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70岁的葛剑雄和他的反思

源济

 2015-08-07 张丰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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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至今还没有从文革这场病中形成“钙化”。一个人也需要“钙化”，从病痛中挣扎，结疤，蜕变，新生。

如果不是身患肺结核，葛剑雄或许不会成为学者。

1962年5月，正在读高二的葛剑雄，在学校的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患开放性肺结核，拍片复查，确诊无误。他被迫休学治疗，直到1963年11月，同班同学早已毕业，绝大多数考入大学，他才在休学一年半后获准复学，转入下一年高三“试读”。但是到第二年高考报名体检时，他的肺结核还是没有钙化，不符合报考条件。

如果葛剑雄没有患肺结核，他将于1963年高考，大学即将毕业时，会遇到文革的开始。最后，迎接他的会是另外一条路。但是，患上肺结核，迟迟未能“钙化”，他不得不高中毕业就留校工作，以一个中学教师的身份度过文革10年。恢复高考后，他直接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硕士，导师是谭其骧先生。他的学术生涯开始得很晚，但是起点很高，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博士，第一批赴海外交流的学生。最重要的是，他的学术生涯保持了完整性，没有被文革打断。

肺结核钙化，是一个医学专业术语，网上的解释如下：在机体抵抗力强，或者化疗后，干酪样病灶中的结核杆菌代谢低落，繁殖能力被削弱，病灶失水而干燥，碳酸钙和磷酸钙没着形成“钙化”。在胸部X光片上要想看到病灶钙化，一般需要1—3年以上时间。肺部结构病灶钙化的快慢与年龄关系甚大，儿童、少年在长身体、长骨骼时期，钙磷代谢旺盛，肺结核钙化要快些，彻底些，一般一年到一年半。成人肺结核钙化过程缓慢，往往要数年时间。

我喜欢“钙化”这个词，它让我想起通常所说的“缺钙”。在隐喻的意义上，一个社会也需要“钙化”，比如说，我们至今还没有从文革这场病中形成“钙化”。一个人也需要“钙化”，从病痛中挣扎，结疤，蜕变，新生。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词，我们可以换一个。葛剑雄本人用的是“反思”，他的新书，书名就叫《我们应有的反思》。这本书还有一个副题“葛剑雄编年自选集”，除了第一篇“我的1978年”之外，以后的每一年，都包括作者的简单纪事和自己选出的文章。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看做70岁葛剑雄的自我总结，他在“纪事”中所作的挑选，表明他希望自己以这样的姿态进入历史。这不是一个真实而全面的葛剑雄，而是一个他希望展示、希望我们阅读或记住的葛剑雄。

这是一个多声部文本，包括三种类型的文章：个人纪事、学术文章和非学术文章。分别塑造了三种形象：个人史中的自己、学者和知识分子。作为普通读者，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第三种形象。这一部分文章，是未被学术体制侵蚀的，或者虽然被侵蚀但却已“钙化”的他。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1994年葛剑雄就撰文呼吁调整生育政策：“逐步改为‘鼓励一胎，容许二胎’，在推行中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如税收、福利方面的优惠和限制。”（《中国人口：21世纪的忧思和希望》）。葛剑雄的学术研究，是从历史人口地理开始的，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西汉人口的考证，可以说，他对中国人口政策的建议，是基于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而提出的，是一个学者进入现实的尝试。

中国从2014年开始放开单独二胎，2015年，上海等地有不少人呼吁全面放开二胎，从这个角度看，葛先生的建议，早了20年。如果从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这一角度入手，葛先生的建议，是不够坚决的，但是这正是他介入现实的特点：从历史和研究出发、从政策的可行性出发进行提问和建议。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即使在历史学中，恐怕也只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分支，葛先生为公众所熟知，多半是因为他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公共发言。他对现实的介入，某种程度上是“政协委员”式的，不求轰动效应，而力求能做现实的改变。

