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英国“洋五毛”戴雨果 争议西方不是天堂(图)

Hutong9.net

又一个英国“洋五毛”戴雨果 争议西方不是天堂

文章来源: 南方周末
于 2013-06-24 03:52:46


目前在中国某智库任研究员的伦敦前副市长罗思义，在微博上十分活跃，不少人称之为“洋五毛”。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新闻学教授、中国传媒研究中心主任戴雨果（Huge de Burgh）则是另一位英国“洋五毛”。6月22日，《南方周末》刊登戴雨果专访《西方是不是天堂？ 争议中的戴雨果》，采访围绕戴雨果主持和执行制作的纪录片《你所不了解的西方故事》以及同名新书中的内容。戴雨果介绍了他心目中的西方。



戴雨果认识起码两三千个汉字，他从小说《官场笔记》里研究中国人的“关系”，也和中英双方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人认为他是中国政府的粉丝，有人则把话说得直接：他只是在跟中国做生意。

以下为《南方周末》全文：

戴雨果坐车经过飘着柳絮和灰霾的北京街道，忽然问：“擦鞋匠都去哪了？”这是北京城最让他喜欢的事物之一：方便实用、随处可得，只有中国才有。助手解释，大概在奥运之前，这些人就被整顿、消失了。

戴雨果连声说：“愚蠢，太愚蠢。”这大概是他此次在中国说的关于中国最严厉的“坏话”。

2013年4月下旬，戴雨果第N次来到中国。他主持了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办事处的落成庆典，同时在清华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中国政法大学讲座，主题是他主持和执行制作的纪录片《你所不了解的西方故事》以及同名新书。而这两者的中心思想都是说西方的“坏话”。

纪录片分六集，每集半小时，讨论六种“西方病”：食品不健康和浪费、教育糟糕、经济泡沫严重、医疗体系不堪重负、媒体不负责任娱乐至死，以及政府监管过度和官僚作风严重。这让西方国家看起来就像戴雨果常说的：完全一团糟。

观众看到的却是：英国的国家医疗体系几乎无所不包，连温泉水疗也涵盖在内；为保护海洋生态，英国规定渔船捕鱼不能超过一定尺寸，渔夫因此必须用尺精确测量捕捞上来的鱼，不足尺寸者扔回海里。

有人因此觉得，“西方故事”就像“面对一群终年吃不饱饭的人讲该如何减肥”。也有人在戴雨果的微博上质问：“你是‘高端黑’吗？”

戴雨果是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英国人，中文不错。他看懂了这个问题，迂回作答：“纪录片并非针对中国市场量身定做，会在很多其他国家发行。”

在英国，戴雨果被当作中国问题专家。他1990年代开始学现代汉语，直到2005年，仍是“英国非常稀缺的中文好的人”。2006年戴雨果在英国出版《中国是敌是友？》，用亲身经历介绍中国福利制度欠缺：一次，他坐上三轮车，听车夫讲，洪水冲了他房子，政府补贴只发了两个月，他只好搬到镇上，拉车为生。

2013年，媒体问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从医疗系统到社会福利，从媒体从业水平到微博的社会功能。“西方媒体就从不会问外国朋友这样的问题。”戴雨果认为：西方人从18世纪就养成了骄傲的坏毛病，而中国人历来谦虚，这一点，西方人就应该向中国人学习。

“已经有很多人在抨击中国了，不需要再多我一个。”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西方也是一团糟

学生和老师散坐板凳或地板上，吃苹果、织毛线，对学校事务进行表决：应不应该每周三关闭休息室，要不要把健身设备从音乐室搬回楼上。学生如果不喜欢某堂课，或者忽然想去林中漫步，就翘课，哪怕消失三四天也稀松平常，他们甚至自行决定参加哪门考试。

