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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16 09: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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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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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克莱特探听到的北京方面的消息有很大的爆炸性，但事实上，很平淡，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很平淡，觉得克劳特把这个消息视为”一个重要动向”多少有点大惊小怪，疑神信鬼。
消息是这样的——
为了给中国添乱，最大限度扰乱中国国内局势，以削弱中国政府对东南亚的兴趣和行动能力，阻扰印尼和中国结盟的势头，中情局在中国内地启动了一个代号叫“Z计划”的行动。
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诱导中国的一个气功组织与中国政府之间发生冲突，并实施温和而态度明确的反政府行动。
看到我不以为然的神色，克劳特进一步解释了这个计划的一些奥妙。
这一行动，或者说美国对外的这类行动，就是由麦克阿瑟基金会在系统研究二战期间的间谍战后，提出的“软战争”这一概念的重要措施之一，软战争突出了两个方面的行动指南，一是和平的方式，二是具有预见性。某种意义上它是通过一种“借力打力”的方式达到制约对手的战略目的，也就是一句中国成语所说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投入的成本很小，但收益非常高。
这一战术的操作模式，是有预见性地发现和选择对手阵营未来可能获得巨大影响的人物或群体，然后以巧妙、合法的方式渗透，通过提供发展平台、媒体平台、社会关系乃至资金等方式、对其施加影响，然后诱导出其与政府间的矛盾，并逐步将这种矛盾放大为一种不可调节的冲突，使其成为社会的一道裂痕或伤口，导致对手必须不断地以各种方式为此裂痕或伤口买单，由此给对手构成一种事实上的战略消耗。
“可是，克哥，您是说，北京方面的消息就是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会因为一些理由向政府抗议”？听完克劳特一大通解释后，我对那个所谓的“从北京传来的动向”依然不以为然，甚至觉得克劳特的一本正经有些好笑，至于“软战争”、 “预见性”、 “和平的方式”和“战略消耗”，我在培训期间已经很熟悉了，只是不知道它居然是一个基金会的研究成果，而且看起来，这个基金会的一些成员，似乎的确应该和汤姆说的事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迈可，你可别小看了这类行动，它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会构成一道很大的杀伤力，听说他们为了这事没少下功夫，至少4年之前就开始着手安排了”。
“天哪，难以想象，就为了这个”？
“是的，就为了这个，这可不只是个只有老头老太太的组织，而是，在《时代周刊》对它进行报道后，有很多海外消息灵通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都参与到这个组织的活动中了，某种意义上，它是现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
“真不可思议，《时代》周刊会去关注一个气功爱好者！那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小分支而已”，我感到有些意外，没想到这还牵扯到《时代》周刊，在我看来《时代》周刊是一个政治色彩很浓的综合性重量级刊物，与气功之类的东西根本不搭界。
“这就是这个组织的能量，在这方面它强过中情局，麦克阿瑟在二战中扮演的是犹太人救世主的角色，犹太人对他都很尊重，而你知道，犹太人在报界的影响力——他们是很多有影响力的报纸、电视台、周刊的大股东或老板，所以，这个基金会想让《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日报》关注下某人，简直是小事一桩”，克劳特对我的惊讶不以为然，“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时代》关注了这个气功爱好者，而是以一种非同一般的角度关注了这个气功爱好者，并对他给予了极其崇高的评价，当然，我估计，这都是来自麦克阿瑟基金会方面的暗示”。
原来，早在3年前，也就是1995年，《时代》周刊就对这个气功爱好者作个一个高规格的专访，而对话的主题居然是“世界秩序与人类未来”这个比对一般国家领导人的专访还高端的话题，显然，他们对他的定位，不像是一个一般的气功爱好者，而象是一个先知，或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
这个采访，以及美国方面诸如此类的活动安排，让这位气功爱好者声名大振，不但在一般民众的影响急剧扩大，也让一些中国大陆和海外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加入到了这位气功爱好者的组织中。
“一个采访就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真有些难以置信！”我有些哑然，“克哥，我想我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你要把它们说成是一种安排，而且，为什么一定就能知道他，或者他们，会和政府之间发生冲突”。
“洞悉这些，需要你熟悉历史、文化、政治、现实、社会学，嗯，尤其是社会结构方面的理论”，克劳特微微一笑，“亲爱的迈克尔，你去过东欧，参与和目睹过那里的一些事，你能否告诉我，你对那里的什么东西印象最深”？
“噢……让我想想，我想，我想是当地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我记起了贝雷帽酒吧，里面那些人对自己的政府肆意嘲弄，以此为乐，那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情形。
“是的，中国也这样，这就是他们会下功夫做这类安排的原因，因为它意味着机会和成功”，克劳特把茶几上的两个茶缸和一个烟灰缸并在一起，指着那一堆东西说，“你看，任何社会的结构，从文化方面看，大体而言，都是由传统、制度和现实文化这三个部分构成，制度是核心，传统是制度的依据，而现实文化则对制度和传统，当然也包括历史，起着评论和修正功能，同时它还是一个时代价值的承载者，如果说政府依靠政权掌握着权利，那么掌控着现实文化的群体则通过知识掌握着权威，只有在目标一致的情况下，这三者才是一种良性关系，否则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断裂或扭曲，而我们看到的是，东欧、俄罗斯和中国这些国家，这三个部分的关系并不是太融洽，我现在不想去探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不融洽，我们只说，这种不融洽是我们观察到的，是现实中存在的，这种不融洽表现出了这样一个面目：现实文化拒绝对制度和传统提供良性的评论和修正，而对其表现为对峙与反抗，或者通俗地说，在这些国家，现实文化总处在一种‘起义状态’，这种起义状态的文化，会放大几乎所有社会不良事件，并始终把矛头指向制度、政府，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找到了一个不动声色地制造事端的办法，并会因为这种文化和警察粗野的行事风格——在这一点上，全世界的警察都差不多——把它变成一个巨大的社会事件，从而实现预期的战略目的”。
克劳特侃侃而谈，我似懂非懂，除了觉得高深，我对他这一席话的感性认识，依然只局限在自己在贝雷帽酒吧的所见所闻。
看着滔滔不绝的克劳特，我脊背渐渐有了种凉飕飕的感觉，感到那些曾让汤姆惶恐了半生的“人”，似乎离我越来越近了，这是种让人很不舒服的感觉，于是我想尽快把话题引开，没想到竟象中了邪，一开口依然是这个话题：
“克哥，在你看来，你如何评价那个被他们选中的气功组织”？
“不用说在中国这个无神论国家，就算是在宗教构成了最主要、最悠久的传统的西方国家，它都可以被认为是个不折不扣的邪教”，克劳特把烟灰缸往自己的身边挪了挪，掏出一盒香烟，向我示意了一下，“你知道他在宣扬什么吗？在接受《时代》周刊的专访的时候，他声称自己是唯一知道这个世界的未来和真相的人，而这个未来和真相非常恐怖，就是外星人将要取代人类，他还认为外星人已经给人类设置了一层细胞膜，以此来完成对人类心灵和感觉的控制，他甚至已经开始了与外星人的交流，说外星人开始以为他和他们是一伙的，结果发现他是去消灭他们的……”。
“噢卖糕的，这都是些什么话，这不太象一个正常人说的，这样毫无根据的话也有人信”？
“这是那位气功爱好者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的，我也不认为这样的话会有人信，但事实恰好相反，他的信徒在中国也许已经超过50万……我之所以认为他是邪教，一是在于他是以一种对未来的恐惧的方式，对一般听众进行了胁迫，他关于外星人的那套说辞就具有这样的性质；二是他认为自己掌握了让人得救的办法，这可以理解为是向基于恐惧的大众施放的一道诱惑；三是他觉得他能在千里之外与他的信徒进行‘心灵沟通’，这实际是种精神控制，是使他人失去灵魂自由的精神暗示，这是连基督教也早已否定和不认同的一种说法，我们已经认识到，上帝不能限制人的心灵自由，因为限制人心灵自由的做法，与上帝存在的目的相悖。但是，这位气功爱好者显然把自己当做了比上帝还高明的人物，公然声称自己能进入另一个人的心灵，这当然是典型的邪教”。
“这太有趣，也太不可思议了，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竟会出现这样的组织”！
“事实上它已经出现了，而且规模发展得相当大”，克劳特微笑着把吸了一小半的香烟放在烟灰缸上抖了抖，“而正因为他这套说辞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秩序建立的依据相去甚远，所以它必然与政府产生冲突”。
“然后，‘他们’就因势利导”？我想起了在贝尔格莱德那段时间，小史迪威对我的教诲。
“是的！”克劳特狠狠地把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沮丧地把身体往后一靠，有些于心不甘地说，“既然是‘他们’在插手此事，我们还是站在一旁看着比较好，我倒真想看看他们能不能以此让北京方面放弃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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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克劳特和我都失算了，在“Z计划”还没在中国看到什么动静的时候，印尼方面传出了一个让我俩大吃一惊的消息——
雅加达出事了！
也许是从5月13日早晨或上午开始，一群来历不明、穿着军靴的人，从城郊乘坐军用卡车进了城，他们在街上点着了随车携带的胶合板、轮胎等易燃物后，高喊着“宰了中国人，烧死中国狗”等口号，开始抢劫华人经营的超市、商店，集体强奸华人妇女，据目击者传过来的消息：现场惨不忍睹，虽然有警察闻讯后赶了过来，但他们居然仿佛一群看热闹的闲人，对暴徒的行为袖手旁观，而一些被强奸的华人妇女被暴徒扔进了熊熊燃烧的大火里……
克劳特和我都惊呆了，因为信任、甚至有些崇拜那个神秘到有些象传说的组织，我们几乎没再去考虑雅加达前途方面的事，一是公司还有一些琐碎的账目工作需要核对，二是我们都相信，他们有能力以我们难以想象和高人一筹的办法，顺利终止雅加达积极向北京靠拢的局势。
“没想到，真没想到！”克劳特手里拿着从雅加达传来的加密电文，脸唰的变得苍白，手有些微微的颤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难道所有棘手的事情都必须以这种方式来终止？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在制造罪恶”？
“可是，克哥，你为什么觉得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或者，这压根就是一起意外，毕竟，这段时间，印尼自己也一直在煽动民族情绪，宣泄对华人的仇恨”，虽然我也觉得电文上所说的事情太过突然，但并没觉得这一定是‘他们’干的。看着那份不长的电文，我想起了长相甜美的伊拉姆•塔娅，不知她是否有华人血统？是否会出意外。
“为什么？没有任何原因，也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种直觉，一种熟知印尼各种势力行为特征和动态后的直觉”，克劳特苦笑一声，把电文递给我，伸手拿过了身旁的话机，吩咐秘书订两张最近时间去雅加达的机票，然后回头对我说，“晚上八点半的飞机，回去收拾一下吧，可能这次时间不会太短”。
也许雅加达出事了的消息已传遍马尼拉，使很多马尼拉人取消了行程，偌大的候机厅显得稀稀落落，但显然，“国际投资商”约翰•克劳特和他的助手迈克尔，并没有被雅加达的险情所吓倒，而是勇敢地拎着两个硕大的旅行箱迎了上去。
克劳特心事重重地坐在椅子上，我则在他的斜对面坐着——这里顺便透个秘，如果有一天，你看见两个同行的人是按这种方式在坐，那么，如果不是偶然无意，他俩很有可能是执行任务中的美国特工或由中情局参与了培训的特工——这种标准的美式特工坐法，可以自然而然地对周围进行360度无间隙观察，及时发现异常，最大程度保证自己的安全。
我目光看似随意实则很仔细地打量了下周围的人，靠克劳特左边的是一对父子，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肤色黝黑，表情憨厚，再往左是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人，自坐下来他就一刻不停地在用当地话讲手机；右边则是一对老年夫妇，再过去是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正一边观察周边情况一边琢磨在来机场的路上给伊拉姆•塔娅的电话，耳边响起了很大声的美国腔——两个胸跨相机的美国人，正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着向这边走过来——
记者？他们也得到消息了？准备去那边采访？看着愁眉苦脸的克劳特，我突然想到，如果记者真能迅速把雅加达的骚乱传播出去，说不定这场骚乱会因为国际舆论压力而马上平息，我的哥们兼搭档，可能心情会好受些。
我冲他们礼貌一笑，他俩也发现了我这个美国人，于是拖着行李在我旁边大大咧咧坐了下来。
一搭讪，他俩果然是记者，一个是美联社的，一个是《纽约日报》的，是驻雅加达的同事来电话告诉他们，说那边发生了骚乱，场面非常大，也非常壮观，雅加达的人手不够，要他们火速赶过去“增援”。
“听说场面很糟糕，很血腥，哦买糕哒，好像一场战争”，纽约时报的记者显得有些兴奋。
“好像是军人，或者刻意把自己装扮得和军队有瓜葛的歹徒，这不是第一次，我想这个国家还处于部落时代，不喜欢用文明的方式，而更习惯用直接的暴力解决问题，这几年，在它那里发生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会让我产生这种感觉”，美联社记者一开口，就显示出了自己比一般市民报纸记者有着更高眼界，“你们也是哪家新闻机构的吗？也在为这件事这么晚来赶飞机”？
“不，我们只是在那边有投资，我们很担心自己的生意，决定过去看看”，不知什么时候，克劳特已经站在了我们几个人跟前。
我忙向克劳特介绍眼前这两位高谈阔论的记者的身份，记得还热情洋溢地说了些诸如“此刻，媒体应该义不容辞地举起举起手里的相机，将那些罪恶的镜头，那些敢于公然糟蹋人权的恶棍向全世界曝光”， “在受到媒体关注后，我想印尼政府会知道自己在犯多大的一个错误，他们也许会果断制止这样残暴、野蛮、毫无来由的骚乱”。
但很意外，克劳特对他俩和我说的这些似乎没有多少兴趣，他把头转向那个美联社记者，岔开了话题，“哦，我认识你们那儿的维克顿，杰克•维克顿，他似乎还欠我打赌输掉的两瓶香槟，他还好吗”？
