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

Jinan90 · 发表于 2011-11-9 10:48 PM

本帖最后由 Jinan90 于 2011-11-9 22:53 编辑

         《五百年来谁著史》

韩毓海

五百年来谁著史第一部分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1）

绪言：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

500年来，中国为什么逐步衰落？不是简单的因为生产不发展、市场不发达，更不是由于什么“体制干预”过多，而恰恰由于体制的“无为”、体制的“无力”和低效率。将中国的近代衰落简单、抽象地归之于“专制制度”，特别是所谓“国无宪法”、“民无权利”，这其实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议论，它终究要流于一种耳食之谈，沦为与历史和现实实践脱离太远的空洞教条。

中国最近500年兴衰的关键

   2008年9月，我在美国纽约大学教书，学校与华尔街之间徒步不过20分钟，教学之余，正好就近观察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金融大危机。那个时候写了《反面教材的价值》这篇文章，以英文发表之后，国内的几家学术刊物也想刊出汉语稿。记得高超群教授为了索要这个文章，曾深夜从北京把电话打到了纽约，求“稿”若渴之心，令我深深感动。最后，这个文章很迅速地在《绿叶》、《世界博览》杂志刊出（这要感谢杨学军先生和阎海东先生），随之又被几家报刊转载，反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意外之余，我也由此体会到当今的中国是如此夜以继日、密切地注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的，而自己深以为幸的更是：作为一个货币金融领域里的外行，一点有限的阅读和观察体会，远隔千山万水，竟也能够对于国家和老百姓有些许轻微的意义。

   从中国的视野、或“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历史的变迁，致力于探询当代中国的“世界”观，这是我最近这些年来学术工作努力的方向。但是，说老实话，这也仅仅是“努力的方向”而已。我自己读书不多，尤其不是历史系科班出身，所以这个探询的过程，其实完全就是学习的过程。

最近500年来，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欧美霸权的形成并横扫世界；二是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由逐渐衰落而再次走向伟大复兴。有人把这段历史归结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首先，究竟什么才是“资本主义”，学术界可以称之为“正宗”的意见，起码就有三派，至于其他的纷纭众说，更不必再提了。而三派主流意见中，一种将资本主义归结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特别是大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奠定（卡尔·*）；一种着重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明，说白了就是把做生意等于念经，把积累资本视为积累功德（马科斯·韦伯）；第三种则侧重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的蜕变和飞跃（费尔南·布罗代尔）。用这三个流派来解释什么是资本主义，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用它们来解释西方之所以兴起，中国之所以衰落，解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我看来，则起码是没有抓住历史要害，而且也不尽符合历史的事实。

我认为：最简捷地解释这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在西方现代兴衰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银行家们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则是金融家通过攫取“世界货币”的发钞权，而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他们的投资冒险埋单和作担保（这随着1913年美联储体制的形成而达到高峰），而上述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真正关键，至于那被奉若神明、而又众说纷纭的“资本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了“帮手”的角色而已。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目标在于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间”，金融家的根本目标则在于通过债务关系攫取最大利润，至于是否采用上述三种“资本主义”方式，那完全要看是否有利于这两个根本目标之达成而定。

五百年来谁著史第一部分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2）

考察中国500年兴衰的关键，其实又在于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下降这个矛盾现象。经济发达的宋，反而打不过立足于军事组织的辽、金、西夏部落，这里的关键并不在经济，而在社会组织能力。由皇权直接来面对基层马铃薯一般无组织的小农，这样的国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组织效率可言，而宋代以来的政策，反而是将组织社会的任务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国家更从商业、运输乃至军需供应中全盘退出，国家取“无为”和“不干涉主义”，而这就是“开中法”的弊端。不但基层没有组织，而且上层的货币财政也十分混乱，货币短缺、“多币制”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到了明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进口美洲白银，这又是财政货币政策的最大失败。而对外，所谓的“天下秩序”，于周边藩邦采取的一向是文化治理的“朝贡”方式，完全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地缘政治”意识，如此组织能力松散的帝国，无论它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发展经济，能够或者不能够发生“资本主义萌芽”，而一旦遭遇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之打击，其涣然瓦解却是必然的。而国家既然已经瓦解，至于发展什么“主义”才好，自然也都统统变成空谈了。

