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Jinan90

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一 [ 电子赵括 ] 于:2007-05-22 14:49:55 主题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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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看到的各种资料中，对中国的资料一直是赵括最为感兴趣的地方。这里把有关中国大革命，基本上是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到抗战爆发的资料做一个整理，看看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里面不少资料详细，超过赵括在国内的接触。不少观点以国共以外的第三者，以及中国的对手的角度看过来，确实有新颖的地方。这里重点放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做辅助介绍，并非因为我对国共两党有任何观点，而是因为当时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势力较弱的一方，不被日本重视，资料相对缺乏。这个系列的资料基本出自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八九卷，朝日新闻社出版《通往太平洋战争之路》，同台经济垦话会出版《近代日本战争史》，作者均为日本各大学教授级别人物，内容可信。其中夹杂一些赵括的感受，也不敢藏私。大家不妨作为一家之言，予以参考。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无论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屡次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除去割地赔款外，税率不自主使得中国成为各国产品的倾销地，民族工业举步维艰。以1914年为例，贸易逆差达到三亿一千万两。《马关条约》赔款两亿两，《辛丑条约》赔款将近五亿两，按照这个估算每两年中国就要赔出去一个《马关条约》加《辛丑条约》。即使在将来的对外交涉中能够避免割地赔款，不推翻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种种其他限制，中国的振兴显然没有指望。这第一个契机，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中国对外贸易赤字三亿一千万两，到了1915年就跌落到三千五百万两。此后逐年递减，到1919年仅仅为一千六百万两。一目了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欧洲列强忙于战争，丧失了对华物资输出的能力是重要原因。其间虽然伴随着日美对华物资输出的扩大，这毫无疑问给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一个发展的空间。民族资本首先在纺织，食品，火柴，烟草，染料等行业中兴起。以棉纺企业为例，纱锭数由战前的83万增加到战后的165万，翻了一番。伴随着民族资本的扩大，中国的工人数量也由1913年的65万，增加到1919年的两百万。虽然是非常不严格的统计数量大大增加确定无疑。尽管工作时间长达十二三小时，而且工作条件极端恶劣。按照1924年的《上海工商局报告》，纺纱童工中不少只有六七岁，旁边堆放的棉花中时不时地能看到童工在那里打盹（即使如此，按照北洋政府的法律，罢工被严禁，其“开明”可见一斑）。从这个角度而言，工人的实际人数恐怕被低估。民族资本虽然对于后来的工农革命持反对态度，对于抵抗外来资本发展民族工业，这一点中国各阶层均有一致利益，民族资本也并不例外。五四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中日本强迫中国代表接受1915年对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这里说一点有关二十一条的轶事。二十一条的背景是袁世凯为达到称帝目的，寻求日本支持，出卖国家主权而达到个人野心。滑稽的是，当二十一条签订后因为预计到称帝将引发中国政局动荡，不符合列强利益，反过来“以日本为首”联合英美法等列强对袁世凯进行“劝阻”。袁世凯称帝后不出所料，各地反袁运动蜂起，袁世凯立刻被列强抛弃，83天之后内外交困之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后忧郁病死。袁世凯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复辟帝制除二十一条以外另给中国欠下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巨额债务（甲午战争两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白银赔款，折合3808万英镑）。为了显示“民愿”组织了各种请愿团恢复帝制，其中甚至有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赵括有个习惯，喜欢在一些可以优哉游哉的饮食店看书，看到这里时忍不住噗哧就笑了出来，把旁边的人吓了一条，还不得不道歉。妓女乞丐至少还能为自己挣到点收入，而袁世凯出卖国家利益最后一无所获众叛亲离，落得的这个下场还真不如妓女乞丐。看看袁世凯和汪精卫的下场，这年头，卖国贼恐怕是最为艰难的职业之一了。

五四运动，值得注意的并非简单的学生游行示威。此前屡次有学生被捕被警察打伤，都没有引发事件的扩大。而当六月三日学生在东安市场进行抵制日货宣传时，再度遭到警察逮捕取缔，抗议浪潮立刻引发到全国以及其他各阶层。六月五日，上海交通行业罢工；六七八九日，一连四天上海各阶层罢工罢市，除去大众饮食店以外全部停业。北洋政府随即在六月十日屈服，罢免三名卖国贼（五四运动爆发后三人曾经提出过辞职，被“挽留”），六月二十一日正式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五四运动胜利达到目的。

至于五四运动意义何在，这里首先说一点个人的感触，不少朋友提到过解放前农村的地主生活如何“落魄”，如何惨淡经营如何勤俭节约，并试图证明什么。在赵括的眼里，这首先证明了一件事，就是对于国民经济而言，在现代工业的冲击下固守传统农业已经没有出头之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首先要完成的必然是工业化，否则在国际竞争中没有获胜可能。从这个意义而言，说五四运动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人阶级显示力量，这个话固然不错，另一个角度看工人阶级总是伴随着现代工业出现的，说是中国的现代工业第一次显示出政治力量，恐怕是非常合理的结论。民族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相辅相成，总是同时崛起的。虽然二者的立场并非一直统一，时有对立，作为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开始进入中国政坛，引人注目。此后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大革命在这两种力量的成长下成为可能。对此，认识最为深刻的并不是别人，而是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

自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以来，孙中山所策划的讨袁护法等战争均以失败告终。五四运动开始时，孙中山对此并无特别关心。但是当北洋政府被迫答应民众要求，撤职三名卖国贼并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以后，一直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目的却屡战屡败的孙中山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6月，即发表讲话，认为民众的力量超过枪炮几十倍几百倍；1919年10月改组中华革命党为国民党时，也宣称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思想界空前大变动。为了获取革命成功，也必须进行思想上的变更。”同时，伴随着苏联的第一二次卡拉汉宣言，宣布废弃此前沙俄时代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社会各阶层造成巨大冲击，孙中山开始认真考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沃伊秦斯基来华后，即在李大钊的陪同下拜会了孙中山。按照他1925年的回忆，见面后孙中山连中国式的礼节都完全忽略了，单刀直入问起十月革命的情况。双方交谈不久后话题转到辛亥革命，而告别时孙中山再度谈起了十月革命。同时，孙中山询问了为了保持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能否在满洲设置强有力的电信局。1921年12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再度拜访了孙中山。马林在会谈中表示，为了进行中国革命，1，必须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党，政党要同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进行联合；2，为了以武力保卫革命，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军官学校。孙中山询问了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详情，与自己执笔的《实业计划》大同小异，对于马林的谈话有强烈共鸣。这次会谈基本上定下了广东国民政府的基调。1922年，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约菲来华，再度会晤孙中山，发表共同宣言。宣言中表示，1，废除不平等条约；2，北满铁路中苏共同经营；3，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另来宣言中还声称，现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制度不可能，中国的紧急课题在于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苏联将对此进行热心援助。此后国民党同苏联的接触，立刻热烈起来。

1923年，孙中山在接见美国纽约时报特派员布洛克曼时，表示（手头只有日语版本，反过来翻译，并非中山先生原文，请大家见谅）：

“如果列强改变对华政策（势力范围的划分政策），中国可以不经战争而统一。......中国民众愿意统一。但是各国扶植的政府在我们之间造成分裂。”

“我为了打倒北京政府，......愿意同任何人携手。我们对于从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列强获得援助已经失去希望。对于南方（广东国民政府）的我们愿意进行援助的，只有苏联。”

对于日本，孙中山曾经因为清政府以及北洋政府的通缉流亡他国，在日本生活多年，有不少故交，也抱有一定程度的期望。1923年在对日本的政治家鹤见佑辅时表示：

“最近知道了苏联是对中国值得信任的国家。......然而，我们对日本并未绝望。为什么，我个人热爱日本，对逃亡时代时给予庇护的日本人抱有谢意。......日本应该放弃西洋流的错误的对华侵略政策，停止对北京政府的援助，从满洲撤退。做不到这一步日本不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感谢，中国人民将以怀疑的目光注视日本。”

同一年，为了改变日本对华政策，孙中山给他在日本流亡时私交深厚的犬养毅去信，表示：

“苏俄是欧洲被压迫人民的救星，作为强权也是劲敌。......现在亚洲人民遭受的压迫远甚于欧洲人民，因此为寻求救助是非常切实的事情。亚洲现在还没有能够帮助弱小，伸张正义的国家，因此只能寄希望与苏俄。......我们希望日本深思熟虑，对事态进行处置，不要再犯错误。切望。”

犬养毅没有回信。

这里插一句，孙中山亡命日本时得到日本友人资助，继续革命事业。在东京的京王线上有一站叫久我山，那里有一位帮助过孙中山进行革命事业的日本人故居，现在在故主（已经过世）的希望下被改造成专门面向中国留学生的宿舍。赵括学生时代曾经申请过那里的宿舍，虽然没有成功，在里面看到了故主同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的合影，相当震撼，当时注目良久。因为不好意思在大家面前行礼，稍微鞠躬略表敬意。犬养毅作为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既然当年能够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事业，看来并非不可救药的“帝国主义”者。但是一旦涉及到国家利益，个人私交就完全不起作用了。对于孙中山的这封信，大概也只好装聋作哑。

Jinan90

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二  31
前面有朋友问起北洋政府向列强贷款并且抵赖的问题，这里对赔款贷款顺便做一个简介，方便大家理解列强的对华政策。

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的各种赔款贷款协定已经签了三十多，无法偿还，陷入借新债换旧债的死循环。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败后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上后来“还辽费”以及“威海卫守备费”一共赔款两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白银。同日后的《辛丑条约》分39年支付不同，日本要求立刻支付（目的在于获取外汇储备，建立现代化的货币制度），而当时清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才七千万左右，显然无力负担，为此不得不寻求外来援助。1906年俄法联合通过所谓《俄法洋款合同》向清政府贷款9051万两，作为对抗英德联合向清政府贷款9762万两，均以海关关税为担保。除去经济负担，两广云南的矿山为法国资本优先，税务司聘用俄国人，并在1896，1897年继续和沙俄签订了东北铁路专营，卢汉铁路（卢沟桥-汉口）铺设等协议，铁路沿线有驻军权利，沙俄势力自然渗透到东北华北。此后的德国强租胶州湾，英国进一步攫取扬子江流域经济特权等等都与这些贷款协定有关。清政府早已丧失偿还能力，作为交涉对象的列强对此仍然“大方”，当然不会白给。此前列强的势力范围不过局限于沿海各地，此后深入内地，加上税率不自主，中国成为列强商品的倾销地。此后中国虽然经历辛亥革命，实权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攫取，各种不平等条约依旧。1914年度贸易赤字三亿一千万两，注意这个数字仅仅是贸易赤字部分，还没有包括关税担保部分。按照1929年的资料，总额三亿一千万元的海关税收中两亿五千万直接存入外资银行，中方根本拿不到；1929年国民政府全部财政收入为四亿两千万元左右，还有超过38%要作为对外贷款的偿还抵押支出。虽然这些数字并非一夜之间达到的，很显然列强从中国攫取的仅经济利益已经远远超过了赔款借款本身。我丝毫不怀疑列强对于袁世凯等人的“赖账”行为实际上并不介意（表面上的姿态还是要做做的），只要能保证税率不自主，关税不自主，租界治外法权等特权，借款本身不过是一笔小钱，大家心照不宣而已。即使是《辛丑条约》，规定39年付清，连本带利约9亿两，平均一年两千多万，和一年三亿多的贸易赤字相比的确是小事一装。

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给了中国民族资本一个发展的良机，但是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下的不利地位并没有改变。随着战后列强卷土重来，中国必将受到巨大冲击，可想而知。我手头没有中国的详细资料，拿日本资料做一个类比。自从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对外贸易一直是逆差，日俄战争欠下的18亿内外债务有增无减，到了1914年日本欠债25亿日元，其中外债部分15.2亿，外汇储备三亿多日元。随着大战爆发，1915年以后协约国军火订单蜂拥而至，日本大发战争财，外贸一跃成为顺差，到1919年外汇储备超过19亿日元。但是随着战后欧美列强卷土重来，日本再度陷入贸易逆差，连年赤字，到1929年外汇储备仅存九千万日元。对比一下中国1919年贸易逆差一下子缩小到1914年的6%左右，这一点上中日两国还真是“一衣带水”。战后随着各国资本卷土重来，受到的冲击恐怕同样要“一衣带水”了。

社会动荡自然造成了各方面要求变革的呼声。中国大革命就在这个背景下爆发。1920年到1927年，国际局势对于中国革命也相对有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实际上破产，虽然通过巴黎和会制定了凡尔赛体系，英法表面上保证了政治上的领导地位，经济财政上无力负担。一直到1924年美国资本大举援助德国复兴，欧洲局势动荡不安（这件事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政治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日本由于经济负担沉重，以及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造成巨大损失，对外政策一直举棋不定。一方面有为了摆脱困境再度进行扩张的意愿，一方面又因为经济困难而缺乏对外扩张的能力。因此对华政策执行的基本上是后来被称为“币原外交”的确保在华各种利益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扩张的相对妥协路线。当然，响应孙中山的呼吁放弃在华特权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接受的。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不久，从莫斯科返回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带来了共产国际指示，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通过这个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以及革命目的。这个指示很显然，同马林的个人经历有关。马林，荷兰人，曾经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在印尼活动，帮助当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共产党员（第三国际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当地政治团体进行活动，是他在印尼亲身体会过的事情，达到了一定的成功。但是这个方针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当然是个严重的话题，内部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1923年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勉强超过半数，通过。马林和共产国际对此的影响，不言而喻。按照国民党方面的资料：

“1922年8月，总理（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共产党员陆续加入本党。首先加入的是李大钊，介绍人张继。李大钊当时对孙中山表示，作为第三国际的成员他不能退出，这有没有影响。孙中山回答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一方面保持第三国际成员身份，一方面加入本党不就可以了。”

对于孙中山而言，共产党员只要承认国民党的政治纲领，服从国民党的组织纪律，加入国民党不如说是有利的支援。此后国共合作的风气形成。1923年8月，为了研究苏联的军事政治路线，孙中山派遣蒋介石赴苏联。1923年11月，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在演说中，孙中山作了以下讲话：

“到目前为止的三大事业（辛亥革命，反袁，护法战争）都没能达成革命目的。......为什么革命不能成功，是因为本党力量欠缺。缺乏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呢，不是别的力量，是人民的心力。......对于革命行动，缺乏人民的心力，将无异于无根之水。”

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员就任国民党一些重要位置。24名中央委员中，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三名共产党员；15名中央候补委员中，有林祖涵（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7名共产党员。林祖涵就任党农民部长，谭平山就任党组织部长；军政最高顾问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丁。外交方面主要有,

1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如租界,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关税管理权等等;

2 自动放弃在华特权的国家,以及破坏中国主权条约的国家,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

3 中国和列强签订的诸条约,凡有损中国主权均予以审查;

