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賣茶翁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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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賣茶翁物語

　汪威廉

　　賣茶翁是日本黃檗宗的禪師，俗名柴山元昭，法號月海，又號高遊外，生於一六七五年，以八十九歲高齡（一七六三）圓寂。他將近耳順之年，就毅然辭別「寺院」，肩挑茶擔，掛?「百兩不算多，半文不嫌少。白喝也無妨，只是不倒找」的特製茶旗，在京都一帶活動。當時的京都是人口多達五十萬的大都會。幕府政治的重心雖已遷往江戶（今東京），這個古都卻仍是文化、經濟的首善之區。憑?本身的文化涵養，加上恬淡自由的生活方式，賣茶翁在社會各階層尤其是青年人中幾乎颳起一陣「旋風」。書畫家為茶攤街景揮毫作畫，文人從茶詩偈語的字裏行間捕捉靈感。有些跟他交情深厚的人，因羨慕而紛紛仿效改名為「賣藥」、「賣花」、「賣酒」、「賣炭翁」等等。最重要的是，賣茶翁對「煎茶」文化的平民化、普及化的貢獻。日本的茶史上，賣茶翁被稱為「煎茶道」的祖師爺。

　　茶，最早是當做藥材。湯、丸或散（粉末），乃草藥三種不同的用法，茶則屬於湯類。因為湯藥的製法稱為「煎」，「煎茶」之說，由是而來。水煮嫩葉，沸後喝湯，自古以來，廣泛採用。宋徽宗《大觀茶論》所說的《點服法》，是先將茶餅磨粉，放少量於碗內，斟入熱水，然後慢慢攪拌飲用。如此繁複的過程，只有少數上層社會人士才有閒情逸致去享受。出身於鄉閭之間的明太祖，一反大宋帝王的奢侈成風，而且為了體恤民情，下詔廢除茶餅，連進貢朝廷以龍鳳為圖紋的茶餅精品「團茶」，也改用茶葉。入清以來，製茶的技術逐漸改進，茶葉成品的嫩度也相繼提高。口語化了的「泡茶」便替代了「煎茶」。不過，詞「失而求諸野」，「煎茶」一詞，仍在日本大行其「道」。

抹茶道煎茶道兩大流派

　　「煎茶道」的「道」，可不是《中庸》所云「不可須臾離也」之「道」。稱其為一種藝術或技藝，庶幾近矣。唐代「煎茶」老法，雖早經日本吸取，不過，安史之亂後，大唐元氣大傷，日本終於在公元八九四年廢止實施了一百年的「遣唐使」政策，兩國關係斷絕，日本的飲茶文化亦趨式微，在他們的文獻留下一大段空白。到了宋朝，又有僧人把「點茶」新法引入。那是屬於貴族階層的活動，其後演變成為一種生活上的高雅藝術。同時，有「煎茶」習慣的人，也用心於技藝的設計與品質的提升。於是，近世日本茶道形成兩大流派﹕以兩宋盛行的「點茶」為基礎的「抹茶道」，與以明清風格的「煎茶」為內容的「煎茶道」。從人文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來，「抹茶道」代表宋元禪學文化而形成於十七世紀末葉；而「煎茶道」則富有明清文人精神而完成於十九世紀中期。在日本政治史上，天皇朝廷中的公卿大夫與握有實權的幕府將軍及其諸藩武士之間的矛盾是永遠存在的。「抹茶道」乃武士必備的教養課目。相反，「煎茶道」則為公卿大夫所喜愛。兩大流派的對壘，儼然是一場「文化相撲」。固然「抹茶道」人多勢大，但它太注重刻板而繁雜的儀式常常為人所詬病，這就讓「煎茶道」的生存與發展得到的契機。

長崎的「唐人坊」

　賣茶翁之所以被奉為「煎茶道」祖師爺的地位，跟日本的鎖國政策與明末福建黃檗宗東傳的歷史有關。十七世紀三十年代，在天主教徒慫恿下發生的九州農民動亂之後，日本幕府終於一六四一年頒布全面「鎖國令」，禁止任何人出入國界，斷絕對外關係。唯一例外，只有中國和荷蘭兩國商船允許從長崎登岸。直到美國培里艦長敲開江戶灣大門，這個閉關自守的政策執行了二百一十二年之久。長崎成為日本對外獨一無二的港口，中國人便「得天獨厚」，在那裏發展了繁榮的「唐人坊」。最明顯的有長崎三寺﹕福興寺、福濟寺、崇福寺分別屬於江浙、福州、泉漳籍的「唐人」。這些「唐寺」的建築都是明清僧侶設計的，住持也由中國人擔任。一個特點就是專設天后宮祭祀東南沿海民間信奉的媽祖。除了商品之外，「唐船」還將大量繪畫、書籍、藝術品等僑界所需求的「鄉貨」運去。長崎既是吸收與傳遞中華文化的大本營，三寺僧人對日本後世茶文化發展的影響，自不在話下。　

