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n Han Wong
这 一系列报道讲述了中国巴士司机在新加坡的一次罢工。从这个报道中，我们近距离观察了这个东南亚城市国家今天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支撑新加坡经济的外来工越来越多，他们的存在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
2012年11月下旬的两天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动摇了新加坡经济成就的基础──亲商政治与劳资和谐，并引发政府的强烈反应。
罢工在新加坡并不常见，而这次罢工在整个亚洲都引起了反响，因为该地区其他国家也存在越来越依赖外来劳工的问题。从这场罢工还可以看到，那些潮水般涌出中国去寻找更丰厚报酬的劳工，过着怎样一种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
如何在对境外劳工的需求与保护既有生活方式之间达到平衡，这是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市民未来多年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困境。
第一章：冲突的缘起
2012年11月的一个周一，在黎明之前的凉爽时刻，新加坡这座大都市正是最平静的时候，高耸的摩天大楼与绿树成荫的大道不见白昼的喧嚣。
530万新加坡居民中的大多数人都还在睡梦中。但在北郊的兀兰，一个简 的居住群落已经显露出繁忙的迹象。当时是凌晨3点。
在拥挤的宿舍里，中国巴士司机们穿上了栗色的衬衫和黑色的裤子。这是国有公共交通运营商SMRT企业(SMRT Corp.)的员工制服。
  时间轴：新加坡史上历次劳工运动
班车怠速的时候，司机们用母国的普通话交谈。但在那天凌晨，交谈内容不同于他们平时的玩笑。
据32岁中国大陆司机何军令和其他人描述，当时他和另几个人在人群中穿梭，散布司机们当天及第二天应当拒绝上工的信息。
何军令身材清瘦，留着一头黑色短发，举手投足显得稳重而不事张扬。但在SMRT工作了一年半之后，他的不满达到了沸点。
头一天，他在一个网络论坛上发表了一篇致中国同事的文章，列举他认为司机们不应该去上班的理由。相比来自新加坡本地和邻国马来西亚的司机，从中国大陆来的司机觉得他们受到了这家公交公司的歧视。
“同样是人，SMRT的领导处理结果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何军令写道。“很显然，他们认为他妈的中国人真多，去一趟就能招来几百号人，用完了，不听话了就滚蛋，这种模式挺受用。就算有几个人出尖的，不听话的让他滚蛋走人。”
那天凌晨跟大伙交流的时候，为说明自己的观点，何军令诉诸司机们的爱国情感和不公平感，触及他们（据司机自己说）数年来围绕工资和生活条件等问题累积起来的不满情绪。
总共有171名中国司机（多数来自兀兰宿舍）愿意按照他的计划去做。据SMRT的公开声明及检方后来在一桩相关案件中提交给法庭的文件，这个计划要求司机一同请病假误工。班车空着开走了。
 Roslan Rahman/Agence France Presse/Getty Images 何军令是来自中国河南省的一名司机，也是去年11月的非法罢工的四名发起人之一。图为2013年2月25日，何军令抵达新加坡的下级法院。
SMRT方面人士拒绝对何军令写的那篇文章发表评论。后来他们承认存在某些不足，并采取措施解决。但他们表示公司没有歧视来自中国大陆的司机，说工人的行为不合适。SMRT巴士的载客量占整个新加坡巴士系统载客量的25%。
放在其他任何地方，中国司机的这种抗命行为都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在新加坡，劳工的抗议活动是一场干系重大的博弈。
新加坡连口香糖都禁售，这是出了名的。在这个管制严格的城市国家，司机的行为对它最珍视的资产之一──长期维持良好公共秩序与效率的历史──构成了挑战。
在过去50年里，这一声誉像磁铁一样不断吸引全世界的企业和投资者前来，把新加坡变成了世界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摩天大楼、八车道公路、豪华汽车、高档餐馆，形成了一座精心打理的岛屿。
巴士司机在这件事情里面也涉及很大的利害关系。为争取改善生活的机会，他们每一个人都花了为数不小的一笔钱，跋涉了数千里的路程。很多人都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在新加坡，他们出人意料地成了一群活动人士，而且不是光说不练的那种。
他们发动的戏剧性事件后来在新加坡最知名的企业之一引发了地震，促使它检讨并修改用工实践。相关事件还使得公众密切审视新加坡对劳资纠纷的处理方式。
罢工引发的一些改变可能也会使将来外来工的日子过得更好。但对于2012年11月那个凌晨拒绝登的司机们来说，这些改变代价不菲。
新加坡已经有很多年不曾见到这样的景象。
* * *
东南亚金融之都正在上演一场大戏，何军令和新加坡其他中国巴士司机的不满不过是这场戏中的一幕而已。
和其他很多富国一样，新加坡的经济增长逐渐地仰仗于中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劳工。很多外来工做的都是日益富起来的新加坡人不感兴趣的工作，如巴士司机、建筑工人、酒店服务员等。
截至2012年12月，新加坡共有外来工127万人，占该国劳动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相比之下，2002年外来工一共652,700人，占比28%左右。移民潮将新加坡人口数量在2000年基础上提高了近32%，帮助新加坡经济在过去10年实现了每年约6%的增长，但它也成为生活成本上涨、低端岗位工资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去年，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442上升到0.478，其不平等程度在发达经济体中名列第二，仅次于香港。基尼系数是一个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0代表所有收入平均分配，1代表收入完全集中。
今年8月8日，在新加坡国庆日前夕，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发表电视讲话说，我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我们既需要外劳服务于我们的经济和新加坡人的需求，需要移民来弥补我们的出生率不足；同时我们也担心太过拥挤，担心如何维护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
在外来工所进入的新加坡就业环境中，公开的不满表达遭到压制，劳工抗议活动几乎闻所未闻。从1959年掌权以来，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对公开集会进行了严格控制，限制工会权利，并朝有利于雇主的方向重写劳动法。当初的工会遭到毁灭性打击，留下来的工会大多归属于全国职工总会(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而全国职工总会常常由某个内阁部长来领导。
