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疆初期王震的两次震怒-—格尔夏回忆录《历史的回声》珍贵的历史细节

Jinan90

进疆初期王震的两次震怒

作者：陈  平 文章来源：

　　　　　进疆初期王震的两次震怒

——格尔夏回忆录《历史的回声》珍贵的历史细节   

           
     历史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对国家对个人都是这样；精彩的细节能生动传神地记录历史，振聋发聩地启迪后人。“三区革命”的亲历者，原新疆兵团副参谋长格尔夏的回忆录《历史的回声》（兵团出版社2008年出版），记录了他目睹的王震将军的三次冲冠震怒。格尔夏，蒙古族，1945年参加“三区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赛福鼎同志翻译，是解放初期新疆上层领导重大活动的见证人。半个多世纪过去，闻听他目睹的王震将军震怒的历史回声，深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浩然正气，犀利目光，爱憎分明，刚正不阿所钦服所感动。
     
     第一次震怒是1950年7月；起因是王震听到部队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有的部队把机关枪挡板打造成坎土曼。当时进疆部队除少部分执行战斗任务外，大部分进入荒无人烟的荒原展开大生产运动。生产工具急缺，有的部队“铸剑为犁”了。在一次汇报会上，王震震怒了。担任赛福鼎翻译的年轻的格尔夏看到：
     
     一天，我被叫到分局会议室去为赛福鼎当翻译，会场里全是军、师领导干部，我一个也不认识。
     
     王震同志举手笑着向大家问候，坐到了沙发上。我第一次靠他这么近，见他这样朴素随便，不像一个高傲的将军。穿着一件黄布中山装，一只袖子搭在胳膊外面，脚上是黑布鞋，一支后跟趿拉着。他拿桌上的报纸随手扯了一小块，卷了一支莫合烟抽起来，看他的门牙都熏黄了。他首先讲，今天开的分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当前的生产问题，然后就听大家汇报。一位驻南疆的师长汇报到“因为生产条件差，劳动工具缺乏，就把机关枪的防弹板拆下来，打成十字镐砍土曼”。王震一下子站起来，气愤地指着那位师长说：“蒋介石都没能解除我们的武装，你想解除我们的武装吗?这是犯罪!”我第一次见王司令员发脾气，思想很紧张，赛福鼎问我怎么啦?我竟愣在那里，不知怎么给他翻译。
     
     王震的震怒是有道理的：大生产运动关系到解放军能否在新疆立足，新的政权能否巩固，意义十分深远；但是，不能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更不能毁了武器去搞生产；因为解放军的本质是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三者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绝不能互相否定。尤其是新疆局势非常复杂，北疆剿匪战斗正在紧张进行；南疆个别地方发生叛乱；再看国际形势，朝鲜战争已打响；台湾蒋介石集团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人民军队怎么能忽视手中的枪杆子呢？虽然重机枪没有挡板仍然可以使用，但领导干部胸中敌情淡漠的思想苗头可能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王震一怒制止了“解除武装”的错误思想苗头。1952年毛泽东主席发布的著名的部队整编命令中说：“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1954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时，赋予“劳武结合，屯垦戍边”的光荣任务。这是对王震的深刻敏锐的战略眼光最鲜明，最深刻的诠释。
     
     启示之一：只要世界上还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战争的危险就始终存在；只要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主义还存在，对新疆社会稳定的威胁就存在；我们一定要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但没有任何理由放松对“枪杆子”的高度重视，没有任何理由放松居安思危观念。固然“善战者不言兵”，但不可胸中无战，永远牢记“宁可千日有备无战，不可一日有战无备”。不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第二次震怒是1951年4月，起因是新疆高层领导中有人散布分裂主义；身为民族军军长的列斯肯居然参加了分裂主义的秘密聚会而且知情不报。
     
     1951年2月，有人在伊犁秘密召开了“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讨论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问题，具体内容是：一、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面加上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国徽；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千山万水解放新疆很辛苦，应该回关内休息，新疆的治安由民族军负责；四、在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下面设一个维吾尔斯坦共和国观察员等。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关系到祖国统一的重大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又涉及新疆党内军内上层。
     