4 中国所借外债,在不损害中国政治经贸利益的前提下,保证偿还。

上面已经分析了，对于中国而言借款本身并非大事。第四条虽然有对列强妥协意味，相当有限。另外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以苏联资金为基础建立后来被称为黄埔军校的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第一期学生五百名。此后苏联武器大量运到广州，武装广州国民政府。苏联派出军事代表团，首脑为化名加仑将军的布留赫尔。军校重视军政两方面教育，1924年10月即爆发买办陈廉伯等人的雇佣军同广东国民政府的冲突，军校的学生军前往镇压，成功解除对方武装，初次显示威力。1925年，东征陈炯明，广东国民政府事实上控制广东全省，军队发展到8万。广东国民政府对于工农运动的支持，并非简单停留在口头上。1925年爆发五卅运动，6月香港工人为了支援上海广州工人的罢工行为，同时举行罢工，遭到英国方面镇压，引发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从1925年6月持续到1926年10月，长达16个月，其间徒步返回广东的工人约10万，罢工工人总数超过25万。广东国民政府对此进行了密切配合。廖仲恺等发表讲话，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对英经济绝交，为了对抗英方对工人的镇压姿态反过来封锁香港，香港顿成“臭港”，渐成“死港”。按照英方发表的调查结果，1924年8-12月每天均有160-240艘英国商船往来的广州港，1925年同期最多不超过27艘，最少只有个位数，其经济损失可想而知。同时广东国民政府对罢工工人进行财政支持，对返回广东的工人进行妥善安置。在政府的允许下，工人拆除赌场烟馆改造成工人的宿舍食堂，并且组织了强有力的纠察队。东征陈炯明时，农会组织已经在彭湃等的领导下扰乱陈炯明后方，牵制作战。东征胜利后，各地农村实权落入农会手中。

这里对关所谓的“代表某一阶级”的说法略加评论。这并非简单的说说而已。以广东国民政府在上述行为，即使声称代表全中国各阶级阶层利益，大资本家，买办和地主阶级就不会认同这个说法，而工农当然会认为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政府。实际上在上述运动中，虽然各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发展民族经济上有共同点，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联合，在列强的威逼利诱分化瓦解的政策下，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提出了17项妥协条件，单独停止罢工，违反抵制英日货的约束，削减对各地罢工工人的救济金援助（当然此前有一定支持），强制复工。各阶层出于自己的利益行动上有分歧，一目了然。作为真正要进行政治行动的政党，在社会矛盾激烈的情况下是无法在实际意义上代表“共同利益”的。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这并非单纯的主观论断和政治口号，而是政党在政治纲领和政治行动中具体体现出来的客观事实

Jinan90

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三


这里先写一点我个人的体会。作为大革命时期的国共两党，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有革命志向，尽管双方的具体政治观点存在分歧；第二，缺乏实际执政的经验，有理念化色彩；第三，成分复杂，一定程度上有团结，但是并不能保证有同样的政治意愿。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招生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基本上是有人介绍即可加入，来者不拒。在赵括看来，第一点决定了国共双方可以合作，第二点决定了此后的执政经历并不平坦，第三点则埋下了事后分裂的隐患。

1924年底，应北京政府冯玉祥段祺瑞等人邀请，孙中山途径日本北上北京。在日本再度发表演说，希望日本在“充当西洋霸道的走狗，还是担当东洋王道的干将”做出选择。1924年12月31日，到达北京，受到十万民众的欢迎。然而此时的孙中山病情恶化，不久后被诊断为肝癌，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葬于北京西山碧云寺。下葬当天，数十万民众为其送葬。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国共矛盾加剧。对于大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且占据要职，右派早有不满。早在孙中山去世前即有人结成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发表排斥共产党员的宣言。1925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国民政府，政府主席汪精卫，财政部长廖仲恺。8月20日，廖仲恺即被暗杀，暗杀命令号称是出自胡汉民的弟弟，左派右派矛盾激化。当时掌握军队的蒋介石支持左派，监禁了胡汉民，控制了局势。11月，戴季陶，张继，林森，居正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以四中全会的名义形成所谓决议，剥夺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剥夺汪精卫六个月的党籍，解除鲍罗丁职务，开除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共9名）等。对此国民党当然无法容忍，立刻宣布西山会议派决议无效。在1926年1月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李大钊为中央委员，毛泽东为候补中央委员，同时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等人也纷纷入选中央委员会，作为对孙中山正统的显示。同时，蒋介石也入选中央委员，第一次踏入了国民党的政治权力中心。此时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已经达到三千名，逐渐活跃。2月，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3月，爆发中山舰事件；5月，整理党务案，国共之间的裂痕已经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于1926年7月开始了北伐。

对于北伐的态度，共产党并非完全赞成，主要是对新右派心存疑虑。但是北伐开始后，共产党仍然在国共合作的精神下对此进行了全力支持。北伐军10万人，8个军，兵分三路进击，而对面的军阀部队至少数万到10万，为北伐军的两倍半。尽管如此，北伐军进展神速，连战皆捷。其中原因，第一，军阀部队极端腐败，毫无斗志，而北伐军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员的领导下，战斗目的明确，战斗意志旺盛，这已经可以决定胜负。第二，更为重要的，在于北伐军同民众的关系。

由于国民政府的革命政策，北伐得到了工农的大力协助。北伐开始时尚有相当一部分省港大罢工工人滞留广州，组织了数千人的运输队随北伐军北上；彭湃毛泽东等通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的农会干部先于北伐军深入军阀控制地区，发动群众干扰军阀部队运动，为北伐军担任向导，刺探情报，直接间接参加战斗。当时在华不少外国人目击了这一幅光景，

“进击而来的北伐军随时都有勤勉的情报班在等候。......有时候在军队到达前两三天，都市村镇已经被少数积极分子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占领。”（Charpman，《中国革命》)

广州-汉口之间的工人采取措施切断军阀（吴佩孚）部队的铁路电信，北伐军逼近武汉三镇时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们发动罢工，守军不战自溃。福建方面战败逃亡的军阀将领甚至被农民捉住后斩首，首级挑在长矛尖上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军阀统治一瞬间从根基崩溃，要么败退，要么投降，别无选择。和北伐相辅相成的是农会工会的扩大。例如北伐前几乎没有农会的湖南省，北伐军到达前后半年各种农会组织蜂起，26年年底成员达到156万以上，27年4月达到570万；湖北省农会成员，26年7月7万，12月28万，27年4月100万，5月，250万。根据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6月公布的数字，湖南，湖北，江西，山西，陕西，安徽，直隶，四川，云南，热河，广东，广西，河南，山东，福建，察哈尔，江苏17省共拥有县农会201，区农会1102，乡农会16134，农会会员9，152，893人。工会成员也从北伐前的20万人增加到200万。这些数字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统计结果，但是工农运动之蓬勃发展，一目了然。

工农运动之蓬勃发展，自然要引起地主阶级以及大资产阶级的不快。另外还有一点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态度的转变。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作为英国在华势力范围之核心地带的扬子江流域，一向是列强最为敏感的地区，其附近任何政治势力的兴衰均会引起列强反响。早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上海震动，英国随即派出全权大使（香港政厅总督Sir George Bonham）于1853年4月27日访问南京，会见杨秀清，以所谓的“中立”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南京条约》中各条款，至少不要进攻上海。法美当时出于自己的利益，一度未能和英国同步，但最终均采取了和太平天国接触的政策。太平天国和列强的谈判并不顺利，但是列强对扬子江附近局势的改变不能无动于衷，非常明显。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二八抗战，也证明了这一点。随着北伐军北上，到达同列强利益息息相关的长江扬子江流域后，列强对此的干涉越来越强烈，已成必然。

1926年7月北伐开始时，国民政府明确了反帝的内容，主要有外国驻军撤退，领事裁判权的取消，回收租界和租借地，关税自主，外国人在华不动产和银行设置的限制，废撤教会学校等等。这些内容显然不能为列强所接受。和后来抗日成为中国反帝主题不同，当时北伐军主要的反帝对象为英国。1925年的五卅运动以及后来引发的省港大罢工等等，都已经表明了这一点。26年9月，北伐期间再度爆发英国军舰炮击四川省万县的万县惨案，反英运动再度高昂。1927年1月，国民政府在民众支持下收回武汉九江租界（均伴随有双方小规模冲突），随着北伐军北上，进占上海仅仅为时间问题。类似一幕是否会在上海重演，引起英方疑虑。英方随即呼吁各国采取共同步调，并且派遣27艘军舰，一万五千军队增援上海。到了1927年4月，各国在上海的军队已经超过三万，在中国内河巡航的列强军舰达到107艘，其中76艘为英国军舰。

对于英方的呼吁，各国并未立刻做出相应。比如英国最为期盼的日本出兵问题上，日本就予以了拒绝。但是对于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对武汉国民政府有所冲击。对于国民政府此时采取的方针，第一是离间列强，第二是积极采取外交手段缓和同英国的关系。1月25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设立同时宣布，以后决不采取租界的立刻回收政策。同时，为了避免列强携手，对英国以外的各国采取了“极为友好”的态度。例如日本参谋本部人员当时给东京的报告中指出，

“再次进入南方势力，南方派人物对日本人的态度，极端殷勤友好，值得注意。以打破帝国主义扑灭资本主义为口号的共产党员，对于他们眼里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我们日本人，也极端亲爱，在为避免我们的感情受到伤害而努力。即使以拍日家出名的陈友仁（武汉政府外交部长）徐谦等的态度，也是非常友好。”

这个方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月19日，2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收回了武汉和九江的英租界。但是这个政策显然有它的局限性，即当北伐军接近列强利益集中的上海时，避免各国采取共同行为就成为相当困难的事情。对此认识最为清醒的，应该说是蒋介石。

蒋介石，1887年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有志从军，留学日本，军校毕业后以见习士官身份在日本高野炮兵第13连队服役。在日本期间结识孙中山，追随其开始革命活动。蒋介石自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职务以来，在国民革命军中一直享有较高地位，但是对应的党内职务，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才当选中央委员，其国民党内资历甚至低于李大钊。从北伐的部署看，他把自己的嫡系第一军部署在了福建-浙江-上海方向，北伐途中又通过戴季陶，王正廷，宋子文，吴敬恒等相继取得了同日英美法等国的联系（四一二之前，日本已经得到蒋介石的内部通报）。同时，通过接触浙江财阀虞洽卿等，对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特殊地位有充分的认识。

当时日本外相为币原喜重郎，奉行所谓“币原外交”，维持在华利益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扩张的意图。由于国民党的北伐运动，日本1927年1-4月对华出口额为1亿3千万日元，比26年同期下跌了超过6千万日元，下降1/3。同时，国民政府废除各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也是日本所不能容忍的。当北伐军的势头无可阻止，任其发展将必然波及日本在华利益的根本华北乃至满蒙时，日本内部尤其是军方响应英国呼吁，共同干涉北伐的呼声开始抬头。3月21日，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3月23日，爆发南京事件。南京事件真相如何众说纷纭，3月25日程潜给武汉的报告中提及是北洋残兵作乱，事后列强也派人调查过，收集到北洋残兵作乱的证据。但是列强对于真凶的态度，恐怕是无所谓的。武汉九江租界回收时列强无法统一步调，在扬子江流域这个敏感的地方终于统一起来了。4月11日，英美法日意五国对武汉国民政府提出共同通牒，要求处罚责任者，国民军总司令道歉，此后的保证，完全赔偿等要求。

在列强的强硬姿态下，国民党内部分裂加剧。蒋介石在2月21日，3月7日分别发表的演说中，抨击苏联和共产党；3月10日到17日，在汉口召开国民党的第二届三中全会，剥夺蒋介石的军事实权，名义上仍为总司令；3月28日，蔡元培吴敬恒等党务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明确反共态度；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发表共同宣言，内容空洞，不过反复强调国共合作必要性而已，反而助长了反共势力的气焰；4月6日，张作霖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号称缴获促使中国赤化的文件；4月8日，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内的上海51家银行结成了银行联合会，加强对时局的发言权。4月12日，爆发四一二。

至于四一二事件的性质，我以前写过一个，链接如下。现在我对这件事的性质本身的看法并没有改变，而且有所强化。强化的理由，将在下面一篇中谈论。

【原创】简单评论评论蒋介石

Jinan90

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四  22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的日子并不好过。武汉国民政府随即作出反应，开除蒋介石党籍。蒋介石也作出对抗，在南京树立南京政府。但是1927年6月22日在南京政府的中央财政会议上，蒋介石强调财政办法的重要性，今后六个月需要军政费用一亿两千万元，其他费用六千万元，共一亿八千万元。现阶段已经预计收入为四千万，其余一亿四千万，大部分希望为各省负担。然受6-9月三个月，每个月的实际收入不到一半，盐税8.3%，其他税收2.7%，外汇兑换收入4.4%，各省送交中央的财政收入仅仅为1.6%，76.2%依赖于公债和借款。1928年，各省送交中央的款项仍然仅占收入的6%。借款自然只能找“财主”借，要么是民族资本家，要么是列强，相应的就是南京政府不得不在政策上对其作有利调整。英国方面在1928年的报告中也提及，1925-27年通过罢工等取得的所有权利均被废撤。5月22日，日本新首相田中义一接见了蒋介石派往日本的使者蒋方震刘厚生。赵括手中只有日本方面资料，但是作蒋介石同时加强了同英美法等国的接触的推测，恐怕合情合理。

27年4月，日本若槻内阁倒台，田中义一上台组阁。短期内田中首相仍然沿袭上届内阁的“币原外交”政策，4月26日拒绝了英国的华北出兵要求。此时国民党已经分裂，南京走向反共，武汉仍在动摇，如果对日本的满蒙特权予以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于日本并非一个不可以接受的存在。5月22日，日本新首相田中义一接见了蒋介石派往日本的使者蒋方震刘厚生后，对于蒋介石的期待明显加强。对于田中首相，以同意蒋介石统一为代价，要蒋介石承认张作霖为东三省首脑，保证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宁汉对立的同时，双方都派军队继续进行北伐。但是武汉的动摇中，反共浪潮波及武汉附近。5月17日，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叛乱，攻击武汉，被叶挺部击退；5月21日，长沙爆发马日事变，共产党员以及农会成员被捕，大多数被处决。6月，随着武汉南京冯玉祥等各地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中原，几方面的联系也活跃了起来，反共倾向明显。对此，共产国际召开了会议，做出同国民党左派积极联合的同时，积极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掌握革命主导权等决议。对中国实际情况并不清楚的共产国际代表罗伊将武装五万工农的指示通告汪精卫后，武汉彻底走向反共。6月23日，武汉政府宣告国民革命的指导权归于国民党。对此共产国际做出所谓“七月决议”，承认革命部分失败，要求共产党员以退出国民党进行示威。7月12日，共产党发表宣言，明确独自行动态度；7月15日，武汉政府决定取缔共产党言论，27日宣布同共产党绝缘，罢免共产国际代表；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国共决裂。

武汉走向反共后，宁汉合流成为自然的趋势。然而国民党内部纷争错综复杂，27年5月以后军阀割据，互不买帐形势已经初见规模。7月17日，武汉派的张发奎以及程潜，朱培德等人揭反蒋之竿而起东进，唐生智立刻呼应，威胁南京背后。冯玉祥对局势也采取观望态度。此时蒋介石当然无法抵抗孙传芳张宗昌等的反扑，丢失徐州，南京告急。唯一支持他的桂系于8月8日发表声明，要求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8月1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13日于上海发表下野声明，表示以下愿望：1，武汉的同志聚集南京，不要再听取挑拨离间；2，湖南，湖北，江西的武装同志立刻参加北伐；3，武汉当局表示诚意，彻底讨灭共产主义者。9月28日，蒋介石赴日。

