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天皇的皇上有五颗星》

源济

六十一、搞个海上保安厅

一提到在日本的朝鲜人问题，不少人就会想当然地认为那是因为二次大战之后日本失去了朝鲜这块殖民地，而由于日本民族的排外性，残留在旧宗主国日本的朝鲜人无法融入日本人社会才发生的事情，甚至不少日本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比如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在日本台湾人问题”呢？当然这与日本人更加歧视朝鲜人有关系，但还不完全是那样。原来朝鲜是日本殖民地，大批朝鲜人在日本做工，1945年日本战败时的统计是在日本大约有200万以上的朝鲜半岛出身者，其中90%以上是南部出身，可能是那边近往那边跑，北边的全去了满洲？要不然林彪手下也不会有好几个鲜族人师出来。后来有大约140万人被日本政府送回了国，但仍然约有四分之一人留在了日本，再往后数年，这些人还是在不断回国，但整个从朝鲜半岛来的人数却不见减少，反而在逐渐增加。

增加的人数绝大多数是偷渡到日本来的，特别是从朝鲜半岛北部，所以埃克尔贝格中将老是认为他们不是什么难民，而是共产党的间谍。当然中将他戴了有色眼镜，但从朝鲜偷渡来的人在社会治安方面带来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又是赤贫，所以一般都是从事一些不公不法的行业，以至于在现在的日本社会还能看出一些痕迹。

日本社会是禁止公开赌博的，从理论上说，除了一些彩票和赛马，赛艇这些官营的收益用于福利事业的所谓”官营博彩“之外，日本是不容许公开的赌博活动的。但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种叫做“扒金库”（pacinko）的弹子游戏，你没事可以去买一些弹子往那机器里面投，弄得不好那机器会回吐一大堆弹子给你，说起来也就是消磨时间罢了。

但实际上你是可以通过一个古怪的程序最后把那堆弹子换成钱的，所以扒金库实际上就是一种赌博，只不过没有澳门拉斯维加斯等地赌场里玩得那么快，金额也没有那么高罢了，而现在经营这些扒金库的几乎全是朝鲜半岛出身的人，在电视上为扒金库做广告的则是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人：《冬季恋歌》里的女主角崔智友。

那段时间还出过一件挺有名的“神户事件”。朝鲜半岛出身的人有一个特点：特别抱团，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日本社会不肯接受他们的缘故，朝鲜人有自己的教育系统，和日本的教育系统不相干，那时的半岛人也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开，北边的归“朝鲜总联”管，南边的归“韩国民团”管，老死不相往来。那时有个统一的“朝鲜人联盟”，大家一起上“朝鲜人学校”，结果1948年1月，文部省宣布要关闭这些“非法学校”，半岛人不干，就闹了起来。

日本的半岛出身者大多集中在“京阪神地区”，也就是京都大阪神户这片一般被称为“关西”的地方。4月24日，大阪的七千余名半岛人举行了游行示威，把大阪府政府包围起来了，大阪府出动了五千多名警察并朝天鸣枪，这一下示威人群就朝三十公里之外的神户去了。到了神户还有两千多人，把兵库县（神户市属于兵库县，日本的“县”是相当于中国“省”的行政单位）政府包围起来了，把兵库县知事，神户市长和警察署长抓起来做了人质。

埃克尔贝格一听这事就急了，让驻守神户的骑一师去处理，实际上当时被示威者扣留的几个人已经被日本警察救出来了，但埃克尔贝格还是在第二天宣布对神户进行军管，抓来的人由骑一师的宪兵处理，结果骑一师的宪兵在抓到的人里查出来了八名日本共产党员或者朝鲜劳动党员，这就给埃克尔贝格的“在日本的56万半岛人都是共产党”的论调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顺便说一句，虽然那次纠纷被美军镇压了下去，但日本政府再也不敢去过问半岛人的教育机关问题了，听之任之。只不多现在南韩和北韩的教育机关是分开来的，南韩叫“韩国学校”，北韩的叫“朝鲜学校”。那些“朝鲜学校”的教室里还挂着肥仔大和肥仔二的画像在向学生们讲授“主题思想”，也算一大奇观。

埃克尔贝格中将就提出了，阻止朝鲜人偷渡来日本总应该是日本人的事情了吧？让格里芬中将的远东海军去当日本的水上警察总说不过去，日本是一个岛国，无论如何日本的警察力量要能够覆盖领海海面吧？

这指的是当时在盟国内部争吵的不亦乐乎的“海上保安厅”一事。

了解日本战后史的人就知道，日本的重整军备其实不是从朝鲜战争之后成立“警察预备队”开始的，而是开始于在1947年成立的“海上保安厅”。

说起来大帅爷把日本陆海军已经全部解散了，但那实际上只是在行政命令上，帝国海军并没有完全解散，还有两部分在活动。一部分是作为运输船队在从海外把日本军队和侨民运回日本国内，还有一部分在日本沿海搞大扫除。

战争中美国在日本沿海投放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水雷来封锁日本，不扫除这些水雷就什么都干不成，所以原海军的扫雷部队就原封不动地在战后还是在扫雷，这支部队有大约三十余艘舰艇，一万多人，其中七百余名军官。

扫了两年雷，海面上也清静点了，在“为了防止来自朝鲜半岛的偷渡和走私”的名义下，又把这些人转成了一个名叫“海上保安厅”的组织。

但是这个组织遭到了英联邦国家的质疑，因为据说海上保安厅是要模仿美国的海岸警卫队，而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海岸警卫队虽然在平时隶属于财政部，而在法律上是属于海军的，是美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这样日本成立这个海上保安厅也就是在恢复武装力量了，苏联也对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不属于警察组织的水上警察机构表示无法理解。这样在1948年4月28日的对日理事会上甚至出现了是否要撤销这个海上保安厅的投票，结果是苏联和印度弃权，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法国，荷兰，菲律宾支持，但是有美国和加拿大反对，因此议案被否决，海上保安厅就这么保留了下来。

但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经纬，所以日本海上保安厅也只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只是“水上警察”，所拥有的最大武器就是机枪，不能拥有火炮，和美国的海岸警卫队还是有点不一样。

源济

六十二、东条背黑锅

在埃克尔贝格看来有点左倾的大帅爷就这么着也就是在属下的强烈要求下整出来了一个海上保安厅，其实一直到现在日本的海上保安厅也就仅是一支水上警察，并无其他独特之处。大统爷升级失败的直接后果就是对日媾和现在是完全以国务院为中心展开了，和大帅爷几乎没有了关系，大帅爷在当时所干的唯一事情可能就是东京审判了。

从两年前的“天长节”（4月29日，天皇的生日）开始的这场审判，被押上审判台的有十个陆军大将，两个海军大将，还各包括一个元帅，四个陆军中将，一个海军中将，一个陆军大佐，七个大臣，一个内大臣，一个大使，一个民间人共计28人。两年审下来，元帅海军大将永野修身和外务大臣松冈洋佑病死，唯一的民间人大川周明因为梅毒入脑发了疯，也没有办法审下去，结果到最后等候判决的就只有25人了。

出庭作证的证人总共有419人，包括被告们的779件供词在内，呈上法庭的各种证言达到4，336件，有九百多万字，48，412页。其中检察方提出了103位证人，被法庭采纳的证词共2，734件，四百余万字。

前几年有一个中国电影叫《东京审判》，别看电影拍得烂，那导演的口气却不小，说他“读完了所有东京审判的文件”，估计他不知道东京审判到底有多大的规模才敢口出狂言，要是他知道审判曾经有一段时候不得不中断，因为日本国内已经找不到纸张来供应东京审判，不得不紧急从美国进口纸张的事实的话，估计就不会那么口出狂言了。

其实审判进行了这么长时间，一般人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大帅爷当然是从来不到庭旁听的，因为他是比天皇还要牛的皇上，在这种场合露面有点有失身份。

其实当时的日本警察也像中国文革时候一样，没事就在抓“恶毒攻击大帅爷的现行”。比如从大帅爷从日本登录之后就有了个“肚脐眼”的绰号，日本警察为了取缔这种“恶攻”可没少抓人。

为什么管大帅爷叫“肚脐眼”呢？那得从天皇说起。天皇的自称是“朕”，朕在日语中的发音是“chin（ちん）”，不巧的是男人的命根子在日语中被叫做“chin-chin”（ちんちん），战争结束了，天皇不也发表了“人间宣言”吗？拿来开开玩笑也无所谓，于是天皇和那玩意儿也就混到一起去了，而新来的的大帅爷比天皇还要牛，在天皇的上边。那玩意儿的上边是什么？肚脐眼呗，所以大帅爷就成肚脐眼了。

但埃克尔贝格没事老去转悠，尤其是审到了东条英机，只要能抽得出空就会去旁听。自从东条自杀的当天埃克尔贝格就去看过他之后，好像就有了什么关系，特别是后来东条又给了他一把据说价值五千美元的名刀，就更加关心东条了。

