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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Jinan90 于 2012-2-11 10:08 编辑
在中国危机四伏暗潮汹涌之际,无限缅怀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世界最伟大的帝王,中国最伟大民族英雄 (2012-02-09 00:00:02)
乘乾御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e6bfd30102e2fn.html
目前的中国,政治局势越来越像甲申三百年祭所描绘的南明弘光帝小朝廷,在满清入关崇祯上吊后仍然不居安思危幡然悔悟加以惊醒,最终紧接着迎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目前的中国,国际处境越来越像蒙古灭宋前苟且求和、偏安东南一隅的赵氏小朝廷,忽必烈在灭掉周围所有的强敌后马上就把魔爪伸向了南宋,今日的美国也如法炮制同出一辙的在剪除掉一个个眼中钉——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还有未来预定的伊朗、朝鲜、古巴、委瑞内拉后也会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中国,正如当年蒙古在灭东欧、灭中亚、灭西夏、灭金后迫不及待地对南宋下手一样;目前的中国,外无盟友四面树敌,外交地位越来越像秦灭六国前夕的齐国,秦国不断进攻韩、魏、赵、燕、楚等五国,齐国不但不救助五国,秦每灭一国,齐还派人到秦国表示祝贺。齐王建十六年,秦国灭掉了天下共主的周王室,齐国在昏君田建、奸臣后胜统治下,也没有任何的表示,这与当年齐国先君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时代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齐国曾一度称“东帝”,与秦分庭抗礼,政治经济文化在列国中均占优势,是有条件统一全国的。苏轼在《六国论》中分析六国灭亡的原因时说:“六国破灭,弊在赂秦”, “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但他也看到齐国不是因赂秦而亡,他的分析是:“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五国既灭,齐亦不免矣。”当年的秦王提出要与齐王共称东帝、西帝,现在的美国也拿G2引诱勾引中国上钩。
以往的中国曾经是天朝上国雄视万邦、睥睨世界,政治第一、军事第一、经济第一、科技第一、文化第一、人民生活水平第一,几乎垄断包揽了世界上封建文明的绝大多数成果。而现今的中国萎靡不振导致连南海的菲律宾、越南都敢不断挑衅,还要疲于奔命去应付南面的印度、东面的倭国,在美国俄罗斯面前唯唯诺诺马首是瞻。目前中国政治举措拖泥带水婆婆妈妈;外交困厄四面树敌,强敌环伺外无盟友;对内,德政不举君德不修,民生改善不力,引发民怨沸腾。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不由让人联想起中国全盛黄金期的一位最辉煌的历史人物、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卓绝超凡无与伦比的政治家,希望此人还阳拯救中国。
此人不是秦始皇嬴政,秦始皇本身就是王位继承人,他统一六国的基业是轻易从秦国历代先王手上接过来的,除了统一中国外政绩上乏善可陈,文治上一塌糊涂。秦始皇善于玩弄权术,一昧用阴谋家所惯用的“法术势”来打压臣下,君臣之间无信任可言,秦始皇对待平民更是暴虐到极致,实行严刑峻法苛政重税,天下之人苦暴秦久已。
此人不是汉高祖刘邦,汉高祖起自布衣赤手开基固然值得肯定,然而汉高祖刘邦名不纯德,行不纯道,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酷虐之心,娶妾被人彘之刑。赵王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汉高祖寡计浅虑以致此。
此人不是汉武帝刘彻,刘彻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将先祖几代经营的国库挥霍一空,连年征战百姓疲弊不已中原十室九空。导致朝无可用之财、将无可用之兵,而天下盗贼蜂拥四起、遍布全国。
此人不是汉光武帝刘秀,外戚和宦官之祸属刘秀为始作俑者,可惜刘秀私心太重,废秦汉时的丞相,把权力尽归尚书台,使朝无重臣,至后世,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天下未定时期,刘秀仍有将领行使屠城、暴掠之举,刘秀本人有杀降俘、诛老弱病残的恶举劣行,例如:吴汉军对其手下大将邓奉的家乡进行劫掠,最终使得邓奉忿而反叛。直到吴汉与刘尚攻灭公孙述,仍纵兵大掠成都,这时刘秀才肯斥责他们。然而诏书虽写得文情并茂,但吴汉的官爵却丝毫并未受到影响。显见刘秀对诸将的约束力仍然不足。晚年的刘秀偏信谗言,错罪于人,使光武朝最大的功臣马援含冤而死,从而造成光武朝最大的冤案——马援冤案,死后刘秀依旧没放过他,还要雪上加霜追回他的印绶,剥夺他的官爵,这实在是刻薄寡恩无耻之极之事,刘秀小肚鸡肠、耿耿于怀、气度狭小不像个男人。刘秀迷信鬼神,经常把巫婆召进宫里行巫蛊之道,刘秀又颁行图谶,神化皇权,也是刘秀“柔道”治国的内容。刘秀发现图谶实在是支持、维护自己政令、统治的“法宝”,于是便大肆推行。他晚年干脆“宣布图谶于天下”,作为法定的思想统治工具。
此人不是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曾说:“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杀人性命,夺尽其所有财产,让其亲属流泪痛哭,抱着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睡觉。”这是什么性格?什么行为?是流氓性格!流氓行为!蒙古人的规矩是:“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可,必杀之。”这是什么逻辑?一个没文化的流氓强盗想抢劫、霸占文明的有钱人的家园,还不许人家抵抗。抢劫遭遇抵抗就屠城,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要被杀。蒙古人对繁华的中国大肆屠杀、掠夺。史载:“财货子女则入军官,壮士巨族则殄于锋刃;一县叛则一县荡为灰烬,一州叛则一州莽为丘墟”。
那么此人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世界最伟大的帝王,中国最伟大的民族英雄——隋文帝。
秦汉时代,中国虽已步入大一统时期,但这是中国皇权时代的萌芽时期,中华文明一切都处于原始蒙昧的朴素阶段,政治制度相当不成熟完善,无论是秦帝国还是汉帝国在世界上无论政治、军事、经济、综合国力都只能是世界两强的其中之一,因为此时西方还同时矗立着一个与秦汉帝国同样强大的古罗马,在很多领域古罗马其实是优于秦汉帝国的。秦汉时代,中国的政权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被官二代、世袭贵族一级一级逐一把持,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老子是一方的太守,儿子还是太守、孙子、曾孙、玄孙统统都是太守。子子孙孙无穷尽,秦汉帝国的政治形态完全是世袭贵族的血缘继承,违背了尧舜时期中国就树立的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传统。另外秦汉帝国的法律相当暴虐、严苛、残酷,即便在汉文帝、光武时期做了轻微调整也无济于事,丝毫无助改变秦汉法律的暴虐残酷本质。根据秦律,把垃圾抛撒在道路上,就要处斩,即“秦法弃灰于道者弃市”。汉朝的律法也不比秦律好到哪去,至今还能听到对汉武帝施以司马迁宫刑惨无人道的非议,惹来骂声一片。
毛泽东时代,中国虽经过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努力好不容易摆脱了满清民国百年民族奇耻,但中国的国力依旧远在美苏之下,综合国力中国只能排世界老三。而且新中国百废待兴在世界上没有话语权与控制世界舆论的市场,国际形象一直不好世界报导以负面居多,经济上长期处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封锁制裁之中,实在与中国最强盛时代差之太远。
而隋文帝时期,中国是世界无可争议的唯一的no。1,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任何一个领域上,第一位都被中国垄断包揽了。那时的中国,从军事上比现在的美国还要强势得多,经过一系列东征西讨后,隋朝的疆域从北方来说,史学界有个定义:叫做隋朝北方无边界,隋文帝即为后不久的开皇三年,隋朝北伐突厥大获全胜,欧亚大陆北方所有国家民族纷纷归附隋朝称臣,突厥大可汗沙钵略尊大隋高祖文皇帝为圣人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千万世为圣朝典牛马,上表称臣,突厥成为大隋附属诸侯国;隋朝的疆域从南方来说,中央政府直接设县置守管辖现在的越南全境与泰国的一部分,远迈秦汉;隋朝的疆域从西方来说,势力范围已经到达现在的伊朗,因为当时波斯帝国的皇帝已经在开皇二十年间向隋文帝上表称臣,并派出朝贺使赴隋都大兴城向隋文帝进贡波斯的特产方物。隋朝的疆域从东方来说,威势正如今日的美国,想打谁就打谁,隋朝命琉球国王朝贡称臣,琉球不从,于是派遣贲郎将陈稜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隋军大海航行一个多月后才抵达流求国。流求人开始见着隋朝船舰,以为是商旅,和他们做贸易的。陈稜率大军顺利登岸。陈稜曾经从南海诸国招募士兵,其中有昆仑人能懂流求语。于是陈稜派其招抚。流求不从,拒逆官军。陈稜命张镇周为先锋进攻流求人。流求国王欢斯渴刺兜遣兵与隋军抗战,被张镇周频频击败。陈稜率主力进至低没檀洞,流求小王欢斯老模率军出战,被陈稜击败并斩了欢斯老模。于是隋朝大军分为五军一路攻至流求国都。流求国王欢斯渴刺兜被迫亲自出战又被隋军击败。隋军随即攻入流求国国都,并乘胜追击至流求军栅,攻拔之。隋军斩杀了流求国国王欢斯渴刺兜,俘获了他的儿子岛槌,并摧毁流求的宫室。此次隋军俘获流求一万七千多人。