四一二七一五虽然宣告了国共破裂，出于种种原因国共双方均保留了一定的妥协余地。国民党内对共产党抱有一定程度同情的人士为数尚不少，而对于国民党内各派系而言，共产党虽然被“清党”，其实力仍然不容忽视，作为党内争夺的工具也有一定的利用价值。最典型的为张发奎，对于南昌起义军没有作积极追击，27年11月共产党还曾经利用这一点争取到他释放了七百多名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干部。滑稽的是，张发奎是打算以此举增强汪精卫在党内的发言权，结果造成了当时正企图同蒋介石和解的汪在党内地位的尴尬，反而成为了他不得不辞职下野的一个原因。12月2日，为此国民党下达了对张发奎的讨伐令，12月10日汪精卫下野。

作为共产党，此时也并没有采取彻底的土地革命政策。国共合作时期陈独秀等人就否定了彭湃毛泽东等人的激烈意见，采取了仅仅反对大地主，不反对中小地主的政策。但是作为现实问题，大地主和中小地主无法区分，仅解放大地主的雇农而不解放中小地主的雇农也不合理，实际执行中既损害了地主利益又争取不到农民的支持。一直到南昌起义后的八七会议上，在其他各项政策均有左倾冒险主义烙印的情况下，仍然确定土地改革不涉及200亩以下的小地主。结果，共产党无法获得农民支持，各起义军纷纷被击破，难以立足。一直到11月9日，中共中央才确定了包括小地主在内的彻底的土地革命路线。然而同时又决定了在大城市的冒险起义行动。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不久后即被镇压。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但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处决，苏联领事馆也遭到搜查，包括副领事在内的几名苏联人被处决。此后国共双方彻底对立。

回顾一下这一段国共分裂的历史，首先如果说是国共分裂，我觉得这个定性并不算特别合理。此后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比如宋庆龄郭沫若等人有不少事实上跟随共产党，而共产党内的右派人士，即使是陈独秀这样的首脑，逐渐淡出政治舞台。这一段历史，也许成为左右的分裂更为贴切。经此洗礼，从政策上而言国共两党都已经不是当年的国共两党了。其次，蒋介石和毛泽东一开始在国共两党内部并没有特殊地位，此后在各自党内也均曾几上几下，而最后成为了国共两党的领袖。两人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我想应该是政策上的彻底。蒋介石反共彻底，毛泽东土改彻底。而大革命时期的中间派，如汪精卫陈独秀等人，要么地位下降，要么干脆被人们所遗忘。虽然两党之间也曾经有部分人士试图达到妥协，均以头破血流而告终。这不过说明了双方的矛盾，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当时社会各阶级矛盾无法调和而已。

28年，随着蒋介石复归，北伐重新开始。蒋介石将北伐部队分为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分别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四个集团军的总司令。随着张作霖被炸死，东北易帜等，6月8日北伐军不战而下北京，形式上完成了统一。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墓地前报告北伐完成。然而这个统一，味同嚼蜡。蒋桂冯阎随后爆发大小战乱，演变为中原大战。即使是对蒋介石比较友好的张学良，实际上并不遵照蒋介石号令。中原大战张学良入关，造成反蒋势力全面崩溃，即讨价还价：1，中央支付一千万军费；2，战后黄河以北为奉系控制；3，中央启用奉系人士，部长级人物中四人为奉系推举。日后在中国外交界大出风头的王宠惠顾维钧，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奉系人士启用的。张作霖的奉系从关内撤退到关外时，大肆攫夺关内财产。火车车头攫取四百多，车皮五千多，造成关内各铁路沿线全面停运。一直到客车勉强恢复正常运营，花费了8个月的时间。到1929年底为止，奉系奉还了其中的大约10%，基本上是有所损毁的部分。30年，使用这些运输工具的铁路出现过北平到天津之间当时3个小时车程，在廊坊机车出现故障，不得不紧急加派，加派的机车尚未到达廊坊又出现故障，不得不再次加派，前后3个机车，6个多小时方才到达北平的状况。同时，国民党北伐仅仅是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对于军阀的实质并没有触及，各地军阀一个师，旅乃至团就敢在驻地随便征收苛捐杂税，情况依旧。成都到重庆一千华里出头，有各种关卡五十多处；按同时期日本商人给国内友人的信件，山西产地一吨3-8元的煤，正常情况下一吨运费3元多，到了北平卖到28-30元，其中门头沟到北平城内即被各种关卡加价3元23钱。宋子文的财政报告中也提及，至少两亿元的收入被各地截流，未能上缴中央（29年国民政府全部收入4亿2千万）。北伐是否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对此，蒋介石实际上有相当深刻的认识。1927年12月10日，回到国民军总司令位置上的蒋介石给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的信件中就表示，

“过去的经验表明，对军阀和共产党没有必要感到恐慌。打倒军阀已经没有疑问。即使承认共产党的声望和过去比强大了，有所阴谋，我们积极进行清党，在青天白日旗下，早晚都会将其清除。国民革命最大的敌人，不是军阀，不是共产党，而是将领同志们轻视中央，政客暗中活跃。”

有趣的是，这个最为重视的党内团结，在大陆蒋介石一直就没有得到过。一直到共产党代劳帮他收拾掉了所有的其他派系部队，他才在台湾省勉强得以实现。

Jinan90

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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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结束后的南京政府，由于军费开支等等不堪重负，裁军并且制定相应的内政外交政策成为当务之急。1928年7月，决定废止厘金（地方税收的一种）；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设立了中央银行，推行盐税新制度，新税率关税。海关税收原本只占国民政府收入的不到5%，实行新税率后立刻增长到1/4左右。但这对于南京政府而言，颇有不得已而为之之意味。由于对于各地军阀缺乏实际控制权限，地方税收不能流向中央趋势明显。按照财政部长宋子文的报告，1928年度财政收入为4亿3千万元，1929年度预计收入为4亿5774万元，其中1亿为外债担保部分。扣除外债担保部分后的实际所的3亿5千万收入中，2亿6千万为军费支出，占74%。同时，估计有1亿1243万元的收入被地方截流，未能流向中央，包括9千万的地租收入。虽然国民政府宣布废止厘金，鉴于实际情况估计不会立刻废除，预算中仍然估计了7628万元的厘金收入。这笔钱中央政府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全部流入各地方军阀的腰包。总计一共有约两亿元的收入流入了地方军阀手中。因此扩大海关等能够切实控制的财源，削减地方税收（军阀财源）对于南京政府为当务之急。当然对于地方军阀而言，这种方法完全不能接受，厘金实际上并没有被废止，而取代厘金设置的各种其他税收也纷至沓来。

1929年1月1日到25日，国民政府召开了国军编遣会议。出席者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代理张学良的王树常，李济深等二十多人。首先由财政部长宋子文作了眼下财政情况的详细说明，强调财政危机，要求，1，属于中央的税收全部由中央集中；2，中央财政不得受地方人事行政干涉；3，地方军队的驻扎移动要经过中央许可。对于上述要求，各地方军阀也无法提出公然反对。

国军编遣大纲共17条，规定全国两百万以上的军队裁减为80万，军费控制在财政收入的40%以内（1929年，1亿8千万）。汉口，开封，奉天，广东等地的兵工厂禁止制造新型武器，地方将领的政治影响也将逐渐削弱。以上的决定对于各地将领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立刻遭到反对和不满。早早在29年2月，桂系即开始反蒋。国民党陷入新的一轮军阀混战。

军阀混战带来的后果自然是各地苛捐杂税的上升，货币滥发，通货膨胀。根据1930年1月华北各省（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棉商请愿团的请愿，棉花100斤的相对税收，清朝为银一钱五分（7钱相当于一元换算，约0.2元）；民国初年为3钱，0.4元；奉系开始为6钱，1元左右，张作霖时代增加到2元，而三民主义政府为2元60钱。在天津出现了华北当地产的棉花，每包（480磅）31-32元，而印度产的棉花每包28-29元现象。当时海运，从纽约到天津每包运费不过1.5元，也就是说印度产的棉花作环球旅行后仍然能在天津市场上同本地产的棉花竞争的咄咄怪事。财源紧迫的南京政府滥发公债，到1929年底已经发行各种公债16种，总额达44亿7800万元，相当于国民政府10年财政收入，为北京政府（北洋政府）15年间发行公债总额的209%（以上数字均仅限于中央政府，并未包括地方军阀擅自发行部分）。1930年1月，再度发行所谓“裁军公债”7000万元，同时宣布增兵三个师，开始募兵工作。阎锡山立刻作出对抗行为，宣布增兵四个保安大队（师）。到了1930年2月，根据当时在华日本军方估计，除去贵州云南四川军队数目不详，各派系军队至少有140万人，其中中央军36万8千，奉系24万2千，桂系5万，冯玉祥的西北军16万，阎锡山15万。加上其他杂牌军队以及被低估的可能，中国当时各军阀拥兵200万左右。如此庞大的军队为背景，30年3月爆发中原大战。

北伐成功后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南京政府对外交涉态度的硬化。谭延闿蔡元培等人提出的“外交问题建议案”，就是典型的一例，要求迅速实行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交还租界以及租借地等。28年7月6日，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了该订不平等条约的决定，7月7日发表公告。其主张为，1，到期的条约自然废弃，缔结新条约；2，未到期的条约经过各种手续接触，重新签订条约；3，对于到期而尚未签订新条约的国家，采取合适的临时办法。同时发表的临时办法包括，1，废除治外法权；2，外国人负担纳税义务；3，关税自主等7条。蒋介石同时宣布，三年内将达成上述目标。

然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实际上并未真正考虑三年内达成上述目标。1928年12月10日在中央党部发表的演说中，蒋介石表示，

“外交得以改善，这完全得益于北伐的成功。然而不平等条约尚未能取消的原因，在于国家尚未能充分统一。”

“外交是基于实力行使。国民一致团结，国防准备充实，外交自己就可以胜利。”

“类似于共产党那样张贴标语空喊口号，以一部分民众游行进行外交，这样冲动的方法完全不可行。......我们的外交上，可以列举以下民众的弱点。1，民众没有纪律，不听从党的指挥；2，民众没有真的爱国心，缺乏持久力。”

同一演说还表示，真正的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大概要等待5年甚至10年左右。在蒋介石其他的演说中，也表示不平等条约的完全废除，应该等待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多15年。对于13年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而言，这大概算得上是一个准确的估计。而现在采取过于激烈的手段，将引起列强联合干涉等等。这种思考方式逐渐得到国民党内部认可，1929年3月18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确认。

既然避免同列强的正面冲突，剩下的手段无非回到了利用列强的矛盾进行周旋，“以夷制夷”的老路上。这并非什么新鲜东西，自从清政府的李鸿章开始，到北洋政府的袁世凯等，都曾经进行过这方面的努力。李鸿章曾经为《马关条约》求助于英法俄德，英国毫不关心，在俄德法的周旋下要回了辽东半岛，也付出了3000万两的白银。同时，被俄法德等趁机大肆要挟，丧失了包括内地在内的中国主权。袁世凯对于日本的二十一条也进行了“殊死抵抗”，结果仅仅取消了意图全面灭亡中国的第五条，对于其他日方要求，列强并没有十分的关心。蒋介石如今重蹈覆辙，立刻就尝到了苦头：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努力顿遭挫折。1929年国民政府收入四亿两千多万元，比宋子文的估计略有减少，但差不多；军费开支占46%左右，2亿元，也差不多；但是由于不平等条约欠下的外债抵押部分支出高达38%，大大超过原来22%左右的估计。两项支出已经占据国民政府收入的85%左右，加上其他的各项支出，真正投入发展实业的资金不过收入的1%。如果说国民政府北伐的初衷在于打倒军阀完成统一和反帝，废除不平等条约，到此不但完全失败，自己也被这两处束缚住了手脚，成为沉重的负担。看到这些数据后我的第一个感想就是，不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真的能有好日子过吗。

Jinan90

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六  19
关内各国民党诸侯林立，互相对峙观望，合纵连横。关外拥有相当实力的奉系如何走向，当然就成为了瞩目的焦点。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返回关外途中被日军炸死。6月17日，张学良返回奉天，7月5日对南方发表和平通电，尽管山东的张宗昌仍有不满，继续同北伐军战斗，实际上宣告了北伐结束。东北易帜，形式上归于了国民政府管辖。1929年1月7日，张学良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月16日，举行了张学良加入国民党的仪式。然而奉系政权对于国民政府并无事实上的尊敬，强烈反对在省县市设立国民党支部。此时奉系的军事实力，大概在25-28万人之间。此后虽然历经南京政府的裁军会议等，一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奉系的军事力量不低于25万。奉天的兵工厂各种新式武器也在不断生产。对于当时关内各诸侯，即使是只有40万嫡系部队的蒋介石而言，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公平地说张学良虽然在九一八事变上一败涂地，对于对抗日本还是采取了一定的措施，积极推进官营工业，协同民族资本，允许关内民族资本的银行进入东北，积极争取外国贷款等等。在其努力下，国系铁路建设从1925年的29公里增加到1930年的1103公里（同时期日系铁道从1802公里增加到2360公里），大幅度改变了东北铁路日本垄断的局面。这里先将日系铁路，所谓的满铁各年经营状况列一个表；

