前夕北朝鲜金凤汉发现“经络的物质性存在”不是“政治任务”吗？《人民日报》曾空前绝后地用两个半整版的篇幅刊登金凤汉的长篇“学术论文”并发表社论高调欢呼，不是基于“政治形势”吗？那些“凤汉管”、“凤汉液”和“凤汉小体”等惊人发现也因此有了“真实性”？
金凤汉骗局发生在文革前，我国也只是鼓吹，“原创”是朝鲜的事，但“文革时期的政治形势”下医疗运动中的造假也绝非罕见。我曾提到文革时期各种新医疗法“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创造了许多“奇迹”。文革终结后，这些“奇迹”多被正规医疗机构和专家彻底否定为“伪科学、大骗局”。[邓元诚：《我国聋人（聋儿）听力康复事业的回顾》，中国聋儿康复网站（www.chinadeaf.com )]这也印证了我的一个看法：市场中为赚钱有假冒伪劣，但官场上为“政治任务”之需搞的假冒伪劣难道更少？不过，市场只要不是太畸形，毕竟还是真货多。官场自然也不会都是假货。当时的虚夸冒吹固然盛行，那些“新医”的创造是否也还有确实可用成分？今天没有研究的我无法判断，想来应该是有的。只是“普遍具有真实性”的断言就太过了。
中药杂志那篇文章就提到，1970年前后中草药书的编发高峰是围绕地方与中央各级层层举办“中草药展览会”形成的。其实当时的层层“展览”、“汇报”、“调演”的确是一个常用的动员模式。我下乡后期没有再当卫生员，但参与了当时“群众性文艺活动”中的民间民族文艺创作，曾几度被借调到县文化局。当时的文艺运动号称用革命思想“占领上层建筑”，同样具有“政治任务”性质，而在操作上也以层层“调演”为“中心工作”（当时一个常用词）。地区一旦要搞调演，县里就集中创作班子，包括从基层“借调”我们这些人忙上两三个月，为县文艺队准备一台调演节目。如果什么节目在地区调演中被看中，还会集中到地区去为参加自治区调演的地区代表队准备节目。这些逐级调演都是给“上边”看，以获得上边褒奖和中选为目的的。尽管它对推动民间文艺也不无作用，但说实话，那些中选节目真正在乡间演出的机会很少。
围绕逐级“展览”而组织编写的那些中草药书也是如此。正如该文显示的，1972年后不再有这种逐级举办的中草药展览，编印中草药书的势头就一下子降了一多半。所以，完全从那时的“政治性”文字去理解中草药运动的“巨大作用”，相信其“真实可靠、验便廉易”，恐怕不靠谱
▍“新医疗法”与传统中医：从“一根针”谈起
平心而论，这些中草药书本身很多都编得不错。例如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到，《本草纲目》引述葛洪青蒿治疟说时又用郭璞、陶弘景之言，把青蒿描述成那种可以做菜但不含青蒿素的“香蒿”了。但我看到的文革草药书上青蒿条目的图录和植物形态介绍，指的显然是那种不能吃、但能治疟的“臭蒿”，这些混乱年代过眼烟云般的草药书，在这里倒是比李时珍的传世经典更准确。当然这些书良莠不齐，编得差的也有，但是它们的“真实性”应该存疑的主要还是就其“巨大作用”而言。
这里应该指出，很多人把那时的“新医疗法”和中医看成一回事，把“中草药运动”中的草药和经典中药看成一回事，这是有问题的。我曾提到：当时宣传这种医疗运动以“一根针、一把草”，神奇地解决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无能为力的大问题。这里所谓“一根针一把草”的群众运动，主要是与“反动学术权威”相对，而不是与西医西药相对；强调的是“群众”比专家高明，而不是中医比西医高明。而那时中医专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概率，肯定比“西医”专家更高。
就“一根针”而言，那时的“新针疗法”明星经常抨击“旧针灸书”和旧针灸的“专家权威”，文革前的针灸名医，没听说有在“新针疗法”中出头露面的。当时有书还总结了“新针疗法”的几大特点：“1．取穴少；2．透穴多；3．进针深；4．刺激量大” 云云。[广州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181医院编：《新针疗法手册》，1970年自印本]从传统针灸的角度看这些疗法是非常异端的。当然，异端有可能就是创新发展的代名词。问题在于当时所说的创新思路，今天听起来往往匪夷所思，颇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风。
