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2）:往事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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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其中之一文章《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先在2002年出版的第29期“老照片”内刊登（山东画报出版社），读者反应强烈，在2003年4月发行之第28、29辑“老照片”中再刊登《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一文，2004年加上其他文章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被外界认为是建国以来中国大陆文坛最好的作品之一，兼具文学与历史价值，且在台湾、香港等海外华人圈引发强烈回响。但在大陆首先出版时多处被改动，其中有关对毛泽东的批评、反右运动的细节等重要文字遭删除，一些重要人物以**带过，3月时更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下令封杀（禁止重印，一同禁止重印的还有《中国农民调查》等）。同年由异见人士丁东组织，在香港出版的《最后的贵族》无任何删改并经补充修改，台湾版更增加讲述其父的一章，2007年10月出版日文版。据章诒和本人称，她因此书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详见外部链接“章诒和：集体记忆并不如烟”一文）。但章本人对官方封杀皆一概不回应，甚至之前发行时的媒体专访都一一拒绝，只在她于同年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资料搜集时接受过《新京报》记者赵晨钰的电话采访。[1]。

尽管如此，本书仍受到大众和学者广泛肯定，《往事并不如烟》就已在非官方流通渠道和网络上广为流传，盗版数目更不可估量；本书亦在台湾获2004年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非文学类）与2004年度开卷年度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

虽然民间的广泛肯定，但亦有左派学者对该书提出批驳，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于2004月10月31日下午在北航西门对面的乌有之乡书吧一个讲座，在最后网友提问时谈到该著作时，以他批评当时右派“以金钱堆砌出来的奢华生活”与“梦想变天的天真”，“他们天天反对党，这样他们成为右派，共产党反右皆为理所当然的”。并以矿难死者与之右派相提并论，把责任丢给章“我们的血泪谁去写，在矿井砸死60多人，每人写一部《往事并不如烟》，他们一个人死了赔多少钱，生命都是有价钱的。”

而在2005年此著作由于内容有关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马连良的文章也被中国当局查禁，印好的书不能发行。但讲述马连良的同名文章却在同年年末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成功刊出，且并收录在次年成功出版之《伶人往事》一书（大陆版）中，而中国大陆境内亦有该书的盗版发售。

2006年12月下旬，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传出消息，有七本已出版与一套丛书共11本被列为“重大出版违规书”，禁止继续发行、再版，已发行的紧急收回，收回的全部销毁；在2007年1月11日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前，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举行的通报会议上宣布，因其题材“越线”而被列入作为“扫黄打非”的对象禁止继续发行，而据报被禁之原因也是因为其家族在近代历史中特殊身份所致，出版社亦受严厉查处（消息由1月19日《南华早报》最先刊载），恰巧该年亦为反右运动50周年，虽然被禁的有八位作者，但以章之反应最为强烈，事件亦以她为代表，但至2007年5月，该批查禁书籍其中的多本仍有见出售。


章本人在1月19日消息被公开当晚发表公开声明，强烈谴责其封禁行为违反宪法，是因其右派家族身份而剥夺其出版权，著书是为记录其个人经验与家族的生活琐事，也是维系着人的尊严与良知，而且作者“对天堂（著作中所述之逝者各人）的追求和向往”，声明最后并大声疾呼“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而据翌日她接受《明报》专访时称，此书在内地出版时亦有删节（改动九遍共删去三万多字，主要删去反右、文革与及后之中国戏剧改革部份）在禁售令曝光后，中国内地传媒完全没有报道此事，港台传媒的跟进主要集中于《明报》、《中国时报》这两家报纸；而事件却在文化界有莫大回响与震撼。

而是次被查禁之部分书籍于香港出版繁体字版本时，章亦有替其撰写序言与感想。

但在1月30日，邬书林秘书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否认有封杀书籍一事，指事件纯属炒作新闻，更指章不在场，不知会上内容。2月1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采访出版总署负责人证实会议的召开，亦证实有五部著作因内容不良被批评，《伶》一书亦受批评（其他的涉及内容被投诉、买卖书号等问题，详见外部链接），但否认“因人废书”，发言人亦引述邬的讲话：“作者怎么写、写什么，这属于作者的创作自由。我们不搞因书废人，或者是因人废书；但出版社应该遵守国家关于出版的法令规定。”，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局长阎晓宏与邬本人在2月8日分别在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国台办会议上分别对记者否定禁书事宜，强调“确有查处，但没有查禁”，并强调查禁需先认定再依相关法律处理。