刚才还多少显得有点矜持和傲慢的美联社记者，脸上顿时有了些谦卑的表情，“您说杰克•维克顿？他曾是我的头，现在高升了——两年前就调回总部了”。
“是吗？这头不喜欢出声的鳄鱼，可把当年我们这群老伙计给忘掉了，记得他在马尼拉泡的第一个妞，还是我给介绍的呢”，克劳特不拘小节地坐在行李上，习惯性掏出香烟盒，也许想起自己在机场，于是自嘲地笑笑，把香烟盒放到鼻子下嗅了嗅，又放回了口袋。
“嗯，也许，或者，这个，喔，杰克•维克顿先生，确实很有男子气，很有，个人魅力”，美联社记者脸上显得有些古怪和尴尬，也许因为没弄清克劳特的底细，他还不习惯在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面前直截了当谈自己曾经的上司，“实际上，直到上个星期，还有不知道他已离开的女士打电话到办事处找他”。
我很奇怪克劳特当时的反应，他的表现好像他根本不知道印尼发生了骚乱，或至少，对印尼的骚乱并不关心，这当然不是真的，我知道他对此的愤怒，也许还有点没来由的不安。但在这两个记者面前，他却没有显示出对这场骚乱的关心态度，对他们有点不冷不热，甚至，隐隐约约有那么些讥讽的意味。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南斯拉夫之行和金融危机中的经历，使我对记者和媒体的能量印象深刻，我甚至这样认为，也许，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完全可以在这类性质恶劣的突发事件中创造奇迹，比如，通过有感染力的文字描述和大幅大幅的现场图片，发动一场世界范围的舆论战，而印尼政府也会因此迅速屈服。
但是，很显然，克劳特对两位记者显得不够热心。
在雅加达，在和两位记者交换了名片，高兴地分手后，我迫不及待向克劳特说出了我的这一困惑。克劳特撇了我一眼，“迈可，你太天真了，不要对你想的好事抱任何希望，我猜得没错的话，他们对这事根本作不了主，如果背后的目标没达到，我敢打赌，那些他们也许真的很辛苦才得到的采访，根本不可能见报”。
看到我一头雾水的表情，他笑起来，“虽然我曾多次提醒过你，但显然，你依然热衷从事物的表面看问题，而这往往把我们引入歧途，你知道，我对他们那类机构不可能不熟，实际上，你也听到了，那位美联社记者的前上司，也就是杰克•维克顿，就是我的老交情，以前，10多年前，我和你想得一样，我记得那是1984年，同样是雅加达，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小到最后大家翻遍所有的新闻都依然糊涂的原因，导致了一场巨大的骚乱，数十个华人丧生。当时，我也象今天的你那样，和杰克•维克顿说了这样一番话，杰克•维克顿也满怀热情去采访了，但是，那些杰克•维克顿冒着危险采访的稿子，拍摄的照片，并没有被刊登，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1986年同样如此，那可是一场持续了数周的排华暴乱，蔓延到了雅加达周围好几个城市，甚至蔓延到了北苏门答腊那样偏远的省份，但消息依然没有及时刊登，无法对骚乱形成舆论压力，仿佛，这个世界真的存在一张巨大的、看不见的、覆盖着全球的透明的网，把这个消息从所有新闻版面彻底过滤掉了一样，而当地政府对这些骚乱，也几乎采取的也是放任自流的态度......”。
克劳特说，几个月前，他之所以能一口气在我面前说出上个世纪80年代密集发生在印尼的排华骚乱，在于他曾研究过它们。是的，他研究过这些发生在一个多岛国家的突发事件，结果发现，这些突发事件除了跟印尼土著有反华传统这一因素有关外，还与另一个动向有着密切联系，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导致很多中国人迅速致富，也使更多的中国人有了强烈的财富梦，这其中，1965年因为遭受苏哈托政府追杀，而被迫离开印尼回到中国本土的数十万印尼华人，因为思乡——他们中的不少人，实际已经把印尼当作了他们的故土——和迫切的致富愿望，开始通过新加坡、泰国、香港、菲律宾或马来西亚返回印尼，这在当时依然在当政的苏哈托看来，不是一个什么好苗头，毕竟他曾亲自下令对华人中的“共产主义势力”进行了清剿，并致数十万人死亡，这样的事，对任何一个执政者而言，无论初衷被认为有多么正当，理由有多充分，都足以使其一生为之惴惴不安，所以，他并不愿意昔日被他驱逐和追杀的人以任何理由返回自己的国家。
而来自中国的这种动向，也同样不符合西方人的愿望，西方人，尤其是熟悉东南亚殖民史的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勤劳和商业智慧有着崇拜到恐惧的印象，这既是十七世纪初荷兰驻巴达维亚（注：印尼）首任总督的彼德逊•昆由衷感叹，“在世界上对我们最有用的莫如中国人”，从而不惜通过各种方式，甚至包括以海盗方式前往中国南部沿海抢夺和诱惑中国人去巴达维亚定居和经商的原因，也是1740年10月巴达维亚爆发“红溪惨案”（注释：1740年10月9日至12日，荷兰殖民者借口华侨要进攻巴达维亚，下令荷军在巴城内挨门逐户拘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连关在监狱和卧病住在医院的华侨亦不能幸免。被焚毁和劫掠的华侨房屋六七百家，被屠杀华人近万，财产损失无法估计。由于这场针对华人的大屠杀发生在巴城内红溪河畔，因此被后代史家称为“红溪惨案”）的原因——在很短的时间内，勤劳、善于组织和经营的中国人，在巴达维亚的影响甚至大有超过当地殖民势力之势。
简单地说，活跃在那个区域的政治势力，没有一个欢迎印尼和中国改善关系，哪怕这种改善的迹象仅仅出现在民间，哪怕仅仅只是一种趋势，它也将被扼杀在摇篮中，这就是印尼政府在那些年放手当地土著敌视乃至公开报复华裔，国际社会默许这种报复的最根本的原因。
直到90年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伴随着印尼的“经济崛起”和对外交往的频繁，印尼才逐渐淡化了对发展本国经济拥有重要话语权的华裔的敌视，才有了危机中，此前的铁杆“反共人士”苏哈托破天荒准备倒向中国的动向，但想不到，尽管连苏哈托也改弦易张了，迎接这一倒向的，依然是一场针对华人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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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加达，克劳特动用关系，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打听到了关于那次骚乱的确切消息，一股有反苏哈托背景的军人制造了这场骚乱，因为这些军人也曾是1965年苏哈托反华裔政策的执行者之一，手里掌握着苏哈托的不少内幕，所以在针对华人的举措上，苏哈托对他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显然，据提供消息的人士称，这些制造骚乱的军人背后，还有神秘的支持者，至于是谁，他也没有丝毫头绪。
这场突起的、规模大、手段残忍、两天后即诡秘消失的骚乱，终止了中国和印尼之间的秘密接触，苏哈托无可奈何地放下了手里的所有筹码，全面倒向西方，中国方面一边动用“外交抗议”，一边派出中远集团的大型船只，前往印尼接纳受灾的华人。
但是，因为船到来之前，骚乱已经停息，加上受到偏向台湾势力的华裔（注释：1965年印尼政府针对华裔的公开大屠杀，也与这股偏向台湾的反共华裔势力的挑拨有关）的挑拨，远洋公司的轮船在雅加达港口遭受冷遇——尽管仅仅几个月前，正是这家公司，为闹粮荒的印尼免费送来了两船粮食。
这些都是当时的动态和说法。
4年后，在那次非凡的“中国之行”中，我和日本方面的情报人员竹内小野熟悉后，才了解到有关这事的更多内幕，同时也才知道当初自己随口说出的判断十分准确，日本方面确实比美国更在意东南亚的“战略价值”，他们的情报人员比我们更卖力、也更深入地对印尼各界进行了渗透。
原来，早在年前印尼总统特使和中国方面的代表在香港首次碰面的时候，日本金百合基金会（注：该基金会是麦克阿瑟针对日本的妥协政策的一部分，直接脱胎于日本战时的金百合组织，金百合组织是由日本亲王直接统帅的秘密组织，旗下云集了大量的建筑、历史、珠宝等方面的专家，专门负责对占领国的财富搜刮和秘密转运、储藏，日本投降后，由于金百合组织无偿献给了占领军数量惊人的“金百合藏宝”，麦克阿瑟于是转而游说华盛顿政府改变初衷，不对日本实行彻底分裂和打碎天皇统治传统的计划，而应实施保留天皇、维护日本统一和稳定的全面晋绥政策、以使日本成为美国对峙苏联和可能“赤化”的中国的桥头堡。麦克阿瑟游说成功后，利用金百合的剩余财力，按照金百合既有势力、传统日本亲美势力和自己扶持的势力这样的划分，在日本成立了三个秘密基金会，这三个基金会既与自己随后秘密成立的麦克阿瑟基金会同声共气，又共同协助日本政府的战后重建。从1945年12月起，这三个基金会透过日本政府，开始把高达3000亿日元的资金以“战时临时合同钱款”名义，陆续支付给了日本各地财阀，实现了日本战后首次财富大转移，大批新公司得到了合同，据称，后来当了首相的田中角荣也得到一份价值7300万美圆的合同，缘由是要他“把1个工厂迁移到韩国”，这是个子乌虚有的“任务”，实际上，田中角荣在得到这笔巨款后，连一根铁丝都没有迁移）的人就捕捉到了苏哈托对中国政府的特殊要求，就是希望中国方面出资拯救他儿子的银行，这一直是克劳特和我在梦寐以求的情报，但那时，我们显然沉浸在公司在不断实现巨额盈利的喜悦中，更热衷的是从诸如马来西亚总理和索罗斯公开或半公开的对骂中，揣摩金融市场动向这类事。
在捕捉到这一信息后，日本方面开始秘密追踪这位在印尼和中国的谈判中具有重大作用的特使，并获得了一大批极有价值、可以对苏哈托的政治信誉构成致命打击的录音和影印资料。这些资料的一部分，通过暗中运作，辗转交到了印尼反苏哈托的一些将军手里。
得到这些资料后，那几位反苏哈托的将军如获至宝，立即通过中间人向苏哈托做了暗示，以此要挟苏哈托中止与中国的接触，自认为对印尼拥有绝对控制权的苏哈托，在得到中间人传递过去的那些暗示后大光其火，扬言那些将军在制造谣言和阴谋，他用生命起誓，将对此类行为和言论给予坚决的、不留情面的全面打击。
很快，一批军人脱下正规军服，穿过雅加达街头、煽动雅加达贫民窟的人一起上街，拉开了制造骚乱的序幕，在骚乱正式开始前，苏哈托得到了一个口讯——将在骚乱变得举世瞩目的时候，公开苏哈托因为自己儿子的私利而倒向中国的所有细节。苏哈托还同时发现，一些本来一直非常支持他的军政要人，也陆续给他打电话，话语变得暧昧，或明或暗地劝告他在国家前途面前慎重行事。
48小时后，苏哈托审时度势，迅速向反对势力低头，制造骚乱的人随即也象风一样在雅加达街头消失——这是一场从开始到结束都显得异常诡秘的骚乱。
不过，虽然当时我们对骚乱的内幕了解不够多，但克劳特对新闻界对这事的反应判断很准确，在此事足足过了半个月后，《纽约时报》才开始刊登发生在印尼的这场悲剧（注释：《纽约时报》在1998年6月初，才刊登出发生在印尼的针对华人的惨绝人寰的屠杀强暴新闻）。大扮“正义之师”，整个世界一时为之哗然。
“看看这些可耻的媒体，它们可耻得已经完全没有了底限”！克劳特把摊开在两手之间、转载了《纽约时报》报道的当地报纸摇得哗哗直响，“在受害者的尸体都已经化成了灰尘，早就成了太平洋里的鱼的腹中之物之后，这些可耻的家伙才开始摇唇鼓舌，装模作样‘声讨’这个它们其实极有可能也参与了背后交易的肮脏事件，更不幸的是，它们居然能达到目的，依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它们想要的声誉——我相信，绝大多数民众，依然会把《纽约时报》当做正义的化身，认为此举再次显示了他们确实具有值得社会尊重的良知，这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实际上，不单单是一般民众，就连那些受害者，或声援受害者的华人团体，也把《纽约时报》当作了救星和良知代表。《纽约时报》的报道甚至被这些群体当做了他们在世界范围声讨印尼政府罪行的最热门、最有力的证据。
老实说，直到在今天写出这些往事的时候，我还没发现究竟为什么《纽约时报》没被质疑，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妙？事实上，《纽约时报》在这件事上的伪装并不高明，发现这种伪装只需要追问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东南亚、或雅加达是否设有记者站或办事处。如果有，却没有及时刊登出那个地区发生的重大新闻，那么，它在这件事上的立场无疑就显得非常可疑。
但是，很遗憾，直到今天，我也没看到有一家机构站出来对它提出这一质疑。
“你知道《纽约时报》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一切都早过去了的时候来报道这件事吗”？克劳特用牙齿咬着一个树根做的烟斗——那是我俩在雅加达和伊拉姆•塔娅会面时，伊拉姆•塔娅送给他的礼物——余怒未消地盯着报纸问我。
“不清楚，按照您的说法，是不是因为它们已经完成了交易，觉得无所谓了”，我确实不懂这其中到底有何深奥之处。
“不，没有这么简单，亲爱的迈可，没这么简单，这些已成旧闻之后，《纽约时报》还把它们报道出来，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因为版面缺新闻，或是因为什么良心发现，而是，此举依然可以间接羞辱中国政府，让中国人、其他国家的人嘲笑中国政府，加大中国社会的裂痕”，克劳特放下报纸，取下嘴上的烟斗指着报纸上刊出的大幅骚乱现场的照片，“真是让人不得不叹服，只不过改变了一下报道节奏，就做到了一箭三雕，既扮演了社会正义这个角色，又对已经屈服的印尼政府再次形成威慑，还可以同时打击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的尊严”。
“可是，这些人，我想这些操控了骚乱的人，不怕受到惩罚吗”？此言一出，我就有些后悔，这话一定会遭到克劳特的奚落。
果然，克劳特以45度往下的目光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把树根烟斗又放进了嘴里，“如果不是看在这位送烟斗的女士的份上，我真想嘲笑你一番，迈可，这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时代，人们关心的是利益，实力，成功，而不是什么道德，从来不是这样，你我都熟悉华盛顿，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到处听到对他的恭维，但是，从他个人的角度，从历史真相看，他又何尝把道德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我们现在熟悉他的那些故事，不过是一个二流牧师或三流医生，为了赚钱和所谓的塑造一种新的美国精神楷模而写出来的文学作品，那些事杜撰的成分太多，比如，我们都知道他拒领工资的事，并想当然地把它作为了显示华盛顿先生情操高尚的证据，但事实的真相是，在没领工资前，华盛顿先生每年报销的个人费用超过100万，你知道那时的100万事多少吗？那时一个标准产业工人的月工资还不到10块钱，同时他还违规蓄奴......可是，因为他成功了，给大多数美国白人带来了利益，所以没人把这些明显是一个道德低下的人才能做出的事与本来的他联系在一起研究，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就在我们呆的这个城市，也有同样的例子......”。
克劳特接下来说的这位，是我们的合伙人——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据传，在他当政期间，因为侵占了数目不详的国家财富，又私吞了难以计数的日本藏匿在菲律宾的部分金百合藏宝，变得富可敌国，在菲律宾逐渐拥有了数不清的产业，并在政界、实业界、金融界形成了一股盘根错节的势力，怎么来形容这种势力呢？即使在与他有杀夫之仇的阿基诺夫人当了菲律宾总统，对他整个家族进行了清算，把他驱逐出境后，依然无法动摇他在菲律宾的根基，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很多军政、文化界、实业界的要人都在从他的家族分享利益。如果大家讲道德，被驱逐的马科斯无疑是菲律宾的罪人，但因为利益所在，很多菲律宾的当红人物依然习惯围着马科斯家族转，为他们卖力，为他们说情，为他们鸣冤，马科斯家族在菲律宾的势力依然十分庞大。
