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澄之、马楠获救真相(3)

辣油

十、求“护照”、踩路线、潜心营救　　
1942年9月，孟昭成（孟蒙）接受分局城工部王见新同志交给的三个任务，其中以营救李澄之、马楠为主。关于营救李、马的任务，孟昭成在《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斗争》一文中有详细系统的记述。用当事人自己的语言来讲述更为真实动人，因为这是最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现将有关内容辑录如下：　　
“营救李、马的关键是首先要能把他们安全带出敌伪哨卡，无此则无所谓营救。而这非轻而易举的，敌人软禁他们，允许在市内走动，自恃无恐的就是他们不能突破济南市周围各路哨卡的严密封锁。这不仅需要‘合法’的证件，还应有‘权威’的证件！我已把川村署名的‘护照’给陈、王看了，但我认为还很难证明它有绝对可靠的价值．．．．．．”　　
“只是营救李、马还不可能有切实可行的方案。虽然，我从来不认为敌人精明得无懈可击，我们愚笨得无计可施，我当时和以后曾多次想过进行一次冒险，利用一个机会，偷越一段道路。成功的可能是存在的，而并不能排除失败的可能。敌拥有绝对优势兵力，谁能有绝对安全保证？这不能象发明‘红药水’可以实验220次，我的实验只能是一次。我可以‘不成功，便成仁’，但决不能把风险置于李、马身上，这确实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因此，营救李、马，首先需要在敌区审时度势、察情待机的探索。对此，我不能回避。而我感到负起这一重任，革命的道路将更曲折复杂了，前面会有风狂雨暴，火炽烟腾。但是，疾风知劲草，烈火识真金。只有经住疾风扑打的草木才能长大，只有经住烈火燃烧的金铁才能炼成！”　　
“我把营救李、马的斗争置于工作首位，为他们谋取‘身份证明书’是工作重点。”　　
“我曾经设想伪造更‘权威’的‘护照’，却无模式；要使用川村签发的‘护照’走险，又在泰安和泰莱两方伪政权的多次抵牾中，深为它的保险系数担忧。我象夜行荒野的人，极需掌握有力武器，尽管它不一定是时刻要用的。我的斗争首先应是向敌人争得武器去斗敌人！”　
“为此，我向李亦豪、川村多次提出‘护照’在泰安县境有时不被重视，要求换更高级的证件。而我怎样说得严肃严重，川村仍是用他那一贯不急不躁的态度说：他们那些人不敢胡闹。　　
于是，我斟酌如何在泰安车站和伪军警制造一次冲突，以刺激川村。一次，在火车上，一个泰莱区的小学教员被乘警殴打，我去责斥乘警，想借此掀起波兰。他却悄然离去；在将下车前，我又去找他问罪，几个乘警在一起，态度也渐强硬，这确是好机会，可惜我只会用大发雷霆的姿态说理，不会骂人打人，又加人多劝解，事态未得扩大。但我借此向川村渲染，是由于他署名的‘护照’贬值，使我受制于人。　　
1943年春，我从范镇去济南，在泰安街上发现了敌济南宪兵分遣队队长武山英一和郭同震等人，都穿着中式短衣，有人戴着‘宪兵’袖章、挎着枪。郭同震已在注意我；我和同行的伪泰莱政委会的几个人随便说话，在考虑对策。　　
武山、郭同震等人走进车站旁边的一个茶馆，我约同行的几个人也跟进去，和郭摇相敌意。两边的人分别围着方桌坐下。　　
本来，我的意图很简单，既已相遇，勿需躲闪。我估计郭已知我去根据地，或莫测高深，心怀疑虑。我要表示对他并无顾忌，使他消除猜测，把我看成象他一样，都是日本特务。我利用了同桌人对我的尊重，肆意说笑，在从提包里取纸烟时，还有意把我带到济南去的一把手枪拿出来放在桌上。　　
我未想到一个佩戴‘宪兵’袖章的人走来，用笨拙的汉语要我周围的人出示证件。他看过所有泰莱‘居民证’露出鄙蔑态度；看过我的‘护照’，还哼着鼻子咧着嘴一笑，问我：‘手枪执照？’　　
我筹集武器，未曾想到要在敌人那里备案，如今却要考虑保护住枪了！我注意到郭同震的大手掩在嘴上，在手指缝中夹着的纸烟冒出的烟雾后面是难以捉摸的微笑。　　
我就也微笑着说：‘枪是人的，人有护照！’我手指着‘护照’。
他竟然说：‘川村不行。枪要没收！’　　
他的话突然予我启发：我怎么只考虑保护枪不丢？应该把‘护照’都丢给他！这不正是可利用的军宪矛盾吗？　　
‘好，’我立刻把‘护照’甩在枪上说：‘都拿去！’　　
宪兵本来只要没收手枪，却未及思索地顺手连‘护照’一起拿着走了，随即和郭同震等一伙离开茶馆，郭还装模作样地向我举手。　　
我对同桌的人们说：‘他们没收手枪、护照，这是对泰莱区、川村、日本军部的蔑视，宪兵嘴里还咕咕哝哝、骂骂咧咧，都听见了吧？’其实这有点冤枉那个宪兵。这不能讲道义了！　　
人们竟然都‘嗯嗯’点头，象真听见什么，能勇于作证。有人却要我去找宪兵交涉，争回手枪、‘护照’，争回‘面子’。他们不知道我争的什么。我在为导演一出好戏而喜悦……　　
而在我进入车站月台时，那个宪兵却找来说：‘刚才开玩笑，还给你！’把手枪和‘护照’塞给我就走了。　　
同行的人竟然兴奋地说宪兵也怕军部、怕泰莱、怕麻烦……　　
我却懊恼，怎不延缓乘车，让敌人找不到我，一着棋不算计好就输了。但是，我回济后仍广造舆论，找李涛，找川村，说宪兵队搜查我，对川村、军部都笑骂。不容商议，硬拿‘护照’和下枪，当着泰安的军警侮辱，后来故意送来也是戏弄态度。我举出在场的伪政委会的人们的名字，说为众目所睹……　　
这次，川村显出有些恼怒了：‘他们这样胡闹不行！我向上边报告……’”　　
正巧，木村要拉李澄之去日本，李澄之、马楠让孟回分局汇报请示。　　
“这时，王见新同志两次派人约我去山东分局汇报。为此，李澄之怂恿李亦豪，他正要扩大‘青协’，又想要求山东分局同情，就向鲁仁公馆提出在各地成立支部，为免八路军打击，需我再去根据地找‘抗敌协会’向共产党疏通。　　
我不想再取道范镇一带，不仅因为对伪政委会更有戒心，尽量不在必要时，不使用这一路线，想另外多探索通道，以后备用；更由于我想突破‘泰莱’范围，可争取换新‘护照’。　　