所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肇始于中国革命以建立基层组织的方式，极大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效率，然后，国家才能把社会剩余有组织地投资于长期发展方面，如此才有合格的国家财政，在此基础上方有国家发行货币之主权，而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及其胜利，更是实实在在地打出了一片地缘政治的新格局，这种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之密切结合，靠的是无数革命前辈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如此才谈得上今天的“伟大复兴”，而至于是否采用资本主义这副灵丹妙药来谋发展，那完全也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组织强大均衡、是否有利于国家能力持续增长，是否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而定，即那充其量是末而不是本，是术而不是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昭示的乃是完全不同的真理，中国的复兴走的乃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而这个真理、这个道路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研究中国历史，上要看货币财政，下要看基层组织，同时更要能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联系和互动为背景去展开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获。在严肃的历史问题面前，任何轻薄的态度、任何教条主义的盲从都是必须杜绝的。而唯一值得自我宽慰的是，上述浅见，并不是盲从得到，而是从自己的读书、思考和摸索中得来的。几年来，就这样一边读书，一边思考，逐渐积累了一点笔记、一系列的问题，不过时间一长，反而倒是更没有把这些学习体会写出来的勇气了，有些思考和提出的问题，自然也就随时光流失，逐渐淡忘了。

   真正的写作机缘来自赴美前学校的一次安排，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蒋朗朗教授派我去山西作一个学术讲座，由于参加讲座者都来自基层，以从事财政和税务工作的同志为主，既是学校的任务，于我自然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这就迫使我不能不紧急准备一个初步的讲稿，这样几天下来突击搞了几万字的稿子，由于对当地的图书馆没有信心，所以还带了不少参考书到山西。我本是个过于认真又不堪大任的人，这次面对的又是上千人基层干部的大课堂，讲座结束后，竟然病倒在那里，反倒是给山西的同志（特别是曾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的李晋芳同志）添了不少麻烦。但是，期间参观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以及抗战最艰苦时期建立的八路军总部（虽曰“总部”，实际上不过农舍三小间而已）的经历，对我触动非常之大，应该感谢这次较长期地面对基层的机遇，它使我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的前人是如此的舍生取义，我们的百姓是如此的不屈不挠，绝大多数在基层工作者是如此的勤劳俭朴，中国历史的展开是如此的筚路蓝缕、波澜壮阔，中国改革和中国革命的大业，确是由生活在最基层的老百姓苦苦支撑起来的，这真是“作始也简，其成也巨”！

五百年来谁著史第一部分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3）

太行山里本来也没有什么书可读，躺在宾馆养病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讲座前许多没有想清楚的事情，竟然想清楚了一些，这突乎其来的大病，因此可以算是进益的一个机缘，在这样一个机缘之后，我领会了一些以前不甚领会的书上的语句，尤其包括历史上的改革与革命。

革命并非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

中国改革与革命是近代落后的结果，革命当然不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原因。而对于“中国近代何以落伍”这个大题目，则大致又有几种回答：其一，是*主义所指出的——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全球扩张所致；其二，则是一般地、抽象地将其归之于中国在制度、技术乃至文化上的落后弊端，以及西欧的先天优势（以马科斯·韦伯的理论最有代表性）；而我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以“天下”和“世界”为担当的文明，资本主义则是自1500年以来从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以金融和军事技术为核心，向世界扩张的体系。这两种有深刻历史传统的组织形式，在500年历史间漫长的“互动”、博弈，才构成了我们解释500年来世界大势和中国“天下兴亡”的关键。从这个角度说，那些构成中国近代衰落的因素，往往又曾是支持中国长期繁荣的因素，这正如我们文明中固有亟需变革的弊端，但其中却同时也蕴涵着近代改革与革命以及中国现代复兴的种子。只有了解中国文明形成的长期性、历史性、复杂性，同时又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性和复杂性，而不是抽象地将问题归之于抽象的“制度”和“体制”而简单地打发掉，我们才能对于上述重大历史课题作出真正有意义的探究。

将中国的近代衰落简单、抽象地归之于“专制制度”，特别是所谓“国无宪法”、“民无权利”，这其实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议论，它终究要流于一种耳食之谈，沦为与历史和现实实践脱离太远的空洞教条。对其浅陋机械，前人已多有讥评。如钱穆就曾说：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之表达亦各有其方式及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行之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当然不是从来没有制度。自上古以来，就有以黄帝为代表的“血缘世系”以及以尧舜为代表的“名分世系”二者并存，就前一个世系而言，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贵族血缘承继；就后一个世系而言，权力始终是向平民开放的，这就是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而这里的“平民”，更不专指士、士族、士大夫，也包括士农工商各阶层——特别是包括少数民族。太宗李世民以少数民族血统者，太祖朱元璋以贫苦农民可以作皇帝，其合法性就来自于尧舜的名分世系。这两个世系的互动沿革，就是所谓“多元一体”的制度基础。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去，倡导“天下为公”，不断向平民、向少数民族开放权力的尧舜世系、尧舜体制，是比导致罗马帝国迅速崩溃、贵族院垄断权力的“宪政”更合理、更进步、更能经受历史考验的制度，这已经为中国的长期统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所证实。

