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问，中国其它的领导人和薄熙来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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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问，中国其它的领导人和薄熙来有什么区别？

      

　　英国 《金融时报》周五（5日）发表文章说，薄熙来的案件打破了北京的好皇帝的神话。

　　该报驻北京记者安德里尼说，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即将开始对薄熙来的审判，让全世界相信，这是当局有自律和有能力挖出少数不良分子。

　　　但薄熙来的倒台后，伴随着对他的权、钱、性、谋杀等骇人听闻的细节指控，却恰恰起到相反的效果。

　　随着这一腐败大案的不断曝光，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这些肮脏的勾当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显示，腐败已经到达中共最高层。

　　在过去30年里，中共小心地营造一种印象，即：在基层部门有可能有腐败和错误，但这个体制是由一个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精英团体领导的。

　　逍遥法外

　　中国崛起令人赞叹的崛起，让几亿人脱贫，加上高官时刻保守秘密，让很多人相信这样一个幻觉：在北京有个公正的好皇帝在发号施令。

　　所以，当乌坎村或其它地方的老百姓反抗当地腐败官员时，他们仍坚持效忠国家的领导人，相信中央知道地方腐败后，公正将从天而降。

　　一名曾有30年经验的西方高级外交官透露说，薄熙来的案件让他认识到，中共这些高官和低层的官员同样腐败。

　　分析说，当历史学家回顾薄熙来丑闻之际，他们肯定将此作为中共的幕后权斗曝光、好皇帝的神话被打破的时候。

　　，为什么薄熙来长期这么腐败，却能够逍遥法外 ？其它国家领导人和薄熙来有多少不同呢？

    文章来源: BBC 于 2012-10-05

相关网评摘要

  1 .说薄熙来不好的人，你们找出一个比薄熙来还好的官员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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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薄熙来告别大连时的讲话

今天在这里讲话，心情很不平静，因为和同志们工作了十多年，今天要画个句号，最后一次在干部大会上讲讲心里话。昨天晚上想了很多事儿，跟过电影一样，想起过去我们一块儿走过的路，一块儿开创的事业。

刚才，春兰同志代表省委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有丰富的内涵和殷切的希望。既有对大连过去工作的充分评价，又有对大连未来深切的期望、提出了许多非常现实的，符合大连实际情况的要求。

这次组织上安排我到省里工作，是中央和省委的信任，也正像春兰同志讲的，更重要的是中央对大连工作，对大连班子的肯定。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感谢同志们所 做的工作。我深深感觉到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对大连是关心的、信任的，在每一个关键的问题上，重要的时候，给我们非常及时的指导。

我35岁到金县，那时候的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先是到省委组织部报到，由省委组织部同志从沈阳送我到大连，到大连以后住在大连饭店。我接触的第一个大连的同 志是计委副主任施国良。当时，我跑到“天百”买了一个大皮箱，就到金县了。十几年前的事，现在想起来，就跟昨天一样。我还记得买完皮箱一出来，对面有一个 卖海鲜烧烤的在那喊“不热乎不要钱。”这句大连话，我的印象很深，十几年都忘不了这个小镜头。今年我已过了51岁，到7月份就是52岁了，在大连整整16 年。我觉得，一生中最难忘，最有意义，也最动感情的16年就是在大连度过的，今后无论走到哪我都忘不了大连。我跟一些同志讲，要讲感情，在地球仪上我最热 爱、最喜欢的当然是中国这块版图了，在中国的版图上我最热爱的就是大连。今后，我得把辽宁加上。过去的16年，的的确确和大连的同志们有不解之缘。我 1988年进到大连市内工作，1992年到政府大楼，1999年又到市委大楼，是同志们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理解和配合，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通力配合， 艰苦奋斗，我个人一事无成。有了我们这支队伍，而且众志成城，我们才能够无坚不摧，无远不届。同志们可以回想，我们走过了很多路，迈过了很多坎儿，克服了 很多困难，有一件算一件，想起来当时都挺难。1992年，政府就遇到几大难题，供水不足的问题，西太平洋炼油厂的事，已经花了5亿美金，上不去下不来，一 天还得付20万美金的利息。当时，很多企业已经开始遇到很多困难，出现了停产、半停产的情况；还有乱集资的事情，先是孙洪翔，后来又出了一个刘家奎。想到 这些事，老忘不了，当时觉得确实非常难，但是大家一使劲，也就过去了。正像毛主席诗中写到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大连在中国是一个很 小的局部，但是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克服了很多困难。大连的干部确实是出力的，也是出活的，我深有体会。我经常跟外来的同志讲，你们不要表扬我，越表扬我 越发烧，大连干部干了好活，我才受表扬。当然，怎么把大家拢在一块，也是要动脑筋的。今天要走了，我从内心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给大家敬个礼。