例如最有名的那个“靠毛泽东思想打开聋哑禁区”的故事：“旧针灸书上”说哑门穴是禁区，但“我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心，拿着闪闪发光的银针，在自己哑门穴上扎进了深刺的第一针。扎到一寸五分深时，神经有了较强的感觉，臂上和手上都感到强烈的酸麻，全身象过电一样。这时，毛主席的伟大声音响在耳边：‘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心中有个红太阳，前进路上无阻挡。我终于在自己哑门穴上扎进了两寸多深。我高兴极了，靠毛泽东思想打开了哑门这个‘禁区’，给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以有力的打击。” [《靠毛泽东思想打开聋哑“禁区”》，《人民日报》1969年10月24日]
这里满篇政治话语是那时的特色，不必多说，问题在于从实验角度讲，此人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冒死”深扎获得的“酸麻过电感”其实就是传统针灸所谓的“得气”。但无论什么穴位，照中医的说法扎针后都应该会“得气”，该作者不过是“强刺激”下针感更明显。然而，这种强烈针感和治疗聋哑有何关系？他自己并非聋哑病人，针感也并非发生在通常聋哑症的病变部位乃至中医所说与耳喉有经络“内应”关系的脏器（肾、脾）部位，就按他的叙述，这种实验也不过证明如此扎针不会死人，与治聋哑何关？原来，事先他仅凭“哑门”穴名就断定此穴可治聋哑，而之所以通常不见疗效，他认为也只是因为扎得不够深。只要证明深扎不会出事，就得到了治聋哑的奇技。
但这其实却是望文生义，因为此穴名虽有“哑”字，此前传统中医书籍却从未有它可治聋哑的记载。哑门穴又名舌厌、舌横、喑门，位于头颈部接近延脑和脊柱神经的敏感区，传统针灸书认为针刺它可治一些脑症和神经症如中风、惊厥、癔症、癫痫等，尤其是这些病发作时的语言障碍，即所谓“舌急不语，重舌，诸阳热气盛，衄血不止，寒热风哑，脊强反折，瘛瘲癫疾，头重风汗不出。” [（明）杨继洲：《针灸大成》卷七，上海天宝书局1925年]这里的“舌急不语”、“寒热风哑”都是指中风等症急性发作时的失语，与一般所说的聋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犹如中风导致行动障碍与肢体残疾不能行走是两码事一样。当然无论张冠李戴，能治失语也不错。但众所周知，中风失语主要是中老年病，那时大力宣传的却是使聋哑儿童喊“毛主席万岁”，还特别鼓吹能治小儿先天性聋哑。
其实，针刺治聋哑的“山寨医术”也不是文革才有，1950年代初它就在东北引起过一阵轰动，文革中的那个“奇迹”也发生在同一地区，应该是受其影响[邓元诚：《揭穿耳聋治疗中的伪科学和骗钱术》，《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总第5期（2004），7-11页。]。以后的耳科学和听力学验证大都认为这种办法基本是无效的。[周庆辉，曾兆麟，李鼎：《针灸治疗耳聋的现代研究概况》，《中国针灸》1999年第3期，185-188页。]而深扎哑门穴的危险性却是确实的，后来曾多次发生严重乃至致命事故，今天严格的解剖学研究大都认为此穴进针应以1寸余为限，[吕莹莹：《哑门穴的针刺安全性研究》，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那位文革典型鼓吹的2.5寸深扎确实是有点玩命。
然而，就是因为“文革时期的政治形势要求人们认真对待每一项政治任务”，典型不仅不容怀疑，甚至连强调谨慎都往往不被允许。记得我当卫生员期间，就看到过《广西日报》上广西医学院某工农兵学员的一篇奇文，大骂他的老师在课堂上讲哑门穴的风险。当时就觉得此文有点过分，受典型影响也喜欢在自己身上扎针的我，因此就不敢在脊柱附近冒险。最近我又查到了这篇以《要抓讲台上和课堂上的阶级斗争》为题的文章，[见《广西日报》1971年1月30日。]当时人体解剖学教师讲课中说到“针刺哑门穴位时，要注意延脑的关系，若针刺不当，刺到正脑就有生命危险”，作者居然就此发难，以对敌斗争的口吻指责教师散布“活命哲学”。[文革中曾把刘少奇当年要求中共白区地下党保存实力诋为“活命哲学”，大加批判。]广西医学院随即组织了对该教师的无理批判。呜呼，“新医疗法”竟然要批判“活命哲学”？难道治病不是救人活命，而是要把人弄死吗？
