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澄之、马楠获救真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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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澄之、马楠获救真相
——揭秘一桩湮没60年的对敌地下斗争的辉煌胜利史实　
曲琦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5/237430.html　　　　
1943年7月和9月，在敌伪重兵占领、严密控制的济南，先后发生了两桩分别令日军宪兵队和日军军部胆战心惊的爆炸性大事件。　　
   7月14日，由绰号“济南之虎”的日军宪兵队队长武山英一和宪兵队叛徒特务郭同震亲自看押的我被俘人员、原山东分局机关党总支书记马楠突然失踪不见了！　
9月，被日军军部视为手中“王牌”的、我被俘人员原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会长李澄之，又失踪不见了！致使日本天皇裕仁的岳父东久迩宫、弟弟三笠宫为后台的日本和平革新派“政治亡华”的美梦彻底粉碎！　　
这是抗战期间我对敌地下斗争中应载入史册的,我地工人员两次从敌人心脏成功地营救出我重量级被俘人员的巨大辉煌胜利！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944年春山东整风运动当中，组织上根据个别人“假坦白”不实之词，否定了营救的事实，不承认马楠、李澄之先后安全回到根据地是我方营救的。1944年任一一五师保卫部部长（也是分局社会部部长）的领导干部，在1986年访问他的一份材料中说：“李、马出来也是敌人允许的，如不允许他怎么能营救出来？敌人觉得把李、马留在他那里，怎么整也不好，但留着又没有用……把他们杀掉，他们又觉得不是一个好政策。他们是要释放一些人来瓦解我们的队伍。敌人也知道有人在那里营救他们，所以顺着这个情况，你要营救，我也就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给你营救出去。”“敌人没有那么傻，那么重要职务的俘虏，给你随便营救出去了？”“敌人对李、马是放的，但又不表示出是放的，让你营救出去。”李、马是敌人“放长线钓大鱼”，故意放的。1944年春，山东整风时，对营救李、马的问题，就是这样定的调子，就是这样做的结论。　　
原本是一件我对敌地下斗争的辉煌胜利，却自我否定。那些直接参与营救的我地下工作人员，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和嘉奖，反被加上“受敌人利用”的罪名，从而遭受几十年的政治迫害。　　
在整个营救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并且做出了别人难以做到的巨大贡献的最关键人物、1938年第二次入党的杰出地下工作者、李澄之的弟弟李涛，被分局切断关系，不与联系。更为悲惨的是，全国解放后，1960年李涛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使他落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虽然他几十年不屈不挠地申诉上告，终未得到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公平解决，直到1995年含冤而死！　　
1943年7月、9月按分局指示先后两次出入敌人封锁线亲自营救出马楠、李澄之回根据地的、当时只有16岁的英雄少年孟蒙（孟昭成），却被“审查”，虽然“认为他还是没有当特务”，但却肯定他“是被利用的”，“他是有问题的”，“小孟是敌人的人”。“他也做了点营救工作，但是在敌人允许下营救出来的，也不是了不起的营救。”留在“根据地里做一些一般的工作，开书店卖书”。（以上引文引自1986年有关领导人写的材料）后来在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孟蒙又遭受几十年的政治迫害。老婆离了婚，也是落得妻离子散。　　
1938年在武汉参加革命、后与李涛结为夫妇的张茜琳（丁米），一直伴随李涛从事革命和营救的工作，因受李涛的牵连，1952年从济南大华电影院经理职位上被开除公职，带着四个孩子流落街头，连糊口的工作都找不到，被迫与关押在监狱里的李涛离婚，一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才在街道小工厂找到一个维持生存的工作。　