这就是当前这个世界，从美国到东方的活生生的现实，不，也许不只是现实，还包括历史。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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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在写上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没有理由不被悲哀笼罩，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它已经伴随了我很多年。鲁考斯、克劳特、小史迪威、菲利德、黛米、亨特教授......这些名字和人，是树立在这个漫长的疼痛中的一个个醒目的标记，我想，从2003年3月美国打响伊拉克战争的那一刻起，这种痛苦就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它变得不可自拔的原因在于，在亨特教授的一再提示下，我不得不承认，导致这个世界总有一部分人在肆无忌惮地作恶的原因，不在于这些人一出生就有多么的坏，或者他们受到了什么邪恶的幽灵的蛊惑，而在于，他们是目前我们人类传播和遵从的文化的优胜者，或者说，他们是我们从小就接受的那套价值塑造出来的当之无愧的楷模。
如果你发现，我们现在信奉的文化本身，我们彼此鼓励“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成功者”的背后，潜伏着的是一个会导致我们想去千方百计作恶的价值体系，它才是真正的罪恶之源，你会因此而绝望吗？
我不愿去猜测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想这个世界多一个如鲁考斯、小史迪威、亨特教授和我这样绝望的人，当然，也许，用“绝望”来形容亨特教授不那么准确，事实上，虽然他时常在公众面前表现得怒不可遏，但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清醒和乐观的人，常把“因信念而遭受无端的责难是一种荣誉”挂在嘴边，甚至，虽然一直备受同行们的排挤，他也没觉得自己孤独，除了我们这些追随者外，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多精神上的同盟，他们都是自己处身的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分布在社会各界，比如历史学界的汤因比，哲学界的罗素、卡谬、萨特，文学界的黑塞、卡夫卡。他认为，他不过是在洞悉了这些天才人物对人类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缺陷的洞察后，在自觉传承和继续思考他们已经发现的问题而已。
在他看来，罗素，对，就是那位提出过“理发师悖论”、写作了至今影响甚大的“西方哲学史”的罗素，历史哲学家汤因比，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文化是这个世界的解药”，就在于他们认识到自“新教改革”以来，整个西方文化有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箱子”，让整个世界充满了由激情和私欲控制的罪恶，对利益的没有限度的追逐，构成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繁荣的全部秘密。“金钱与利益”，这对在经典时代被认为会让人迷失高贵本性的邪恶之物，在被新教首肯为了是来自“上帝的赏赐”后，它就不但成为西方近现代社会的伦理基础，成为西方近现代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的最核心的价值，也变成了几乎所有人的人生目的——从最贫穷的人，到富可敌国的人，都在为它们操劳一生，因为那里面有几乎全部的人的价值：成功、尊严、高贵、显赫……所以，汤因比说，西方文明在创造惊人的物质财富时，却因其不可遏止的活力与破坏性，将整个人类社会绑上了高速行驶的列车，造成了地球固有资源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或消失，并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充满矛盾和焦躁的半荒漠时代。“现代世界”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充满了极大的不稳定性。没有人会否认，这种状况越来越糟糕。
我想，我之所以在思考再三后，决定把我所知道的内幕写出来交给您，而不是别的国家的人，也许就有来自这位睿智的英国历史学家的影响，因为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让我反复思考的话：
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
这些年来，困于西方文化已经带给人类的愈来愈明显的末日景象，我一直在努力研究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并曾虚心地向一些到美国访问的中国学者求教。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我在向这些学者请教时，常常遇到的让我感慨不已的事，这些人，这些有着气派的名头的学者，在我表示了对中国文化的敬意后，常常会这样回答我，“这是您在猎奇吗？亲爱的迈可，您可知道，您处身在一个伟大的国度，一个给予了这个世界以最合符人性的制度的国家，为什么您会反而赞美我们的文化？老实说，几乎从100年前开始，中国知识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都放弃了自己的文化，并将它们视为耻辱，这也是我来到您所在的这个国家学习的最大原因”。
我知道，每当这个时候，请教就不得不变成一次交锋。
我心平气和地问他们，“非常感谢您这样赞美我的国家，但是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既然西方文化如此杰出，并实际——如您所说——领导着这个世界，那么请问，为什么它会如此快速地把整个人类带入一个几乎无法逆转的危险处境中，我相信，如果你熟悉当前人类的资源消耗现状和它可预测的前景，您也会同意目前的地球处境已经相当危险”。
这些学者在听了我的这番话后，往往一阵愕然，然后讪笑着走开了。
我把这个场景，视作人类的另一场文化悲剧——西方文化用私欲和对私欲的激情，成功引诱了整个世界，让那些本来有着宝贵传统的国家最有智慧的群体，也甘愿拜服在了它的脚下。
不过，尽管我认真研究过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等人的言论和经历，以及从古到今一些中国人对他们的思想的注释，但老实说，我对这些东方思想家的思想精髓，还缺乏深刻领悟。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完全理解汤因比这句话的内在奥妙，对我而言，更真实的感觉，是绝望、愤怒和恐惧，那是一种精神失去依托和参照后的躁动和不安。
这种复杂的情绪，也许让我此生再难静下心来，象康德或亨特教授那样去思考和发现。所以，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有些可能牵扯到骇人听闻的内幕写下来，交给您，愿它能给您和您所在国家的其他人，带来某些触动和参考，您和所有见到它们的人，可以把它看着是一个西方人的梦想。如果最后，它竟真的能或多或少地达到这个心愿，相信我，我会为此由衷地感到高兴，无论那时我已身在天堂，或地狱。
很抱歉，我似乎跑题了，还是继续前面的话题吧——
尽管理解不了汤因比等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文化上的奥妙所在，但我想，我对“这个世界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在竞相行恶”的说法，还是深有感触，它最初甚至不来自亨特教授，而是来自我的工作伙伴和人生导师克劳特，在前面的记录里，我曾回忆过97年泰国股票中小投资者在街上愤怒焚烧索罗斯股票的事，我至今依然十分赞同克劳特在这件事上的观点，他们——无论是股票市场的失败者，还是成功者，信奉的其实都是相同的价值。
那些在街上焚烧索罗斯画像和大声诅咒索罗斯的人，尽管嘴里口口声声说的都是道德，但实际，都不过是因为他们遭受了利益损失而已，他们真的想过他们的行为，在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吗？他们是否有足够的知识来证明，他们的交易对这个世界的公平——这是道德最为基础的部分——带来了什么帮助？我认为，他们甚至拿不出哪怕一件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确比索罗斯更有道德。
也就是说，索罗斯固然可恶，但和索罗斯比，他们一点也不更高尚，实际上，他们是同路人，都挤在同一个价值模子里，在这套价值面前，索罗斯是一个和他们拥有一样权利和机会的参与者，他既没参与规则的制定，也没试图去修改规则，他们是在相同的规则下玩着相同的游戏，只不过索罗斯成功了，而他们失败了，如果在他们眼里，索罗斯代表了贪婪、倾轧、嗜血和残忍，那么，很显然，相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或天天站在流水线前的产业工人，他们也是。
2004年，和亨特教授在一起工作时的一个场景，加深了我在这方面的印象和感悟。
在小史迪威和我加入亨特教授的“拯救美国行动小组”一年多后，有一天，在整理最近那几个月的报道资料的时候，亨特教授突然坐在书堆上，感慨地对我说，“迈可，你觉得，如果你走在街上，看见几个人坐在一起，一边啃着自己的大腿，一边交流着自己大腿肉的味道，你会感觉怎样？对这些人？这些事”？
当然，毫无疑问，在我看来，他们都是疯子。
是的，他们是疯子，亨特教授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他接下来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但是，迈可，这些人不是别人，而就是今天的人类，就是昨天的你我”。
让亨特发此感慨的是他手中的一份来自英国、也许是法国的报道。
在这份关于地球变暖、北极将在近年融化的报道中，媒体、专家更有兴趣讨论的话题是西北航道（注释：西北航道：东起巴芬岛以北，由东向西，经加拿大北极群岛间一系列深海峡，至阿拉斯加北面的波弗特海，全长约1,450公里，可大大缩短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同行距离）——一条可以大大缩短北美和欧洲的“黄金水道”的商业价值和归属权。并充满嫉妒地感叹，在未来的某天，他们去美洲洲和日本，再也不用经过令人讨厌和烦闷的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了。他们甚至兴高采烈地宣布科学界对此的一些“令人振奋的研究发现”，当气温升高后，英国、法国可以出产种类更多的蔬菜、水果，而北欧的降雨量将“增加40%”，这会使该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更高，农田的收成更好，河流水量更加充沛，生产出更多的电能”。
在亨特教授看来，这种津津有味的谈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让人瞠目结舌的疯狂，因为，当北极的冰融化到足可以同航的时候，南极也同样会加速融化，伴随着这种趋势的，不仅仅只有洋流变化和海平面抬升，而且，更为严重的是，高速自转的地球形状也会随之变化，南北极的融化的冰水，将被地球自转的力量“拉向”赤道附近。这种变化反过来会引起地球偏转角度发生改变，使南北磁极发生偏移，并由此不但极大改变地球的气候，也将改变地球各板块此前固有的力学关系，从而在地表诱导出大量难以预测的地质灾难，比如火山、地震、地沉、地裂。毫不夸张地说，这等于人类踏上了自我毁灭的末世。
而且，在亨特教授看来，这种磁极的偏转甚至已经为考古学所证明，科学界应该对此并不陌生——2006年6月出版的《自然》杂志刊登的“北极钻探之旅”科考队的新发现，就证实了地球曾在数千万至数百万年前，真实地发生过磁极偏移，在5500万年前，现在的北极还并不是北极，而处于亚热带气候圈之中，那些沉睡在地层中的化石告诉这个世界，那时侯，现在的北极板块还遍布着茂密的棕榈树和美洲鳄。后来，伴随着地球的磁极变化和板块飘移，现在的北极板块才逐渐成为地球新的北极圈，而在这个过程，由于相应频繁发生的地质、气候灾难，导致地球表层生命无法承受这种变化，大规模消失。
可是，这种已经可见的毁灭性灾难，居然没有引起他们的足够警觉，竟还按照自己的逐利冲动来分享这种毁灭趋势所带来的片刻“利益”。甚至，在随后几年，当地球变暖的危害已被少数觉醒的科学家四处传播，变得广为人知后，美国、加拿大、挪威、丹麦、俄罗斯，依然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对北冰洋的资源争夺。因为据勘测，那里蕴藏着“价值高达数万亿美元的1000多亿吨油气资源”。这种着争夺通过加拿大武装力量在北极地区举办了代号为”独角鲸”的”反恐演习”、主张了对北极的主权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7年达到了高峰。
2007年8月2日，两艘26英尺长的俄罗斯潜水器“和平-1”和“和平-2”通过北极冰盖上的一个洞潜入海底，开始了代号“北极-2007”的深海科学考察，这两首考察船在北极点附近４２６０米深的北冰洋底插上了一面高一米、能保存１００年左右的钛合金俄罗斯国旗后，还煽情地留下了一个密封舱，里面存着考察队给“后人”的信。
仅仅四天后的8月6日，美国海岸警卫队”希利”号重型破冰船也悄然起锚，从西雅图港驶往北极海域进行“科学考察”。
过了3天，8月9日，加拿大首相史蒂芬•哈珀也急忙前往离北极仅400英里的“加拿大小村落”雷若路特进行访问，并在第二天迫不及待地宣布将在雷若路特设立新的寒带军事训练基地；在已废弃多年的南尼斯维克重新修建港口和海军基地。以“巩固加拿大在北极领海的主权”。
两天后的8月12日，丹麦的研究人员也整装前往北极收集地质数据。
亨特教授说，当他在2008年8月底，看到加拿大总理哈珀在加拿大北极小城伊努维克，在他的主要内阁成员面前得意洋洋地说出“这一地区的巨大财富将使国家代代繁荣”这句话时，他突然为人类的愚蠢、贪婪、浅见和邪恶，第一次感到了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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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邪恶，仅仅只是在那些政治人物为了彰显自己功绩时，才表露无遗吗？不，不是这样。在我看来，在“实用主义”价值观的侵蚀下，人类文明努力的方向出现了严重问题，它使人类的“现代生活”带有了明显的原罪味道，这种原罪不但充斥在教育，各种法律、条例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在一些耗费巨资制作出来的“杰出文化作品”中展示得淋漓尽致。
几个月前在全球同步放映、引起巨大轰动的《2012》，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围绕它展开的全球性讨论，以及它背后隐藏着的、不为人知的试图操控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走向的图谋，都实在是我们旁观今天人类精神错乱、贪婪无度而又丧失了起码自省能力的经典之作。
卡，我想您已经看过了这部电影，或许您也会同意，这是部让此前所有大制作科幻片诸如《星球大战》、《黑客帝国》、《生化危机》都黯然失色的经典之作。构思大胆、灾难画面气势宏大、慑人心魂，直击今天备受环境危机困扰的地球处境和科学界、大众传媒界对此发起的讨论......总之，它看上去确实“棒极了”。
是的，某种意义上，这部大制作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在和小史迪威东躲西藏的日子里，我至少已把这部电影翻来覆去看了5遍以上，并上网大量检索有关它的讨论。但几个月间，我看到，虽然它取得了预计中的惊人票房，被成功塑造成了一个全球性热门话题，甚至，勾起了一些国际诈骗团伙的兴趣，他们借助《2012》成功制造出来的恐慌，以“安度末日”之名，把手伸向了分布在全球各处的富豪……但是，引起我反复、长久地关注《2012》，并不是因为这些，而是，这部大热门电影，实在是一具我旁观当前人类文化邪恶性质的道具。