根据新加坡法律，工会只有在通过秘密投票获得大部分成员同意之后才能举行罢工。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外来工不能成为工会的正式成员。
根据法律，如果参与者的诉求超过具体的劳资纠纷，如果相关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直接胁迫政府或通过给社区造成痛苦而胁迫政府”，那么罢工就有可能被视为非法。
提供“核心服务”──包括医疗、消防和公共交通等──的劳动者必须在罢工之前14天告知。水、电等公用事业单位的员工完全没有罢工权利。
据新加坡人力部(Manpower Ministry)网站说，结果就是，在一种连接劳动者、雇主和政府的“三边”模式的管理下，新加坡形成了人民行动党政府所说的“建设性的、动态的”劳资关系。人力部负责管理劳资关系和工作条件问题。
新加坡上一次合法罢工发生在1986年。当时美资油田设备公司Hydril的工人将他们的工厂围堵了两天，以抗议公司解雇多名工会领袖。那次罢工事先得到了政府官员的批准。
从那以后，新加坡当局对劳工行动很不耐烦。2002年和2003年，当新加坡航空公司(Singapore Airlines)与其机师工会的纠纷眼看就要达到白热化时，包括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在内的政府高级领导人介入，威胁采取惩罚性措施，以防全面对抗性工业行动的发生。
2003年12月，在纠纷还在进行的时候，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发表讲话说：我们跟管理层和工会都讲，你们玩这种游戏，就会有人头破血流。
李光耀当时说，如果我们坐视不管，放任此事升级、考验人心，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复杂局面就会造成数亿元的损失，我们绝对不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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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与中国相比，新加坡非常小（其人口才500多万，而中国达13亿），可这个岛国却诱惑着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它安全有序，普通岗位工资更高，中国劳工在那里一定程度上也是熟门熟路──大多数新加坡人都是华人，他们的祖先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大量进入新加坡。
为给旗下的1,050多辆巴士充实人员，SMRT从2007年年底开始招聘来自中国的巴士司机。截至去年年底，SMRT有2,000名巴士司机，其中外来工约占44%。据SMRT说，在这44%（约450人）里面，一半来自中国，另一半来自马来西亚。一般情况下，SMRT是通过招聘中介到中国寻找工人，并把他们送到新加坡。
何军令（也就是那位撰文呼吁同事不要上工的司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招进去的。他说，在2011年年初，他偶然看到SMRT招聘活动期间打出的一则网络广告。当时他还在老家、40万人口的闭塞城市河南沁阳生活。
据何军令说，他给中国的招聘中介付了2.5万元人民币，在通过了多项驾驶测试之后被SMRT聘用。这份工作意味着他要跟家人分别至少两年。但他想，有望赚到的收入会弥补这个缺憾。
据何军令说，招聘中介许诺给准司机的月工资水平是算加班费共2,000新元，算下来有1万元人民币左右。相比之下，他在中国开卡车、开巴士的工资还不到这个水平的一半。
雇佣合同条款将成为后来司机与资方争议的一个核心要素。何军令和另一些人说，招聘人员夸大了他们在新加坡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
SMRT未对何军令的说法发表具体评论，但它对《华尔街日报》说，它曾向新加坡和中国有关部门举报中国中介机构误传消息，以求进一步调查。本报试图确定中介身份并联系他们，但没有成功。
“我是想让自己的家庭生活得更宽裕一点，尤其是孩子。”何军令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说不定也可以接触到一些新鲜的事物，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一些新的知识。” 他的孩子现已五岁。
但新加坡也有意外之忧。
第二章：冲突发酵
 狮城巴士司机大罢工关键人物
很多新加坡人说，外国人抢了工作岗位，推高了房价，给基础设施、特别是拥挤的地铁带来了新的压力。中国移民和当地华人团体之间还有着一道深深的文化鸿沟。截至2012年，华人占新加坡常住人口的74%。
有些新加坡籍华人（他们本身也是中国移民后裔，至少已经三代或四代）把近期前来的大陆人视为“乡巴佬”，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大陆人在社会习惯方面怪毛病多，对英语（新加坡通用语言）又掌握得不熟练。
“我自己和很多同事都有体会到被歧视。”中国籍巴士司机何军令在接受采访时回忆。“生活上发生了很多小的故事，被新加坡本地的华人歧视。他们就是看不起中国大陆来的中国人，给我们留下不好的印像。”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问题并非新加坡独有。在每年成千上万中国公民出国找工作的过程中，很多人都曾遇到充满警惕的当地人的敌视。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约有87.1万中国公民在国外工作。很多人去了东南亚，特别是越南和缅甸等地。近几年，这些地方的反大陆人情绪已经演变成激烈的公开言论，甚至是大规模抗议活动。
在公开集会遭到严格管制的新加坡，很多公民都是通过网络来表达愤怒。他们称大陆劳工为“中国人渣”和“外国垃圾”，要他们回到中国。
但据政治分析人士说，他们越来越刺耳、越来越仇外的腔调也引起了政府的担忧。过去三年，相对于非公民，政府给予新加坡人更多的社会福利，并放慢外国劳工的引进，希望以此安抚新加坡人。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去年呼吁新加坡公民对外国人更加包容。
不管怎样，身在新加坡的中国籍巴士司机都很少在工作之外跟当地人打交道，而更愿意在他们相互之间关系密切的小帮派内部交往。
他们为新加坡国营公交公司SMRT企业(SMRT Corp.)工作，一个星期上六天班，一个班10小时到12小时。下班之后，大部分自由时间都是在位于新加坡工业区的偏僻宿舍里休息。
宿舍设施简陋，由不同国籍、不同行业的数百名、甚至数千名外来工共同使用。
一间宿舍一般住八个人。据司机们回忆，工人们睡在铺了床垫和草席的上下铺上。
有些人花钱买了便宜的电视机和笔记本电脑用于娱乐。很多人是通过给家人打电话、与同事边抽烟、喝啤酒边聊天来打发时间。
有些时候，他们会去当地的公园或购物广场玩上一天。由于大部分工资不是汇回老家就是用于还债和日常开销，他们基本买不起其他什么东西。