这意图我只向李、马说过，李怂恿李亦豪让我走青岛、日照去滨海区。　　
由于对川村的历史压力和现实需要，终于使他交给我一份新‘护照’。这是用白色厚宣纸竖排打印的，下款是‘仁字四二二一部队参谋部山田少佐’，有一方形印着番号的钤记，填写着年月日。　　
当时，我极力用平静的神态掩盖着振奋的情绪，立即感到营救李、马的希望接近了。”　　
“暮春，我去青岛，拿着李亦豪的介绍信找日照伪军团长陈成功，为求方便地通过他在日照的防区。他安排我住在他的商号内，等待和他一起渡海。”可是过了好几天，陈也不露面。孟蒙急了，“向一个副官催问行期”，副官“支吾，应答。”孟蒙就拿出有山田少佐署名的“护照”甩在茶几上，说：“你们团长阻碍我的任务！济南参谋部还等我的电话！”　　
“当晚，陈成功来找我，态度谦和，满口‘慢待’，约定明晚派人送我乘小火轮去日照。”　　
“我顺利到达滨海区根据地，至山东分局，见到陈沂、王见新同志。我汇报了工作，主要是拿出新得的“护照”，分析了它的价值；提出营救李、马如何争取在短时间内摆脱敌人可控制行程的问题，当时我认为我军还不能靠近敌占城镇；对李澄之赴日之事请示。”　　
“他们指示：对营救李、马事，继续积累条件，及时和泰山区党、军联系，等待时机；”　　
“为探索营救李、马如何缩短敌可控行程。我奔走各地调查路线。去党家庄、万德等车站，为防遭疑，我以乘车坐过站，临时下车签票待返的办法，自然地留在站上，散步观察形势。我曾巡测千佛山、橛山、佛慧山一线，设计过在稍偏离黄石崖或开元寺的地方，曲回岭涧，可避哨卡，但需夜间摸路，不比使用‘护照’方便安全。一次，我登上四里山南眺，营垒疏落，行人络绎，引起遐想，又来诗兴，吟成四句：‘俯瞰山河探迷津，遥见阳光透阴昏。心驰臂张生劲翼，乘风傲啸抱春辰。’情绪激动，脚踏石坠，跌滚崖坡，幸被小树阻住，身痛一时爬不起来，又气又笑，躺在那里想：倘若因一偶然不慎，摔死山下。或成为野狼的晚餐，大业不成，平庸而没，愧对生者之期待，羞见英烈于地下，岂不冤哉！后来我跛步行走，还得伪称疮痛。”　　
十一、东渡扶桑，观察敌情　　
  1943年3月间，木村义明多次动员李澄之去日本。李澄之就此事，曾和马楠、孟蒙研究。孟蒙在《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事实》中说：　　
“李对马和我谈论此事，说要充分利用敌人矛盾，观察敌情，应去日本一行。　　
马楠认为事关重大，要我向党报告、请示．．．．．．　　
这时，王见新同志两次派人约我去山东分局汇报。为此，李澄之怂恿李亦豪．．．．．．向‘鲁仁公馆’提出在各地成立支部，为免八路军打击，需我再去根据地找‘抗敌协会’向共产党疏通。”　　
3月底左右，孟蒙拿着李涛给日照伪和平救国军团长陈成功的介绍信去青岛，然后通过日照去了山东分局驻地滨海区根据地。　　
孟蒙走后，李澄之为等孟回来，听取分局意见，就对李涛说：“你告诉木村，我根本不去。”李涛跟木村讲了以后，一天，木村带着柳原到李涛的寝室找李澄之四人“密谈”：“木村首先出示：‘我这是向军部的请假条——是回大阪家中探视父病请假一个月。根本不是军方什么任务而出差；根本没提叫你去日的事。——你的一切路费花销是我私人垫付的，也并不开支任何公家一分钱！’（他表白绝不是一般汉奸‘睦邻友好、和善亲善’任务而去的。）接着又指柳原说：‘你的出国证根本不向军部请领，是叫柳原往省政府按一般居民工商界社会人士出国条例而领取的嘛！’他又宣传说：‘主要是教你看看玩玩，了解一下‘日本人民反对战争’、‘日本文明在农村’的情况嘛！’最后澄之结论说：‘你今天对我负责！将来我一定也对你负责吧！’”（以上引文见李涛：《营救李澄之经过》）李澄之见木村已经把一切都办好，甚至连他的“出国证”也都办出来了，无法再推脱，只得随木村去日本。因为走得仓促，李澄之毫无准备，临时穿了李涛新做的夹大衣和郭同震借给他的一套西装。　　
孟蒙从分局回来，带回“建议李澄之拒绝赴日”的意见时，李澄之已经漂洋过海东渡扶桑了。　　
木村为什么一定要让李澄之去日本呢，甚至由他自己花钱也愿意？这要从他所属的日本革新派（主和派）的战略目的和木村的个人利益来找答案。　　
1941年11月李澄之被俘押到济南后，木村了解了李澄之的情况，认为李是“理想的第三路线中间力量”，即对李很感兴趣，因此给在北平的“参谋总部”打报告，要求把李澄之划拨给他，由他掌握。划拨给他这个目的达到了，但李澄之诸事都很低调、不配合，木村无可奈何，无法向上级交代。李涛的出现，给木村一个转机，特别是“中国青年协会”的成立，又给他一个机会——虚报功绩的机会。木村在上报的“青协”组织人员表“总干事李亦豪”下面加注“李澄之之弟代理”，以此来欺蒙“参谋总部”，李澄之已被他掌握了。木村就因为能“掌握”李澄之这个“八路副省长、抗协缔造者”，使他在“石原（莞尔）反东条（英机）派”、特别是“皇室三笠宫主和派”当中声望与地位大大提高了。这次木村宁愿自己花钱也要拉李澄之去东京，就是要进一步提高他在革新派的地位。木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拉李澄之去日本呢？这与日本的国内政局有关。“主和派”在日本国内被“主战派”责骂为“战败主义者”。“主和派”就是天天等待“东条派”失败下台，他们才能上台搞“和谈”。1942年 12月，日本国内以山下奉文为首的反东条势力掀起“倒阁”，逼迫东条半月称病不办公。虽然“倒阁”最后并未使东条下台，但却给木村以鼓舞，他看到了“主和派”的希望。因此他要带李澄之到日本去向国内“主和派”的头子们显示一下自己的能量。　　
所以，木村回到日本以后，带李澄之去见的人，首先就是到东京“地涌塾”见“东亚联盟”缔造人石原莞尔。石原莞尔是“革新派”的实际领导人，见这个人也是木村的主要目的。石原莞尔见李澄之所谈，主要是征询如何能实现“中日和谈”？李澄之的答复的中心观点很明确：“必须不折不扣地交还东北，否则没有和谈可能！”　　
再是，李澄之还见过大川周明。大川是日本著名的“国粹派”，主张“东方文化”，反对“崇拜西洋”，是“统治派”大财阀的对立面，是东条的死对头。　　
