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泗长为晚年毛泽东做保健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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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泗长为晚年毛泽东做保健医生

姜泗长医生  毛泽东  唐由之医生

   

    姜泗长，1913年出生于天津，1937年毕业于北平医科大学，1947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深造。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耳鼻咽喉科主任；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耳鼻咽喉科主任。1993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教授”。江泽民曾为他亲笔题词：“技术精益求精，诲人桃李天下。”2001年9月9日夜11时45分，姜泗长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88岁。

    正在写“学习心得”的姜泗长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噢，姜泗长，那个钱伟长你们一定是哥俩。”毛泽东说道

    1974年12月，一个寒冷的深夜。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正在伏案写“学习心得”的姜泗长。好长一段时间以来，作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美蒋特务”的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科专家姜泗长，被迫离开了病房和实验室，遭到隔离和关押。
  “请带上毛主席的著作，第二天有政治任务。”电话那头传来蒲荣钦副院长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一辆黑色小汽车停在了南楼高干病房的门口，姜泗长早已等候在那里，带着全套《毛泽东选集》，钻进了小车。

    车一直驶向西郊方向，司机没有说一句话。要到哪里？他不敢问，也不能问。也许司机什么都不知道。
    车终于停在了西郊机场，大厅门口一个身穿军装的人已经迎候在那里。不用自我介绍，穿军装的人已准确地走到姜泗长的面前。

    姜泗长并不认识这位军人，但从他满面的笑容、拘谨的神态，已看出这不是一般的任务。时间不允许再多说什么。姜泗长跟在军人的后面，穿过一个又一个通道，来到一架飞机旁。
    上了飞机后，姜泗长发现机上还有两个人，他们互不相识，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视而沉默不语。宽敞的飞机载着特殊的客人腾空而起，飞机马达的轰鸣声开始在空中响起。
    后来，姜泗长才知道，同机的两位是外科专家周光玉和麻醉科专家高日新。

    他们同样不知道要去哪里，有什么任务。三人疑惑的目光只有透过机窗眺望蓝天、白云。
    飞行员一会儿报告飞机正在过黄河，一会儿报告飞机正在过长江。两小时后，飞机降落在机场上。飞机刚着陆，一辆轿车已经停靠在飞机旁边。三人还没有看清周围的一切，便又钻进了小汽车。
    车径直开进一个院子里，后来姜泗长才知道这是湖南省委招待所。
    “看见我，你们现在应该明白请你们到这来的目的。”汪东兴笑容满面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给毛主席看病？！这个念头一闪，姜泗长自己都惊诧不已。
    汪东兴对大家说：“你们今天先好好休息，下午张秘书给你们说说主席的情况。”汪东兴所说的张秘书，就是指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

    三人被服务人员领进各自的房间。这一夜，姜泗长失眠了。昨天，还是监管对象，今天，却在伟大领袖的身边，这不是做梦吧，比梦还离奇。变化之大让他惊诧，真有“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感觉。
    第二天，在一处游泳池，大家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正在游泳。汪东兴对医生们说：“你们会游泳的都下水，主席高兴。”那两位医生会水，都下去游泳，姜泗长不会游泳，只好呆在岸上观看。
    不一会儿，毛泽东上了岸，穿着浴衣坐在藤椅上。
    那个时代的人都会十分熟悉这么一席话：“毛主席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地向我们走来。”但作为医生的姜泗长看到的毛泽东却面色苍白，步履迟缓，但领袖特有的神采，依然令人心动。
    汪东兴走到毛泽东身边，一一介绍三位医生的情况，毛泽东微笑着，一双大手握住了姜泗长的手。
  “这是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科姜泗长主任。”汪东兴介绍说。
  “噢，姜泗长，那个钱伟长你们一定是哥俩。”毛泽东风趣地说道。在场的人都笑了。
  “你具体做什么呢？”毛泽东又问。