五百年来谁著史第一部分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4）

   作为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无疑处于中国制度的重要转折期，从体制的上层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它是历史上皇权与士大夫阶级冲突最激烈的王朝。太祖洪武 13年，废除了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这成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极大变动。从此天子直接面对六部，六部有建议权，而天子则独揽决策权，另设内阁大学士，为天子襄理文墨，但内阁大学士没有建议权，为了避免皇帝与六部之间发生直接冲突，遂设司礼监居中传递协调。世宗、穆宗和神宗在位期间，皇权与六部之间的冲突，终于达到不可化解的僵持阶段，竟造成这三任皇帝几乎不见六部官员的局面，此后，作为皇帝代言人的内阁大学士和司礼监，与士大夫的代言人六部之间的冲突更是日益加剧、不可协调。而正是皇权与官僚体制之间的激烈冲突和矛盾的不可化解，造成了明代中期以来国家行政效率、国家组织效率的迅速衰败。

   而这一时期，恰恰又是世界史的大变革时期，因为一个银行家、战争和国家密切结合的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与国家合一的体制，此时正在欧洲勃然兴起，而 1500年以降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上中下结构却开始走向脱节，以至于国家的一切改革非但不能动员官吏，反而总是被庞大的官吏集团所阻碍，国家组织效率的严重下降，使得一切政治经济改革都不能真正实行，实际上，最终导致明王朝瓦解的，不但有皇权专制的原因，更有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级之颟顸独断。无能而颟顸的士大夫阶级为了一己之私，妄图以道学的专制垄断社会权力，这种“士大夫阶级的道学专制”，更促成了体制从内部的解体。而正是由此看来，钱穆的博学，恐怕也是士大夫一家的博学，因为在他那里，无论均田重农还是平等夷狄，这些都不算数，只要你不尊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那么你就是专制。而他所同情、追随的国民党，虽曾标榜、号称要继承中国政治制度的有益因素，如在美式“三权分立”之外，再加上中国式的“考试”与“监察”两院，以成为“五权”宪法，而这种精英运动的体制，又究竟是否行之有效，自然也早已被历史所证明。

不过，确如钱穆指出：民权的表达和实行不能单靠一纸宪法和几个代议士，关键在于形成下情上达的有效机制，他的这种看法倒是真有启示性的。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诚然如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文明，自然不能说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制度”而只有“专制”，例如所谓公田与私田、科举与选举、郡县与封建的制度争论，实际上就一直贯串于中国历史之中，并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真正动力。看不到这一点，自然也就不能说对中国的文明有起码的了解，那甚至就会沦为钱穆所讥讽的：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一再自食“改革的恶果”，尤其是老百姓一直不得不一再承担起“改革的后果与代价”，这往往就与精英们没有知识和眼光，只会看见私利和短期利益最有关系。

   而与钱穆比较起来，黄仁宇先生虽未打过仗，毕竟吃过粮（古人只把“军粮”称为粮），因此，他的有些话恐怕还算是比较到家的。他说：“过去的中国百年史，过于重视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比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foreignbody）。其领导人不乏高远的理想，而他们身后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自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更何况渗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说到制度变革，孙中山以来的改革家们其实最终也都不得不认识到：这绝非立一纸宪草、推几个“民意代表”即可完成的便宜事，而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变制度易，变社会难” （这一点鲁迅等“先觉者”其实早在辛亥之后就一直“无可措手”地痛感着）。因此，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那就非要从基层做起、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做起、从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变革社会，就非要找到、找准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可。以为单靠几个“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烂之舌即可变革中国，这不过就是黄口小儿式的政治幼稚。以至于有人说：500年来，中国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层和精英，而精英们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们总是要咒骂下层民众“不成熟”——这实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五百年来谁著史第一部分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5）

   至于说到变革中国的主体，近代中国早期的改革者如康有为，曾寄望于作为“儒主”的皇帝的“公心”，这自然不能成功，而到了孙中山先生找到了革命政党，这才算是初步找到了变革中国、特别是进行民族革命的抓手。但是，解决土地制度问题、训练和组织广大农民，从劳苦大众、从最基层出发改造中国社会结构，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完成民族革命，再领导中国走向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的关键。而倘若放弃了这根本关键，汲汲于从上层、从书生们的狭小视角空谈所谓的“制度”和“技术”之优劣，无论是搞“三权分立”还是玩什么“五权宪法”，那就不仅是短视，而且是舍本逐末，而这种“瞎折腾”，终将自食“改革造成的恶果”，才是必然的事情。