但埃克尔贝格绝没有想帮东条英机什么忙的打算，反而是越听越来气，有时候没事就会埋怨自己，当时干嘛要那么卖力地救这人命啊，让他死了现在也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

东条英机给人的印象不是很聪明，但是是那种办事很严谨，坚持政治第一的日本人。但在埃克尔贝格看来东条根本就不笨，起码比法庭的美国人首席检察官基南要聪明能干得多，经常法庭成了东条英机的独擅场，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发表演说，说的唾沫四溅，剩下首席检察官基南在边上难堪地直眨巴眼。

但这真不能怪基南，这是因为大帅爷弄出一条让法庭处于很困难境地的规矩，就是不准牵扯到天皇。所以基南经常无法追问或者辩驳被告或者辩护律师，因为知道追问下去肯定扯到天皇，只能作罢。

但实际上基南还是一个比东条更笨的笨蛋，他知道大帅爷定下来的这条规矩，东条实际上也知道这条规矩，在基南看起来只是一条最高长官规定下来的规矩，而对东条来说，保护天皇则是至高无上的使命，所以其实处境更加困难的是那些被告们而不是检察官。埃克尔贝格的感觉没有错，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基南可不是更加笨的笨蛋吗？

到了后来，有时候检察官干脆就和被告事先串通好联合演双簧，不要以为美国人就真的会尊重什么法律，在政治面前一切都是脆弱的，就像外交部发言人的名言一样：“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即使是美国也一样。

比如在太平洋战争的开战责任问题上，为了不让天皇出庭，基南一定要让东条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通过畑俊六的辩护律师神崎正义给东条捎话，让东条在法庭上做出“陛下是和平主义者很讨厌战争，这次战争是我东条英机违背了陛下的愿望而开战的”。谁知道东条死活不干，对着神崎吼上了：“你个八嘎也要为我想想啊，我又不是非国民，怎么会做出违反陛下意愿的事情呢？”

神崎反吼上了：“那就照直说，把陛下拖来作证？做完了证再关起来，反正好像你们这儿还挺宽敞，加一个人也无所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是“活着不做俘虏”的《战阵训》的作者还活到了现在，有什么受不了的耻辱啊？为了陛下，懂吗？”

东条懂了。

光说“懂了”不算，还要彩排一下，神崎律师客串基南的角色。

神崎一声大吼：“开战是不是天皇陛下的决定？”

“不是”

“那是你自己私下决定的？”

“是”

边上看着的另一个律师盐原时三郎看着不象话了，就算串通好了，这几句话拿到法庭上也说不过去啊？这么大的事东条一个人私下就能定了？这没人会相信啊，再说如果东条一个人就能定了这件事，那干嘛还要抓28个甲级战犯啊？东条一个人顶缸不就行了吗？

不行，还得找人。临时又把东条英机的前任海军大将米内光政找来一起编剧本准备上庭，反正像不像的也就凑合了。

但是到了法庭上东条又掉链子了。

源济

六十三、原告被告一起补锅

从1947年底就正式开始审理太平洋战争的开战经纬了。12月31日的庭审，检察官在台上煞有其事地愤怒指控内大臣木户幸一对天皇封锁消息，辩护律师转过来要求东条英机作证。

东条已经记住了自己“曾经蒙蔽过陛下”，但不知道“大家都在蒙蔽陛下”的说法，这当然也是傻逼检察官基南的疏忽，只见东条英机挺身而起，凛然正气地昂首驳斥：“没有这种事，起码作为总理大臣和陆军大臣的东条不知道这种事。这根本就是一派胡言，缺乏基本常识的胡言，要知道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就不可能有人去企图欺骗陛下，更不要说是身居内大臣职位的高官了，所以这是绝不可能的”。

完鸟，首席检察官基南一声悲鸣，而一直憋着心眼要把天皇送上审判台的首席大法官韦伯则满眼绿幽幽光芒四射。

基南顾不上法庭惯例，作为总检察官唐突地打断了东条的证言：“东条被告，因为日本陆军现已不存在了，所以再也没有必要称呼你为东条大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到底是在宣称你无罪还是想继续在这个法庭上进行军国主义的宣传？”

这已经不像检察官所为了，法庭纪律和检察官有什么关系？人家韦伯大法官在那边乐得嘴都咧到了耳朵根下了，怎么不来阻止东条啊？所以基南的发言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辩护律师的抗议，被却下了。

有句话叫做“屁股决定脑袋”，现在不少傻逼左派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处瞎用，还以为这句话里“屁股”的意思是斯大林主义里的什么阶级立场呢，也不想想即使是阶级立场又和屁股何干呢？“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是说一个人的屁股坐在什么交椅上脑袋就会想什么事。

现在的韦伯就是这样，不管他多想把天皇拉来审判，但他现在坐在“首席大法官”这张金交椅上，还是大帅爷给他坐的，他就只能想着维护大帅爷，只见他槌子一敲：“休庭”，让你们这帮笨蛋去补锅去吧。

因为这次的漏子捅大了，在场那么多记者，东条的这句话早就传到了全世界，塔斯社在发这条消息的时候还加上了这么一句：“可以认为是发现了能够对日本天皇进行公诉的有力证据。”

第二天是元旦休息，第三天就应该开庭了，但因为3日和4日分别是星期六和星期天，法庭就装作偷懒不开庭给原告被告时间以合伙补锅。

这个锅到底是怎么补起来的内幕其实现在还不为人知，只知道参加补锅的可能有木户幸一的儿子木户孝彦，还有那个怪人田中隆吉。有关这个被《东京审判》那部电影描述成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田中隆吉少将的故事大家可以找一下笔者的博客，这里就割爱了。

反正到了1月5日再次开庭时，东条的证词就变成了这样：“上次我说的只是我的国民感情，并不直接牵涉到具体的责任问题，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无关。”

检方：“但是实际上你不是向美，英和荷兰开战了吗？”

东条：“是我的内阁。”

检方：“那场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难道不是裕仁天皇的意思吗？”

东条：“是我和统帅部其他领导者的不断建议，事实上陛下一直到最后还是非常勉强的。陛下非常爱好和平，一直到最后还坚持要在敕诏里写上‘不得已而开战’的字样，而内阁草拟的敕诏中并没有这些字样，这就说明陛下是及其爱好和平的。”

满分的回答，毫无纰漏，于是拉链就拉起来了，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就这样在大帅爷的主导下不了了之。虽然在后来韦伯大法官还提出了诸如：“除你之外，还有谁向天皇提过开战的建议啊”之类的阴险问题，但己经警钟长鸣了的东条英机再也不上当了，而韦伯也无法认真追问，再者他也不是检察官，反正这事就了了。

这就是所谓“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别把他看得有多么神圣庄严，实际上那只是大帅爷主持的美国法庭而已。当然从最后的结果来看，确实帮中国人出了点气。但要是像电影《东京审判》那样说的云山雾罩就只能说是无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是审判了一些战犯，但是没有受到审判的战犯更多，除了天皇以及其他皇族之外，连策划9.18事变，挑起战争的第一人的石原莞尔自愿报名当战犯也无人受理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但是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下，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由于种种因素而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法庭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也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可能在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是胜利者的报复，而对于报复的根据则不太重视。就是说胜利者在报复的时候并不太去考虑这种报复行为的正当性在历史上的反映问题，只考虑“坏人就该受到惩罚”，而不太考虑对“为什么这是坏人”的详尽解释。比如说在“南京大屠杀”一案上国府的表现就是这样。

近来在中日关系中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南京大屠杀”了，最近的一次是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接待来访的南京市市委常委，政法书记刘志伟时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而那位刘副书记却视若未闻，照单全收，只顾忙着向河村市长赠送礼物，合影留念。

这些问题的出现，当然是在日本一直有一股企图否定东京审判的思潮，和某些政府官员的无德无能有关。但实际上要是追根寻源，这件事的根子还是在当年国府没有认真想把这个案子做铁。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经常有翻案举动，但是对从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开始一直到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那段发生在满洲的历史却没有人问津。这是因为苏联人当时在这个法庭上对有关事件审理得非常认真，展示了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让包括伪满皇帝溥仪在内的大量证人出庭作证，石原莞尔当时患膀胱癌无法到庭，法庭甚至就近到酒田市让石原莞尔作证，就是这样的细致的工作，使得现在日本人想翻也翻不了。

源济

六十四、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审理

东京审判中最为吸引人们注意的就是南京大屠杀，虽然在大屠杀事件发生的当时全世界就都已经知道日本陆军的残暴，但绝大多数日本人还是在东京审判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事件。事件的当时中国政府的发表是日军第六师团了23万人，十六师团杀害了14万人，其他日军部队杀害了六万人，共计南京市民被残杀了43万人，中国政府一直到东京审判时还是坚持这个主张。