“新医疗法”下的二百五行为显然不只这些。我自己受这风气影响，那时也着迷于此道。由于时常弄针还出了个故事：1970年春节我们的茅屋失火，屋里被烧的粮食和杂物混在一起，荒腹难填的我们从废墟中弄出部分未烧焦的半糊口粮，舍不得扔，留下继续食用，结果几次从饭中吃出针灸针来。当时我在自己身上试针也是傻大胆，但给别人扎针还是胆小得多。而别人对我未必胆小，我却对“新生事物”乐于尝试。我素有眼疾，而那时宣传针刺眼眶周围某些穴位也有神效。1973年我去上海治“飞蚊症”，见到有个上海“卫生系统新医疗法医院”在宣传这一招，便去一试。结果第一针就扎破了眼眶部的毛细血管，整个眼眶皮下淤血乌青了一个多月，把上海的亲戚吓坏了，说你在自己胳膊腿上做试验也就罢了，怎么敢拿自己仅有的那么点视力给人家做试验？
这样的“新针疗法”显然并非正统的针灸。例如那个哑门穴，按传统说法谨慎进针作为中风癫痫等脑症的辅助性治疗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文革时期冒险深扎哑门让聋哑孩子说话的“奇迹”可谓家喻户晓，这个穴位的正常对症却被人遗忘，改革时期才又被使用。
当然，“新旧”之间并没有严格界限，包括我在内，当时的卫生员们还是遵循“活命哲学”来行医的，循规蹈矩地使用“一根针”也还是有效果的。奇怪的是，我自己自疗和别人给我扎针却都没什么作用，就是透针那样的“强刺激”，我也很少“得气”。县医院一位大夫说我属于“经络不敏感”人群。我当时觉得是不幸的少数，因为我用针灸给老乡们治个腰腿疼什么的，自觉还是管用的。最近看到一个调查，说是“经络不敏感”人群是绝大多数。如果是这样，针灸的适用范围就不大了。
总之，“一根针”并没有当时宣传的那么神
▍ 传统中药和“草药”：再谈文革中的“一把草”
与当时宣传“新针疗法”往往要批判“旧针灸书”和“专家权威”相比，那时的“中草药运动”不那么“革命”。传统中药除了批“洋名古”批掉了一大批老字号招牌（如“季德胜蛇药片”改成“南通蛇药片”，同仁堂、何济公等中药名牌也被改掉）外，对中药本身并没有什么批判。所以“一把草”与传统中药的历史继承关系要比“一根针”与传统针灸的关系更明显。
当时的“一把草”与传统中药（中成药及商业性药房的配方药材）之别，主要就是前者以单方为主，后者多为复方乃至高度复杂的配方；前者炮制简单、不炮制或者干脆鲜用，而后者的炮制往往很复杂；前者随地取材，更依赖“地方性知识”，后者依托商业流传，更为通用化与标准化。但这几种区别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更像是“复古”。
从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起，久远的古朴时代，传统用药就是以单方、未炮制、随地取材为特征的。不仅中医如此，世界各地除巫术外的传统医术恐怕没有例外，都是由简入繁、由粗而细、由天生而加工的。就是经典中医书中所载，也是上古多简方，近古、近代则以复杂的组方相尚。这个趋势比较一下葛洪和叶天士的书就很清楚。当然，当代的“复古”也有它的道理，除了简便易为、适合农村的条件外，在中医缺乏“科学化”分析验证手段的情况下一味追求组方复杂，的确有故弄玄虚、走火入魔之弊，鲁迅曾用“原配的蟋蟀一对”为药引的故事对中药大加挖苦，固然有五四时代的成见，但此弊确实存在。其次，单方如果确有疗效，现代科技提取其有效成分相对容易，复杂配方则更难分析出有效成分，不易与现代科技结合。例如从单用的青蒿中可以成功提取青蒿素，过去从单用的金鸡纳树皮也成功提取了奎宁，但通常用在复杂组方中的柴胡常山之类，至今也不能确证是否有什么抗疟成分，更无从提取了。而就个案而言，简制单方草药也确实可能有殊效。
不过总体而言，中药治疗的精细、复杂化还应该说是两千年来中医发展的大趋势。如今久经考验享有盛名的经典中成药几乎都是配方复杂的。如果“一把草”的功效总体上能够高于复杂的经典中药，那中药两千年来的发展究竟有多大价值，就太可疑了。所以，文革时广为宣传的“一把草”治病，总体上其实是一种中医的古朴化、粗放化，
▍低药价在当时比合作医疗作用更大
当时传统中药的困境首先在于其价格太高。而这又涉及一些更广泛的背景。
流行的误解认为，改革前支撑我国乡村医疗的最重要因素是“合作医疗”制度，而这个制度下的“赤脚医生”偏向于用中草药治病。其实这两个说法都是很不确切的。
很多人往往认为中医药的成本比西医药低，因而更适应贫困的农村。这实在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误解。我曾在其他场合谈到大跃进时期宣传的“土农药”的使用成本远高于洋农药，从效费比的角度就更高。中草药其实也有同样的情况。改革前，我国常用药品一直实行国家控制的计划价和药品使用的等级制。那时贵重药品尤其是进口药品只对干部医院、尤其是高干医院特供，与平民尤其是农民完全无缘。但平民使用的常用药价格也确实低廉，而且基本没有进口的。平心而论，正是这种廉价常用药体制对当时的底层社会起了最重要的健康维持作用