讲到“谢谢”，现在很普遍，谁作完报告都得来一句：“谢谢大家。”但是我今天的内心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集16年的感受，离别前的一声“谢谢”。这是这些年 的集中感受，这谢意有多深，有多长，也说不清，反正非常真实。曾经有位作家讲：同一句话出在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之口和出在饱经风霜的老年人之口的感觉、 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算是步入中老年的行列了，我说这句话，品起来就非常有味道，就特别真实。今天早上有同志叫我“省长”，我一愣，还转不过劲 儿，还很不习惯。我在沈阳开省里的干部大会，在省人大常委会议上讲话、表态，几次都不经意地把辽宁说成大连，嘴转不过来。有些同志讲，恐怕还得有半年的时 间，才能校正过来。我觉得，我和在座的同志们不仅永远是同志，而且永远是战友。过去讲“情同手足”，其实回首人生，真正干工作能干到一块儿，想到一块儿， 感情比手足情分还要深。我有好几个兄弟姐妹，但16年来每年就见一两次面，而我们班子里的同志，每星期都见，甚至每天都见，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责任， 一块儿上火，一块儿使劲，一块儿研究问题，一块儿取得成绩，然后一块儿高兴，一块儿开心，感情是很不一样的。过去讲“远亲不如近邻”，其实近邻又远不如同 志。“同志”这个词非常真切，就是讲的同一个志向，共同来工作，在工作中结成友谊。这绝不是官话、套话，是现实生活中非常真实的感情。我们的大家庭胜过很 多小家庭。事实上，大连人民这几年一到春节，一到烟花爆竹晚会，都是走出“小家”来到“大家”，“大家”胜过了“小家”，这是大连非常可喜的、耐人寻味的 现象。

我曾经讲过：“大连人民时时刻刻感动着我”，这里面有国企职工、下岗职工，也有中小学教师、医务工作者、环卫工人、街道居民委员会的老大妈、出租车司机， 当然还有各条战线的同志，可以说每一个同志都有感人的事迹，没有大家的配合，大连的结构调整就是一句空话。过去的16年，我的脑子就像计算机一样存储了大 量的图像和资料，这些大连人的图像、资料，平凡而又伟大，时时刻刻感动着我。我确实感到：有什么样的市民，就有什么样的城市；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 的城市。小时候就知道人民是养育我们的母亲，今天我有特别深切的感受，大连人民的感情我是永志不忘的。"

这几年，我们的干部累得不轻，有些同志说我有点铁石心肠。的确，在工作的流水线上，在政府、市委工作，来不及很细致地谈心，但是回过头看这段历史，我是挺 感动的，我们这些同志可以很欣慰地说：我们没有虚度这段时光。中国沿海这么多城市都在谋求发展，但是有的发展起来了，有的没有发展起来；老工业基地有这么 多城市，有的起来了，有的没有起来。现在很多同志到大连，就觉得大连是一座滨海城市、花园城市，孰不知，大连在10年前也是以重化工为主的工业城市，同南 方新兴城市的起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大连市人民的确发扬了移山填海的精神，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把整个大连改了个样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各条战 线都没有闲着、没有挡道、没有消极，大家都在努力，去开创各自辉煌的业绩，每条战线都有自己的精彩，这一点就帮了市委、市政府的忙，无数小的成就集合起 来，就是大连今天的总体变化，就是江总书记给我们题词“北方明珠”的依据。所以我觉得，大家没有虚度这段时光。虽然身体累一点，脑子紧张一点，但精神是富 足的。我在离开政府的时候套用过保尔的一段话：“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痛悔，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当我们回首大连这段往事的时候，就可 以欣慰地说，我们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我们所钟爱的大连。

