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友兰事件

辣油

牛荫冠是山西省兴县人。在土改的时候，作为共产党干部的牛荫冠，居然残忍地用铁丝穿进他老爹的鼻子里游街示众。其结果是，老爹被侮辱折磨而死，牛荫冠本人则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
　　　　　　牛友兰先生，是入过《毛选》，和李鼎铭、刘少白齐名的抗战开明绅士。
　　　　说起牛冠荫在1947年土改时期的这段历史往事，知道这段历史往事的人，范围之广，人数之多，
　　 2001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智效民先生的长文《开明绅士刘少白》，谈到开明绅士刘少白在1947年晋绥边区土改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顺带提及牛荫冠的这段历史“劣迹”：
　　 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原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后回山西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并负责总会的日常工作，晋西事变后又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是续范亭)，到土改的时候，不知是出于无奈还是天良丧尽，作为工作组组长的他居然坐在主席台上，让自己的老父亲跪在台下接受群众的批斗。更残忍的是，批斗结束后，他还用铁丝穿了父亲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众……(参见《篱槿堂自叙》第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位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阵营、并且对这个阵营作出巨大贡献的开明绅士，就这样在受尽折磨和污辱后死于非命。
　　
　　　　2003年，姚锦女士编著的《姚依林百夕谈》出版，该书记录了乃兄姚依林晚年对自己一生政治人生的总结，当然有对历史的思考与反思，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姚依林的回忆自然非常珍贵，其思考与反思当然更为可贵。一生寡言的姚依林特别嘱咐，这部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谈话录须在他去世之后才能发表（《姚依林百夕谈》，姚锦编著，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他谈到1947年亲自参加的一次土地改革会议，里面涉及到牛荫冠：
　　　　　　此会甚‘左’。会上支持农民对地主挖浮财，没收工商业，人身消灭。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智效民先生是卓有成就的历史学者，对山西的乡邦历史了如指掌，姚依林则长期主持国家的经济工作，而且和牛荫冠同为清华同学（牛为1933级，姚为1934级），上世纪60年代，牛调回北京在商业部工作，姚是牛的直接上级。也就是说，民间记忆里的牛荫冠在1947年土改运动中斗争自己父亲的基本事实，与学者研究考证和亲历者的记忆是相吻合的，而且，沉淀在民间记忆里关于这个事件的态度与研究者和亲历者对这个事件的基本判断也相当一致，他们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印象都非常恶劣。

辣油

晋绥土改与牛荫冠

一、民间记忆里的牛荫冠
　　第一次听说牛荫冠这个人，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同学们都来自本省各县，没事的时候互相吹牛，本地的名人高干自然是夸耀的谈资，好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南北或有差异，各地分布不均，却从来不乏这样的资源。
　　牛荫冠是山西省兴县人，兴县的同学提及他的时候，他刚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不久，又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在我们那个不知天高地厚也显然十分幼稚的小话语圈子里，官至正部级，竟然算不得什么人物，好在兴县小老乡并不在意他的官大官小，在他那里，牛荫冠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桩本地的奇闻。兴县同学说，在土改的时候，作为共产党干部的牛荫冠，居然残忍地用铁丝穿进他老爹的鼻子里游街示众。其结果是，老爹被侮辱折磨而死，牛荫冠本人则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
　　他的父亲牛友兰先生，是入过《毛选》，和李鼎铭、刘少白齐名的抗战开明绅士。莫说牛荫冠，就是对牛友兰先生，包括我们的兴县同学也不甚了了，但是那样高的政治规格，足以构成持久记忆的全部理由。一个是著名的开名绅士，一个是大义灭亲的中共高干，这种奇妙的父子关系也实在是太离奇了，很快，几个家伙和兴县同学达成一致的共识：牛冠荫这个人尽管身居高位，但一定不是一个好人。
　　后来陆陆续续又听到有人说起牛冠荫在1947年土改时期的这段历史往事，知道这段历史往事的人，范围之广，人数之多，让我这个没有多少见识的后生小子感到非常吃惊。言者莫不轻蔑愤怒，闻者莫不震惊唏嘘，尽管大家谈论起来并不是针对牛荫冠这个具体的人，也就是说，并不单单把这当作个人的历史污点和劣迹来谈论，听得多了，也不由得替那时仍然健在、尚在高位的牛荫冠捏一把汗，众口能铄金，够他喝一壶。
　　随着公众对政治运动理解和认识的改变，牛荫冠这个人由沉淀在民间记忆里的一个日常伦理道德评判的符号，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典型人物浮出水面。2001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智效民先生的长文《开明绅士刘少白》，谈到开明绅士刘少白在1947年晋绥边区土改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顺带提及牛荫冠的这段历史“劣迹”：