我想接下来和您专门讨论一下这部对今天的人类文明，尤其是美国的文化、处境和自身精神状态具有标杆性的电影，实话说，我对整个美国在对这部大有深意的影片进行讨论时，所表现出来的只会煽情的肤浅感到不可谅解和不可宽恕。
首先，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值得玩味，尤其是在它来自美国的时候。“2012”不是一个普通的数字，或年份，而是一个来自玛雅文明的特殊文化符号，根据玛雅历法记载，2012年是第五个“太阳纪”结束的年份，该年12月21日，对整个世界而言将是一个新的开始。根据玛雅文明研究者的研究，玛雅文明使用的是长年历，它如同中国文化的“甲子”，中国的“甲子”是每60年一个小轮回，每3600年是一个大轮回，玛雅文明的长年历，是每5125.37年为一个轮回，也就是说，2012年在玛雅文明历法记事中，代表的是一个轮回的结束，以及下一个轮回的开始，与“世界末日”本来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为什么美国主流社会，会对这个来自玛雅文明的名词，发出如此大范围的回响、惊恐和无休止的讨论？抛开近年来环境危机给予人们的忧虑，这种恐惧，其实与一直深藏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对印第安人的内疚和害怕受到惩罚的心理有关。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殖民时期已是一段遥远的历史，但美国主流社会一直没有摆脱因大规模屠杀印第安人而深藏在内心的不安与恐惧。这种不安与恐惧甚至跨过了狭隘的“美国人”这个界限，成为几乎整个西方世界——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德国人、瑞士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瑞典人、爱尔兰人共有的一种隐秘心理。
在过去的400多年间，这种隐秘心理更多是通过不断强调“文明开拓的正当性”得以扭曲和夸张的表现，它们不但冠冕堂皇地表现在各种版本的历史书籍、回忆录、小说、诗歌、个人传记里，还表现在至今仍在美国电影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西部片”中。
在所有正统的历史类书籍中，有关“美国的精神”的描述，几乎成为了类似于文学创作的一种抒情，一个神话。它被刻意地、反复地甚至夸张地描述为是各种各样来自欧洲的人——包括那些为了获得减刑而前往这块新大陆做苦工的罪犯——不屈不挠地寻求自由秩序的一种努力，是为一种理想而作出的壮举，并为此付出了可歌可泣的艰辛。北美早期的殖民记录，在涉及到这片新土地时，对当地的原住民往往一笔带过——他们住在林子里，落后，野蛮，敌视外来的陌生人，具有强悍的进攻性。稍后那些可以被称为清教徒史学家的人，则固执地通过著作辩称，他们是按照上帝的意旨，向这片蛮荒之地传播文明。
这是一个贯穿了北美历史整整四百年的、极不寻常的文化事件。
对比欧洲、亚洲对历史的记录，我们很容易发现美国人在记录自己的历史时，出现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无论是在由马里兰大学美国历史教授基思﹒奥尔森、华盛顿大学美国历史教授伍德﹒格雷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理查德德﹒霍夫施塔特博士、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D﹒史蒂文﹒恩兹利等人合力完成的《美国历史简介》中，还是美国国家历史与技术博物馆馆长丹尼尔.布尔斯廷耗费巨大精力写出的、被学术界和传媒界誉为“最深思熟虑、最有学术价值和启发性”的《美国人》三部曲中。我们都能发现这种与历史记录本来不应该搭界的、没有节制的抒情特征，同时能很轻易判断这种历史视觉存在致命缺陷：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影子，在《美国简史》作者眼里，1865年的美国密西西比河西部是一大片无人占据的荒地：
这荒地联接着广阔的大草原，大草原又与布满山艾树的平原接壤，一直延伸到落基山脉。在这绵延一千六百公里的巨大山脉里，蕴藏着丰富的金、银及其它金属。山的西侧，荒无人烟的平原和沙漠一直伸展到丛林满布的海岸线和太平洋。
而丹尼尔.布尔斯廷对西部的描述与《美国简史》的作者如出一辙，在他的笔下，阿巴拉契亚山以西，是一片漫无人烟的荒废之地，为了突出那种荒无人烟，丹尼尔.布尔斯廷不厌其烦地用诗一样的语言一再描绘美国移民向西部挺进的惨烈场景，似乎他们真的带着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行走在从来没出现过人迹的原始荒原：
我们所要穿越的沙漠，到处是死牛、死骡子和死马，我数了一下，在15英里的距离内，有350匹死马，280头死牛，120匹死骡子，另外还有几百口牲口掉了队，在有气无力地走着。这就是穿越沙漠的旅行......今天，从密苏里来的一个车队枪杀了20头公牛，在大约20英里的距离内，大量贵重物品被遗弃在沙漠里——皮箱、衣服、大篷车等，价值至少达10万美元，我统计了一下，在10英里之内，被遗弃的大篷车达362辆之多，而每辆大篷车价值达120美元（注释：那时一个强壮的农场工人的月工资大约是5美元左右）。
另外一些历史书籍，比如雅各布.尼德曼撰写的《美国理想——一部文明的历史》，尽管正视了印第安人给人印象深刻的文化，但这种文化却如此低劣粗鄙，与他所赞美的、正统的美国精神格格不入，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的他所理解的美国精神——
美国精神……曾一度是整个世界的希望，这种希望不但包括了对物质享受的向往和对平等自由的追求，而且还包含着对人的内在属性和人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的向往......正是通过这种精神向往，美国才象一把火炬、一盏明灯、一声呼唤那样，吸引着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男女老幼，推动了整个世界，为人类生活带来了新的可能。
这种带有圣经中的“山巅之城”神圣意味的精神，显然与活跃在丛林中的印第安人、喜欢用毒箭和投枪伏击新大陆的开拓者毫无关系。
南北战争时期，一位将军的话，颇能代表白人移民的心声，他说，他所见过的最好的印第安人，是不再会说话的印第安人的尸体。
甚至直到1924年，一位名叫劳伦斯的评论家，还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公然宣称“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本性完全不同”；对于印第安人，白人能做的就是“憎恶这些阴险的恶魔”。在白人知识精英的推动下，美国主流社会一直充斥着强烈的反印第安人情绪，一些极端的白人把印第安人当作对白人文明的致命威胁，恨不得这个民族立刻从地球上灭绝。
对于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丰富的、多样的、细腻而又具有持续性的情感而言，仅用历史书籍把美国的建立抒情为是“一种使人清醒的经验、一种新文明的诞生”显然不够，于是，最重要的大众娱乐工具——电影，也在传媒、历史教科书和精英人士营造出的文化氛围下，参与到了这种刻意的、具有预谋和心理强化作用的、对美国精神的抒情行列中。
迄今为止，被公认在塑造新美国人不畏艰辛、勇于开拓、机智幽默等形象方面最为成功的数百上千部西部片，要么完全忽视了印第安人的存在，如《双枪》、《赏金杀手》、《正午》、《快枪手》，要么印第安人是一种连语言也没有，只有邪恶的眼神和呜呜哇哇怪叫的恶魔，是白人勇敢开拓新家园的破坏者，如霍华德.霍克斯执导的、被评论家誉为颂扬了白人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拓荒精神的经典之作的《红河》中，当小马修第一次出现在镜头的时候，他是一个被印第安人的伏击和屠杀吓傻了的“小家伙”，只会直着眼睛一边跌跌撞撞往前走，一边神经质地不断说着“枪声，他们都死了，帐篷烧起来了，我看见了血”，作为小马修出场的铺垫，是唐森手刃了几个试图偷袭他们的印第安人，在用几个特写镜头显示完印第安人的愚蠢、邪恶后，特别表现了一个细节，就是他杀死在水塘里的那个印第安人的手腕上，戴着的是他给刚分别不久的未婚妻的手镯。当14年后，唐森创业成功，带着一队人马赶着一万头牛去远在数百英里之外的城市交易的时候，印第安人依然是手握毒箭和标枪，隐藏在密林里的麻烦制造者，一个遍体鳞伤的白人，隆重出场向唐森和他的同伴讲述了一个“印第安人抢劫了牛群、把牛群主人钉死在车轮上”的悲惨故事。
在另一部影响巨大、被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西部片《关山飞度》中，印第安人扮演着大体相同的角色，影片一开始就通过蒙太奇手法，将行驶的驿马车、前进的联邦士兵和一群不明身份的印第安人这三个镜头组接在一起，以全景暮色和缓慢动作、低沉而急促的音乐来增加压抑气氛，突出印第安人的邪恶、神秘、恐怖形象，当然，这些用意明显的烘托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加上一些明确的对白和近景来继续完成对印第安人的“人格丑化”，于是，布恩医生带着恐怖的表情说出了与印第安人遭遇后的可怕后果，“我们都将要被剥头皮，被突袭，被屠杀”。随后，作为这句话的佐证，影片详尽展示了一个刚刚被印第安人洗劫过的移民村庄。
早期涉及到印第安人的西部片，都无一例外地带有诸如此类的对印第安人进行丑化的镜头，意在不断向整个世界强调“落后的印第安人被具有更高文明的白人所征服是历史的必然”这一主题。
这种通过影视手段对印第安人进行形象丑化，文化敌视的行为，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停止，甚至有些变本加厉，比如1993年的《晨星之子》，这部有“西部开拓圣经”之谓的影片，歌颂的竟是屠杀西部印第安人的侩子手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在这部颠倒黑白的影片中，卡斯特不但被描述为一个风情万种的好丈夫，还被刻画成了许多印第安妇女心目中的梦中情人，甚至还与一个被他杀死的酋长的女儿产生了一段感情纠葛。
这个举动，在今天完全应该被视为一种让人吃惊和感到可耻的文化行为。
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是美国历史上一位真实人物，曾在南北战争中屡建功勋，南北战争结束后，被派到美国西部去围剿私自逃出领地的印第安人，卡斯特带着他的骑兵团，在荒凉的西部对那些仅仅是不听话的印第安人展开了追逐，并因为屠杀了大量印第安人而引起了印第安人的仇恨。
1876年6月25日，在蒙大那州小比格霍恩河附近的山谷里，一向残暴冷酷、刚愎自用的卡斯特无视部下忠告，率领266名士兵前去围剿在不远处安营扎寨的印第安人，但这一次，卡斯特没这么走运，出发不久，他们就遭到了印第安苏族和夏延族联军的伏击。面对骁勇无比的苏族拉科塔部落战士头领“疯马”及酋长“红云”所率领的3500名剽悍的印第安战士的连续攻击，卡斯特率领部下进行了浴血抵抗，然而不到三个小时内，他本人和手下所有人马一起被印第安人斩尽杀绝、卡斯特自己也被“疯马”割了头皮。随后，白人军队对这两支印第安人展开了疯狂的、骇人听闻的报复。
自然，在这部丑化印第安人的大场面影片中，少不了大量印第安人“剥取头皮，肢解尸体，用带人发的头皮编织毯子”等能生动显示印第安人野蛮、落后、疯狂、不可理喻的镜头。
1987年的《最后的莫干达人》和1990年的《与狼共舞》，则通过精心的、具有历史史诗般性质的故事安排，暗示“投靠”印第安人的白人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也改变不了“落后的印第安文明必然陨落”这一文化立场。
《最后的莫干达人》描述的是一件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一个故事，英法两国为争夺美洲殖民地而不停交战。在哈德逊河以西地区的诸多土著中，有一支仅剩了老战士千家谷父子和他的白人养子豪克依三个人的莫希干族。他们三人在偶然救了“上校之女”歌娜姐妹后，遭遇了一连串的生死突变，勇敢正直的白人养子豪克依不但失去了自己的爱人，而且命归黄泉，千家谷成了最后一个莫希干人。
《与狼共舞》描述的是一个美国白人军官邓巴的不幸遭遇。
南北战争后，邓巴自愿到西部前线驻守，独自住在一个远离人烟的哨所，大草原的壮美深深吸引了他。在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中，他和一只两条前腿都是白色的野狼交上了朋友，也开始跟苏族人接触。逐渐成为朋友。
在一次捕猎野牛的活动中，邓巴救了一位印第安小男孩，不久，他搬入苏族人的营地居住，开始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并和一位他曾救过的、名叫“握拳挺立”白人妇女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在凶残的帕尼族人来袭时，邓巴帮助苏族人战胜了仇敌。成为苏族人的英雄。
邓巴自由而快乐地生活在苏族人中间。除了肤色和长相不同之外，他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印第安人了。他准备去哨所取回日记本后，永远住在印第安人中间。
但是，他以前住的哨所，已经驻扎了一队白人士兵。白人士兵在看到印第安人装束的邓巴后，立即象发现了怪物似的向他开枪射击。邓巴落入白人士兵之手，他为印第安人的辩护，使这些白人士兵认为他是叛徒，并由此遭来一顿毒打。
驻军首领派几个士兵把邓巴押回“海斯要塞”。苏族人发现邓巴一行的行踪后，消灭了押送队，救出了邓巴。为了不连累苏族朋友，邓巴谢绝了苏族人的挽留，带着妻子“握拳挺立”离开了苏族人村落。十三年后，苏族人被迫与殖民政府签订协议，放弃了他们世代相传的土地。
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西部片，在这部影片中，印第安人一改此前在众多西部片里野蛮、凶恶的形象，变得温情、善良。它一改以前西部片不遗余力丑化印第安人的路数，仿佛在控诉和抨击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巧取豪夺。为苏族人鸣冤叫屈。
但从文化视角看，它依然与此前那些把印第安人描写得愚蠢落后的影片没什么两样，在这部影片中，印第安人虽然被戴上了善良的面具，但并没有摆脱了落后的处境和这落后处境背后的愚昧暗示，在这些印第安人中，英雄和受崇拜的人，不是印第安人，而是一个腿部受过伤的白人。也就是说，白人在这部片子里扮演了印第安人的拯救者的角色，这无疑是一个可以让白人假装忘记了自己的残忍，而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获得自我认可的文化视角。
甚至，虽然《与狼共舞》中有大量表现白人和印第安人和睦共处的镜头，但在感情伦理上依然止步不前，“热爱”印第安人的邓巴，并没有爱上印第安人，父母双亡、自小被印第安人收养的白人妇女“握拳挺立”。没有对任何印第安人产生好感，而是，恰恰是这两个白人双双产生了好感，这种场景安排，在天造地设的巧合之外，实际显示出的，是白人对印第安人深至骨髓的对峙和歧视，他们拒绝与印第安人有真正意义的文化交融。拒绝对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文化采取平视的姿势。
正是由于《与狼共舞》不落以前西部片描写印第安人的俗套，而又成功、体面、激情飞扬地捍卫了白人的尊严和优越，所以它一上映，就受到了西方影视界的疯狂追捧。得到了西方社会一致认可，并获得了让人目不暇接的大奖——