1942年底至1943年秋，从敌人严密统治下的济南，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根据地参加革命的上百爱国青年男女，也都受到牵连，遭受到各种各样的审查和迫害，并记载在个人档案之中，成为终生的污点，有的甚至因此而丧生！　　
这是山东党在抗战期间地下工作当中最大的一桩冤案，牵连人数之多，时间之长，案情之荒诞，都是极为罕见的。　　
直至2004年7月，经过当事人几十年不断地申诉和斗争，山东省委才承认李澄之、马楠是我地下工作人员“成功营救”出来的。2004年7月24日，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同意曲阜师范大学党委对孟蒙做的结论：“1941年李澄之、马楠同志被俘后，孟蒙同志作为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在李澄之、马楠同志授意下，打入伪‘青协’，秘密从事抗日活动。在我党组织领导下，孟蒙同志积极参加地下斗争，为成功营救出李澄之、马楠等同志，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很大贡献。”（见山东省委组织部《关于对孟蒙同志要求解决个人有关问题的意见》）至此，这桩被湮没60多年的辉煌胜利终得见到天日！　　
现在，有必要将抗战期间这些我党组织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机智勇敢、顽强不屈、忍辱负重对敌斗争的光辉事迹公之于世，不仅应该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还应该知道他们是怎样干的，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他们所经历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以此缅怀先烈和教育后人。　　
一、日军在沂蒙山“扫荡”时，我军在大青山突围中，李澄之、马楠被俘　　
1941年11月3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纠集5万重兵，对我沂蒙山区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11月30日我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山东省国民党抗日同志协会会长李澄之、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党总支书记马楠同志被俘。      　　
李澄之在战斗中与警卫员失散，躲藏在山顶石隙中。太阳落山，他出来寻路下山。山路崎岖弯转，看不到远处，当他刚刚转弯时，迎面来了两日军，把他俘获。李澄之被俘时穿着土毛呢绿军装，遭敌重视。一个头发全白的将军高官审讯他时，他毫无畏惧地说：“我是老百姓，自动抗日的。我不是李树椿（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民政厅厅长）一流，他是守土有责的。”但审讯他的却慢条斯理地跟他谈，就像谈学问一样。李澄之就发脾气大声吆喝说：“杀了算啦！少废话！”表示他坚决抗日，以此来激怒敌人。审讯的将官仍然很冷静，并不生气。审讯没有结果，李澄之被解到济南千佛山下日军关押战俘的“救国训练所”关押。12月的一天，《大众日报》的被俘人员陈某和日军济南宪兵队队长武山英一、叛徒特务郭同震到“救国训练所”去，郭同震对陈某说：“有认识的告诉我。”陈某在被俘人员中发现了李澄之，就向郭同震检举了。郭同震就把李澄之带回宪兵队关押。在宪兵队关押期间，由武山英一对李澄之进行审讯。翻译何继会在供词中说：“审讯的内容主要是进行反动宣传。当时李反驳，出现了僵持局面。后武山就将李押起来了。后又问了两三次，均有我参加翻译，但李始终没有低头。后就由武山将李放到了我与郭同震住的颐恕里那里进行软禁。以后，武山、宫下等找他谈谈，进行反动宣传。但李根本不听。”李澄之对敌人的审讯，总是公开表明：“我的抗日思想从‘五四’运动以来就铁汁子灌入了！”大义凛然，从不屈服。特务王铁民问他：“李先生，我回临沂，你跟家里有什么事办吗？”他就斩钉截铁地说：“你回去告诉家乡人，赶快把日本人统统赶出去！”　　