　　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原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后回山西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并负责总会的日常工作，晋西事变后又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是续范亭)，到土改的时候，不知是出于无奈还是天良丧尽，作为工作组组长的他居然坐在主席台上，让自己的老父亲跪在台下接受群众的批斗。更残忍的是，批斗结束后，他还用铁丝穿了父亲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众……(参见《篱槿堂自叙》第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位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革命阵营、并且对这个阵营作出巨大贡献的开明绅士，就这样在受尽折磨和污辱后死于非命。
　　2003年，姚锦女士编著的《姚依林百夕谈》出版，该书记录了乃兄姚依林晚年对自己一生政治人生的总结，当然有对历史的思考与反思，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姚依林的回忆自然非常珍贵，其思考与反思当然更为可贵。一生寡言的姚依林特别嘱咐，这部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谈话录须在他去世之后才能发表（《姚依林百夕谈》，姚锦编著，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他谈到1947年亲自参加的一次土地改革会议，里面涉及到牛荫冠：
　　此会甚‘左’。会上支持农民对地主挖浮财，没收工商业，人身消灭。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智效民先生是卓有成就的历史学者，对山西的乡邦历史掌故了如指掌，姚依林则长期主持国家的经济工作，而且和牛荫冠同为清华同学（牛为1933级，姚为1934级），上世纪60年代，牛调回北京在商业部工作，姚是牛的直接上级。也就是说，民间记忆里的牛荫冠在1947年土改运动中斗争自己父亲的基本事实，与学者研究考证和亲历者的记忆是相吻合的，而且，沉淀在民间记忆里关于这个事件的态度与研究者和亲历者对这个事件的基本判断也相当一致，他们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印象都非常恶劣。
　　二、牛氏父子
　　在谈论牛荫冠与土改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对牛荫冠及其父亲牛友兰先生作一个初步的了解。
　　牛氏是山西省兴县赫赫有名的旺族，牛氏家族所在的兴县蔡家崖作为中共晋绥边区行政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而声名远播。村子前面有一条叫做蔚汾河的黄河支流流过，南依高崖，土地贫瘠，并没有显示出与黄土高原其他村庄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牛氏家族世代都是书香门第，1912年农历八月初七，牛荫冠出生的那一天，同时传来二伯父三伯父在外相继为官的消息，祖父牛锡瑗高兴地给长孙送了一个“官”字，名之曰“官子”。父亲牛友兰也许嫌这个名字太直露，也太腐朽，遂更名为“荫冠”。牛荫冠同辈兄弟姊妹共有二十多人，在太原、北京等地就读大学的就有十五六人，这样一个大家族，不仅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晋西北地区显得鹤立鸡群，就是放在山西省这样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大省份里考察，也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大家族了。
　　牛荫冠和他父亲牛友兰先生在人生经历上有许多奇妙的相似之处。
　　父子俩都是从贫穷落后的吕梁山区走出来，到北京求学，又都没有将书读完。牛友兰先生早年求学于京师大学堂，1909年因病辍学，时年24岁；牛荫冠于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刚入学时学的是机电工程，后来因为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繁重，改学经济，写过关于日本经济状况的论文，1936年只差半年没有拿到毕业证，回到山西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时年也是24岁。一为私疾被迫辍学回家，一为国难主动放弃学业，这仍然不影响父子俩作为那个时候少有的读书人在民间的影响力。
　　牛友兰先生回乡后最光彩最为后人纪念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一生致力于兴学办学，在家乡兴办新式教育。当地老百姓至今对他和刘少白先生开办的新学堂念念不忘，感恩戴德，1925年，积累了丰富办学经验的牛友兰和刘少白两先生几经周折，终于办起了晋西北现代意义第一所初级中学——兴县中学。这在当时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黄河两岸周边各县引起不小的震动和响应，岚县、保德、岢岚、方山、临县、神木、府谷、佳县等地学生也纷纷前来就读，先后招收8个班，培养近300名学生。一件是1937年抗日军兴，八路军开赴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后勤供给十分困难，牛友兰出资提供了一个团背装备，并主动将自家的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同时，牛友兰听从牛荫冠的劝说，捐资2.3万元（银元）兴办兴县农业银行，又筹金1万多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毛巾、袜子、裹腿等，供应部队。