这所童话般的夏山学校，在英国有92年历史，它相信培养幸福个体和平等公民，比培养A等生更重要。

“西方故事”讲了30个故事，夏山学校是其中之一。央视喜欢这个故事，快乐教育很新鲜，有吸引力。观众看后给戴雨果的微博留言：有能力送孩子去夏山的家长赶快报名！片中却用这故事说明：这种快乐教育或曰“进步主义”教育，使学生的拼写和数学能力远落后于接受传统教育的学生，导致教育水平剧烈下滑。

另一个故事来自戴雨果读到的新闻：一个退休老妇人建了个乌龟庇护中心，收养了400只老弱病残乌龟；为减轻经济压力，她开放乌龟中心，向每个参观者收取3英镑。当地官员认定这是一家动物园，责令她办理执照，并为乌龟加盖新舍，却遭到另一个部门的反对：不许盖违章建筑。另一个要求是必须为乌龟植入芯片，万一跑了就能定位追踪，每个芯片收费20镑。这毫无必要，因为乌龟每小时跑不出300米去。她申诉无果，最后只能关门了事。

戴雨果喜欢这故事，它很好地说明了“不合理的官僚制度如何毁掉社会”。他亲自上门说服“痛恨政治家、痛恨媒体”的妇人接受拍摄。

2013年春节期间，“西方故事”作为央视第一部从海外购买的新闻纪实片，每天17:15播出，收视率比往年同时段增长七个点。

制作方却有些失望。“我们希望它能放到更黄金一点的时间，应该还有更好的表现。”戴雨果的合作伙伴曾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最初的策划书上，纪录片的片名是“西方怎样迷了路”，后来改成“你所不了解的西方”。东方、西方的提法，冷战意味太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测，央视引进时，在“西方”后加上了“故事”二字。

遇到中国学生，戴雨果经常都会问一个一直想不通的问题：你为什么觉得西方是天堂？他本以为中国学生出了国之后，看到西方社会“一团糟”，会自动打破迷思，结果他们还是不停批评中国，表扬西方。

这种“天真”让戴雨果吃惊。“中国过去30年从一片废墟上重建经济，而西方经济发展摇摇摆摆，积累了复杂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有校车、分数线、教育资源等问题，英美也有校园枪击、毒品、早孕的问题。”西方怎么会是天堂呢？

戴雨果决定写本书来戳破天堂“幻象”，央视的朋友听了说不如拍成电视。戴雨果在BBC做过制作人和主持人，他找到保罗·杰克逊。杰克逊担任过BBC、ITV两大电视公司的节目总监和英国皇家电视协会主席，最后他成了“西方故事”总制片人。

原本想写的书，在纪录片播出后出版。“故事”之外，增加了英国学者、媒体人、政治家、商人的采访和文章，“书中关于英语国家的历史和政治制度的部分也没有放到节目中，这些内容一般观众不会很感兴趣。”戴雨果说。







戴雨果制作的纪录片《你所不了解的西方故事》，讨论了包括食品不健康、教育糟糕等在内的六种“西方病”



“CCTV其实很贴心”

曾荣是戴雨果的学生，也是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的成员，曾在央视工作过。“我们常年给包括央视在内的国内媒体做培训，有很多访问学者从央视来，我们跟央视新闻部一些领导都认识。这片子拿给他们看，他们觉得挺好，说可以来购买。”

央视看完粗剪的片子后决定购买，同时开始担心：观众会不会觉得，这部片子在刻意地说西方的坏话？

“中国人对西方有奇怪的想法，西方人对中国也有奇怪的想法。听说你是给央视工作，都会想，肯定是宣传，央视肯定会告诉你这个，告诉你那个，你根本别想按你的方式播出。”但戴雨果最后发现，央视实际上“非常贴心，非常温和”。他们没有给什么指导意见，除了一个：“不要对西方批评得太凶，否则人们会认为这是央视的意识形态宣传。”

“西方故事”拍摄团队一共30人，花7个月做6集节目，每集半小时，总预算是594346英镑。他们做大量前期研究，制定精确的行程和拍摄计划，“绝不会拍十个小时的素材，剪一小时节目。”为了控制成本，他不可能给央视留出多少内容选择空间。