在1990年美国国家评论协会的年度评选中，《与狼共舞》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两项大奖，在1991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了银柏林熊-杰出成就奖，在同年的“金球奖”评选中，它又囊括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三项大奖，并获得了最佳男演员、最佳女配角、最佳电影歌曲三项提名。最大的收获来自1991年的奥斯卡，在这一全球最具影响的评选中，《与狼共舞》一举夺得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音乐、最佳音效、最佳剪辑七项大奖，并获得了最佳男演员、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艺术指导布景、最佳服装设计等五项提名，此外，它还在1992年的英国学院奖评选中获得了9项提名，在法国的恺撒奖获得了最佳外语片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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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无论如何夸张和掩饰，无论借助多少种文化形式和技术手段来不断烘托和强化白人优越的社会心理。都难以消除白人内心深处对自己曾犯下的滔天之罪的恐惧和不安。
著名的清教徒首领约翰•温斯罗普在1630年所说的那句名言，“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景仰，因此，我们如果在已经着手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我们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在给所有的记录者、研究者、传播者、聆听者、阅读者以激励的同时，也在加深他们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在这句语句铿锵、充满神圣的宗教光辉、具有箴言性质的名言面前，几乎很难有美国白人敢于真正问心无愧地面对一个问题：曾经活跃在美洲大地的数千万印第安人，因何而消失？他们也无法用“山巅之城”的理想去面对从非洲用贩奴船贩运过来的数百万黑人，以及那些在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中，冻死在不知名的山上的华人劳工。
亨特教授对这种社会心理曾有过犀利描述，他说，理想、激情和宗教情怀，一直是美国白人逃避自己贪婪和罪恶的避难所。如果平静下来，把在美国主流社会传播了数百年、我们也在整个教育过程异常熟悉的历史、艺术和所谓的宗教使命放在一边，也许所有美国白人都会立即发现，这种恐惧和不安，竟一直如此广泛而敏感地深植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有风吹草动就沉滓泛起，快速引起整个社会的惊恐。
也许，最久远地承载这种恐惧和不安的情绪的，是龙卷风和飓风，每年都会肆虐北美大地的龙卷风和飓风。
在克劳特老家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市的墨西哥湾海岸。就立着一块巨大的飓风灾害纪念碑，它记载了1900年那次巨大的飓风横扫德克萨斯时，8000多条生命被大浪瞬间吞没，加尔维斯顿整个城市被彻底摧毁。
曾在一次闲聊的时候，克劳特很偶然地和我提过这座他童年时见过的纪念碑，安放纪念碑的地方已经是个很著名海滨休闲广场，他说，在他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因为对飓风的记忆和恐惧，已经产生了不少类似于民间传说那样的神话故事，他们那里的不少人甚至知道一个印第安酋长所说的、类似于谶言的一句话，“白人死后魂游星空时，早忘了出生之地。而我们死后，永不会忘记这片美丽的大地”，他和他家乡的不少人都相信，这句话与每年就会悍然出现、势不可挡、横扫一切的飓风或龙卷风，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这句有着诗一般的韵律的语言，象先知发布的一道神秘的咒语，告诉早已习惯把美洲当做了家园的白人不要忘记，在纯粹的精神领域，他们永远是从远方流浪而来的异乡人，那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是印第安人。
2005年8-10月，三场超级飓风相继从墨西哥湾登陆，产生的巨大破坏和随之发生的社会混乱，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正如有评论家说的那样——
在全世界的关注下，这几场巨大的热带风暴，再次向世界显示了大自然的威力，证实了人类的渺小，也严重挫败了最近一百多年来根植在美国人内心深处的自信和骄傲，它象一把天神挥出的利剑一样，轻松而毫不留情地斩断了这些所谓的传统信仰，显示它不过是来自最愚昧的心灵的呓语和狂妄，“卡特里娜”、 “丽塔”、 “维尔玛”所到之处，摧毁的不仅仅是房屋、城市、巨大的建筑、成片的工厂或挤满奶牛的农场，而是让我们盲目骄傲了好几个世纪，我们也乐于向这个星球的其他地方推销的“美国精神”，象块破抹布那样无力而可笑地在狂风中摇曳，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它们带给我们的灾难，也正在嘲笑我们的这种愚蠢和精神癫狂。
因为担心克劳特夫人和她两个儿子的安慰，我从头到尾关注过那几次灾难，其实，也可以说，是在听到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就开车赶往了她所居住的那座城市，把他们接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几场接踵而至的灾难堪比《完美风暴》（注：《完美风暴》是由沃尔夫冈•彼得森在1999年执导的一部灾难片）再现，不，也许产生的破坏和出现的灾难景象完全是“完美风暴”、”龙卷风”所不可比拟的，有记者通过新闻非常传神地描述了这场灾难——
5级风暴，美国历史有飓风记录以来最强烈的风暴之一的“卡特里娜”，在美国创下了二战以后最大规模的自然灾难。
8月29日晚，“卡特里娜”从墨西哥湾登陆，横扫了从佛罗里达到德克萨斯上千公里的城市、村庄、工业区、矿区和牧场。尽管8月28日，新奥尔良市的市长雷•纳就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全市近48.5万市民迅速撤离这座处于危险中的城市，但警惕的新奥尔良人还是低估了“卡特里娜”的威力，29日晚，当时速高达280公里的“卡特里娜”登陆新奥尔良的时候，在海岸掀起了近十米高的风浪，一股股巨大的海浪迅速让地势低洼的新奥尔良成为泽国。
在首批3000名担任救援任务的国民警卫队赶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发现整座城市一片狼藉，已成人间地狱，超过60%的建筑被风浪撕碎，电力设备和供水完全停止，城市最深的积水超过9米，浑浊的水面到处漂浮着建筑碎片、生活垃圾、工业材料、甚至，被洪水冲毁的坟墓里的棺材和棺材里的骨骸。
新奥尔良市内到处都是遇难者尸体，有的死在阁楼上，有的泡在大街上，还有的被遗弃在了公路的两侧。当救援人员冲入被洪水毁坏的房子时，许多男人、妇女和孩子肿胀的尸体开始从房子中漂浮出来。一些尸体因为饥饿难耐的老鼠和其它动物的啃噬而残缺不全，忍救援人员还在城市一座用于避难的“安全屋”的一个橱柜里发现了18具挤在一起尸体。
当地消防队队长克里斯•米卡尔回忆说：“那是个可怕的场面，在我作为消防队员的30年生涯中，我看到过许多可怕的事情，但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可怕的场景。由于看到的一切，我们的消防队员有的开始流泪，有的忍不住呕吐起来”。
40岁的灾民希拉里•斯诺顿获救前一直用一块白色的床单蒙在脸上，他告诉记者，“这样就可以闻不到遇难者尸体散发出的臭味了，否则每天看着那些尸体，你根本没法过，我的眼前到处都是死尸和鲜血，我的神经都快崩溃了。”
高速公路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和车流，他们神色疲惫，肮脏不堪，沿途不时见到一些车停在路边，车里一家大小走下高速公路，去附近的水沟里找水喝，一些在野外搭起临时帐篷的人苦笑着形容，他们已经无法使用任何电器：电视、冰箱、微波炉、水壶、手机甚至刮胡刀，仿佛进入了石器时代。
到9月3日下午，新奥尔良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仅剩下一些医务人员用手推车推走遇难者的尸体。曾经繁荣城市，在4天之内就成了一座绝望之城，一座的巨大坟墓。据称，接下来的8个月，新奥尔良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人区”，而一些遭受了化工原料污染的土地，至少10年内不适合人类居住。
三场相继而来的风暴，给美国造成了31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让近300万人失去了家园，超过60万人完全失业。“基地”组织三号人物扎卡维领导的“伊拉克圣战基地组织”甚至在9月4日通过网站发表声明称：美国遭受飓风袭击是“真主动怒”的结果，那些受压迫人民的祈祷得到了真主的回应。
我想正是这场灾难，以及关于它的种种说法，让我有了彻底了解下这个几乎年年在美国横扫一切的“恐怖之神”的冲动。但是，让我倍感困惑的是，在翻阅了很多记载飓风灾难的书籍后，我只查到了有关飓风形成的科学方面的解释，它是来自海上热带低气压形成的高速气旋，以及飓风一词源自玛雅神话中创世众神的雷暴与旋风之神Hurakan。但始终查不到飓风究竟是哪一年，从哪里开始成为了美国人年年为之恐惧的噩梦。
后来，我还是从一篇不起眼的，由英国一家报纸刊出的有关“卡特里娜”的综述新闻中，偶然发现美国最早出现记录飓风的年代是1851年。1851年，那时的美国，刚好处在狂热的西进运动和对擅自跑出政府保留地的印第安人进行灭绝性围剿的历史阶段。
当从网上查看到加尔维斯顿市海岸广场那尊飓风灾难纪念雕像的时候，我有些意料之中的震惊：它果然不是一个一般的雕塑，尽管它的规模像一个不起眼的小型街景雕塑，但显示出来的意义却让人吃惊——非常明显地象征了白人移民对游荡在天空的印第安人祖先的忏悔与祈求。
整座雕塑是一个三口之家的半身像，最顶端的男人，有着白人的脸型和眼神，但却梳着印第安人的发辫，被他搂在身下的女人和小孩，在装扮上也有明显的印第安人特征，男人带着悲痛无助的神色仰望着苍天，一只手无力地、高高地伸向天空，这是典型的基督徒表示祈求与忏悔的姿势。
我久久地看着空荡荡的广场上的那尊雕像，感到自己差不多已经掌握了“飓风”内涵的文化密码，或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心理——它的确应该与美国白人移民几个世纪以来大规模对印第安人展开大规模屠杀有关，无论是它的名字来源，还是初次被记录的时间，还是那尊雕像显示出来的符号含义，都带有印第安人的痕迹，它明确显示出，在美国主流社会的精神世界里，这一灾难与备受磨难的印第安人之间，有着密切的、难以言说的隐秘关系。
亨特教授同意了我的设想，他甚至还告诉我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1851年，也就是美国历史第一次出现飓风灾难记录的那一年，在美国西部发生了一件著名的事，美国政府用15万美元购买了200万英亩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强迫这些土地内的印第安人立即迁出，他们的首领——德高望重的西雅图酋长为此发表了一篇甚至感动了当地殖民政府的演说。以至殖民政府为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敬意，将在那片新兼并的土地建立起来的城市，用他的名字来进行了命名——这就是西雅图。
亨特教授建议我去好好地、再三地读读这篇演说，他觉得，我一定能从那篇著名的演说中，“找到需要的、能最优美地展示印第安文明和骄傲的白人移民对其怀有一种自然的恐惧情绪的证据”。我听从了亨特教授的建议，并很快从网上找到了那篇著名的演说，正如亨特教授所说，我立即被这篇流淌着浓烈的自然情怀、充满对生命和旷野的敬畏的演说感染得手足无措，同时意外发现，流传在克劳特家乡那句“白人死后魂游星空时，早忘了出生之地。而我们死后，永不会忘记这片美丽的大地”，原来竟也出自这篇演讲。
演讲手稿中那些坦诚、温和的语言，有着诗一样优美的旋律，圣歌一般的精神光亮，让白人视为神圣的利益和围绕利益展开的一切——历史、文化、艺术、传统、理想、光荣，显得自私、琐碎、贪婪、无趣、斤斤计较、猥琐不堪。它无情地粉碎了印第安人是一个野蛮的、未开化的民族的说法，尤其是在今天，在备受自然灾难困扰的、地球生态日渐失衡的环境下，印第安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视大地为生命之源、养育之母的文化态度，更显得珍贵和具有神一般的先见之明。里面那些态度温和的困惑、劝诫、告白和质疑，确实蕴含了对白人文明的控诉和其前景的担忧——
我们怎能买卖天空和大地的温暖？这主意真是奇怪。
若空气不再清新，流水失去晶莹，你还能买下些什么？
对我们来说，大地方寸皆为神圣。在我们的记忆和经验中，每一根闪亮的松针，每一片沙滩，每一缕幽林中的薄雾，每一块空地和那嗡鸣的小虫都是神圣的。那枝条上流淌的树液，也渗透着我们红人的记忆。
白人死后魂游星空时，早忘了出生之地。而我们死后，永不会忘记这片美丽的大地，因为大地是红人的母亲，我们和她互为一体。芬芳的百花是我们的姊妹，鹿、马和大鹰是我们的兄弟，山岩峭壁、草地的汁液、幼马的体温，还有人，都属于同一个家庭。
所以当华盛顿的大统领传话来说，要买我们的地，他对我们要求的实在太多了。大统领说，会留一块土地给我们过舒服的生活，这样他就成了父亲，来照顾我们这些孩子。
似乎这意味着，我们会考虑你的购买建议。但这并不容易，因为这是我们的圣洁之地。那河川里闪亮的流水不仅是水,而是我们祖先的血。如果我们卖给你们这地, 请务必记得这地是神圣的,也请你们务必教导你们的子孙这地是神圣的，并且告诉他们那清澈湖水里每个幽灵般的倒影都在诉说着我们族人生命中每一件事和每一个记忆，那呜咽的水声是我们祖父的声音。
河流是我们的兄弟，他为我们解渴，载运我们的独木舟，滋养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卖给你们这地，请务必记得并教导你们的子孙，河流是我们共同的兄弟，并像对待自己兄弟一样善待河流。
我想白人不能体会我们的想法。每一块土地对白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作为大地的陌生人，他可以趁夜拿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大地不是他的兄弟而是仇敌，他要逐个征服。他满不在乎地侵占父亲的坟地，掠夺儿女的土地。父亲的安息所和儿女出生后应得的，他都可以不放在心上。在他看来，母亲、大地、兄弟、苍天都可以像羊群或玻璃珠那样被买卖和掠夺。他的贪欲将吞噬大地，留下荒漠。
我真的不明白。我们的路和你们如此不同。你们都市的景象刺痛着我们红人的眼睛，你们白人的城市没有安静之所，没地方去听那春天树叶的舒展和小虫翅膀的沙沙声。城市的噪音只会伤害我们的双耳。听不见夜鹰孤独的哀鸣和夜间池塘边青蛙的辩论，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作为一个红人我真搞不懂你们。印地安人更喜欢掠过池塘的温柔风声，更喜欢风本身的气息,午间雨后清新的气息或那充满松香的气息。
万物共享的空气对红人来说是珍贵的，兽、树、人都因之而同呼吸。而白人却从不注意他呼吸的空气，像对恶臭已经麻木的死人一样。如果我们卖给你们这地，请务必记得空气对我们来说是珍贵的，空气与它供养的万物共同分享自己的精神。
风给我们祖先第一口气，也带走他最后一声叹息。如果我们卖给你们这地，请务必记得保持其独立和神圣，让来此地的白人都能感受到那被草地百花熏甜的风。
如此我们才会考虑你的购买建议。如果我们决定接受，我有一个条件：白人要像对待兄弟一样的对待这块土地上的野兽。
作为野蛮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成千的野牛会被火车上的白人射杀后腐烂在荒原上。作为野蛮人我不明白，怎么冒烟的铁马会比我们在维生时才杀的野牛还要重要。
人和野兽有什么不同？如果所有野兽都没了，人将因精神寂寞而死。因为凡是发生在野兽身上的事很快就会发生在人身上。万物都是相连的。