李澄之见过的还有菊地。菊地是研究农业经济与建设的，梁漱溟的“乡建派”和他在思想上人事上有关联。　　
在日本，木村抓住一切场合夸大吹捧李澄之，借吹捧李来抬高自己。　　
关于“日本人民爱和平”的问题，李澄之看到了日本城市的马路十字路口当中立着木刻的英美人像，十字路的四角放着投枪，让行路人投，表示“击灭英美”。可是，路人没有投击的。这也可反映日本人民对战争的冷漠。　　
关于“日本文明在农村”问题，因为李澄之没能去农村，无所发现。　　
除此，只是谈玩谈乐。在玩乐中，有一次木村带李澄之去一家有妓女的又吃又住的日本料理，分给李澄之一间。李澄之叫那个妓女出去。川村对他说：“这是她的屋，出去她就不能睡了。”没办法，李澄之就让她在屋里，和她分别睡。第二天，那妓女把李澄之当作“神人”，再三叩拜，说：“下次我一定再伺候此台君。”此事虽小，也可窥见李澄之品质之一斑。　　
4月底，李澄之回到济南。　　
×         ×         ×　　
李澄之回济南之后，跟李涛谈了在日本的情况，李涛认为有必要向分局和“抗协”汇报。　　
6月，李涛是从青岛经日照回根据地的。　　
这次去青岛，不光是李涛一个人。木村、川村，还有李澄之都去了。青岛也有个“地涌塾”，笃信佛教，用宗教来促进“中日合作”。木村这次带李澄之去青岛，除向青岛“地涌塾”炫耀他的功绩外，主要是以此向军部谎报“李澄之在搞革新活动了”。　　
李涛在青岛见了几个日本人，然后和川村去日照找陈成功。陈成功派人到石臼所接了李涛和川村，黄昏到夹仓陈成功团部。川村视察陈的部队后，即回青岛。李涛个人去根据地，陈成功派一班人，找头驴连夜把他送到谢辉专署。　　
第二天中午，萧华主任派一人二马，从专署把李涛接到欢墩铺一带，和萧华同志、郑文卿同志。见了面　　
第三天上午，萧华同志派人送李涛到分局。　　
这次李涛去分局，由王见新同志接谈，谈了一些问题。另外，李涛汇报了李澄之去日本的情况，并谈了李澄之出走回根据地的问题。李涛认为李澄之出走已不成问题，他提出李澄之走后济南的点线如何存续和扩大的问题；他估计李澄之走后，宪兵队会加害他们，因此要求让牟宜之去济南接替李澄之，因为牟和伪济南市长朱桂山的儿子朱经古很熟，还有其他社会关系。王见新同志表示可以考虑。第二天，杨希文跟李涛谈。他提出：“澄之在济南一天，就是敌人胜利一天。”　　
李涛离开分局时，看见朱瑞在松林里作《整风报告》。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朱瑞高大英雄的形象。　　
十二、第一次闯关，首战胜利，救出马楠、宁世　　
李涛去分局汇报李澄之的情况之后，分局作出营救出李澄之、马楠回根据地的决定。孟蒙1982年7月1日在《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斗争》中说：　　
“当年（1943年）七月，林乎加同志约我去军分区司令部，告我：分局电谕，为接应我营救李、马，要他派兵插至济市近郊，由武工队和县大队执行任务。　　
我异常激动，这是过去认为难能解决的问题……根据林乎加同志的各种精密分析和我平时的调查研究，商讨了方案：　　
突破口可选在济市南郊四里山西麓的哨卡。敌外围仅有八里洼、大涧沟、十六里河、分水岭、仲宫等大小据点。公路上一二十里间反无哨卡。只要走过短途公路，进入我军保护圈，就可下道进山。使敌可控行程缩至最多不过十里，一点钟时间。只要我们隐密，闪电式突击，迅雷不及掩耳，必能获胜！　　
我可和武工队立即出发，秘密移至距济市十里处的南郊，武工队潜伏，县大队在近山隐蔽。我清晨进城；黄昏，哨卡关闭前，以‘护照’带李、马出城，如敌觉察追捕，天近夜晚，也将其掷于无用武之地。　　
为慎重，从济南出城的十里路中，也需一向导，使其身上有明显而不怪异的标志，使我们能远远跟随，使武工队能远远注视。　　
林又找来武工队长罗俊同志，他是带有传奇性的农民英雄。我们研究了其他项目，如启程和我进济南市的时间，行进的路线，武工队潜伏地带，向导人选，周围敌情，途中保密等等……　　
向导是罗的亲戚，一个有敌区‘居住证’的半农半商的中年男人，以乡民习惯的缝有黑布云朵的苇笠和左肩背着褡子为标记。　　
在夜行昼宿、攀山涉水的五天行军后，我在一个爽朗的清晨，单人进城，由我母亲（到对门商行借）电话通知李澄之暗约‘大姐’（马楠）来我家。　　
李、马振奋，而李提出新问题：‘青协’的利用价值很高，在党的地下斗争薄弱时，放弃这一阵地可惜。他可先不走，要我把马送走后暂留（我走，他难活动），听候分局研究决定。　　
这使我别扭。我虽也考虑过‘青协’的利用率，而更想彻底瓦解‘青协’，尽快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此外，一年来我的头脑、生活的紧张是前所未有的，对哲学、政治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求知欲，甚至有生命和心灵的空乏感，希望去根据地得到安心学习与系统学习的机会。　　
李为解除我对处境的顾虑，还说，马走他留，更显得并无同谋。让我不露面，送马出城后即乘夜车返泰莱；如敌怀疑，我就不必管他，可自回根据地。当然，我岂能如此，这得两肋插刀，舍命陪君子啦！对李、马，我既应有职责感，也应有道义感！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我服从了李的意见，也准备予‘青协’最后一击，提出把为革命工作的赵文翰（即赵乙民、周恒）等五人带走。但不愿马楠之行受拖累，只让吴茵和她作伴，其他人另随我走。李同意，由他去安排。　　
母亲象每次我和人密谈时一样，与小表妹安利到屋外放哨。回来，知马走，流泪惜别。　　
李、马各回住所，都要在几个小时内安详地和周围的人们周旋。　　