东京审判容许一般人参加旁听。审判开始以后一般是每周有1，500日本人和450盟国人士参加旁听，而在法庭开始审理南京大屠杀案件的时候，日本人参加旁听的人数增加到了2，000人以上，这个数字的增加说明了日本人对这个事件的关心程度，从日本人的立场来说，他们很希望能够推翻检察方的指控。

但是发生的事实很使日本人失望，被告松井石根大将以及辩护律师伊藤清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辩护，辩护方面只提出了日军第十军法务部长塚本浩次大佐，中支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大佐和原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日高信六郎这三名证人。塚本浩次大佐在证词中表示在他所处理的案件中“有包括军官在内的四、五件抢劫和强奸案件，很少几件伤害和偷窃案件，两、三件杀人案件，但没有纵火和集体杀人案件”，中山宁人的证词是：“如果把屠杀行为分成1.杀害一般市民，2.杀害俘虏，3.损害外国人利益，4.强奸和抢劫的话，则1类事件绝对没有发生，2类事件实际上是作战的结果，3类事件有一些，但是是日本兵还是中国残兵所为不得而知，4类确有发生”，而参加过日军入城式，后来又三次去过南京的日高信六郎在证词中说明了南京当时的氛围：“一般市民的反日感情很强，包括老人和妇女在内，谁都有可能成为间谍”，至于残暴行为，日高总领事证实松井石根大将曾经亲口对他说：“有一些部下做了坏事”。

辩护方面提出的物证则是当时“国际安全地区委员会”给日军的感谢信，内容是感谢他们没有炮击难民区，以及赠给为难民区运送粮食的日本兵个人的礼物。

辩护方面提出的一份最重磅的证据就是驻上海美国总领事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说确实有中国败兵参加了抢劫行动。

所有人都知道这几份证据未免过于贫瘠，无法推翻控方提出的大量证人和证词。

辩护方面没有积极地采取辩护行动的原因是辩护律师中就有人明确地知道历史真相，当时为岛田繁太郎担任辩护律师的泷川政次郎当时在北京就听说了南京大屠杀，他在1938年夏到南京的时候特地做黄包车在市区内兜了一圈，事过半年，南京市内依然随处是被烧毁了的民房，黄包车夫告诉他这都是日本兵烧的，车夫还说南京市的女人几乎全部都被日本兵强暴过。

所以辩护律师们采取的方式就是放弃对日军暴行的辩护而把重点放在作为方面军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大将应不应该为部下的行为负责以及负责到何种程度。

松井石根不是犯有“破坏和平罪”的甲级战犯而是犯有“下令、准许或容许虐待战俘或平民或者故意或鲁莽疏忽责任，未有阻止暴行”的B级战犯，对B级战犯的判决要简单得多，而且远东军事法庭已经有例在先，主持新加坡大屠杀和马尼拉大屠杀的山下奉文大将和巴丹死亡行军的本间雅晴中将已经在马尼拉被判处了死刑，所以松井石根理所当然地被东京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

但是应该指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日本辩护律师放弃辩护努力的时候并没有努力立证，而是敷衍了事。本身国府把东京审判就仅仅看成为一种复仇的手段，这一点非常之遗憾，本身控方在法庭上提出来的证据在定量支持“三十万人的被害者”上就有困难，而且还缺少日方的供词。值得指出的是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第十六师团后来在莱特战役中被美军全歼，原来的13，000人仅剩下620人，而麦克阿瑟曾经请国府协助在这些人中寻找有无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凶手，但没有得到国府的积极回应。这样就造成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判决书中有一处奇怪的地方：也就是在本文中是“非战斗人员一万二千，便衣兵员两万，俘虏三万以上，……，据估计在最初的六个星期内南京周围被杀害的非战斗人员在20万以上，发生强奸案两万以上”，然而在对松井石根本人的判决书中则是这样的文字：“数千名妇女被强奸，被杀害的人数在十万以上。”而国府对于这个明显的矛盾居然没有提出异议，这就埋下了一个“南京大屠杀人数未定”的祸根。

其实“三十万”这个数字在东京军事法庭上并没有正式出现过，“二十万”的数字采取了许传音博士在法庭证词中的“一般认为在二十万左右”的说法。“三十万”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出自南京军事法庭对原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的判决书。

东京审判之后，有三十万受害者的南京大屠杀也就成为了定论，即使在日本也没有人提出过疑问，最多就是在提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说“杀害了好几十万人”，虽然还有人不肯承认三十万，但也都接受了东京审判的结果。

但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日本右翼开始翻这个案的时候，问题立即就出来了：缺少能支持“三十万”这个数字的证据，当年的国府早已去了台湾，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南京大屠杀是研究的禁区，哪怕学术研究都是不容许的，这就造成了南京市政法书记刘志伟面对着名古屋市长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言论的时候只能张口结舌地干陪尴尬笑脸的盖世奇观。

源济

六十五、所谓“帕尔判决书”

其实到后来大帅爷对东京审判已经没什么很大兴趣了，当然从一开始大帅爷对审判战犯的兴趣就不在东京主法庭，而是在马尼拉，因为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马尼拉被起诉。大帅爷的真正有个人仇恨的是这两个人，一个把大帅爷赶出了菲律宾，一个不让大帅爷重返菲律宾，所以当这两个老让大帅爷不自在的人被杀了之后，别的人怎么处理说实话对大帅爷来说无所谓。

更不要说老有人在大帅爷耳朵边上嘀嘀咕咕，说大帅爷是不是太扩大化了？尤其是大帅爷手下的情报部部长维洛比少将和埃克尔贝格中将，这两个人怎么说都不是什么朋友，尤其是维洛比的情报能力老使得埃克尔贝格怀疑自己的听觉和视觉，但在坚决反共这一点上两人能说到一起，互为同道。但无论是谁都没有把“战犯扩大化”的范围扩大到了站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台上的这28名被告，无论是维洛比还是埃克尔贝格都不会去管这28名被告的死活，因为身居最高位的这些人并不从事实务，从而对占领军来说没有用处，维洛比和埃克尔贝格需要的是干实务的人。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对这28名甲级战犯被告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法庭的法官里面甚至有极为同情这些被告的人物，那就是来自印度的法官帕尔博士。下面的照片上是立在靖国神社院子里的一块碑，碑上就是东京军事国际法庭的印度法官帕尔博士的像。

帕尔博士的惊世骇俗是他写的《帕尔判决书》，那本长达700余页的判决书的结论是被起诉的28名甲级战犯“全员无罪”。

这个《帕尔判决书》在讨论东京审判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日本人很喜欢拿《帕尔判决书》来说事，而中国几乎听不到对《帕尔判决书》的介绍和讨论，似乎这会成为一个很难堪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首先民主社会就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但是尊重并不等于同意或接受，法庭自有其最后的判决。要知道几乎在所有的判决中都存在着法官的意见对立，只有斯大林主义才会因为存在着不同见解就否定法庭判决，连希特勒都不会这样。

另外就是这个“帕尔博士的个人意见”究竟反映了什么？实际上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并不存在以个人身份出现的法官，每个法官都代表着他的国家，所以大法官的意见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意见，而帕尔判决书为什么是出自印度人之手而不是出于其他国家人之手倒是很值得回味的。

曾经有过这么一件很让人吃惊的事情：1957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日时，曾指定要当时已经被完全人忘却的甲级战犯大川周明出席欢迎的国宴，说他对印度独立有功劳，但是当时大川已经病入膏肓，没能出席。

怎么解释这件事？用一句现在最流行的“尼赫鲁脑残”来打发？实际上帕尔判决书并不是帕尔博士一个人写的，他代表了在1947年刚刚从大英帝国那儿得到独立了的曾经被称为是“大英帝国王冠上最灿烂的明珠”的那块殖民地人们的心声，只不过这种心声不太为其他民族所理解罢了。

日本右翼喜欢说太平洋战争是一场解放殖民地的战争，这句话当然是不值得一驳的扯蛋，因为大日本帝国真的要解放殖民地的话，他首先就应该解放自己的两块殖民地台湾和朝鲜才是，日本帝国没有过解放殖民地的想法，但是在客观上太平洋战争的后果倒还真的导致了东南亚殖民地的解放。

卷入了太平洋战争的越南，马来亚（现在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和菲律宾全部是在战后独立的，除了菲律宾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从美国得到了独立的允诺之外，其余的地方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是不是能够那么快地就得到独立则很难说，比如英国人在战争开始之后还把甘地和尼赫鲁抓紧了监狱。而法国人更是在战后还恬不知耻地为了保留殖民地而打了好几场失败的战争吗？英国人更是一个在不得不退出殖民地的时候还要造最后的孽的民族，现在地球上流血的热点，中东，南亚，无一不是大英帝国的杰作。