关于兴县农业银行的重要性，智效民先生在《开明绅士刘少白》一文中有详细的描述（从1942年起，兴县农业银行行长职务由牛荫冠接任），刘少白与牛友兰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老百姓的记忆里简直就是珠联璧合的一个整体，孟梁焦赞，张龙赵虎，提刘必提牛，无牛亦无刘，他们俩人一个办银行，一个举实业，为抗战时期的边区经济建设都有杰出的贡献。1942年5月，牛友兰担任团长，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等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10月，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牛荫冠一生中有两个辉煌的时期，一是牺牲救国同盟会期间，一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担任沈阳112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期间，这两个时期恰好是牛荫冠的青年和壮年，精力充沛，正是干事情的好时候。
　　24岁的牛荫冠，是当时清华左派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组织和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其时已经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实际工作，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干事，是一位具有相当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1936年，中共北方局考虑到牛荫冠是山西人，熟悉山西上层社会的情况，特地委派他回山西协助薄一波作山西上层的统战工作。牛荫冠在牺盟会前前后后有3年多的时间，在这3年中间，很快显示出了他特出的组织、协调和动员能力，游刃有余地活跃在山西军政各界，尤其在山西青年中树立起很高的威望。后来，薄一波推荐牛荫冠担任山西牺盟会总负责人，负责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牺盟会时期，既是牛荫冠政治生涯的一个起点，又是他政治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机会，而牺盟会对共产党势力在山西的渗透、巩固和发展壮大的意义非同小可，为中共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建立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在中共党史上，山西牺盟会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政治组织。1939年12月，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对山西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中共产党势力产生了顾忌，发动了针对中共势力的“十二月事变”，采用排挤、暗杀等手段，企图削弱共产党在山西军政界的影响。牛荫冠作为牺盟会的总负责人，理所当然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他带领总会机关干部躲过阎锡山的暗杀，渡过黄河，绕道陕北，最后回到兴县晋绥根据地。
　　牛荫冠回到兴县之后，迅速被委以重任，1940年2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牛荫冠被选举为行署副主任（主任为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兼任行署党组书记，1942年，被推举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兼晋绥边局贸易局长。他之所以被委以如此重任，与他是本地人，熟悉本地的情况，同时也考虑到他家族在晋绥地区的影响有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在牺盟会期间所积累的经验与声望所致。
　　1955年，牛荫冠由江西省副主席调任沈阳112厂担任厂长，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高潮。112厂的前身是国民党军队飞机修理厂，牛荫冠到这个厂子担任厂长的时候，该厂已经是一个上万人的军工飞机制造企业了。之所以称这个时期是牛荫冠人生的第二个高潮，是因为他在担任厂长期间，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开发研制成功的，1956年国庆节，5架歼5型喷气式气机从天安门上空凌空飞过，这是让牛荫冠最为自豪的一件事。在他的主持下，112厂一连生产了700架歼5型飞机装备部队，同时又组织领导了歼6型飞机的试制，为中国第一代地对空导弹的试制打下了基础。1958年，毛泽东来到112厂视察，这是牛荫冠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听说他是牛荫冠，马上就想起来，就问他：你是山西人吧。当时已经47岁的牛荫冠心里涌动着怎样的幸福波涛，不难想象。
　　牛荫冠父子两代人都对政治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他们的思想背景可能不同，但是家族士大夫积极入世教育的影响在他们两代人身上是显而易见的。牛友兰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里，平易近人，言谈举止一副儒雅作派，没有任何恶习，居家克勤克俭；据牛荫冠的友人回忆，牛荫冠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茶都不喝，对部属的生活要求也非常严格，甚至不允许部属穿着比较时髦的衣服，在友人的记忆里，牛荫冠是一个简朴而近于刻板的人。他们的个人品质无疑是从传统儒学教育里熏陶出来的。牛友兰先生不久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毁家纾难，而且把牛家多个近支子侄都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学习，或者直接参加抗日军队。牛友兰简直就是一位“红色士绅”。牛荫冠后来的人生道路显然受到父亲的影响，而父亲后期的人生道路，也显然受到了儿子的影响。