除了隋文帝,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帝王能做到终一朝之世从没重现过宦官专权。隋文帝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禁止宦官、外戚、女人干政的皇帝。隋文帝不但明令不允许太监参与朝政,甚至连太监读书识字也是不允许的,也不允许外戚干政执掌朝政大权,即便是与文帝始终夫妻恩爱的独孤皇后,文帝也只允许她提意见,不允许她直接干预国家大事,对太监、外戚、后妃执法极严,稍有违背本分即以国法处置毫不留情。可见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十全十美的朝代,没有宦官乱政,没有女人干政,没有外戚擅权,也是唯一灭绝贪污的朝代。隋文帝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比唐朝、汉朝、秦朝、明朝的所有皇帝都要高明,何止万倍!唐朝从中期开始皇帝都由太监一手废立把持,唐朝还出了女主武则天直接把唐朝给废了,汉朝刘邦一死就出了吕后这个女人干政,大封吕氏宗亲为诸侯王。汉朝外戚问题相当严重,汉朝外戚专权就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埋下的祸根,武帝一死,外戚作乱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霍光废立皇帝,王莽作乱,光武中兴仍然没能解决好外戚问题,明章和帝时外戚还能作点贡献,往后外戚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后汉又走上了前汉灭亡的老路,汉灭亡就是由于外戚与宦官交错专权。秦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短短15年就完蛋了,可是就是这个短短的朝代,宦官祸害了二世贯穿了整个秦朝历史,太监赵高不但害惨了秦始皇、逼死了扶苏蒙恬蒙毅,还杀死了秦二世。明朝太监刘瑾魏忠贤都是一手遮天,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隋文帝时期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政治最清明、官吏最廉洁奉公的时代。中国历史上可以称为政治清明、官吏廉洁奉公隔绝腐败,百姓一片称颂政通人和,吏治风气良好的时代,严格意义上只有四个时代:尧舜时代、大隋高祖文皇帝的开皇仁寿盛世、明初朱元璋建国的洪武年间、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时代。这几个时代,绝大多数官吏都能做到奉公守法,不欺压百姓,民间民怨几乎绝迹,社会上下一片民风淳朴的风气,国力也呈现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太平盛世景象。但是细心认真的有心人会发现,尧舜时代是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人类父系社会初级阶段的原始社会部落,国家机器还没有诞生,政府机构官吏集团还没有形成,这是一个粗旷、粗糙、不堪细分的野蛮洪荒时代,算得上是治世,却绝对算不上是盛世。而朱元璋洪武年间与毛泽东时代最为相似,开国初期株连一大批功臣集团,都在社会激烈大变革与政局剧烈动荡的情况下进行内部大清洗或者大整风,都杀了一大群贪官污吏震慑一时之人心才使社会风气稍微好转,朱元璋洪武年间与毛泽东时代虽然也清廉但是是靠杀贪官杀出来的,杀不胜杀屡禁不止,是被动的而不是自发的,这始终是治标不治本没有从人心的根本彻底根治腐败问题。所以只要朱元璋毛泽东稍微有所懈怠,贪官污吏又会进行疯狂反扑与反弹,从中可以看出从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上养成官僚体系的自觉性十分必要。而相比之下,大隋高祖文皇帝的开皇仁寿盛世时代官员相当自律以清廉为荣,贪赃枉法以身试法者寥寥无几,官吏们都能自律自觉自发的爱民如子、造福地方,大隋高祖文皇帝的开皇仁寿盛世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清明、惟一灭绝腐败的时代。大隋高祖文皇帝临御下的开皇仁寿年间,由于皇帝圣明爱民如子,上行下效,皇帝感化得各级官僚也奉公守法,赵煚就是各级官僚的典型例子。赵煚认为施政治民之道,要威德并举,临之以威,使百姓知道朝廷的政令之重;施之以德,使百姓知道为人处事的准绳。当时,冀州市上商贩多奸诈之徙,欺行霸市,短斤少两,大进小出,卖货以斗量,则斗不足;以尺度,则尺不足。百姓十分愤恨,以致经常发生纠纷。赵煚特命人打制铜斗铁尺,置于市上,以为标准,有敢缺尺短两、作假欺诈者,将予以严惩,商贩再也不能巧取豪夺,冀州百姓日趋富庶。老百姓十分称赞。此事为隋文帝知道后也十分嘉许,并让有司在全国推广这种做法,“颁之天下,以为常法。”隋文帝见到赵煚,赞不绝口:“冀州大藩,民用殷实。卿之为政,深副朕怀。”赵煚不用筹办什么关爱基金,但百姓一听到他患病,就“争为祈祷,其得民情如此”。赵煚最受人称赞的一件事,是在他任冀州刺史时,有人偷割了他田里的青蒿(亦称香蒿,二年生草本,全草可作药用,有清热解暑之功效,主治暑热、疟疾等症),被他手下的人抓获,请他治罪,赵煚说:“不能教育感化百姓,以至于发生偷盗之事,这是做剌史的过失,他有什么罪呢?”不但释放了这个人,还派人装载了一大车青蒿送给那个偷盗者,偷盗者感到十分羞愧,比受了重刑还难受。此即为典故“赵煚载蒿送盗贼”,传为历史佳话。赵煚为政,注重威德并施,这样一类的事情他还做了许多,因此,深得民心,以至于他患病时,百姓奔走相告,纷纷为他祈祷,祝他早日康复。这个时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朝代、世界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永远不会发生的盛事,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比这个时代更振奋人心令人无限神往的了。公元600年,齐州一个小官王伽,送囚人李参等七十余人去京城,行至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国法,受罪是该当的,你们看看护送你们的民夫,多么辛苦,你们于心安吗?”李参等谢罪。王伽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囚犯,约定某日都来到京城,说:“你们如果失约,我只好代替你们受死。”结果,七十余囚犯到期都来到,不缺一人。隋文帝听了很惊异,召见王伽,大为叹赏。又召李参等携带妻子入宫。赐宴后宣布免罪,并且下了一道诏书,说明只要官有慈爱之心,民并非难教。要求官吏学习王伽,以至诚待民。也只有大隋高祖文皇帝临御下的大隋朝,由于上有圣明天子当空照乾坤,下才会出现王伽这样爱民如子的好官,宁愿冒着自己私自放走犯人的死罪,也情愿相信李参等七十余人囚犯会信守诺言按期自首归案。结果,李参等七十余人囚犯自觉的回来赴约了,如果不是这个朝代空前的以德治国感化民众,当时的皇帝空前圣明,当时的人民空前的淳朴善良,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现在的中国,中国人总是抱怨言论不自由、白色恐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而中国言论最自由的时期恰恰是隋文帝时期。周幽王派巫师走遍大街小巷严密监视人民有没有说他的坏话,在路上熟人打个招呼使个眼色就有可能被周幽王以腹诽之罪斩首,百姓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那个时代的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秦始皇与周幽王类似,百姓不可言国事,读书人不可议政,秦始皇为此杀的人比周幽王要多得多,焚书坑儒不只是让读书人永远闭上了嘴,百姓言国事者被秦始皇杀头者从秦始皇亲政到暴亡期间亦有上万;只可惜后世史书都是读书人编纂,只刻意选择性大书特书那知识分子被秦始皇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而对上万名因言国事惨遭同样命运的平民百姓只字不提,那个时代的中国更没有言论自由;汉朝时的言论自由比秦朝也好不到哪里去,刘邦开国时就创立过荒诞不经的“妖言令”,皇帝命令:“黔首”(即老百姓)不得发表任何旨在议论皇帝过失的言论,不然就是在触犯“妖言令”。凡是触犯了“妖言令”的“黔首”,一律“弃市”(杀头)。魏晋南北朝也承袭了两汉的作风,诽谤朝廷者、百姓议国政者立斩不涉,严重的要夷灭三族。中国第一次言论自由,中国人第一次有做人的尊严是在隋文帝即位后,终隋文帝一世,百姓可以畅谈无阻议论国事,百官可以直谏皇帝过失,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也是唯一一次言论自由时期,没有一个人在隋文帝在位时期因为议论国事而杀头,没有一个百姓因为品谈政治而受牢狱之灾。隋文帝不但光明磊落允许百官直言皇帝过失,还担心百姓遭官员欺压敢怒不敢言,允许百姓直接上访向皇帝伸冤奏官员不法情事,每次百姓告官,隋文帝都是站在百姓一边,凡察属实情无论被百姓所告官员品级有多高、与皇帝关系有多亲密,一律秉公办理严惩不贷。隋文帝是中国皇帝首创百姓直接上殿告御状第一人,鼓励百姓直接上访揭发贪官污吏罪状,并命令政府有关部门不得有任何阻拦,否则治以重罪严惩不贷,让民情直接上达帝听,使贪赃枉法的官员个个胆战心惊无处藏身。隋文帝即位初年,乃诏:“申敕四方,敦理辞讼。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让百姓直接向皇帝诉说冤情。在朝堂外悬置登闻鼓,允许百姓击鼓鸣冤,直接向皇帝申诉。
