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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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京吾


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指出，德国的“历史思想和历史研究的民族传统对于反民主思想难辞其咎，他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彻底抛弃民主制和确立权威主义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伊格尔斯作为纳粹统治下的逃亡者“见证了这个政权的种族主义”。可谓切肤之痛。

早期的德国历史研究既宣扬自由主义也具有民主和世界主义的意识，但在拿破仑入侵、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德国的历史学渐渐脱离了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他们试图以德意志民族性为依据，转向对普鲁士王朝军国主义的欣赏，信奉权威主义和具有侵略性的沙文主义。俾斯麦的“铁和血”对德国的统一正是这一追求的结果。

威廉·冯·洪堡认为历史的特性只有“上帝和民族”这两种好的和有益的力量，一切事物的中间状态遭到消解，世界变成尖锐对立的两端。当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之后，人类的所有价值尺度在德意志轰然倒塌，只剩下赤裸裸的——民族。


德意志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深切关注，不仅在于建立一个民族的史学，还在于建构一个民族国家，所以兰克——这位最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却被冠以“普鲁士君主制度出色而忠诚的仆人”，他热衷于组建一个与德意志民族天性一致的国家，为普鲁士端出的发展计划和国家社会主义几乎如出一辙。此时，德国还远在19世纪呢。


德国历史学家以历史主义（historismus，和波普尔批判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是两个不同概念）的姿态建构了自己的民族史学。德国历史主义的核心意义是用个体化的观察来代替对历史-人类力量的普遍化观察。这样，历史就丧失了相互间的关联，变成一种可以任意把玩、解释的历史碎片。“个体化”的观察，导致他们沉溺于对“国家理性”的无条件信任上，这就是：德国必须要走上“国家主义”的道路。他们只在乎材料的真伪，却极少进行价值观反思，美国学者戴维·哈克特·费舍尔对德国历史主义尖刻地评论到：“按一般的理解，它在认识论上是唯心的，在政治上是反民主的，在美学上是浪漫主义的，在伦理上，他的核心是邪恶的，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正当的。”


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思想家敏锐地观察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主义倾向，他们对此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忧虑。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基扬指出：德国舆论在历史学家引导下已经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特征。

但思想家的观察并没有引起德国历史学家警觉，依然放浪于历史主义的宏大建构中，比如梅尼克。


梅尼克是一位深植于普鲁士传统的历史学家，堪称兰克之后德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是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言人。历史主义的史学特征在德国通过默泽尔、赫尔德和歌德达到了最高峰，构成了伟大的德意志精神，而能够体现这一“伟大精神”的就是国家理性，但国家理性究竟依赖什么得以维持？梅尼克要求，历史学一定要对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在有着核心的关切。他认为，德国的统一不仅表现了政治成就也是哲学真理的具体体现，而推动这一伟大成就实现的“乃是伟大的个人而非盲目的社会力量的业绩”——这是一种英雄史观，这一“伟大的个人”当然是指俾斯麦，但俾斯麦之后，谁来填充这“伟大”的空白？梅尼克断定：“那一度唤醒了一个伟大而强有力的民族的东西，不能够被指责为一种追求错误道路的倾向”。他不承认国家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冲突，反而认为国家与自由之间具有绝对意义上的一致性，他从普鲁士的经验中得出，自由的意义只能体现在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民族内，对权力始终抱有一种乐观的信心。实际上，德国的“自由”只能体现在对国家主义的狂热信仰上，他强调国家个体的内在法则，使国家凌驾于整个社会伦理之上。


他与浪漫主义者们如出一辙地反对启蒙运动，其理论不过是自己对“国家”的庸俗迷信，并从中显现出自己的国家主义色彩。1933年5月17日梅尼克向一位朋友表示：“德国人还未成熟到能够适应民主的议会政治”，此时已是纳粹掌权三个月之后。梅尼克是一位共和主义者，在任何意义上他都不是纳粹分子，却在国家神圣化道路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战结束以后，梅尼克“痛苦地认识到德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哲学及历史学学术发展上都走过一条错误的道路。”为此，他写下了自己最后一部拥有巨大影响的力作《德国的浩劫》，对德国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历史进行了沉痛反思。但由于他对德国文化的挚爱，使他无法接受“德国文化会产生希特勒”这样的结论，以致他对德国文化的辩护不免显得左支右绌，内心的痛苦、冲突、矛盾、焦虑，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