     1951年4月，中共新疆分局在西大楼召开分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分局领导和各部门、各地区党政主要领导，参加过三区革命的主要领导干部，赛福鼎·艾则孜、赛都拉·赛甫拉也夫、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库夫、列斯肯（俄罗斯族）、艾尼瓦尔·贾库林、艾尼瓦尔·汗巴巴、曹达诺夫·扎衣尔、库尔班·马木托夫、阿布里米提·哈吉也夫等等。会议由新疆分局第二书记徐立清主持说：“会议主要讨论批判最近在伊犁开的“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提出的关于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问题，必须按照马列主义民族观的原则，进行深入地讨论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格尔夏立即意识到会议内容的重要性，他全神贯注地看着王震：
     
     接着分局第一书记王震同志讲话，开始比较平和地说：“苏联的少数民族和中国的少数民族，各有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苏联的联邦制建立在二十世纪十几年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政策。所以，你们提出什么共和国问题，实际上是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极端错误行为。”说到这里，王震同志很气愤的站起来，走到北边坐着的民族同志面前，我们都跟着站了起来。王震同志指着赛甫拉也夫大声斥责：“你的肚子这么大，是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天天吃抓饭吃的！”我给赛甫拉也夫作了翻译。王震同志又注意到旁边站的列斯肯（民族军军长、俄罗斯族）非常气愤地指着他说：“你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长，参加五十一人座谈会，是叛国行为，要杀头！”我听了感到很紧张，没敢给列斯肯翻译“杀头”这个词，可是旁边站的伊敏诺夫用俄语给他翻译了“杀头”的话，把列斯肯吓得快晕倒过去，旁边的人连忙扶他出会场。
     
     这次会上有一次批判维吾尔斯坦共和国问题时，王震同志插话中指着我们戴的民族军勋章和军衔说：“你们勋章上的标帜五星半月牙，为什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俘虏的联合国部队里的土耳其军队标帜一样？”我第一次听说我们戴的勋章军衔和土耳其的一样，回家就把它取掉了，以后也没有见到有人再佩戴过。
     
     解放军进疆开始就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情况，其中之一就是新疆高层存在的思想混乱，而且不仅仅是认识问题，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重大问题。以王震同志为书记的中共新疆分局，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及时召开专题会议解决这个问题。2003年国务院《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中指出：1944年，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一部分的“三区革命”，分裂分子艾力汗·吐烈（原苏联乌兹别克人）窃取了“三区革命”初期的领导权，在伊宁成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自任主席。1946年6月，“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撤销了艾力汗·吐烈的职务，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改组为伊犁专区参议会，分裂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
     
     但是，解放初期，“东突”思潮影响甚大。在1950年国庆一周年，中央领导为新疆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有人公然举杯“为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干杯”；有人借新中国成立之初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提出像苏联那样成立“加盟共和国”，实质是分裂祖国的“东突”。“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就是这个错误思潮的反映。王震在这个关系祖国统一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不可能平和，立场不可能含糊，只有震怒之下，才能讲通道理。事实是，中共新疆分局扩大会议克服了错误思想的干扰，统一了思想认识，为减租反霸，土改建政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格尔夏的评价：
     
     批判“五十一人座谈会”对当时新疆的形势，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王震同志讲话对维护祖国统一，开展减租反霸土地改革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启示之二：小平同志多次告诫：中国要出问题就出在共产党内；要警惕党内高层出问题。新疆的治乱兴衰，关键在党，关键在党的高层。由于新疆历史的特殊局限，新中国成立后“东突”分裂主义思潮在党内外都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和批判，以致成为引发新疆一系列动乱原因之一，成为影响新疆长治久安的危害因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严重教训。王震将军无愧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荣誉，高瞻远瞩，光明磊落，为国家为民族，敢于亮剑；这是我的我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坚强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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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an90