请务必教导你的子孙，他们脚下的土地是我们祖先的灰烬。让他们尊敬大地，请告诉他们大地因我们亲族的生命而得滋润。象我们那样告诉你们的孩子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也会降临在人类身上。人若唾弃大地，也就是唾弃自己。
我们知道：大地不属於人，人属於大地。我们知道：万物如同血缘联结家庭一样是紧密联系的。万物都是相连的。
即使白人的上帝跟他们像朋友一样一起行走交谈，也还是不能免除其共同的命运。我们毕竟都是兄弟，我们会看到的，我们确信白人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神和他们的神是同一个神。
或许，你们认为拥有祂就象你希望拥有我们的土地，其实你们办不到，祂是所有人的神，祂的怜悯对红人和白人是平等的。对祂来说，大地为至宝，伤害大地就是冒犯神。白人终将消失，或许比其它任何种族都要快。污染你自己的床，总有一天你将窒息在你自己的垃圾里。但是在你朽坏时上帝的力量会点燃你闪亮的光芒，也正是这力量把你引导到这片土地,而且赋予你统治这块土地和红人的权力。
这样的命运对我们来说是个谜，因为我们不明白何时野牛被杀光了，野马被驯服了，人迹遍布了森林，电话线破坏了山岗美景。
灌丛在哪里？消失了！
大鹰在哪里？消失了！
生活结束了！偷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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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美国主流文化乃至社会生活中沉淀下来的对印第安人的不安和恐惧，远不只隐秘地藏匿在飓风、龙卷风这类自然灾难的背后。实际上，从19世纪前期开始，令人胆寒的印第安人的咒语，就公开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美国政治生活最高领袖——美国总统，并早已广为人知。
“特科抹人诅咒”是印第安人遗留在美国白人社会里一道最著名的咒语。直到2000年小布什当选为总统，这个已经在北美大地流传了近两百年的传说，依然是一个美国人乃至媒体热衷谈论的神秘话题。
“特科抹人诅咒”也被称作“零年份诅咒”。诞生于19世纪初，１８１１年，美国将军威廉•亨利•哈里森在蒂皮卡诺大战中击溃了印第安人首领特科抹人的军队，并对印第安人实施了屠杀。特科抹人为此施加了咒语。诅咒说：我告诉你，哈里森将死。继他之后每隔２０年，每个在尾数是零的年份当选的总统都必须在任上死去。他们每个人的死都会让美国人记起我们的人民。
美国每４年一任总统，每隔２０年就有一任是在尾数是零的年份当选。
这道咒语似乎真的因为那些游荡在北美大地不肯离去的印第安人祖先的亡灵，而具有了穿透历史、藐视众生的非凡魔力，事实上，它已经创造了让人目瞪口呆、难以置信的历史——从1840年到1980年，７位在零年份当选的美国总统无一例外被其“咒死”：
１８４０年，29年前击败印第安人首领特科抹人的威廉•亨利•哈里森，果然如预言那样当选为了美国总统，就职演说那天，因为天气非常冷，他因此感冒。一月后，这个被诅咒的人，死于肺炎。
２０年后的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不久，被莫名其妙在剧院遭到枪杀。
同样，１８８０年大选获胜的詹姆斯•加弗兰克，上任四个月后遭枪杀。
１９００年当选总统的威廉•麦金莱，一年半后被枪杀。
１９２０年沃伦•Ｇ•哈定当选总统，死于突发心脏病。
1940年，富兰克林•Ｄ•罗斯福第三次当选总统，但在第四次当选总统后不久就因病不治身亡。
1960年，美国最年轻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于１９６３年遭枪杀。
因为对“特科抹人诅咒”根深蒂固的恐惧和深信不疑，所以，当1980年当选为总统的里根在1981年3月30日遇刺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并因此立即引起了白宫混乱，各路势力连里根总统在医院的手术情况究竟如何也没兴趣“且听下回分解”，就纷纷站出来接管政府。２００１年４月，前里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专文，披露了里根遇刺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阁大员和白宫高级幕僚乱成一锅粥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最大胆的想像：国务卿黑格越俎代庖，“抢班夺权”，接管开启核战大门的钥匙，非法宣布“依照宪法”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国防部长温伯格眼前草木皆兵，先斩后奏，擅自下令美国战略空军部队进入戒备状态。
据艾伦的文章透露，就在里根躺在手术台上人事不醒时，因为通讯线路无法接通正乘坐空军二号专机飞行在德克萨斯上空的副总统布什，国务卿黑格赶紧下令在白宫地下情况室召开紧急内阁成员会议，以宣布由谁来代行国家职责。
在地下情况室，不等其他内阁成员开口，国防部长温伯格抢先发话说：“在副总统赶回白宫之前，国家指挥权应该在我这儿……”而国务卿黑格毫不客气地打断温伯格的话说：“国防部长先生，看来你得先学学宪法喽！请大家不要慌张，舵手在此！我的意思是：在副总统赶回白宫代行总统职务前，按宪法将由我来行使总统的职责！” 在宣布由自己代行总统职责后，黑格迫不及待地冲向由层层电控铁门把关、秘密特工把关的地下情况室深处一个隐秘所在，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快告诉我，我们这儿有‘足球’（注：总统的“核提箱”）吗？我们的‘足球’在哪里”？莽撞的黑格在拿到总统“核提箱”后，甚至还差点打开了它......所幸里根总统在经过2个多小时手术后，身体并无大碍，很快恢复了健康。
同样，由于“特科抹人诅咒”因素，里根的“大难不死”成为了一个更大的新闻，一些东方国家的高僧甚至针对此事，煞有介事地在报纸上断言，之所以里根出现了这个“奇迹”，在于他“怀有天命，这个天命无形中保佑了他，以让他留下来配合无形的救劫”。
不过，尽管被东方高僧认为带有天命，第一夫人南希也是个狂热的星相和占星术爱好者。此后组织过很多人，包括印第安人为自己的丈夫祈祷，但里根最后还是死于了因外伤造成的阿尔兹海默氏症。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在丹佛的一件让全世界为之愕然的事，也十分清晰地显示出了美国主流文化背后存在的对来自印第安人的愤怒的不安、内疚和恐惧。
丹佛位于洛基山脉东部平原上，在西进运动时被称为“草原上的女王城”，曾是印第安人的领地，直到1858年，那里在发现金矿后，才开始建移民点，并在1867年成为科罗拉多州的首府，1975年，这里开采出石油和天然气，一时间，丹佛再次声名鹊起，各地富商巨贾再次蜂拥而至。1985年，为了改善丹佛的交通，拯救因经济不景气而陷入停滞状态的丹佛工业，丹佛市政府准备耗资20亿美元，在城市郊区兴建一座全球最大的机场，机场面积庞大，是丹佛市区的3倍。
从全球性招标中胜出的当地设计师柯蒂斯•芬特雷斯，针对机场建设所启动的第一个仪式，不是邀请政界要人和工业巨子来参加理所当然应该举行的奠基典礼，而是重金聘请了一些印第安长者和祭师，前来举行了一场古老、盛大而圣神的仪式，以祈求印第安人的祖先宽恕白人的罪恶，并向这片他们生活的土地作最后的告别。因为，就在即将建成机场的巨大旷野上，曾发生过多次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和屠杀，是一块传说中游荡着恶灵和印第安诅咒的不祥之地，甚至有不少当地人誓言旦旦地说，他们曾在经过这片郊野时，清晰地听到过荒无人烟的旷野里发出像西部牛仔甩鞭子那样的奇怪声音。
柯蒂斯•芬特雷斯最后建成的、被称为了“美国精神”的代表作、陆地上的“航空母舰”的丹佛机场，看上去也别有宗教方面的深意：它那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的候机室顶棚，采用的是有如旧约中，摩西按照耶和华吩咐所制作的献祭会幕那样的设计，是高高起伏的、在洛基山山麓下显得格外耀眼和圣洁的一大片白色帐篷。也许，备受当地传说和谣言困扰的柯蒂斯•芬特雷斯，就是想刻意制造出“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荣光就充满了幕帐”（注：引自《旧约》出埃及）这样的效果，以幻想可以借此保佑机场平安。
柯蒂斯•芬特雷斯在建机场时所作出的惊世骇俗的举动，可能也给影视界带来了足够多的好奇和灵感，几年后，一部以丹佛为背景的恐怖片开在美国各大城市热映，它就是被一些热衷探讨”文化隐喻”的人称为了“电影史上最伟大的恐怖片之一”的电影——《闪灵》。
《闪灵》是一个用隐喻手法层层展开的、充满神秘、血腥和幻觉的恐怖故事：作家杰克•托伦斯为了摆脱工作上的失意，决定接手看管一家偏远而奢华的山间饭店。那是一间20世纪初在印第安人墓地上建筑而成的一片大屋，处处露着阴森之气，据说，它的前任管理者，在长达5个多月的冬天，一家4口独自呆在那片大屋时，曾莫名其妙地丧失了理智，并杀害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最后开枪自杀。
杰克没有听从朋友丹尼的劝告，带着妻子温蒂和儿子托尼一起搬进了这幢饭店。
在平静度过最初的一段日子后，诡异的气氛渐渐地从看似平静的屋子角落浮现了出来。杰克开始进入了一种神思恍惚、被幻觉所控制的生活状态，并最终导致他重步前任管理者的悲剧，开始了对自己家人的暴力袭击……
整部影片，用小精灵、心灵感应、恐怖幻觉和神秘气氛，至始至终在烘托这样一个暗喻：从“篷车时代”（注：即美国西进运动）开始，美国人就开始了罪恶的历程，他们在印第安人的坟墓（注：暗喻对印第安人的大规模屠杀）上修建了富丽堂皇、寻欢作乐的乐园，这种欢乐也注定被附上诅咒的命运，这种欢乐有终止的时候，白人必因这种欢乐的终止和阴魂不散的诅咒，得到不可思议、无法阻止的悲惨报应。
另一部2004年出现的恐怖片——《玛雅的诅咒》，同样承载和延续了这种文化反思线路，《玛雅的诅咒》以诡秘的传说、神秘的奇谈怪论和阴森森的亡灵，把白人将遭到遇难而亡的印第安人报复的场景血淋淋地展示了出来，影片女主角蕾妮的未婚夫也成了传闻中的恐怖丧尸的口中餐，蕾妮幸得神秘人杰弗相救才免遭一难，可作为一个隐喻，影片又同时显示了“那里发生的恐怖事件”却又与“杰弗他们”有着莫大的联系，以此暗示印第安人这种“神秘而血腥的报复”是有原因的，影片结尾部分更通过天空分裂的太阳和蕾妮周遭诡异的氛围，暗喻在这样的报复下，白人世界的末日即将到来。
诸如此类的文化反思和所形成的社会冲击，甚至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流行趋势，比如最近7、8年，在美国开始流行找印第安人“认祖归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通过付费的DNA鉴定来确认自己是否拥有哪怕“一点点”美国土著的血统，很多商业公司为此开始涉足血统测定市场。一家名叫“基因树”的公司为这一业务打出的广告，丝毫看不到有对印第安人的歧视，字里行间反而有些巴结的味道——你有美国土著的血统吗？
在30年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那时的印第安人，无论在银幕里、媒体上，还是历史书籍中，依然是野蛮的、落后的、甚至怀有恶意的代名词。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由于受《根》这部小说和据此拍成的电视剧的影响，美国人展开了热火的寻根活动，不过都是前往非洲、欧洲寻根。
但是，在这项活动展开了一些年头后，热衷寻根的白人和这一活动的研究者愈来愈尴尬地发现，他们陷入了一种让自己忐忑不安的文化悖论中：寻根活动以及热衷向欧洲认祖归宗的行为，无异给美国白人烙上了西雅图酋长所说的“异乡人”身份，这种异乡人身份也无疑存在削弱和质疑其作为美国主人的合法性的意义取向，进而，在这种意义取向下，他们自认为“意义非凡”的寻根活动，实际为自己祖上屠杀印第安人的行为领取了一份背书了“侵略和罪恶”的证书。
在遭遇了这样的意义指向尴尬后，美国白人前往欧洲的寻根活动迅速降温，并悄悄退出了社会视线，不再是一个媒体热衷报道和专家热衷发表见解的话题。沉寂一段时间后，一些美国白人转而向印第安人寻根。
亨特教授说，这其实就是在由寻根热唤起的身份之惑后，一些美国人试图以此来证明自己作为美国主人的“合法性”，这一行为背后，潜藏着白人移民对由自己描述的开拓史实的真实性和讲述历史身份的正当性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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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头来看《2012》这部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巨大轰动和惊悚的“伟大杰作”本身。
虽然面世几个月来所涌现出来的巨量讨论中，几乎没人专门谈起它是美国正统文化下所隐匿的对印第安人文明的不安和恐惧情绪，没人提到灾难所显示的“地球并非人类所有，人类却是属于地球”，与1851年西雅图酋长演讲时所说的“大地不属于人，人属于大地”形成了一道奇妙的、让人倍感交集的奏鸣曲，但还是有少数评论者从这部伟大的作品中看出了某些不对劲的叙事，比如认为它的一些细节释放出来的，是一种权、钱交易的罪恶气息，按照这种价值，这种文化，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类虽然得救了，但在他们再次走下诺亚方舟后，开始的不过是又一个充满狡诈、罪恶、阴谋、冷漠、自利的生活。
如果不是因为导演艾默里奇，是那个在几年前用《后天》反思和嘲讽过西方价值的艺术天才，我想我会诅咒这部电影，而不是赞美它，因为有了《后天》这样的思想历程作理解背景，在观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看到了和一般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几乎从头到尾都看到那个天才，那个在《后天》里，面对可怖的冰冻天气说出“正是我们的贪婪毁灭了我们自己”的那个罗兰.艾默里奇，冷冷地、嘲弄地站在一旁，轻蔑地盯着闪动的屏幕和不时发出赞叹的观众，以及在报纸上激动得唾沫四溅的评论家。
在我看来，《2012》对人类的讽刺是如此彻底：在目前的道德水准和价值取向下，当灾难到来的时候，人类最可能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他们——那些自认为有决定权的人，会在一个小圈子以“人类未来”的名义，有条不紊地决定“哪些绝对的少数”能得到船票，并毫不留情地除掉那些有泄密危险的人，真正的道德——人类从来不缺乏对这一崇高情感的向往和认知——对这一切，无论是权贵可耻的密谋，还是人类遭遇覆灭的灾难，都是软弱无能的，并将最终全军覆灭、葬身水下，大众，自以为有理性、有想法的大众，其真实的身份是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现有的社会结构、价值和他们所遵从的文化，决定了他们是浮云，虽然直到大浪即将吞没他们的前几天，他们还在慷慨激昂地集会、游行、声讨、表达，但实际他们根本不知道何对何错，谁是谁非，他们甚至在大浪将彻底吞没他们的前一刻，还惊慌失措、规规矩矩地用制造了他们、制造了他们信奉的价值、制造了令他们敬畏的历史、制造了他们能目击和以参与为荣的以高楼大厦为标准的社会繁华、并最终制造了这种被抛弃被毁灭的命运的文化理解眼前的一切……
这真是一部伟大的杰作，但这种“伟大和杰出”不是评论家笔下所谓的显示了可怕的灾难、深刻的对白、颠覆视觉的画面、惊心动魄的小人物获救过程所饱含的喜悦和对信念、未来的首肯等等等等。而是，它至始至终地、深入骨髓地、冷酷无情地、毫无保留地讽刺了当前的人类、当前的人类文化！它希望用那些震撼人心的毁灭场面，唤起人类正视自己的处境，尤其是文化处境。同时，尽管《2012》在某些场景延续了好莱坞丑化中国人的传统，但它的整个结构设计，尤其是影片中美国政界实权人物卡尔.安霍伊泽站在诺亚方舟里那画龙点睛的一句，“把它交给中国人是对的，这样的工程，只有中国人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也未尝不可以说在用另一种方式显示一个此前不断被西方世界——从哲学家，到历史学家，到神秘的通灵者——不断重复的一个预言：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西方只代表事物的终结……