　　長崎的唐人一直希望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僧人前來三寺「點化」。在華南沿海一帶享有盛名的隱元和尚，正是他們心中的首選，但遲遲未獲首肯。隱元隆琦（一五九二—一六七三），俗姓林，福州人。早歲在嘉興興善寺習《法華經》，又至峽石山碧雲寺學《楞嚴經》，才高學博。一六三三年，他就任黃檗宗發祥地福建黃檗山萬福寺的住持，擴展道場，營建殿宇，煥然成為東南一大禪林。佛理方面，他強調「萬法唯心，心外無別法」，「己身彌陀，唯心淨土」的「禪淨合一」思想，倡導坐禪念佛，自成一家。先是他的弟子蘊謙戒琬與也懶性圭分別應福濟及崇福兩寺之邀東渡弘法，但也懶不幸途中溺死。於是，崇福寺住持逸然性融派人到福建福清當面向隱元懇求親駕。隱元歎曰：「此乃子債父還也！」終於一六五四年率領大眉性善、慧林性機、獨湛性瑩、獨吼性獅等共三十人，搭乘鄭成功安排的大船前往長崎。當時幕府管制宗教思想界甚嚴，寺院被納入行政系統，和尚可以蓄髮、食肉、娶妻，變成了一種職業，佛教逐漸陷入腐敗墮落的深淵。隱元的到來，不但是「唐人坊」的一件大事，在日本全國佛教界也掀起一陣熱潮。四年間，隱元先移居京都普門寺，繼而應邀進住江戶麟祥寺。幕府將軍德川家綱親自接見，賜以衣金，批示在京都附近宇治修建日本的黃檗山萬福寺，由他住持。福建黃檗宗的主力，自此移師日本，最後發展壯大，與臨濟宗、曹洞宗並稱為日本禪宗三大派別。隱元和尚臨終前一日，受日皇特賜為「大光普照國師」。身後又有三位日皇逢其誕辰紀念分別追贈「佛慈廣鑑」、「徑山首出」，及「覺性圓明」的國師諡號。

　萬福寺的成立，是「黃檗」歷史發展的里程碑，更意味?「黃檗文化」對日本社會的深厚影響。最重要的是，皈依者眾，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衍生了上千座附屬於萬福寺本寺（亦稱本山）的「末寺」。其次，隱元與分任福濟、崇福兩寺住持的木菴性?和即非如一等人的書法，號稱「黃檗三筆」，加上大鵬正鯤和尚的《印章篆說》，方三官、林高龍、范道生等人的佛像雕刻，以及寺內收藏的書畫文物，都給日本文化界提供了觀摩的機會。再者，木菴弟子鐵眼道光發願刻經。他兩次募足經費，移用於大阪洪水及近畿饑饉的緊急賬濟，第三次才了卻宏願。一六八一年，六千九百五十六卷《黃檗版大藏經》問世，對一六四八年日本佛經首刻《天海版大藏經》而言，不但篇幅增多，也有普及版性質，堪稱為日本佛教史及印刷史上的大事。現存整套四萬八千二百七十五塊原刻木版，已於一九五七年被定為重要的「文化財」。最後，萬福寺僧侶的日常生活習慣，也被吸收而成為日本民俗的一部分。「隱元豆腐」、「黃檗饅頭」、「唐點心」之類的食品，是新款美食。至於淨素烹飪「普茶料理」，便是主客圍桌的宴會了。

　　福建烏龍茶東傳，當然要歸功於隱元和尚。他東渡後早期所作《種茶》一詩，下了「唯植趙州真種子，以成黃檗舊家聲」的心願。一六六九年終於有《試茶》的因緣，云﹕「聊斟黃檗茶，舌上放蓮花。迷者醒酣夢，高人品相嘉。趙州為莫逆，宇治當鄰家……」在這首詩裏，他把宇治和「吃茶去」、「禪茶一味」的發源地趙州相提並論了。

　　茶是賣茶翁第一次參謁唐寺的第一印象。他晚年的著作《梅山種茶譜略》一書寫道﹕「我少年時，與師父去長崎，一位僧侶待我甚厚，款待我吃武夷茶。席間話及武夷，僧曰﹕『武夷山川秀麗，茶樹繁茂』，其讚美之語甚詳。」接?，十五歲那年，適逢宇治萬福寺第四代住持獨湛性瑩六十壽辰，他又跟隨師父前往祝賀，還在寺內住了半年。童僧本來不准跨進方丈禪堂。獨湛破例讓他入座，與之親切交談，並賜詩偈。我們可以推測，受到如此禮遇，於是他立下重振禪風、弘揚黃檗精神的夙願。