据司机说，他们经常向主管申诉居住条件狭小、不卫生。由于同宿舍的人常常上不同的班，他们相互之间打扰睡眠，总是昏昏欲睡。据司机说，在这种拥挤的空间里面，有什么疾病一下就传开了。
司机说，就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对工资及其他工作条件的不满情绪不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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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SMRT的声明，2012年7月份以前，SMRT付给中国大陆司机（全都是签两年合同）的月基本工资是1,000新元（合780美元），相比之下付给身为永久制员工的新加坡司机、马来西亚司机的基本工资是1,200新元（合940美元）。
总薪酬的情况就更加复杂。据SMRT的声明，中国司机一样拿到一个月约合275美元的住宿和水电补贴，虽然他们的奖金也比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籍司机要少。
何军令和另几位中国大陆籍司机说，SMRT聘用的招聘中介从未清楚表明他们的基本工资将低于其他司机。SMRT表示已向相关部门举报中介涉嫌不实陈述的问题。本报试图确定中介身份并联系他们，但未获成功。
在中国司机看来，不同的薪资安排似乎是不公平的。他们说，他们理解新加坡人为什么待遇更好，因为这些人是新加坡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工作。但他们质疑为什么SMRT给予马亚西亚人的待遇似乎优于给予中国人的待遇。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有着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这有助于这两个前英殖民地之间跨境用人。从1963年到1965年，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在后来的年头里，很多新加坡雇主开始雇用马来西亚人，这些人一般都讲英语，而且因为拥有相似的文化，他们也很容易融入。
大约有40万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工作，很多人都取得了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拥有永久居留权的居民享有参加政府支持的养老金计划之类的福利。SMRT未就其用人偏好发表评论，但在通过电子邮件回答提问的时候对《华尔街日报》说，它提供给中国司机和马来西亚司机的薪酬方案（包括福利在内）是“公正”的。
 Kiyoshi Ota/Bloomberg News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但司机们说，他们不愿过多申诉，以免影响饭碗。很多人说，之前为了给招聘中介付钱让其帮找工作，他们借了不少钱。
司机们说，他们还担心遭到报复，第一批前往新加坡的中国司机之一胡秀文的经历就是前车之鉴。胡秀文讲述的遭遇在跟随他的脚步来到新加坡的司机当中广泛流传。
青岛人胡秀文接受电话采访说，他是在2008年1月到SMRT上班的。他说，一落地SMRT就拿走了他的护照，把他和另外六名司机安排在一套政府修建的拥挤楼房里。
胡秀文表示他工作表现不错，赢得了主管的信任，他们经常给他安排加班──这是一个重要的收入补充。他说，在SMRT的中国招聘行动中，他还成了宣传榜样。
他说，公司最后把他和一名同事安排到了另一套房子里。
但他说，这套房子同样住人太多。三个房间由他们和另外八个人合住，分别是另两名外国人、房东及其家人，以及一名家政工人。
胡秀文说，他的房间臭虫非常多，这让他很难入睡。
 Hu Xiu Wen SMRT雇用的首批中国内地司机之一胡秀文。
本报未能联系到上述房东和主管发表评论。
据胡秀文说，几天之后，他被叫到SMRT总部，没有任何解释就被解雇。他说，同一天，一家遣返公司把他送上了一架飞回中国的飞机。
SMRT在回答《华尔街日报》的提问时说，该公司在2008年1月聘用胡秀文，同年9月以“纪律原因”将其解雇。具体原因没有说，也没有就胡秀文的说法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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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们说，其他人在申诉过后的遭遇似乎进一步证明，异议不会得到容忍。
2010年，SMRT头几批中国大陆籍司机的两年合同到期。有些人当时就离开了这家公司。另一些人用中文写了一封请愿书，并征集了大约185个签名。
《华尔街日报》看过的请愿书复印件显示，在这份请愿书里，他们指控SMRT提供的住宿条件恶劣，不利于充分休息，导致他们睡眠不足。
在请愿书里面，司机们还要求公司返还在他们抵达新加坡时被扣的护照，并提供他们在中国签署的原始合同的复印件。
司机们还在请愿书里抱怨说，SMRT拒绝付给他们花红奖金。多名司机在接受采访时说，公司欠他们相当于一个月工资──每个司机大约1,000新元──的花红，本应一年一付。
然而据司机回忆，SMRT对他们说，全部花红将在两年合同结束时一次性发放。SMRT拒绝就这份请愿书发表具体评论。
视频：一个中国人的新加坡打工生活
许多来到新加坡打工的中国人发现，由于当地人和外来务工者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要融入这个国家并非易事，即便这里早有大量华人居住。《华尔街日报》的Chun Han Wong和Tobias Reeuwijk报道了打工者喻晓的故事，而他只是在新加坡处境艰难的众多中国打工者中的一员。
据两名知情司机说，大约10名司机将请愿书亲手交给人力部（位于新加坡唐人街附近一栋灰暗的白瓦楼房里面），并向官员解释他们的申诉。据司机们后来回忆，SMRT管理人员半小时内到达，试图干预并化解此事。
人力部后来通过公开声明说，它调查并解决了职权范围内的申诉，并与SMRT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了其他申诉。据司机说，公司方面同意返还司机的护照并改善他们的花红方案。
但据部分司机说，包括改善住宿条件在内的其他要求没有得到满意解决。
另外他们说，交送请愿书的10名司机大都遭到解雇。接受采访的司机不知道被要求离开的司机具体有多少人，也不知道SMRT解雇他们的具体原因。SMRT拒绝置评。
第三章：对抗
SMRT企业(SMRT Corp.)是新加坡最有名的企业之一，20多年来一直是新加坡公交系统的标杆。但2012年11月的一天早上，SMRT中国籍巴士司机拒绝开工之时，该公司正力图挽回它在当地人心目中不断下降的声望。
SMRT于1987年为开通新加坡地铁而成立，以其天衣无缝的效率和有条不紊的都市旅行享誉全球。
2000年，SMRT成为一家私营企业，同一年新加坡国有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 Pte. Ltd.)将其所持SMRT的100%股份卖掉三分之一有余。据淡马锡和SMRT称，现在淡马锡持有SMRT大约54%的股份。