一个人的生命过得是很快的，人真正干活的高峰期就是30年，一晃就过去。刚才，春兰书记勉励我们要继续努力奋斗，我深有体会。在座的同志都是40岁左右， 有的是50多岁的同志，也就剩10来年，大家要不负省委的希望，一定要下决心把自己这段时间安排好，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过了60岁，想在工作岗位上再为党 的事业多做一些事情，也不容易了。虽然这些年大家很累、很忙，但是忙也是一个机遇，过了点儿，想忙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有活儿干也是幸运，一定要抓住生命的 大好时机、形势的大好时机，多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过了60岁之后可以休息、消遣、享受天伦之乐。当你干成一个事业之后，就是回家抱孙子也心里踏实。大连 干部这几年虽然辛苦，但是做成了事业，而且这支队伍比较整装的过来了，没有出现湛江、厦门那样的问题，我的要求可能低了一点，但我当领导的觉得挺欣慰。

大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虽然累，能把精力集中在正事儿、干事业上，而且取得了成效，值得欣慰。记得看电影看到在五六十年代的劳动者，像王进喜，跳到泥水坑 里搅拌混凝土，条件非常艰苦，但是精神状态非常好，精神上非常开朗、幸福。一个人必须把自己和一种伟大的事业连在一起，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做点事，自己心 里才踏实。我为大连的队伍感到自豪，这支队伍出现了很多能干的同志，这些年培养了一批干部，干部的观念比较新。我当市委书记的时候，世震同志、春兰同志就 对我讲：大连应该向省里多输送一些干部，省里的领导也看好了大连的干部。

这些年回想起来，主要和大家一块儿办了三件事儿：

第一件事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基础的东西是结构调整。比如说，100家国有企业的搬迁改造，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到50，三资企业兴起，乡 镇企业兴起，民营经济兴起，这些都是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不仅表现在总量上，还表现在税收上、财政的贡献率上。市内100万居民乔迁新居，50万国有企 业、大集体的职工分流、安置、再就业，这也是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过去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讲的自然现象。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技术发展 的迅猛，高新科技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周期远比自然的调整周期要来得快。东北在建国以后是老工业基地，大连是其中之一，经过这么多年的运作，当然需要进 行结构调整，而这个任务又历史地落在了我们的身上。大连从90年代初结构调整就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不仅在工业结构内部，而且涉及到一产、二产、三产，全 面的调整，每一个产业、每一条战线都有自己的调整任务，而且相互关联。农业已经由大田生产为主，调整到以精品工程为主。商业的结构也有了很大的调整，保留 发展了国有商业的航空母舰，又引进了外资，新建了许多高水平的商业设施。会展业、旅游业、电信业、高新科技、金融业、房地产业都悄然兴起，过去这些概念在 大连是浅淡的，这些年已经成为热门话题。结构调整不仅是社会实践，也成为观念转变中的焦点。大连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并不是削弱工业，相反工业得到迅速发 展，国有工业的增加值增长了3倍多，区市县的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几个先导区基本上建设成型、到位。在这种情况下，结构调整使大连的经济真正走向良性发展 的轨道。一个城市要发展，而发展的基础是合理的结构，有了良性的基础，才有健康、快速的发展。否则发展了也会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第二件事是环境革命。这个词我是从上面的研究机构学来的，当时我们就是觉得要把城市环境搞好。这件事，全市人民都参与了，广大干部都参与了。拆围墙、扒小 房、搞绿地、建广场；修马路、搬工厂；这些事情说起来轻快，做起来很不容易。环境搞好了，不仅给招商引资带来了条件，同时也为我们经营城市创造了很好的条 件。大连城市整体获得增值，市区土地的价格平均增长了5倍，这为我们走向世界、筹集资金、改造产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为100万老百姓盖房子，迁新居， 有一半的资金来源于城市整体增值这块儿。环境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未来一切真正挣钱的产业，包括金融、高新科技、旅游、会展，都离不开干净、漂亮的环境， 大连有了这种城市环境，就为未来赢得了更多的经济机会、商业机会。在环境革命的过程中，大家还创造了不少新鲜的理念，比如说“不求最大，但求最好”，让城 市“绿起来、亮起来、洋起来”，这都是大连人民在工作实践中的共同创造。