而章委托其律师浦志强回应时驳斥总署没有说明批评出版社的原因，属违宪行为；亦有证据证明《伶》书已不能再版，强调其禁书消息来源“不止一两个，恐怕也不止三个”，而据过去数年的多个查禁例子来看，查禁书籍根本没有正式红头文件可言。

2007年3月1日香港《明报》报道：近期中国内地网上流传一份“新闻报道通气会纪要”，其中中宣部副部长李东生在1月12日的一次会议上公布，是他下令是次禁书的命令，原因是该批书的内容“越线”。

2007年3月上旬“两会”期间，亦有与会者对事件发表意见：全国政协委员的作家张贤亮表示该批书不应被禁；另一位政协委员赵启正亦表示事件有操作失误之处，但赵亦表示对禁书事件的了解是从香港报纸上得知。但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在3月5日人大会议后再次重申“没有八本禁书一事，政府尊重作家创作自由，目前这些‘禁书’都可在网上看到或买到”，龙也同时证实当天“通气会”的批评事宜。

在内地百度搜索引擎上以“章诒和”关键字搜寻可搜寻得部分声明与对禁书的评论与《伶》书的转载，但当选择一些门户网站的该类连结浏览时，网页则以“123”置换整篇文章，如21CN的《黎明：谁敢说“不许对出版署叫板”？》和《章诒和：我的声明和态度》等[4][5]。另据2月9日香港《文汇报》报道，内地各大网站已收到宣传主管部门下发的通知，指近来网上流传“新闻出版总署查禁八本图书”消息“严重失实”，要求立即清理所有借此攻击中国新闻出版制度的帖文，网站论坛及其博客也不得讨论此事[6]；另外百度的章诒和吧在2月中旬起贴子被清空，并在3月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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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的大陆、香港、台湾三个版本中，第一个是阉割版，第二个是捂嘴版，第三个算是最全面的。将书中被删除的部分保存在下面。(重要节选，有删节）

《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

书中32页第六节原文——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日报》虽是民盟中央机关报，但它并非属于民盟，是由中共直接插手的，属于意识形态。

33页第二节后被删部分——他毫不避讳地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过去，什么事情都要统战部点头，我们有些人常跑统战部。不少职务安排的是交叉党员。现在，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我们党内的工作，应由自己负责任来搞，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民主党派要有党格，人要有人的精神生活。”

48页第3节被删改首句原文——李维汉很着急父亲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

48页第6节最后被删改原文——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

第48页第七段原文：如果说，父亲与会是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之计……

第50页第四段原文：父亲阅后，激动不已，也钦佩不已。他说：“储安平是个勇士。他对老毛和周公提的对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都有此看法——难道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具备副总理的才干？被尊为国母的孙夫人（宋庆龄）到了共产党这里，连当个国家副主席的资格也没有？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中央委员。” 书中删去了“——难道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具备副总理的才干？被尊为国母的孙夫人（宋庆龄）到了共产党这里，连当个国家副主席的资格也没有？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中央委员。”

50页第5节被删原文——总之，无论是出洞的蛇，还是投网的鸟，他们在那样一个时刻，热情如此之高，乃至于让人感到一种无可控制的冲动：必须让当权者和社会去了解他们的思想。事后，父亲恢复了清醒，即为储安平痛悔不已，抱憾万分地说：“孟子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老储触犯的，乃是皇帝之大忌。”

73页第三段原文：父亲每天读报，反复琢磨字里行间的寓意。他说：“老毛是个最善于、也最乐于运用暗示的人。我们往往从暗示中才能摸到他的一点用心。”又说：“斯大林病亡后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实，让他忧心忡忡，疑心重重，生怕谁抢了他的金交椅。这个运动，说是文化革命，我看还是围绕着那把金交椅转罢了。”