　　牛友兰于1947年9月29日含冤去世，终年63岁。迟至1989年夏，中共兴县委员会为他平昭雪。
　　牛荫冠于1992年5月10日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80岁。去世后第三天，按照其生前的级别，《人民日报》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
　　三、“斗牛大会”的前前后后
　　再回过头来说1947年“斗牛大会”牛荫冠斗争牛友兰事件。
　　如果他仔细分辨智效明和姚依林两人的记述就会发现，子斗父这个基本事实是存在的，但智的研究所得和姚的亲历在细节上却有极大出入。在智的叙述中，牛荫冠是“作为工作组组长”身份坐在台上，会后“他还用铁丝穿了父亲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众”。牛友兰被斗被侮辱似乎都是牛荫冠一手导演和策划的。姚的亲历却是另一番景象，“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谁让牛荫冠拉着游街？显然不是牛荫冠自己，而牛荫冠斗残忍地拉着父亲游街，是为了“划清界线”。关于用铁丝还是用绳子穿鼻游街，虽然记述不同，但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因为有点农事经验的人都知道怎样拉牛的，铁丝和绳子二者不可或缺，这不是分歧所在。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对民间的日常生活的震动非常之下。大家在震惊之后的不几天里，众说纷纭，议论纷纷，演绎出不同的版本。
　　牛荫冠的清华同学郑天翔于1947年11月由绥蒙回到兴县，在晋绥分局党校见到了牛荫冠，其时，牛友兰已经死去一个多月，牛荫冠被撤销一切职务在晋绥分局党校接受审查。郑天翔回忆说：
　　关于牛荫冠同志的那个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装在心里，不能打听。但是，关于牛荫冠同志和牛荫冠“拉死他老子”，似乎是党校里的一个热门话题。我的接触面非常小，也不断地听说在一个规模很大的斗地主的大会上，经强逼之下，牛荫冠拉着被人用铁丝穿着鼻子的他的父亲牛友兰往前走。不久牛友兰被斗死了。听说，这叫“斗牛大会”，那时在党校的同学参加了。有人说，他亲眼看见牛荫冠神情严肃；有人说，一点表情也没有；还有人说，牛荫冠真不容易！又说，牛荫冠开完斗争大会就回党校了，还像往常一样。……我只能听一句算一句，不敢打问。（《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1947年11月，晋绥老区的土地改革在“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1的号召和鼓动之下，各村纷纷成立的农会临时委员会正在取代各级行政基层组织行使仅力，乱打乱杀之火由地主、富农那里漫延到基层政权干部那里。《晋绥日报》1947年11月27日发表了《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更是火上浇油，伴随着国共两党全面拉开的国内战争的隆隆炮声，晋绥地区的土改政治运动一片混乱，乌烟瘴气。11月30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布通知，要求“所有土改工作团各机关团体与前后方一切干部人员，必须认真学习这两个（按：即刘少奇给晋绥分局同志的信）文件，要利用一切时间，利用各种会议时机，利用汇报工作机会及一切工作间隙进行学习讨论。各机关部队负责同志应认真领导这一学习”2。
　　社论评价土改前的各级政权组织时说：“在若干时期，边区党规定与执行各种政策上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便宜了地主阶级，打击了农民情绪，以及党内严重的强迫命令，贪污腐化，邀功自满，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固然边区党指导上有错误，但党内组织不纯又是影响和助长这些错误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投机分子也得以利用党员称号干部外衣，毫无顾忌的实行其各种各色危害农民破坏党与各种组织的反动行为，在今天则成为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地主阶级、争取国内战争胜利的严重障碍。”社论在立论的过程中，甚至对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指手划脚，横加指责，赋予各级农会组织以审查干部之权力，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异机分子、投机分子”，“只要当地群众要求拿去清算、惩办，就可以拿去清算、惩办”。
　　“斗牛”事件，不过是晋绥地区土改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牛荫冠“拉死他老子”如此有悖常情常理的事件怎么说都是人们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这一事件无疑给正在恐慌中度日的基层干部那里带来了更大的恐慌，再加上牛荫冠本人的地位和影响，只会使本来恐慌的气氛变得更加恐惧。郑天翔描述的正是这种恐慌加剧的情景，大家将牛荫冠视为异类也在情理之中，此时的牛荫冠处在被动、孤立与被怀疑的境地。他那时候是被当作“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撤职进党校接受审查的。
　　恐惧是诞生谣传的最好温床，谣传在传述的过程中又最易产生变种。1948年初，关于牛荫冠本人被人用铁丝穿透鼻孔被斗而死的传言，居然在省城太原的大街小巷传得有鼻子有眼，被画成漫画张贴得到处都是。
