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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让家庭悲剧两度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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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31 11:5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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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年3月的一个晚上,威廉·科克(William Koch)和克里斯汀·科克(Christine Koch)打开家门。两位身着绿色制服的军人带来一条噩耗:陆军下士斯蒂芬·科克(Steven Koch)──他们的儿子──在阿富汗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中殉职。

两年后,科克夫妇又一次打开家门,见到两位身着蓝色制服的警官。这一次,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女儿琳恩·科克(Lynne Koch)由于对弟弟的死伤心过度,已过量服用处方药物自杀身亡。

Michael Rubenstein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克里斯汀在儿子斯蒂芬·科克的墓碑前献花。2008年斯蒂芬在阿富汗战争中牺牲。
克里斯汀说:“琳恩也是战争的牺牲品,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如果我的儿子没死,我的女儿也还会活着。”

美国军方对军队中的自杀行为进行追踪调查,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会研究退伍军人的自杀事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有6,500名美军士兵丧生。但没有人收集这些士兵的父母、兄弟姐妹和配偶这一人群实施自杀行为的数据。

不过,来自军人家属、互助团体和自杀幸存者中的证据显示,在过去11年,美国因战争丧失亲人的人群中出现了自杀行为的爆发,而这些事却鲜为人知。在亲人死去数年后,失去亲人这一事实已是无可辩驳无法再回避了,此时一个家庭往往会出现新一轮的悲剧。

娜迪亚·麦卡弗里(Nadia McCaffrey)家住加州特雷西(Tracy),她的儿子帕特里克(Patrick)死于2004年伊拉克战场上的一次伏击。她说:“我们都不时有自杀的念头。”就她所知,已有六位军人家属自杀身亡。

为了更多地了解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痛,来自健康科学统一服务大学(Uniformed Services University of the Health Sciences)的研究人员正在招募3,000人参与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针对殉职军人家属进行的一项研究。健康科学统一服务大学是一家联邦机构,位于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Bethesda)。

参与该项研究的精神病学家斯蒂芬·科扎(Stephen Cozza)说:“就失去亲人对死者家属的影响来说,我们并不清楚在军队服役期间因战斗、意外事故或自杀造成的死亡,与类似的突发事件或平民暴力性事件导致的死亡是否有所不同、有何不同。”

邦妮·卡罗尔(Bonnie Carroll)的丈夫曾是一位美国陆军将军,1992年死于一次空难。在那之后,卡罗尔创立了遗属灾难协助项目(Tragedy Assistance Program for Survivors,简称TAPS)。她说,在战场上丧生是一件充满暴力而又遥远的事,死者家人由此产生的恐惧感往往会持续数月,这可能让他们更难接受。

卡罗尔说:“有人受命到你家带给你这条晴天霹雳的消息,告诉你,你将再也见不到你的家人──这是很难接受的。”当卡罗尔深陷丧夫之痛时,她曾在深夜沿着阿拉斯加的海岸开车疾驰,似乎是要勇敢地跟随丈夫而去。

她说:“当你失去一位挚爱的亲人时,死亡是非常真实的。在你清醒的时候,每一刻它都会首先出现在你的脑海中,似乎你就是渴望着要与逝去的亲人重聚。”

美国军方为战场上丧生军人的家属委任了一名亡者善后协助官员,以确保死者家人获得保险金和其他福利,并同时引导死者遗属寻求情感帮助。亡者的妻儿可以保留他们的军事医疗保险,保险覆盖了抗抑郁药物和针对精神疾病的服务。自2003年起,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各个退伍军人中心(Veterans Centers)也开始向所有军人遗属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海军陆战队(Marine Corps)发言人肖恩·海妮(Shawn Haney)少校说:“对我们的家庭成员的支持从未停止过,一直都有。只要他们需要,随时都能得到。”

遗属灾难协助项目和其他一些私人团体则为殉职军人的孩子组织露营活动以排解悲痛,为殉职军人的父母和配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并开通了电话热线。

遗属灾难协助项目称,2012年4月以来,已有七名已故军人的家属在明显的自杀危机中向他们求助。不过也有一些家属,要么不想寻求帮助,要么已经听不进任何安慰。

对一个生活已然充满麻烦的人来说,亲人的死亡可能成为压垮他/她生活勇气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年71岁的乔·贝斯·布鲁克希尔(Jo Beth Brookshire)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的儿子希德·布鲁克希尔(Sid Brookshire)少校于2007年在伊拉克死于一次炸弹袭击,时年36岁。而在那之前,布鲁克希尔就已经患有抑郁症了。