第三件事是走向世界。大连这座城市在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就确定为沿海开放城市，那时就开始了走向世界的进程。大连真正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还是借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东风，从1993年初到香港招商开始，坐上了那班车。大连过去对日本的生意已经有了基础，我的前任魏富海同志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后来咱们在座的同志又打开了香港、台湾、东南亚、韩国的局面。在欧洲、美洲也做了很多生意，而且服装节，展览业，对内对外的大型招商，形成了气候。这些 年，大连在同世界的联系方面，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生意活了，朋友多了，名气大了，观念新了。”特别是观念新了，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很多干部已经有了比 较新的对外开放、合作的观念。

这三件事怎么做成的，我想有主要四个原因：

第一，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我们创造了国内十来年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大好局面，没有这个大背景、大气候，大连想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是关键性的。

第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我跟同志们介绍过不少情况，省委、省政府对大连市的每一步发展都非常关切，给了很多指导和帮助。

第三，大连人民的共同努力，勤奋不懈，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原动力。

第四，各级领导干部，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驻军部队等方方面面的支持，区市县同志卓有成效的工作。有这样一支能够开拓进取、协调配合的队伍，才能形 成今天的局面。“吃水不忘打井人”，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记这方方面面的因素，要十分珍惜。从我自己来说，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并深感在这样的 大环境下工作是非常幸运的。这几年，大连有了发展，领导们、同志们对我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相信有些同志论本领、论能力可能比我强， 比我还适合当市长，但是有一个机遇问题。现在作干部一个是看你的素质，一个是看你的业绩，还有个机遇问题。一些老领导曾有议论：我们建国以后封了十大元 帅，其实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有很多同志英年早逝，有很多同志战绩卓著、很有才华，但在战争年代被捕了、牺牲了，如果这些人能够活下来，封二三十个大元帅 也是有条件的。中国革命是一个前赴后继的过程，有很多了不起的人。回到我们这么一个城市来说，也是人才济济，有很多同志有事业心，有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但 是没遇到机会，也难以施展。正因为如此，大家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应该尽心竭力，不辱使命，不要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不做好怎么对得起大家。这几年，我 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让我写篇论文，我苦思苦想找不到好题目，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儿，当时脑子里比较空。但是到了大连，天天都有题目， 好像天天都在作论文、写论文，在实践中有很多新的感受。大连就好比是我的一个大学，现在的感觉就好像我作为“大连大学”的毕业生正要走向新的岗位。

我自己了解，过去的工作中有很多的失误、遗憾，自己也有不少问题、毛病，回想工作初始的阶段，也有不少幼稚的做法，以我现在的认识，恐怕5年、10年前的 有些事情我不会那么处置，可能会解决得更好一些。我对有些同志批评得过于严厉，让有些同志受不了。在“三讲”的时候，我已经讲了多次，在此我再向这些同志 表示歉意，好在我们走得不远，来日方长，大家今后还是一块儿共事。不管有多少矛盾、问题，但是我深信“廉生威，公生明”。从任职那天我就要求自己做个清 官，要公道正派。一要干活，二要“干净”，这是为官之本。今天，只是我们事业的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今后大连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很多事情要做，一个城市的 事业是永无止境、没完没了、越干越多的，而且干得越好，事也会越多，压力也越大。新班子的担子非常重，永金同志这班人任重道远，责任很大，但是他在过去的 工作中有敬业精神，有能力，有责任心，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我深信他能和大家团结一致，把大连的这方水土建设得更好，把大连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峰。我也希望 同志们都能真心实意地支持永金同志的工作。我自己的体会，做当家人不容易，矛盾高度集中，压力很大，俗话讲：“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每一个 人不管有多能，都需要大家的帮助。我也深信永金同志能发挥集体的智慧，群策群力，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好。