　　事实上，斗争牛友兰，在土改政治运动一开始就被组织者策划好的一个项目。
　　1947年9月18日，也就是距离牛友兰被斗弃世的前11天，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当时的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到会讲话。他说：
　　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倒地主阶级，过去地主是压坍了些，不是我们农民把他们压坍。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因为牛荫冠四二年问他拿出地契做调查研究，牛友兰不愿意拿出来。听说刘家梁有个恶霸，老百姓怕得很，我提议大家要帮忙，斗争他。要把地主彻底斗坍，大家不要顾虑，共产党一定给你们撑腰。很多地主和公家人有关系，地主利用公家人、退伍军人给他撑腰，最近李家湾斗一个地主，他女婿是司令部副官处一个会计，要副官处写信给农民取回寄放他岳父家的东西，我们认为这做得不对，东西不能交回。以后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3
　　李的讲话已经很明白。当天，牛荫冠作为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坐在台上。李井泉作为晋绥边区的党政最高领导，借人说事，敲山震虎，针对性非常之强。这番讲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李的话音刚落，牛荫冠随即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晋绥日报》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小标题报道了当日的情景。
　　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对。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后来石塄子村贫农郭增玉、刘宝则等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控诉。
　　贫农刘宝则并质问牛荫冠：“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啦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零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把银钱都保存起来。”有些群众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至此，大会转入讨论问题，蔡家崖温柱子提议：“我们要选能代表农民意见的代表，成立行政村农会，领导我们斗地主，分土地，审查干部……”
　　发表李井泉讲话与报道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消息的时候，日期是当年9月25日，即距离牛友兰弃世还有4天。蔡家崖村当时是晋绥边区的行政军事中心，司令部和边区行署就设在当年牛家的老宅里，虽然报纸报道的是一周前的旧闻，但不大不可能在牛友兰被斗之后才报道准备斗他的消息，那么，“斗牛”大会应该发生在9月25日当天或者以后。再查阅相关资料，才吃惊地发现，“斗牛”大会恰恰就在这条消息发布的第二天举行4。这条消息显然是冲着斗牛大会来的，而且可以视作“斗牛大会”的一个前奏，简直就是牛友兰老先生的一道催命符。
　　从决定“斗牛”到“牵牛鼻子”游街的九天时间里，牛荫冠显然要承受比牛友兰本人更大更为复杂的压力。在决定斗争牛友兰之前，分局政委李井泉曾找牛荫冠谈话：“蔡家崖的群众要求召开斗牛大会，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5。这番话要比18日在农民大会上的讲话更直白，更明确。牛荫冠作出了怎样的反映，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参照18日蔡家崖村农民大会上他的表态，此时的牛荫冠肯定不会说出那样一番照本宣科式的话了，他心理的复杂和沉重从当时的形势就可以想见一二。
　　1947年9月的晋绥地区以斗争地主富农、清浮财挖底财为主题的群众运动正如火如荼，参照当月的《晋绥日报》，可以体会一下当时形势的严峻程度。这里仅将关于兴县一县关于土改运动的报道分列如下（仅列标题）：
　　9月1日：二版通讯两则：李家湾贫农小组，开始混进四个富农分子，解决口粮中被清洗出去。
　　读者来信：对兴县县政府民政科处理地主张文华的意见。
　　9月2日：头版长篇通讯一篇。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6。
　　9月3日：二版通讯一则。兴县六区通讯员马怀林，私自放走地主张德光，群众罚他坐禁闭一月苦工二十日。
　　9月8日：二版长篇通讯一篇：兴县千城村群众，单独清算赵家焉地主，斗争果实拟与赵家焉统一分配。
　　四版通讯一篇：恶霸地主吕国栋被大家斗倒了。
　　9月9日：二版经验总结一篇：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黑峪口市镇群运经验。
　　9月12日：头版公告：晋绥边区农会筹备委员会启事。
　　二版通讯一则：兴县黑峪口群众向全村地主阶级总清算。
　　9月16日：二版通讯一则：兴县千城村群众清算恶霸曹湛秀。
　　9月20日：头版通告：为边区农会筹备委员会改为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通告。
　　9月21日：二版通讯一则：十二年前的血债得到偿还，碧村群众镇压白日佳，当年受过苦的老汉说：又看见当年的红军了。
　　9月23日：头版公告：兴县农会委员会临时委员会通告（宣告兴县农会临委会成立）
　　二版通讯一则：碧村地主白孚唐，化形为贫农免征户，群众查出进行清算。
　　9月24日：头版全文公告：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
　　9月25日：头版报道一则：蔡家崖行政村农民大会上，李政委井泉同志讲话。
　　二版通讯一则：兴县蔡家崖召开农民大会，通过按人口彻底平分土地，决定成立行政村农会彻底斗倒地主。