毫无疑问,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天才的行政首脑,在驾驭政府与时代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胆略和才能,他首创了一系列在中国开天辟地前所未有的政治壮举——三省六部制、开皇律、科举制度、义仓制、首次规定了死刑三复奏制度、府兵制、创造了古往今来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世界第一城——大兴城。。。。。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确立死刑三复奏与三复核制度的皇帝,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规定死刑的复核是由国家最高权力部门来履行的皇帝。隋文帝在位期间,出现了死刑复奏制度。就是在处决犯人之前,仍须将复核之后的结果再次报与皇帝最终决定,刑前要三次奏请皇帝,在皇帝勾决之前,不能对犯人进行处决。三复奏指每个死刑案在执行之前,需要向皇帝奏请三次,以便考虑更加周详,故称“三复奏”。《隋书·刑法志》载:“开皇十五制:死罪者,三奏而后决。”就是说通过三次奏请才能决定是否最终处以死刑。之前的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诏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案覆,事尽然后上省奏裁。”即诸州判决的死刑案件,不能立即执行,须由大理寺复审;大理寺审结的死罪案件,还须经尚书省复核。正式将死刑的复核纳入法制轨道,为死刑的文明化奠定了基础。将死刑核准权收归中央,只有天子方可乾刚独断对人生杀予夺,有效地杜绝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其巍巍之德无不昭彰皇天!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惟一的创造了古往今来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世界第一城的皇帝。隋文帝建国后,认为建于西汉初年,后被北周沿用的长安城过于狭小,命宇文恺另建大兴城。开皇二年六月开始动工,次年初即告完成。大兴城建在旧长安城东南约7公里处的渭水南岸,总面积84平方公里,约为今西安旧城(明、清时建)的7.5倍。据《隋书·地理志》载:大兴城南北长15里175步(据考古勘察,实为16里125步,即8651.25米),东西长18里115步(实为18里133步,即9721米)。城东、南、西各开三门,北面开一门。城的北部中心地区为宫城和皇城。宫城为皇室所居处,皇城为官府所在地。宫城、皇城的东、南、西三面,分列106个居民住区--坊(包括官吏府第、百姓户室及寺观庙宇)。城东、城西各设一市,作为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场所。宫城、皇城、坊、市由有规则的纵横25 条大街分隔开。其中通向城门的6条主干大街,最宽的达150米,其他街道一般也都有几十米宽。各坊四周垒建围墙,大门昼启夜闭;坊内有大街、小巷。为解决城内用水需要,还修筑了若干水渠,分别引浐水、藻河水流经城内。大兴城布局严整对称、规划整齐,同时它明显改变了自西周以来的面朝背市的旧的城市营建格局,较多地考虑到居民在交通、用水及商品交易活动的需要,是魏晋时代邺城、洛阳都城的进一步发展,大兴城是古代世界中罕见的巨大都城。日本古代京城的营建,受大兴城影响颇大。有人曾列举世界古代十座城市的面积进行比较:(1)隋大兴城,583年建,面积84.1平方公里;(2)北魏洛阳城,493年建,面积约73平方公里;(3)明清北京城,1421—1553年建,面积60.2平方公里;(4)元大都,1267年建,面积50平方公里;(5)东京(洛阳城),605年建,面积45.2平方公里;(6)明南京,1366年建,面积43平方公里;(7)汉长安(年城),建于公元前202年,面积35平方公里;(8)巴格达,800年建,面积30.44平方公里;(9)罗马,300年建,面积13.68平方公里;(10)拜占庭,447年建,面积11.99平方公里。从上所列可以看到,隋大兴城的规模之大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堪称古往今来世界第一城。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修建大运河的皇帝。后世绝大多数人只知道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却不知道隋文帝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这项工程。隋文帝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大运河凝聚着决策人隋文帝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敢办前人不敢办的大事的自信和决心。事过几百年到了宋朝时候发大水的时候这条千里隋堤还救了成千上万家人的性命。王安石在《白日不照物》诗中云:“隋堤散万家,乱若春蚕箔。”隋文帝开创的南北大运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丰功伟业这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后代造史者想诋毁所掩盖不住的。因为它的存在就是铁证,不像其它原始史料被销毁了。
隋文帝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发明军区制的皇帝,此时的总管府就是现代的军区,总管兼任所驻州刺史,并统辖邻近各州。重要地区则置大总管府,除直辖州郡外,还统辖若干总管。大总管所统,自十余州至数十州不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三等名号则成为府兵的中下层军官。隋代总管府分上、中、下三等置于诸州,其中统辖数州及至数十州的俗称大总管。隋代设置了四大大总管,由亲王、勋臣担任,其四大总管府的设置随着政局的变化而有所变更。四大大总管就相当于现在中国的各大军区司令员,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设有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成都七个大军区不过就是当时四大大总管府的翻版。
隋文帝下令制订的《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是整个人类封建社会法律之集大成者,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法典》、古埃及古罗马法典甚至美国《独立宣言》,后来中国所有的朝代都继承了它的原则。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 。隋文帝于开皇元年下令制订《开皇律》。《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拔、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隋朝的司法制度、诉讼制度、审判制度都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
佛祖慈悲的圣主仁君隋文帝推行“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刑事政策,并明确规定对死刑复核。《隋书·刑法志》载 :“十二年帝以用律者多蹖峻,罪同论异,语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案复,事尽,然后上省奏裁”。明确规定死刑复核权由大理行使。依律下级审判判决的流罪和死罪, 必须逐级申报中央复审(刑部复核),再上奏皇帝裁决。刑部负责复核全国各州县徒刑以上案件。大理寺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 判决的死刑案件,也必须报送刑部复核。皇帝还经常根据案情命令行政机关参与复核。高瞻远瞩的隋文帝在千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慎刑的重要性,闪烁着无处不在的人性光辉,开启了人类民主法制的先河,隋文帝制订的《开皇律》在千年前就使中国成为与当时西方黑暗中世纪的无法无天、惨无人道、毫无民主、践踏人权形成鲜明对比的高度文明的民主法制国家,令千年后至今才达到隋文帝治下当年法制水平的千年后的美国无地自容。