儿子死后不久,布鲁克希尔狂饮伏特加,并在吞食一整瓶Excedrin PM止痛药后在加州的拉古纳海滩(Laguna Beach)投海。海浪把她冲回岸上,路过的人把她拖到了安全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又在两次自杀尝试中侥幸活了下来。

她说:“希德死后,我的生活非常、非常艰难。我从没有像爱希德一样爱过其他任何人。”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编制的2010年数据,每一年,每10万名美国人中约有12人自杀。不过,目前还没有针对军人家属的类似统计数据。

在儿子斯蒂芬在战场上丧生、女儿琳恩自杀后,克里斯汀一直在绝望中挣扎。她说:“没有人知道我们这栋大门紧闭的房子里都发生过什么。”

姐姐

根据病历记载,琳恩有过自杀念头和精神问题史,比如躁郁症。她的母亲说,琳恩曾经在青少年时期接受过治疗,不过在上大学后重新振作了起来。

科克夫妇说,在家里的三个孩子中,琳恩排行老大,是两个弟弟斯蒂芬和比利(Billy)的“小妈”。大学后,她在父亲曾供职的一家电气工程公司做估价师的工作。

比利排行老二,曾就读于位于曼哈顿的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在911事件中,他亲眼目睹了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大楼中惊惶失措的办公室职员从大楼高层跳楼而死。

这些恐怖袭击成为斯蒂芬应征入伍的动机。遇难时,斯蒂芬23岁,再有五周就将服役期满。当时,斯蒂芬所在的部队正在一座建筑物中休息,一名反对派士兵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开了进去。现年55岁的克里斯汀是一位肿瘤科护士,在那之前她一直在和病人们说,她的儿子打电话说他很快就要回家了。

当身穿制服的军人站在他们家门前,其中一人每次开始说:“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时,克里斯汀都会把拳头砸向他的肩膀。

她回忆起当时自己冲着他尖叫:“你们认错房子了,你们弄错士兵了。你们搞错了。我的儿子就要回家了。”

为斯蒂芬树立的黑色大理石纪念碑的落成仪式在米尔敦(Milltown)的圣母卢尔德小学(Our Lady of Lourdes)举行。琳恩和斯蒂芬曾经在这里上小学。仪式上,琳恩讲了一段话。

她说:“日出曾经意味着很多新的开始,但现在,它只对处于盛花期的花升起,而不是那些在季末凋零的花。这一次日出,我没有感到荣耀,没有感到宽慰。在这新的一天,我没有看到希望。我的弟弟不在了。”

然而,在斯蒂芬离世一年多后,琳恩仍在幻想中寻求慰藉,认为斯蒂芬仍然在阿富汗活着。根据一位治疗师的报告,琳恩担心当她彻底承认斯蒂芬已经死去时,自己会“崩溃”。

2009年,琳恩的幻想破灭了。她在给克里斯汀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妈妈,我终于明白斯蒂芬不会回家了。”

琳恩的用药记录显示,在那期间,她接受了抗抑郁药物、安定药和一些其他药物的治疗。克里斯汀回忆,琳恩终日以泪洗面,反复地念叨:“我要我的弟弟”。

根据病例记录,2009年9月,琳恩的治疗师开始担心她有“自杀念头”──尽管她并未显露任何自杀计划。在治疗师的建议下,琳恩的男友把她送到了哈肯萨克大学医学中心(Hackensack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她的母亲说,她在那里待了大约一周。

2010年5月6日,琳恩在发给父母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很爱你们。”

威廉看到邮件后非常担心。他给琳恩打了电话。他说,琳恩向他保证自己很好,并要他不要花一小时开车前往她在新泽西州韦恩市(Wayne)的住所。

克里斯汀相信,时年29岁的琳恩已经为自杀做了数周的准备。她给父母和弟弟比利留了便条,描述了自己希望安葬在哪里。她的床上摆放着希望自己死后穿戴的黑色长裙和钻石项链。一切准备妥当后,她吞下了致死的混合药物。

那天凌晨2:20,克里斯汀站在楼梯上见到两位警官正与丈夫交谈。她最开始以为他们在说琳恩过量服药并被送去了医院。但她马上看到了其中一名警官毫无血色的脸。

她说:“等一下,你们是要告诉我,我的女儿死了吗?”