年度 收入（千日元） 支出 利润 利润率

1927 230559 194282 36274 10.5%

1928 240428 197875 42553 12.0%

1929 240998 195492 45506 11.8%

1930 188104 166431 21673 5.6%

1931 187054 174456 12599 3.3%

1932 245941 184653 61288 15.1%

1933 248002 205081 42921 8.9%

这里顺便说一点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看法。满铁基于其在东北的垄断地位，1927-1929年间每年利润都在4000万日元上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提供给关东军作了军费。随着国系铁路建设的展开以及中东路战争后张学良也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反苏意图，双方关系缓和，日本满铁垄断地位受到严重挑战。1930年，张学良再度争取到美国资本支持，筹款640万美元，通过捷克斯洛伐克财团中介，委托给荷兰公司，开始修建葫芦岛港口，并预计于1935年10月完工。1930年11月，这个计划得到南京政府批准。完工后通过苏联的中东路以及国系的北宁铁路等等，将拥有一套完全独立于日本的铁路港口系统，挑战日本占领下的大连不冻港地位。对此即使是在日本以对华“妥协”而著称的币原外相，也无法忍受，12月即做出指示“尽一切手段阻止”。早在奉系修建国系铁路时，日本就以违反甲午战争后“不修建满铁平行线”的协议为由予以抗议，奉系对此不屑一顾。除去政治因素，由于当时银价下跌，作为银本位大国的中国无意中在竞争中具有了价格优势。满铁的中国货物运输，1928年为124万吨，1929年因为中东路战争，苏联控制的铁路无法使用，激增到198万吨，而1930年由于中苏和解等原因，一下子跌落到52万吨。同时，对于二十一条时遗留的南满以及东部内蒙古的土地商租权问题，随着东北易帜南京和奉系对日态度均越来越强硬。1931年5月辽宁省政府公布的法律，严禁对外国人进行租赁以及买卖，20亩以上无期徒刑，50亩以上死刑。日本陆军调查班在1931年9月的《关于满蒙诸悬案》的调查报告中就认为，这都是“对帝国的大陆发展进行的颠覆，其解决......完全不能指望外交手段。”即使是对华政策相对缓和的东京，也无法坐视事态如此发展。1931年3月，东京作出了满蒙政策的三部曲，第一，确保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利益；第二，策动满蒙独立；第三，占领满蒙。公平地说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抗日这一点上还是有所行动的，因此不容于日本。关东军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还有其他因素）悍然挑起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东京和关东军在利用这件事上扩大日本权益并无分歧，分歧不过在于东京希望借此完成第一步，而关东军要求一劳永逸地完成第三步。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经过一段时间观望后揭竿反蒋，自任陆海军总司令，任命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以蒋介石独裁，宋子文贪污中饱私囊，对外废撤不平等条约态度消极为由发表宣言。和北洋军阀时代相比，国民党的军阀混战至少在宣言中都拿反帝不坚决作为理由，例如1929年春蒋介石讨伐李济深时，也称李济深解散了“最为英帝国主义痛恨”的中华海员工会为一大罪状；而桂系反蒋，也以南京政府承认了段祺瑞的西原借款等为理由，政治口号上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各界对于反帝，在某种程度上有共鸣。这次同历次反蒋不同点在于，不但聚集了军阀，同时聚集了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相当一部分政客。7月13日，反蒋诸派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发表宣言。8月7日，汪精卫到达北平，正式开始政治反蒋。9月1日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9日成立北平政府，19日提出了召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民会议，制定“反映民意”的约法（宪法），为了维护治安的扫共，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四项要求。对于蒋介石，这不仅是军事上多了个对手，政治上也受到严重冲击，不言而喻。为此他一面为调整政治立场而奔忙，一面为面对面的军事胜利而尽力。当时中央军45万，北平联军50万，华北主战场南北双方各有25万和35万对峙。数量反蒋军占优，训练装备中央军有优势。同时由于反蒋军实为松散联合，互不同属，战局逐渐朝有利于蒋介石的方向发展。8月15日，济南被中央军攻克。

双方对峙，持观望态度的张学良之动向，当然举足轻重。9月，张学良终于决定拥护中央，但是开出了一系列条件，主要有：1，黄河以北的地盘由奉系控制；2，东北政权军费一千万元，由中央支付；3，中央政府各部长至少四人，由奉系推举。这些条件基本上被蒋介石接受，9月18日张学良发表拥护中央通电，派遣七万大军南下，瞬间导致北平派总崩溃。10月5日阎锡山等提出要求，要张学良善后调停，9日洛阳被中央军攻克，13日战斗停止。中原大战，南北双方共伤亡23万，其中战死10万而告终。

毫无疑问对于张学良入关前的种种要求，蒋介石内心深处是不愿意接受的，不过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而已。中原大战刚一结束，10月27日南京就通电张学良，要他防止冯阎“死灰复燃”，实行强硬手段。然而张学良同冯阎有私交，也看清楚了蒋介石此意不过是要收渔人之利，坚决主张和平交涉。大战之后蒋介石也无力再度对张学良开战，张学良对于蒋介石也有相当警惕。当时在奉天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中即称，张学良于10月30日密令奉天兵工厂增加大炮，步枪，弹药，机械等的产量，同时要求大量储备粮食。一方面签订了从美国购入新式飞机等的合同。蒋张关系顿时微妙了起来。

10月9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张群到来后张学良就任陆海军副司令，名义上取得了仅次于蒋介石的地位。11月7日，张学良离开奉天，8日在天津同旧北平派密谈，11日到达南京，先拜访了宋子文，同一天同蒋介石会谈。表面上，张学良都作了拥护中央政府的发言，但是实际上对于蒋介石的要求则多有抵制。蒋介石当时已经开始布置剿共战役，不愿意节外生枝，对奉系基本上作了妥协。但是对于奉系拒绝国民党设立支部，以及其他经济军事事实上的不合作态度，南京方面多有非难。张学良对于南京方面的对苏联外交政策也多有腹诽，对外交部长王正廷十分不满。31年2月，南京奉系关系一度恶化，张学良一气之下停止向中央送交北方各省税款，并拒绝中央军使用北平进行军事训练，反蒋态度再度表面化。蒋张的不合，自然被各方面看在眼里，对包括关东军在内的各方都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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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七    35
1930年10月3日，中原大战获胜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蒋介石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国民会议的焦点，并非不平等条约的废撤问题，而是约法（宪法）制定。11月18日，蒋介石以政府主席身份兼任行政院长，掌握军政权力，31年1月1日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一切均按计划进行。然而蒋介石的这个举动遭到国民党内部激烈反对。尤其是立法院长胡汉民，以约法的制定应该由国民大会进行，现在制定尚早为由拒绝进行约法准备工作。蒋介石于3月1日突然监禁了胡汉民，3日强行任命了11名约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再度招致国民党内激烈反对。

中原大战虽然以蒋介石的军事胜利告终，北方各省军阀割据形势依旧，并没有事实上服从于南京。此时蒋介石采取强硬手段，不但引起各地反蒋诸侯蠢蠢欲动，南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反蒋的政治势力。当时蒋介石40万嫡系军队中，约20万被剿共战所牵制，不能任意调动。南京政府内部的反蒋派广东10万，广西6万，改编后的西北军5万，山西8万，总计拥兵35万。而同蒋介石关系相对良好的奉系此时同南京关系恶化，不愿服从蒋介石命令。蒋介石此时处境艰难，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在5月5日强行召开了国民会议，制定并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对此，蒋介石能够强调的理由无非是这么做对于不平等条约的废撤以及剿共的必要性。因此蒋介石对内外采取了两方面的做法，一是对列强交涉异常强硬，二是连续三次的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国民党虽然内部分裂互相征战，对外的不平等条约的交涉仍然在继续。尤其是内部征战混乱的时期，对外交涉态度反而更加强硬。1929年9月9日，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就发表演说，强调所谓“预定外交”，宣称作为外交顺序，今年改订通商条约，关税自主，废撤领事裁判权，明年收回租界以及内河航行权；现在已经实行了关税自主，正在进行领事裁判权的交涉。当时国民政府虽然回收了天津的比利时租借以及镇江的英租界，所谓的“预定外交”理念化色彩过于浓重。例如关税自主，不过是税率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主，海关关税管理人员仍然是英国人为首脑，大部分税款直接存入英方资本的香港上海银行的局势丝毫未能改变。1929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下令要回收领事裁判权，然而显然，当时这没有实现可能。1930年年底，随着中原大战的获胜，国民政府的对外姿态也有所强硬。10月13日，王正廷部长再度发表讲话，具体措施提出了收回汉口日租界等措施。12月22日，王正廷再度表示“（治外）法权的废撤，国民政府已经无法忍耐。下定决心要采取适当措施解决。”这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都是一定程度的刺激。

1931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了自主关税法，试图增加1亿元的财政收入。6日，国民政府会议决定了当年度的外交目标，1，外国驻军的完全废撤；2，治外法权的废撤；3，天津，汉口租界的回收。2月20日王正廷部长对国内外记者表示，再度强调决心，现在领事裁判权的废撤问题上不采取过激手段，如果问题拖延，中国将不得以采取友好交涉以外的措施，并希望避免这一幕发生。2月25日，国民党中央外交委员会对外交部下达严命，要求绝对放弃妥协外交。3月1日，蒋介石监禁胡汉民，意图强行召开国民会议后，对于外交成果的期望大幅度增加。而没有适当手段进行交涉的王正廷除了反复要求列强无条件奉还外，毫无办法，苦不堪言。

3月25日的中央政治会议再度要求外交部排除同列强的妥协倾向，通过《中国在住外国人诉讼审理整理办法》。王正廷在4月10日通告列国，如果5月5日前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将停止交涉。5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停止治外法权交涉，上述办法将在32年1月1日实施。5月9日，蒋介石在“租界回收”，“关东军撤退”等狂热的气氛下登上国民会议会场，发表赞成不平等条约的立刻废撤的演说，13日在全体的鼓掌中通过了相关决议。

不言而喻，以上的所谓“革命外交”对于列强，尤其是日本为强烈刺激。然而同舆论上的狂热相反，实际执行情况复杂微妙。至少对于政权的担当者，完全没有采取“友好方法”以外之手段的意思，尤其对于民众以及下级党员可能采取的过激政策，采取了尽量避免的态度。对此，外交部长王正廷曾经向蒋介石提出过具体建议，认为现在外交上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同各国关系恶化”。而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维持在军费支出占国民收入的45%，外债偿还抵押部分略低于40%的水平上，穷困潦倒。为此，蒋介石，宋子文，胡汉民，孙科，王正廷等国民党要人虽然政见不同，都不得不为获得美英贷款奔走。当时要人间的电报反复提及如果贷款无法得到，将不得不发行八千万元的短期国债等等。国民政府预定海关税收能够增收一亿元，寅吃卯粮。然而1931年的财政预算有一亿五千万的赤字，根据1930年11月上海银行团的调查国民政府内外债总额13亿元，美英资本当然不会简单融资。对此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刺激英美，不可避免地成为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同表面上的强硬态度相对，国民党内部一直采取巧妙措施同列强妥协，外电对此也非常清楚。满铁的《满蒙事情》在评论国民政府制定的外国人诉讼办法时就提到，

“同条例在司法部和外交部的草稿上进行了相当大的修订，言辞中巧妙的编入了到目前为止（治外）法权交涉中英美等国的主张。而且第十二条中，明言不会立刻适用。......对此，本条例既不会招致各国反感，对国民又能有所交待，体现了其国民政府的苦心。”

中国内部的各种政治势力对此事实上同样心知肚明。蒋介石虽然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并未能改变军阀林立，事实上对南京的阳奉阴违甚至公然抗命。各派之间经常以此为口实，攻击南京在强硬的革命外交下软弱无力。张学良，王正廷，陈友仁等人的互相指责，不过是其中一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突然监禁了胡汉民，再度引发国民党内部政治势力分裂，甚至波及南京内部。1931年5月3日，广东广西军阀联手发表两广独立通电，汪精卫，林森，陈友仁等政客，唐生智，许崇智，张发奎等军阀迅速与之合流。即使是南京政府内部，孙科等要人也加入了广州方面。5月5日，蒋介石强行召开国民会议；5月28日，广州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对此各方的态度，基本上是观望。例如虽然不是蒋介石嫡系，但是同蒋介石关系相对密切的十九路军，就拒绝蒋介石讨伐广州的要求，仅同意参加剿共。北方的老对手冯玉祥阎锡山也蠢蠢欲动。蒋介石的地位一时间显得岌岌可危，不得不要求相对友好的奉系配合，甚至同意奉系的顾维钧出任驻美公使（南京奉系之间在争取美国款项一事上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利益并为完全一致）。5月31日，广州政府宣称国民革命的最大责任为剿共和反蒋，两者实质上精神一致，共匪祸害实为蒋中正所育成，剿共即讨蒋，讨蒋即剿共；有意利用宁粤对立达到利益最大化的张学良，6月1日因为“重病”住院北平；6月9日，蒋介石以后事嘱托给奉系后，亲自率军南下，以剿共为口实监视震慑广州；6月12日，东北军从奉天派兵三万南下，尽管张作相等人因为东北日本威胁增大反对削减东北防卫力量，从国民党内部的情势判断，这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同外交上不合常规的强硬态度相对应，蒋介石于1930年底开始发起了剿共战役。1930年4月红军已经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中恢复实力，约有红军6-7万，赤卫队10万，以及其他各种游击队。装备大致为步枪4-5万，机关枪数百，火炮百门左右。1930年6月攻打大城市的冒险举动失败后，损失20-30%，到1930年底又有所恢复。虽然看上去不是了不起的军事力量，1931年1月为止的第一次围剿完全失败。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被俘，两个师被歼灭，大量物资被缴获。第十九路军提出的意见书中认为，红军的胜利原因在于军纪的良好和民众的支持。蒋介石此时国民党内部急需政绩战果来获得支持，31年3月就开始部署第二次围剿，5月战斗大规模展开。然而5月29日为止的战斗，国军被歼灭五个师，再度失利，福州震动。列强为了防止共军乘胜进击出动了军舰。6月，蒋介石再度集中三十万兵力，开始第三次围剿。

蒋介石对苏区前后进行了五次围剿，战术风格大不相同。第四次和第五次均采取堡垒战术稳扎稳打，而前三次都采取了长驱直入，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某种意义上剿共上的“左倾盲动主义”战术。从31年国民党四分五裂，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必须要有过硬的战功政绩看来，这实属迫不得已，并非偶然。而蒋介石对苏区的围剿，另有深层含义。期间蒋介石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就表示，

“7月24日早晨，下达了第二次总攻击命令，各路一起进击共匪，8月中应该能够剿灭。然后预定将力量转入讨伐广东。”

然而红军的战斗力超出蒋介石想象。一直到9月初，以卓越的游击战术进行周旋，击破上官云相，韩德勤等部，缴获步枪两万。

1931年夏秋，国民党四分五裂。广东自立为王对抗南京，蒋介石以为作秀的剿共屡战屡败，张学良为趁机捞取华北地区实权不惜同南京翻脸以及削减东北防务力量，这对于日本已经是一种足够的诱惑。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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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八  22
1928年，随着蒋介石重开北伐，半路上遭遇日本出兵，酿成济南惨案。此后随日本加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政策，各界反日浪潮高涨，再不曾低落。如果以现在所谓的理性冷静角度观察，有些部分难以理解。例如共产党领导，受苏联支持的东北抗联前身的一些共产党小股武装，1930年下半年以后逐渐活跃。抗日同时也打击东北的工商界“资产阶级”，为东北工商界人士厌恶，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这些“共匪”后台为日本。考虑到“共匪”同奉系等作战时已经时有靠近中苏边界的根据被击破，同苏联的来往证据被缴获，这实为不可思议的观点。奉系对此采取了利用，顺势进行反日宣传，以此为口实加强政治经济上对日本事实上的限制。日本胡搅蛮缠的能力，有可能利用各种借口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奉系不得不加以防范，也是此“冤案”的重要原因。而根本原因，当然在于中日矛盾的激化。