在之后几年，SMRT将其利益扩展到巴士、出租车、便利店，甚至还有车站内的小型购物广场。在新加坡，还有一家名为ComfortDelGro Corp.的大型公交公司与其相竞争。
但在2011年12月，SMRT运营的地铁路线出现两次重大故障，导致21万多通勤者一度被困，让SMRT的声望遭到沉重打击。
这是新加坡地铁系统以史以来最严重的故障，激起了公众的愤慨、对该公司利益无处不在的批评和一次少见的政府调查。由此可见新加坡何等看重其秩序和效率记录。
居民们在网络论坛发言、投书当地报社、向公司和其他有关部门申诉，表达他们的不满。
不到一个月之后，SMRT首席执行长辞职，说她要追随个人兴趣。2012年7月，故障调查报告称SMRT在管理和运营上存在不足，并建议采取全面补救措施，但没有追责到任何个人头上。
调查报告说，需要把SMRT定位成一家以工程设计和运营为主的公司。
当时由一位临时CEO领导的SMRT认可了调查结论，并承诺按照建议采取措施。
2012年10月，新加坡环境部高官、前三军总长郭木财(Desmond Kuek)担任SMRT新的首席执行长。
郭木财在上任第一天说，我们首先是一家公共交通运营商，这是肯定的。他说，这是我们的核心业务，我们对此负有责任，必须做好。
MANAN VATSYAYANA/AFP/Getty Images 现任SMRT首席执行长郭木财，图为2009年他担任新加坡武装部队司令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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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SMRT与为其工作的中国司机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升温。
2012年5月，SMRT宣布巴士司机的每周五天工作制将调整为每周六天。根据将于同年7月份开始生效的调整措施，公司在与工会领袖达成协议之后上调了月基本工资，幅度为75新元到250新元（59美元到156美元）不等。中国大陆籍司机的上调幅度最小，为75美元，这样一来基本工资就是1,075新元。马来西亚司机的工资则上调150新元至1,350新元。
新加坡、马来西亚籍司机借助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Union)，要求SMRT开出更优惠的条件，并实现了目的。据SMRT和新加坡媒体报道，2012年10月，SMRT针对永久制巴士司机扩大7月份给出的月工资上调幅度，将他们的月工资在7月份之前水平的基础上上调175新元到400新元不等。公司也给了他们恢复了每周五天工作制的选择权，这是之前很多司机都更希望实行的制度。
但中国大陆籍司机无缘集体谈判，因为他们是合同工，不能成为正式工会成员。10月份更优厚的工资条款在他们身上不适用。司机们说，这加剧了他们觉得自己遭到歧视的不满情绪。
SMRT在后来的公开表态中说，提供不同的基本工资和加薪幅度是其法定权利。根据SMRT和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之间确立基本雇用条款的集体谈判协议，该协议只适用于“本地聘用的员工”，不适用于“临时工或合同制员工”。
该公司在回答《华尔街日报》的提问时还说，算上交通、住宿和水电补贴，中国大陆员工和马来西亚员工的总体报酬是“公正”的。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来自内蒙古、拥有多年经验的巴士司机刘翔英，SMRT公司雇用的首批中国内地司机之一。
这位辽宁人接受电话采访说，他是在2007年看到报纸上的广告之后前来为SMRT打工的。他说，在内蒙古开了多年的巴士之后，新加坡的诱惑很难抵挡。
“新加坡是个很有秩序、很法治的国家，治安很好，是一个我很向往的地方。”今年33岁、育有一子的刘翔英说。“我最主要的想法是把我的太太和女儿带到新加坡去，想在新加坡落地生根。”
他说，到了新加坡之后，才发现合同跟中国招聘中介许诺的不一样。这是中国司机普遍抱怨的一个问题。刘翔英说，他向SMRT提出了申诉，但得到的答复都很含糊。
SMRT后来在回答《华尔街日报》提问时说，这些申诉已提交相关部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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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英说，到2012年11月，他的不满已经憋了将近四年。刘翔英说，11月23日拿到工资条之后，他跟两位同样觉得在新加坡呆得不高兴的朋友兼同事碰了面。这两人分别是高悦强和王献杰。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SMRT雇用的来自辽宁省的巴士司机高悦强。
三个人都经常在早晨跑步，他们就是在晨跑的时候认识的。但那次他们碰头讨论工作问题时，气氛很严肃。
根据本报对刘翔英、高悦强、王献杰三人的采访，对SMRT的不满成了他们交谈的主要话题。
后来提交的与巴士司机罢工相关的法庭文件显示，11月24日，三人在三巴旺财神庙(Sembawang God of Wealth)再次碰头。
三巴旺财神庙是一栋四层建筑，庙里供着镀金的神像，红瓦屋顶上立着一尊财神爷塑像，是华人信众常去祭拜的一个地方。根据本报对刘、高、王三人的采访，在那里，三个人讨论怎样才能向SMRT施加压力，让公司解决他们的问题。
三人说，他们讨论出来的办法包括写信给首席执行长，以及向人力部(Manpower Ministry)、陆路交通管理局(Land Transport Authority)和中国使馆请愿。
根据后来检方的控告及刘、高二人向法庭提交的答辩书，碰头时讨论出的另一个办法是集体请病假。
当天碰头过后，王献杰通过中国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运营的互联网通讯平台“QQ”向来自中国的SMRT司机发布了一条消息，呼吁同事们在11月26日（周一）和27日（周二）请病假。
与此同时，据高悦强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室友、来自河南的司机何军令。何军令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自己也有对SMRT的不满，于是他写了一篇致同事的长文。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2007年12月加入SMRT的巴士司机王献杰，来自吉林省。
“请相互转告，广而告之。”文章说。大部分司机都是在20人到30人的结成的帮派内部相互来往。
何军令还把他的文章发表在SMRT中国籍巴士司机组建的QQ群里面。但在文章发布的时候，QQ群里面大概只有130人在线。
在很多中国籍司机所居住的兀兰宿舍里，何军令和高悦强一道，拜访了邻近床铺的30名到40名同事，向他们传话：行动将在第二天开始。
法庭文件和存档QQ消息显示，何军令在网上详细讲解了罢工的行动方案。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他在11月25日（周日）晚7点20分发布的一条新的QQ消息说：“起得早一点，大伙一起一大堆人在宿舍门口等着，看还有谁上工人车，再次（把罢工方案）解释给他听。”