　　9月29日：头版报道一则：兴县高家村雇贫中农，听了《告农民书》后，立即讨论彻底斗争地主。
　　（同日发表社论《拥护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号召，坚决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
　　9月30日：二版读者来信：报告一个在党内抖地主威风的女人。
　　在10月份的《晋绥日报》还报道了9月份在兴县展开的土改运动的其他消息，分列如下：
　　9月21日，两千多人集中到兴县黑峪口村，对边区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展开斗争，会上决定撤销其副议长职务。
　　9月26日，兴县苏家塔木耳崖两偏僻村，斗倒地主牛兆贵等，同时，区委委员牛应森被审查决定留职查看。牛兆贵系蔡家崖村人，因在两个小村子有地出租，所以被拉到两个村子进行斗争。同时，牛兆贵是牛友兰的本家，曾在牛友兰的商号入股。
　　9月26日，兴县李家湾行政村五百余群众集会，热烈拥护《告农民书》，当场公审阶级异已分子王如林。
　　9月30日，白文、阳坡、芦子沟三行政村联合土改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派来的土改指导大员康生所在郝家坡跑白文镇仅2华里。
　　斗倒、清算、清洗等词语在报道中频频闪现，一个个义愤填膺，沾腥溅血。耳闻目睹，一派恐怖。在刘少白、牛友兰分别被斗被打之后的一个多月后，另一位开明绅士，时任兴县法院院长的孙良臣也被撤销职务，押送回乡被斗而死7。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8“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中称，“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
　　在同一月的16日，牛荫冠的老上级，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在兴县逝世，毛泽东从黄河西岸专门发来唁电。9月26日，续范亭公祭大会在临县都督村举行，公祭大会还沿袭着传统的祭奠仪式，礼敬如仪。当吴玉章、林伯渠和贺龙分别在大会上沉痛地发表悼念续范亭的讲话时，本来有资格参加公祭大会的牛荫冠正神色凝重地接过别人塞在他手中的铁丝。绳索的尽头，是鼓励他进入革命阵营的老父亲，老父亲的佝偻着身躯被五花大绑，但绑不住背后天大的冤屈。
　　据说，在26日的“斗牛”大会上，牛荫冠也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结果有人将他推到站着的地主那边。农会主席说：这是咱自家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起9。据时任晋绥边区党校教育长的龚子荣（1949年之后任中组部副部长）回忆，在“斗牛”大会之前，牛荫冠实际上已经被停止职务，进党校实行所谓的“三查”，实际上是进党校接受审查的。据中共山西省兴县委员会为纪念牛荫冠写的《家乡人民深切怀牛荫冠》一文：牛荫冠牵着牛友兰的鼻子开步走的时候，会场上像哑了一样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父子俩没走多远，群众中有人打报不平，当场打牛友兰的手铐和脚链捣掉，大会在一片混乱中不得不宣告结束。
　　这就是民间记忆里牛荫冠“拉死他老子”的前后背景，也许是因为事件本身过于惨烈而不忍下笔，也许是为尊者讳而不便记述，以致后来的各种记载都非常模糊，滤去情绪化的激愤成份，从现存的各种版本中都不能够确切地知道其中的细节和来龙去脉，这样一个对民间社会震荡极大的事件，在记述中就这样被模模糊糊地传来传去。
　　就这个问题，笔者曾经访问过当时任《晋绥日报》编辑兼记者、著名作家胡正先生。胡老对这件事情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同时对发生在晋绥军区驻地眼皮子底下的这一恶劣事件有着很明确的看法。
　　那一天，胡老作为《晋绥日报》的记者，被派到蔡家崖斗争牛友兰大会现场采访，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围在中间。胡老随李井泉进去之后，李井泉即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这种口气与9月16日的讲话一脉相承，并无相左的地方。李井泉巡视完之后就离开了会场，但是他的夫人和秘书留了下来，在主席台那里监督大会的进行情况。
　　主持大会的是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周文，还有兴县专区行署书记马林，和胡老是老相识，胡老对马的为人有很深的了解，胡老说，马林是晋绥本地人（保德人），对牛友兰先生的历史相当清楚，对“斗牛”行动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但分局书记的夫人和秘书都在会场，况且都是延安过来的老革命，又不好说什么，只得按部就班把大会进行下去。因为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和一群被斗的地主、富农和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斗争到高潮，要押着一群斗争对象游街，当时一些人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当时有一个细节许多资料没有披露，就是牛荫冠刚把铁丝牵在手里，铁丝就把鼻翼下面的脆骨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会场上的人都很震惊，以为是牛荫冠给用力扯断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其后关于牛荫冠七七八八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在大会结束后当即就沸沸扬扬传开了。其实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胡老说，他就站在跟前，看得清清楚楚。当牛荫冠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也很吃惊，当然也很生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下子就拉断了。