    站在毛泽东旁边的张玉凤接过话：“姜主任是从301医院请过来的，是著名的耳鼻咽喉专家，主要负责您的耳鼻咽喉，保证您的呼吸道通畅。”
    毛泽东又继续问：“你哪个姜（江）啊？”
  “姜太公的姜。”姜泗长答道。
    北京医院的心内科专家吴杰，比姜泗长他们早来几天。一天，吴杰悄悄地提醒姜泗长：“不要把行李打开，就放在箱子里，主席说走就走，常常在半夜，一般在出发前一两分钟通知，就像紧急集合一样。”姜泗长记住了吴杰的话，时刻处于紧急战备状态。
    果如吴杰所言。没两天，毛泽东真的要出发了。很快，在几分钟内各路人员各就各位。
    一辆辆小车很快进入火车站，火车道两边站着高度警觉的警卫人员。
    姜泗长身不由己，无法和家里联系。一个星期以后，一个陌生人敲响了姜泗长的家门，说是来取姜医生的洗漱用具、换洗衣服以及专业书籍。

  “失踪了数日的丈夫还活着！”妻子吴幼霖终于得到了丈夫的消息。她急忙把信拆开，在信中看到这样的话：“我们每天吃腊肉……”看到这一句，吴幼霖心里就有了底。仅从吃腊肉这一点分析，丈夫现在一定是在南方，天天有腊肉吃，生活还不错，看来丈夫没有什么危险。吴幼霖又翻过信封前看看后看看，也没有找到地址。从来人的神态看，丈夫似乎一切平安，她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
    两个星期以后，毛泽东从长沙回到北京。

    一天，汪东兴对姜泗长说：“以后每两个星期，你可以回家看看。”
    汪东兴又说：“如果有人问你，是不是在毛主席那里工作，你不能说是，说是就泄露了国家机密，说不是又不诚实，只有不吭气，不回答。”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汪东兴派车将姜泗长送回家。
    失踪了两个月的姜泗长突然出现在解放军总医院里。说也奇怪，他已明显地感到人们疑惑的神情，却没有一个人问他这段时间去了哪里。
    这两个月虽说责任重大，但姜泗长身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内心的苦闷和压抑已悄然离去，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医生们大都只关心自己的专业，对专业之外的事兴趣不大。毛泽东有点不满意地说：“你们怎么没有文化？”/ 姜泗长意外地发现，毛泽东的书架上摆放着许多小人书。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医生的话不能全信，但也不能不信。”准确地说，他只信一半。所以一般情况下，毛泽东并不需要医生天天跟在他后面为他诊治。医生们整天处在既紧张又无事可做的状态。无事可做的医生们只有看书。
    在毛泽东身边稍长些的医生告诉姜泗长，主席常爱提问题，要有思想准备。
    要看书，这里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想看什么书，只要开一个清单，就有人到北京图书馆借来。姜泗长第一次写下了《鲁迅全集》的书名。因为有人对他说：“主席最爱提有关鲁迅文章的问题。”后来又听说毛泽东也爱提《红楼梦》的问题，姜泗长又借来《红楼梦》看。 、

    对政治不敏感、对社会不能完全理解的姜泗长，开始读鲁迅的书，读《红楼梦》。
    毛泽东说，看懂《红楼梦》至少要读三遍，可姜泗长只大概翻过一遍，里面的人物关系都没搞清。要认清鲁迅笔下表现中华民族劣根性的阿Ｑ，要读懂封建礼教下鲁四老爷杀人不见血的虚伪，要搞懂大观园在儿女情长、嬉笑怒骂中最终走向衰败是必然的结局……要理解这一切，对于大脑只对医学感兴趣的姜泗长来说，似乎有一定困难。