如今有些人一批评“市场化改革”，就说过去的“合作医疗”如何好。作为亲历和参与者，我当然也肯定当时条件下这个制度确实有效。但过分夸大的神话也必须“祛魅”。当时的合作医疗根本不同于今天的“新农合”，它本身不含国家福利成分而属于民间互助性质。而民间医疗互助并不是文革时期才有，传统农村以家族、村社、寺庙、教会等民间组织资源为依托的医疗互助、医疗慈善和医疗救济虽非普及，但也相当广泛而且源远流长。
只是革命后以“阶级斗争”铲除传统民间组织资源后，官方组织如果又不搞医疗服务，那就很糟糕了。1970年代以前的农村就是这样，毛泽东批评的“城市老爷卫生部”和农村“缺医少药”就是这种情况。文革初期的“天下大乱”更使得这种情况雪上加霜，连“老爷卫生部”的工作也出现混乱。我们田林县1969年起出现连续数年的疟疾疫情大暴发，严重程度为1949年以来迄今的当代史上所仅见，就是这种状况的一个缩影。
在改革前的30年（1949-1978）中，这个“合作医疗以前的时代”要占到20年以上，所以一讲改革前就是合作医疗其实是不对的。而1970年后，合作医疗体系也是逐渐发展成熟的。我1969年下乡不久就成了“山寨医生”。当时尽管已经有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的说法，但我们那里真正有工分补贴、有标配药箱、有受公社卫生所培训机会的卫生员直到1972年才设立，那时这个“美差”就有人要干了。而在此之前这些都没有，我和一些后来以医成名的知青（惭愧的是他们持之以恒，我后来就没有再干）一样，开始都是用自备的和城里家庭帮助的药品器械自己义务干的，说好了是“无私奉献”，说坏了是“无证行医”。青年人的理想主义、强烈的求知欲、当然也有希望“积极表现争取进步”以求改善处境的世俗心，就是我们做这些事的动力。
当时刚刚萌芽、后来逐渐成熟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对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确实是有作用的。但是，国家当时对合作医疗本身并不投入资金，只是要求农民投入，而农民包括当时的“集体”其实也很穷，投入能力很小。记得1970年代初我们那里的投入就是每人交一块钱药费（集体年终分配时扣除），赤脚医生看病和参加培训有工分补贴，如此而已。如果没有廉价药费这个因素，那点投入是不管用的。而在实行农民交费和工分补贴以前，像我那样全靠自己在家庭帮助下给农民义务看病，更是有赖于廉价药费。
这也就可以理解几个现象：第一，为何在没有合作医疗的1950-1970年代初“城市老爷卫生部”时代农村医疗条件虽然更差，但在低廉药价下并没有差到灾难性地步，而田林县正是在文革前17年实现了“从超高疟区变为中低疟区”的进步。第二，1970年代末农村改革大潮中恢复家庭经济后，旧式合作医疗与人民公社同步消失，田林全县146个农村大队，在1981年后只有一个还保持着合作医疗。但是，那时医疗价格还不高，而改革后农民收入比人民公社时代高多了，所以合作医疗的消失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反映在灭疟上，就是疟疾疫情不仅没有回潮，反而继续降低，以至在1980年代末基本消失。
到了1990年代中期，新的农村医疗危机开始出现，19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变得非常严重，农民看不起病，用不起药，住不了院，“因病返贫”、“死在家里而不是死在医院”成为普遍现象。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合作医疗瓦解当然是之一，但绝非主要。“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下药费与其他医疗费用的急剧上涨而国家又不承担保障责任，才是主要的原因。
当时也有人建议恢复旧式合作医疗，但并无成效。有人说只有恢复人民公社才能重建那样的合作医疗体制，其实也不对。关键还是没有低廉药价的支持，那样的合作医疗即便恢复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后来真正有效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其实走的还是西方国家福利的路子，主要是国家出资，承担保障责任，与原来那种“旧农合”是完全不同的。而它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不分城乡的国民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医疗保障均等化，那就更是西方福利国家的路子了。