出家人賣茶自適

　　二十二歲時，賣茶翁雲遊四方，把自己鍛煉成為一個心胸平坦、視野廣闊的禪師。經過七年考驗，才回萬福寺拜晤獨湛師父。兩人相談甚歡，並一起在京都一帶遊覽多日。此時他已年近而立，對京都的景物、黃檗僧的人文修養與黃檗宗自然豁達的禪風，尤其是煎茶三昧中隨遇而安的生活方式，心嚮往之。凡此種種，都是賣茶的「一切因緣生」了。

　　此後三十年左右，故鄉佐賀龍津寺是賣茶翁固定的「家」。住持化霖道龍師父遷化後一段時間，他不得不扛起處理寺務的責任，直到一七三二年大潮元皓和尚回來，他便把住持的位置交給這位師弟，到京都賣茶去了。

　　出家人過的應是修行生活，怎麼可以有賣茶的行徑呢？他在《對客言志》用自問自答的方式，解開這個疑慮﹕

　　有客問我，夫沙門和尚須伽藍，受十方供養。若無供養，須乞行自活。此乃大聖之遺戒。今汝身居鬧市，鬻茶自活，請問出自何意？余答﹕法門廣大無量，可隨機之利鈍，設教萬般。經曰﹕心淨則土淨……酒肆魚行，淫舍戲場也可成為淨剎。綜觀今日俗僧，身處伽藍空間，心馳世俗紅塵者十之八九。借出家之名，千方百計貪求信施。見施者便獻媚敬重於父母師長之上，遇不施者便以冤家相待，其害甚於劫盜。凡唐土禪林，大都主伴各自耕田自活。余無力於編鞋賣柴，只得烹茶賣於往來之客，此乃余之夙願。

　　這裏把中國的「唐土禪林」與日本的「今日俗僧」做了比照。「俗僧」之於「茶事」，他又在《梅山種茶譜略》詮釋一番﹕「今日遊蕩俗僧，濫行茶事，附逐世塵，且標榜遵循古人，實與古人之茶有天壤之別。」強調身心淨化，解脫現實價值觀的束縛，拋棄物質欲望而求內心的自由，才是禪師的信條。賣茶只求維持最低的生活。他的志趣在於修行與交遊。物質方面固然是窮困的，但習禪、明律、感通、興福的履行與體驗，乃極其富有。

　　事實上，月海禪師一生中最大貢獻，乃是賣茶的那段日子。這個暮年的成就，卻是少年早就立定志向和經歷了一輩子的涵養與修行。他大膽批判僧人腐化及武士家族支配「抹茶道」世界，為煎茶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打下了基礎。處於社會變遷的江戶後期，在文化人如池大雅、木村蒹葭堂、上田秋成、田能村竹田等人的推廣之下，「煎茶道」才能逐漸形成而且流傳下去。

除了《梅山種茶譜略》和《對客言志》之外，賣茶翁尚有漢詩一卷、尺牘及書法條幅等數十件。他的詩，日文用《賣茶翁偈語》作書名，禪意十足。一九九六年岩波書店出版的《江戶漢詩選．僧門》收集四位僧人的作品，以賣茶翁所佔篇幅最多，計五十多首，內容大多與茶有關。他喜用「口占」、「偶成」作題，都是即時即景的真情流露。

　　《偈語》開卷《自贊》云﹕「處世不知世，學禪不會禪。但將一擔具，茶茗到處煎。到處煎兮無人買，空擁提籃坐溪邊。咦！何物好事謾描出，一任天下人粲然。」對?自己的畫像，他作《自贊三首》，其中有「非儒非釋亦非道，一個瘋顛瞎禿翁」的句子。只要天下人能像郭璞《遊仙》所說「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我是「一個瘋顛瞎禿翁」又何妨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茶具是煎茶文化的一部分。所謂「煎茶五器」，包括茶爐、砂銚、茶罐、茶壺、茶杯。憑?賣茶翁當時的盛名，他用過的茶具的價值絕不低於位高權重武士家中最寶貴的「抹茶道」茶器。為了避免自己死後這些用具被商賈叫賣，在八十一歲那年的九月四日，他從箱內拿出四件小茶具分送友人，餘者全部焚毀。《仙窠燒卻語》是他詩集的殿後一首，云﹕

　　我從來孤貧無地無錐，汝佐輔吾曾有年。或伴春山秋水，或鬻松下竹陰，以故飯錢無缺，保得八十餘歲。今已老邁無力於用汝，北斗藏身將終天年。卻後或辱世俗之手，於汝恐有遺恨。是以賞汝以火聚三昧，直下向火焰裏轉身去。轉身一句且如何？良久云，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他把心愛的茶具人性化、人格化了。想起少年魯迅有除夕祭拜書神的奇想，歷史上又有人將玉器賦予「五德」、「九德」、「十一德」之說，動機各不相同，但所表現的人文精神與文化底蘊則一。賣茶翁不重視現實的價值觀確是堅持到底了。可是，茶具既毀，他那煎茶的特有方式，因而失傳，不啻是日本茶史上一件憾事。

　　来源：明报月刊 思潮．動向 二零一二年七月號（作者是美國伊利諾大學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