“假如对方说这半小时里有五分钟不合适，你要给我换一个其他故事，那我们换不出来。”曾荣说。

除了曾荣，制作团队里全是英国人。为让片子更适合中国观众，他们希望央视能派个人到伦敦，剪辑时全程沟通，但一直都没人来。有个客观原因，“来的人要申请公派护照，光办完所有外事手续就要一个多月，到时候片子都剪完了。”

1972年，他永远不想再来

2013年“两会”期间，戴雨果接受央视新闻频道的贴身采访，出现在一条长达4分45秒的人物报道中。“近几年我获得的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你们国家。”戴雨果在采访中对记者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雄心壮志的话，那就是把中国介绍给我的那些欧洲的同胞们，让他们更了解中国，更尊重这个伟大的国度。”

1972年，戴雨果第一次到了中国。英国工业展览会在中国举行，这是1960年代后中国的第一次外国展览，戴雨果的教授认识英国工业部门的人，介绍他去帮忙。那时，每一个西方左翼青年都想去中国，他们知道那里正在进行一场重要的革命。戴雨果到了中国，愕然发现，这个国家正在“自我摧残”中。

住进北京友谊宾馆，戴雨果和英国的工程师们吓坏了：宾馆的卫兵都是荷枪的。跟他们一起工作的两个中国人小心翼翼，没人敢跟他们说话，事实上双方语言不通，也说不了什么。“那时的中国是一个悲哀的国家，人民不快乐，都战战兢兢的，也很穷。”

他去跟路人搭讪，对方跑掉了，他于是学聪明，只跟老人和小孩说话，“老人不在乎，小孩还不懂事。”他向英国使馆借了辆自行车，发现没有什么可看，历史遗迹和教堂都关着，饭馆很少，还很容易迷路，因为红卫兵把路牌都撤掉了。

展览结束，戴雨果申请到特别签证，坐火车去上海、西安、苏州、杭州、南京和广州。每到一处都由政府部门的人陪同，此人决定他去哪儿，在哪里吃饭。有时候他自己玩消失，那人就会异常紧张。“他们总是被告知外国人都是间谍，带着炸弹，想要破坏中国，丢掉一个外国间谍，后果会相当严重。”戴雨果回忆。

1973年4月，戴雨果失望地离开中国。“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极权国家，永远都不想再来了。”

1990年代，一批中国学者来到英国，戴雨果跟他们聊天，发现中国发生了巨变，又恢复了对中国的兴趣。他回想1970年代，那是正在经历恐怖的国家，就像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中国人不是天生就不会笑、不会开玩笑、不会喝酒、不会歌唱的，中国人其实和我那时候看到的很不一样，也有很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

戴雨果尤其欣赏1992年以来的中国，因为邓小平，中国开始抛弃意识形态的干扰，变得更务实。人们拥有更多自主性，经济因此飞速发展，而这恰恰和“18世纪辉煌一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极其相似。

120年前，戴雨果的祖父从美国加利福尼亚给爱尔兰兄弟写信：“一旦这个国家（美国）的富足和人们的能量充分开发，这个世界就会变样。”然而美国的实力，当时并没得到充分的预见。戴雨果把中国和那时的美国相提并论，他在《中国是敌是友？》一书中写道：西方世界如果还对中国抱有敌意，就是不合时宜。

1997年，戴雨果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国媒体，写学术文章，和中国展开学术交流。

2005年，戴雨果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任教，当时在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研究所任所长的科林·斯帕克斯注意到他。“金史密斯没有兴趣开展与中国相关的工作，我们有兴趣。在英国，中文说得好的人非常稀缺，戴雨果是其中一个。一个会中文的学者，又有传媒学的背景，我们需要他，并且他还乐意去中国。”斯帕克斯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他很快邀请戴雨果加入威斯敏斯特大学，成立和负责中国传媒中心。该中心成了欧洲最早开始中国媒体研究的学术机构，和中国媒体交流频繁。

戴雨果的“中国梦”