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李萨（Thomas James Leasor）在《SINGAPORE》中是这样写描写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在马来和泰国登陆的那个凌晨的：“在那个夜晚，古老殖民帝国的动脉被切开了——长达数世纪的支配和法律化成了鲜血喷发了出来，那个伤口将永远不会愈合”。李萨的这句话代表着大英帝国臣民的心情，但实际上那个晚上的那一刀仅仅是最后一刀罢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大英帝国，法国和荷兰在亚洲的罪恶殖民统治从这个晚上便开始告结束了。

可以用“作恶多端”四个字来形容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军队，但他们的西洋列强敌人们也绝不是什么好玩意，除了后起的美国充满着理想主义的热情以外。英国，法国和荷兰都可以说是罪孽深重，在殖民地所干的就只是些令人发指的事情。

日本帝国为了得到东南亚人民的支持。也使得皇军能够更加“师出有名”一些，在1943年8月战争形势变得对日本帝国非常不利的时候先后扶植了菲律宾和缅甸的“独立”，还在新加坡扶植了一个钱德拉·博斯的“自由印度政府”，但欧洲殖民主义者们根本就拒绝承认，他们是决不肯放弃它们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的。最后英国人在1947年8月撤出印度时还要把印度分为印度，东西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和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这三块，在印巴之间划开一道永世无法弥合的伤口。

记得前几年有一次英国女王自告奋勇要出面调解印巴冲突，被印度人轻蔑地拒绝了：“一个三流国家的国家元首，没有资格介入大国之间的事务”。丢掉了印度的英国，当然就只是三流国家了，只不过英国人自己还没有注意到或者装作不注意。

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日本军队并没有直接入侵印度，而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死亡的印度士兵仅仅是被英国人强行抓来的壮丁。在马来半岛甚至有过印度壮丁被用镣铐锁在哨位上只能等死的事例，因为英国人怕他们当逃兵。

相比起日本人来说，骄傲的印度人仇恨的是英国人，“帕尔判决书”所反应的只是印度人的这么一种心情，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源济

六十六、东条想早点死

好在在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荷兰，菲律宾和印度这十一个国家中，持印度这样态度的只有一个，而同样是殖民地刚刚在1946年7月才从美国那儿得到独立的菲律宾对日本却持强硬态度。因为日本占领菲律宾之后进行过好几次大屠杀，最后山下奉文在抗击美军反攻时还是毫不犹豫地把马尼拉变成了战场，菲律宾人不能原谅日本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1948年11月4日进行最后的开庭。

首席大法官，澳大利亚人韦伯爵士从上午9：30开始宣读最后的审判书，和平常开庭不一样，这回自始自终是韦伯大法官一个人在宣读，而且这次的“审判书”是如假包换的一本书，还是厚厚的书，韦伯大法官一直保持着每十分钟读七页这种略微稍快的匀速，法庭的预想是包括周末的休庭在内，整个审判书读完需要一个星期。实际上判决书的正文一直读到了11月12日下午15：30分才算读完。读完之后在宣布印度法官对判决有异议，荷兰和法国的法官有部分异议之后，经过短暂的休庭，从15：50分开始宣读对各被告的判决，到最后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闭庭”时已经是16：12分了。

实际上一边在宣读正文的时候，因为有3名已经亡故而只剩下了25名的被告在不同程度上就已经在开始在预测判决书的内容，还有人准确地预测到了判决的结果。

在一开始，被告中还有人指望法庭会作出无罪判决，根据是纽伦堡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的21名被告中有3名最后被判无罪，因此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中也应该有几个人被判处无罪，有人就开始梦想自己会不会就是哪怕只有一人的无罪者了。

每天在闭庭时会把当天宣读了的审判书部分发给被告，被告们都分别用功来研究这部分审判书。这些被告都不是普通人，都是陆军大学校，海军大学校以及东京帝国大学这三所日本帝国的最高学府出来的精英人物，他们想读出来韦伯大法官还没有宣读的部分。

法庭辩论早在4月15日就已经结束，这大半年这些被告都是在心神不定中渡过的，而且他们都有一种东京审判可能会比纽伦堡审判更加严厉的不详预感。因为在审判过程中不管是监房分配还是出庭审理的顺序一直是按照姓名的罗马字母顺序来，而这次在审理结束之后立即对这些被告进行了X线检查和口腔肛门触检之后，全部搬到另一座楼里去了，战犯们住二楼，一楼和三楼全部空着，而且新楼的监房分配再也不是按照姓名的罗马字母顺序，而是以东条英机为中心，按照太平洋战争开战时的官位大小左右排开来，这就让人猜出来了起码东条英机可能逃不脱绞刑架了。

伙食也不一样了，这些战犯在到巢鸭之前是由美八军供他们吃饭，即使美八军给他们吃的是最简单的战地伙食，就已经把这些被美国鬼畜围困了多时的恶鬼吃的分不清东北了，后来到了巢鸭，美国人不管饭了，让日本政府出钱，这一下子又掉进了地狱。后来由贺屋兴宣在牢房里打零工帮助大藏省造预算总算改善了一点伙食，但一搬家之后，又变成由美军负责了，厨房里的伙夫也全部换成了美国人。

这是其中一天的菜单：

“早饭：果汁，鸡蛋两个，肉末，涂牛油的面包，一个橘子，咖啡；中饭：两块猪排，土豆，蔬菜色拉，面包，红茶；晚饭：香肠，西红柿，炸薯条，面包，咖啡”，贺屋兴宣又开始“觉得对不起在吃苦了的天皇”了，吃到了什么程度呢？吃到了星野直树和木户幸一两人被其他人警告，说这哥俩这段时间胖得有点不象话，是不是当心脑溢血了。

其实这都是法庭害怕这些被告自杀而采取的预防措施。换食堂伙夫的目的是不让这些被告的周围有日本人，因为法庭认为如果有人想给他们自杀工具的话也肯定是日本人，至于这些被告是不是原来就有毒药什么的，在经过突然搬家并进行对身体了X线检查和口腔肛门触检之后也已经可以认为是安全的了，至于伙食的改善则是为了使被告们能放松一些，更加留恋一些现实生活，不至于成天琢磨着怎么去自杀。

在法庭辩论结束到最后宣判的这半年多时间里，巣鸭监狱的警卫兵力增加到了三个连，不是为了防止外面的谁来劫狱，而是为了防止这些候决的被告自杀。白天的任何时候每个被告的身边都肯定有两位士兵在监视，监房的房门是不容许关的，方便看守士兵们随时进入监房干预被告们的可疑行动。

就是说，要死也得由法庭养肥了再来杀。

东条英机知道因为他是开战时的内阁首相，而且又已经帮天皇担下了所有战争责任，这样一来就是只有一个人上绞架也是自己，但是实在受不了这么无完无了的折磨，特别是从来习惯于趾高气扬指使别人的东条英机，特别无法忍受看守对他的特殊照顾。放风的时候别人都能空着两只手，但东条英机就必须带上手铐。监房走廊过道什么的公共卫生由被告们自己打扫，但留下来的三不管地方就是东条英机包了，只要有哪儿不干净，美军看守肯定是“TOJO，TOJO”地乱叫,东条那受得了这个.

其实美军看守也不一定是在喊东条英机，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的名字特别古怪，很不好记，唯有这个“TOJO”一来只有两个音节，二来在战争期间美国广播成天就在说“TOJO”又怎么怎么了，弄得美国大兵耳熟能详，文化水平稍微低一点的美国兵甚至都以为凡日本人都是“TOJO”了，所以其实美国大兵们就是在喊“来人啊”，并不是在喊东条，但所有的日本人都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弄得东条英机当了劳动模范。

但是除了东条英机之外，还有别人也读出来了上绞架的命运，被韦伯大法官誉为“被告中最聪明的人”的武藤章中将就是一个。

源济

六十七、一票定生死

武藤章中将从韦伯大法官宣读的审判书里读出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法庭的宗旨。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共设有55条起诉原因，但武藤章听出来了实际上在审判书中对于“对和平的犯罪”分类里的“对各交战国的战争准备罪行”里的第6条到第26条诉因，以及“杀人以及共谋杀人罪”里所牵涉到的第37到第52条诉因，还有“通常的战争犯罪以及反人道罪”中的第53条诉因都没有听到。

这肯定不是在说因这些原因而被起诉的就可以撤诉了，这是在表示法庭把注意力放在了第1条到第5条诉因的“策划战争”，第27到第36条诉因的“对各交战国进行战争”以及第54，55条诉因的“反人道罪行”上了。

也就是说法庭的真正目的在于追究“战争的政治责任”，而这个问题可以分为“共同策划”，“进行战争”以及“违反战争法规”这三个范畴，其他的小问题都是可以归结到这三个范畴里去的。