    一天，医生们为毛泽东会诊，大家拘谨地站在一旁。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话说：“大家请坐。”
    医生们没有听清毛泽东说的什么，站在那里保持原状。毛泽东看看大家依然站在那里，又说：“大家请坐。”医生们还是没有听清楚毛泽东说的什么，还是站在那里。
    突然，毛泽东用英文说道：“Ｐｌｅａｓｅ ｓｉｔ ｄｏｗｎ（请坐）。”医生们这下都听懂了，毛主席请大家坐下。
    毛泽东又说：“我说中文你们听不懂，说英文你们倒听得懂。”
    说着说着，毛泽东讲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而且用英文说“整风”这个词。但“整风”这个英文单词毛泽东用的不够准确，一位医生小心翼翼地说道：应该用另一个词比较贴切。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一天，毛泽东又拿出一个笔画非常复杂的字让大家认，这个字大家见都没见过，没人认识它。放假回家时，姜泗长翻出家里的一本《康熙字典》，仔细查找，竟没有找到这个字。后来，姜泗长得知毛泽东又请教冯友兰，这个字的解释和读音终于得到很好的解决。毛泽东感叹地说：“还是教授行啊！”
    毛泽东不耻下问的学习劲头，让医生们十分敬佩。
    为了应对毛泽东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在空闲的时间，这些医生常围在一起讨论鲁迅、曹雪芹笔下的人物。
    没几天，毛泽东果然向几位医生提出了问题：
  “《红楼梦》里麝月是谁的丫环？”
  “刘姥姥最喜欢大观园里的人是谁？”
    当时在场的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出来。姜泗长还没有看完一遍《红楼梦》，他知道那里面有几百个人物。要记住这么多人物，还要搞清楚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这哪里是看一遍就能记住的。医生们大都只关心自己的专业，对专业之外的事兴趣不大。毛泽东有点不满意地说：“你们怎么没有文化？”
    进入毛泽东的书房，姜泗长感觉就像进了图书馆。这里的书种类之多，让他吃惊。大多数书他连书名都未听说过。
    姜泗长百思不解地想，毛主席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处理中国和世界上的大事，哪里还有时间钻研这么多种学问？就是一个人文科学的学者，恐怕也难以涉足这么深远。

    姜泗长意外地发现，毛泽东的书架上摆放着许多小人书。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主席一晚上能看90本小人书。”
    深奥的《资治通鉴》，毛泽东津津乐道；浅显的小人书，他也乐于欣赏。毛泽东过目不忘的本领，令每一位对此耳闻目睹的人惊叹不已。
    姜泗长还发现，毛泽东举手投足中无不显示出独特、非凡的个性。散步时，只向前走，绝不走回头路，任何东西都不能成为阻挡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毛泽东的生活十分简朴，这是姜泗长没有想到的。

    除了接见外宾，毛泽东很少穿正式的服装，里面常常穿着已经开了洞的睡衣、睡裤，外面穿件半旧不新的浴衣，一是节约，二是毛泽东认为这样穿舒服。

    听工作人员讲，毛泽东也不喜欢穿新鞋，因为新鞋夹脚。毛泽东先把新鞋送给警卫人员穿，等穿旧了，毛泽东再穿。毛泽东喜欢睡硬板床，床上铺着并不厚实的褥子，而褥子上面铺着一张凉席，凉席上铺一张床单，春夏秋冬都如此。毛泽东的这些生活习惯都是他独特个性的反映。

    毛泽东不讲什么养生之道，喜辣、喜烟、喜荤，处处犯着医学禁忌／坚持不要医疗组人多，“人多，谁也不负责任，医生、护士最多20人”

    毛泽东不爱看病，尤其不喜欢看牙。他年龄大了，牙一颗颗地掉下来，说话、吃饭都受影响。经过工作人员说服，毛泽东才同意看牙，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快，不能耽误他看书的时间。在毛泽东张开嘴的几分钟，姜泗长配合牙医观察坏牙的位置，一一记清楚。经过努力，医生们为毛泽东做了一个牙模，后来又根据牙模做了一副假牙。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不戴假牙，只有接见外宾时，他才戴上。常常是外宾的前脚刚迈出书房，毛泽东这边自己已经把假牙取下来了。毛泽东不愿意任何东西束缚他的个性，这给姜泗长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姜泗长发现，晚年的毛泽东平时吃饭很简单，经常是粗茶淡饭，以红糙米、小米、芋头、黑豆为主食，菜少不了一碟干辣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人吃饭时常是手不释卷。毛泽东的卧室里除了书报、文件，没什么值钱的器具与古董，他的生活俭朴，如果非要从中找出一点所谓“奢华”之处不可，倒也有两点勉强可以算做“奢华”：一是嗜烟，二是吃红烧肉。不喝酒的毛泽东，香烟是一根接一根，并尤爱吃红烧肉，认为吃肥肉补脑子。毛泽东不讲什么养生之道，喜辣、喜烟、喜荤，处处犯着医学禁忌。后来，可能是由于病情的发展，他不得不听取保健医生的劝告，改变了饮食习惯，不再有这些嗜好了。