　　群众都知道牛友兰先生对抗战的贡献，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斗争在这个时候再也进行不下去了，而且会场开始乱了起来，马林马上让人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休息。结果，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老人在绝食三天之后愤然弃世而去。
　　胡老回忆说，当时斗争大会不得不停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冲击会场，大家虽然同情牛友兰，但牛友兰既然定为“恶霸地主”，大家也不好说什么。有意思的是，冲击会场是冲着另外一件事，或者说，群众的不满情绪是通过另外一件事情发泄出来的。
　　“斗牛大会”其实是一场联村斗争地主大会，也就是说，斗争的并不止牛友兰一个人，周围各自然村的地主、富农都在斗争之列。那一天，木栏岗村的斗争对象被押到会场斗争。其中有一个人是村里的一个二流子，土改工作组进驻木兰岗之后，这个人很快被当作贫雇农的中坚力量和依靠对象加以重用。
　　土兰岗土改工作组组长是李佩芝，李是王若飞的夫人，从延安撤到晋绥边区。事实上，晋绥土改急遽“左”倾，除了康生曾经指导过晋绥土改工作之外，留下来直接参与土改工作的延安老干部起了很大作用。
　　她所依靠的这个人毛病不少，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因为小偷小摸，曾经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在土改斗争中，这个人公报私仇，一下子就把这个富裕中农给打死了，群众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认为他不能领导农民翻身，不配作村里的干部。
　　李佩芝说，你们怎么能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这个人不争气，后来偷了军区一匹布让军区抓了起来，这一次也当作斗争对象押到会场。牛友兰游街是将近中午发生的事情，正当牛友兰被拉断鼻翼的时候，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说再斗争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呀。群众正对牛友兰被斗心中有气，这下子可找到了出气的由头，围住李佩芝就讲理，李佩芝还振振有辞地说她那一套阶级界限的理论，群众说，他偷村里人不算错，偷军区的布还不算错吗？
　　木兰岗村的人都围住李佩芝讲道理，人越聚越多，人们对斗争大会的情绪越来越大，最后会场的秩序大乱，斗争大会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到下午时分，下起小雨，木兰岗和蔡家崖两个村的群众就是不离会场，围住工作团要个说法，要求工作团惩办二流子，这样一闹就闹到傍晚。其间，晋绥分局的宣传部部长来会场疏散群众，是一派和稀泥的态度，但最后还是赞同李佩芝的观点，什么事都可以说，但阶级界限不能模糊。群众的情绪更大了。李井泉听到这件事，下命令给工作团，一定要说服群众离开会场。马林同情群众，怎么对群众说都不起作用，到半夜，雨下得大了，群众才陆陆续续离开会场。
　　其时，牛荫冠的妻子赵辉因为工作关系不在兴县，这位曾经声震晋南地区的女中豪杰也受到了冲击，被所在地群众打为“地主婆”，逼她交出财产。
　　“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的牛友兰在家中绝食而死。当时牛荫冠仍然在党校，他父亲去世之后有人告诉他，老人去世的时候，马林在场，他对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那一天，恰好是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月亮是什么时候升起来的？牛荫冠肯定不会在意。
　　《晋绥日报》对这件震动极大的斗争大会居然没有只字片语的报道。
　　四、一腔心事
　　显然，牛荫冠在那场政治运动中，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受害者，罪名不同，身份不同，惩办的手段当然也会不同，“牵头鼻子”不过是斗争牛荫冠的一种方式而已。父子同台斗争，儿子充当凶器，一箭双雕，用心险恶，用心良苦。在民间日常伦理中，乱伦和杵逆是公众最不能容忍的两种败德行为，牛荫冠在这样的设计中，已经被逼到了道德的绝境。这种不近情理的斗争方式不仅有违日常伦理道德，就是在世界迫害史上也算是赅人听闻的了。
　　后来的历史按照人们的善良愿望推进着。时间还是给人们了一个说法。先是晋绥地区土改运动“左”的倾向被中共中央制止并纠正，毛泽东听说刘少白、牛友兰被斗的消息之后怒不可遏地批评李井泉：你们犯了大错误，刘少白、牛友兰这样的开明绅士是不该斗的。咱们俩个，我在河西，你在河东，一河之隔，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呢？10
　　接着，1948年初，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也表明了态度，他说：兴县土改中，在蔡家崖的“斗牛大会”上，不应该让牛荫冠斗争他父亲。晋绥分局机关、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在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应该的。李井泉同志现在不在，他也会承认这个错误的。11
　　诚然，当年参与组织和领导这场政治运动的人在后来都有可贵的反省，1985年，牛荫冠在给弟弟牛旭光的信中说：他曾就父亲牛友兰事迹的文史资料写信给李井泉，李回信说同意毛对他的批评，承认他有“左”错误，只是不要将他的错误和康生、陈伯达在土改中的错误联系起来。
　　但是，澄清的只能是个人在组织意义上的事实真相，而作为历史事件的承担者，“斗牛”事件几乎纠缠了牛荫冠一生。这是因为，一，在客观上，他是亲自处罚父亲的行刑者，这有违日常生活伦理中的基本亲情观念；二，作为一个社会人，这个事件本身所造成的恐怖效应一直围绕在他周围。恐怖的直接后果是信任的危机，人们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很难不想起这件事情。