▍ 从技术角度讲，农村合作医疗其实是低水平低成本的现代医疗普及
总之，旧体制下维持低水平农村医疗的最重要基础就是低药价，
而所谓低药价，主要是就西药而言。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改革前中成药和中药材的价格虽然也比现在低，但是中西药价之比却比现在高得多。当时中国的“平民医疗”基本没有高价进口药和外资药，国产常用西药价格控制很严。而中成药在改革前后基本都是国产，没有改革后因进口、外资比重提高而涨价的因素，改革前也就显得不那么便宜。加之中药材由于种类太多，改革前少数重要药材属于国家三、四类统购，虽有管制，但远不像一二类统购物资那么严，而一般药材就是市场价。因此，改革前中国人使用中成药的相对成本（与使用西药相比）要高于现在，而到药房抓药自配汤剂那就更奢侈了。
文革十年间这一点更为突出，文革中国家曾降低常用西药价格，而中药，尤其是绝大多数中药材一直以随行就市为主，实际上是在涨价的。如我们的小药箱有治胃痛的西药胃舒平，同样治胃痛的中药香砂养胃丸（小药箱没有）当时与它的药价比（按日服量计）高达8:1，而今年（2015）这个比值只有2.5:1。[据清华校医院价格表，胃舒平120片装，价6元，日服9片；香砂养胃丸200粒装，价9.50元，日服24粒。]非常用药则更甚，如我因患视神经萎缩，下乡期间曾按医生建议用过中药明目地黄丸和西药肌苷。这两种药合作医疗不可能提供，都是自购的，按我1974年记事本，当时两者每日花费之比为14:1，而今年同样两种药的费用比仅8:1。[肌苷100片装，价7元，日服6片；明目地黄丸10丸装，价17.1元，日服2丸。]显然，在这样的药价比之下，当时贫困的农民使用中成药的能力是远远低于现在的，而合作医疗用药也比今天更依赖廉价西药
中成药是如此，自抓药方就更难了，当时由于农民根本没有那种购买力，连田林县城都没有可以按方抓药的中药房，村医怎么可能有？
至于自采草药，用“一把草”治病，那是当时大力宣传的。一首歌颂“赤脚医生”的歌中唱道：“我们是公社的红色卫生员，毛主席的教导记在心间，踏遍青山尝百草，白族姑娘采药上苍山” 。那歌听起来很浪漫，与比西药更昂贵的中成药和商品中药材相比，自采草药也确实是当时农村利用“传统医学”的唯一可行方式。
但是那“一把草”虽不用花钱，却很费工。在我们那里，合作医疗制度只是在发展到顶点的文革后期几年，在大队一级合作医疗站设有半脱产的赤脚医生。但至少在我们那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大队驻地也有30里之遥，我是从来没有在那里看过病，稍大的病要去公社，一般的病就在生产队里解决。而生产队的卫生员在整个合作医疗制度存在期间都是不脱产的。旧时乡村医生如果以医为生，可以有时间采集草药。就是业余无偿行医，愿意花时间上山采药，个体农业自行安排劳动也无需请假。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虽然没有工厂中那么严格的劳动纪律，不上工也是要请假的，旷工会有政治压力。而那点可怜的工分补贴主要用于出诊和上边安排的培训，根本不可能让他们“踏遍青山尝百草”。这就是我上篇文章所言：我们虽然从那时流传的中草药书知道青蒿可以治疟，但实际上主要只用氯喹而几乎从不用青蒿的原因。
其实，费工有时比费钱更突出，在我们那里不少传统商业性药材山里其实也到处都是、无需购买，如我提到的首乌、黄精、百部等，问题是传统中药的炮制往往比采集还要费事得多，并非专职的农民医生谁花得起功夫搞什么“九蒸十晒”？
就是有些草药可以省去炮制，甚至鲜用，但除采集费工外还有储存的难题。传统中药一方所用药材有许多种，草药虽常有单方，但所需的储存空间也非西药可比。应付同样范围的多种病，西药可以靠一个小药箱，中药就需要一个药房
那时倒是城里的大医院更有可能赶“一把草”的时髦，因为他们专门配备有采药制药的人力。同时他们服务人口多，也需要且有条件可以置备较为齐全的草药房。实际上，那时农村“赤脚医生”如果说也使用过一些中草药，多数也是城里大医院生产的中草成药——当时在新医疗法运动氛围下很多大医院都自产自销这类成药，价格一般比经典中成药低，有的农村还用得起。那时没有严格的药品管理、许可证和国家目录制度，也使这种非正规药品的产销成为可能。但是也因为这样，这些药良莠不齐，疗效不确定，经得起淘汰的很少，在那时的乡村医疗中起的作用也不大。