在死刑案件的程序上,隋朝首次规定了三复奏制度。在司法制度上,隋朝在中央一级设大理寺执掌司法,御史台负责司法监督,并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遇有死刑案件和疑难案件.都要移送大理寺,经考核鞫讯以后,报奏皇帝裁决。在地方实行州县二级制,州县长官兼理司法。在司法审判中,隋朝对死刑案件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县级长官无权判处死刑,只有州级司法长官才有权判处死刑,但州级长官并没有死刑的决定权,而是必须报大理寺批复,隋律规定“诸州死罪,不得辄决,悉移大理按复,事尽,然后上省奏裁”。而且死刑案件在执行前,必须经过三复奏后才能执行。隋朝死刑执行权收归中央,避免了地方草菅人命的弊病,而三复奏的制度化也体现了慎刑的要求。”《文帝本纪》载:“开皇十六年八月丙戊诏决死罪者,三奏而行刑”。即判决后的死刑案件经过最高司法机关大理寺复核,然后送尚书省,再奏报皇帝最后圣裁后,才能交付执行。
隋文帝是世界法定全国性节假日的祖师爷,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把皇帝生日作为普天同庆与民同乐的举国狂欢节日的皇帝。仁寿三年(603),隋文帝下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隋文帝首创庆生辰,其宗旨在于报答已故父母当年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故而生日这天全国断屠吃素,为他们追崇冥福,体现出儒佛合璧的精神,从此庆生辰活动开始制度化。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史书这样记载“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隋高祖从五更起就驾临听朝,从早到晚,不知疲倦,乐此不疲。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亲民也是最深入基层了解民意的皇帝。勤于政事,除了坐朝处理军政大事,从早到晚,不知疲倦之外,文帝更经常下到社会当中,路遇上书奏事之人,即驻马亲自临问.有时派人到各地暗中采听民情,了解吏治得失。史称: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引起饥荒。文帝派左右之人出宫,看视百姓所食。带回来的都是些豆渣、杂糠,文帝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决定亲自带领关中饥民就食于洛阳,取消御膳中的酒肉之设。第二年东拜泰山,路上与就食洛阳的饥民相遇,命左右随行不准驱赶,饥民与文帝的侍卫参厕而行。遇有扶老携幼者,文帝还给让路,引马避之,慰勉而去。在道路艰险处,见有负重者,则令左右扶助之。到达齐州(今山东济南),文帝仍以民情为念,立即亲问疾苦。
隋文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本身不纵情于声色犬马专于治国利民的皇帝,而且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明令禁止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不得进贡声色犬马、食物与土特产的皇帝,既有效封杀了官员们趁进贡之机搜刮民财的非分之想,也第一次减轻了自秦汉魏晋以来百姓沉重的经济负担,由此可见隋文帝是一位始终保持清醒理智头脑的圣明皇帝。早在他即位之初,开皇元年他就下诏“犬马器玩口味不得献上”。他在位24年,贯彻始终。
在中国历史上,刘邦朱元璋出身赤贫,都是布衣出身,沾染了市井流氓习气,所以刘邦朱元璋都刻薄寡恩为人心里相当阴暗,各地异性诸侯王在汉朝开国短短数载就被刘邦屠杀殆尽,朱元璋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大做文章诛连无辜人数数十万;王莽出身知识分子,是中国历史上学历、文化程度最高的皇帝,却为人不知变通,没有政治家的务实,社会实践不行,为政、治国照搬书本理论终于亡国;秦始皇出生秦国王室,统一天下多凭先王累世积功,吃祖宗老本,自身功德不足。他统一六国的基业是轻易从秦国历代先王手上接过来的,除了统一中国外政绩上乏善可陈,文治上一塌糊涂。秦始皇善于玩弄权术,一昧用阴谋家所惯用的“法术势”来打压臣下,君臣之间无信任可言,秦始皇对待平民更是暴虐到极致,实行严刑峻法苛政重税,天下之人苦暴秦久已。唯有隋文帝在其位之前出将入相,进则在中央执政坐镇京师替北周皇帝留守,退则在地方大州治理的井井有条造福一方,几乎在所有领域到能找到他的足迹。北周建德年间,周武帝亲率百万大军伐齐失利,在进攻洛阳时遭遇惨败,无功而返,在北周主力惨败的同时,还是一支部队统帅的隋文帝却独立奇功,率水军三万,破齐师于河桥,最终全身而退。北周武帝以其平齐之功授其定州总管统辖整个河北军政,他立即从军事家转变为政治家把定州治理的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北周宣帝荒淫日甚、恶闻其过,诛杀无度、疏斥大臣。北周宣帝每巡幸,恆委隋文帝居守长安。时宣帝为《刑经圣制》,其法深刻。隋文帝以法令滋章,非兴化之道,切谏,不纳。隋文帝为相之时就行宽大之典,删略旧律,亲自作《刑书要制》,万民受其恩惠、天下归心。隋文帝精通吏治、兵法、天文、律法、诗书、骑射、音律、商道、历法、茶道于一身,集圣文神武于一体。
隋文帝的丰功伟绩完全超越了他的时代,隋文帝即位之初就免除长安城所有商家的商品税,并免除酒税,造成了隋朝商品经济的极度繁荣,在明朝之前就诞生了中国第一个资本主义萌芽。隋文帝废弃秦皇汉武的重农抑商思想,鼓励市场商品经济的流通,隋文帝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金融机构银行——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世界上最早的银行雏形,这比欧洲的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这在世纪金融史上具有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意义开创了新纪元。大隋已经逐渐摆脱小农经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隋文帝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决定取消政府的酒利,使酒近七百年来,第一次走上了无税之路。取消了酒税,意味着鼓励酿酒业的发展和民间饮酒的普及。大隋天子秉承兼容并受的博大胸怀海纳百川实行开明专制,鼓励商品经济发展,不同于汉魏帝王受儒家小农思想作祟——打压商品经济与社会科学进步。当时拥有人口上百万的大兴城世界各地商贾云集,来自埃及、波斯、拜占庭的商人们遍及长安街头巷尾。隋文帝鼓励藏富于民,实行轻徭薄赋。隋文帝做了一件秦皇汉武都不敢做的事,废除酒税,鼓励商品经济。无不反映了大隋政府“藏富于民”、“以民为本”、“与民同乐”的政治思想。同时大隋帝国还和欧洲许多国家进行商业交往,在隋初打通河西走廊后,大大刺激了中原和西域的交流,中原的商品还远销欧洲,罗马、波斯等,许多欧洲国家的商人居住在大兴城,很多欧洲国家的使节前往大兴城朝拜。每当万国朝贡使者、“四夷”宾客觐见之时,帝王御宫城正门受礼。“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显示一派雍容大方的景象。
西晋永嘉五年(311),以匈奴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的铁蹄滚滚南下,踏破万里河山。四月,石勒的骑兵在苦县(今河南省鹿邑东)宁平城追及送西晋太傅司马越之丧的晋军主力,纵兵合击,在撕裂人心的喊杀声中,西晋主力溃于一旦,十余万将士,无一幸免。六月,刘曜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杀戮公卿,挖掘陵墓,尽掠府库,焚烧宫庙,熊熊大火吞没洛阳,吞没几百年的中原文明积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嘉之乱”。经此一役,西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
五年之后,也就是西晋建兴四年(316),遭受匈奴刘曜长期围困的长安城,孤立无援,粮尽食绝,城内户不满百,太仓仅剩面饼数十枚,愍帝走投无路,只好乘着羊车,抬着棺材,肉袒衔璧,出城投降,西晋王朝灭亡。
翌年十一月,匈奴皇帝刘聪出城打猎,让愍帝全副武装,持戟前导。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百姓沿途围观,指指点点;中原父老,嘘欷流涕。十二月,刘聪大宴群臣,令愍帝青衣行酒,执盏洗爵;连刘聪上厕所时,也让愍帝拎着马桶盖,随侍左右。西晋降臣见此光景,不禁悲从中来,尚书郎辛宾抱着愍帝失声痛哭,当场就被拉出去斩首。凌辱折腾够了,年仅十八岁的愍帝还是被打发上黄泉之路,演出了西晋王朝最凄惨、最耻辱的一幕……
招致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是腐朽无耻的西晋统治者。他们为了争权夺利,满足私欲,不惜发动内战,把锦绣山河沦为一片血海,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更可耻的,是他们竟然置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不顾,公然勾引胡族为羽党,为其冲锋陷阵,残杀同胞。
首先勾结少数族统治者的是“八王之乱”后期的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