    生病期间，毛泽东在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面前，从未表现出痛苦、阴沉与悲观的表情，并尽量不使疾病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让人知道。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毛泽东的身体很快就到了确实需要医生的状况，但他仍然坚持“医生的话只能信一半”。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吃药、不打针的。而且坚持不要医疗组人多，“人多，谁也不负责任，医生、护士最多20人”。

    毛泽东吞咽开始变得困难，吃东西很费劲，说不准哪一天食物就会卡在喉咙中。姜泗长从国外文献中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文章中建议大饭店应该为吞咽困难出现意外的老人准备一把钳子。得到了这样一个启示，姜泗长设计了两张图纸：一张大钳的，一张小钳的，图纸画好后交有关部门送到了工厂，钳子按着图纸很快做了出来，以备不测。

    毛泽东白内障严重，视力下降，是不是做手术，专家意见不统一。
    一天，同仁医院眼科专家张小楼为毛泽东诊断。毛泽东问张小楼，他的白内障要不要做手术。张小楼异常谨慎地说：“做了也许会好，也许还不如现在。”

    听到这样的回答，毛泽东非常不满：“小楼啊小楼，你真是个小楼。”
    几天之后，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陶恒乐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诊治后，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又问陶恒乐，他的白内障要不要做手术。
  “白内障，当然要做手术，否则视力还会下降。”陶恒乐说。
    毛泽东又问，你是哪里人？
    陶恒乐答，湖南人。
    毛泽东高兴地说，湖南人好，湖南人就是痛快。
    毛泽东认为陶恒乐的意见正确，决定做手术。
    经过政治局讨论，专家们反复论证，最后请来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眼科主任唐由之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手术后，毛泽东的视力有所恢复，用放大镜可以看东西了。毛泽东很满意，便用铅笔给唐由之写了一首诗，以示感谢。唐由之如获至宝，大家也都为他高兴。

    医疗组的同志按照汪东兴的意思，起草了一份输液报告。/事后，毛泽东高兴地问医疗组的同志：“你们给我输的是什么东西？再给我来一点。”

    一次，毛泽东去杭州，途经江西南昌时，不慎患了感冒，开始发烧，数日不退。一口痰呛在气管里，呼吸困难，情况万分危急。医疗组当机立断，给毛泽东注射了一针8万单位的庆大霉素。药力很快发生了作用，痰咳出后，毛泽东马上有了些精神。

    毛泽东一向不喜欢用药，所以用一针就非常见效。但毛泽东仍然不思饮食，医生们心急如焚。
    更令医生们头疼的是，每一项治疗只有毛泽东同意方可进行，他若不同意，不能进行任何治疗。专家围坐在一起，反复讨论治疗方案。方案定下来后，一部分医生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留下的医生更是紧张不安。
    毛泽东每天只喝几口西瓜水，这样下去会出危险的！
    只有给毛主席输液才能够补充营养，降低温度。专家们的意见反映到汪东兴那里。
    汪东兴沉着冷静地对医疗组的专家说：“现在，只有向主席打报告了。”他接着又说：“但你们的报告要简单，不要繁琐，不要写什么‘此致’、‘敬礼’之类的客套话，把事情说清楚就行，最好用铅笔写。”
    医疗组的同志按照汪东兴的意思，起草了一份报告。报告这样写道：“主席，您几天高烧不退，未进食。只有输液才能降低体温、补充营养。所以，准备给您输液。妥否，请批示。”下面由医疗组的几位负责人慎重地一一签上名字。
  “行，就这样。”汪东兴看后说。
    报告很快呈送给毛泽东。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第三天快过去了，毛泽东依然没有要输液的意思。“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大家忧心忡忡，坐卧不安。
    第三天半夜，突然传来毛泽东的话：“现在可以打针了。”
  “毛主席终于同意输液了！”像是临战前准备冲锋的战士听到了冲锋号一样，大家顿时来了精神。
    几瓶液体输完，毛泽东马上有了精神，脸上也有了些神采，开始吃东西了。
    毛泽东高兴地问医疗组的同志：“你们给我输的是什么东西？再给我来一点。”
    毛泽东捏着指头算天数，前后输了三天液体。毛泽东终于转危为安，大家也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的视力下降。已经看不清周围人的面孔，他扭过头来说：那个“长似江”（长泗姜）呢？／当毛泽东听说唐山大地震死了很多人时，不禁老泪纵横