但是，即使是这种“不够坚决”的介入，也会引起不小的反弹。2009年，他在广州“岭南讲坛”做报告，在回答听众提问时，他提到韩国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有贡献，经媒体报道后，竟然引起一片大哗，甚至有斥为“卖国”、“媚韩”的，网上讥刺和谩骂更不一而足。他不得不写一篇小文《礼失求诸野》发表在《SOHO小报》上，来证明韩国对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他举了一个例子：韩国在1972年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是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产生于1377年，相当于中国明朝洪武年间。《直指心体要节》显然传自汉传佛教和产生于中国的禅宗，用的是汉字，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中国到目前还没发现更早的同类印刷品，这却是历史事实。

这种对历史事实的捍卫，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他进入公共领域发言所秉承的原则。这样的影响，来源于他的导师谭其骧先生的影响。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出了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版，把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疆域拼凑出一个极盛疆域，以便显示中国从来就拥有辽阔的领土。比如，无论如何，中原王朝的边界都要画在长城之外，至少要比长城更外一些，是为了证明长城绝不是中国的边界；从秦汉时期开始，就要将台湾和大陆画上同一种颜色，是为了突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980年，谭其骧先生起草了一份修改提纲，指出孙权当年去台湾是为了掠夺人口，结果得不偿失。而元朝的澎湖巡检司只是福建同安县的派出机构，显然不可能管辖台湾，文献上也没有找到过任何证据。谭先生的意见是，台湾在清政府设府以前，不应被看做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在历史地图上可以采用中国的基色，但不同于大陆上的政权。谭先生的主张，遭受到重重阻力，经过反复争取，1986年后的《中国历史地图集》（7、8册）才按照这种方案修改、出版。

反对者除了死板的官员，也有不少是有声望的学者。他们认为，画历代的疆域，是越大越好，谁要根据史料进行缩小，都有“卖国之嫌”，而主张尽可能大的，都成了“爱国主义”。有人质问：“画大一点儿有什么不好？”据说，还有著名学者向各级领导上书，指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修订本自唐代至清代某段边界的画法对国家不利，是“卖国主义”。谭先生的这段故事，葛剑雄1997年就撰文提及（《永恒的追求：真实的历史——我的史学观》），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经常提到，这种“提到”，很明显是故意为之，要传递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它甚至是对现实的某种反抗。

在种种“爱国主义”热潮盛行的今天，对历史真实的捍卫与坚持，不仅需要研究得来的知识，有时候还需要勇气。

在“一带一路”成为热门概念的当下，葛先生指出：“当初李希霍芬（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命名‘丝绸之路’时，指的是在特定时间的特定路线，而现在指的地方已经离开了当初李希霍芬命名的路线。我们以前更多只看到中原对今天的新疆、中亚，或者华夏诸族（也就是汉族、农业民族）对这一带的影响，实际不止如此。欧洲对这里的影响早就开始了。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是来自外界，而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这条路主要不是由汉朝人，而是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建立的，动力来自他们。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实是张骞通西域起到的效果。但张骞通西域本身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贸易。”（注：这是他的新文章，《我们应有的反思》没来得及收入）从这个角度进入“历史”，其实所指称的乃是现实。

用作书名的文章《我们应有的反思》写于1995年，那一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葛先生此文的主要主张是重提日本的战争赔款，但是他当年认识存在“失误”，比如沿用了蒋介石、国民党不抗日的陈说，在这本书出版时，葛先生在《自序•七十而思》中专门做了更正，能不能思考，不断纠正自己，这才是“应有的反思”。

这些年葛先生逐渐被媒体打造为所谓“明星委员”，在两会期间要对各种热点事件进行回应，用他自己的话说，两会期间自己是“公共产品”，在我看来，三言两语地回应热点事件，被媒体随便地拿去做个标题，很多时候往往背离了他自己的本意。因此，他在70岁的时候，出这一本“自选集”，收录了很多谈论现实的文章，或许有他的良苦用心在。

▲《我们应有的反思》，葛剑雄著，中信出版社

（本文原标题《从对历史真实的捍卫中进入现实》）

作者：张丰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读书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