大连是辽宁的大连，大连应该在振兴辽宁省的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大连今后应该起一个更好的拉动作用，有更多的创造，更快的发展，不断找到新的差距。在 座的同志要不负省委的期望，一定要励精图治，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一个城市的发展规律是，平台越高，机会越多，但挑战也越多。想在挑战和机会中 取得进步，麻烦事多，动脑筋也多。对于强者来说，在新的平台上可以越做越大，越做越好，但付出的精力也越来越大。今后的班子肯定是不会轻快的。现在各个城 市的竞争就仿佛赛跑一样，但不是400米，800米，也不是1500米，是10000米，400米跑道要跑25圈，要像马家军那样绷住劲，一圈一圈地跑， 要有长劲，也要有拼劲。总书记给我们题词“北方明珠生辉”，朱总理希望大连成为世界名城，大连有可能、有条件成为我们国家非常美丽的城市，而且是在重化工 的基础上改造成一座清洁的城市。我们不能辜负江总书记、朱总理的厚望，一定要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努力把大连的事业办好，站在中国城市的前列。

春兰同志殷切地期望，说大连的事情办好，关键在领导班子，关键在在座的各位，而且还讲：中央、省委把大连托付给诸位。这句话说得很有感情，是语重心长。我们不论从党性出发，还是从做人的道德、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出发，都一定要尽心尽力把大连的事情办好。"

今年是2001年，是“十五”的开端年，又是新世纪，这些简单的数码字给人一个概念，仿佛我们一切都重新开始。大连的前途是辉煌的，但要做的事情很多。古 人讲：“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虽然离开了大连，但我会记住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们奋斗的历程，也会记住朝夕相处、风雨同舟的同志们，记住发展起来的大连。

年年搞春节团拜，同大家握手，今年不一定行了，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我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拜个早年，感谢大家！



2 .中国社会腐败文化探源——儒文化与世俗权力的神化

中国的社会腐败是令人痛心的。它发展到今天，几乎已经无药可医。虽然腐败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但是，中国的腐败之所以触目惊心，还因为它与中国的文化遗传基因密不可分，而传统文化中的儒文化，就是社会腐败的文化根源。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是儒家文化把世俗权力神化了。是儒文化把皇帝的最高权力与上天意志联系起来（董仲舒），是儒文化维护了专制社会的伦理纲常，是儒文化的“礼”维护了人间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是儒文化论证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是儒文化把下层社会（包括女性）的生存状态的悲惨归结于上天的意志（天命）；是儒文化的道德理性过早觉醒排除了宗教信仰中最高权威对人间权力的监督，最后导致失去监督的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是儒文化成功地实现了政教合一，把人间权力绝对化；是儒文化排除了鬼神意志对人间善恶的奖惩，导致了恶人的肆无忌惮；是儒文化导致了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管理模式，以至于关系网盘根错节，官场之中的相互勾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儒文化导致了官本位的文化传统，以至于直至今天公务员热始终不能降温…总之，是儒文化把世俗权力绝对化，引起了权力监督的缺位，从而导致了根源性的社会腐败。

要想根治腐败，就必须从中国文化的源头上抓起。而儒文化，就是中国社会腐败的文化根源。中国社会若要进入现代化，就必须清算儒文化的余毒，而寻找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道家文化。文革时代，毛泽东发动批儒评法，是用心良苦的，他老人家真正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停滞、治乱交替的文化根源，那就是儒文化的腐朽性，我们今天对此应该高度重视和重新评价。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至少没有类似于西方的上帝观念。这表现在中国文化和哲学只关心人，也就是所谓“人本”，这比西方哲学的“物本”更显出中国先哲们的人文关怀。弘扬人的价值，凸显人的生命意义，这是中国哲学的特色。