午后约5时，马楠、吴茵和我分散来到经七路纬二路，继续南行。我一直注视远近，并无疑迹。近四里山，路边茶棚里的向导起身前去。至哨卡，我和马、吴汇合，向日伪军警出示‘护照’，安全通过。远离哨卡后，我让她们随向导远去，独自在西侧小路、高阜徜徉，注视境况。想到她们解脱桎梏，又将振翼征程，与家人团聚，和战友相会，望断云山，心潮汹涌。　　
赶在闭卡前，我返回市内，带着几个青年朋友乘火车回泰莱，送他们到泰山军分区。”　　
2002年10月，孟蒙在《关于我送走王卜等4人去根据地参加革命的情况》一文中说：　　
“1943年7月，我奉命营救李澄之、马楠时，清晨进济南，约李、马至我家密谈，尽管当时李意暂不走，马要和宁世（胡山）同走。我也认为，接近最后瓦解‘青协’之时，应让我所带着一起打入‘青协’的赵乙民（周恒）、王秋芳（王卜）和周玮这三人去根据地革命（这是我过去的许诺）。提出让澄之告胡山转告他们三人。我的意见是：　　
一、要在胡山和马楠将登上行程前，也即午后3点多钟，临时告知，找他们三人（免得有人出去，找不到，可有另外人通知）。并不要告我营救李、马事，胡也不必说明确何时走。　　
二、告知他们夜车走（可能9、10点钟），分散至车站门口集合，说明我或找人接他们。　　
三、带最简单的行装。”　　
“当晚夜车至泰安；拂晓换乘长途汽车至范家镇。把他们安置在‘青协’泰莱支部。一、二日内，我把他们二人和先已到达的张翠环（薛石）、王芝生（安琪），一共四人（注：周玮未走），托给交通员李山元送泰山地委。我给林乎加写信介绍。”　　
1980年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的马楠对她被营救的经过，在1980年1月2日写的《证言材料》中有这样的记述：　　
“1943年7月，我得李澄之通知，说孟昭成已从‘家里’回来（家就是根据地），说家里决定我回家，要我去同孟见面。孟将逃跑计划简单告我，约定下午到指定地点，他在一茶馆门口等我，茶馆内有武装工作队派来的向导。出城后由向导引路，约定在距城十多余里地的山包上有便衣武装两人等候。见山包上人影，我即举左手，对方举右手。此时，对方两便衣见左手举，往前来会面。我左肩以大别针为暗号标记，然后对方就确信，我就是他们要营救的人，宣布‘完成任务’。我（们）又前行数里地，大批武装工作队荷枪在村内（约十数人），就掩护我（们）急行军向我泰山根据地进发。昼伏夜行，封锁消息。一周后到达中共泰山地委机关，当时地委书记是林乎加同志。在这次营救中，里应外合，内应就是孟昭成。和我同时逃跑的还有吴茵，又名宁世。”　　
马楠还记述了就在她出走那天上午发生的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抄录下来，以飨读者：　　
“1943年7月14号，我已得到李澄之通知说，要我下午离开济南回家（根据地）。就在这天的上午，武山同何继会忽然到郭同震家来，见到我就问：‘杜先生，你好！你去过北京没有？’我一听吃一惊，怎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但我还是很镇定的回答他：‘没有去过。’他接着就说：‘你可以来北京去玩玩。’因为我要在武山等人面前掩护我下午就要走的行动，我避免引起武山疑心，所以我就回答：‘可以。’接着我又故意提出问题，刁难敌人：‘去有地方住吗？’我也是测验敌人要我去北京什么目的。武山回答我：‘可以住庄大姐家。’（庄大姐即庄壁华，是同我一起软禁在郭同震家的女俘，敌人放她去北京探视，她家在北京。）接着我又说：‘哪天走？’我是想麻痹敌人。武山说：‘后天走。’我说‘可以。’武山就转过头去跟郭同震说话，我即转头回到我住屋。武山不一会就走了，我才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很担心他不走，我逃跑的事就难办了。”（见马楠档案）　　
这是孟蒙自1942年9月接受分局城工部交给的营救李澄之、马楠的任务以后，第一次实际执行营救任务。第一次闯关，就营救出马楠和宁世，旗开得胜，首战成功！　　
马楠出走之后，宪兵队有什么反应呢？孟蒙在《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斗争》中有简略的记述：　　
“随后，有人秘密向我送来李澄之的信息，得知郭同震、川村等人都曾去李处，虽故作镇静，而难掩沮丧。李则泰然处之。”　　
    日军济南宪兵队的翻译何继会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他的审讯“笔供”中，对此也有供述，他说：　　
“马楠是在1943年8、9月间，同李澄之一道回到根据地去的。他们怎样计划、研究的我不了解。武山发觉他们走了以后，曾在东郊一带做了了解。据一个老乡说，曾经见到一个男的40多岁和一个女的20多岁，路过他们那里，说那个女的还挟着一个小包袱。根据老乡说的情况、面貌，就是马楠和李澄之。但时间已经晚了，再追不回来了。因为在他们走以后，隔了五、六天，才了解到这一情况。他们走后，武山当然是不很愉快，但也没有过于懊恼，也没有追究责任。”　　
何继会的《笔供》中，有两处明显的错误：一、出走时间错了。不是“8、9月之间”，是7月14日；二、同行人错了。不是“同李澄之一道”，而是和宁世（吴茵）。何继会在《笔供》中之所以出现这些错误，说明他直到全国解放后，仍然不了解马楠被营救的真实情况。连何继会这样形影不离武山身边的翻译都不了解马楠被营救的真实情况，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由此可以看出敌宪兵队内部对马楠被营救是严密封锁消息的。说穿了，连武山自己也弄不明白马楠是怎么“失踪”的。上午他刚刚安排马楠 “后天”到“北京去玩玩”，下午马楠就从人间蒸发了。事先他既没有预见，事后他又查不出踪影，叫他怎么能弄明白呢？马楠的被营救狠狠地打了武山一闷棍，使他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一方面在东郊、李澄之等处搜捕，一方面对内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为什么？武山害怕！一怕宣扬出去上级要追查他“监管不严”的失职责任；二怕对立面“主和派”、“鲁仁公馆”木村、川村等讥笑他无能。所以，武山不敢声张，只好打掉门牙往肚里曣，强打精神、“故作镇静”、“不敢追究责任”，吃了一个哑巴亏！　　