尤其在当时，在一般人看来“共同策划”，“进行战争”几乎都称不上犯罪，而且武藤章又只是一介中将，前面有十个陆军大将，其中还有一个元帅陆军大将，所以武藤章的太太很不在意地告诉武藤章：“外面报纸上的评论是你最多也就是判个两三年有期徒刑，无罪释放都有可能”。

武藤章听了笑了笑，好像很轻松，但实际上他知道自己是肯定了要上绞刑架的。审判书里着重强调的三个范畴他都有份，从卢沟桥事变开始他就是日本陆军中最积极的主战派之一，而且他和“违反战争法规”直接有关。1938年他在中支方面军，是松井石根的参谋副长，而1945年他在第十四方面军，是山下奉文的参谋长，他同时是南京大屠杀和菲律宾大屠杀的当事人，他知道他逃脱不了上绞架的命运了。

除了武藤章之外，还有一位陆军中将也以为自己肯定要死了，那就是驻德大使大岛浩。这位提议，谈判和订立三国同盟，把日本最后领上战争之路之人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当时他不知道从哪听来一个传言，说是中国政府一定要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广田弘毅的项上人头。大岛浩能理解判处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死刑，但对于广田弘毅也会被绞死就想不通了，在大岛浩看来，自己虽然只是一介陆军中将，而且长期担任驻外使节，并没有直接参加战争，但真要说起“战争责任”起来无论如何要比当过总理大臣的广田弘毅大的可不是一个数量级，广田弘毅都面临着死刑，剩下来的人中间没人能活，包括他自己。

可能是长期当大使，大岛浩也弄得有点文官气，成天就是在拿自己和广田弘毅比，觉得自己是应该死的，这种心情一直贯穿了他的后半生。后来自民党再三请他出山竞选国会议员，但他坚决辞退，说是“作为把国家领上了错误道路的人，已经没有资格再次从事政治活动了”，除了不参加政治活动之外，大岛浩也不在公开场合露面，连记者都不接待，回忆录什么的更是与他无关，理由是：“我如果写了什么，说了什么，就有可能以大岛浩的主观去影响历史学家，我不想在三国同盟之后再对国民犯罪”。

其实大岛浩大错也没错，虽然是逃了一条命，但是也就只差一票，玄得很。

决定这23名被告死刑与否是11名法官投票决定的，下面就是那些被判死刑以及险些被判死刑的人的法官投票结果，这个结果是“推测”出来的，因为在官面上投票过程以及结果是保密的，但实际上早就以各种方式流传了出来，因为这不是法官们个人能决定的问题，这是11个国家所决定的，同样是不是保密也是各国根据情况而定。

在这张表里，打圈表示法官同意判处死刑，打叉则表示反对判处死刑，从这张表里可以看到荒木贞夫，大岛浩，木户幸一和岛田繁太郎只是一票之差逃脱了绞架。

但是这张表里还有一个看起来很悲催的人物，就是以一票之差走上了绞架的广田弘毅。广田一直是人们同情的对象。作家城山三郎的小说《燃烧的落日》就干脆把广田弘毅写成了一位敢于承担责任的铮铮汉子，并一再被搬上银幕和电视屏幕。

广田弘毅确实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是广田的悲剧其实并不在于被军部胁迫，而是他一辈子都在企图‘善引’军部而没有成功。

实际上广田弘毅并不是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出身于精英外交官那么简单，广田弘毅原来是想报考陆军士官学校成为职业军人的，但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俄法德三国联合干涉迫使日本以三千万两白银的价格让大清赎回了辽东半岛之事使得广田弘毅觉得当一个外交官比单纯的舞刀弄枪更有利于国家，这样广田弘毅才报考了东京帝国大学，成为了一位职业外交官，广田虽然没有直接从军，但和陆军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根据现在在外务省发现的资料，当时还是帝国大学学生的广田在日俄战争之前的1903年就曾经作为陆军的情报员在朝鲜半岛和满洲等地以“修学旅行”的名义收集情报了。

本来广田弘毅就读帝国大学期间的学费就是右翼团体玄洋社支付的，再加上广田夫人又是玄洋社干部的女儿，所以广田弘毅进入外务省之后的表现就是亲军和极右翼的混合体。大隈重信内阁提出臭名昭著的“对华21条”时，广田弘毅是外务省通商局第一课课长。广田当时不同意这个21条，因为在广田看来还应该再加上黄河的“疏浚权”，这样可以在保证日本帝国在黄河的航行权利之外，还能为日本企业在中国中原一带的进出提供方便。

这个“疏浚权”问题对于广田弘毅来说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广田的所作所为都是以日本的经济利益为中心。从1933年9月开始，广田弘毅先后在斋藤，冈田内阁中担任外相，2.26事件之后受命组阁，在担任11个月的首相之后又在近卫内阁中担任过外相一直到1938年5月，这段时间正好和日本开始全面侵华的时间重合，作为内阁魁首或重镇的广田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放弃辩护并不是像《落日燃烧》中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不再想牵连别人，而是因为毕业于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知道自己的罪责所在，即使进行辩护也是徒然的。

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广田弘毅是近卫文麿的替死鬼，如果近卫文麿没有自杀以逃避审判的话，广田弘毅是不会被送上绞刑架的，笔者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

当然如果近卫文麿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受审将肯定会被判处死刑，但是那样就能挽救广田弘毅吗？广田弘毅最致命的罪名和近卫文麿无关，他最重大的罪名是在冈田内阁的外相任上时提出了“广田三原则”和在首相任上时恢复了在1913年就已经被山本权兵卫内阁废止了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给了军部以绑架政府的武器，因为这条制度使得军部只要采取不派现役军人出任陆海军大臣的方法就能使得内阁无法成立，而特别有讽刺意思的是广田弘毅内阁也还就是因为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坚持辞职而垮台的。

广田弘毅当时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完全被动的，这就是所说的他企图“善引”军部而未能成功的由来，当时的广田想从制度上把参谋本部所掌握的人事权力转到陆军省来，但这是不可能的。广田之所以连军部的人事制度都想插手是因为在他那儿有一套独自的对华策略。广田的策略是所谓“中日满经济合作”，实际上是想用经济的手段对抗所谓江浙财阀从而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这种做法实际上和陆军的‘再打击一下蒋介石就会屈服’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是不是因为原来曾经对军人有过憧憬，而在思维方式上都变得和军人一样了？

广田弘毅在担任外相和首相期间都非常积极地进行了华北分离工作，广田弘毅在1936年3月出任首相，4月份就决定了驻留天津的日军兵力增强到五千人。一般都认为这次的天津军增兵是直接引发卢沟桥事变的原因，而广田弘毅本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积极，因为这个计划对于广田的华北经济计划来说时正中下怀，因为天津对于华北的重要战略地位，控制了天津就控制了华北。

他该上绞架。

源济

六十八、最后的判决

所以广田弘毅并不对死刑判决感到有什么意外。11月12日是法庭正式宣布判决的日子，木户幸一的辩护律师之一就是他儿子木户孝彦，木户幸一一到庭，木户孝彦就赶紧向他报告了前一天晚上他和美国律师团交换了信息之后得出的“死刑恐难避免”的结论，木户幸一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早就有了思想准备”。进入法庭时木户还向广田打了一个招呼：“我估计是死刑，恐怕你也会时，有精神准备吗？”

广田的回答是：“从进巢鸭那天就想到了这个结果。”

早上9点半开庭，韦伯大法官接着昨天读剩下的审判书本文的最后一章“残虐行为”，一开始的28个被告中死了两个疯了一个。现在还有三个进了医院，贺屋兴宣，白鸟敏夫和梅津美治郎，剩下来能够出庭的就只剩下来了22人。

下午15：30临时休庭的时候，法庭被告休息室和被告席之间的过道被遮挡了起来，新增加的35名宪兵全副武装站在过道两边。

判决词是千遍一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基于起诉书中被证明有罪的诉因而判决被告（A）（B）刑”，只需要把被告的姓名和刑罚分别填入A和B就行了。

第一个被判决的是荒木贞夫陆军大将，当韦伯大法官宣布“imprisonment for life（终身监禁）”时，庭内一阵骚动，大法官不得不敲木槌以求安静，荒木贞夫鞠躬敬礼后退庭。

第二个进来的是土肥原贤二陆军大将，在听到韦伯大法官的：“death by hanging（绞刑）”的判决后，一直患有面部神经痛的脸面抽搐着，像点头似的向法庭行鞠躬礼后退庭。

桥本欣五郎陆军大佐，被判处终身监禁，立正姿势听完宣判之后，立即向后转退庭。

畑俊六元帅陆军大将，被判处终身监禁，两次行鞠躬礼。

平沼骐一郎首相，被判处终身监禁，平沼身体不好，是被宪兵扶上来的，鞠躬后退庭。

广田弘毅首相，被判处绞刑，听完判决后摘下同声翻译的耳机，在旁听席上找寻旁听的女儿，微笑了一下之后鞠躬退庭。

星野直树书记官长，被判处终身监禁，生硬地点头行礼后退庭。

板垣征四郎陆军大将，被判处绞刑，听取判决时走上前了一步，未行礼退庭。

木户幸一内大臣，被判处终身监禁，听完判决，整了整领结，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个结果他已经知道了，中午休息的时候，儿子木户孝彦告诉他：“得救了”。