潇洒书生        2009-07-08 23:54

怎么能够忘了他── 王震将军

        前几天，又一次看到了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骚乱的悲惨场面。上百无辜平民死于暴徒的刀棍拳脚下。这样的惨事，不会空前绝后的。因为在国内、在境外，总有一些人撕裂族群、煽动暴乱。另外，也总有一些官员、平民怀着美好的愿望，把解决民族问题当作“以德报怨”的道德实验，有些“浪漫”地奢望“好人好报”。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热爱一个统一、和谐的中国。我反对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暴力冲突。我这样想、这样做，并不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国家高层也这样想、这样做了多少年了，闹独立、搞分裂的人“消气”或“感化”了吗？没有，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人或许会减少，但不会绝迹。这就是历史的回声和现实的反应。
      说起新疆，不能不说到一个人──王震。就是这个看上去“风都可以吹得倒”的汉子，在喜欢他、讨厌他、仇恨他的不同人群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强悍、强人、强者！
      当年王震统兵从星星峡进军新疆的时候，有两种声音最为突出：他和他的部队进疆没有什么仗可打了，因为国民党的驻疆军政首领都宣告起义了；他们进去，要么死在那里，要么站不往脚而溃败进关。这些预言全都错了。王震和所部没有享受到“和平”，他们拿起武器与忠于党国的汉人和坚持独立的民族分裂分子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们不仅能扛枪，还会种地和兴办工厂，像一颗颗种子撒遍天山南北，在飞沙冰冻的险恶环境里茁壮成长，用血肉之躯构筑起了一道捍卫国家统一的铜墙铁壁。
      关于王震在新疆的作为，坊间传闻甚多，最流行的一句就是：在新疆，只要喊出王震的名字，爱哭的孩子都不敢哭了。我一位朋友二十多年前入疆当兵的时候，有些天真地用王震的名号吓唬正在哭闹的维族小孩，结果，这小孩只是愣了一下，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直到这位朋友递过去一颗水果糖才哄得小朋友“阴转晴”。王震和所部将士在新疆当然杀过人，但并不只是针对提枪作乱的维族人，也包括誓死不降的国军将士。前些年，内地不少地方建立了安置点，专门安置那些在疆工作多年的老干部。我们单位附近就有这样的安置点。与这些七老八十的老人提及有关王震杀人的种种议论，一些老人便来了情绪。他们指出，按照那些说法，新疆的少数民族恐怕已经死绝了，至少大伤了元气。建国前到建国初，民族政策的要求和执行都是非常严格的，违反民族政策就是违反军纪，有的战友就因为不注意而受了很重的处分。我们刚进新疆的时候，在乌鲁木齐以外的地方很不安宁，除了暴乱，还有什么伏击、暗杀、投毒等等。乌斯满等还公开打出了独立的旗帜，到处发动作乱。刀都砍过来了，你还不反击。有人说滥杀无辜，谁是无辜？没有身临其境，就道听途说，把坏人当作无辜，完全是颠倒黑白。王震不乱杀人，但绝不怕杀人，谁敢向我们挥动大刀，敢闹分裂，他绝不手软，我们也绝不手软！当我提到现在一些评论，对王震主政新疆的负面说法比较多时，老人们显得比较伤心、比较愤怒：这些人谁在那里呆过、调查过，如果他们调查过，又都是找的是些什么人呢？！
      王震在新疆并不总是惦记着杀敌人，他于进疆之初就开始组织制定经济建设计划，下令全军将士节衣缩食，省出资金办工厂、修水利、筑公路、建农场，创造新疆现代化的不少第一。这些努力，不是建立在民族兄弟的税赋徭役上，而是他和部下的自力更生基础上。王震进疆以后，坚持实践一个理想：不靠地方也能养活自己。在中央的支持下，农场开始兴起，为新疆建设兵团的诞生创造了宝贵的条件。为了建设新疆，王震四处招揽人才；为了稳定军心，王震大量招收女兵。事实证明，王震在固疆稳疆上，该硬的硬，该软的软。
       现在，一些论者总会提及王震治疆时犯了“左”的错误。这事虽然在八十年代初期已经平反，但至今仍然褒贬不一。据老人们讲，当时的进疆干部经过一番血与火的磨砺后，感到只注重在少数民族上层开展工作，反而丢掉了普通的、广大的贫困农牧民，所以，他们大多数的看法是，应当发动最广大的下层民众。这种想法，与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宗旨是吻合的，但与西北局提出的治疆方略不符。王震和新疆分局冒险采纳了依靠下层，推动民主改革的意见。 结果，他很快因此受到了政治上的磨难。现在，一些论者总拿习仲勋主持处理青海等地少数民族问题的经验来证明习、王二人的水平高低。其实，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习的主张是不是就可以在新疆行得通呢？我们知道的是，新疆后来又很快进行了民主改革。毛泽东在与王震谈话时，并没有过多地责备他，只是说王的动作快了点，与中央的部署不够协调。但西北局随后对王则上纲上线，批臭批倒。由于毛泽东等人的保护，王从苏联疗养返回后重新出山搞建设。尽管他离开新疆了， 但他还是关心那里的事，从农垦部部长的角度和部队老上司的角度出了不少力。到他生命走向终点之前，新疆爆发“东突”事件，王震再次挺身而出，力主坚决镇压。应当说，在当时的中央高层最了解新疆是怎么回事的还只有王震。
       不论王震在这事那事上是否“左得可爱”，但他坚决反对分疆裂土的所作所为，是一切不分党派的爱国者所应予尊敬的。