中国哲学是精神力量指向于内，指向人自身的。人只要向内，就可以发现一个内在完满的自我，一个道德自我，一个可以体现宇宙自然之大道的生命体，这个生命本体的内涵是那样丰富，那样深邃，甚至可以达到至善至美。这与西方文化视人性为恶，因此必须接受外在力量的监督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古代哲人的智慧，其精神指向是向内的。向内，就发现了一个道德自我，可以和天地之道合而为一，也即天人合一，人与道合，这样的人生，也就是体道的人生，人的生命就是道的体现，人用自身的生命实践，体现着永恒的“道”。而在儒家，就是“仁道”，落实到社会政治层面，就是行“仁政”，把社会管理的外在监督，替换为管理者的内在道德自觉，用管理者和所有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来维护社会秩序，这就是儒家的理想，也是儒家想要起的社会历史作用。

应该说，精神力量指向于内，向内发现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内涵，这种哲学是深刻的、自觉的，因为它抓住了人的根本。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不是一篇文章所能阐释的。这里只能粗略提及。

中国文化的世界观是一元论，是天人合一，人与天地万物不可分。儒家所谓“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从来没有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去，人的活动、人性与天命浑然为一。在这种理性中，既然天人为一，也就没有什么外在于人的最高存在，人自身就可以达到顶天立地的生命境界，就可以“人参造化”；人的修养达到最高，就可以体现大道，可以体现天地自然的生命意志和生命精神。

然而，需要注意和借鉴的是西方文化。西方是基督教文明，它的世界观是人与世界的分离也就是二元对立的。这种对立，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理性与情感的对立，最终产生了人与神的对立，人与上帝这一绝对存在的对立。

西方文化既然是分裂的，人与世界分裂为二元，因此人的精神力量也就容易指向于外。无论是作为最高权威的上帝，还是自然，都是外在于人的。只不过外在于人的自然可以认识，外在于人的神祗不可认识，是绝对的存在。

在西方，上帝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最高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最高权威。一切世俗利益的纷争，最终都会在上帝面前摆平，一切矛盾，都将在上帝面前化解，上帝是人的行为的监督者，又是一切人间利害关系的裁判者。她绝不会偏袒于哪一方，绝对是超越的存在。因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被所有人接受的。故在西方社会中，平等观念在已经深入人心。

中国人没有上帝观念。在儒家看来，只有世俗权力是高于一切的。天地之间，只有人是自觉的存在，是道德理性的觉悟者。因此，对于人，无需上帝来监督，人自己就可以约束自己，孔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首先从自我修养、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开始的。人是自觉的道德实践者，不需要有一个凌驾于人之外的上帝来约束、来监督，这就是儒家的道德自觉。

这当然是好的。儒家之所以认为人可以自我完善、自我约束，是因为儒家的人性论是性善论，孟子的性善论是人所共知的。至于孔子，虽没有明确人之性善与性恶，但却有“中和之性”，谓“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中和之性塑造自己，人之自觉，无需外在异己力量来约束，他自己就可以无限完善，就可以达到尽善尽美。既然如此，那么在社会中用以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也就只有靠人自身，而不是什么外在于人的上帝，不是神的权威。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不需要外在神祗，只有人自己对自己的约束和控制。这种控制，如果说是一种精神控制，那么就是关于人的道德伦理，关于心性涵养方面。儒家用“礼”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修身”也就是加强心性涵养来约束自己。这样一来，人对自己的约束和人与人之间的约束就都有了，社会有了这样两层次的约束，也就没有不稳定的了。社会的稳定，是靠人对自己的约束和人与人之间的约束来维系的。而在西方文明中，就没有“修身”这一层含义，基本没有人对自己的约束，如果有的话，那么也只是上帝的监督。所以，人们必须每星期去教堂礼拜忏悔，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不同。

儒家的自我反省要比西方的上帝监督更自觉，因为不管上帝是否在，是否缺席，人都是自觉的道德实践者，中国儒家认为人性善，所以只要反省自己的良知就行了；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恶，无所谓良知，在上帝面前，每一个人都有罪，这就是原罪。因此只需要向上帝忏悔就行了，任何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恶的，都需要忏悔，这就决定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需要接受上帝的监督。