所以我说：“而对村医来说，‘一根针’放在小药箱中随时取用还可以，‘一把草’则通常不过说说而已” 。[秦晖：《疟疾、青蒿与中医——从屠呦呦获奖引发的争论想到的》，《经济观察报》2015年10月19日]纸上的宣传与生活中的现实是不同的。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从技术角度讲其实是低水平低成本的现代医疗（所谓的“西医”）普及工作，说它是“一根针一把草”运动不如说是“小药箱”运动更确切。
一个有趣是事实是：我们这代知青中有些从“赤脚医生”成名的佼佼者，后来成了职业医生乃至著名医学专家，如孙立哲等。但他们几乎都是所谓的“西医”。而今天的老中医很少从农村出道， 从赤脚医生成长为著名老中医的，至少我没有听说过。
▍“中医”“西医”两分法最终应该会合流
上一篇文章中我认为医分“中西”并非长久之计，也与医学的自然科学本质不符。有人说你这不是“反中医”吗？但问题在于：西方人现在也没有“西医”这个说法，何以没人说他们“反西医”？
当然实际上现在仍有“中医”“西医”之说，我认为将来会证明这是个一定历史时期中的现象。现代医学确实起源于西方，但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与其他科学领域一样，西方的现代医学如今仍然面临大量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中国传统医学经验能够解决的，现代医学没有理由不承认、不吸收这些经验，并给予科学的解释。
而在此以前，这些经验的中国传统解释如果不符合现代科学的实证化要求，它就不能说是现代医学（西方人并没有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但我们似乎习惯这么叫）。过去朝鲜曾经出现过声称发现了经络物质性存在的“金凤汉骗局”，中国有些人也帮着造势，严重损害了“中医”的声誉。但是之所以出现这些行为，也表明人们其实知道没有实证基础的“理论”是无法服人的。
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传统医术确实对许多疾病有疗效——如果全无疗效，那就类似巫术甚至骗术了，应当承认传统医术是良莠相杂，确有那种成分的，不光是“中医”，西方传统医术也是如此。但如果全是这种成分，它也不可能传承千年。
我还是相信那句名言：可以骗所有人于一时，也可以骗某些人至永远，但骗所有人至永远则是不可能的。无论在中在西，传统医术能够一直传承下来，总是以一定的效果为条件的。
但是传统解释也非一成不变，人们也会力图将其实证化，西方医学就是这样从传统医学发展成现代医学的。中国医学又何尝不然？例如对青蒿治疟机制的深究，使人们知道原来是其中的有效成分青蒿素对疟原虫有如何如何的杀灭机理，如此一来传统解释也就“科学化”为现代医学解释了。历史上最早这样做的或许是西方人，但正如屠呦呦向世人证明的，这种贡献也完全可以由中国人做出。
而且，在传统解释实证化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产生新的科学发现，乃至证伪现代医学中的一些观点——正如卡尔·波普所言，科学的本质就是逻辑上无法排除被证伪可能的一系列判断所构成的进化过程。但是无论证实还是证伪都必须是诚实、严谨的科学实践，并且以此建立公信力。金凤汉式的造假必须杜绝，政治宣传、文化偏好对科学的干预也必须停止。
在具备了这些条件后，中国人同样可以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做出大贡献，而中国传统医学中真正有效的遗产也会在实证化的解释体系下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就像由“青蒿”到“青蒿素”的发展那样。进而言之，假如未来由中国人做出的这种贡献确实证伪了某些西方人的论点，并构成重大科学发现，也并非就不可能导致未来医学的“范式革命”，产生新一代的医学-生理科学。如果真有这一天，中国人当然会很自豪。但与其说这是“中医”胜过了“西医”，毋宁说是不分“中西”的人类医学在从传统医学向科学医学进化过程中、以及医学科学本身的发展和新陈代谢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只是这一次的主要贡献者是中国人。
总之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讲作为科学的医学-生理学是不必划分“中西”的，目前的区分是暂时的。