司马颖以匈奴左贤王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其将兵在邺城(今河南安阳),结为羽翼;而司马越则招引鲜卑和乌桓入讨司马颖,蹂躏中原。至于边疆大员更是积极勾结胡族,例如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鲜卑段务勿尘和宇文部素怒延,以胡族作为其进退割据的军事资本。就这样,毫无道义可言的“八王之乱”演变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仇杀,统治阶级的内讧发展成为民族对抗。
西晋社会内部本来就潜在着深刻的民族问题。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周边少数族社会在农业化的进程中,不断内徙。西晋王朝既无力阻挡这一趋势,也不能妥善抚绥。官僚豪族甚至趁机掠卖人口,大发横财。例如,后赵创建者石勒就曾被东瀛公司马腾所掠卖。因此,在社会的底层,阶级压迫又表现为原始的、自发的民族矛盾。然而,这种低层次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宰全局的政治斗争,却是西晋统治者挑动起来的。
当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斗争之后,所有的政治斗争无不以民族斗争为旗号,劳动者平时受压迫的苦难和胸中的积愤也在民族仇杀中得到宣泄。杀红了眼,杀昏了头,仇恨蒙蔽了双目,分不清是非敌友,只晓得种族异同。最典型的事例如后赵冉闵于都城驱杀胡人。
(冉闵)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这种失去理性、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在当时屡见不鲜。真正受尽苦难的是被挑动起来相互仇杀的各族人民。短短的一、二十年间,中国的人口从二干三百万锐减至一千余万,整个中原沦为废墟。东晋孙绰曾满怀悲凉地控诉道,
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废,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
接受胡俗,刻意模仿学习,就表明对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认同与归依,成为进身仕途的敲门砖。北齐有位士大夫不无得意地向人密授当官诀窍:
“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民族歧视的政治高压,使得胡俗不断渗透于汉人社会。祖埏与京城少年歌舞为娱,樗蒲为戏。更有甚者,一些汉人学会南腔北调的胡语,因游戏见宠,便忘记了自己的出身。昌黎(今辽宁义县)人韩风在北齐当权,便以残害汉族士人为能事,制造冤案,于朝中厉声痛骂:“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毫无愧色。相反,学习儒家汉学就会被视作异己,招致不测。北齐废帝高殷,勤奋好学,温文尔雅,其父文宣帝便觉得他颇似汉人,屡欲废之。有一次,文宣帝登金凤台,强令他手刃囚徒,他不忍下手,竟遭文宣帝鞭挞,直吓得当场神经错乱。
胡化的结果导致了社会的粗鄙化和政治的野蛮化。当政权巩固、生产发展之后,国家以军事为主导的外向扩张就日益转变为以提高君权为导向的内部体制建设,重新建立正常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施强有力的管理统制。这时,草原马背上发展出来的管理模式不能适用于农业社会,部落酋长联盟式的寡头民主制不能适应于提高君权的需要。于是,恢复以忠孝尊卑为核心的等级礼制再度成为紧迫的课题。“六镇暴动”虽然暂时迟滞了这一进程,但却无法完全阻挡它。所以,汉化并不是一个种族优劣、文化高下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经过长期少数族统治和胡化浸染的中原社会,汉化不可能也不会是简单的复古倒退,回复汉晋文化制度,它必然包含着扬弃旧的文化与吸收新文化要素两个方面。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不仅是要解决民族;文化的融合问题,而且是要形成新的文化认同与民族心理,重新整合分裂的社会,成为最深刻与稳定的文化内核,达到深层的强有力的统一。这种内在统一远比军事占领和领土统一更加艰巨复杂。历次汉化运动的失败,从表面上看是极具感情色彩的民族冲突,但究其实质却是鲜卑族社会进步而带来新旧政治体制转换过程中内在矛盾的激化。那么,对于积极推进汉化运动以求重新统一中国的政治家,他们面临的是怎样一个社会呢?魏晋南北朝长期断裂的社会已经积重难返,西晋政权崩溃之后,中国北方出现的政治权力真空,诱使边疆各族蜂拥而入,抢夺瓜分这片富庶沃土。最初是匈奴,而后,羯、鲜卑、氐和羌族接踵而至,纷纷建立起各式各样的政权。这些互不统属的少数族统治者,犹如一群追逐水草的野马,恣意纵横奔突。原有的羁绊被冲决了,掳掠战利品(财物、人口和土地)成为最主要的目标。在弱肉强食的法则之下,他们谁也无法取得公认的正统地位。神圣的权威被打碎之后,实力代表了一切,胜利就是真理。这样,战争作为衡量是非的最高语言,不停地轰鸣。西晋灭亡后的弹指一挥间,十六个少数族政权遽兴旋灭。
汉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汉民族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撕杀战乱之中。像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的黑暗时代。东晋时实际中国经过漫长的战乱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中国已经接近死亡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因为汉人已没有力气在做战了,强壮的青年大概大多战死,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妇。没有能力阻止异族的入侵。眼看着中原沃土被外人占据。据《晋书》记载塞外内附有三十万人,入塞匈奴有数十万人,羯族和其它进入中原大地的十九种种族有一百多万人。羯族、鲜卑族是白肤色人种。而这些只是有记载的。南北朝时期,更是各种蛮族大批的进入中原,人数已经多于中原人。就是说入侵者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把中原瓜分了。打个比方这要比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大大小小的殖民地严重得多。因为入侵的异族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公元306年,巴氐族人李雄称帝,定都四川成都,建国号大成,史称成汉。
公元315年,拓跋族人猗卢称王,建国号代,占有蒙古地区。
公元319年,汉臣刘曜称帝,定都陕西西安,改汉为赵,史称前赵。前赵臣羯族人石勒称王。
公元337年,东晋臣鲜卑人慕容晃建燕,史称前燕。
公元351年,后赵臣氐族人符健称王,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公元384年,前秦臣鲜卑人慕容泓称王,建国号燕,史称西燕,占有陕西地区。前秦臣鲜卑人慕容垂称王,建国号燕,史称后燕,占有河北地区。
公元386年,前秦臣羌族人姚苌称帝,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前秦臣拓跋圭称王,建国号魏,史称北魏。
公元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称大单于,建国号大夏……
五胡、十六国乱我中国。这时的中原人已不是汉时的中原人,汉朝的原有人口早已不足的一半。中国开始蛮夷化,比起汉朝完全是一种经济文化的倒退。多年的战乱使中国的文化、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多少百年的文明古城成为灰烬。多少文化宗卷遭焚毁。战国、秦汉时期的艺术基本是看不到了。外来的宗教文化逐渐统治中国,中原大地上到处兴建大大小小的庙宇,供奉着外来的神。外来的佛教已远远的压过汉人推崇的儒教。异族的音乐、舞蹈、佛教的雕塑、绘画完全统治了中国。
乱极归于大治,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无尽的漫漫长夜后迎来了人类文明的终极曙光,这时在中国黑暗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无比辉煌的神话,公元581年二月甲子日,北周静帝以隋文帝众望有归下诏宣布禅让。隋文帝三让而受天命,自相府常服入宫,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蒨,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定国号为大隋,改元开皇,悉除北周苛政,宣布大赦天下。长安城内万民欢呼雀跃,新贵名流欣喜若狂。长安东西两市一百一十坊,四面立邸,夜不闭户,彩光缤纷,载笑载乐,共庆隋皇朝之兴。当天,长安城出现了八百年一次的祥瑞天象——庆云,仿佛上天也在热烈庆祝大隋皇朝的成立。