    毛泽东稍有精神就和医护人员谈天说地：“你们应该看看《东周列国志》、《二十四史》等历史书，除了你们的专业外，你们也应该懂得历史，做一个明白人。

    毛泽东不仅自己热衷于读历史，还要他周围的医生们也要熟悉历史。那时，凡有一些文化的人都会熟悉毛泽东的《贺新郎•读史》：“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一部《二十四史》所包含的“几千寒热”，令毛泽东“东方白”时却“歌未竟”。毛泽东读史的心境、感叹，自非那时的姜泗长所能描摹、体会。

    毛泽东既有领袖人物超人的魅力，又有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在病重期间，工作人员从没有听到毛泽东因病痛而呻吟。只要是他同意做的事，就会非常配合，他常对医护人员说：“不要紧张，慢慢来。”
    后来因为毛泽东的眼睛不能看书，医生们建议可以看电影。于是，毛泽东每天看书的习惯变成了每天看电影，国产的、国外的，现代的、古代的，毛泽东都看，也许是影片的思想性差，也许是不合毛泽东的口味，常常是电影开演一会儿，毛泽东就有些不耐烦地一挥手，换另一部片子。

    那时，8个“样板戏”整天在大大小小的影剧院、在大街小巷的广播中不停地放，毛泽东似乎并不爱看那些“样板戏”，总是点一些老戏，让工作人员找来。

    一天，毛泽东突然出现心跳、呼吸停止，保健组的同志奋力抢救。经过心脏按摩等急救措施，毛泽东终于苏醒过来。他睁开眼睛，环视着周围焦急而紧张的人们问道：“刚才怎么回事？”’
    张王凤说：“您刚才都过去了，是医生们把您抢救回来的。”’

    毛泽东慈祥地看了看周围的人，示意感谢。苏醒后的毛泽东显得很虚弱，但眼神深邃、敏锐。保健人员曾多次设法使他多摄取些高级营养品，但被拒绝，毛泽东不相信高级营养滋补品。

    毛泽东对身边保健医护人员的政治生命非常爱护。毛泽东经抢救而复苏，江青借机将毛泽东身边的医生、护士说成是反革命特务集团，并吓人地举出苏联“白衫阴谋”的例子。可是，毛泽东听了江青的话后说，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江青没有贸然回答。毛泽东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就是我！

    一天接见完外宾后，毛泽东显得很高兴，轻易不大喜欢照相的毛泽东，特意提出和保健组的同志一起合影，大家拥围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的视力下降，已经看不清周围人的面孔，他扭过头来说：那个“长似江”（长泗姜）呢？姜泗长听见毛泽东喊他，急忙走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拉着姜泗长的手，让他坐在自己的旁边，历史的镜头记下了这一瞬间。

    唐山大地震波及全国，北京时有震感，经过大家劝说，毛泽东才搬出中南海，住进临时搭起的防震棚。毛泽东非常关心灾区人民，常常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关灾区的情况。当时北京军区派出了大部队奔赴灾区救灾，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赶来向毛泽东汇报，当毛泽东听说大地震死了很多人时，不禁老泪纵横。