警官回答:“是的,夫人。是的。”

克里斯汀抽泣着跌倒在地上。

2012年早些时候,科克夫妇对琳恩的精神病医师、护士和药房提出诉讼,称这支医疗团队在他们应当意识到琳恩想要自杀后,却在对她提供看护时疏忽大意。被告方否认这些指控。

威廉说:“我也不知道我们留下来的三个人现在站在什么地方。我们正站在琳恩曾经站过的那条线上。但愿你永远不要像她那样越过那条线。”

母亲

直到2008年9月初,乔治·沃恩(George Vaughan)还相信他的妻子黛博拉(Debra)终于开始康复了。自从他们20岁的儿子迈克尔·沃恩(Michael Vaughan)在伊拉克死于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后,17个月来,她从未像现在这样爱笑。她还志愿参加了帮助训练搜救犬的工作。

乔治说,他现在意识到,当时黛博拉显然已经解脱了出来,并做了决定。

1987年,沃恩夫妇在美国陆军中相识。乔治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服役,导致严重伤残;黛博拉最初在军方的情报部门工作,后供职于俄勒冈州林肯市(Lincoln City)的邮局。17岁时,迈克尔乞求父母准许他参军,而他们最终在文件上签了字。迈克尔于是成为第82空降师(82nd Airborne Division)的一名侦察员。

军方建议沃恩夫妇不要查看迈克尔的尸体。但黛博拉迫不及待地奔向棺材以确认那就是她的儿子。乔治紧随其后。夫妇俩看到儿子的头被纱布包裹着,像一个木乃伊。葬礼的承办人拍下迈克尔手臂上十字架纹身的照片,才打消了他母亲的疑惑。

乔治现年50岁,家住俄勒冈州奥的斯(Otis)。他回忆说,迈克尔的死“彻底压垮了黛博拉”。黛博拉在儿子的卧室里打造了一个祭坛──一个由橡木和玻璃材质制成、摆满了旗帜、奖章和军队纪念品的橱柜。乔治后来发现,黛博拉并没有遵照医嘱服用抗抑郁药物。

2008年9月27日,沃恩夫妇参加了一次向退伍军人表示敬意的活动。乔治本应在聚会中发言,但时年42岁的黛博拉说自己感觉不大舒服,提前离开了。乔治回到家,发现妻子的车不见了。

当他拨通妻子的手机时,黛布拉正在位于圣保罗(St. Paul)的公墓,站在迈克尔的坟墓旁。她说:“乔治,我爱你。如果我没成功,不要维持我的生命。”

乔治听到了枪声。如今黛博拉的骨灰安葬在迈克尔的墓旁。木质的骨灰盒上有一面黄铜的铭牌,上面写着:与迈克尔一同安息。

父亲

那些尝试自杀却没有成功的人,为理解自杀成功者的动机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一些人说是要与逝去的儿子或兄弟团聚,也有人说是为了从痛苦中解脱。

2006年11月22日,二等兵希斯·华纳(Heath Warner)死于一枚隐蔽炸弹的爆炸。他的父亲斯科特·华纳(Scott Warner)说此后的18个月他一直处于麻木状态。为在战场上死去的儿子举行的各种纪念仪式暂时阻止了他的悲伤的发作。

时年49岁的斯科特家住俄亥俄州的坎顿(Canton)。他说:“我要试着去工作,把家人团结在一起,还要面对希斯已经死去的现实──这些挑战开始耗尽我的情志,似乎我的心脏就要从身体里钻出来一样。”

在下班回家后,他会在卧室里把酒和药丸混合起来喝下。最糟糕的事发生在2010年,当时他和妻子得知希斯的尸体可能被贴错了标签、在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的安葬位置搞错了。

斯科特来到阿灵顿,看到儿子坟墓中的尸体被挖了出来。他说:“这把我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不得不查看这具已经腐烂的尸体。”他只能通过尸体手臂上的纹身辨认出这就是希斯。

他说:“我不知道如何描述那种痛苦,它不像我之前感受过的任何事。”希斯死去四年后的一天,斯科特就着杜松子酒服下了一大把药。

他活过了那一晚。醒来后,他开始逐渐意识到儿子一定希望他活下去。他说:“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为活着的人好好生活,要么为死去的人活着。”