十三、救出李澄之，给敌最后一击　　
1943年8月1日，马楠和宁世从泰安地委回到山东分局后，马楠向分局领导汇报了敌区的情况。1955年9月26日时在总政文化部工作的马楠，在《关于孟蒙的一些材料》中写道：　　
“因为分局根据我汇报的敌区情况，认为李澄之在济南呆下去，工作的作用也不会太大，决定撤出来。”　　
孟蒙1982年7月在《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斗争》中有这样的记述：　　
“9月，泰山地委副书记张洪涛同志约我传达分局指示：让我营救李澄之，一起回根据地。　　
我认为，这种决断可使李不再迟疑。我已逐渐领会党的决策超过对李一人关怀的性质，我不能把党交予的任务孤立地当作是对一位高级干部的营救，从‘青协’大发展和对众多青年与知识分子的诱引，透示了同李澄之被敌重视及其影响力的关系。无论李对此主观认识如何，解救他，劫持他，则是对敌大力推行和宣扬的‘政治亡华’路线阴谋的沉重打击，党的瓦解‘青协’指示的精髓在此。　　
但我也认为，对‘青协’应尽量利用，不能因我撤离，把一年来艰辛培植的根苗拔尽。我建议，由王振国接替我进行以后的斗争。　　
营救方案，基本仍如上次。我认为，那是决未泄密而又稳妥的。所改动者是我不和武工队步行同去，要先回范镇、济南，因必须向王振国交代工作，并对各地作谨慎的观察。　　
我向李澄之说明党的决定非常明确干脆。他当即表示服从……连续几日内，我去纬二路左右和预定的突破口周围巡回……在出走的前夕，按照约定，在四里山畔一个小饭摊上，我和向导相会。　　
一年来，只有现在才能得到和父母长谈的时刻。他们很赞助我革命，又怕我留在敌区锋芒外露，更多艰险，常以‘鸣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消’提醒我。此时心情也是复杂的。我为母亲最喜爱的一张我的照片题了诗：‘穆似湖静少漪涟，心如海怒起涛澜。敢劈嶙峋千层障，爱斗辽阔万重天！’在和父亲合拍的照片上题了诗：‘幼树早茂已长身，笑偎父肩仍天真。莫夸子孝难离舍，亲情岂忘爱万民。’”　　
“我转向实际问题：‘敌人如来家中逮捕爸妈，怎么办？’　　
妈妈立即擦干了泪说：‘我也学会革命了，已经想过，不等他们来找，先去找他们。谁要敢问：‘你的儿子带走李澄之？’我就敢打他耳光质问：‘是我十六岁的孩子拐走你们四十多岁的大人李澄之，还是你们四十多岁的大人李澄之拐走我十六岁的孩子？’我向他们要儿子，那时想你，会痛哭！’妈妈却拍案而笑，笑得那么天真而坚强，美丽而庄重！　　
爸爸说：‘多灾多难的国家，沦陷的山河、人民，只有共产党能拯救！你放心去吧，爸妈不能拖累你，让你有后顾之忧！’”　　
“当时，妈妈又把我象幼儿一样拥在怀里，让我和她一起低唱：‘……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她喜笑的脸上闪着泪花。　　
爸爸站在旁边，紧握着我的手。　　
拂晓，我带着旅行背包、手杖，带着手枪，告别父母，大步离去，直到拐出巷口，我才回顾，看见爸妈在楼窗上探出的头影。　　
在纬二路南端，我和轻衣漫步的李澄之相会。我们又最后一次使用了那张‘护照’，冲破牢笼。　　
这时，旭日东升，播送着万丈光芒……”　　
×         ×         ×　　
李澄之原在朝阳街“青协”和老母一起居住，出走的前几天，他离开朝阳街到后坡街他表妹彭葆仁那里住。这是为了方便他的出走。　　
李涛不见李澄之回来，就安排老母亲到他大表姐家里住两天，侧面听听李澄之的动静。李涛的大表姐和二表姐彭葆仁住里外院。第四天，李涛派车把老母亲接回。老母亲说没看见李澄之在那里，彭葆仁什么也不说，什么异状也没有。　　
这样，午后李涛就去了“鲁仁公馆”。在“鲁仁公馆”的情况，李涛在《营救李澄之经过》一文中这样记述的：　　
“我中午后（1点上班）才去‘鲁仁’。木村面有笑意的扔给我一封信。　　
木村：　　
在形势这样变化之下，我呆不下去，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你不是说你要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合作而努力吗？果真这样的话，我想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吧！　　
                         李澄之 写　　
我惊异地说：‘怎么走了吗？我还不知道哇！’我接着就追：‘山田参谋怎么样呢？’木村说：‘谅解的啦！我说济南的环境压迫的厉害，李先生的理想不能展开，走的走的吧！山田参谋谅解啦。’跟川村瞒哄‘七女子’一样，木村这样说“李走得应当”，他也就无罪。我原想的‘我得作替罪羊’，也就轻松过关了。　　
如此大胜利，我自豪地回到家，就打电话给郭同震说：‘李先生走啦！’郭、何（继会）很快（来了），到澄之兄屋内看看。我说：‘正好，你的西服挂在衣架上啊！’他把衣服拿走了。　　
谁知第二天以后，武山连续几次给木村打电话说：‘李亦豪也准备跑啦！’‘有人确报李亦豪大批买换黄金，收整细软真要逃跑啦！’‘再不监视抓起来，就……’不只陈辛耘密中给我透风，木村也正式给我说：‘武山叫军部（把你）抓起来。我说：他的不会跑！李澄之的走，他还不知道哇！’”　　
“木村有苦说不出，自知相隔太远，便把他‘鲁仁公馆’对门林祥南街48号的‘山东省安清道义会’（青帮组织）撵走，把伪‘青协’搬了来，这可以就近监督了。搬好家，木村才对我宣布：‘‘青协’活动停止，解散。再活动宪兵队的弹压啦！’（李澄之跑掉，一切经费也停止了。）川村因内讧辞职开‘友爱肥皂厂’去了，换了松村籐明作‘朝阳公馆’联络员。　　