时下人们恐怕都知道，近代以来，中国没有科学、工业、自由和*是不行的，但是，如果离开组织劳苦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个中国社会主体，离开了改造土地制度这个中国经济的最深层的基础，如果没有与基层现实密切联系的革命政党作为社会改造的利器，那就不会有革命和改革的成功，而中国几千年来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马铃薯一般小农、毫无动员效率可言的“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更不能得以根本改变。正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改造了中国的基层结构，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绝不能小视人民组织起来的力量，更不可小觑创立社会基层结构的伟业，因为它一方面使得农业上的剩余得以转用到工商业，同时又使得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可以吸纳大量的人口就业谋生，而且，国家从此方才可能有上下交往、良性的财政管理，这又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独立自主的发钞权和货币主权——但是，对于这一浅显的道理，却不是人人都愿意承认的。以为靠“个人自由”、一纸宪草、几个“民意代表”就能解决一切中国问题，这其实就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见、偏见和一塌糊涂的“政见”。“岂有文章惊天下，漫道书生事不成，百年一觉浮沤里，悲欣交集说摩登”——其实，就我个人来说，真正弄明白这个道理，更不是一朝一夕的。

　　2008年8月，我带着这个初步的讲稿到了纽约，当时课程较多，没有充分的精力再读大量的书，只能找一些相关的英文书来读，一边再就旧稿提出的问题，重新思索一番。而在美国教书时比较谈得来的朋友，如康奈尔大学的颜海平教授、纽约大学的张旭东、廖世奇教授在看了这个初稿之后，都认为我应该继续写下去，于是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就不时在旧稿上改动一点，日积月累，这样改来改去，终于成为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漫长的16世纪》。

摘录自韩毓海教授　（五百年来谁著史）

Jinan90 · 发表于 2011-11-9 10:5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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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500年兴亡：五百年来谁著史

http://book.qq.com/s/book/0/19/19233/index.shtml

这是一本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作者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同时，作者还探讨了：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一系列大问题，并藉此重估新中国的体制问题，其观点和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作者：韩毓海
出版：九州出版社
类型：人文社科 > 历史

Jinan90 · 发表于 2011-11-10 06:52 AM

本帖最后由 Jinan90 于 2011-11-10 06:56 编辑

《五百年来谁著史》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

我认为：最简捷地解释这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在西方现代兴衰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银行家们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则是金融家通过攫取“世界货币”的发钞权，而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他们的投资冒险埋单和作担保（这随着1913年美联储体制的形成而达到高峰），而上述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真正关键，至于那被奉若神明、而又众说纷纭的“资本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了“帮手”的角色而已。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目标在于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间”，金融家的根本目标则在于通过债务关系攫取最大利润，至于是否采用上述三种“资本主义”方式，那完全要看是否有利于这两个根本目标之达成而定。

《五百年来谁著史》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

今天山西煤炭的问题、东北森林的问题，包括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在实质上是同样的问题。山西挖煤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用，而主要是为了供应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在当今中国，所谓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这当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发展逻辑，这里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当然是全球性的供需关系，是全球性的生产关系，只要这个世界性的生产消费结构不变，抡起板子玩命地打山西、内蒙、黑龙江，那是不解决问题的。

《五百年来谁著史》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

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这其实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明代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500年来，最为彻底地依靠市场来组织一切的，总起来说就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我们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仅仅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财政和金融体制，为什么长期没有建成一个国家财政，从而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体制的转化。

《五百年来谁著史》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

市场放任的政策造成粮食危机而国家又救灾不利，这就是所谓的“国家失位”。彭慕兰所指出的中国国家能力在近500年内的持续下降，并提示我们必须去追寻这种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真实原因所在这毫无疑问是个极其重要的见解。

《五百年来谁著史》为什么黄仁宇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黄先生的写作实际上更属意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货币体系的努力，他独具慧眼地把这看作是500年来头一件大事。因此，在我看来，黄先生和另一位海外学术巨擘邹谠先生，虽然都有国民党的背景，却高调赞扬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民族大义出发，是真正懂历史的大学者。

《五百年来谁著史》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

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资本作为丧失了“战争投资”这个最大客户的金融机构，其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票号资本先是不能投资于国家的军事自卫，随后又被排除在经营战争借款和赔款之外，这样它就几乎丧失了帝国主义时代所有的“大宗业务”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票号资本显然是被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被西方的金融垄断所击溃的。

《五百年来谁著史》为什么说清王朝是败于金融体系不合理？

清康乾盛世以来，国家收入不断减少，从而导致军队越来越弱，这恰恰是康乾盛世惠民、利民的宽仁政策所导致的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甚至是市场经济高水平发展所导致的资本积累困境所致这正是清朝由盛而衰的又一原因所在。

《五百年来谁著史》结语：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在最近500年的世界史上，中国代表着“勤劳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而西方则代表着战争投资或者以“战争金融”推动资本积累的模式。学术界所谓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西方的“资本密集型”之比较，其所指亦不过是这两种模式的具体表现而已。这两种模式究竟谁是谁非、谁胜谁负，依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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