木村兵太郎陆军大将，被判处绞刑，立正姿势听完宣判之后退庭。

小矶国昭陆军大将，被判处终身监禁，听完宣判之后来不及摘下耳机就鞠了一躬。

松井石根陆军大将，被判处绞刑，听完宣判之后也不知道是点头还是鞠躬反复了两三下。

南次郎陆军大将，被判处终身监禁，立正姿势听完宣判之后还是直立不动，当边上的宪兵帮他摘下耳机之后才迷惑不解地望着宪兵，好像在问：“这就完了？”，退庭。

武藤章陆军中将，被判处绞刑，好像再说：“果真如此”，微笑了一下，点头退庭。

冈敬纯海军中将，被判处终身监禁，无表情转身退庭。

大岛浩陆军中将，被判处终身监禁，大踏步转身退庭。

佐藤贤了陆军中将，被判处终身监禁，深深一鞠躬，那个大头鞠躬实在有趣，外国人旁听席上居然起了一阵哄笑，被韦伯大法官敲槌制止。

重光葵外相，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没戴耳机，他没有必要听同声翻译。

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被判处终身监禁，行海军鞠躬礼后退庭。

铃木贞一陆军中将，被判处终身监禁，翻了大法官一个白眼后退庭。

东乡茂德外相，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表情很不开心。

东条英机陆军大将，被判处绞刑，表情好像在说：“知道了，知道了”，点了几次头之后退庭。

贺屋兴宣，白鸟敏夫和梅津美治郎被缺席判处终身监禁。

1948年11月12日16：12分，韦伯大法官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闭庭”。

12月21日09：35分，大帅爷召见新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下令“12月23日0：01分开始执行死刑”。

因为这一天是当时的皇太子，现在的平成天皇的生日。

在执行了东条英机等七人的死刑之后，其余未在此次审判中被起诉的甲级战争犯罪嫌疑人，包括岸信介，儿玉誉士夫，正力松太郎，鲇川义介等人全部被释放，因为此时东亚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带着据说是北韩的金日成政权供给的狗皮帽子的共产党军队在林彪将军的指挥下已经占领了全部满洲，而且越过了山海关长城开始了对明朝和清朝的首都北平的攻击，起码在和G2有联系的那些日本将军嘴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要知道有未精三中将光在北平城里就呆过两年。

大帅爷此时已经开始觉得去职了的埃克尔贝格中将是有道理的了。

源济

六十九、午夜惊铃

1950年6月25日星期天的凌晨。

东京美国大使馆，大帅爷的卧室。

电话铃响了。

大帅爷有不少地方很莫名其妙，没人能解释，也没有人试图去解释，比如他在第一生命大厦GHQ总部的办公室里是没有电话的，也从来没有人问过为什么。理由似乎也很简单，因为他是大帅爷，在日本他当然是最了不起的“肚脐眼”，就是在美国他也是全美国陆军以及全部美国武装力量的最长老，谁有打电话给他的资格？似乎不要也理所当然。

但是大帅爷毕竟是军人，还是跨越几个时区的远东盟军总司令，而发生紧急事态的概率和大帅爷是不是最元老无关，所以大帅爷的卧室里反倒有电话。

现在在响的就是这台电话。

大帅爷拿起了话筒，电话对面是GHQ的值班军官：“将军，很抱歉在这么早打搅您，但是我们刚刚收到来自汉城的急件，北朝鲜在今早四时以强力向南突破了北纬38度线。”

大帅爷很沉着镇定地回答：“谢谢，如有进展请立即通知。”说着就穿上了睡袍坐在沙发上开始思考起来了。

大帅爷的睡袍上绣有一个巨大的“A”字，“Army”（陆军）的缩写，这是西点军校的标志，西点军校的运动服上都有这个标志。大帅爷在学校的时候是美式足球和棒球的主力队员，所以大帅爷在学校里是经常戴着这个标志的。

（西点军校棒球队，没穿队服的那位是当年的大帅爷）

大帅爷为什么没穿队服呢？大帅爷当年是很红的主力外野手，人帅加上球艺出众，一出场就会有喝彩声。但一次受伤之后还未完全痊愈就挣扎着上场，结果表现不佳，被观众喝上了倒彩，心高气傲的大帅爷那受得了这个，从此除了比赛和训练之外就再也不穿队服了。

但在毕业之后则不是人人都能佩戴这个标志的，只有那些在打败美国陆军的敌人而立下功劳的人才有佩戴这个标志的资格，这个标志是美国陆军的功勋标志。

美国陆军的敌人理所当然地是美国海军。

四十九年前的1901年，大帅爷所在的西点军校棒球队以4：3的比分战胜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棒球队，大帅爷本人就打来了一分，所以大帅爷就享有终身佩戴这个“A”标志的荣誉。

一般来说像大帅爷这样的人穿睡袍的照片很难见到，但笔者手头就有一张：

（这是林登·约翰逊在大帅爷临终之前去医院看望他时的合影，从上面能够看到“A”字）

现在的大帅爷在想着朝鲜半岛问题。

当初第八集团军司令官埃克尔贝格中将提出重新武装日本的必要性时就牵涉到了在日本的朝鲜人问题和美军在朝鲜的占领政策问题。有趣的是虽然朝鲜半岛南部是由美军占领，而且占领军就是第八集团军下属的24军，但是在大帅爷看来朝鲜和他没有关系，除了去过一次朝鲜出席大韩民国的建国仪式之外，大帅爷对那个破破烂烂的地方没有兴趣，反而很热衷于从南朝鲜把美国24军撤出来，最后终于在1948年底把24军撤了出来，只留下了一些美军顾问。

但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其实十分重要，一直就是日本，俄国和大清争夺的对象。对于大清来说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的属国，失去朝鲜则国将不国，对于俄国来说这里有终年不冻的出海口，而对于日本来说这是通往大陆的必经之路。现代日本赖以起家的甲午和日俄这两次战争的起因都是围绕着朝鲜半岛展开的，大清在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大清衰亡的开始，同样输掉了日俄战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就逃脱不了厄运了。

二战末期，杜鲁门邀请苏联参加对日作战，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对日本广岛和长崎进行了核攻击，8月9日凌晨，苏联撕毁还在有效期中的《日苏中立条约》，发动了“八月风暴”作战，157万红军在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分四路进入满洲，120万关东军雪崩瓦解，几乎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玉音放送”，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8月22日，苏军占领旅顺，大连。

但是“八月风暴”作战在实现俄罗斯国家战略的方面却是一大失败。从现在的资料来判断，斯大林在出兵时不是没有考虑俄罗斯民族最急需的出海口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时由于自身忽略及其苏联军事实力的现实从而最后是一无所获。

苏联红军占领了中国的旅顺和大连，但是斯大林忽略了一个因素：时代不同了。中国是战胜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是即将正式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能强占了Port Arthur(旅顺的英文名字)以后改个名叫Port Stalin不可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身为战胜国的中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败国德国的权益被转让给另一个战胜国日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苏联人只能撤退，只不过问题是什么时候撤退罢了。

是不是因为斯大林也有着从沙皇来的思维遗传因子，认为朝鲜是一个比满洲更好的选择？

也不是，俄国人在朝鲜特别的安分守己，没有乱说乱动。朝鲜在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参加的开罗宣言被列为“日本用武力掠夺得来的领土，必须给与自由和独立”，应该说这是斯大林得到朝鲜的极好机会，可是斯大林没有用好这个机会。

有一句话先帝爷的年代天天在说：“帝修反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这句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说的话估计知道的人不少，但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是腊斯克划的三八线？

战前在加州的大学执教鞭的腊斯克战争中开始是在中缅印战区担任上尉参谋，战争临近结束时他已经是美国陆军部的上校参谋了。腊斯克上校在7月10日靠着一张《国家地理杂志》里的朝鲜地图只花了半个小时就决定了几乎正好把朝鲜一分为二的北纬38度线作为美苏受降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奥妙在于把马山港和镇海湾这两个朝鲜半岛最好的军港都划在了美国占领区一边。

红军8月9日开始“八月风暴”作战，12日就开始在清津登陆，而美国在仁川的登陆是在9月初，这段时间华盛顿人人冷汗一身，因为这个时候北极熊要脱身而出，占领整个朝鲜，谁也控制不了。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红军在三八线停了下来。9月3日，日本陆军第17方面军司令长官上月良夫中将向负责占领朝鲜的美军24军军长约翰·霍奇报告说“除了在开城方向之外，苏军未有越过38度线的尝试”。