“早上就不用浪费电话费往配工部打电话请假了，直接去诊所。”
《华尔街日报》看到的那条QQ消息显示，何军令写道：“我没有权利强拉你不去，但我有告知你（罢工方案）的义务。因为我们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和尊严。”
很多人回复：“支持。”另一名司机写道：“是还击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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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罢工的最初几个小时，即11月26日（周一）的凌晨，参加罢工的司机相互打听最新情况，发布未经证实的消息。
通过互联网和手机，一些人猜测哪些同事参加了，有多少人参加。另一些人则问SMRT将做何反应。
据后来辩护律师在一桩与罢工相关的案件中提供的QQ聊天记录，一位司机在QQ群里写道：“我靠红冒桥（应为宏茂桥(Ang Mo Kio)，是SMRT一巴士站的所在地）的都去（上班）了。”另一司机写道：“都TMD汉奸。”
另一名司机在同一QQ群里报告：“哈哈！克兰芝（Kranji巴士站）一个都没有去啊！“
“兀兰好样的，别学我们宏茂桥这帮缩头乌龟，一定把这件事弄出个结果来，不能半途而费（废）。”一名司机在QQ群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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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司机的说法和QQ聊天记录，SMRT高管上午到达兀兰宿舍，想知道中国司机为什么不去上班。
据检方和司机说，不久之后人力部的官员还有数十名记者也来了。
据司机们说，公司方面提议把他们送到新加坡中部一处SMRT设施，那里有一个足以容纳所有抗议者的礼堂。据司机说，很多司机都同意了，仍然穿着制服等着公司方面把他们送过去。
未经授权即举行罢工，司机们在技术意义上已经犯法，可处最高一年的有期徒刑、或处以最多2,000新元的罚款，或徒刑并处罚金。但多位司机表示当时他们不知道这一点。
“不要怕，法不责众！！！！”一位司机在QQ群里写道。
据司机和当地媒体说，不久之后，准军事化镇暴部队“警察机动部队”(Police Tactical Unit)的警察开着标志性的火红色车辆来到了现场。这些车辆在闽南语里面被称为“Ang Chia”，即“红车”。
很多司机说，他们因为这些警察的到来吓坏了，于是散伙回到了宿舍，到另一个地方去谈判的计划不了了之。
据撰写网文鼓励罢工的河南籍司机何军令回忆，接着SMRT管理层提出于当天下午3点在宿舍院子里开会，他们觉得院子足以容纳所有人。但这一计划因大雨泡汤了。
据何军令说，快到下午4点的时候，SMRT方面开始把司机们带往宿舍的保安室。
据何军令回忆，约有40名到50名司机挤在室内，其他人在外面候着。
 Chun Han Wong/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新加坡北部三巴旺地区的三巴旺财神庙(Sembawang God of Wealth Temple)，照片摄于2013年8月24日。
据何军令回忆，屋子里很挤，但气氛还算平静。
“你们今天的行为是不恰当的。”据何军令和检方所述，当时江慧玲用普通话说。“公司有内部的反映渠道，可以向公司反映问题。”
“公司的内部渠道如果管用的话，我们就不会做这种选择。”据何军令回忆，一位司机回答道。“我们觉得我们没别的选择。”
据检方和何军令所述，一位人力部官员提醒司机们说，用抗议的方式表达不满是不妥当的。
何军令说，司机们轮流发言，要求获得与马来西亚司机一样的待遇和更好的住宿条件。
据何军令所述及SMRT会后的公开声明，江慧玲向司机们保证，他们将获得每月25新元的加薪。据何军令和SMRT所说，她要求司机们给公司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其他问题。
司机们说，那次会议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说要加薪25新元，但SMRT后来的公开声明说，在罢工之前公司已决定加薪25新元，且已经在打算通知司机。
据何军令后来回忆，一名司机问其他在场的司机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条件，但大家的回应相当冷淡。
据后来在与罢工相关的案件中提交的法庭文件，另一名司机包锋善说，如果SMRT不在一周内满足司机们的要求，他们会再次罢工。
据何军令后来回忆，当时他问：“现在这个房间里只有四五十号人，外面还有一百多号人不知道消息，他们怎么办？”
据何军令回忆，江慧玲回答说：“他们还有另外的渠道向公司反映问题。”
据何军令回忆，在这之后，SMRT管理层似乎觉得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他们在晚上6点左右结束了会议。在回答《华尔街日报》的提问时，SMRT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司机们对会前、会中所发生情况的描述，但表示这些描述的依据是“车长们的说法”。本报试图联系江慧玲本人，但未获成功。
当天晚上，SMRT发表声明，表示管理层已经说服司机回去工作。
SMRT说，很遗憾他们选择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薪水的不满，特别是在我们与他们的沟通渠道始终保持畅通的时候。
SMRT就此事造成的不便向公众道歉，并表示司机们“将于明天返工”。
这话说得太早了。
第四章：政府反击
新加坡公交运营商SMRT企业(SMRT Corp.)的中国籍巴士司机王勇说，周一晚上，在上了一个长长的班之后疲惫地回到宿舍时，他遇到了其他司机满怀敌意的“欢迎”。
40岁的王勇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他想：我做什么了？
在他和另外一些住在新加坡实笼岗(Serangoon)一处宿舍的中国籍SMRT司机看来，住在兀兰宿舍的同事在当天发起的罢工似乎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他说，之前罢工消息已经通过上班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籍同事传到他的耳朵里，但他没有想太多。
据王勇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他的一位同事大声喊：“今天上班的人不是人！不是中国人！”
据王勇说，那时候他才上了六个月的班，不想因为参加罢工而影响自己的生活。
他说，他是在2012年6月份从四川省成都市来到新加坡的，吸引他的因素是在新加坡有希望为妻子和13岁的儿子赚更多的钱。
在老家也是开巴士的王勇说，他向招聘中介付了26,300元人民币，还差好大一截才能把这些钱赚回来。
他说：“我本钱都还没赚回来，不能和其他在这呆得久的人比。我是来工作赚钱的，不是来闹事的。”
当天没有去上工的同事想说服他加入罢工，具体办法就是集体请病假不上班。据他说，同事们让他想想他们对住宿条件和工资的抱怨。
王勇被说服了。
