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发明了“宏观调控”的巴山轮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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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了“宏观调控”的巴山轮会议

2014-09-27 吴晓波频道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它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取向，对中国，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一次带有启蒙性质的会议。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1985 年 9 月 2 号，一条游轮缓慢地从山城重庆驶出，顺长江南下驶向武汉。

在这条名为“巴山号”的游轮上，聚集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政策制订有重大影响力的一群经济学家，他们决定“闭关推研”，这便是著名的巴山轮会议。这个会议的全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科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

从 1984 年的 10 月份起，信贷和工资增长已经严重失控，12 月的银行放贷总额比上年同期猛增48.4%，全年增长28.9%，四季度国有企业的将近发放同比增加了一倍多。国务院在 11 月份下发紧急通知，规定本年度增发货币不得超过 180 亿元，而实际上全年增发了 262 亿元，通货膨胀的迹象已经明显出现。这是自 1978 年以来，第一次在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内部生成的通货膨胀。

于是，一道大难题摆在了经济学家们的面前：如何应对这种前所未见的局面。

巴山轮游轮上的中国学者可谓三代同堂，其中既包括马洪、安志文、薛暮桥、童大林等第一代宿将，也有刘国光、吴敬琏、高尚全、周叔莲、张卓元、赵人伟、戴园晨等建国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学者，同时，还有一批新生代中的佼佼者，如项怀诚、洪虎、李克穆等，今日中国的财政部长楼继伟和有望出任下届央行行长的郭树清也在船上，他们那时风华正茂，分别是国办研究室的主任科员和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研究生。

从左至右：薛暮桥、马洪、李克穆、吴敬琏

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世界银行为本次会议请来了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也是“东西合璧”。西方学者中，包括 198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的詹姆斯·托宾、牛津大学教授阿莱克·凯恩克劳斯爵士、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米歇尔·阿尔伯特、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主任林重庚和日本经济学家小林实，而来自东欧的学者，包括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亚力山大·巴伊特、前些年来过中国的布鲁斯和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

其中，当时最当红的是亚诺什·科尔奈，此人为匈牙利经济改革最早的倡导者，他在 1980 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短缺经济学》，被认为是描述计划经济运行的典范之作，在中国，它影响了中国新生代经济学人头脑中的经济研究的范式。尽管这部著作在 1987 年才被翻译成中文，不过在巴山轮会议期间，已经无人不晓科尔奈。

这次会议分为 7 个专题――“目标模式和过渡步骤”、“财政政策与宏观管理”、“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收入政策与宏观管理”、“经济增长与投资问题”、“通货膨胀和价格问题”以及“实现宏观经济间接控制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当然，最核心的讨论议题是，如何看待当前的通货膨胀。在巴山轮上，尽管没有“反调控派”学者在场，不过，受邀的西方经济学家涵盖了新自由主义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派，辩驳的空间仍然形成了。

从现存的会议记录资料看，在巴山轮上并没有发生预料中的争论，与会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必须采取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托宾的态度，他是当时全球最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家之一，是货币理论方面首屈一指的权威，“反调控派”所依据的理论与他的主张是一个门派，可是，托宾却认定，中国经济已经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必须加以治理，他甚至提出要立即采取“三紧政策”――即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在一次发言中，托宾说，这么多经济思想并不一致的第一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做出了相同的诊断，这一事情说明中国政府应当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

吴敬琏日后说，正是巴山轮会议上的一致诊断，使国务院领导坚定了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信心。

除了诊断迫在眉睫的通货膨胀问题之外，巴山轮会议上还讨论了其他几个重大的经济改革命题，其中，对后来的中央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有两个。

第一个问题是改革的目标与战略方式，也就是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朝市场经济的过渡步骤。科尔奈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有意思的概念构造。

他把协调机制区分为两种类型：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每一种协调机制又可分为两种具体的形态。于是就有了直接的行政协调（1A）、间接的行政协调（2A）、没有控制的市场协调（1B）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2B）。这个概念组合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在会议上，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这个概念组合并且原则上同意2B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与会学者还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中国的改革起点不是1A，而可能是半个1A。用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话说，中国从1A向2B的过渡将是“第二次长征”。

巴山轮全体与会成员合影

另外一个重要的讨论点，是“一揽子改革”的构想。

与会的国外经济学家都比较强调“一揽子改革”的重要性，认为改动经济体制是不能零敲碎打进行的，改革需要整体配套。根据郭树清和赵人伟整理出来的报告来看，会上的代表多次强调了价格改革的迫切性，主张要尽快设计推出以价格改革为核心的配套改革方案。包括托宾、琼斯等在内的经济学家还提出，等价格改革成功之后再逐步推进资本市场和外汇的改革。

巴山轮会议一直开了六天，到 9 月 7 日结束。在中国改革史上，巴山轮会议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上海的经济学家张军在 2009 年时评论说，“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判断，也很少有一个学术的会议会像巴山轮会议对政策的影响那么大。”参与会议讨论的张卓元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它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取向，对中国，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一次带有启蒙性质的会议。”会议期间，中国学者深感国际经验之不足，“外国专家讲到任何事物时，都有比较宽阔的外国经验，比如讲到养老金，他就讲智利怎么干的，新加坡怎么干的，然后讲哪些对我们可以有参考价值的。而我们对中国的情况可能的确比较了解，但美国是怎么做的、英国是怎么做的等等，我们就不知道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巴山轮会议上，经济学家们发明了一个新的经济名词：“宏观调控”。

某日黄昏，马洪、林重庚和吴敬琏等人在甲板上闲聊，需要一个名词来描述政府宏观治理，有人提出“宏观调节”，但分量太轻，也有人提出“宏观控制”，但又政府色彩太重，最后，将“调节”与“控制”两词组合，竟成“调控”。

那么，到底是谁先说出了这个词？现在已经是一个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