无论内政外交，南京奉系之间的互不信任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例如南京对英美作出一定妥协的同时，对奉系的对日苏外交指示时而强硬，时而妥协，但基本上都同奉系自己的主张不一致。1930年11月南京批准了葫芦岛港口的建造计划后，12月13日电告张学良将拨款八千万元用以建设三条配套的铁路线。考虑到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这实为巨款，张学良并不相信中央能够有如此能力。但是面对中日关系恶化和日本可能的侵略，东北显然首当其冲，这一点上无论南京奉系都有相同认识。1931年3月，张学良终于同意国民党在东北各省市设立支部，国民党公开活动，反日运动变得更加积极。随着南方政坛巨变，南京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再度有妥协迹象。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引发全民抗日浪潮。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9月20日，共产党发出党团联名檄文，虽然认为九一八事变为日本对苏战争准备，要求东北共产党组织游击战予以坚决抗击；9月22日，在上海召开反日大会，提议组织抗日救国会；26日，提议组织市民义勇军；9月22日北平也有学生组织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明确反对通过国际联盟进行调解，要求立即抗战。国民党方面的行动，奉系以防止事变扩大为由下令不抵抗；9月19日王正廷外交部长对日本提出抗议，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作事变报告，张继吴铁城等对广东发表一致救国通电；蒋介石中止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9月21日返回南京，基本确定首先向国际联盟申诉等外交原则，施肇基宋子文等立刻着手进行；2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强调回避同日军冲突，寄托国际联盟，强化团结，沉着冷静等等；23日，国民党为此设立了“特殊外交委员会”。10月12日在“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发表了如下讲话：

“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国联总会一定会主持公道，为了东亚的和平以及世界和平，不会容忍日本一国的破坏行为。......现在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避免战争，以及一旦陷入战争状态，沉着自重，不要凭一时血气。......我们为了和平的奋斗遭受国难，也必须拥护国际公法。”

根本上南京方面也没有立刻对日开战的意图，而寄希望与基于外交努力达成日本撤军。而列强对此的态度最初相当冷漠。“逃课”那边有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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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九  21
九一八事变产生的另外一个效果，就是结束了宁粤对抗。

1931年9月20日，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广东方面发出通电，呼吁共赴国难。广州一度有“讨蒋即抗日，抗日即讨蒋”的继续对蒋强硬的考虑，在国民一致抗日的呼声中当然无法实行。22日，汪精卫孙科等通过蔡元培张继等人向南京表示了以蒋介石承担责任，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为条件的妥协方案。蒋介石原则上同意了这个方案，双方开始交涉。10月7日在对日本问题上达成一致，对外公布。一方面通过国际联盟等进行外交努力，一方面准备进行经济和军事上的抵抗。10月13日，引发宁粤分流的胡汉民监禁被解除；10月15日，广州方面任命了汪精卫孙科等五人为正式和平代表，北上上海同南京方面会谈。10月27日，双方开始会谈，但是在蒋介石去留以及张学良处分问题上发生分歧，进展不大。此时的张学良仍在期待南京能够获取外交成果，迫使日本撤军，平稳返回东北，为了避免刺激日本按兵不动。但是随着日本反对奉系回归态度明确，英美反应冷淡，国内舆论非难指责，冯阎对关内东北军的排斥等等，张学良反过来不得不有求于蒋介石。同时蒋介石在争取英美资金援助问题上有所进展，都强化了其谈判地位，宁粤互不相让。南京于11月12日到23日，广州于11月18日到12月5日，各自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然而随着日本继续在东北的军事侵略，国际联盟调停的希望落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等等原因，蒋介石终于不得不再次下野。其间在9月28日，发生了抗日学生运动中外交部长王正廷被殴打事件。尽管此后国民党和蒋介石屡次发表公告要求学生理智，蒋介石也接见了学生表示并非依赖而是利用国际联盟进行调停，学生运动一直没有停顿。12月25日，北平的学生团两百名学生闯入南京的国民党部，试图接待的蔡元培陈铭枢被殴打致昏。广州趁机进行广州方面部队北上抗日，被蒋介石阻止等宣传，各地学生上京请愿运动有增无减。

然而实际上据日本方面的观察，广州在事实抗日上，比南京更为消极，实际意图不过是利用时局迫使蒋介石下台，排除张学良势力，对日本则多有妥协。日本驻广东代理领事和驻国际联盟公使重光葵等人都有类似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开始考虑以退为进的策略，11月30日以后开始谈论下野问题，并将顾祝同，熊式辉，刘健群，张治中等心腹安排在要职上，并采取步骤掌握经济实力。12月15日，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职务，但事实上保持军事委员会实权。12月18日，国民政府发出学生运动取缔令；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开幕，蒋介石派系的宋子文孔祥熙，张学良派系的顾维钧王树翰等人均从要职离任，任命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要职基本上落入广州派手中。1932年1月1日，新政府正式上任。

在国民党内讧同时，日本于12月23日开始锦州作战。受到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的冲击，一度在锦州驻扎军队的张学良为了保存实力完全回避同日军作战。广东派掌握权力后的12月25日立刻决定了彻底抗战，电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于12月29日以“28日以来抵抗日军攻击，武器弹药不足继续战斗困难”为由回电，早早进行了放弃锦州的准备。30日中央回电，再次表示体察张学良困难，命令排除万难坚决抵抗；同日张学良通告日本公使馆，希望能够为了保证东北军顺利撤出，日军延缓进驻计划。日本对此当然是不屑一顾，32年1月2日到3日，日军占领锦州。国内舆论对于张学良的非难再度激化，而张学良则极力试图将此非难转向中央，例如指责中央的命令空洞，而不进行实际的武器弹药补给等等。同时，蒋介石的心腹对于广州派并不合作，在汪精卫表示了同蒋介石妥协的意向之后，收到中央政治会议邀请的蒋介石半路停留在杭州，并不奔赴南京。不得已，汪精卫前往杭州同蒋介石会谈，1月21日蒋介石终于回到南京。1月24日，外交部长陈友仁辞职；25日，行政院长孙科辞职，28日，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蒋汪达成妥协。同一天，爆发一二八抗战。然而随着李顿调查团的到来，2月29日蒋介石下令停火，十九路军随即败退。再确认了“强化国防，长期抗日”的基本方针同时，4月12日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再度决定了优先剿共的政策。1931年10月以后，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周恩来张国焘等人先后进入各地苏区，实际上左倾冒险主义再度掌握中共实权，采取的种种“攻势”令国民党感到不安，不可否认也是原因之一。

对于蒋介石而言，此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国民党内部屡次分裂，中央权威不出华中五省，经济状况不乐观等等均非蒋介石复出可以简单解决的问题。1931年自主关税实施后海关税收激增，1931年达到2亿4600万元，超过年度财政收入一半，为28年的3倍。1932年度政府预算海关收入3亿1000万元，其中2亿5000万元为对外公债担保部分，但是由于东北沦丧损失约3000万元，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上海贸易受影响1-4月间损失2000万元（财政部5月报告），财政紧迫的状况并没有缓解。而第四次围剿期间的7月下旬，伴随日军在东北华北的军事行动汪精卫张学良矛盾激化，张学良一度提出同汪精卫同时下野的激烈要求。蒋介石不得不忙于善后，一直到8月下旬才以达到表面上的妥协，再度集中精力于剿共。

虽然如此，毕竟此时蒋介石地位相对稳固，对苏区的围剿可以采取相对稳健策略。1932年3月，蒋介石就任国民军事委员会主席，确定长期抗日方针同时决定积极剿共；6月9日，在庐山召开会议，以剿共为中心探讨包括财政外交在内的重要问题，参加者有何应钦，陈诚，何健，熊式辉，钱大均等人，决定7月1日开始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预计六七两月需要经费3500万元。在此前后蒋汪之间也作了会谈，决定由汪精卫负责对日本外交事务，推进同美国友好关系的同时也应该恢复同苏联邦交等方针。在军事上，第四次围剿最值得注意的是义勇军民团等组织进行公路建设。为了能够实现部队的迅速调动，以及完成堡垒战术，国民党积极推行公路建设。在华中华南为了实施对苏区的围剿，新建的公路里程赵括手头资料不一，大致估计为5-7万公里。考虑到1929年全国公路不过三万四千公里，这个剿共带来的意外成果非同小可。由于国民党缺乏基层党组织，这些工作不得不委托给名为义勇军（民团）的地主武装。而对于这些地主武装，国民党本身都认为难以融入体制下进行有效支配。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党务决议案中就表示，“民众训练未能切实推进，党同民众隔离。今后必须实行各种民主团体同本党的实际联络。”，“下级党组织不健全......不可否认是组织工作的怠慢。”蒋介石对此也有指示，命令各县组织五百名义勇军，由国民政府派出教官提供武器，每五县形成一团，两千五百人，同共军的小部队进行作战。参战兵力约60万中，直接同红军作战的不过20万，其他均负担公路修建经济封锁等任务。为了确保军事行动的顺利，当时公路禁止农民的普通手推车行走，仅仅允许军车和某些机动车通行。

国军步步为营的封锁战术虽然时有失利，也的确给苏区带来了食盐药品缺乏等困难，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对于国军而言，其副作用亦非常明显。红军采取卓越的游击战术进行周旋，何时能够获取胜利还看不到尽头时国军军费开支激增。赵括手头的日方资料有的称耗费超过3亿元。从33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围剿时也发表过讲话宣称这种打法难以支撑三年以上，必须在三年内彻底剿灭共匪，头半年要取得军事胜利，此后要完成对苏区的政治改造看来，军费消耗实际金额虽然不明负担沉重本身并无问题。第四次围剿期间，发生日军进攻热河事件，再次激化抗日舆论，不得不事实上中止一段时间。其间瑞金的中国共产党于32年4月26日对日宣战，但是仍然坚持左倾观点，对日美英蒋汪一视同仁，不加区别。陈诚这样的嫡系将领也曾经召集手下将领联名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集中力量北上抗日，对此中共中央反应冷淡。此后即使是左倾盲动主义者的首脑王明，对这种不冷静也作了反省。对于32年33年的国共两党而言，虽然不能否认某些首脑人物存在抛弃敌对情绪共同抗日构想的可能性，距离实际上的实现，也确实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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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十  22
1932年12月1日，国民政府从洛阳回到南京。12月15日到23日，召开第四届三中全会，讨论当时的各种内政外交政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以剿共为第一要务，对张学良虽然下达了防卫热河的命令，一方面又在极力避免刺激日军。在此前，国际联盟已经以李顿报告等表示了对中日纷争态度仍然暧昧，国内对国际联盟的不信任感增加。蒋介石一面坚持以国际联盟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加强了同英美苏的接触。其中同苏联的恢复邦交工作，引人注目。

自从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苏联领事馆被搜查，包括副领事在内的数名苏联人被枪决后，中苏关系十分不友好。九一八事变前的一系列中日冲突中苏联一度表示了对中国的同情，也被反驳为“狡猾的苏联没有放弃对东北的野心”。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有借助苏联抗日的企图，苏联有借助中国打破列强封锁的意愿，双方关系迅速缓和。1932年12月12日，中苏恢复邦交。然而对于国民党，确认的外交方针仍然是在不刺激日本的范围内，同英美苏等强国合作，推进国内统一。三中全会上广东派等反蒋派别提出了批判国联，排斥日货，保卫热河等对日强硬方案，而国民政府的发言人则对外表示提案未被通过。最后采取了一些妥协方案，表示要彻底抵抗外侮，为此集中全国力量，安定内部，为了发挥民意力量确保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然而同表面上的强硬相反，蒋介石仍然把力量集中于剿共。33年2月13日，日本开始热河作战，国民党内部也产生了相当的抗日主张。蒋介石在剿共抗日之间立场困难，最后以张学良下野汪精卫复归，5月31日同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而告终。

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权已经于1932年4月26日对日本宣战，但是对日美英蒋汪等一视同仁，当然并没有实现可能。32年间又通过了一系列抗日决议，仍然坚持左倾观点，例如在派遣干部奔赴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时就强调要夺取指导权，对当时在东北的由国军发展而来的抗日武装实际上并不信任。但是到了1933年1月以后，随着日军进攻热河，共产党的政策也起了微妙的变化。1933年1月15日，瑞金发表了抗日三原则：1，立刻停止对苏区的进攻；2，保证民主权利，即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的自由，释放政治犯；3，立刻武装民众，创立抗日义勇军。并宣布如果实施此三原则，将同任何抗日武装缔结作战协定，准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虽然声明中仍然将国民党作为帝国主义的羽翼进行指责，其变化引人注目。3，4月，又多次强调上述宣言，对国内舆论造成影响。陈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要求蒋介石考虑停止剿共，北上抗日的问题。虽然并没有实现，国共两党立刻就投入了围剿反围剿的激烈冲突，国共之间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已经有了“星星之火”。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各级党支部发出所谓的“一二六来信”，虽然仍然强调马占山苏炳文等旧军人的对革命的敌视，对日本的妥协可能，要求尽一切可能酿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即使是有一定的动摇性的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作共同斗争。对此在东北，一方面根据这个指示组织了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会，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将原吉林军将领建立的武装以及大刀会等视为土匪的倾向仍然很强烈，为此一直到34年2月都被瑞金反复“敲打”。在这种情况下到34年10月为止，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在共产党的主张下联合，成立了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下辖7个军，另外有一个番号为红32军的共产党游击队在南满活动。33年5月，冯玉祥召集方振武，孙良诚，吉鸿昌（共产党员）等武装在张家口结成察绥抗日同盟军，发表对日抗战回复失地宣言。随着东北抗联以及一些抗日学生的加入，6月份发展为6万大军。然而冯玉祥的部队虽然积极抗日，从本质上还不能完全摆脱反蒋军阀的性质，自然为蒋介石所不容。通过军事讨伐以及收买内部的孙殿英，冯玉祥最后妥协于蒋介石，8月7日取消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下野。继续抵抗的方振武吉鸿昌部9月被击败。共产党此时对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也没有积极评价，并未进行有效援助。

与此同时，民间组织各种抗日团体的风气高涨。1933年3月8日，在上海四川路青年教会组成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加入者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宋庆龄，杨杏佛，胡愈之；反帝反日非战大会的李剑华，陈望道；中华文艺同盟的鲁迅，矛盾，田汉；抗日急进团体的吴迈，中国大众文艺同盟的黎沛华，中共江苏省委员，基督教徒刘有谦，女子参政会的丁玲，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的陈亚夫等等。自救会提倡积极抗日，要求，1，蒋介石亲往前线恢复失地；2，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以及提供军用物资；3，废除《危害民国治罪法》和出版法；4，没收“仇货”（日本商品）等。5月1日，自救会召开悼念抗日义勇军战死者大会，因为对国民政府有所非难，被遣散。此后由于内部意见不同，自救会本身基本上解散，但是抗日运动却伴随着全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发展下去。33年8月，英国劳动党代表马莱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达上海，为召集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做准备。宋庆龄等抗日积极分子为了大会积极奔走，并且试图将共产党代表纳入大会，因为得不到国民政府许可，9月30日以秘密会议的形式召开，有苏区代表参加。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中，赫然就有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大会在谴责了德日法西斯的同时，批判了国民党，要求停止剿共战役。10月12日中共江苏省委对此有以下决议，

“反战反法西斯大会的成功，并非我们任务的结束。......大会成功的经验和教训，大会工作的群众基础，称为全党的迅速战斗动员。趁热打铁全力进行对群众积极性的组织指导，建立各地反战反法西斯分会。应该立刻在工厂，学校，兵营，码头等群众中组织分会小组，同时进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选举运动，选出在首都上海的代表，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完成这个任务，将是对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有力报复。”