马楠因左腕负伤被俘。其时，日军济南宪兵队队长武山英一带一帮特务也参加“扫荡”，任务是审讯我被俘人员以获得情报。12月1日晚上在尚店村，武山审讯了马楠，由何继会翻译。当时马楠手腕里的枪弹还没有弄出来，发高烧，非常痛苦。马楠只说叫杜素珍，河南安阳人，逃荒到山东，在被服厂当工人。她“要求敌人‘不要再问了，该杀就杀，该放就放’，表现得非常坚决。就在审讯的屋子窗台上放着一个手榴弹，马楠就坐在窗户旁边。当敌人没有注意的时候，她突然抓起手榴弹，想和敌同归于尽。这时郭同震手疾眼快，立即夺取过来，扔到院子里去，手榴弹没有爆炸。敌人发怒了，马上用手铐把她铐上了……没有再问了”。（以上引文见何继会供词）郭同震、王禾等人找到一些信件，是在马楠被俘的地点捡来的。在信件中发现“马楠”这个名字和“分局图书室主任、机关党总支书记”这个职务名称。因此，武山决定把马楠带回济南。但马楠坚决不肯走，武山找来两个农民硬把她抬到临沂城里，押在宪兵分遣队。随后，又把马楠押到济南，由武山看管，给她治伤。几天后，马楠要求去有眷属的人家住。武山就把她送到芙蓉巷十三号，蒋光野、丁洁夫妇处，交给蒋、丁看管。丁洁说：“（马楠住到她家后）很坚决，想自杀，不治病，不穿敌人给做的衣服。我首先在生活上好好照顾她。她左臂已断，动转不便，我给她洗脚、扎腰、铺床……她也很相信我。我就劝她别想死，先好好吃饭，好好治伤......她听了我的话较为平静了，答应到医院去治伤，穿上敌人给做的衣服，也愿出去看看电影了。”“她每当夜深人静时就教育我和蒋光野，向我们交待政策，动员我们和她一块跑。”“她动员时（我）就表示对，但没勇气跑。”“她和我家做饭的（宋友爱）商量共同逃跑，装成走亲戚的，先到宋家再想法回鲁南。宋不敢和她走，和我说了。我告诉给郭逆。”（以上引文见丁洁交代材料）。　　
蒋光野、丁洁原为我冀南根据地工作人员，1941年2月蒋光野有病由丁洁陪同来济南医治。3月，丁洁返回冀南时，在火车站遇到郭同震而被捕，在武山的怀柔政策的进攻下投敌。蒋、丁投敌后，蒋光野被郭同震介绍到伪工程局施工所工作。蒋光野原名蒋士勋，家是聊城的富户，号称“蒋百万”。在北京大学参加过“民先”，抗战后在聊城专员范筑先处干过司法科科长。施工所有个雇员叫孟昭毅,常到蒋家走动。因此，他有机会见到了住在蒋家被蒋、丁看管的马楠。同时，也有机会认识了到蒋家看望马楠的李澄之。　　
孟昭毅当时只有17岁，1937年抗战开始后，他辍学参加国民党招募的志愿兵，因“赤色嫌疑”被捕。逃回济南后，在伪工程局施工所当雇员。孟昭毅结识了马楠和李澄之之后，受到他们的一些教育，对他们产生敬仰。下班回家之后，在家里经常宣扬李、马的事迹，引起了他在中学念书的弟弟孟昭成的兴趣。　　
当时只有15岁的孟昭成，和其他爱国青年一样，不甘心当亡国奴。开始他选择到教会办的学校读书，因为他们用的是战前国民党政府编的课本，而且不学日语。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和汉奸政府占领了教会学校，他也得读汉奸编的课本，就一心想离开日军占领统治的济南。当他听到马楠的事迹后，“多次坚决要孟昭毅”带他去看望，“终被同意。”（见孟蒙：《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事实》）自此，孟昭成利用各种借口，寻找各种机会去和马楠接触，“从她身上看到党的光芒和祖国的希望。”从而产生“投身革命和营救她的意愿。”（引文同上）马楠在1955年9月28日写的《关于孟蒙的一些材料》之中说：“1942年春天我被软禁在蒋光野的家里。孟昭成有时来找他哥哥回家，这样我就第一次见到了孟昭成。那时他大约十五岁，他还是一个小孩子，他在某中学读书，看样子很聪明也很单纯，他用好奇的眼光看过我，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也就讲些抗日道理给他听。此后，他就像着了迷似的，见到我就叫我给他讲抗日的故事，抗日根据地愉快的生活。他对我流露出一种敬仰的思想感情。后来便总想瞅空子和我见面，我当时也怕我和他的接近，引起丁蒋的注意，我告诉他，‘我们见面接近最好要隐蔽一下，对丁要存戒心。’以后他多半是在蒋丁到学校、工程局上班时来找我，经过一个时间对他的启发教育后，他就向我谈他无心再读书了，希望我能帮助他上抗日根据地学习。”此后，孟昭成在马楠那里又认识了李澄之，因为“据说日寇有意让他出任伪省长，他拒作汉奸”，也为孟昭成敬重。（见孟蒙：《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事实》）　　