但是没有鲜明的对比反差,你就不知道隋文帝时代有多么的来之不易。这个时代到底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的呢?恰恰是建立在中国最腐朽的朝代西晋与最黑暗混乱的深渊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基础上的。来看看这个朝代之前中国是一个什么状况,你就知道这个朝代的开国是中国历朝历代难度系数最大的,这个朝代的开国皇帝能在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最低起点、一片萧条的废墟阴谷中建立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是何其的伟大与圣明。
隋文帝受天明命即位初期,到底接手的是怎样一个摊子呢?建立在何种国力基础之上?到底接手的北周政权财政状况如何呢?接手的实在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烂摊子。当时由于北周武帝、北周宣帝实行丧权辱国的屈辱外交对突厥称臣和亲纳贡,北周武帝“惧突厥寇掠,倾国库府藏以给之”,加上北周武帝长期对北齐用兵军费开销巨大,北周国库几乎耗费殆尽。隋文帝受禅之初,北周国库太仓里只有一百枚面饼,什么金银财宝也没有,接手的是一个国民经济几乎崩溃、政府财政赤字高涨、债台高筑的北周政权。
经济状况如此,北周王朝在政治、军事上又给他留了一个什么乱局呢?北周王朝在东南西北四面受敌,处于包围圈中,险象环生暗潮汹涌,南有经济上极为富庶、装备优良的陈国,东有高句丽,西有占据现在西藏、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北则是中国四夷中最强的的北狄突厥,四个帝国对中国虎视眈眈、蠢蠢欲动,中国前狼后虎,北周官僚集团内部也在争权夺利派系繁多。当时是北周中央政府行政权力实际上只限于关中河南河北山东四川几个地区,南梁是独立于北周中央政府之外的小朝廷,经济军事内政都是自治,南梁小朝廷、东北和内陆一些地区根本就不缴税的。还要加上从西晋继承下的严重尖锐民族矛盾问题。
而隋文帝受禅后只花了三年就打败了中国四夷中最强的的北狄突厥(轩辕黄帝都没能打败北狄獯鬻,众生抱憾含恨而死),只花了八年就统一全国,是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全国花了九年)、汉高祖、汉光武(汉光武统一全国花了十年)、宋太祖、元太祖、明太祖之辈远远不及的。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开国后只用了短短三年就打败了北方最强大游牧少数民族的皇帝。隋文帝的军事才能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加在一起的总和,因为汉朝前期与中期一直向匈奴屈辱和亲,先后通过了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五代帝王前仆后继的努力才洗刷了汉高祖白登之围的耻辱,花了近百年的时间才通过持久战勉强打败了匈奴。而隋文帝开国只用了3年就打败了实力远胜汉朝时匈奴、横扫欧亚大陆的拥有40万铁骑与30万弓箭兵的头号强敌突厥,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神话,别说是中国所有帝王,就是西方的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取得的战绩也无法与隋文帝相提并论。
五胡乱华以来,中华民族的国家战略生存圈被压缩至了极限,国土的流失、疆域的急剧缩小陷入中华民族极为屈辱的低谷时代,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期间虽有宋武帝刘裕短暂的收复中原失土,但始终由于刘裕的目光短浅火速折返南京,错失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这次北伐只能是南朝的一次回光返照,一统山河匡扶汉室胎死腹中。
瞬间转移至北魏灭亡后,两个胡人建立的政权北周与北齐更是把中国的屈辱外交发挥至了极致,北周皇帝与北齐皇帝为了争相拉拢突厥甘做儿皇帝,“惧其寇掠,倾国库府藏以给之”,依旧不能满足突厥沟壑难填的无尽欲望。
北朝末年,突厥强大起来,势力远达中亚,有“凌轹中夏之志”。他钵可汗时,“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北周北齐都争相结好于突厥,“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他钵可汗恃其强盛,非常傲慢。有一次,竟对他身边的人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子(北齐皇帝、北周皇帝)孝顺,何忧无物邪!”当时“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厚”。突厥摸透了西魏、北齐的心理,趁机从中周旋。
当时的突厥军事实力已远远超过往昔汉朝时期的匈奴,但是隋高祖即位后乾纲独断,立即终止了北齐、北周时期的屈辱外交,停止了对突厥的岁贡,迅速向突厥宣战,给突厥以沉重的经济打击。不久,突厥大可汗沙钵略率领突厥49万大军侵犯中原,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各处告急,大隋天子震怒,下诏曰:“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恶积祸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万方,愍臣下之劳,除既往之弊。以为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违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节之以礼,不为虚费,省徭薄赋,国用有余。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清边制胜,成策在心。凶丑愚暗,未知深旨,将大定之日,比战国之时,乘昔世之骄,结今时之恨。近者尽其巢窟,俱犯北边,朕分置军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举灭之。而远镇偏师,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应弦染锷,过半不归。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弥缝,内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残忍。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沙钵略近趣周盘,其部内薄孤、束纥罗寻亦翻动。往年利稽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娑毗设又为纥支可汗所杀。与其为邻,皆愿诛剿。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圆首方足,皆人类也,有一于此,更切朕怀。彼地咎徵妖作,年将一纪,乃兽为人语,人作神言,云其国亡,讫而不见。每冬雷震,触地火生,种类资给,惟藉水草。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迁徙漠南,偷存晷刻。斯盖上天所忿,驱就齐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时。故选将治兵,赢粮聚甲,义士奋发,壮夫肆愤,愿取名王之首,思挞单于之背,云归雾集,不可数也。东极沧海,西尽流沙,纵百胜之兵,横万里之众,亘朔野之追蹑,望天崖而一扫。此则王恢所说,其犹射痈,何敌能当,何远不服!但皇王旧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轨所弃。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杀,无劳兵革,远规溟海。诸将今行,义兼含育,有降者纳,有违者死。异域殊方,被其拥抑,放听复旧。广辟边境,严治关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暂劳终逸,制御夷狄,义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宁劳渭桥之拜。普告海内,知朕意焉。”
开皇二年(五八二年)春,突厥遭受天灾,民不聊生,沙钵略可汗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五月,他调集五可汗发兵四十万入长城,揭开了根本改变双方乃至东亚世界间关系的大搏斗的序幕。突厥的这次进攻,声势浩大,来势凶猛。五月十六日,东北的高宝宁集团也配合突厥,向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东)发起进攻,在整个战线,隋军的防线被多处突破,屯守乙弗泊(今青海省乐都县西)的行军总管冯昱遭到突厥数万骑兵围攻,力战数日,寡不敌众,壮烈殉国。东部战线,突厥与高宝宁的联军突破隋军防线,进攻幽州,李崇出战,不利。十月,西北长城沿线重要州县一个个的陷落,突厥攻破木峡,石门两关,分兵南下,越过六盘山,挺进谓水,径水之滨,严重威胁长安。十二月十五日,文帝再派内史监虞庆则为元帅,驰往弘化(今甘肃省庆阳县)拒敌。
虞庆则命行军总管达溪长儒率骑兵二千出击,才出弘化没多久,就遭遇突厥大军,陷入重围,隋军大惧,达溪长儒神色慨然,激励将士死战求存。他把全军凝结成阵,且战且退,经受了突厥骑兵排山倒海般的冲击,昼夜凡十四战,军兵散而复聚,整整坚持了三天三夜,打得刀卷枪折,没武器可用,士兵便挥拳相博,手皆见骨,达溪长儒身先士卒,五处受伤,前后贯穿两处,可这条硬汉犹如铁塔般挺立不倒,山河为之变色,全军以死相拚,杀敌万余,退回郡城,仅存百人。突厥军兵本来为了掳掠财物而南侵,完全没料到遭到如此猛烈的抵抗。大军失了锐气,他们焚烧了同伴的尸体,解围而去。退出塞外。