接着，报纸广播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铺天盖地。父亲非常瞧不起毛泽东这种算老账的做派，说：“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足，还是个农民。”

很快，文化革命成了暴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搞起了红卫兵。发通牒，下勒令，破四旧，打人，剃头，游街，抄家……北京陷入红色恐怖。天安门前、金水桥畔的宗教式的朝见，是毛泽东梦想了很久而最终得以实现的现实。坐在家中的父亲得到这些消息，摇头哀叹道：“今天看来，我是把共产党估计高了，把毛泽东的野心估计低了。原来仍不过是陈涉吴广，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党闹了一场李自城进北京。面对党首的严重又明显的错误，千百万的党员竟无人出来反对；庞大的系统，竟然找不到一个规则和办法，去有效的遏止。共产党在政党性质和成分上的问题，显露无遗。老毛自己也真的成了皇上，‘皇上犹天，春生秋杀，无所不可。’他犯的错误，如果其下属连想也不敢想的话，那么他制造的一切，在生前是难以纠正的。这场革命，可谓毒痛天下。不说祸延百年，至少也是五十年。老毛大概是疯了。”

学医的母亲则讲：“他肯定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8月24日，红卫兵闯进了家门。……

《最后的贵族》：

第185页最后一段原文：老人摇头，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要来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贵客。”讲到这里，便开始抱怨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她用手指了指领袖画像，说：“人活八十，我见的世面多了，但是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治国的。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现在却连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见面，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点文化也没有。”说着说着，老人二目圆睁，还真生气了。

第187页最后一段：此后的话题，自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说：“从表面看来，这个运动像是突然发生的,但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是突如其来的，其中不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酝酿多年。毛泽东除了没有做法律上的准备，事前的一切准备都很充分了。”

第188页第一段起原文：父亲讲：“依我看，老毛动的这个念头（指发动“文革），内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抢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于苏联的现实，看到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就忧虑得睡不好觉了，还给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义。于是，在反修的旗号下，趁着自己还活着，就先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来。至于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决不像共产党报纸上写的那样吧。”

谈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皱着那双淡淡的眉毛，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个人崇拜；一个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件东西，自古有之。毛泽东是把它发挥到顶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罗仪凤则十分不理解毛泽东的搞法，愤愤地说：“要搞刘少奇，就搞刘少奇一个人好了。他为什么要把全国的人都发动起来。又是抄家，又是武斗，又是毁文物。《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头子稍稍强一点。’我看两千年前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应验了。”

康老在这里插了话：……

188页最后一段原文：罗仪凤吐吐舌头，对母亲说：“妈，这副对联你只能听，可不能对别人说呀！一旦传出去，咱们可都要掉脑袋！”

第191页第4段原文：三天里，他天天议论江青。说：“江青就是蓝苹嘛。沈从文就认识她，也跟我谈过她。一个三流电影明星，品质也差，非要称什么文化旗手，还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坛，便用尽低劣之极的招数。我们英明领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共产党员竟都能服从、容忍，甚至拥戴。”说话时，那无比愤怒的态度和胆量，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书生而是侠客，壮士。

218页第六段起原文：我问母亲：“那东四十条何家口的大宅院，是康同璧自己的房子，属于私产。林女士应该在那里替康老和罗姨守护遗物。”

母亲说：“那宅院早让别人占了。”

“谁占了？”我问。

“叶道英。”

“是叶剑英的弟弟吗？”

“是的。”

我喊道：“他凭什么占康家的私房？”

“江山都是人家的，还说什么房子。”

“混帐王八蛋”……

《一片青山了此生》

296-297页原文如下:他们的第一话题，是反右。对此，罗隆基感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一身尝尽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对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斗得很苦，像潘光旦，刘王立明。一个老百姓不管有无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何况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教授。在民主党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肃反时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无法申诉。这么，我才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它必须自成系统，而且一定要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分开来。我的这个提议，目的无非是为受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后来毛公又搞胡风，我当时就跟范朴斋、张松涛讲，共产党这次肯定也是错了。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做右派的罪状。”