仔细品味，这个决议虽然在文字上仍然强调同国民党的斗争，内容上完全是强调对“帝国主义”的反法西斯斗争。至少在共产党的下级基层，对于有组织的抗日运动已经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1933年以后无论国共，对于抗日以及可能的联合，都显示出了一定的灵活性。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包括国共的社会各个方面已经是星星之火，发展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最终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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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十一  21
中日关系紧张，并没有影响到蒋介石的剿共决心。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讲话，再度强调“安内，攘外”；5月8日，蒋介石再度发表演说，以共产党为心腹之患，日本为肌肤之疾：

“日本的总人口不过六千万。即使发动战争，最多能动员六百万人。我们有四亿人的雄厚实力。全国的资源，领土的广大，历史的悠久，文化的创造力，我们都远胜于日本。”

“有些人会问，这种剿共都无法获胜，怎们能抗日，怎么能完成革命任务。我们剿匪军，决不能被这些人嘲笑侮辱轻蔑。再不能让这种轻蔑的言语出现。”

同年7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设立“庐山军官训练团”，强调剿共为“涉及到我党，我国，我们民族生死的问题”。10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剿共大本营强调如今的国内国际局势都不能容忍三年五载地进行剿共，第五次围剿必须要在三年内完成，头半年要夺取军事胜利，击破红军主力，占领江西根据地。1933年10月以后，对于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正式拉开战幕。

对于国民党的动向，共产党方面当然有所防范。32年底到33年初，上海地下党无法维持，王明前往莫斯科，博古等通过各种途径迁入苏区。党务地位上，博古占有最高地位，而在苏区毛泽东的威望远在他人之上。两人的地位微妙，合作并不愉快。对于即将到来的第五次反围剿，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寻机先歼灭弱敌，而博古则坚持出击外线。最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的支持下，博古的主张占了上风。33年，也发生了余飞，孙际名，黄平等中级干部相继被捕叛变事件，蒋介石通过庐山军官训练团训练出来的特工人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共产党进行了渗透，这都影响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其间在1933年11月20日，一二八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军的十九路军因为对剿共兴趣不高等原因，在福州发动反蒋事变，宣布抗日反蒋，11月22日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福建政府发表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实施彻底的民主主义，对重要企业进行国家管制，组织人民武装等等方针。这和共产党宣布的抗日三原则相当符合，很明显表示了同共产党合作的意向。

然而在左倾的错误路线下，共产党并没有对福建事变进行积极的评价（有小范围的接触）。12月13日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反而指责福建政府不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中间派，必然会失败成为反革命等等。在国军的大力进攻下，34年1月底福建事变完全失败，原来对剿共不太热心的福建方面反而成为了中央军的势力范围。福建事变是当时左倾路线下的共产党政策的典型体现，从正面说有一定的联合抗日倾向，反面则是根本上尚缺乏信任。

和进剿的国军相比，红军无论在数量还是装备上都处于绝对劣势，其战斗力根本上在于根据地人民的支持。红军向外的出击行为，实际上抛弃了自己最大的长处，而同强敌硬拼。在解决了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对于苏区的围剿动作加大。34年1月，张学良复归，就任江北三省剿匪副司令；34年1月底，仅江西就修筑了碉堡三千多，动员部队达到百万，其中中央军达到七十万。红军在单纯的消耗战方针下被国军的物质优势压倒，尤其在初期的硝石等战斗中消耗巨大。4月22日筠门岭失陷，29日广昌失陷，败局已定。在此期间的4月17日，日本发表被称为东亚门罗主义的“天羽声明”，再度引起国共双方的巨大反响。国民政府立刻发表反驳，表示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但是仍然极力避免同日本的关系恶化。蒋介石，汪精卫，黄郭在南昌商议后，决定保留满洲国承认问题，促进中日友好，决定了满洲同本土的邮政铁路国境通行管理等方针，具体措施委托给黄郭同日方商榷。宋庆龄等组织的“中华民族自卫委员会”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提倡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对日作战宣言中提出，第一批判张学良汤玉麟等人的不抵抗主义；第二排除对国际联盟的幻想；第三排除现在实行亲日政策的卖国贼；第四排除没有真正抗日意图的“建设救国”主义；第五排除对于日本近代军事技术的畏惧，号召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力的出力，一切为抗战。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中则提出，1，全陆海军三百万总动员；2，组织千百万的抗日民众义勇军；3，武装全体人民；4，没收总额为二十亿日元的日本在华财产；5，没收卖国贼财产；6，联合朝鲜蒙古等被日本压迫民族等等。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章乃器等一千八百人在上面签名。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北上抗日宣言，并于7月15日派遣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强调直接同日军作战。8月14日，中共中央对北方各支部发出指示，对日基本纲领中已经缓和了共产主义的种种主张。

毫无疑问，北上抗日先遣队也是为了长征的准备工作，确实起到了分散国民党注意力的效果。10月15日晚，红军开始长征，10月21日突破第一道封锁线，11月初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国军终于察觉了红军的真实动向。11月10日，瑞金被国军攻陷，11月中下旬，红军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长征初期，红军并没有明确目标，在且战且走中屡遭国军打击，苦战中兵力损失大半。

对于蒋介石而言，第五次围剿取得了相当成功。国内的舆论都期待能够对日采取积极政策。但是蒋介石仍然以复兴建设为第一要务，认为抗日为时尚早。蒋介石的建设，一方面为抗战作准备，一方面为了巩固国民党的基础。1934年2月19日，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已经有获胜把握的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开展“新生活运动”的演说，强调国家的发展基础在于知识和道德，德国日本等的斯巴达式训练有借鉴之处，古圣人的“礼仪廉耻”也适用于现在等等。汪精卫也在3月17日在南京主持了新生活运动的开幕典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随即决定8月27日为孔子诞辰。新生活运动在禁烟和民族主义方面对社会各阶层引起共鸣，在全国都市内开展，但是在复古的儒家学说上遭到新知识阶层的批判，35年初就无法持续下去。

“新生活运动”的同时，蒋介石开始调整对日本邦交。34年夏天，满洲同华北的交通再次开通；7月3日开始实施所谓“亲日关税”。7月，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中首先表示日本军事力量强大，三天之内就可以占领广东，重庆，成都等沿岸都市，不具备同现代国家作战条件的中国现在奋起抵抗为自杀行为。然而蒋介石的眼光在于日本的对手不仅仅是中国，陆军包括苏联，海军对付英美，大战中日本确定会失败。那时候是“最好的机会”，“民族复兴的最好的机会”。因此现在事实上被日本军事力量压迫的中国，不刺激日本的前提下发展军备十分困难，最好的国防方针在于首先培养不屈的精神，然后构筑堡垒准备长期作战：

“三年守不了就守一个月，一个月守不了也要死守一星期。我们现在并没有十分的胜利希望，然而可以进行最顽强的抵抗。我们即使不能战胜敌人，也要让敌人为胜利付出最大代价。......如果这样，我们确信从开战到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如果采取这样的战术，他们占领我们一个省花费一个月，18个省至少需要18个月。这十八个月间国际局势不会没有变化。”

这就是万一中国同日本单独开战后蒋介石的战略，确信日本在国际大战中不会是最后的赢家。（7月24日演说）

1934年12月，在这种“长期抗战”的方针下，满华通邮协定，满华通商协定成立。12月，国民政府外交部事实上的机关杂志《外交评论》上发表了《是敌是友？- 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作者徐道邻，有说法说是蒋介石口述，陈布雷整理，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论文的第一页开门见山，认为日本人根本不是我们的敌人，最终中日有必要携手。这至少表明此时的国民政府，外交方面对于日本尚抱有一定幻想。某种意义上，1933年6月份中美之间成立金额为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因为种种原因实际上提供了不到两千万，以及九一八以后对于国际联盟进行的申诉成果极为有限，对国民政府都有所触动，对英美的某种不信任也是对日幻想的原因之一。《外交评论》上另有许哲欣发表的论文，认为英国经济困难，而且有印度的问题；美国处在经济危机中，对华援助和对日政策都不会非常积极。同一篇论文中还提到将来的远东大战，要么是日苏冲突，然后英美加入；要么是日美冲突，英苏加入。中国应该采取不同任何国家结盟的态度，视列强的关系灵活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晚到来的判断下，国民政府应该极力避免卷入战争，因此不应同特定的国家结盟，首先为国内建设争取经济援助。应该维持同大战到来后侵略中国可能性最大的日本之友好关系，极力避免中日战争的到来，拖延其发生。这虽然不能认为是对日本的彻底妥协，很显然也没有坚决抗战的意味。1935年2月27日，停止排日，排日货的提案在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排日教科书也被改订。

这里加一句赵括的看法。看到日本方面对此的评价，赵括实在感到丧气。赵括虽然没有理由对六十年前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幸灾乐祸，即使是国民党执政，也不得不承认，在大家大打出手乱打一气的时代，抱有这种总是指望他人先打起来，自己不劳而获的想法的国家，也确实难逃第一个挨揍的下场。对于这种“友好”表示，日本方面即使是对华“妥协”的广田弘毅外相，也是不屑一顾。华北的一系列冲突中国民政府诉诸于外交手段，广田外相对此的反应是“这是地方事务，应该由华北方面和关东军协商解决”。蒋介石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判断基本上还是准确的，就是有一点他没有看透，自从19世纪70年代日本强行侵占琉球王国后，到后来的甲午战争二十一条乃至九一八事变，日本的近代化就是以中国为代价的，每到危机关头都会拿中国开刀，意志之坚定并非中国单方面躲避就可以躲得过去。而最后关头缺乏以武力保卫国家的气魄，其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抵抗终究将化为泡影。奉系就是前车之鉴。

Jinan90

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十二  21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的红军，34年底到35年初为极端困难的一段时间。根据地的缺乏，对于将来也没有确定方针，在国军的追击下不断缩减。毛泽东后来对这一段作了回顾：“结果除了陕甘宁以外的根据地全部丢失，红军从三十万减少到数万，共产党员从三十万减少到数万，国统区的党组织基本上全部被破坏。”作为中国共产党政策转换的第一步，就是所谓的“八一宣言”。

长征途中的红军实力，共产国际公布的数字是红军48万，赤卫队百万，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而红军的真实实力，日本资料估计的比国内通用的数字有所出入，例如中央红军出发时估计为六万，留守根据地的游击队估计为三万。到长征后期，估计为红一方面军2-3万，红四方面军三万，红二方面军2万，南方游击队五千到一万。和国内常用的数字对比，红四方面军的人数低得多。另外有王明康生等干部在莫斯科。1935年1月13日，中央红军攻克遵义，在此休整10天左右，召开了被称为“遵义会议”的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判了福建事变中的消极态度，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术失误，长征途中未能活用各种战术等等错误，博古李德作为最高领导被追究责任。作为结果，毛泽东回到了军事和党务的最高领导职位上。然而遵义会议本身仅仅是跟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的领导干部出席的政治局会议，莫斯科的王明，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等人对此的态度，当时还是悬念。从种种迹象看，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保持有微弱的联系，而同莫斯科基本上没有联系，莫斯科方面对遵义会议一无所知。而至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地位，王明占有最高地位。8月的共产国际大会选举了王明，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为十九名干部委员中的一人。王明张国焘等干部对于遵义会议的决定是否会简单赞同，留有悬念。

随着红军的长征，蒋介石亲自奔赴重庆贵州等地指挥剿共。由于兼有削藩意图，引起地方诸侯反感，不愿意同中央军协调步调。同时红军为了躲避国军的追击，专门挑选鞭长莫及的艰难地形行走，追击而来的国军也并不轻松。红军到达各地，实行土地改革，打倒为民众愤恨的保守地主，对少数民族采取平等的友好态度，竭力争取民众支持，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优势。结果，追击而来的国军并未能达到歼灭红军的目的。35年6月16日，红一方面军在四川省的懋功地区成功会师，此时日方资料称红一方面军一万人，红四方面军三万（如果包括赤卫队，五万）。

6月24日，红军主力到达两河口，此时毛泽东同张国焘的矛盾表面化。同毛泽东主张北上，同陕甘红军会师后奔赴抗日前线的主张相反，张国焘主张南下到四川西康边境建立根据地。7月中旬，红军到达毛儿盖后再度进行了激烈检讨，八一宣言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很显然采取了毛泽东的北上主张。红军主力于8月中旬继续北上。然而不久后红军发生分裂，西路军南下，仅有中央红军一万人继续北上，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干部。此后张国焘自称中央，细节虽然不明，此时的共产党也没有积极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

此时在政治上最为活跃的，是在莫斯科的王明等中共代表。得益于苏联方面的情报，他们在莫斯科比较了解世界形势，分析从中国送来的各方面消息，此时也恢复了同毛泽东的联系，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方案。“八一宣言”更应该视为毛泽东等党中央同莫斯科的王明合作的成果。“八一宣言”中首先表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经发展到要求国民党解散蓝衣社（军统前身）等机关的地步，对此“南京卖国政府”步步屈服，因此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危机关头。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停止内战，团结一切政党，即使过去现在政见不一致，各界同胞，即使意见利害不同，各方军队，即使过去现在有敌对行为，进行神圣的抗战。作为具体方案，各种抗日义勇军联合成为统一的抗日联军，一切的政党，派别，团第，地方军政机关都应该团结，树立国防政府。很显然，这个方案具有欧洲的人民阵线意味，而且将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上层人士作为地主大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各种方针亦不具体，但是共产党第一次明确号召全面停止内战，呼吁建立包括“国民党以及蓝衣社内部具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仍然是政策上的一大变革，具有重大意义。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7月25日 - 8月20日）上，王明于8月7日发表了演说：

“一，现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问题，不是第一位的问题，而是决定性的重要问题；二，因此共产党在动员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的问题上，必须采取反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战术；三，当然过去中共也采取过反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战术，福建事变等先例看不能贯彻，并不成功；四，今后要理解新的方法，必须要达成八一宣言中明确的目标；五，因此应该改变对于小地主和富农的政策，以实际行动重新评价革命家孙中山；六，这样的战术在中国苏维埃势力扩大的今天，已经成为可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指导能力，也已经可以确保。”

上述主张被共产国际全面接受，成为此后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

八一宣言以及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通过各种方式传达给了各地的共产党员，引起巨大反响。10月12日，东北抗联发出联名抗日通电，以过去互相敌视的共产党武装和其他派系义勇军在抗联的联合指挥下发挥巨大战斗力的事例，号召力可组织抗日联合军和国防政府。这份通电同时发给了南京的政府主席林森，总司令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同八一宣言中对蒋介石等国民党上层人士仍有排斥倾向相比，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11月28日，红军干部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表示赞同抗联通电内容，重复八一宣言中的主张，号召力可召集各方代表进行协商，最短期间内召开抗日军人大会，组织抗日联合军。通电的对象除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以外，包括了蒋介石，陈济棠，白崇禧，张学良，何健等国民党的最高将领。此时的共产党政治纲领中仍然有不少对蒋介石的职责，各部分之间也有互相矛盾不一致的地方，整体上已经以八一宣言为基调，开始了向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向转变。对于中国政局，造成了巨大影响。