兄弟

2004年的一天,卡洛斯·亚瑞唐多(Carlos Arredondo)正在佛罗里达州好莱坞的家里给围栏上漆。这时,一辆海军陆战队的厢式货车停在了他家门前,他们带来了一条消息:一等兵亚历克斯·亚瑞唐多(Alex Arredondo)──他20岁的儿子──遭狙击身亡。

亚瑞唐多回忆说:“当时我乞求上帝把我从噩梦中叫醒。”他试图把那些海军陆战队士兵从家中赶出去,但他们坚持留了下来,直至他的妻子、亚历克斯的继母梅里达·亚瑞唐多(Melida Arredondo)回家安慰他。

在妻子到家前,亚瑞唐多从车库找到一把锤子、一罐五加仑的汽油和一只丙烷喷灯。他砸碎了货车车窗,爬进去并把汽油泼洒在自己四周。汽油浸透了他的袜子、裤子和衬衫。随后,他点燃了喷灯。

爆炸的冲击将他从车里甩了出去。梅里达回到家时,发现丈夫浑身燃烧着。海军陆战队士兵和周围的人一同把火扑灭了。

现年52岁的亚瑞唐多说:“当时我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疯狂的时刻。我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所有这些事。”他身体的四分之一被烧伤了。

同一天,另一队报信的人直奔马萨诸塞州的诺伍德(Norwood),来到亚历克斯的母亲、现年47岁的维多利亚·弗利(Victoria Foley)家中。亚历克斯时年17岁的弟弟布莱恩(Brian)也住在这里。布莱恩获知哥哥的死讯后,又在有线电视新闻中看到了父亲自焚的画面。

亚历克斯的死对布莱恩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从学校退学,开始吸毒,还招惹了警察。据他的父母说,2011年3月,布莱恩用一柄砍刀威胁警员说:“向我开枪,开枪啊。”他被送入精神病医院,后来进了监狱。

2011年12月19日,布莱恩在他母亲屋外的小棚中自缢。当时,布莱恩和女朋友之间出了些问题,而对其的刑事指控也悬而未决。他的父母说,自从他哥哥牺牲后,布莱恩的生活开始每况愈下。

亚瑞唐多说:“在失去哥哥后,他确实不想再活下去了。”

梅里达说,2010年,亚瑞唐多和弗利因重度抑郁症被送医治疗。目前,亚瑞唐多正考虑再次接受治疗。弗利说,那一年她曾想到过自杀。她表示,现在自己仍感觉心烦意乱,但情绪稳定。

继母

2009年,玛丽·库恩(Marie Coon)在她的继子吉米(Jimmy)死于伊拉克两年后自杀。玛丽曾是美国空军的一名焊接工人。她的家人说,她不能原谅自己没能阻止吉米参军。

玛丽的丈夫、现年55岁的詹姆斯·库恩(James Coon)说:“她相信吉米的死是她一手造成的。尽管吉米参军时已经21岁,但她仍然不停地谴责自己。”

玛丽以缝制婚礼服为生。她的生活很是动荡,并因此疏远了前两段婚姻中的两个孩子。她的婆婆海伦·赫德(Helen Hurd)当时与库恩夫妇住在一起,她说,玛丽曾谈起过自杀。

玛丽的姐姐辛迪·盖顿比(Cindy Gattenby)说,玛丽拜访过一位灵媒,通过灵媒与吉米沟通,确保吉米并未因自己的死责怪她。

在吉米死后几个月,玛丽在一段电话录音中对那位灵媒说:“在过去的九年中,我一直在做对他有益的事,做决定时考虑的都是对他会有什么影响。现在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该去哪里。”

婚姻破裂后,她离开了位于加州帕拉代斯(Paradise)的家,与一对来自加州南部、同样因战争失去儿子的夫妇住在一起。

在2009年的母亲节,时年48岁的玛丽用胶带密封了她的皮卡车的窗子,并点燃了放在前排座位上的两个木炭烤架。她爬到后排座位,等待一氧化碳令她窒息而亡。

她在留下的便条上写道,她就要和吉米在一起了。她的手臂上有吉米肖像的刺青,旁边写着:母爱是永恒的。

Michael M. Phil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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