　　牛荫冠一生的政治沉浮不能不受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
　　“斗牛”事件发生之后，他作为“三查”对象关在边区党校，无论开会还是讨论，既没有人叫他开会，也没有人敢跟他说话，大家很难将这样一位“老干部”和他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简直就是一个怪物。12
　　1949年之后，牛荫冠南下任江西省副主席，老朋友穆欣前去看望他，看到他落落寡欢的样子，周围的人跟他打交道也很谨慎，显然还是那个“斗牛大会”的阴魂不散。牛对他感慨地说：“在这里，只有我了解赵辉，赵辉了解我！”
　　牛荫冠从牺牲同盟会回到晋绥边区起，一直做经济工作，1949年之后至“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波及到他，但在1960年，作为112厂的厂长，莫名其妙地被停止了一切工作，在冰天雪地的沈阳一坐就是两年，一直到1962年调回北京。回到北京之后又被撂在一边坐了两个多月没有人理睬他。他前去询问，中组部人的暗示他“解铃还须系铃人”，让他去找贺老总。果然，他找了贺龙之后，被任命为商业部副部长。这其中的曲折真是耐人寻味13。
　　牛荫冠是一个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政务工作者，他在晚年几次谈话中，对土改运动有相当明确的认识，1987年11月8日，他在晋绥党史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他对土改运动前前后后了如指掌，不乏真知灼见，但他对自己父亲和自己家族的遭遇只字不提。在这样一个规模会上，刘少白、牛友兰的事例当然是典型中的典型，只字不提怎么也说不过去。别人可以用胸襟和气度来理解这件事，但明白人谁都知道，这恰恰是他心中最难以抚平的伤痛。
　　耄耋之年的牛荫冠有一次同家人看电视，是一部关于革命传统教育片子，电视摄像镜头扫过那个叫做蔡家崖的小山村，扫过当年牛家大院的正庭、厢房、花园，孙子们当然知道，这是他们的老家。他们问爷爷：爷爷，这是你的家吗？
　　这正是他的家。
　　在这里，他的祖父牛锡瑗喜滋滋地听到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在这里，他受到父亲严厉的管束和教育，他就是从这座院子里一步一步走出去的，又是跋山涉水回到这里，器宇轩昂一呼百应地在这座院子里进进出出，和贺龙、关向应、林枫、续范亭一起办公开会，也是在这里，他牵着他的父亲，一步一夯，挪动过的每一寸地面都记载着深深的耻辱。
　　但是他只轻轻地回了一句：这里是毛主席的故居。
　　千钧赅浪哪能消于一瞬？这一腔心思且说与谁？
　　在去世前的某一天晚上，牛荫冠在睡梦中突然醒过来，惊出一身冷汗。他说：他梦见了父亲

辣油

“耄耋之年的牛荫冠有一次同家人看电视，是一部关于革命传统教育片子，电视摄像镜头扫过那个叫做蔡家崖的小山村，扫过当年牛家大院的正庭、厢房、花园，孙子们当然知道，这是他们的老家。他们问爷爷：爷爷，这是你的家吗？
　　这正是他的家。
　　在这里，他的祖父牛锡瑗喜滋滋地听到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在这里，他受到父亲严厉的管束和教育，他就是从这座院子里一步一步走出去的，又是跋山涉水回到这里，器宇轩昂一呼百应地在这座院子里进进出出，和贺龙、关向应、林枫、续范亭一起办公开会，也是在这里，他牵着他的父亲，一步一夯，挪动过的每一寸地面都记载着深深的耻辱。
　　但是他只轻轻地回了一句：这里是毛主席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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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世前的某一天晚上，牛荫冠在睡梦中突然醒过来，惊出一身冷汗。他说：他梦见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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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有资格参加公祭大会的牛荫冠正神色凝重地接过别人塞在他手中的铁丝。绳索的尽头，是鼓励他进入革命阵营的老父亲，老父亲的佝偻着身躯被五花大绑，但绑不住背后天大的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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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到高潮，要押着一群斗争对象游街，当时一些人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当时有一个细节许多资料没有披露，就是牛荫冠刚把铁丝牵在手里，铁丝就把鼻翼下面的脆骨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会场上的人都很震惊，以为是牛荫冠给用力扯断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其后关于牛荫冠七七八八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在大会结束后当即就沸沸扬扬传开了。其实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胡老说，他就站在跟前，看得清清楚楚。当牛荫冠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也很吃惊，当然也很生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下子就拉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