‘朝阳公馆’的小木牌挂在林祥南街，院内只有‘中国青年月刊社’和‘中国青年剧社’。伪社会局长王伯平也被人挤下，朱经古为保障王存身，叫木村任王为月刊社社长，我为副。”（以上文字略有删改）　　
李澄之被营救，给敌人最后的沉重一击！直接导致“青协”的垮台、解散。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山东地下工作人员对敌斗争当中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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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澄之被营救出之后，先是由县武工队护送到泰山地委驻地。然后，去了鲁中区。　　
孟蒙在《清扫抗日战争中山东三大案的迷雾》一文中说：　　
“冬天，我们被部队护送至鲁中区。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罗舜初、（副书记）霍士廉、组织部长高克亭、参谋处长胡奇才、行署主任王子文、马馥塘等同志柬约宴请澄之和我。高部长对我有过热情的鼓舞和教诲，胡处长把我作为少年英雄称赞。”　　
此时此刻，孟蒙营救李澄之的事迹得到肯定，得到承认，而孟蒙也以少年英雄的形象出现在一些革命前辈的面前并受到称赞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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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的李涛，虽然因为李澄之的出走而造成“青协”的解散，但他仍然得到木村的信任。　　
1943年元旦，李涛夫妇俩到对门的木村家中祝贺新年，木村“拿出兰陵美酒相敬，并接连喧嚷：‘这是李先生赠送的酒哇！喝吧！想念啊，想念啊！’重复不止，痛哭得失态！”（引文见李涛：《营救李澄之经过》）　　
李澄之走了，“青协”解散了，但李涛跟根据地的联系却没有断，仍然继续。很快，李澄之派人来找李涛买一种高级药。济南买不到，李涛就托人从天津给买到；李澄之又叫李涛把表妹彭葆仁母女送到滨海区，李涛就用私刻的“朝阳公馆”日式函件作掩护，把她们母女安全送到滨海区。　　
但是，好景不长。1943年元旦期间，李涛动员“青协”费县支部李增义派何松坡、周玉成去分局请示今后怎样工作。他们到分局后，还参加青年们办的晚会。王见新给李涛写了指示信，李澄之也给李涛写了信。可是，当他们离开分局时，山东军区保卫部副部长或科长打电话要他们，由孟蒙把他俩送到保卫部扣押了，开过几次堂审问他们，追问：“日本人把李澄之放回来是要想干什么？”他二人根本回答不出，被训斥一通，扣下王、李给李涛的信件和何、周二人的自来水笔，派人把他们押送出境，并交代：“以后不准联系！”此后，李涛虽再次派泰莱支部的王锐（王振国）、白慕（白润清）和黄金山再去分局要求“恢复关系”，但又被军区保卫部杜副部长训斥一顿，驱逐回来。自此，李涛即被分局切断关系，被彻底抛弃了。　　
十四、孟昭毅的“坦白” 一石激起千层浪　　
1943年，山东分局在整风期间，分局保卫部（社会部）、城工部和一一五师保卫部一些领导人，对李澄之、马楠被营救回根据地的问题产生一些疑问，开始进行审查。一方面对李涛从济南派去根据地联系工作的人进行审查，前面已经讲过；另一方面，对已在根据地的人进行审查。首当其冲的是1943年7月和9月先后把马楠、李澄之营救回根据地的孟昭成——孟昭毅的弟弟。　　
1995年8-9月，孟蒙（孟昭成）在《清扫抗日战争中山东三大案的迷雾》中，这样记述1944年暮春对他的“审讯”：　　
“1944年暮春，我在滨海区山东抗战建国学校学习，就被山东军区保卫部逮捕扣押。在杜明副部长严厉反复的审讯中，我如实陈述经历，只能提出‘以人格、人头担保自己的真实’”。　　
“我这个当时17岁的人，都是由秦诚等人持枪押解，从建国学校至保卫部，关进封闭窗户，昼夜点燃油灯的黑屋子；提审在深夜，前呼后拥，驳壳枪扳机拉栓、子弹上膛；我从未隐瞒诬害，不作假供伪证，屡被恫吓，甚至对我生命威胁：‘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2006年5月，孟蒙在《记抗日地下劫救斗争的胜利及其疑惑与澄清》一文中，又说：　　
“1944年初春，我和澄之去滨海区，他至省政委会参加领导工作。我要求至山东抗战建国学校（原抗大干部队）学习。校长是黎玉兼任。
风云突变，延安“抢救运动”波及山东，开展“坦白运动”，我被密召押送至山东军区保卫部，在农舍一个封窗暗室，禁闭审查。　　
在惊异悲愤后，于一个深夜，我受到杜部长审讯，我激动地述说斗争经历。他问：“你来时接受过敌人什么任务？”我答：“我接受的只有党的任务！”　　
这样每隔几日的夜审，都是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他的脸色忽阴忽暗，甚至厉喝：‘你不坦白，就只能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也有顶撞，而更多是说了些以生命、忠诚保证我的真实等废话。但我发现一个问题，杜常提出：‘你这样年幼，就能在敌强大兵力统治的省会营救出我们的重要干部吗？’　　
我本不愿自诩夸功，但不得不申述我斗争胜利的因素，后来就概括为‘答人小而干事大的矛盾五条’，像考试答题写出：一是祖国、时代的救亡图存的紧急召唤；二是对李、马气节敬佩和党的领导；三是党命李涛利用青协，我得掩护，敌路线矛盾使我能争取敌军方护照，这是营救成功的决定性环节；四是读书学习，从中华爱国历史传统，《论持久战》和哲学著作，对我有重要的思想开拓；五是人小干大事，自古有之。这对我激励：并且年幼可成为麻痹敌人，利于斗争的条件。我把“五条”面交杜，他看着，没有任何反映。自此连续数日未再审我。”　　