上帝哦！我已围绕这部不寻常的好莱坞大片喋喋不休地写了差不多两万字，而且似乎还远未结束。毫无疑问，我在创造一个记录，这实在太疯狂了！我发誓，我从未没想过自己会干出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但我却正在自己的手提电脑前继续，也许，这与我最近这些年来的经历和研究有关，从我的知识视野和生活感触望过去，这部前无古人的作品让我直观地看到了太多值得记录和描述的东西——
首先，也许我们依然需要追问一个问题，谁在毁灭地球？
地球要毁灭了，或者说地球正在毁灭，是《2012》围绕的一个核心事件，所有的人物、场景，包括萨沙和富豪尤里共同的女朋友时时抱在手里的那条狗，或者非著名作家柯蒂斯小女儿莉莉的纸尿布，都围绕这个核心的事件展开。
尽管《2012》给出的假设，是地球毁灭来自天体变化引起的磁极颠倒，导致地球内部温度迅速升高，从而引发一系列巨大的地质灾难：地裂、飓风、地震、海啸......但这仅仅是个制造地球毁灭事实的假设性道具，它甚至与最基础的科学常识冲突——磁极颠倒的情况下飞机根本不可能顺利飞行，因为这种物理特性变化会使地球所有地方都变成百慕大，导致飞机信号随时失灵（注，此同样适用于高度先进的诺亚方舟，在那样物理条件下，只有纯木质的船才能真正存活下来）。它之所以没被追究，得到了绝大多数观众的宽容和认可，在于它追求的不是科学上的准确性，而是在暗示今天我们已共同面临的危机。今天的地球，处境正在恶化，正在濒临失衡，并愈来愈频繁地发生破坏规模巨大的灾难。
这不是什么新问题，它实际已经被这个世界最前沿的科学家、科研机构乃至试图负担起一些责任的政治家，比如联合国环境署、世界自然基金会、前美国副总统戈尔、英国查尔斯王子乃至形形色色的媒体呼吁了很多年。且已传播得几乎人人皆知。2009年，查尔斯王子甚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了这样耸人听闻的警告，“人类可能只剩下少过100个月的时间来改变被破坏的环境，否则将面对灾难性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难以想象的恐怖灾难”，世界自然基金会两年一度对外公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则用严谨的数据和模型告诉所有人一个接一个的严峻事实：我们正在过度消费地球，这种消费已经超过了地球的承受力，并逐渐在引起地球整体环境发生变化。而《2012》不过是在用艺术的形式给出这一趋势下的一个结果，或一个现场。
那么，谁带来了这种毁灭？
这是个主流社会至今都在集体回避的问题，即使象戈尔这样被视为在不遗余力地为拯救地球而呐喊的先锋性人物，也在他那部著名的作品——《失衡的地球》中，用“采用更环保技术将带来竞争优势，获得更高经济效益”这样言不由衷的话语继续欺骗这个世界。
这种集体回避的态度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正是这种危险趋势或毁灭结果的主导者和维护了这种趋势的秩序的胜利者。要把这中间的逻辑关系说清楚，我们甚至不得不返还到那个至今让很多人崇敬的“启蒙时代”。
14-18世纪的启蒙运动，把人从神的怀抱里解放出来，并逐渐塑造成型了这样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秩序：人是自由的、世俗的、社会需要通过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机制，保障这种自由秩序和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因这种自由是天赋人权，而财富则是上帝赐给蒙恩者的现实奖赏。
简单而言，启蒙的努力，让西方世界在过去数百年，以“自由、平等、博爱”乃至“神”的名义，创造了一套以“对利益的占有、创造和分享”为核心的世俗价值体系。物质利益，这个在从前名义上由神所主导的世界受到质疑和蔑视的事物，成为新的、被启蒙了的世界的价值基础，在这套话语体系下，“人皆熙熙，皆为利来；人皆攘攘，皆为利往”作为一种为人所本来应有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在了社会价值、文化和习俗的每一个方面。一个人拥有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意味他是值得社会尊重和效仿的成功人士；一个社会之所以更先进，在于他们掌握了更多、更快、更低成本地实现物质财富的手段和技术。而同样，优雅、尊贵、高尚、舒适......等代表着生命追求和人生价值的词汇，无不首先、甚至只与丰富的物质占有和享受发生关系，这些价值被大张旗鼓推广到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之后，人类加速了资源消耗，并很快对地球环境形成了致命性影响。
对于这套价值给予人类今天的处境和几乎已经看得见的毁灭危险，我似乎比任何时候都相信人有原罪，这种原罪不是说人先天带有什么邪恶本性，而是他按照所接受的这套文化观念，努力的最终结果竟是在快速毁灭地球，也即人类本身。
即便是普通的芸芸众生，也无法从这种原罪中脱身而去，因为置身在这样的话语下，这些普通人、如尘埃一样分布在世界角角落落的普通人的理想，也无外是在幻想着通过所谓的努力，有朝一日也如巨富们那样拥有高楼大厦、香车美人。故而，这就是《贫民窟里的百万富豪》受到全世界各个阶层追捧和称道的原因。日常生活中，他们抱怨、游行的目的不过是发泄所谓的他们遭到的不公，而不是在抗议世界、包括他们自己身上的这种必然把世界快速带向毁灭的罪恶。
人的原罪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我们的文化；末日审判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世界的毁灭。这就是我们今天沉醉其中的生活的全部道德含义。
所以，在我看来，为了突出对这个世界的讥讽、嘲弄效果，艾默里奇在影片里刻意安排了一系列场景，来显示即使自认为受压迫、被抛弃一族的芸芸众生们应该在末日里受到的惩罚：大难来临时，很多人，在街上绝望奔走的人，被他们所向往的高楼大厦活生生吞没了，而美国总统，看似保持了高贵品格，却实际参与了权贵出逃阴谋、并对公众保持了缄默的美国总统，则被视为美国军事象征的航空母舰无情地砸在身下......看到些场景的时候，我忍不住又想起了多年前克劳特关于泰国人在泰铢狂跌后，走上街头愤怒地焚烧索罗斯画像的评述——如果他们所说的那种交易是罪恶，那么，他们都是罪恶的制造者、参与者，受谴责的绝不仅仅只该是索罗斯。
它们之间，何其相似！
艾默里奇甚至安排了一个场景，来含蓄表现这种毁灭是人类的自作孽——在世界最高的寺庙外，当小喇嘛焦急地向他所敬重的老喇嘛求教关于世界要毁灭的传闻和原因后，老喇嘛不动声色地向他跟前的碗里倒酥油茶，直到面前的酥油茶碗满了还不停止，继续向碗中注入酥油茶，以至于酥油茶在木桌上溢出得到处都是。
这是整个影片中，唯一关于灾难深层原因探讨的一个场景，艾默里奇故意用这个带有宗教不可说的“禅意”的桥段，来直观显示世界毁灭于人类不知满足的欲望，老喇嘛看透了世界毁灭的原因，也看透了那些在为逃生作准备的权贵并没有从人类的灭顶灾难中有丝毫醒悟，反而在变本加厉地用一种罪恶的方式为“人类的新生活”作准备。所以他哪里也不肯去，因为他没有看到希望，但他也没放弃希望——在微微一笑后，他甚至以一个多少显得有点调皮的动作，把“车钥匙”抛给了焦急的小喇嘛。在从印度洋漫过来的大浪就快要扑上山顶的那一刻，他神态自若地站起来，按住木槌，撞响了寺庙里那口巨大的吊脚大钟......表面看，他是整部影片中看上去最超然安详的人，但实际上，也许，把他视为整部影片中最绝望的人更为恰当。
这个世界，包括芸芸众生都背负最原罪的另一个证据，是影片所显示的先知的命运。
整部影片先后出现了3位先知，他们都无一例外与自己的世界格格不入，被所处身的世界抛弃，或沦落为丐，或疯疯癫癫，或超然世外。
第一个是老喇嘛，他看破红尘，超然物外，不喜不悲，在一个远离尘嚣的寺庙安度余生；第二个是柯蒂斯开车带着两个孩子去黄石公园度假时，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一角，从镜头一闪而过的那位肮脏的乞丐，摆在他面前那块同样肮脏的乞讨牌子上，写的不是“我饿了”、 “如果您有助人为乐的嗜好，我能让你得到满足”、 “您能以举手之劳，让我的肚子停止唱歌”之类的乞讨之语，而是赫然写着——“忏悔吧，地球即将毁灭”！影片着力刻画的是第三位“先知”，疯狂的查理，有着火红的胡子、狂乱的眼神、摇滚歌手的嗓子和姿势的查理。
他几乎知道关于地球即将毁灭的整个秘密，甚至办了一个电台向他忠实的听众随时传播这些秘密，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孤独的、陷入疯狂的边缘人，这是这个罪恶的世界给予一个先知的命运——甚至很多观众在明明知道了查理所预言的灾难是真相后，在评论的时候也没给予他起码的尊重，而依然把他称为不可理喻的疯子。这就是庸众的丑陋，他们对那些伟大的灵魂缺乏起码敬畏，在习惯于人云亦云、追名逐利的生活中，几乎完全丧失了对崇高的向往和对自我的警醒的能力。
实际上，有关先知必受苦难的命运，我们甚至异常熟悉，历史中如苏格拉底、耶稣、布鲁诺，尽管都讲出了伟大的思想，但都为他们所处身的时代不容，当苏格拉底被处死的消息在雅典传播开来之后，雅典那些家里有年轻子弟的家长们终于松了口气，他们再不用担心有人会带坏自己的后代子弟了；当布鲁诺在鲜花广场被处以火刑的时候，他周围站满向他吐唾沫的家庭妇女，甚至有一些年老妇女，带着发自内心的神圣愤怒，往他的身下添柴。
这样的悲剧直到今天依然在延续：当迈克尔•赫德森在一份政府委托的研究报告中，得出“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机制设计将把美国拖入深渊”的结论后，他被主流社会抛弃了；当斯蒂格利茨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南亚大搞阴谋后，他失去了职位、圈子，并遭到了一群“昔日同事”的围攻，而他几乎是孤军作战；当亨特教授用大量的证据论证出911是人为阴谋后，他遭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讨伐，甚至——正如我此前所说的那样——连我这个活跃在全球、自认为见多识广、也愿意与人为善的人，也曾和他的几个支持者在大街上差点发生肢体冲突。
熟知整件事过程和种种肮脏内幕的查理，显然也如老喇嘛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绝望，所以他也拒绝逃开，并在灾难已从黄石公园迅速蔓延到他站立的大角山的山下，他即将被大火和翻滚的岩浆吞没前夕，喊出了“无论是谁、不分种族、国家、信仰，不论你信仰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还是拉斯特法里教， 明天我们都没有区别”这句让当下浮躁纷乱、充满私利算计和争斗的世界无地自容的经典独白。
我们的主人翁，写出过艰深的《告别亚特兰蒂斯》的非著名作家斯科蒂，为了家人安危一路狂奔、舍身忘死，他高尚吗？不，不能说他高尚，如果他的行为可以称作高尚，那么，那个自私得赤裸裸的尤里，也高尚。因为他也以自己的方式，在为自己的家人一路狂奔、舍身忘死，甚至为此在最后一刻毫不犹豫地搭上了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无法判断斯科蒂是否高尚，他不过是一直在以本能的冲动，带着一家大小逃命，如此而已。
《2012》向我们坦然公开了这个世界的不公平，本来，世界的灭顶之灾，首当其冲的罪魁是占据了这个世界最大份额的资源、主导着这个为私利而奋斗的社会秩序的达官显贵，但当灾难来临时，他们反而最有资格逃命，不，应该说，他们在不择手段地保证自己能安全逃命，并居然好像成功了。当看到杰克逊解决完故障....终于从水中冒出来，方舟的所有人，激动相拥时，我忍不住象查理那样在心里哀号了一声：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
这所谓的满场感动，难道不该被形容为一种虚伪到极致、难以容忍的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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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2》的故事完了吗？不，事实上，它才刚刚开始。
直到今天，是的，直到我现在动笔写如出下文字的这一刻，这个世界上，似乎也没几个人看出一件围绕在《2012》背后的一个最大的密谋——操控哥本哈根气象会议。在某种意义上，它是《2012》突然提前上演的直接原因。
本来，《2012》的导演和制片方，原打算在2010年上演这部大片，并在前期宣传中通过媒体向全世界公布了该片的上映时间安排。但最终，在某个闻讯而至的大人物看完样片、“灵机一动”之后，一切被迅速改变了。《2012》被建议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后期制作，要赶在2009年12月上旬在哥本哈根举办的“气候大会”前开始全球同步上映，这样，当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幕前后，整个世界正好沉浸在由《2012》制造出来的对“世界末日”的惊悚和担忧中。
美国要利用这种惊悚和担忧，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下一盘很大的棋。
这盘棋的核心内容就是倡议在全球范围，对排放不达标的出口贸易商品征收惩罚性的“碳关税”。
事实上，这盘棋早在奥巴马尚未正式上任的时候，就开始了密谋。
碳关税，是美国积极返回气候大会的兴奋剂，它甚至被视为扭转当下美国经济颓势的一剂良药。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对全球气候会议倡导的“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并不热心，甚至公开抵触。1998年，美国在《京都协议》上签了字，但在2001年又以《京都协议》妨碍了本国经济发展为由，退出了该协议。2007年，在澳大利亚新总理陆克文也在《巴厘岛路线图》上签了字后，小布什总统依然态度强硬，声称在利益问题上美国不肯让步和妥协。
但是，奥巴马刚一上台，美国政府在参与全球气象问题事务上的态度立即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表现出了积极参与、乃至主导气候大会的意图，主动提出了到2020年，在现有基础上减排17%等积极措施。美国政府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将祭出一根威力无穷的贸易大棒——碳关税，重新定义我们的世界和国家间的贸易性质，试图以此拯救处于生死存亡中的美国经济。
2008年的危机表明，美国经济已经被美元拖入了一个处境微妙的深渊之中。
正如迈克尔.赫德森在30年前的报告中所提到的那样，当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一旦确立，美国虽然最初能从美元的扩张中获得丰厚收益，但长此以往，它会把美国经济拖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危险处境中，从而导致美元乃至美国经济崩溃。这是因为，数目庞大的美元被其他国家作为货币储存后，美元将出现保值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将主导美国经济政策和理念，并随之衍生出与之相匹配的经济结构，但相对于世界经济的日益密切和繁荣，这同时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美国可以通过债务和资本市场的全球扩张来维持这套由美元利益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但很难让美元永远具备保持稳定的币值和流畅的支付的能力。