马楠被俘以后，和《大众日报》被俘人员陈某一起押到济南。因陈某伪装得好，骗取了马楠的信任。陈某在《反省材料》中说：“到济一个星期后，她同我商量逃跑。我说：‘你现在伤很重，我们又没有关系，怎么跑呢？’她说：‘从前听辛大姐说，她住在大明湖对过红房子里。她弟弟还在济南，据说还不错。你找他想想办法好吗？’我说：‘我现在也受着伤，济南又不熟，又不知道辛究竟怎样，不应冒然找他！’”可是没过几天，陈某就把马楠说的全部告诉了郭同震。郭同震又报告了武山英一。1942年1月7日晚，武山英一带领郭同震等特务，顺藤摸瓜把“辛大姐”的弟弟辛树声逮捕，“对辛树声进行恐吓、利诱，继而进行分化挑拨，辛树声即供出了自己的身份，交出了党的文件和济南党组织的全部名单。武山又施展‘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诡计，密嘱辛树声不要暴露身份，继续与山东分局联系，领导市内党组织和群众关系，并设法诳骗分局城工委负责人来济。”（见《中共济南党史大事记第326页》）使中共济南工委遭受严重的破坏。原来这位“辛大姐”的弟弟辛树声就是中共济南工委的书记。随后，有一天武山、郭同震、何继会用三轮车从丁洁家把马楠拉到大明湖，在北极阁后面的城墙上，武对马楠说：“杜先生，你以为你什么都不给我们讲，我们就没有办法治你，感谢你对我的帮助。”“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武山没回答。马楠转头远眺。“你想回去？你回去人家不信任你，你非得蹲保卫部不可。”马楠说：“你吓唬我没用。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回去组织审查我，要我蹲保卫部，我心甘情愿。”武山不再问下去，又用三轮车把马楠送回丁洁家。（见马楠：《我被俘经过》）　　
1942年4月底左右，蒋光野向武山报告，马楠和他家佣人宋友爱有逃跑活动，他不放心。武山派人把马楠从丁洁家押回宪兵队。武山对马楠说：“我们把你放在城里，你不老实，想逃跑。告诉你，我们大日本宪兵队是世界上共产主义的死敌，我们就要消灭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就要消灭你，处你的极刑！”（见马楠：《我被俘经过》）以此来威吓马楠，又把马楠投到宪兵队拘留所。　　
二、战俘李澄之成了香饽饽　　
李澄之出身于临沂的一个望族，是我省的知名人士。其父李小岩（李光仪），前清秀才，被光绪派往日本留学。因会见孙中山被遣返回国，即任山东同盟会会长，从事反清活动。李澄之1929年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常委，后因反对蒋介石被开除出党。“抗战后在山东一贯进步一贯拥护党，愿受党领导，在党支持下组织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来团结中间人士，促进统一战线。数年前曾要求参加党，分局已原则同意。”“李以前在北平时，曾加入组织，且纳过党费数月。但据他说未过生活，未看文件，工作是收集情报。似是外围组织，或为联络局的情报组织，也许是特别党员，他自己均不清楚。后因接连被捕，在北平市党部软禁三月，无证据取保释放，此后即失联络。”“去年大扫荡中被俘，因他在山东青年中声誉极高，且为抗敌同志协会领袖。一般敌友顽均认他为我党重要分子，因此千方百计诱迫他投降，他威武不屈。分局认为如利用一切方法与斗争，应保全此人寻机脱险，对山东抗战颇有意义，故辗转告他以（不死不辱）为坚持奋斗之方针。”为了营救李澄之，山东分局“一度曾打算以山纵所俘十余日人工程师及技师等，与敌人交换未成。”（以上引文均摘自分局书记朱瑞1942年10月给周恩来同志电）　　
敌伪方面对李澄之也极为重视。对李澄之感兴趣的，首推日军军部“鲁仁公馆”班长木村义明，名义上他是日军北参二课派驻山东仁部队第十二集团军军部的对共调查工作班头目。木村有“职权”对“中共大俘虏作处理”。木村走“第三条路”，对李澄之、“抗协”很感兴趣：李澄之是八路，还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抗协”，理想的“第三路线中间力量”。“鲁仁公馆”十几个“军属”没有枪，不如宪兵队厉害，但它能直通北京参谋总部发挥力量。现在，就是木村自动给“北京参谋总部”打报告，要求把李澄之划给他掌握，而且已经获得批准。这样，宪兵队就没有处置李澄之的权利了。　　
汉奸方面当推伪保安副司令、“行政人员训练班”的曹若山。他深知李澄之以反蒋著名，便宴请李澄之，请李“出山”，作他的大臂膀，被李澄之断然拒绝。　
这样，李澄之在日军、汉奸、特务心目中成了一个传奇人物，成了一个群魔争着抢夺的香饽饽。而李澄之却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三、万众焦虑之际，李涛自大后方归来　　