2月初，山东分局直属机关在驻地三界首，召开坦白反省大会，共开3天，26人坦白反省了各种问题。主持人对坦白的人，当场表示欢迎坦白，宣布不予处分。有一个人坦白交代，他长期隐蔽，寻机暗杀罗荣桓政委，并当众交出手枪，也被当场宣布予以宽大。　　
《大众日报》编辑孟昭毅也在坦白大会上“坦白”了十个多小时。“坦白他先前怎样干国民党部队，受蒋介石接见；后在济南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干了特务，并派他监督战俘马楠；他又向日特报告其弟孟昭成受共产党指示营救马楠等人和带姚明等一批青年去根据地；日特见此将计就计，对孟昭成、马楠等不捕而放，借机派他被带着马楠潜入根据地，寻机打进山东分局城工部，将把济南、青岛地下党一网打尽等等，并要求宽大。他谈的声色俱厉，全场闻之震惊，报以掌声。”（引自《大众日报史话》第229-230页）　　
孟蒙那天也被两个侦察员带着到三界首参加了“坦白反省大会”。他在《记抗日地下劫救斗争的胜利及其疑惑与澄清》中说：　　
“数百干部拥挤着坐在背包、小凳、砖头上。我们坐在外围一角的石堆上。大会主席台在边远一侧。萧华主持，说明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坦白反省历史的和现有的错误或反革命行为，党既往不咎，一视同仁；反省的同志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接着反省的是我的哥哥孟昭毅，我惊讶而专注地倾听。他述说了芦沟桥事变时，15岁，投入抗战洪流，作了国民党中央军校组织的志愿军，参加南京保卫战，后至安徽，因赤色嫌疑，逃回济南家中……　　
他的历史回顾，被一阵阵‘交待实质，不要过程’等等沉雷般的呼号，举起的森林般的手臂打断……　　
他的坦白反省转述为在黑夜小路上，两个人突然从两边扑来，架起他奔跑，投入日本宪兵队的牢笼，武山、郭同震逼迫他做了特务，接近和监视马楠。得知弟弟营救李澄之、马楠的信息，向敌人告密，宪兵队决定对这三个人不捕而放，随即也让他来根据地，可因他们三个人的革命形象来掩护作特务……　　
人群被吸引得鸦雀无声，而后又是一片‘欢迎坦白，彻底反省’的喊声。　　
我一直沉思着。返回住地，迅即书写一份材料。　　
夜间，我又被带到杜面前，他和蔼地问我：‘听过你哥哥反省，有什么启发？’　　
‘我感到他不诚实，欺骗党和大家。’　　
杜问：‘你有什么补充揭发？’　　
我说：‘他反省把我营救李、马之事向敌人告密，敌对我们不捕而放，掩护他进根据地作特务。这不是事实，不合情理！’　　
我交上书面材料，并作口叙提要，都是五点内容：　　
一、孟昭毅是小人物──高中未毕业的小雇工：李澄之是大人物──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敌人怎么会把特意供养、期待的大大的李澄之舍掉，掩护小小的孟昭毅？他能有什么份量，作什么特工？日本人务实，讲究成本核算，怎能为造一枚小戒指，抛出一座大金矿？　　
二、敌人对李澄之有重大的政治意图：借他的地位、威望，吸引人民归心于“中日亲善”，实验“政治亡华”的战略路线，建立青协实际是利用李作金字招牌。怎么会放走他而舍弃路线阴谋，自毁青协已发展成几百人的大组织？只有我们劫走他，才能打垮这一切（当时我还不知在我营救李走后几日内，敌为此突变被迫解散青协）！　　
三、孟昭毅称武山、郭同震决定放走李、马和我，掩护他。而李是在济南敌最高权威的军部控制下，小小宪兵队怎能凌驾军部之上，擅自决断放李这种大事？组织关系怎能如此颠倒混乱？　　
四、退万步，若真有孟昭毅告密，敌也必然要先知我的营救计划，再作出放走计划，怎能不知内情，随意一抛？而我强调：我的营救方案绝对保密，从未告诉孟昭毅和党个别领导者以外的任何人！如有任何人说出我的方案或细节，可对我以叛徒特务论处；如无，就说明孟昭毅的反省虚假只一人自述，并无他人印证。而自述不实无理，甚至一些细节虚假。如讲宪兵在黑暗中埋伏劫持，这是从电影、故事学来的，渲染恐怖气氛趣味性的，敌人何需如此麻烦。还讲郭同震一般不和他会面，秘密打电话到家里，而当时我们绝大多数家庭都无电话设备。另有其它破绽……　　
杜部长也看，也听我的陈述，但不置可否。以后我概括为‘对所谓敌‘明知故纵’说的五点申辩’。隔日清晨，一个侦察员来找我笑着说：‘收拾背包回去啦，杜部长先请你吃饭。’把曾没收代管的手表、腰带、钱、粮票，我写的诗文，都还给我。　　
杜满面春风地接待我，说：‘你和他们那些人不一样。你纯洁、热情、聪明，前途光明；而你年幼单纯，营救李、马做了工作，但也受骗，要学会警惕。你是否愿去抗大青年队，帮助他们整风，也可再回原学校。如有人误解你出麻烦，你来找我……’　　
那一番谈话，确也像风扫暗云。我想形势复杂，党也要警惕，又难免对敌区、敌情缺乏了解，我受误解，还应谅解。我决不伪供，问心无愧。但我的革命变成受骗，我的哥哥变成特务，我思想不通。而这怨谁？谁都怨！再多申辩也无用，需要时间、证据，只有等待。　　
随即我和解除禁闭的孟昭毅相聚。他说：‘我抗议，就被戴铐，轮番审问，不能睡觉，还要枪毙。逼供只能假供。’对他的怯懦，我非常反感，而事后无奈也无用。”　　
三界首的三天坦白反省大会，《大众日报》社的人也连续参加了。会后，报社也展开坦白反省运动。“各部门展开学习座谈，联系思想反省自己，并互相帮助。”“组织宣布一般历史问题不予追究。”“但这时也有逼供信的情况。青年工人赵鄂哗众取宠，在大会上‘坦白’家是地主，有三座油坊兼放高利贷，后参加国民党，在秦启荣部当副官和指导员，娶两个老婆等。谈的骇人听闻，当场被宣布宽大优待；但后来分局组织部经过调查落实，他的坦白全是假的；”“还有编辑郝辛被逼神经失常出走”。孟昭毅的“坦白”，在报社“影响极大”，“从此，报社也把姚明、于渤、艾森、陈富生等一批从敌占区来的青年做为审查重点。”（以上引文见《大众日报史话》）　　