源济

七十、到底是不是“突然袭击”？

不知道是不是苏联人在战后主动停在了38线上给了大帅爷信心，反正大帅爷后来就莫名其妙地相信半岛上绝不会有事，还特地把埃克尔贝格以及美国远东海空军司令官全找了来进行了一次思想教育，说明了“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苏联人不会在远东这块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兴风作浪，苏联人也没有能力来兴风作浪。

要知道大帅爷所关心的只有苏联，其他一切都不在大帅爷关心之列。这是因为大帅爷虽然挂名是远东盟军总司令，起码太平洋这边的美军他都可以管，但实际上大帅爷就只把自己看成是日本总督，而客观上也就是这样，比如大帅爷对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切都插不上嘴，那是马歇尔在倒腾，虽然大帅爷对马歇尔的倒腾方法很有看法，但也只是在和手下人闲聊的时候说说而已，中国大陆弄好弄坏和大帅爷无关，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无法威胁日本的安全。

根据同样的思想，大帅爷对朝鲜半岛上所发生的事情也无动于衷，出发点就是金日成对日本不构成威胁，所以大帅爷就没有必要去操心。要知道操心是很麻烦的，会和国务院扯皮，而国务院的那帮文官并不是很买大帅爷的帐，所以大帅爷明明知道半岛上出了什么事也装着不知道。

1950年6月25日凌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似乎还没有定论，虽然现在都一般趋向于是北韩的金日成先发动了进攻，南韩军是遭到了突然袭击，但也有人确信是南韩军先发动了攻击，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也不仅是中国和北韩的官方历史学者，就在美日韩这三国中也照样有人相信是南韩军不识时务地首先攻击了北韩，这是因为当时南韩的总统李承晚实在是一个半疯狂的几乎是精神病患者的缘故。

但即使是南韩军先发动了攻击，从战争的推移任何人都可以得出北韩军比南韩军更加有准备，训练也更加有素，武器装备也更加精良，事实上在北韩军跨越三八线的时候就已经拥有南韩军所没有的重型火炮和装甲车辆，北韩军甚至已经拥有了空军。

这就出来了这么一个问题：半岛南北部的军事实力相差得如此悬殊，南韩方面以及他们的庇护者大帅爷到底是不是知道这一切？如果大帅爷知道这种差距的话，即使北韩没有告诉大帅爷具体的作战计划也不能说在搞突然袭击，从美国人的立场来说，责任在没有帮助南韩做好准备应付这种突然袭击的工作的远东盟军司令身上。

根据现有的资料，大帅爷完全知道北韩在军事上的实力。

GHQ第二部，即俗称“G2”的情报部部长，大帅爷哼哈二将之一的维洛比少将在回忆录中说G2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北韩军的情报，包括兵力，构成以及训练程度。G2甚至掌握了当时属于非常机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三个朝鲜人师已经分期分批成建制地完全移交给了北韩，并且已经编制成为了北韩正规军的情报。G2甚至还得到了有关这些在四野的番号分别为166，164和独立15师的更为详细的情报，他们知道于1949年7月先期返朝的166和164这两个师按照中共军队的标准来说只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地方部队，而且大部分兵员只是临返朝时在满洲征集的朝鲜族壮丁，而在1950年3月后期返朝的独立15师则是有一定战斗力的野战部队，跟随四野主力打到了长江以南。他们也知道164和166师在返朝后改编为北韩军第一军团的第五师团和第六师团，而独立15师则改编成为了第十二师团。

所以在战争爆发后的9月18日的联合国安理会上，美国代表奥斯汀宣读了一份包括上述内容的报告，指责朝鲜战争是苏联出钱出枪而中国出人的一场代理战争。这种指责当然很荒唐，但这里不讨论朝鲜战争本身，所以也就不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讨论的是大帅爷作为远东盟军总司令官对于朝鲜事态所负有的责任。

要知道奥斯汀报告就是采用大帅爷手里的数据做成的，但是大帅爷在掌握了这些数据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动作，就像他当年在菲律宾已经知道了日本的不稳动态之后，依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样。要知道当年大帅爷哪怕只是疏散一下他手里的作战飞机，日本军队的进攻也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而现在，电话听筒里已经从刚刚的值班军官换成了他的参谋长埃尔蒙特少将，少将在问：“将军，您有什么命令？”

有什么命令？没什么命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要好好想一下，大帅爷这次是彻底地糊涂了。其实此时此刻糊涂的不仅是一个大帅爷，全美国都在糊涂着，说实话美国人成天唠叨什么珍珠港，实际上他们应该成天唠叨6.25才对。

这两百年来美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好战的民族，从国内打到国外，美洲，欧洲，亚洲，澳洲，就南极洲没去打过，但应该相信只要需要，美国人会毫不犹豫地打向南极洲。

但是在美国人打过的这么多战争中，只有朝鲜战争是被人强加上去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战争，其他的，甚至连独立战争都是美国人算计好了之后强加到英国人身上去的，至于什么珍珠港，那仅仅是在这个地点受到了突然袭击而已，而那场战争本身甚至是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策划了的，所以在最初受到奇袭后的震惊中平静下来了以后，美国就开始有条不紊地启动他的作战计划开始了碾碎日本帝国的作战。

可是这次的打击似乎比9年前要大得多，就在1945年，当时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还在说：“美国的民主力量从来没有想今天这样明显，而对我们进入人类未来的明确指导，也从来没有这样清楚地在我们的掌握中”，可是五年之后，在一个大帅爷所绝对想不到的地方，美国人被响亮地抽了一记耳光。

实际上这是大帅爷的过失。

源济

七十一、大帅爷活过来了

既然让北韩人打了个冷不防是大帅爷的过失，大帅爷就要想办法来挽回这个过失，可是要知道号称是“盟军最高司令官”的大帅爷除了能采取措施来保卫日本之外，并没有在朝鲜进行军事行动的权限，再说就是想干些什么也没有人，美国当时在半岛上就只有驻韩军顾问是穿军装的，要动用驻日美军则需要最高统帅，也就是美国总统的批准，所以大帅爷在短时间内也只能进行单纯围观。

6月25日当天晚上联合国安理会就在美国的请求下召开了会议，而且倒霉的苏联人还因为要坚持原则，不出席有台湾国府政权代表出席的安理会会议，从而给了美国一个极好的机会通过了一项包括①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北韩将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②联合国派出人员监视北韩军队的行动，③联合国成员国应该全力协助联合国的和平行动并拒绝支持北韩。

杜鲁门自然而然地将这个“全力协助”解释了为“军事行动”，因为只要是正常人都知道在军事上已经占据优势的北韩绝不会欣然接受前两条，要执行的话必须伴随着武力，而这就是“全力协助”的意义之所在。当天晚上，杜鲁门就向大帅爷发了三条指示，①使用驻日美军从南韩撤侨，②向南韩军供应武器，必要时可以空投③第七舰队从菲律宾的甲米地北上，进驻台湾海峡以帮助台湾的国府政权抵抗赤色中国可能发动的入侵。

这三条中甚至就连第一条的撤侨都意味着可能直接投入美国地面部队，在半岛穿军装的美国人虽然不多，但不穿军装的倒还有两千多人，要把这些基本上在汉城的美国人撤出来就意味着一定要在北韩军的进攻面前死守金浦机场和其他的飞机场。更不要说带来无穷后患的第三条了。

第三条是日后最受责难的一条，杜鲁门傻逼哄哄地把朝鲜半岛的冲突扩大到了中国，给了中国人一个日后出兵干涉的极好的理由。实际上当时的赤色中国是否具备渡海作战进攻台湾的能力是很受怀疑的，毕竟古宁头的失利就在面前，那还只是几乎可以说是近在咫尺的金门岛。

维洛比以及惠特尼这些大帅爷的亲信们把这一条看作是杜鲁门挖的一个坑，好用来日后陷害大帅爷，这就有点蛮不讲理了。杜鲁门在别人笔下一般都被描写为一个不太聪明，反应有点迟钝，很粗鲁的人，唯独在维洛比和惠特尼笔下被描写成为先知先觉，狡诈阴险的能人。其实杜鲁门只是根据那个莫名其妙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害怕中国共产党人跟着北韩的金日成一起娶媳妇打幡凑热闹，趁机把蒋介石给结了扎，才想出来一个“防止中国共产党人打过台湾海峡”的主意。

虽然日后杜鲁门公开懊悔没有在两年之前撤换大帅爷，但那只是一种夸张，起码在韩战爆发的当时杜鲁门对大帅爷并无成见，而且即使那个懊悔的内容也与台湾问题无关，下面会讲到，那只是因为重新武装日本的问题。