自从李澄之在大“扫荡”中“失踪”，生死不明，山东分局和“抗协”领导都在尽全力查寻。就在众人万分焦虑的时刻，“抗协”通过李澄之的表兄弟张次旃联系上刚刚从大后方回到山东的李涛。　　
李涛是李澄之的弟弟，1911年生，在姐妹中排行最小。李涛也不是一般人物，他有着一段光荣的历史：1927年在临沂上学时，任县学联主席、县抗敌后援会副主席；1930年去北平跟着李澄之念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涛在北平志诚中学组织抗日会并任主席，在中共地下党和反帝大同盟领导下组织抗日活动；1932年秋，因发动抗日，被学校开除；12月被捕，押铁狮子胡同卫戍司令部看守所；在监狱中，经唐山罢工领导人李春榆发展入党；1933年春节前，经时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表姐丈秦德纯营救出狱，在大同中学读书，与地下党谭同志一起活动；1933年夏，北平地下党遭蒋孝先宪兵三团镇压破坏，李与组织失掉联系；1934年秋，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后被选为南开大学学生会常委、交际部长及天津学联常委、天津各救会常委；1935年12月积极参加和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初，组织领导“民先”天津队部。1936年5月28日，天津全市万人大游行，任总指挥，领导罢课，被学校开除；1936年秋，李涛又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被选为北大学生会执委和北平市学联交际部副部长。　　
李涛在这阶段的革命活动中都“做出了贡献”。（见刘玉柱1992年10月20日给姜春云等人的信）　　
1937年抗战后，李涛随平津流亡学生来到济南，担任北京《小实报》抗战版主编。　　
1937年12月，中共长江局领导的“中国青年救国团”党团书记兼总团部组织部长姜世勋（姜纪常），来济南动员干部，找到李涛。他们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因此李涛随姜去了武汉。12月20日，在去武汉的火车上，他们又认识了为逃婚离家出走的18岁的女学生张茜琳，把她也带去武汉。　　
到武汉,李涛担任“中国青年救国团”总团部委员兼宣传部长。1938年6月，由姜世勋（姜纪常）、刘玉柱（总团部组织部副部长）介绍，长江局批准，李涛第二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9月，武汉失守后，“中国青年救国团”总团部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同志任副部长）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联系，批准组织一部分进步青年成立“华北剧团”，李涛任团长兼支部副书记。剧团到河南漯河、舞阳作抗战宣传活动。　　
1939年初，李涛率剧团在南阳宣传演出时，在西安的抗宣四队的领导人、地下党员卢明德找李涛支援。李涛带领许幼伯（李涛发展的党员）等五六人去西安参加抗宣四队。后来，国民党下命令抗宣四队的人员集体参加国民党。经过党组织批准，李涛也参加了国民党。再后来，因为国民党特务对抗宣四队人员进行监视，李涛退出四队去青年招待所任艺术队教官。　　
那时，陈忠经任三青团陕西省支团部组训组组长，把艺术队收为他的属下，任命李涛为艺术大队大队长。大队长必须是三青团员，因此李涛又参加了三青团。　
陈忠经和李涛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同是最后一届学生会的领导成员，陈是主席，李是执委。陈忠经在北大时参加了“民先”。　　
陈忠经是国民党“陕西王”胡宗南的外甥，他利用这个关系，想把陕西省的三青团控制起来，因此吸收一些共产党员参加三青团。　　
在这期间，经过八路军办事处交际科科长居慎之的安排，林祖涵同志召见了李涛、李年（地下党员、原北大学生、陕西省政府秘书科科员）和陈忠经三人。林老对他们慰勉有加，叫他们多开展工作。此后，他们利用三青团支团部的办公室或陕西省长蒋鼎文的办公室，每周开会和学习《联共（布）党史》，并开展其他一些革命活动。　　