1985年，姚明在题为《十九天》的文章中，谈她1944年被“审查”的情况：　　
“我们八个同学是1943年春天到山东根据地的。我由于爱好文艺和写作，就分配到山东《大众日报》通联科工作了。　　
冬天，我们与大家一起经历了‘反扫荡’考验。回报社不久就开始了‘整风’。我们通联科五个从敌占区出来的青年学生，好像都是审查对象，我因为无意中问过报纸在哪里印刷，就成了特务嫌疑，后来听说是有人‘咬’了我。　　
在南高庄村头老百姓放草、圈猪的一个空院子里，我被禁闭了十九天。这房子是通联科女同志的宿舍，两间房子用半截土墙隔开，里间有个土炕，由已婚、年岁大的女同志住；外间没有炕，湿湿的土地上铺上麦秸就是我和于渤、秦风三个人的‘床’了。　　
白天，我被单独关在这房子里，外边有个持枪的人守着。我不能出门，只能在这两间草房子里活动，写检查，写材料，没的写了，就一个人待着。时不时有人诱导我承认自己是特务，‘坦白罪行’。我一承认就热情与我握手，说我‘新生’了，是同志了；我不承认就说我是顽固不化．．．．．．已经三起三落了。最后，我决心走‘坚持真理’的道路，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不论什么惩罚都认了。我坚信，不管‘禁闭’多少日子，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天真加倔犟，我反复考虑，我选择的路是对的，自己是清白的。可是组织上不了解，究竟是为什么？我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这孤独，这寂寞，这被视为‘敌人’的待遇．．．．．．你们不用派人看守，我绝不会逃跑，如果跑了，组织上更会认定我是‘特务’，敌人也会立即逮捕起我来。听后来从济南出来的同志说，我离家后敌人已封闭了我家的店铺，回去也无法生活。即使能生活，我又去干什么呢？我费了几年工夫才找到了革命根据地，到了愿为它献出生命的地方，舍此我没有什么地方好去．．．．．．　　
我是个重感情的人，是离开人的了解与友谊就活不下去的人。我渴望自由，渴望温暖．．．．．．可是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从豆腐干形状的小窗户注视着院子里的情况，看着阳光和天空的白云，偶尔看得见一只飞鸟．．．．．．看着庭院的地下，小鸡在欢快的跑来跑去，自由自在地寻食，或与同伴嬉戏．．．．．．我多羡慕这飞鸟，这鸡，我要能变成他们多好啊！　　
有时候，我忍受不住心理的难过，就坐在地上哭，拼命地哭，在地上打着滚哭；没有人来管我——只要我不出房门，是没人来管的。哭呀，哭，声嘶力竭了，泪水哭干了，也就不哭了。　　
晚上，我躺在被窝里，眼泪不停地流。思潮起伏，心乱如麻。有时我甚至想：我如果真是敌人倒也好了，那就可以承认了，用不着这样活受罪。可是，我却不是．．．．．．我要做一名革命战士啊！　　
早晨，别的同志一个个上班去了，我多么羡慕她们，可我没有这个权利，只能用目光看者她们一个个离去。　　
吃饭了，有人送饭给我，说一声：‘吃吧。’听了这一句话，我心中腾起一股无法表达的感激之情——这是一句话呀！　　
人们的冷淡、鄙视多么难以忍受！我渴望人群，渴望集体，他们是何等宝贵啊！孤独、寂寞使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死，是不是死了好呢？死了就没有这痛苦了。腰带有一条，只要把脖子一勒．．．．．．　　
和我一起从家里跑出来的同学于渤，趁送饭之机说了句：‘你可别瞎承认了，你可千万别寻死。死了，就清白了吗？你是我带出来的，以后我可怎么向姚大娘交代啊！’我感激地连连给她作揖！她点出了我心理真正想的事，我禁不住哭起来了，我忍耐住——真的，死与不死，竟是这么一眨眼的事！　　
我明白，死，不能证明我不是坏人，相反，倒会误会我是畏罪而死。为了真理，为证明这个真理，要活着——不管这一切是多么难以忍受。　　
死，是逃避，是弱者。　　
活下去，才有出路，才是强者。　　
这想法就是这‘十九天’所给予我的。　　
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遗憾，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不少同志都经受了这一课。　　
记得高尔基说过，我们受苦，是为了今后的人不受苦。如果这样，那也不错。”（引自姚明著：《逝水波光》第23-25页—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姚明被隔离审查19天，被逼反复多次，后送山东军区保卫部审查两个月，未发现问题，结论是‘政治幼稚’解除怀疑。”（引自《大众日报史话》第231页）　　
孟昭毅隔离审查两个月，也被放出。　　
但是，受孟昭毅“坦白”影响的，不只是孟蒙、姚明、于渤、艾森等这几个人，而是从1942年底到1943年7月之间从济南奔赴根据地参加革命的上百名爱国进步青年，不管和“青协”沾边不沾边都被当作“青协”派进的特务怀疑对象，受到程度不同的审查，终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污点。孟昭毅的“坦白”一石激起千层浪，把水搅混。　　
尤为令人痛心的是，就是在这次整风当中，一些有关的领导人毫无事实根据地、唯心地彻底否定了党营救李澄之、马楠等的辉煌胜利，歪曲为是敌人“放长线钓大鱼”，有意放的！而在营救当中作出贡献的那些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嘉奖，反而被扣上“被敌人利用”的罪名，受辱几十年！　　
这是抗战期间我对敌地下斗争中的最大的一桩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