▍ 医疗受众的偏好的确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它与“爱国”与否应当无关
如前所述，我认为作为自然科学的医学-生理学本质上不应有“中西”之分，这是与作为饮食偏好的中餐西餐之分的第一个不同。但是，从服务提供-消费需求的角度讲，医疗的受众也的确是有偏好的。这就像营养学和饮食卫生学是科学，但人们的饮食偏好不一定完全根据“科学标准”来一样。一些“中餐”也许是合乎营养学和饮食卫生的健康食品，但西方人就是不爱吃或不习惯吃；“西餐”对中国人而言当然也有类似情形。
而医疗与饮食的第二个不同在于：饮食不光是为了摄入营养和能量以维持生命，它还是一种享受，而且随着现代生活的富裕，为享受而饮食的成分还越来越大。而享受就是根据偏好来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与科学未必相关。但是，今天的医疗则与过去一样，主要还是为了治病，即便富人也很少会把医疗当享受，没病也要医生折腾自己，把吃苦药挨手术刀当做乐子。所以，把中餐西餐类比中医西医并不合适。
不过，既然医疗行为有供求双方，则需求偏好不一定根据“科学”而来的现象也还是存在的。的确有些人选择中医或西医不是根据疗效，而就是一种偏好，一种习惯，犹如他们喜欢吃中餐或西餐一样。这些人如果自己就是患者，不去比较疗效而是“跟着感觉走”凭习惯行事，当然不利于他自己的治疗，对此是有必要提醒的。但是这还只涉及他自己，从逻辑上说，患者偏好中医还是西医就像食客偏好中餐还是西餐，尽管前一选择的后果可能比后一选择严重，但那也是他的权利，别人可以建议，选择还是在他自己。
然而，天下人每日都要饮食，却并非都是患者，这成为中西医和中西餐讨论的第三个区别：评论中餐西餐的人大都是依据自己作为食客的体验，这种评论也很少影响公共政策而涉及到他人的权利。评论中医西医的人却未必是患者，恰恰相反，往往是健康人而非卧病在床者喜欢谈论这种问题，而且往往涉及公共政策。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郭沫若等一些中国旧传统的激烈批判者都有过否定中医的极端言论，而一些“国粹”派则力称中医的神效。中医西医之争在这种场合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立场之争了。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崛起，民族主义上升，情绪化的民族主义也体现在了中医西医问题上。
但根据自己的文化偏好决定医疗政策却是危险的。这不仅因为医学的本质是科学，不应受文化偏好的左右，更因为现代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跟某种特定的文化偏好也不能混为一谈。这本是个更加具有公共性的话题，与中医西医的讨论并无关系。但是目前的确有种不正常的倾向，即把中医西医之类讨论变成一种“文化认同”的讨论，而“文化认同”又被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相联系。在有些人看来，不喜欢中医似乎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敬，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敬又似乎就是“不爱国”。这种推论的每一步都太荒谬了。
现代民族主义和“爱国”的观念本来是建立在国界和国籍基础上的国民共同体观念。中世纪的欧洲是没有民族主义观念的。那时的欧洲人重视宗教信仰（也可以说是文化认同）之别要远远超过民族、国家之别。只要宗教相同，他们往往能够接受、甚至主动寻求一个外来的、非我族类的国王，而同族人之间为了宗教分歧却可以打得你死我活。典型的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新教徒的英国人迎来一个信新教的荷兰人国王，而赶走了信天主教的旧王——尽管他是英格兰人。但是在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宗教宽容、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化解了宗教冲突，另一方面领主林立的状况为主权国家和国民的概念所取代。国籍、国界和公民权造就了国民共同体的认同：国民可以信不同的宗教，但国籍与公民权赋予了他们区别于“外国人”的共同身份和共同利益。