突厥被打退了,人们扬眉吐气,热泪奔涌。在这举国欢庆之际,文帝显得格外冷静,他心里明白,突厥并没有被重创,他们马上会卷土重来的。不出文帝所料,开皇三年(五八三年)开春不久,突厥又蠢蠢欲动,二月,北部发生局部战斗,四月,突厥又大军压境。经过去年的大战,隋军经受住了考验,培育起了战胜突厥的信心,而突厥的内部矛盾表面化,只要再挫其气焰,就会造成其内部分裂,文帝下定决心,决定主动出击,给沙钵略以决定性打击,实现敌我战略攻守之势的转变。
四月,文帝下诏,历数突厥的罪行,宣布大举讨伐突厥。隋军分别由卫王爽,河间王弘,上国柱窦荣定,左仆射高颖和内史监虞庆则任行军元帅,以卫王爽居中节度诸军,分八道出塞,向突厥发起猛烈攻击。中路军首先与突厥爆发激战,四月十一日,卫王爽率总管李充等四将出朔州道行军途中,与沙钵略所率的突厥大军相遇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
无数骑兵在大草原上冲杀驰骋,想像一下:中国重装骑兵和数以49万计的土耳其马弓杀个天昏地暗,这是何等的壮观啊!李充率精锐铁骑五千从侧面突击突厥,突厥措手不及,大乱。隋军趁此良机,全军奋力向前,突厥不能抵档,一败涂地。沙钵略身受重伤,丢盔卸甲潜入草地,好不容易捡回性命。这一战,隋军还夺了大量的牛羊马匹,造成突厥乏粮,全军只能磨兽骨充饥,好不凄惨。自五胡乱华后几百年来汉族一直处于背后挨打局面的奇耻大辱终于被彻底洗刷。
西北方向的战果,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河间王弘率军数万出灵州道,与突厥相遇,大破之,斩首数千。窦荣定率九总管,步骑三万出凉州,在高越原与突厥阿波可汗相遇,两军对峙于戈壁滩上,隋军带的水很快喝光了,士兵只好刺马饮血,死者相继,窦荣定眼看拖下去将不战自毙,仰天长叹。不料天上竟下起及时雨来,全军士气大振,大将史万岁出阵与突厥的勇士单挑,转眼就取了对方的首级,突厥大惊,全军大乱,隋军趁势掩杀,突厥大败。
这时,隋朝派长孙晏进行离间和策反工作,利用阿波和沙钵略的不和,使阿波向隋请和,在六月,阿波可汗率军北还。在白道吃了大败仗的沙钵略可汗逃回塞北,满心悲愤,又听说阿波可汗暗通隋朝,不禁怒从中来,带领沿途收聚的败兵奔袭阿波的牙帐,杀了阿波可汗的母亲,烧了他的营盘。从此,阿波与沙钵略反目成仇,突厥也分裂为东,西两大对立集团,兵连祸结。
以开皇三年七月为分水岭,隋朝取得了战胜突厥的辉煌胜利,完全扭转了四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彻底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格局。从建国至今,才经过两年多,隋朝就打败了头号强敌突厥。这在中国史上也近乎奇迹。这一胜利的取得,首先是隋朝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和坚定务实的政策。第二是利用四面敌人不统一的机会,集中兵力予以各个击破,表现出高超冷静的军事指挥艺术。第三利用敌人的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第四是隋军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而最基本的一条,是上下同心,三军用命,显示出隋王朝的蓬勃朝气。乘着这股气势,文帝胸中正在勾画一幅世界性帝国的蓝图。
隋高祖开国仅仅三年,“内修制度外抚戎夷”,国家转危为安,社会走上正轨,这一项项继往开来的成就的确来之不易,光是三年打败突厥,彻底改变两百多年来汉族饱受欺凌这一项,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一个王朝能望其项背,而隋高祖戎马倥匆之际建立的各项制度竟能垂则万世、继往开来、承前启后,更反映出隋高祖善于把握大局、从容自信、处变不惊、一丝不苟的风貌。对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对内实行开皇之治达到天下太平,文治与武功俱达到中国封建社会之登峰造极。
经此一战,突厥大可汗沙钵略精神终于彻底崩溃了,他尊大隋高祖文皇帝为圣人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千万世为圣朝典牛马,上表称臣,突厥成为大隋附属诸侯国。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北方最强大游牧民族可汗尊为圣人可汗的中国皇帝,也是第一位令外族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的中国皇帝。突厥大可汗沙钵略首次向中国皇帝称臣,大可汗沙钵略亲自率领百官迎接隋文帝使者虞庆则,虞庆则义正言辞要求沙钵略行君臣大礼,沙钵略只能行三磕九拜大礼跪受玺书,突厥大可汗的手下们于是相聚恸哭。虞庆则命沙钵略称臣,沙钵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仆射之力也。”不久,突厥大可汗沙钵略向隋文帝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臣摄图言:大使尚书右仆射虞庆则至,伏奉诏书,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负荷,不能答谢。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顺民望,二仪之所覆载,七曜之所照临,莫不委质来宾,回首面内。实万世之一圣,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闻也。突厥自天置以来,五十余载,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过万里,士马亿数,恒力兼戎夷,抗礼华夏,在于北狄,莫与为大。顷者气候清和,风云顺序,意以华夏其有大圣兴焉。况今被沾德义,仁化所及,礼让之风,自朝满野。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虽复南瞻魏阙,山川悠远,北面之礼,不敢废失。当今待子入朝,神马岁贡,朝夕恭承,唯命是视。至于削衽解辫,革音从律,习俗已久,未能改变。阖国同心,无不衔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谨遣第七儿臣窟含真等奉表以闻。”
至此,大隋的版图已经远超秦汉之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感叹道:“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天下之盛,极于此矣”。在大隋极盛武功达到中国历朝历代最高峰时,隋文帝依旧保持着理智清醒的头脑,他的雄心万丈撼天动地不是区区武功就能制止他建立更宏大的大隋主宰世界的宏伟战略,事实上他不仅仅满足了中国人对他的所有愿望,而且超额完成了指标,给了后世所有中国人无数的惊喜与意外。在“八荒无外,九服大同,四海为家,万里为宅”后,他要偃武修文,打造世界封建社会的顶峰——太平全盛的开皇盛世。
大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最辉煌的时代,也是经济最富庶、文化最昌明、民生最优厚、法律最宽大、社会最繁荣、政治最清明、科技最先进的时代。
隋文帝登基后下过这样一道诏书:“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弊,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矣,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随化,有礼则祥瑞必降,无礼则妖孽兴起。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执宪之职,似塞耳而无闻,莅民之官,犹蔽目而不察。宣扬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馀,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隋书》这样说道:“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由此可见他对汉文明的复兴起到的巨大的作用……
大隋高祖文皇帝拯救了汉文化,因为春秋、汉代的文化典籍因几百年来的混战,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公元583年大隋高祖文皇帝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导致“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大隋高祖文皇帝拯救了汉文化,造就了一代文化盛世。大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大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为历朝历代之最,大隋是把中华文明发扬光大至登峰造极的书籍黄金期,中华历代书籍,于斯为盛。