 Wang Yong 2012年6月加入SMRT的王勇。
他说，第二天上午他和四个朋友直接去了一家诊所。王勇说，他跟医生说他屁股酸疼。他说这是真事，但当时已经没事了。他说，医生开了一些药，签了休息一天的请假条。
据王勇说，主管在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似乎并不在意。据王勇回忆，主管当时说：“好好，行，知道了。”SMRT拒绝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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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鼓动司机不去上班的河南籍司机何军令说，11月27日（周二），在罢工第一天之后的凌晨，SMRT的班车离开兀兰宿舍时仅载有十几位司机，而平时都是七八十人左右。
后来检方发布的声明显示，当天整个新加坡大约有112名中国大陆籍司机在安排了上午班和下午班的情况下没有去上班。有些人是在继续周一的罢工，而王勇等其他人则是第一次罢工。
据司机和一名在场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说，SMRT管理人员再次匆匆赶到兀兰宿舍。
根据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发布的公开声明，这次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和中国使馆的官员也赶到了现场，希望劝说司机停止罢工。一队警察和一大批记者在外守候。
为避开媒体，很多司机一直呆在屋里。但也有几个司机出来，到附近的餐饮中心吃饭。
 Edgar Su/Reuters 2012年11月26日，一辆警车在新加坡兀兰区的一个集体宿舍区外。当时，与罢工司机的谈判正在楼内进行。
这位三十几岁司机说，他在江苏老家有妻子和一个11岁的儿子。记者问他是否担心因为罢工而遭逮捕。
他回答说：“我又没打人或杀人。我没有犯什么法。我只不过是在行使我休息的权利罢了。”
但据曾经撰文鼓动罢工的河南司机何军令回忆，这一次SMRT不再寻求通过谈判达成和解。
他说：“他们好像是已经下定了决心，想把我们依法处置。”
SMRT拒绝透露其管理人员有没有跟周二没上班的司机举行正式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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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媒体调查发现，实际上很少有通勤者受到这次罢工的影响。新加坡官员后来说，罢工期间SMRT维持了90%以上的正常服务。
但罢工在新加坡人当中引发了截然对立的观点。
在有的新加坡人看来，它是对新加坡当局引以为豪的法治与公共秩序的挑 。在另一些人看来，它凸显出新加坡对外劳的过度依赖，并让人注意到公众对外来工缺乏关心。
一位读者在《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的网站留言说，政府应当斥责这些中国人的罢工行为，他们不尊重本地法律，以为这是中国。这位读者写道，如果不对他们采取措施，这种事情会再次发生。
政府民情联系组网站“Reach”网站开展了一次调查，313名受访者当中，约78%的人同意对任何因为举行罢工而犯法的中国大陆籍司机施以法律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惩罚。
另一些人则更加宽容。劳工维权人士在媒体评论和网络论坛上表示，SMRT和政府应当承担矛盾恶化的部分责任。
一位专注失业事务的律师投书《海峡时报》说，这次罢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感觉工作中受到歧视时，这些工人有没有合理的渠道寻求解决？
新加坡九成左右的外来工都不是工会会员。近些年来，部分外来工曾抗议过他们所指的雇主的盘剥行为，2012年2月孟加拉籍建筑工人因他们所说的欠薪问题而举行静坐，就是其中一例。
在这样的事件中，官员们通常都迅速出面，对那些被发现不公正对待工人的雇主加以训斥。2012年2月份的事件就是这样处理的。但有关部门将这些事件淡化为劳资纠纷，从不称之为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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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 Press 2012年11月27日上午，SMRT公司的中国巴士司机在他们位于实龙岗(Serangoon)的宿舍外乘坐往返班车前去工作。另有约88名司机因不满薪资待遇和糟糕的居住条件，依然拒绝返岗。
据检方后来的陈述，周二晚间，时任SMRT巴士副总裁的江慧玲(Kang Huey Ling)去了新加坡刑事侦查局(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所在的警察广东民大厦(Police Cantonment Complex)一趟。
检方说，晚上6点48分左右，她受到一名警察的接待，提交了一份针对罢工司机的申诉信，称抗议活动非法。
当天晚上晚些时候，新加坡人力部和交通部召集当地新闻媒体举行吹风会。
人力部代部长陈川仁(Tan Chuan-Jin)在吹风会上说，这些工人破坏了公共交通服务和新加坡的劳资和谐，政府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些破坏活动。
他还说，人力部理解巴士司机的怨言。但他说，处理这些问题有正确的方法，有错误的方法；这次非法罢工是不可接受的，将依法处理。
这是新加坡当局第一次把事件定性为“罢工”。在那之前，SMRT和媒体也一直避而不用这一提法。这个词语的使用为政府针对它视为非法的停工活动展开执法行动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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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司机们说，警方在第二天上午展开行动，把大约20名中国大陆司机带到警察广东民大厦问话。除了SMRT后来认为有正当误工理由的六人以外，其他司机差不多都回到了岗位上。
调查人员很快查出他们认为的罢工领导者：撰文鼓动司机不上班的何军令；被控帮助想出罢工方案的刘翔英、高悦强和王献杰。他们被逮捕了。
对何军令和刘翔英接下来遭遇的表述仍有分歧。
据这两人说，他们在不同的房间分别接受审讯，两个人都说不认识对方，之后警方调查人员用拳头打了他们。两位司机说，他们是被捕之后才认识的。
何军令说问他话的人打了他肚子一下，刘翔英说一名警察在他身上打了几次。据刘翔英说，审讯人员告诉他：“你知道吗？我可以挖个坑把你埋了。任何人都找不到你。”
新加坡内政部和人力部在今年4月20日发布的联合声明说，何军令和刘翔英的说法没有根据。
据内政部说，针对这些说法展开的内部调查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