实际上大帅爷的撤侨任务在出动美军运输机在战斗机护航下之后完成得很顺利，没有任何伤亡，大帅爷也从杜鲁门的三点指示中看出来了美国已经在准备直接军事干预朝鲜了。

有个叫做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人，此人后来做过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因为据说在日内瓦会议上拒绝和周恩来握手而在中国变得很有名，当时他作为艾奇逊国务卿的私人助理正好在东京进行对日媾和的问题，他直接就向艾奇逊拍发了一封电报，认为南韩军是无法抵御北韩军的进攻，唯有动用美国地面部队才能阻止北韩军。

6月27日，安理会再次开会并通过了另一项决议，说“应采取紧急军事措施来恢复国际和平和安全”，并且号召“联合国会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

大帅爷这开始要行动了。

说实在话，在日本的这养尊处优的五年中，大帅爷其实变得有些苍老了，一般人除了能看见大帅爷每天早晚进出第一生命大厦之外并不了解真实的大帅爷，而实际上当时大帅爷已经开始变得有些迟钝，有些罗嗦，没事把惠特尼叫去听他回忆往事，甚至连大帅爷的手都开始有些颤抖，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毕竟大帅爷是年过七十的人了，按照东方人的说法，是“自古就是很稀有”的人了。

但是6.25意外地使大帅爷恢复了青春，他的眼神也变得明亮了，手也再不颤抖了，更重要的是他再也不回忆往事，而是开始发出一个又一个的命令。

6月28日下午，大帅爷把四个美国记者喊到了第一生命大厦，对他们说：“明天一早我将启程去韩国视察，飞机上还有几个座位，但那是一架非武装的飞机，而且我也不能保证我一定能找到护航的战斗机，如果我明天在机场没有看到你们，那是说明你们还有其他的计划对不对？”。

大帅爷就是这么酷，这么的贵族。

话音未落，一个记者就站了起来：“将军，我是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认识您的，我不但肯定我明天会在机场，我还敢肯定我们都会在机场的，有没有必要把我们参加过的战斗在这里重复一遍？”

大帅爷笑了：“我绝不怀疑你们的勇气，我只是想让你发挥一下判断力。”

第二天东京在下着雨，大帅爷座机“巴丹号”机长斯托利上校打电话问大帅爷是不是要推迟起飞时间。

大帅爷的回答非常简单：“We go”。

大帅爷有几个商标，一个是那顶花里胡哨的菲律宾元帅帽，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就是“像沾满了红肠和鸡蛋”，一个是皮夹克，还有一个就是那根细细长长的玉米芯烟斗。

实际上那根玉米芯烟斗也是大帅爷的表演道具，大帅爷烟瘾不大，除了在外人面前不抽烟，在日本基本上是深居简出。也就几乎不抽了，即使抽也不是用这种廉价的玉米芯烟斗，而是昂贵的西班牙产石楠木根烟斗。这些事外人不知道，可现在飞机里坐着的人，包括新闻记者在内都知道。

但是当飞机从成田机场起飞之后，大家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帅爷从皮夹克兜里掏出来了一个玉米芯的烟斗叼在嘴上。

大帅爷笑了：“在东京不能抽这个，会被笑话是乡下人的。”

大帅爷活过来了。

源济

七十二、大帅爷在懊恼

从程序上说，一直到7月7日的安理会之后才有了“联合国军”这个称呼，杜鲁门总统才任命了大帅爷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然而实际上在6月28日，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都已经向白宫表示了愿意参战的意向，而29日早上正在往汉城方向飞的大帅爷还收到了一封转到“巴丹号”飞机上的电报，同属盎格鲁萨克逊家族的英国在电报中表示愿意把驻远东的英国海军的指挥权交给大帅爷，就是说实际上“联合国军”在韩战爆发三天之后就已经基本上成型了。

更雷人的是，28日台湾的国府还自告奋勇向杜鲁门表示它可以拿出“三万三千名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去朝鲜半岛”，但是因为没有海军和空军，无法把军队运上半岛，请美军提供一下运输手段。杜鲁门看着这份请战书是哭笑不得：就这帮好不容易才逃生上了台湾岛的所谓“军队”还有“精锐”一说？如果国军还有“精锐部队”的话，他杜鲁门吃饱了撑的冒着激怒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险让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干嘛？再说了，台湾的国府军只要是在半岛登陆，鸭绿江北边的中共军就有一万个理由涌进朝鲜半岛，跟在中共军后面的又会是谁？俄国人?杜鲁门都不敢想下去了。

大帅爷的座机降落在在水原机场，大帅爷在南韩只待了五个小时，但这五个小时足够使大帅爷得出结论了，而且还是非常正确的结论：“大韩民国的军队正在溃败，除了引入美国地面部队之外，光靠海军和空军是无法守住现在的防线以及图谋将来的反攻的”。

大帅爷向杜鲁门总统请求容许他在半岛先动用一个团的美军，然后再赶紧给他两个整编师，都得到了杜鲁门的同意。

是不是大帅爷和日本人打久了交道，连做事的脾气都变得像日本人了，这不连日本人最擅长的“添油战术”都学来了？要不然这一个团的陆军兵力算怎么回事？大帅爷就那么看不起北韩军，以为美国人就能以一当百地去解放大韩民国？

都不是，大帅爷有苦衷：他手下没兵，就是个光杆司令。大帅爷手下的第八集团军名称没变，司令官沃克中将的军衔也依然照着埃克尔贝格来，但是下面就只有第7师，第24师，第25师和骑一师这四个师，和战时的一个军差不多，实际上还不如一个整编军的实力：这四个师都只有三分之二的编制，每个团都只有两个营。靠这么一点兵防守日本都几乎不可能，全靠着那个“俄国人不会到亚洲来闹事”的精神原子弹在支撑着，哪有余力发兵去朝鲜半岛呢？连这一个团也是硬从第24师中挤出来的。

大帅爷这个懊悔啊，因为他现在处于了一个极大的矛盾之中。作为远东盟军总司令，他必须保卫日本，而这付担子是他自己找来的，是他逼得日本彻底放弃了军备和交战权，接受美国的保护。而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他又必须在朝鲜半岛帮助南韩防守住北韩的进攻并伺机进行反击。在驻日美军调去了朝鲜半岛时候，不要说苏联人可能的进攻，就是原来埃克尔贝格成天叨叨的北韩第五纵队闹事都无法应付了，此时大帅爷都快要承认埃克尔贝格似乎比自己要有点目光了。

是不是埃克尔贝格是大帅爷的属下，说的话大帅爷放不下架子来听？也不是，1948年3月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部部长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经代表国务院到东京来找大帅爷商量重整日本军备的问题。当时美苏冷战已经实际上开始了，一个有着亚洲最先进的工业基础和军事基础的国家居然还需要美国来保护在华盛顿看来是无法容忍的。

可是凯南见了大帅爷也一筹莫展。大帅爷为人极为亲切，最喜欢的就是请人吃饭，但是大帅爷的请客对象只限于白种人，起码在日本的这两千天里是没有和任何黄种人一起吃过饭，代表国务院的凯南来了还能不请撮一顿？

酒足饭饱，大帅爷开始自言自语了。这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自言自语，而是大帅爷对来客表明自己政治信仰的一种手法，熟悉大帅爷的人管这种自说自话叫“酒桌演说”，因为在这种场合大帅爷的脸不向着哪个具体的人，也不是在解释哪个具体的问题，而就是滔滔不绝地一个人热烈地讲下去。

据说那天大帅爷整整讲了两小时，把边上的埃克尔贝格都差点给催眠了。

大帅爷从凯撒的军事艺术开始讲起，最后终于讲到了日本的再军备问题。

在大帅爷看来让日本再军备是极其荒谬的，理由有五个：

1.      使日本重整军备的美国违反了神圣的国际责任，会导致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怀恐惧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反感。

2.      宣布了日本放弃军备和交战权的和平宪法制定还不到一年就使日本重整军备会使得主张这部宪法的GHQ颜面扫地，同时美国的威信也会受到极大的伤害。（可能还有一句潜台词：我大帅爷怎么做人？）

3.      已经丧失了全部海外殖民地的日本即使重整军备也就是只能弄出一个“第五等国家的军事水平”，指望他们去对抗苏联是不现实的。

4.      日本的经济能力已经无限地趋近于零，这个国家无法负担军事费用，最终这笔费用还是要转嫁到美国的纳税人头上。

5.      日本人民支持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除了采取强制手段之外，看不出日本人有支持重整军备的可能。

当时大帅爷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到处都是对于大帅爷何时正式出马参加总统竞选的猜测，凯南再牛也就是一个外交官而已，被大帅爷教训了一顿也无话可说，还得陪着笑脸向大帅爷向大帅爷一个劲地说：“听帅一席话，胜读十二年书”什么的马屁话，完了再回华盛顿去复命。

这就是日后杜鲁门总统所说的“两年前就该炒了他的鱿鱼”的那件事，但那就是说说，为了这件事扯大帅爷，借杜鲁门一个胆也不敢。

但是大帅爷这边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