大隋文化之隆盛为历代之最,史书记载了当时大隋文明最昌明的盛况:“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秀,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很多愚昧无知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太平盛世,竟然不学无术的认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盛世”才是盛世,其实“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盛世”连治世都算不上何来太平盛世,在真正太平全盛的开皇盛世面前,后来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盛世”只是一堆粪土。用事实与数据说话: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隋文帝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六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直到李世民服用长生不老药暴死后,李治继位,计户口380万户。李隆基开元之治时,全国760万户,4100万人。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而李隆基开元之治唐天宝十四年已垦田地区区1430万顷而已。隋炀帝登基就有890万户,而李世民直到服用长生不老药暴死才有380万户,国力之差距可以想见。李世民、李隆基、康熙、乾隆加起来给隋炀帝杨广提鞋都不配,又怎能与隋文帝相比,如果说李世民、李隆基、康熙、乾隆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盛世”是北京的八宝山,隋文帝的开皇盛世就是巍巍昆仑,真正的世界封建社会的顶峰——太平全盛。可惜世人都是愚昧得多,看不到真相。
无怪乎元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无比神往的颂赞隋文帝的开皇盛世:“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隋文帝开皇时,百姓太平承平渐久,虽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至於京师,相属於道,昼夜不绝数月。帝又躬行节俭,益宽徭赋,平江表,师还,赐物甚广,其馀出师命赏,莫不优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帝曰:“朕既薄赋於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乃更开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於人,无藏府库。”乃蠲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炀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
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盖周之时,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入市有税,至开皇三年而并罢之。夫酒榷、盐铁、市征,乃后世以为关於邦财之大者,而隋一无所取,则所仰赋税而已。然开皇三年调绢一疋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三十日,则行苏威之言也。继而开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给复十年,自馀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则其於赋税复阔略如此。然文帝受禅之初,即营新都徙居之,继而平陈,又继而讨江南、岭表之反侧者,则此十馀年之间,营缮征伐未尝废也。
史称帝於赏赐有功,并无所爱,平陈凯旋,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於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馀万段,则又未尝啬於用财也。夫既非苛赋敛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糜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用度之空匮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说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享不过一肉,有司尝以布袋贮乾姜,以毡袋进香,皆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呜呼!夫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汉、隋二文帝皆以恭履朴俭富其国,汉文师黄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圣贤如此。后之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党遂倡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说,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至其富国强兵之效,则不逮隋远甚,岂不缪哉!”
有人说中国古代的刑罚很残酷,动不动就凌迟处死千刀万剐,但很多人忘了,凌迟刑是唐朝发明,广泛使用在五代十国、鼎盛在宋元明清,在政治空前绝后廉明、法律空前绝后文明宽松、人民生活空前自由绝后的隋文帝时期乃至隋炀帝的整个隋朝时期,唐朝才有的凌迟刑根本是不存在的。中国人要恨凌迟刑,要恨种种惨无人道,要骂就骂唐宋元明清,这种事在隋文帝时期乃至隋炀帝的整个隋朝时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可惜的是,隋文帝给中国带来的无上荣耀与遗产虽然至今仍是中国人巨大的宝贵财富,但大部分优良传统已经被隋朝的不孝子孙——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逐渐败坏了,唐宋元明清这些孽子孽孙不但没能创造出比隋朝更进一步的文明,还整日只会吃祖爷爷隋朝的老本败坏祖宗基业。隋文帝时期完全是汉人地盘完全流行中原文化的现今新疆地区被不孝子孙唐朝丢给了阿拉伯帝国,断送了汉朝隋朝一直畅通无阻的丝绸之路,阻断了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造成中国没能及时吸收世界先进成果而日渐衰落,因为唐朝造的孽,导致现在的中国人只能在新疆看到异族的伊斯兰教文化,而汉朝、隋朝时的新疆绝非是今日的这样。隋文帝时隋朝军队战无不胜所向无敌的辉煌战绩与军队尚武精神也被不孝子孙唐朝败坏的扫地无遗了,在隋朝时被管的服服帖帖曾经都是隋文帝治下臣民的弱小民族契丹、吐蕃、南昭这样的小邦都把唐朝打得满地找牙。是谁打开的丝绸之路?是谁招引大批西域客商来的中国?是汉朝隋朝而不是唐朝。又是谁让丝绸之路被别人堵上了?是谁被阿拉伯国帝国打败?致使中国失去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使东西方交流中断?阻隔了中国与西方的联系?又是谁让汉隋在西域开创的疆土丧失饴尽的,让西域开始伊斯兰化?是唐朝而不是宋朝。正是腐败肮脏的唐朝。这个败家的朝代!把开放的国度的荣誉给这个致使中国不再开放的朝代?中原汉族的悲哀正是唐朝造的孽。吐蕃、南昭这样的小邦都欺辱汉族。
是谁让原始落后的民族纷纷崛起与强大?是谁令领先世界几千年的中原文明不再占据优势?是谁致使中国的发源地几乎被彻底的毁了?是谁让汉隋在西域开创的疆土丧失饴尽的,让西域开始伊斯兰化?是谁让中国失去战马之地,致使以后的中原军队缺少机动能力?是谁让吐蕃、南昭、契丹、突厥这样的小邦都欺辱大汉民族。
五胡乱华之际当时中国的形势是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的敌我力量悬殊对比最艰难的形式,汉人已经在死亡的边缘。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失败都能成为英雄。那么隋文帝建立无比辉煌的大隋皇朝恰恰在中国最腐朽的朝代西晋与最黑暗混乱的深渊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基础上那不是一个天大的奇迹吗?那么隋文帝受天明命即位初期接手的是一个国民经济几乎崩溃、政府财政赤字高涨、债台高筑的北周政权还能开创开皇盛世那不是一个天大的奇迹吗?隋文帝受禅后只花了三年就打败了中国四夷中最强的的北狄突厥、只花了八年就统一全国那不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骄傲的神话吗?隋文帝把一个汉族快被五胡整的死亡的局面变成“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疆域远胜汉武”的大隋帝国,那不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骄傲的神话吗?他本身不是比岳飞、文天祥、袁崇焕都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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