    毛泽东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每一位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每一项治疗都是经过政治局和医疗组共同商议决定的。为了保证毛泽东的营养，最后决定给毛泽东下胃管。大家都尝试着胃管进人身体的滋味。作为操作者，姜泗长自然是首先做尝试。当时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是政治局里第一个为毛泽东感受胃管进入身体滋味的人。

    毛泽东的病情急转直下，处于危险状态，已说不出话来，他费力地在空中比划着“叶”字。／叶剑英匆匆赶到时，毛泽东已无法和他进行交流

     1976年5月的一天，姜泗长将一根很细的胃管下到毛泽东的胃里，从此以后进入身体的食物都由胃管内推入。每周更换一次胃管的治疗对于姜泗长来说，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历险”。
    一大，姜泗长刚刚下班休息，有人急匆匆地报告：“不好，主席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医疗组主要负责人都迅速赶到毛泽东的床边，发现毛泽东呼吸短促，心电图显示心脏功能极度衰弱。

    医疗组的同志迅速为毛泽东做人工腹式呼吸。不久，江青也到了现场、她站在床头，注视着医疗组同志的每一项操作。

    毛泽东的肺部可听到呼呼噜噜的声音，可血压太低，此时吸痰很危险。姜泗长建议心内科专家陶寿其将毛泽东的血压提到90毫米汞柱时，他异常谨慎地为毛泽东吸出一口痰。呼吸道通畅了，毛泽东睁开了眼睛。此时毛泽东插着鼻咽管，已无法说话，只是费力地向姜泗长点点头，以示感谢。
    站在一旁的江青厉声问：“你怎么吸出血来了？”
    “痰在气管深处，又粘稠，所以吸引力要大才能将痰吸出，是会带一点血丝的。”姜泗长解释道。

    对于江青，姜泗长深知这是一位很难服务的人，所以遇到有关她的问题总是格外小心。
    一天，江青说嗓子痛，请姜泗长为她诊治。李志绥站在一旁看。他惊异地看到姜泗长用一个12厘米长的东西伸进江青的鼻咽部检查。

    后来，李志绥对姜泗长说：“你胆子真大，这么长个玩意儿你就伸进江青的嘴里多危险，她要说你害她，是反革命，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就吃过她的亏。”

    李志绥不懂耳鼻咽喉科，那个长长的东西是鼻咽镜，也就是镜子，因鼻咽部在深处，肉眼无法直接看见，只能通过镜子反射出对应组织的情况，对人一点危险也没有。但听李志绥这么一说，姜泗长想想也后怕。江青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她如果因哪个地方不舒服闹起来，说是因为你检查不慎所致，到时真是说不清啊！

    不久，毛泽东的病情急转直下，处于危险状态，已说不出话来，他费力地在空中比划着“叶”。旁边的工作人员便知毛泽东想见叶剑英。

    当叶剑英匆匆赶到时，毛泽东已无法和他进行交流。
    江青在一旁向医疗组提议：“应该给主席翻身”。
    叶剑英站在旁边焦急地问医疗组：“还有没有办法？”
    这种状态谁有回天之力呢！医疗组的同志心情十分沉重。

     9月9日下午3时，无线电波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重大而震惊的消息——毛泽东逝世了。巨星陨落，举世震惊。毛泽东逝世时所在的房间，冷气顿时开得很足。大家当然懂得，这是为了保护毛泽东的遗体。医生们不愿离开，姜泗长和工作人员一起守着毛泽东的遗体。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半夜，遗体移到了中南海对面的人民大会堂，姜泗长也跟着去了。

    伟人仙逝，举国悲哀。作为医疗组的成员，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尽了全力，在医疗、保健、抢救毛泽东的日日夜夜里，医疗组同志的感受不是用紧张和辛苦几个字所能完全表达的。

     1974年12月至1976年9月9日，这段时间是姜泗长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时期。他陪伴在伟人身边，度过了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岁月。

    毛泽东逝世以后，姜泗长又回到了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科当主任。因为有了这段特殊而神秘的经历，姜泗长的境遇一天天地好了起来，从“反动的学术权威”、“美蒋特务”一下子变为“政治上最可靠的保健大夫”。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3期《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