关于李涛在抗宣四队参加国民党和后来参加三青团的事，陈忠经1992年10月15日给刘玉柱同志的信中说：“从约1939年及其以后几年，李涛在西安的大致基本情况，我是知道的。他当时在郭老的‘三厅’派遣的抗宣四队工作，该队系进步青年，且有党的组织。当时该队由于工作需要集体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李涛也是其中的一个。就我所知，在这个时期他没有做什么坏事。陕西省的三青团，相当大的程度上在我们党的控制之下。对于李涛这一段历史，也要做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1940年冬，李澄之的夫人隋灵璧从重庆撤退回延安，路经西安时，见到了李涛。她发现李涛在三青团工作，就对他说，反共高潮即临，她已是最末批准通行的汽车了。让李涛一是跟她去延安,一是回山东找哥哥。还说：“你哥哥在山东搞抗日，干革命。”李涛和妻子张茜琳愿回山东老家。隋灵璧回到延安后，即电告山东分局和李澄之。　　
1941年夏，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在华阴举办“青年夏令营”，李涛领导文娱活动。公演期间，李涛和妻、子三人趁机偷跑，乘东行的火车到了界沟，通过做伪军工作的地下党员、北大老同学葛佩琦的资助，艰难地通过黄泛区，进入敌区柘城。在那里办了《良民证》，改名李亦豪——和老兄李澄之一样的“抗日英豪”。　　
12月8日，李涛回到故乡临沂城。随后，通过表兄弟张次旃和“抗协”联系上。（根据杨希文同志提供的材料）　　
四、李涛受命于危难，踏上营救征途　　
“抗协”领导人梁竹航、杨希文等和李涛取得联系后，即派他到临沂县城监狱中查询李澄之。李涛通过贿买宴请伪警察局长的手段，进到看守所普查押犯，没有发现李澄之。　　
李涛去“省战工会”汇报查询结果，才知道鲁西北来电说：“澄之已押救训所很危险。”此时，“省战工会”、“抗协”也正在开会研讨李澄之被俘后的形势，范明枢、梁竹航、张伯秋、杨希文、耿光波、吴鸣岗、李菊轩、高赞非等领导人都出席了。　　
会议决定，派李涛去济南相机营救，同时由梁竹航（民政处长、“抗协”自卫军副司令）为主给李涛分析介绍了济南汉奸的三大势力：一是以伪省长唐仰杜为首的实力派，这是从老牌汉奸马良那里继承下来的势力最大的一派；二是以伪济南市长朱桂山为首的“汉奸乡建派”，其中主要有他的儿子朱经古、伪社会局长王伯平（乡建派）和曹州帮的一些政客；三是新兴的伪保安副司令曹若山派，他以伪“行政人员训练所”为班底，很有活动能力，应该注意。梁又向他交代可以利用的敌伪社会关系。耿光波给李涛筹办活动经费后，李涛即离开根据地，踏上营救李澄之的征途。　　
1942年2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李涛到了济宁，由济宁乘火车经潍县回到妻子张茜琳在昌乐县的娘家。一节车厢只两个乘客，李涛和一个东北客。　　
2月18日（农历正月初四），李涛夫妇及两个孩子（1941年10月回到山东后，张茜琳又生了一个女孩）一家四口来到济南，以西药行商身份，在东关七家村般若庵27号租房住下。　　
李涛到济南后，即通过表姐彭葆仁和其他亲友了解李澄之在济的情况。因为亲友多，而且都很关心李澄之的处境，很快就了解到李澄之的一些情况：　　
李澄之被叛徒指认后，敌人对他极为重视。提问时，包括敌师团长、宪兵总队长、中队长一类的高级官员对他都很客气，而李澄之就是一个回答：“我是老百姓，自动抗日的。我不是李树椿（韩复榘时代的民政厅长）一流，他是守土有责。”“我的抗日思想从‘五四’运动以来就铁汁子灌入了。”甚至慷慨激昂大喊：“杀了算啦！少废话！”以此来激怒敌人。但是，敌人总是很平静，用谈学问的方式软化他。李澄之却大义凛然对日特和汉奸，从不屈服。敌人对他无可奈何，杀不能杀，放又不舍得放，只好把他“摆起来”。　　
同时，还了解到在日本军部参谋人员中，有人积极在活动，想由他来掌握李澄之。这样，宪兵队就无权处置李澄之了。　　
5月间，李涛从他表姐彭葆仁那里，又听到“给李兄安置自由后住房”的喜讯。喜讯是来自汉奸市长朱桂山的女儿朱棣华，朱棣华和彭葆仁是好友。李涛2月到济南后，彭葆仁曾多次带他去朱棣华家了解情况。“军部对李澄之很关心”，开始李涛就是从那里听说的。朱棣华的这些信息，又是来自她的哥哥朱经古。朱经古为筹备建立伪“冀鲁边十三县实验特区”去北平开会前，对朱棣华说：“澄之要出来，得给他找个房。我看你这里是否可以临时住一住。”朱棣华答应：“临时可以。” 　　
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1942年5月末，李涛回根据地向领导汇报。当他到了夏庄时，正巧碰到分局在那里。当晚，分局书记朱瑞就接见他，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朱瑞同志说：“灵璧早从延安打电报说你要来，我和澄之还议论。澄之说：‘等我弟弟来了，你们看看吧！他跟我性格大不同。’他说你是演唱的啊！“这次见朱瑞，在场的还有李涛北大的同学刘居英。李涛向朱瑞汇报之后，又去“抗协”驻地向“抗协”领导汇报了李澄之的情况。　　