1935年，中日关系已经极端紧张。6月10日的何梅协定，6月27日的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的签署，不但迫使国民党和中央军退出了华北，平津人事安排被日本插手，对中国的抗日舆论造成巨大影响。其间中国曾经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被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以“这是当地驻军应该处理的问题”为由拒绝，对于日本方面的“友好”人士几乎彻底失望。何梅协定对于国民党，也是无法忍受的屈辱协定，对日政策再度强硬。期间伴随着国民政府的币值改革以及日本的所谓“冀东特殊贸易”的走私活动，双方敌对无法缓解。蒋介石将对日外交委托给汪精卫，自己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紧对红军围剿，引起国民政府内部相当不满。此时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已经完全掌握党务。按照当时日本方面的观察，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及候补委员共170名中，蒋系将近110名，占绝对多数，因此矛头并未指向蒋介石本人，而是指向了对汪精卫何应钦等人的软弱外交。8月7日，提出了对外交部的不信任案，汪精卫一度提出辞职。而蒋介石此时仍在寄希望于汪精卫能够在同日本的外交中获取成果，对其进行了慰留，中央政治会议也否决了不信任案。10月2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就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副司令，对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采取围剿态势。11月1日，汪精卫在参加第四届六中全会时遇刺。蒋介石在11月19日仍然发表演说，强调不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等构想。东三省沦丧，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的签署，已经超越国家主权忍耐的限度，对此蒋介石当然一清二楚。此时蒋介石仍然在考虑首先在列强的协调下完成国家建设，通过和平的外交手段恢复国家主权，要求中国民众忍耐，抗日态度对日本军方是一种刺激，严厉禁止。然而一方面不刺激日本，一方面又要完成国家建设，实际上不可能。尤其在经济上，财政金融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始终困扰着国民政府。各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紧迫，终于迫使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3日下定决心，断然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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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十三  26
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1932年下半年以来，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物价低落，工商业衰退，贸易不景气。1931年当时的对外贸易总额36亿元，1934年跌落到15亿元，为1920年以来最低。以此为基础的关税收入减少，不得不提高税率，并实施对米麦等新关税，波及大众。第五次反围剿涉及到的军费开支以及苏区的改造费用，给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单纯依靠海关关税税率的变更已经无法支撑。

这里顺便说一点国民政府对外交涉中的猫腻。表面上国民政府在同各国签订的条约中都收回了租界，领事裁判权，海关税率自主等，实际上确实如日本方面观察，具体实施中巧妙地满足了列强的要求。例如1928年10月同比利时签订的条约中确定了原则上要收回领事裁判权，备忘录中又规定在拥有领事裁判权的各国，半数以上放弃的情况下才生效；回收天津比利时租界的同时又将同样地区“租”给了比利时，租金为每亩一年1元。当时天津附近农田每亩地价15-20元，每年要交纳地租5-6元，天津市内的繁华地段每亩地价3000-4000元，每亩每年租金1元，这个“生意头脑”实在是好得很了。海关税率自主方面，以1930年签订的中日关税条约为例，日方承认中方税率自主，代价是日本享有贸易最惠国待遇，日本指定的某些商品要采取低关税，段祺瑞时代签订的西原借款尚无担保，要以中方税收进行担保，实际上承认了西原借款。根据1930年初华北棉商请愿团请愿时数据进行估算，一包（480磅）华北产棉售价31-32元，其中超过11元为税款，约1/3；而当时海关关税对于从印度进口的棉花，税率仅为5%，享有最高税率的烟酒等奢侈品不过27.5%。国民政府采取自主关税后奢侈品达到120-150%左右，一般商品仍然停留在7.5%的水平上。对于国民政府的经济恶化，能够采取的唯有增税和借债。对烟草，火柴，水泥等增收统税，并修改盐税制度；1933年10月，“进退两难”（孔祥熙）的情况下发行了一亿元关税库券，此后每年成为惯例。国民政府的负债总额，当然年年上升。

1934年8月9日，美国公布了《购银法》，规定美国政府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的白银价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把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的比重增加到1/4 。这对身为银本位大国的中国经济造成了直接冲击。当时中国银元的成色为71.5％，含银量为0.7555盎司，一银元合 0.34美元，折算起来每盎司白银＝0.449美元，因此当世界银价超过这个值时，就意味着银元有被熔化成白银出售的危险，其结果自然是银元的流通量减少。美国的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世界银价的飞涨，从1934年年初的每盎司0.35美元涨至10月份的0.55美元，到1935年4月一度涨至0.81美元，其结果正如中国银行家和经济学者所预料的那样，作为中国通货的白银大量外流，银行银根吃紧，市场萧条，商家纷纷破产。10月15日，国民政府提高银出口关税，并采取其他措施抑制白银外流，然而鉴于国民政府脆弱的控制能力，效果甚微。根据中国银行1934年度的报告，上海的各银行所有白银从六亿两千万元跌落到三亿四千五百万元，全中国估计有六分之一以上的白银（16亿）一年间外流。上海倒闭的工商业企业，1934年510家，1935年1065家，贸易出口跌落到1920年以来的最低值。美国的购银政策对于中国脆弱的财政为落井下石，无法容忍。购银法案在中国引起的波折，细节请参照下面一篇文章，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3433

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自然危及各种不平等条约下贷款的偿还能力。对此，涉及中国利益最为深切的英国亦无法坐视。1935年，英国代表里斯-劳斯途径美国日本来华。在同日本滞留期间，里斯-劳斯会见了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外务次官重光葵等，提出促使中国承认满洲国安定时局，满洲国成立前中国负担的内外债中合适的比例，以及满洲国税收中一定比例总额大约一百万英镑提供给中国作为偿还各种不平等条约债务的资金。总之，以满洲国负担过去中国债务一部分换取中国对满洲国的承认。对此日本的态度当然是不屑一顾。里斯-劳斯随即来到中国，访问各界政要后国民政府突然在11月4日宣布开始实行货币改革，以一元兑换1先令2.5便士的币值发行法币，禁止现银流通等等。其中虽然遭到日本方面的极力阻挠破坏，法币的发行意外顺利，事实上大大推进了全国的经济统一。以此为背景，国民政府开始整理内外公债。1936年2月，发行了14亿6千万元的统一公债，整理过去公债中利息过高部分；并发行了3亿4千万元的复兴公债。法币的发行，终于使得中国走上了现代化金融财政的道路。虽然各地诸侯日本军方均有对抗破坏行为，至少在当时的舆论界好评如潮。

这里谈一点我对硬通货的粗浅理解。中国历史上最为通行的货币是铜钱，明朝以后转为白银。硬通货最大的问题在于本身是贵金属，具有价值。一旦贵金属本身价值超过币值，就无法避免被溶化的可能性，历朝历代对此严刑禁止但均束手无策。安史之乱后唐朝实行了两税法，原则上以钱币征收税收。因为当时化铜钱铸造有利可图，有最大利润可以达到3.6倍的记载，市场流通铜钱迅速减少，造成通货紧缩，所谓“钱贵物贱”，物价低落。对于一般农民总是要产出农产品到市场上出售后才能获取铜钱交付税收，实际负担上升。780年唐朝实施两税法后不过二三十年间，粮食价格下跌超过1/2，绢麻等下跌约2/3，如果照本宣科地以铜钱收税，农民实际负担达到原来的两三倍，自然要造成社会不稳定。此后中国税收一直在钱物之间摇摆，不过是硬通货本身矛盾无法克服的一个反映。某种意义上，由美国《购银法》引起的这一轮白银危机，算得上是中国的最后一个硬通货本身矛盾难以克服的案例。当然纸币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容易被伪造以及滥发引起通货膨胀。天下到底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啊。

法币发行前后对于中国政坛的最大影响，在于加深了对英美的信任，引发了日本的华北分离工作。由美国《购银法》引发的经济危机中，为了寻求解脱办法保留外来援助的一切可能，也是国民党仍然同日本抱有一定程度的妥协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币发行后得到英美支持，国民党内部英美派势力上升，亲日势力衰退。亲日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被暗杀。但是双方的对立并不绝对，毕竟当时对于蒋介石而言，最大的问题还是剿共，也没有激化同日本矛盾，立刻开战的意图。1935年11月12日-23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新的中央执行监察委员，最显著的变化在于蓝衣社和军方人士大幅度当选。国民党内部已经没有势力可以挑战蒋介石权威。12月初，蒋介石开始兼任行政院长。

虽然当时的国民党内部从政治军事两方面都还算不上事实上的统一，法币的发行为中国的经济统一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自然要遭受日本的敌视。日本随之加紧了对华北地区的分离工作。11月14日，迫于日本压力殷汝耕号称率领通州地区二十五县四百万人民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宋哲元的动摇倾向也十分明显。12月3日，何应钦北上同宋哲元会谈，同日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决定采取行动阻止伪自治运动；8日何应钦屈服于日本压力，决定树立以防共自治为主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9日，爆发一二九运动；12月11日，何应钦的方案得到南京行政院会议批准，宋哲元，万福麟等为委员，管辖冀察两省和平津的自治政权成立；12月16日，再度爆发三万人的学生游行，并有数万群众参加，坚决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设立；国民政府被迫推迟原定计划，12月30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方才事实上成立。倾向于国民政府的《北京晨报》发表文章，指责日本从来无视中国民众力量，而中国国民现在已经不是飞机大炮能够压服的了。1936年1月，平津的学生组织了南下的宣传队，积极下乡，运动扩大到全国各地各阶层。杭州，南京，广东，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学生纷起。不仅城市工人，农民也加入到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尽管国民政府发布了戒严令，学生的抗日运动仍然争取到了包括知识分子，工商业人士，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支持。马相伯等上海文化人，积极呼应学生运动。12月12日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表示如今锐意组织民众同敌人作决死斗争，是中华民族唯一出路。35年12月21日，何香凝，史良等人组织了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28日，马相伯，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郑振铎，陶知行等三百余人发表宣言，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月15，16日，蒋介石接见各地上京学生代表，极力陈述现在外交手段尚未绝望，希望不要为共产主义分子利用，言辞间指责救国会运动同共产党有暗中往来；2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治安维持紧急办法》，强化对学生运动的限制，遭到上海救国联合会的批判。3月，上海救国联合会发表对时局宣言，指责南京政府事实上承认了除伪满洲国承认以外的“广田三原则”，论述发动全国民众力量抗日救国；即使是持反共观点的胡适，也在4月8日发表文章，认为日本以防共为口实进行对中国的侵略，反而增加了民众对于共产党的同情，要求取消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等，禁止伪自治运动。亲日论调逐渐消失，各方面议论都已经不惜对日本一战。抱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树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要求的赴京请愿运动有组织地发展起来，以5月31日全国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为标志，达到顶点。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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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十四    27
对于一二九运动，共产党方面当然没有旁观。此时陕北根据地基本上已经稳固，共产党对日本的政策也越来越积极。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中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1935年12月在陕北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所谓的“十二月决议”，认为现在日本正在积极准备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招致现在政治局势的根本变化，如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空前紧张，国内一部分的资产阶级，富农，小地主以及一部分军阀对于现在开展的民族运动抱有同情，或者有参加可能。在此新时期应当缓和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的政策，结成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预想到了资产阶级的参加，这同共产国际的人民战线构思有所差别。12月27日毛泽东的报告中，明确将共产党构想中的人民共和国参政权赋予了包括工农知识分子以及抗日军人和小资产阶级。对于富农，小地主以及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在不进行封建榨取的前提下，排除出了财产没收以及革命的范围之外。在共产党的口号中，逐渐放弃了“工农苏维埃”等措辞，共产党的组织也对一般抗日分子开放。虽然在36年中对于党团开放问题以过头为由进行了修正，1935年底共产党对于抗日的热情，可见一斑。

然而此时共产党对于蒋介石，仍然抱有敌意。其根本思考方法在于推进蓝衣社以及国民党中下层党员中的抗日运动，孤立蒋介石为首的对日妥协分子，并予以打倒。毛泽东12月27日的报告中也断言蒋介石为首的买办阶层不会采取抗日措施。虽然共产党已经显示了联合抗日的热情，仍然存在不同蒋介石合作的界限。

随着1936年国际局势变化，英美苏等国都采取了同蒋介石接触的政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也已经相当稳定，共产党也不能无视此种变化，政策也从“反蒋抗日”逐渐走向“联蒋抗日”。最初论述同蒋介石合作可能性的，并非陕北的毛泽东，而是莫斯科的王明。在35年12月底，王明发表的文章中已经主张联合蒋介石以及其指挥下的军队进行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当然无法否认的是，这带有共产国际指示的烙印。共产国际内部对于蒋介石的看法仍然不统一，但是基本上已经在考虑同蒋介石合作的必要性。1935年10月25日，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其总则的第三条就规定研究宣传中苏文化的同时，促进两国两党关系。11月5日，发表了对苏联国庆节的祝贺；11月19日，在国民党内部播放了苏联电影，观众不少是国民党机关人员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36年1月11日-18日，进行了苏联版画展览。对于中苏文化协会，国民党要人多有支持。会长为立法院长孙科，名誉会长为监察院长于右任，蔡元培陈立夫等人也是会员。35年以后中苏关系进展顺利，对于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没有影响。蒋介石在日后的回忆中也承认当日方发表“广田三原则”时，认为应该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屡次安排外交部长张群同苏联大使博格莫罗夫会谈，探讨中苏两国合作维持和平的方法。虽然由于中东路战争问题，外蒙古问题，以及多年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等原因，国民党内部对于苏联的不信任感还相当强烈，但是两者间合作的可能性已经产生。莫斯科的王明在此时机发表文章表示“联蒋抗日”的意图，并非空穴来风。

然而对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而言，一方面要对付国民党的军事压力，接受“联蒋抗日”当然非常困难。1936年2月17日，红军两万人在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的指挥下开始东征；2月21日发表东征宣言，明确此次东征目的为前往河北前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对日妥协的蒋介石，可见尚没有接受“联蒋抗日”构想。红军正面的阎锡山张学良虽然拥兵数万，数量上占有压倒优势，东北军对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共鸣，红军也采取了专门攻击阎锡山部队的战法。阎锡山部队不仅质量上不是红军对手，对于红军没有战斗意志的部队也为数不少，屡战屡败一个月间就丢失了1/3的山西省。在此情况下阎锡山仍然拒绝中央军进驻，仅仅要求军费和弹药补给。蒋介石当然则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完成山西的中央化，命令曾为晋军现在听命于中央的商震两个师一个旅出动，后面跟随了陈诚指挥的七个师，3月7日进入山西，8日开始双方激战十余日。

对于毛泽东，此时也已经认识到蒋介石实力雄厚，短时间内无法打倒，3月10日在呼吁阎锡山同共产党合作抗日时，措辞中已经不见“反蒋”字样，而改为“反汉奸”。共产国际的机关杂志上也发表了毛泽东的谈话：

“如果蒋介石以及其他的一切军队中止对于红军的敌对行为，中国苏维埃政府将立刻命令红军停止对于蒋介石以及其他军队的敌对行为。红军将同以前的敌对军队一起全力进行抗日战争，履行中国人民以及学生运动的希望。”