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张志贤(Teo Chee Hean)在声明中说，我们非常认真地看待有关警察侵权行为的指控，特别是正式的指控，并且会展开彻底的调查。他说，在这件事情中，调查已经证明了警员的清白，保护了他们的名誉。
何军令和刘翔英后来拒绝追究此事。新加坡有关部门说，这一决定意味着司机们撤回了指控。
两人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坚持他们的说法，表示之所以决定不再追究此事，原因仅仅是他们不想长时间在新加坡停留，以免害了家人，因为两人都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
何军令在回到中国之后发布的另一则声明说，由于没有证人和审讯录像，他认为此事很难追究。
新加坡内政部和人力部在4月26日发表声明说，何军令的说法草率且没有根据。
两部门说，他要么报警，用证据支持他的说法，不然就必须将这些指控视为毫无根据的、不真实的。
第五章：尘埃落定
11月29日（周四），在中国籍巴士司机举行罢工、引起新加坡公众注意两天之后，检方指控何军令、刘翔英、高悦强和王献杰四人合谋教唆他人参与罢工。
因撰写一篇网文鼓动同事罢工，何军令还面临另一宗煽动指控。
据受到讯问的司机说，当天还有另外至少50名司机接受了讯问。据司机说，警方在数小时内释放了他们。警方没有对司机的具体描述置评。
一天过后，警方拘捕了第五人。2008年加入SMRT企业(SMRT Corp.)的38岁司机包锋善被控参与罢工。
检方在呈堂文件中说，他在罢工第一天与SMRT管理人员开会时发表了威胁言论。检方说，他暗示，如果司机们的要求一周内得不到满足，可能会再次罢工。
法庭文件显示，包锋善当时没有聘请律师，后来自承有罪，被判入狱六周，然后回到了中国。本报记者未能找到他。
到那时候，发生在新加坡的事情已经引起北京的注意。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说，希望有关各方对中国司机的合理诉求予以积极回应并妥善处理，维护中国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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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众围绕这次罢工展开日益激烈的讨论之际，新加坡政府向SMRT施压，要求公司解决司机的不满。
但新加坡政府也强调，示威者本可以通过正式渠道寻求援助，并指出，罢工之前他们并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最近的诸多异议，如认为受歧视的问题等。
据SMRT当时的声明，在罢工之后的几天，SMRT管理层开始走访中国籍司机，承诺对他们的薪资要求展开评估，并解决他们在住宿条件方面的关切。
SMRT声明说，公司聘请了承包商去修补宿舍中的缺陷和破损的器物，并让害虫防治公司去灭杀臭虫。声明说，对要求搬出当前住处的司机，公司另外给他们安排了住宿。
罢工结束后，罢工期间正在美国度假的SMRT首席执行长郭木财(Desmond Kuek)也亲自与中国籍司机会面。他向他们保证每月加薪25新元，从而将月薪提高到1,100新元，并可向前追溯到7月份。SMRT表示，之前公司本已打算在12月份实施。
但据SMRT提供的发言记录，郭木财还跟司机们说，在此之外不会再有加薪。
据SMRT声明，郭木财和SMRT其他管理人员解释说，公司发给中国籍司机的基本工资低于马来西亚司机，是为了弥补为中国大陆司机提供住宿补贴的成本。
郭木财在11月30日发表声明说，可惜这件事情还是发生了。
郭木财说，这说明管理层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主动管理司机，与司机交流。
就在SMRT收拾罢工残局之际，政府方面却在准备做出它自己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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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2012年12月1日，一辆SMRT的巴士在将多名中国大陆巴士司机送至Admiralty West监狱后离开。
他后来回忆，周四那天，他跟警方调查人员谈了数小时，配合他们的问话，并声称他之前请的是合法的病假。
他以为这样就算完了。
王勇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上完夜班之后的周六凌晨，主管给他打了电话。
据王勇回忆，主管对他说：“警察总署还要你回去协助调查。等一会儿早上会有车来接你。”
王勇说，他不到8点就起了床，吃了早饭等着。
他说，不久SMRT的一辆巴士来了。王勇说，车辆在街上缓慢行驶，然后开上了一条陌生的路，这让他感到紧张。
据王勇和另外一位司机说，巴士在新加坡北海岸附近偏远的海军部西路监管所(Admiralty West Prison)停了下来。
其他车辆载着兀兰宿舍的司机也来了。据司机们说，数十名警察和移民官员等着被带进来的这29名司机。
一名官员走上前来。据王勇回忆，他用普通话说：“你们二十几个人，我们会把你们遣送回中国。”
据王勇等部分在场司机说，司机们坚称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他们说，这名官员不为所动。
另一名司机走上前去。据王勇回忆，他问：“告诉我，我们犯了什么罪？”
据王勇和另一名司机说，这名官员表示，司机们参与罢工犯了法，惩罚措施是遣送回国。
据王勇回忆，这名官员坚定地说：“这已经是决定好了，没有商量的余地。”
据在场司机所述以及当天（12月1日）发布的政府声明，政府官员接下来吊销了司机们的劳务许可证和驾驶证，并给他们订了回中国老家省份的机票。
据SMRT的声明和司机所述，SMRT管理层终止了司机的合同，并安排结清了未付工资。
据王勇说，一名警察对他讲：“你们会被给予警告，但我们不会起诉你们。”
据司机说，29名司机被要求换上囚服，并被带进牢房，有人送了晚饭。
据司机说，他们见不到律师，也被禁止打手机。但他们获准跟到访的中国大使馆官员讲话。
王勇回忆说，有些司机在牢房里不断大叫，骂脏话，但我意识到这没有意义，新加坡政府已经下了决定，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根据新加坡劳动法规，如果外国人违反当地法律或某些工作条款，当局有权吊销其劳务许可，并把他们遣送回国。
政府声明显示，周六深夜到周日凌晨，29名司机全被遣送回国。
SMRT没有就执行遣返的细节发表评论。
内政部和人力部在12月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29名司机破坏了作为关键服务的公共交通，对公共秩序构成了威胁。两部门说，他们的不法行为肆无忌惮、顽固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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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被控为罢工头目的几个人则面临着新加坡司法系统的审判。