几天后，李涛和姚尔觉一同回到分局驻地，见了吕振羽。吕让他带信给朱经古，回忆“大明湖月舟情谊”。另外，陈沂让他“要照顾”马楠，把“芙蓉巷十三号”丁洁家的联络地点交给李涛。李涛把照顾马楠“当作党的第二任务来抓”。　
朱瑞同志让城工部王见新同志安排王松岩护送李涛回济南，并给法币40万做活动费。　　
五、分局归来，风云突变！　　
1942年6月18日（农历五月端午）上午，李涛回到济南。　　
第一件事要办的是把吕振羽给朱经古的信送出去，但朱经古尚来回济南，无法送。他就写了一个明信片寄出，跟朱说明；　　
第二件要办的是和马楠联系，完成陈沂交给的任务。李涛还自作聪明，认为“午饭后街上人少，这时叫妻去找丁大姐联系马楠。”但，张茜琳吃过午饭去丁洁家以后，左等右等等到四五点了，仍不见回来。女儿要吃奶，饿得直哭。李涛急了，出去迎接。走到府东大街，迎面来了一辆汽车，里面坐着一个穿天蓝色绸袍的女人，正是他妻张茜琳。李涛躲在一旁窥视，汽车正是驶往般若庵他家。李涛凭做地下工作的敏感知道出事了，就到他叔叔家躲藏听动静。　　
晚上，张茜琳到叔叔家找到李涛，把出事的经过一五一十说清。下午张茜琳到丁洁家叫门时，一个彪形大汉正从里面出来，此人就是郭同震。原来这天中午他带了李澄之、马楠和翻译何继会在丁洁家中吃饭“欢度端午节”。他问张茜琳找谁？张说：“找马姑”。找马姑！！！郭同震以他干特务的敏感性，立刻意识到来者必然与共产党有关，就把张茜琳带到一个小饭馆突击审讯，然后又叫车来把张茜琳拉到大观园北面日本宪兵队的地下囚笼里审讯。最后，张茜琳说出李涛的名字。郭同震一听是李涛派来的，喜出望外。因为，抗战前郭同震在北平的几个大学旁听，也参加过“一二·九”等一些学生运动，久闻李涛的大名。郭同震立即停止审讯，带着张茜琳又回到丁洁家，拉了李澄之、何继会一起去般若庵找李涛。到了般若庵，发现李涛不在，他们就等。一直等到黑天，也不见李涛回家。人都饿了，张茜琳就下面条给他们吃。李澄之第一次见这个弟妹，瞅着郭、何不在时，对她说：“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钻进来。”　　
吃完面条，李涛还不回家，郭同震只得带李澄之、何继会离开。走时留下话：“明天早上再来。”　　
李涛了解了出事的全过程，思考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风云突变！如何应对日军宪兵队的迫害！晚上就留宿叔叔家，以防万一。　　
第二天清晨，张茜琳又来到叔叔家，跟李涛说：丁洁一早就去告诉她，让李涛和她赶快离开济南，黄台火车站很近，检查不严。千万不要听郭同震的，不要上他的当。　　
李涛听了就考虑：“就这么跑了吗？回去向领导怎么汇报：就是党叫你‘钻地狱’，深入敌人内部做工作的。侦察兵一发现敌情就临阵脱逃，这像什么话？对营救岂不起反作用么？”李涛决定不能逃跑。　　
李涛和张茜琳回到家，立即写了两封信，向领导汇报被郭同震发现的情况，同时表示“决心更深入了解敌情，准备以后（和李澄之）由泰莱特区一起走出。”一封送到远处的邮筒，由邮局寄出；一封由给张茜琳看小孩的同学赵燕芬带去根据地亲自交给“抗协”领导人杨希文。　　
一切办完以后，李涛梳洗打扮一番，整装出发，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直闯敌营，进行生死存亡的战斗！　　
李涛第一个找的是伪保安副司令曹若山。他去伪“行政人员训练所”以李澄之弟弟名义求见曹若山，曹立即接见。李涛向他了解日军宪兵队队长武山英一的性格和其他一些情况。曹再三说：“武山军曹是个有学识有风度的老手，绝不是老粗。”李涛要求当他遭遇危险的时候，请曹“念兄故交照顾一下”。曹若山则表示：“可能的话再跟澄之谈谈。”　　
李涛第二个找的是上任不久的新伪社会局局长王伯平。王伯平原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一个科长，也是“乡建派”。王被俘后，是朱经古通过木村义明的力量，安排他当了伪社会局局长。王伯平一听李涛是李澄之的弟弟，就说：“八路军还给经古来了信。”说的就是吕振羽给朱经古的那封信。李涛跟王说，宪兵队要追查他。王伯平对他说：“不要紧。宪兵管不着了。”王伯平系统地介绍了日本内部“主和派”和“主战派“的情况。日本天皇裕仁的岳父东久迩宫和弟弟三笠宫代表“主和派”，具体的负责人是石原莞尔，政治组织是“东亚联盟”。“东亚联盟”反战、反东条（英机），主张“革新政权”，交“革新朋友”。“主和派”要走“第三条路”，山东的“军部参谋”（“鲁仁公馆”）军属木村义明就是走“第三条路”。他对李澄之的“抗协”更感兴趣。因为李澄之是八路，但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抗协”，理想的“第三路线中间力量”。木村有权对中共大俘虏作处理。　　