而中国儒家文化就不同了。中国有圣人，而所谓“圣人”，就是道德自觉程度最高的人，自我约束最强的人。在中国儒家，由于道德自觉的程度不一样，人群就有了“君子”和“小人”之分，“圣人”与庶人之别，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就出现了等级差别，这一点绝对不同于西方文化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由于有圣人和庶人的区别，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

当然，儒家讲天命，虽然，“天命以为性，修道以为教”，人之性本乎天，也就是人性秉承了上天的意志。人之道德本乎天德，而在天之德在于“生生”，体现于人性的道德层面，就是“仁”。而人性本善，就是人的道德自觉的内在依据。这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假定人性恶是完全相反的。性恶，就容易干坏事，就必须有监督；性善，就可以自己约束自己，自我约束的程度不同，也就是道德修养水平的高下，这就决定了君子与小人，圣人和庶人。

问题还在于，儒文化不是具有平等意识的文化。这一点和道家文化截然不同。儒家规定了有君子和小人，这就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道家尤其是庄子，对于君子小人之分是完全否定的。“同乎无知，是为天德；同乎无欲，是为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焉。恶乎为君子小人哉”。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君子小人的划分，是违背自然的，只能有利于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之上。而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有“为贤者讳”的传统，也就是大人物有了毛病可以掩饰，有了私心和见不得人的事可以隐瞒。而对于“小人”，则没有这种优惠。这种向一方倾斜偏袒的文化心理，是儒文化虚伪性的体现之一。

儒家给“大人”和“圣人”以种种“优惠政策”，如果这些人手中掌握了权力，当然也就不需要监督，监督就可以免除或可有可无。而儒文化鼓励人们从政，“学而优则仕”，“大人”和“圣人”皆有官职，他孔夫子不就是几度从政而不得志，最后死了还要追封为“文宣王”吗？

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对有社会地位的人的行为的外在监督（请注意，对于社会地位低的人则绝无这种优惠），这对于行使权力的人来说，无疑是网开一面。儒家说教靠人的内在自觉来约束自己，因而不需要外在监督；但内在自觉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并无检验的尺度，只是一种理想而已。但这样一来，“大人”“君子”甚至皇帝这些可以行使权力的人，就可以不受外在监督的约束，而形成特权了。

当然，这只是就道德修养层面来说的，但是，道德修养自觉的人群往往也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道德修养较高也就意味着社会地位也高。这一点不同于现代社会。但是，这样就出现了“大人”与“小人”之分野。加之世俗用“礼”来维系社会等级秩序，所以“大人”与“小人”也就被固定下来了，从而形成了制度性的社会等级差别。

问题是，天命和天意这外在于人的超越存在，现在可以由人来体现，人能体现到什么程度，那是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在儒家文化中，人之外并没有一个超越于人之上的绝对存在，作为价值参考系而规范人间秩序，摆平不同人群和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如果说有，那就是儒道两家都有的“道”，也就是天的意志。甚至高高在上的“道”也可以有人来体现。“人能体道”。但是儒家之道在人间，道家之道在自然。在儒文化的视界中，人与人之间出现了矛盾，出现了利害冲突，没有一个绝对的力量可以摆平，而只是用同样具有私心和利益考虑的“大人”来做出有倾向性的选择。因此，这种超越人间利害关系之上的最高权威的缺失，导致了人间不平等，是人为制造人间不平等的精巧设计和安排。这就是儒家之学中隐藏的猫腻，这就是为什么历代专制统治者都要弘扬儒学，独尊儒术，把儒家之学作为官方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层原因。儒家，可以利用来维护人间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进行精神控制，这就是儒家的高妙之处，也是儒文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

有等级差别的社会需要维护其稳定，就需要有一个世俗的权力。而世俗权力，无非是“君权”和地方长官的权威。在西方，上帝是人间事务的监督者，而在中国，既然没有上帝，人自己就是最高存在，所以人间事务也就没有监督。在西方，人间权力比如说国家权力，应该置于上帝的监督之下；但是在中国，国家权利没有上帝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者自身就是上帝，就是“圣上”，就是完人，就是民众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天然统治者，就是代表上天意志的最高权威。