2013年4月25日，戴雨果受邀在中国政法大学新闻学院讲座。开场是一段流畅的汉语自我介绍，学生又是惊呼又是笑。他突然转用英语：“我只能讲这么多了，接下来用英语。”笑声更大了。他的英文中又时不时冒出中文单词，无论是“落后”、“地方政府”，还是“湖南卫视”、“老百姓”，包袱很少落空。

戴雨果自称认识五千多个汉字——起码两三千，可以比较顺畅地读通俗小说。在央视新闻报道中出现的戴雨果，喜欢鲁迅、郭沫若和巴金，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喜欢《三国演义》，还有《蜗居》、《中国式离婚》和池莉的《来来往往》。最近读到《官场笔记》，他很兴奋，一边翻字典学习新成语，一边研究中国人的“关系”。

戴雨果这样总结这本小说的故事梗概：一个出身自农村、毫无背景的年轻人想要做官，他开了一家小公司，艰难奋斗，在追求仕途的路上，既要建立人脉关系，又要避免堕落以及随之而来的危险。小说“很好地反映和解释了‘关系’在商业和其他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其中有利益，但双方都心知肚明”。

2011年，英国BBC中文部和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戴雨果用中文发言，提到“外国媒体参与中国内政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专业记者不应该只是一边倒地鼓励反政府力量”，这引来在座一位中国教师的讥讽：“戴雨果先生的语气和口吻让我想起了单位领导的发言。”

科林·斯帕克斯希望能厘清：戴雨果并非中国政府的粉丝，在英国他是属于右派阵营的保守党成员。另一些人把话说得更直接：戴雨果只是在跟中国做生意。

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和英国，戴雨果都有很好的“关系”。在苏格兰电视台工作时，戴雨果曾经和戈登·布朗共事，2005年，已经当上英国财政大臣的布朗，邀请戴雨果去其府邸举办“评估中国”系列讲座，2007年布朗成为英国首相。戴雨果的人脉还包括：BBC著名主持人杰瑞米·帕克斯曼和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这两位都被中国传媒中心第一次带到了中国访问。

“他可以介绍来英国的中国人去见一些头面人物。另一面，他过去的中国学生也和中国各方面关系很好。”科林·斯帕克斯说。

2005年，央视副台长孙玉胜参加了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揭牌仪式，以至有人认为该中心是和央视合办的。除了央视，湖南广电、上海传媒、南方媒体等地方媒体，也是中心的主要“客户”，他们经常派出高层管理与制作人员，到英国参加20天到3个月不等的培训。

科林·斯帕克斯回忆：“戴雨果加入我们之前，和中国媒体并没有很近的关系，成立中国媒体中心后，建立与中国的关系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他去了好几次中国，组织事情，与人见面。”戴雨果获得同事发给他的一个奖杯，理由是他是“威斯敏斯特大学游历最多的教授”。所有目的地都是中国，每年四到五次。

在中国学生的建议下，戴雨果认识了国内一些重要的传媒学者，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和展江。此后，中国传媒大学每年选派70名学生到中国传媒中心的暑期培训班学习。2011年，为期三周的暑期课程，每人的费用是2400英镑，不包括餐费和往返路费。

2007年，戴雨果跟随清华大学李希光的“大篷车课堂”去了西藏，惊奇地发现：“李希光的教学方法是中国和欧洲古老哲学家教学方法与富有魅力的实用技能的美好结合。”同年，戴雨果被聘为“清华大学985特聘教授”，时效五年。

2006年，中国传媒中心在英国培训了40位中国新闻发言人，2007年又在清华大学培训中央及地方新闻发言人344名。2012年，戴雨果和李希光共同主编了《如何应对西方记者》一书。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认为，戴雨果正是教导发言人应对“西方记者尖锐问题”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西方为什么是一些中国人心中的天堂？戴雨果没有得到完美的答案。他谈起了“中国梦”，下一部他要拍的电视片是“西方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在一次采访中他说：“外国人也可以追逐‘中国梦’。如果能够让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感到可以拥有发展机遇，也可以享受这里的文化生活，那么这就是一个‘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