在定性材料（见附件一）里，罗隆基最觉得冤枉的是指认他“解放以来在民盟内部结成包括有张东荪、周鲸文在内的秘密集团，进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策划部署、夺取据点、扩充实力、打击排斥共产党员和左派。经过揭露以后，仍然采取隐蔽方式，继续活动。”父亲一向认为罗隆基在民盟中央爱拉小圈子，背后爱搞小动作，但说这是“进行阴谋活动的秘密集团”，实在是莫须有的罪名。

罗隆基把嘴角一撇，极不服气地说：“我爱搞小集团，他毛泽东就不搞小集团啦？说我搞阴谋活动，他毛泽东就不搞阴谋活动？伯钧，鸣放就是阴谋哇！”

听了罗隆基定性材料的内容，父亲才明白为何统战部、民盟中央要对其进行长达半年的批斗，还要查缴他的私人信函。父亲说：“当初在报上看到你的检查又长又杂，拉扯上许多人。我是不满的，还对健生说——努生把所谓的罪责包到自己的身上算了，现在少牵扯一个人，今后就少一家人受罪。现在经你解释，我才算明白。中共既认为你有集团性的阴谋，那就势必要你交代出一个阴谋的集团来。”

父亲的理解与同情，让罗隆基十分感动。他摇头叹息：“我们简直是做了一场噩梦，噩梦一场呀。”

父亲补充道：“噩梦里的魔鬼，就是那个高喊‘长期共存’口号的人。农工的人揭发，说我攻击他‘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现在看来，这魔鬼的部分越来越大了。”

罗隆基还和父亲谈及张东荪。他说：“都说我和张东荪是一个小集团的人，可是，他的叛国案子出来，连我都吓了一跳。（19）49年的他，还在游说傅作义放下武器，让共产党兵不血刃占领紫金城。到了（19）50年底，他就乐意让美国人收拾毛泽东？这从逻辑上就讲不通嘛！他和我都不希望中共外交倒向苏联、去做斯大林的附庸。但我决不相信张东荪为了这样一个政治见解，就甘愿充当什么特务或间谍，尽管他和美国领事有些往来。我和他在一起经常议论国事，比如第三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看法有时一致，有时也不一致。难道这就是集团性质的秘密活动？什么叫共和国公民？毛公知道不？”

父亲听到这里，笑了。

对张东荪的叛国，父亲认为：“这个事情一定非常复杂。我看民盟中央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相。”

“不知道真相，可一直受他的牵连。”罗隆基始终为此而叫屈。

接着，父亲告诉他，自己的划成右派的依据共五条。第一条，是主张轮流执政。而这么至关重要的话，并非自己所讲，乃出自程潜之口。第五条是反对文字改革，纯学术问题，也充做反党言论。罪状由共产党定下，概不与本人核实。

你一言，我一语。罗隆基越说越起劲了：“对共产党，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宪法制定的时候，我早说它不大像法，仍旧是属于‘共同纲领’性质。《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体的社论，根本是错的。民盟在给我划右定性的材料里，特别写明一条——‘罗隆基反对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先在共产党内讨论然后提出商议的做法。’我是一直反对中共这种做法的。反对的原因也很明确，因为这种做法属于党治，不合国体呀！现在怎么样？事实说明问题。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点法律上的正当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部没有诉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毛泽东的搞法是违宪。——伯钧哪，可以说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第322页，第七段起：罗隆基说：“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

父亲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来踱去，情绪很不平静。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早点睡觉。

当晚，他俩谈得很久。

第二天，父亲精神很好，走到我的书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对我说：“我想，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

我说：“这和罗伯伯昨天带来的消息有关吗？”

“是的。”父亲让我把他的小茶壶拿来，他似乎要认真地和我谈谈了。

他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

父亲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便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语调也放平缓，继续说道：“这话现在听起来很反动，你不必害怕，女儿，将来你就会晓得它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因为从集权到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努生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份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分，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分而自豪。

源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