当然，在中国文化中，皇帝之上也存在一个有人格有意志的“天”，是为“天命”。有时天降灾异，皇帝也要下“罪己诏”，甚至大赦天下。但是除了这一特殊情况之外，皇帝本人就是天之子，就是“真命天子”，就是上天意志的体现者，所以“天意从来高难问”。所谓“圣上”，那是道德人格与权力的合一，绝对是“金口玉言”，不容怀疑的。本来是世俗的权力，现在终于被儒文化神圣化了。“神”的缺位，导致了人间权力的绝对化，导致了权力的滥用。没有了神的干预，帝王行使起权力来，就无所顾忌，而他的臣民，也只有绝对服从了。

在西方文明中，由于上帝高高在上，所以神权与人权对立。但是在中国的儒文化中，没有上帝也就没有神权，结果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帝王手中，所以帝王的权力也就被神化了。没有上帝，没有神权，那就只有绝对化了的世俗权力。于是世俗权力至高无上，一切人世间的价值都以世俗权力为转移，而皇权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也与之类似，都需要人们绝对服从。结果导致了官本位的文化习俗，它沿袭至今，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问题在于，把世俗权力绝对化，世俗权力却并不是最公平的。因为掌握权力的人也有私心私欲，甚至欲望膨胀。这就决定了，掌握权力的人总是要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私。而一旦权力失去了监督，那么就可以为所欲为，骄奢淫逸，横行霸道，甚至无恶不作。而腐败黑暗，就成为专制社会的痼疾。西方有句格言，“失去监督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世俗权力既然已经被神化，那么一旦腐败起来也就不可救药。所以，中国历朝历代都伴随着腐败，而腐败至极，则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则揭竿而起，群起造反。结果就是，中国历史永远在治乱循环中震荡，而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也许我们正处在治乱交替循环的临界点上。

延安时期，毛主席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时曾说，中国的新政权完全可以走出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GCD避免治乱循环的办法就是真正实现民主，实现对权力运作的监督。但是今天呢？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想当年，有伟人踌躇满志，指点江山；看今日，危机四伏人心不安，社会腐败令人不堪。原因何在？是我们倒行逆施，又恢复了私有制，还是法制不健全导致了社会整体失控？改革以来，灌输法制观念可谓家喻户晓，可是“法令兹彰，而盗贼多有”，并未改善社会治安，也没有能够制止腐败，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原因当然有许多方面。而溯其根源，传统文化的惰性至关重要，在这里，就是儒家文化。它是滋生社会腐败的文化酵母。根治腐败，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更有历史文化的遗传因素在内。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永远滋生腐败。

儒家文化是反动的。不管它外表看来有多么精巧，多么完备，多么深刻，它骨子里那种为专制皇权合理性作辩护、论证其合法性的本质是不能改变也不容怀疑的。虽然儒文化已深入人心，迷惑民众，虽然新儒家气势汹汹，尊孔闹剧愈演愈烈，但是它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格格不入的。中国要进入现代化，第一个任务就是批判儒文化，揭穿儒文化为专制统治合理性作辩护的本质，构建起自己新时代的新文化，也就是说，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文化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如果没有文化领先，是免不了要走弯路的，注定是要把现代化搞得不伦不类，失去了民族自我，而成为别人的文化附庸。

10/5/2012

grainsw

我觉得陈希同和陈良宇就比他好，至少玩的女人没那么多，儿子也没那么嚣张。

silicon_beaver

grainsw 发表于 2012-10-5 05:21 PM
我觉得陈希同和陈良宇就比他好，至少玩的女人没那么多，儿子也没那么嚣张。

By today.
Not twenty years ago.
Sixty years CCP were even much better.

silicon_beaver

--- 找出一个比薄熙来还好的官员来吧。

辣油

正牌太太夜里11点和英国商人在宾馆房间内饮酒的，薄应该是头一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