王伯平还告诉李涛，星期天下午在最高级的泰丰楼宴请木村，答谢他帮忙从宪兵队要出被押的给国民党捐款的“东方书社”经理。王伯平让李涛星期天也去参加宴会。　　
李涛跟王伯平的谈话，特别是王伯平跟他谈的日本帝国主义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分歧矛盾的情况，使他了解了敌人内部的致命弱点。这个极为重要的敌人内部分歧的情报，增长了他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使李涛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　　
（以上内容据李涛：《营救李澄之经过》）　　
李涛在和曹若山、王伯平谈过之后，第二天一家人就到芙蓉巷十三号登门“拜访”蒋光野和丁洁，“感谢”他们对老兄的照顾。不用说，蒋光野在第一时间就报告了郭同震。郭同震也在第一时间就赶到，还带来李澄之、何继会和当初指认李澄之的那个陈某。陈某还牵了一条宠物狗。　　
郭同震终于见到了李涛，他们谈话都不触及热点，气氛非常和谐。李涛和郭同震谈话时，李澄之自始至终不发一言。中午在蒋家吃了一顿也还丰盛的饭。饭后，李澄之睡午觉。下午，李澄之要游泳。郭同震一伙和李涛就陪同去珍珠泉游泳。晚上，武山要见李涛，郭同震一伙又带李澄之、李涛去宪兵队本部武山家。见了武山，李涛把从曹若山那里听来的一些什么“有学识有风格的宪兵” 等赞美的话，又添枝加叶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使武山听了极其高兴，气氛极其和谐。趁机，李涛就向武山进攻，说他在南开大学学经济的，志愿是做买卖开工厂制造农业机械，“一直就是想使武山班长帮我完成这个计划。”武山听了怪高兴地，就问李澄之：“你呢？”李澄之回答：“我不是也在这里了吗？”武山也夸赞李涛，又问李澄之，李回答：“他是他，我是我。”从上午到晚上，一天李澄之就说这两句话。不一会，李澄之借口“拉稀”，迳自走了。剩下的人再也无话可谈，就散了。李涛和武山第一次较量，就这样轻松度过。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郭同震对李涛和他们见面，产生了幻想，认为李涛是向他们投靠了，就进一步笼络李涛。他到过般若庵李住的简陋房子，因此在这方面做文章。他对李涛说：“你那房太远，有个好房你住吧。不花钱！”第二天郭同震就带着李涛去高祥后街五号看房。“你看，两袋洋面还摆在椅子上，蚊帐、被褥、衣物、用具全有。”郭同震指给李涛看。原来，这房是武山、郭同震利用辛树声从根据地骗来干部住的。屋里那些粮食衣物等，是第三次被骗来的干部逃跑时撂下的。李涛看了，说般若庵的“房子已交了房钱，住满了再说”，推脱掉。　　
星期天，李涛去参加了王伯平的宴会。“鲁仁公馆”的木村、川村、松村、内海、柳原等参加了，李涛和木村义明见了面。王伯平介绍说：“李澄之的弟弟。”李澄之立即成热门的话题。参加宴会的都知道李澄之坚决不松动的情况。木村虽然获得批准由他掌握李澄之，但是如何掌握，如何利用，仍然没数。李涛的出现，使木村喜出望外。宴会上，木村除赞扬李澄之正气外，主要是了解李涛的情况。　　
第二天，木村就派川村与志雄带李涛去宪兵队请李澄之吃饭，还约上武山、郭同震、何继会。　　
席间，木村问李澄之对“汪（精卫）日新关系”看法如何？李澄之说：“席上地下，我绝不认为汪能独立自主。”除此，就骂汉奸腐败。又说：“我虽批它腐败，可是认定它只能是腐败，谁也不会使它改好。我更不认为我有办法会使它改好。”木村听了，很遗憾地说：“我今天有好些话不能明讲。我的心好像藏上些沙土，不能擦亮来说清。”李澄之说：“我今天说的都是心里的话。我向来都是擦得明镜样说话的。”两人谈得不投机，这顿饭不欢而散。　　
晚上，川村与志雄请李澄之和李涛兄弟二人在西市区他的新家吃饭。在川村和老婆、小姨子忙活做饭时，李涛趁空把鲁南的情况，分局、“抗协”派他到济南营救的情况，朱瑞的情况以及陈沂让他和马楠接头而暴露的情况对李澄之讲了。吃完玩完，川村让李澄之、李涛回去。李涛问川村：“你不送我们吗？”川村说：“李亦豪你什么脑袋？”这样，李澄之第一次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和李涛两人回家。路上，李涛又跟李澄之谈了他计划将来由“泰莱特区”出走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