在经过90年代的繁荣和21世纪最初几年的扩张后，实际上，美元在2006年就出现问题了，那一年，美国就已经出现了支付困难和经济过热双重危机，为了回笼美元，美联储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连续19次加息。但依然无法做到力挽狂澜，2008年开始，超大公司的死亡信号终于现身市场，并在市场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后面的事变得众所周知——危机爆发了！
危机爆发后，逐渐浮出水面的美国经济真面目极其可怕：联邦政府欠债近10万亿美元，整个社会欠债总额超过50万亿美元，而支撑美元币值的重要经济来源——国家债务，短时间内迅速缩水。资本市场风声鹤唳，跨国投资急剧萎缩，美元靠什么保值？规模庞大的开支靠什么实现？虽然美国依据自己的实力，可以让世界按照原来的秩序持续，但危机给予其他国家的警告，显然会让这种持续成为一种他们为远离美元而做出的努力。故而，即使保持这样的持续，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也无法改变美国将陷入长期衰退的命运。
所以，美国要走出困境，手上就需要有新的牌，这张牌不可能再是区域战争——不触及中、俄的区域战争，影响太小，不足以拯救美国；触及中、俄的区域战争，后果又可能大到美国完全无法承受。在经过一番艰难的密谋后，新的智囊班子终于确定：风险最低收益最好最能获得欧盟一致支持的牌，是碳关税。
从牌面看，这确实是张好牌。
首先，欧盟当然支持美国打出这张牌，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从2006年就在试图打出的、意在惩罚那些“不参与碳排放限制协议的国家的贸易”的牌，按照美国在历次减排国际会议上的表现，欧盟的这一“惩罚对象”也应该包括到美国——2005年，欧盟援助非洲的倡议条款遭到美国当场嘲弄后，欧洲与美国的分歧越来越大了！而这张牌一打出，美国就在“以拯救地球的名义，重新定义世界和贸易”的口号下，与欧盟重新结成了坚实伙伴关系，从而自然而然地化解了与欧盟之间的分歧。
其次，碳关税政策框架一旦被确立，那么通过对大量的排放不达标的进口商品征收巨额关税的举措，不但可以为自己处于强势的环保设备企业赢得大量订单，而且还通过征税平衡了地区间的成本，提高了本地成本高昂的商品的竞争力。
美国经济由此就可以再次得到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
这显然是对那些技术不发达的国家进行明目张胆的掠夺，但在今天这个世界，这套逻辑似乎又无可辩驳。就象直到今天，美国主流社会依然坚持“15-19世纪的印第安社会被更文明的白人移民取代，体现了人类的进步，是文明的胜利”一样，它们实际是相同的逻辑：发展中国家应该为自己的落后付出代价！而不是此前世界各国达成的气候协议框架所说的，发达国家应该负担起更多义务，应该在资金和技术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奥巴马上台伊始，就开始为打出这张具有新殖民性质的“好牌”积极活动。
2009年4月初，他在上任后首访欧洲时，首先密会了法国、英国和德国领导人，4月5日，奥巴马在布拉格的美欧峰会吹风，称美国愿意肩负起拯救地球的责任，愿意和欧盟合作打击全球暖化危机，言下之意，要拿出实际措施，定出一个标准来对付那些破坏环境、排放不达标的行为。
6月的波恩气象会议上，美国主动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减排计划，并再次重申美国“正在针对不达标排放行为制定一个贸易惩罚法案”。
6月底，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备受全世界关注的《法案》：《限量及交易法案》，或称《边界调节税法案》，《瓦克斯曼-马基法案》，该法案含有开征碳排放关税的严厉条款。4天后，在发展中国家还在为《边界调节税法案》哗然之际，美国众议院又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里面同样含有“授权美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内容。
能源部长朱棣文在众议院科学小组会议上对这两个法案的出台给予了这样的解释，对那些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措施的国家征收碳关税，这将有助于公平竞争，如果不征收这样的关税，美国的制造业就将处在不公平竞争状态。
这两个连续通过的法案和朱棣文的讲话，立即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这几个国家炸开了锅。
在朱棣文提出“碳关税”次日，中国发改委的一位高级官员就在会见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成员时，批评征收“碳关税”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一家接受政府委托，研究碳关税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影响的半官方机构，也通过接受采访的方式表示了自己对研究的结果不乐观，认为它不仅会影响到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将拖累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印度气候谈判专家乔蒂.帕里克在接受CBN采访时表示，虽然她支持任何减排的努力，但是“碳关税”显然不是个好主意，将对印度的产业造成重大全面打击。
有研究人员惊叹，美国抛出的这两个法案，真算得上是一个厉害的“手筋”，堪为一箭双雕——既堂而皇之地将别国财富纳入了自己的国库,又让利益受损者背负了污染环境的恶名。
当然，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各种忧心忡忡的言论中，也不乏有美国的“自己人”在这些国家吹风，散布“尽管有争议，但美国最终会向其他国家征这个税,而且推出的时间不会太久，因为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表明大家在节能减排上的决心”这类言论。
虽然发展中国家一片反对声，但是，也许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这些反对声在预料之中，不值得认真对待，它们就象1851年西雅图酋长的那番演讲一样，虽然合情合理，感天动地，甚至让当地的殖民政府的官员也为之动容，但终究无法改变印第安人被驱逐、被摆弄、被屠杀的命运。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奥巴马、希拉里、能源部长朱棣文和商务部长骆家辉，马不停蹄地全球出击，态度强硬地在所到之处演讲、推销他们的碳关税计划。
11月11日，在经过几个月重金铺垫，被反复包装、反复宣传的《2012》，终于在全球隆重登场。并立即创下了期许中的业绩——首映当天全球票房就达到了让人惊异的两亿美元，《2012》迅速成为全球热点，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电视、电台、报纸、杂志、论坛，都在谈论这部反映人类末日的片子，都在担忧人类目前的处境，讨论环境污染带来的末日危机。总之，全球各地到处都充斥着“天哦...这太可怕了...末日临近了这个地球”之类的声音，为了让这把火烧得更旺，美国宇航局的专家甚至出面，以“辟谣”的方式为“有关世界末日的讨论”推波助澜。
这种势不可挡的担忧、恐慌氛围，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在不断强化着美国决定征收碳关税的紧迫性、正当性，甚至你可以把它视作责任的一部分——地球都要完蛋了，你们发展中国家还在讲什么价钱？谈什么条件？我们现在最大的正义是拯救地球！谁排放不达到标准就是在毁灭这个已经接近末日的地球，就应该受到处罚，以此逼迫他们改进技术，从而达到改善环境、缓解地球压力的目的。
在受到“末日危机”感染的群情激奋下，谁能反对这样正气凛然的声音？谁敢坚持说自己有我行我素、自由排放而不受处罚的权利？
所以，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正式开幕前夕，当听到联合国副秘书长施泰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一种无比庄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出“哥本哈根大会是拯救人类于气候灾难的最后一次机会”这句话时，亨特教授和我都认为，美国策划的碳关税计划，差不多已经得手了，因为，尽管从一个渠道获知了“《2012》参与了一个政府策划”的消息后，我们——亨特教授、小史迪威和我——就开始密切关注碳关税提议在全球引起的反应，但很遗憾，连续几个月的检索，我们并没从发展中国家发现哪怕有一个可以击败或抗衡美国强硬推行碳关税的理由的观点，所见基本都是无用的哀号、抗议、担忧甚至附和。
2009年12月7日，在6万余名警察的护卫下，全球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弥漫着冷湿的雾气的哥本哈根隆重拉开了序幕。
让人意外的是，在这个大会上，美国并没有端出“碳关税”这盘他们已经炒了差不多整整一年的大菜，整个大会的议程并没有超过以前的气候大会的议事框架，另一个明显反常，也让我没看懂的事情则是，大会组织方居然连续3天阻止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入场”。
“教授，有什么反常的事情发生吗”？我困惑地拨通了同样在关注这些事的亨特教授的电话。
“哦，迈可，我想，这确实不正常，美国人似乎好像突然放弃了自己的计划，我想这也许与发展中国家找到了对这个计划具有致命一击的‘武器’有关”，亨特教授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是吗？这倒是个有趣的话题，您那里有什么新发现”？
“是这样，我的学生在收集这方面的信息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在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兴高采烈在气候大会的会场外竖立起一组两米多高的绿色CHINA充气英文字体的时候，中国的一些论坛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有关碳货币的文章......”，也许是因为说话太急，亨特教授的话被一阵咳嗽声打断。
“教授，别急，我现在有大量的时间洗耳恭听，您是说您的学生在中国论坛发现了一篇文章”？我忙安慰。
“是的，这篇文章针对碳关税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观点，就是‘谁消费，谁担责’，称这符合美国人的税收观念与纳税机制”，亨特教授似乎喝了几口水，或者其他什么饮料，很快缓过劲来。
“不寻常的观点？可毕竟那只是一篇文章，而且老实说，我没看出这个观点有什么不寻常”？我有些困惑。
“很不寻常，可以说它完全具有颠覆掉美国碳关税举措的能量，由《2012》挑起的那股让全球恐惧不安情绪，反而会成为美国反对这个举措的利剑，这篇‘恰巧’在12月7日才出现的文章，也许显示了中国是有备而来，所以美国才会出现那样的临时变化，并出现了阻止中国代表团团长进入会场这样没有风度、出人意料的举动”，亨特教授说。
他进一步解释，“谁消费，谁担责”是一个完全没按美国和欧洲思路来出牌的观点，那篇文章不但没有回避排放责任，而且还囊括了最近几十年国际学术界关于消费主义的评判的思想，提出让消费者来承担商品生产时排放不达标的责任更符合过去的历史和公平公正原则。要命的是，这确实与美国的税收思想吻合，美国零售市场一直施行的，就是消费者纳税这一机制。更要命的是，这篇文章还声称，不用担心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打贸易战，如果中国完全切断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中国经济虽然可能会受到一定损失，但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有足够多的空间和手段转移这种损失，但美国经济，如果完全离开了中国产品，却会在1-2年内崩溃。
这与中国那些学者一向所描述的中美贸易关系完全不一样，但却非危言耸听，甚至这才更接近中美贸易关系的真相，虽然美国一直在把贸易作为武器，来达到制衡中国这一战略目的，但当中国真的完全切断对美供应，对美国经济无疑是一种致命打击。中美贸易在极端情况下是这样一种关系——中国可以没有这样或那样的高技术，但美国却已经离不开来自中国的日常生活用品。
也许，很多美国人都已经读过了邦吉奥尼写的《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这本书，对里面所描述的她和家人在2005年试图过一种没有中国商品的生活的惨景应该有印象。这本书非常真实地坦露了这样一个真相：没有中国人的商品的生活是什么样？简单地说，就是原来觉得简单的生活会突然变得异常艰难。这是一个从事了10年以上贸易和财经研究的专业人士用亲身的经历提供给美国的答案。
亨特教授认为，也许美国政府方面的人认为，这篇文章之所以在12月7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幕这一天才突然出现，显示了中国方面的处心积虑，它选择这个时候发出一个让美国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斡旋的信号，在于在这样警告美国人：如果美国人敢于在气候大会上抛出针对生产者的“碳关税”，中国就会纠合所有发展中国家针锋相对地提出“消费制裁”计划，结束西方无代价消费发展中国家廉价品的历史，西方的消费者必须为使用这些廉价商品支付额外代价。这种各执一词的后果，是一场可以想象，也许难以想象的规模巨大的贸易战，美国难以从这场贸易战中得到任何好处。
“迈克，如果不是你我一直在观察这件事的进展，老实说，如果一个人告诉我说，是一篇文章就让美国放弃了这一年来耗费巨资在全世界推销的计划，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但是，确实，如果没有对这篇突然出现的文章所阐述的观点与前景的担心，我很难去解释美国人为什么会突然取消这个计划，以及为什么偏偏是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在哪里连续三天受到了不可理解的刁难”，亨特教授说，“看看奥巴马和希拉里在会上的表现，我想美国人自己也乱了阵脚，这意味着出现了他们没想到的情况，而从我们对全球新闻和论坛的跟踪看，只有这个观点具有那样的威力”。
“我相信您的判断，教授，在您看来，美国人就这样放弃了这个计划？这简直太不思议了，我想，这与一年来他们的行动显示的决心太不相衬了”，我感到这个结局实在太意外了，而且竟多少有些沮丧和失落。
“不，我想，这只意味着，这个计划不能按此前设想的那样，在举国云集、场面浩大的国际大会上提出，在这样的大会上提出来，中国方面的观点无疑更有说服力，这也等于在帮中国提供一个绝好的活动舞台，获得一个可以迅速把发展中国家重新空前团结起来，一举成为77国集团领头羊的机会，由此形成一个对西方国家而言的可怕现实，而且事实上，也许这个观点由美国提出来并不合适，美国的纳税设计强调的是消费责任，这会影响到它在贸易时强调生产责任的正当性，所以，或许他们会调整战略，改由欧洲的一些国家来继续这套说辞”。
是的，我想谁也没想到，美国耗费巨大精力推动的碳关税，得到的竟是如此惨淡的结局，它甚至没有被美国方面正式摆到哥本哈根的议事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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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1-11-16 09: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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