刀笔秀士        2009-07-09 09:28
       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改选中央领导机构，增补陈云、胡耀邦、邓颖超、王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根据吴江等人的回忆说胡耀邦不同意王震当选以致于王震恼火，这是传闻。真实的情况是，胡耀邦被告知提名王震为政治局委员，但是，胡耀邦不同意，他说他和王震都是湖南同乡，而且还是小同乡，容易给人把柄，不严肃。然而这么一个十分正常的讲话以后被谣传成为“胡耀邦认为王震当选政治局委员是不严肃的。”顺便说一下，党内的一些传闻确实起到恶劣的作用，比如胡乔木为邓起草一个讲话稿子，邓看后说写的不行，不能用。结果被传为“小平同志说胡乔木不行了，不能用了。”胡乔木本来就患得患失，听到这样的传闻，其结果可想而知，以后还是邓本人出来辟谣。等等。  
       我认为上述说法也有一些令人困惑之处。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对王震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不予赞同的说法有些不合逻辑。首先，胡本人就是被提名对象，对别的提名对象一般不会说三道四的，而且，仅仅因为他与王震是所谓小同乡就不赞同这个提名，似乎说不过去。八大时，毛泽东并没有因为刘少奇、彭德怀是湖南人而且相距并不遥远而不提名。胡耀邦应当懂得这些道理。当然，如果上面的说法是真的，问题就更严重了。胡耀邦当时只是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而不是党中央主席，并无回避的必要；如果以小同乡为由反对王震的提名，确实没有道理。即使以功劳而论，在此之前，王震的功劳并不逊于胡耀邦。何况，在“四人帮”被打掉以来，王震与胡耀邦都是“拨乱反正”战壕的战友。不要说什么谣传，即使是有人原原本本地把胡耀邦的话说给老王头听，老王头恐怕会更加生气：因为是小同乡，你就认为老子不该被提名，你为什么不因为我是你的小同乡而放弃自己的提名以显示高风亮节呢！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胡耀邦真的说过那些话，确实不合适，对王震也不公平。  
       话又说回来，即使没有这样的插曲，王震与耀邦也不会在八十年代的政治风云中并肩作战了，他们之间的理论、理想、理念分歧之大已经难以弥补。楼上提到叶帅、聂帅评价王震“左”得可爱的说法，只有供人一笑了之。叶帅、聂帅对老王头终究是喜欢的，在对待改革、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与王震的共同语言也会更多一些。在王震任职中央党校校长的问题上，叶、聂二帅并未反对。以后，也一直过往密切。   
       关键问题在于，邓小平明知王震的思想观点、行为作风以及与胡耀邦等人的抵触却仍然没有反对有关提名，而且还将王震的地位在以后的

haigez

自从温公子担任卫星通信公司的董事长以来，网上掀起了一股“重新解读温总理语录”的热潮。有人说：怪不得温总理老是“仰望星空”，原来是看上了卫星通信。又有人说：几天前温总理才表态“这一任能够完成的事，决不留给下一任”，果然很快就把公子的事在任内解决了，说到做到，真是人民的好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