3月22日，攻入山西的红军开始撤退，5月初全部退出山西境内。5月5日，临时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别名《回师通电》）中，表示希望在一个月内达成同红军的对手停战协议。当然，这个建议完全被蒋介石无视，并没有达成国共合作的实际效果。但是共产党的一系列政策转变，对于政治时局造成巨大影响，救国联合会等抗日团体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共产党员的身影。5月，日本增强在华北驻军，中日关系火上浇油。

36年，蒋介石开始布置对苏区的第六次围剿。5月12日，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留下“反共，反日，反独裁”的遗嘱后病逝。所谓的反独裁，明显是针对5月5日公布的强化蒋介石权利的宪法草案。6月2日，桂系在抗日以及遵循胡汉民“反独裁”口号的下发动“抗日反蒋”通电。然而桂系的实际行为不过是军阀的继续，抗日不过是口实。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舆论氛围下相当没有号召力。蒋介石随即决定了军事解决的强硬方针，但是最终和两广方面达成妥协，桂系屈服告终。蒋介石的个人权威达到顶点。

1936年7月15日，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四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知行发表“团结御侮的若干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之宣言，主张建立长期联合战线，要求国共为首的各界，

1，承认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

2，同红军停战，共同抗日；

对于共产党，在赞成八一宣言主旨的基础上，

1，停止对于中央军的袭击，方便国共议和；

2，红军占领地区，对富农，地主，商人采取宽容态度；

3，尽量采取措施缓和城市的劳资冲突。

8月10日，毛泽东即作出公开答复，

1，表示在中央军不进攻红军以及不妨碍抗日运动的情况下，决不攻击中央军及其他武装；

2, 苏区内的富农地主商人的保护问题上，已经将选举权被选举权扩大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小工商业者；

3，积极参加抗日的军官地主，停止没收所有地和财产。

对于南方游击队，尚未能实行八一宣言以来的各种和解政策，以尚未传达到以及当地国军镇压激烈进行辩护，切望停止对游击队的讨伐行为，游击队也将停止游击行动。并且提出欢迎各界人士前往陕北苏区，保证人身财产安全。共产党的这种表态，当然博得了四领袖的好感。然而作为现实问题，共产党成立以来争取民众支持最大的武器在于其土地政策，如何在保证上述表态的同时能够积继续维持农民支持，是个相当现实的问题。共产党内部也进行了激烈争论。7月22日发表了有关土地政策的指示，表面上作了让步，实际上仍然“内容革命”（章乃器语），双方观点仍有距离。在此后发给蒋介石的八月来信，以及共产党内部的九月决议中，虽然对“蒋委员长”仍然有不满情绪，均表示抗战无法避免，而此时蒋介石的措施同此前对比已经有所进步等等。联蒋抗日的表述已经相当充分。

对于国民党而言，虽然没有接受上述主张，也已经意识到中日战争难以避免，开始明目张胆地扩军备战，毫不忌讳刺激日本。10月22日，发动对苏区的第六次围剿；11月12日，发生绥远事件，傅作义击败受关东军支持的德王伪内蒙政权军队；11月17日，蒋介石飞往太原，一方面同阎锡山商谈剿共事宜，一方面对付傅作义进行嘉奖激励。此时在陕北，东北军和西北军对于剿共已经毫无热情，冷眼旁观中央军孤军作战。大约在36年春，东北军西北军开始了同共产党的秘密接触，从共产国际返回的王炳南被杨虎城任命为国民党西北地方和平委员。此时蒋介石对张学良施加压力要求积极剿共，再度引发国内舆论非难。11月23日，沈钧儒等七君子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此时国民还沉浸于绥远事变中“日军并不可怕”的喜悦中，对国民党的如此举动完全不能理解。12月3日，蒋介石从洛阳飞赴西安，亲自督战，要求三个月内剿灭红军。以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为契机，西安连日爆发学生游行，人数达到数万，甚至有冲击张学良官邸蒋介石行营进行请愿之举动。张学良此时已经完全没有剿共热情，连日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抗日，均被拒绝。张学良杨虎城断然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本来是国军预计下达统一进剿陕北苏区动员令的日期，爆发西安事变。

Jinan90

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十五 完  48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断然实行“兵谏”，监禁蒋介石，爆发西安事变。

1935年10月，张学良奉命率领东北军驻防西北，负责剿共。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以后，东北军对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一定共鸣，尤其是下层官兵对于抗日夺回东三省愿望强烈。张学良等高级将领对于剿共战中遭受的损失，均被蒋介石以各种借口拒绝补充，部队取消番号等感到不安，中央对于东北军的军费也不充分，逐渐造成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对于被俘虏的东北军官兵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介绍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新政策，展示苏区的种种实情后释放。作为九一八事变后的焦点人物，对于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当时国内记者都有所观察。张学良也曾经对于国际联盟“主持正义”抵抗强权抱有过信心，但是均以失败告终。此时东北军官兵被不断释放，他了解到共产党的政策变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热情以及红军的组织训练等后，相当震撼。大约在1936年春天，开始了同周恩来的秘密接触。1936年8月10日，张学良同周恩来在延安密会，商讨“联蒋抗日”问题。此后红军同东北军事实上停战，两军互相交流，逐渐为世人所知。10月15日前后，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红军力量增强。但是在准备对付国军围剿的同时，共产党仍然下达了不愿意同国军再度爆发激战，以最小限度的自卫为原则的指示。

蒋介石的第六次剿共战役部署，对于张学良的立场当然是个严重的问题，10月底在西安军事会议上张学良对此作了激烈抵抗。然而11月中旬中央军出动，进退两难的张学良于11月27日致函蒋介石，表示除非进行一定限度的抗战，否则对东北军无力控制。蒋介石12月3日在洛阳听取了张学良申诉后，12月4日亲赴西安，连日召开会议强调剿共的重要性，12月10日下令三个月以内完成对苏区的围剿。张学良感到此时如果进行顽抗，有被解除兵权的危险，12月11日晚上联手杨虎城断然发动兵变，12日清晨逮捕并软禁蒋介石，晚向全国发出通电，保证蒋介石生命安全同时提出八项抗日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采纳各党派意见，共同担负救国责任；

2，停止一切内战；

3，释放在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4，释放政治犯；

5，民众爱国运动自由；

6，保障人民机会结社自由；

7，实行总理遗嘱；

8，立刻召开救国会议。

除去第七项外，同共产党主张类似。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是否已经同共产党协商过，自然众说纷纭。但是从现在的资料看，尚无法肯定事先已经通告中共。例如第二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表示，西安事变对中共完全是突发事件；张国焘等党内干部有过趁此机会出击潼关击破中央军的主张，明显同张杨的主张相违背；当时日德防共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对此过于敏感的苏联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认为是德日汪精卫的法西斯阴谋。各种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西安，尽管遭受监禁蒋介石态度强硬，东北军内部也有相当势力要求处死蒋介石，这对于张学良当然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对于张学良，各种舆论也多有指责。例如东北青年学社，中苏文化协会等等联名发表通电，拥护蒋介石；绥远前线的傅作义汤恩伯等将领也要求释放蒋介石，认为张学良的举动乱国纪，招致友邦嘲笑，破坏抗日战线，阻碍复兴之路。12日晚，南京召开国民党首脑联席会议，决定讨伐张学良，任命了何应钦为总司令，下达了15个师的动员令，决定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阎锡山宋哲元余汉谋等各地将领也陆续发表通电，支持蒋介石。处境艰难的张学良于13，14日邀请中共干部前来西安，14，15日共产党连日召开会议，探讨对应方针。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秦邦宪）等干部乘专机前往西安，同张学良会谈。16日，南京政府发动讨伐张学良的军事行动，轰炸渭南华县等地。尽管如此，各界主张仍然逐渐转变到政治解决，避免内战的呼声上。当时苏联方面也在考虑德日防共同盟事项，15日电告中共中央劝告和平解决。此间蒋介石同周恩来以及南京方面代表等人举行了会谈，也表现了一定的放弃强硬立场的姿态。宋子文宋美龄等国民党要人也准备飞赴西安进行周旋。17日，蒋介石写亲笔信给何应钦，要求中止讨伐行为，18日战斗中止。19日，已经确定和平解决方针的中共中央通电南京西安以及全国各界，提出：

1，南京西安方面的军队以潼关为边界，和平解决前不越界；

2，南京立刻召开和平会议，邀请除南京西安当事者的各党派各界各军代表参加（中共代表也参加）；

3，和平会议以反内战一致抗日为基础，讨论抗日救国以及“蒋介石先生”的处理问题；

4，会议地点在南京。

共产党的这四项主张并没有得到南京西安的允诺，但是强烈促进了和平解决的动向。20日，宋子文飞赴西安劝说蒋介石，21日返回南京同孔祥熙，何应钦，冯玉祥等人协商，22日同宋美龄一同再次飞赴西安。民间呼吁保证蒋介石生还的声音也高涨起来。在此情况下，南京西安均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25日蒋介石返回洛阳，26日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返回南京。26日，公开发表了蒋介石于24日对张杨的“训词”，内容虽然对张杨的举动有一定的“以大局为重”之称赞，缺乏实际意义。28日毛泽东发表声明，认为蒋介石26日的声明不能满足民众要求，同日蒋介石引咎辞职，被南京政府“慰留”，并同意了他休养一个月的请求。31日，张学良被军法会议处以十年监禁的判决，37年1月4日蒋介石的请求下被特赦，此后一直处于软禁状态，杨虎城下野出国。1月6日，西安剿匪总司令部被撤销。对此处置抱有不满的东北军于2月2日发动反叛，5日被镇压，8日，中央军进入西安。此后东北军西北军逐渐被中央军分化瓦解。西安事变彻底落幕。

西安事变本身而言，改变了蒋介石的态度，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无可置疑。但是从整个35年36年局势看来，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结束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时机已经成熟，西安事变本身不过是实现的最后一步。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虽然转变了政治态度，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仅仅以口头保证承诺，对于国共两党根深蒂固的敌对而言，这种口头保证有多大的可信度，当然成为焦点。此时正在海外的汪精卫在西安事变中受到南京政府邀请返回，1月18日到达南京，就发表演说认为共产党根本而言不可信赖；1月24日拜访在奉化休养的蒋介石时力劝蒋介石不要改变到此为止的方针。对此共产党方面也有警惕。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已经不再视蒋介石为对日妥协派，反而敦促蒋介石尽快结束休养返回南京；1月2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中止土地革命，并声称如果国民党能够满足下列五项条件，

1，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2，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

3，各党派军队各界代表举行会议，共同救国；

4，尽早完成对日战争准备；

5，改善人民生活。

共产党将保证：

1，全国范围内停止颠覆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暴动；

2，中华苏维埃政府改称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指挥；

3，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普选；

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断然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在1937年3月15日开幕，为期八天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中全会上，对此进行了激烈探讨。汪精卫等人士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但是已经完全不得人心。除原来就主张容共的宋庆龄何香凝以外，宋子文等英美派，孙科等亲苏派，陈果夫陈立夫等CC系，李石曾王宠惠等元老，李宗仁白崇禧等将领全部不同程度地倾向于“联共抗日”主张。虽然也通过了一个防止中国赤化的决议，措词绞尽脑汁相当隐讳，没有实际意义。国民党也正式踏出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步。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对共产党提出了以下四项要求，

1，包括红军在内的武装全部彻底取消；

2，政权统一，彻底取消苏维埃政府；

3，根本上停止赤化宣传；

4，根本上停止阶级斗争。

对于此四项要求中共当然不可能接受，陕北的毛泽东和当时在巴黎的王明都强烈谴责。但是这四项要求本身不过是国民党内部情况复杂，不得不拿出来做点反共姿态的摆设，实际上并没有被国民党实施，双方接触中国民党并没有反对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因此4月3日中共中央也表示了接受，认为同共产党提出的纲领并无实质性不同，国共合作原则已经确立。国共两党的合作姿态赢得各界好评，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干部的照片开始出现在包括国系的报刊上并予以介绍。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谈判自2月底开始进行，整体上进展顺利。国共停战，苏区封锁解除等尚未得到国民政府正式批准的情况下，5，6月以后苏区同外界的人员流动事实上已经没有障碍。

国民党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尚未释放“七君子”，对此不少舆论当然抱有不满，但是事实上的对日本战争准备加速。1936年农业丰收，对外贸易好转，给备战带来了有利的经济形势。1937年度的预算中，军费开支高达13亿7千万元，达到财政支出的65%。预计建设陆军191个师，170万人，海军四舰队73艘舰艇，空军作战飞机314架。6月3日，蒋介石在庐山召见各方面负责人探讨问题，邀请了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来，同各界人士商谈。虽然这次会谈并没有达成实际意义的协议，留给公众一个国共可以同舟共济的良好印象。35年以后被驱逐出华北的蓝衣社和国民党员，此时也公然开始筹划在华北重开活动计划，而共产党以清华大学等为基地地下党始终在活动。这里顺便说一点八卦，赵括上学时有清华的同学告诉过我，说当时清华党组织招收新党员的时候就说过，现在清华大学的党员比例还不如解放前的地下党。从日本的这个记载看，并非虚言。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立刻投入到全民抗战之中，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成立。

#土鳖不抗铁牛了，这个系列到此为止。顺便说一点赵括的感受。

估计不少朋友看到这个系列后的第一感，是意外，和国内的宣传，无论国共方面都不一样。赵括第一次读到相关资料时也有同感。但是仔细推敲，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并非没有根据。对于日本人而言，最为关心的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抗战态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对于国共之间的内讧，作为旁观者的日本人以及直接对手，恐怕也仅仅关心是否会事实上影响到中国的抗战能力以及决心。例如抗战中的皖南事变，国共之间无论怎么互相指责，事后不到一个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就电告东京，认为不会在事实上影响到中国的抗日决心和能力。从这个角度思考，对抗外来侵略发展民族经济，这在中国各阶级阶层中均有共鸣，国共也不能例外，因此在种种对抗中仍能找到合作的蛛丝马迹。随着外来侵略的深化，敌对转化为合作，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情。国共双方对此，虽然因为多年敌对不能同心同德，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均进行过有益探索，进行过友好合作。以西安事变为标志开花结果，应该说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于国民党本身，赵括最大的感受在于如果单纯从名字上判断，广义而言自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各军阀可以说全部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员，即使是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等。而事实上，当然不会有人赞同这种观点。国民党的历史正是赵括开始思考政党问题的开端。一个政党单纯以名称判断，赵括以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政党的特色，我以为第一在于对外争取社会支持靠的是政治纲领，第二在于对内保证政治纲领实施靠的是组织原则，这两点一旦被颠覆“党将不党”。这也是为什么我对四一二前后的国民党（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共产党）看法根本不同的原因。实际上赵括看来国民党经历过的危机共产党全部经历过，例如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因为张国焘同中央意见相左，几乎火并；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因为党组织扩张过于迅速，内部成分趋于复杂。而共产党以一句“你见过红军打红军吗”避开了第一个危机，以整风运动避开了第二个危机，避免了重蹈国民党覆辙。代价并不是没有，选择虽然艰难，所以才显得有价值。

不可否的是，日本方面的资料有日本方面的考虑，并不能视为金科玉律。这个系列仅仅是试图从第三者的角度提供一些中国方面的资料，也希望大家能对“旁观者”的立场有一定程度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