12月6月，何军令、刘翔英、高悦强、王献杰被带回法庭。
据何军令和刘翔英说，警方调查人员曾劝他们不要请律师，说请律师相比立即认罪会带来更重的惩罚。警方没有回应本报针对这一说法的询问。
据辩方律师和检方说，司机们当庭表示他们想请律师，法官将刘翔英、高悦强、王献杰的保释金数额定为1万新元，将何军令的保释金数额定为两万新元。
据司机和相关维权人士说，维权人士和外来工代言组织帮助四人交了保释金，为他们提供了食宿。
支持也来自遥远的香港。据工会人士的声明和《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等媒体的报道，香港工会人士举行了示威，呼吁新加坡当局撤销对司机的指控。
据检方、辩方律师和何军令、刘翔英二人说，今年2月，四人决定拒绝检方开出的一个条件，诉诸公堂。这个条件是检方把起诉罪名从教唆罢工改为参与罢工，四人以认罪作为交换。
虽然两宗罪最高都可处以一年的监禁和2,000新元的罚款，但参与罢工通常被认为比教唆罢工更轻微。
但据何军令、刘翔英、代理高悦强和王献杰的律师说，在继续走法律程序的过程中，四人改变了想法。
何军令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在老家都还有家人要养。他还说，他们不想让一些仍被要求协助警方调查的同事为难。他说，所以我们决定加快进程。
据何军令、辩方律师和检方说，何军令对他的律师讲，他会以认罪换取七个星期的刑期，其他人则表示将接受六个星期的刑期。
2月25日再次出庭时，何军令、刘翔英、高悦强和王献杰全都承认教唆罢工，何军令承认了另外的一宗煽动罪名。
法庭文件显示，在判决之前，律师提请法庭考虑减轻处罚。
何军令的律师刘比得(Peter Low)和朱正熙(Choo Zhengxi)在呈堂文件中写道：惊吓公众决不是何军令的本意，为个人利益搅乱新加坡的劳资关系也不是他精心策划的方案。
律师写道，他的行为源自其对居住条件、歧视性工资以及缺乏申诉渠道的深度绝望。
《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法庭文件显示，代理刘翔英和高悦强的律师吴逸龙(Mark Goh)对法庭说，两位司机选择的是通过请病假逃避上班，而不是公然拒绝上班。
吴逸龙在呈堂文件中写道，这证明两人仍遵守并尊重劳动合同条款，不可能是故意扰乱公共交通系统，因为他们的计划取决于第三方医生的裁断。
但检方在呈堂文件中要求法官不仅仅是处以罚款或象征性刑期。
副检察司黄永吉(Francis Ng)和包佩玉(Peggy Pao-Keerthi)在呈堂文件中说，四名被告的行为无疑从一个方面造成了一种对公共交通服务产生负面影响的形势。
新加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 图为1946年至2009年新加坡每年的罢工次数和缺工天数。此表中的缺工天数指的是每年因劳工运动而缺失的工作日总天数，通过劳工运动持续天数乘以受到影响的工人数量得出。
两人说，因此一定要向其他人发出威慑信号，奉劝他们不要为了获取雇主让步而犯下类似罪行，不然这样的行为终将有害于公众福祉。
法官施奇恩(See Kee Oon)判处何军令入狱七周，判刘翔英、高悦强和王献杰各入狱六周。
SMRT和政府都未对判决发表评论。
* * *
四名司机在服刑完毕之后都回到了中国。总共有34名司机因参与罢工而被遣返。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部分司机找到了新工作，其他司机在《华尔街日报》联系到他们时还没有找到。
其中多人表示想把过去抛在脑后，但相关经历留下的伤痕仍余痛未消。
只逃了一天班仍被遣返的王勇说：“我有觉得我是受冤枉的。但是新加坡政府选择这样做，要尽快地做出处理方案解决劳工问题，我觉得也是难免的，这我可以理解。”
他后来在安哥拉的一家中资建筑公司找到了做机修工的工作。
撰写网文鼓动罢工的何军令在老家河南接受采访时说：“之前的事，就不要过多再讲了。人应该往下一步走。”他在河南的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据他说是一个“管理类的职位”。
但他说，新加坡可以为外来工做更多事情。他觉得外来工群体没有得到东道主的足够认同。
他说：“外国劳工在为新加坡付出和贡献。他们做的东西是很多新加坡人不愿意做的。一些很脏很累的行业和工作岗位。他们应该得到尊重。”
据SMRT的声明和《华尔街日报》采访过的司机，对于留在新加坡的司机，以及后来去新加坡的新司机来说，工作环境还是因为这次罢工而有所改善。从某些意义上讲，这次抗议见了成效。
SMRT的声明称，两年合同制中国司机现在获得的绩效激励与其他国籍的司机一致。他们每年拿13个月的工资，年底还有一笔数额不定的花红。SMRT说，公司采取措施改善了住宿条件（包括将部分司机搬到更好的宿舍），并重新排班，让司机得到充足的休息。
该公司说，它还调整了人力资源部门，对绩效差的主管加以诫勉，并改善公司与员工之间的沟通渠道。
视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13年劳动节演讲片段
在2013年五一劳动节对全国职工总会的主要成员发表的演讲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谈及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巴士司机罢工的事件，以及应当从中吸取的教训。
全国职工总会(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一位负责人在回答《华尔街日报》的提问时说，下属的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Union)一直在积极鼓励外国劳工入会。
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现在将SMRT企业大约86%的中国大陆籍巴士司机当作准会员看待，但根据联合会与SMRT签署的集体协议条款，像中国司机那样的合同制工人仍然不能成为正式会员。
准会员可以寻求工会帮助联络管理层处理工作中的问题，不过他们依旧不能参加决定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的集体谈判。
在政府方面，人力部代部长陈川仁(Tan Chuan-Jin)在2月份对国会说，人力部已经承诺加强对弱势工人的保护，并鼓励企业改善应对员工不满的机制。
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在劳动节讲话中说：“无论我们如何苦心经营劳资关系，问题总会出现，纠纷总会发生。”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评论发生在SMRT的罢工。
李显龙说：“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不能容忍任何一方采取非法的行动，或者刻意破坏劳资和谐的关系。这是新加坡的作风，我们必须保持这个优良的风气。”
完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3-9-1 11:10 A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