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观念，就是为了捍卫这种可能包含不同信仰不同族源但却具有共同国民身份的人们之利益。民族主义可能是正面的——如果它反抗外国压迫、使本国公民不再低人一等；也可能是负面的——如果它对外国施加压迫、主张本国人高人一等。但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它都是以国民的权益（利益、福祉、权利）为诉求，而非以某种文化偏好为诉求的，
▍打破中医西医的门户之见
现代社会都是价值多元的社会，文化偏好与国民利益的边界往往是两回事。汉奸乃至日寇完全可能喜欢吃中餐，而抗日英雄完全可能爱吃西餐。清末民初最极端的“中国文化褒奖者”辜鸿铭认为西方一无是处，而中国连纳妾、缠足都是美德，但他颂扬中国礼教，却未必维护国人权益，在国际问题上也未必向着中国，如在甲午战争时他就支持日本的立场。
五四被公认为一场爱国的“救亡”运动，但同时也是激烈反传统、而对外来文化实行“拿来主义”的运动，五四精英如鲁迅、郭沫若等极端反中医，鲁迅、刘半农、瞿秋白等甚至主张废除汉字实行拉丁化，我们今天可以说这些观点不对，但不能说他们是“汉奸”吧？儒家通常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尽管笔者并不反儒，但显然，认同儒家与否也不能成为爱国与否的标准。五四时期的爱国者很多是反儒的，而伪满洲国汉奸中却不乏郑孝胥、罗振玉、金梁这类反五四、扬国粹、倡读经的文化遗老，伪满的“国歌”大概是当时政治仪式歌曲中崇儒色彩最浓的了：“尚仁爱，重礼义，使我身修；家已齐，国已治，此外何求。……”但谁会认为这是一首“爱国”歌曲？
当然我并不想主张一种相反的说法：似乎偏好传统文化就与爱国相抵触。我只能说这两者并无相关性。爱国者不仅可以吃中餐或西餐，看中医或西医，穿西装或唐装，还可以信儒、信耶或信马列。只要他为国民维护和争取了权益，那就是爱国；如果相反，他无损于外人却侵犯了国人的权益，那就应该有汉奸之嫌。昔日上海外滩租界当局建了个西式公园而不准华人入内，引发爱国华人的抗议，此时的爱国就是要使国人有权逛西式公园，而租界当局只许华人逛中式园林，那不是欺负人吗？洋人不准，那是帝国主义霸道，而租界华董不准，难道就可以算“爱国”？一些所谓“爱国”者不能损洋人半豪，只以欺负同胞为能事，甚至殴打耄耋同胞，烧同胞的车，理由是那车为日本产品！如果破坏国人拥有的日本制品就算“抗日”，那反过来，破坏日本拥有的国人制品是否要算“汉奸”？按这逻辑，八路军炸毁中国劳工修建的日本炮楼难道是“汉奸”行为？而上海宝钢成套设备当年是从日本引进的，炸毁宝钢就算是“抗日”吗？更有甚者，中国空军拥有不少苏27等俄制战机，击落这些战机难道就不算反华，而只是“抗俄”？
如今我们拥有了爱吃什么穿什么上什么医院用什么药的权利，洋人已经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有些人却要剥夺同胞的这些权利，而他们却又不能把洋人怎么样。这些人自称民族主义，有人就批评他们是“极端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其实如前所述，好的民族主义是抵抗别人的欺负，不好的（或“极端的”）民族主义是要欺负别人。而无损于别人、只向自己同胞称霸的人，能算哪门子民族主义呢？我不愿学那种把“汉奸”帽子到处扣的语言暴力狂，但说实话，无论就事实还是就逻辑而言，把那些人称为“汉奸”都比称为民族主义（哪怕“极端民族主义”）误差少。
回到中医西医的问题吧。其实本来很简单：求医就是为了看病，医院是为患者办的，不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打倒帝国主义”或者什么更伟大的目的而办的，看病的任务就够重了，没必要赋予它更多的任务。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对患者而言，就是不管中医西医，能治得了病就是好医。
（编注：本文原标题《再谈文革时期的农村医疗以及中医的作用》）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狗仔卡
发表于 2015-10-26 08: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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