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谋略:九十九个毛主席的谋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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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谋略：九十九个毛主席的谋略故事
作者：张承永



作者简介：张承永、男、安徽省合肥市人，1935年生，1954年参军，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炮兵学校，历任排长、组织干事、连指导员、营副教导员、团宣传股长等职。1972年转业，先后在合肥市商业局、粮食局工作，历任局秘书科副科长、科长、厂长、经理、党委书记等职。1996年退休。现为中华诗词学会，安徽炳烛诗书画联谊会、肥西县诗词学会会员、安徽江淮诗书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安徽省老年大学诗书画摄影研究会诗词分会副会长、合肥市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庐州诗苑》副主编、《安徽名胜诗词书法大观》、《诗教论丛》编委、《当代中华诗词家名录》副主编。

开篇
乾坤者，乾者为天，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坤者为地，柔顺宽厚、博大载物，两者精神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形成毛泽东特有的刚柔并济、进退有度、顶天立地的精神——道法自然，这是毛泽东师法天地之道的必然结果。
谋略者，《辞海》解释为“谋者计议也，筹度也；略者计谋也，详方略条。”
谋略，浸透着谋略家的心血，凝聚着谋略家的智慧，体现着谋略家的个性、情感、精神气质。天才秉赋、思维特征。人们常说，“风格就是人”。每一个谋略家都有自己的一副面孔。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一位极富个性的大谋略家。他博大、豪放、浪漫。他的谋略深深地打上了他统帅兼诗人的气质烙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毛泽东的风格，毛泽东的气派。
他大智天纵，气吞寰宇。他的谋略旨宏义精，大象无形。他运筹谋划，历来是“背负青天朝下看”，取的是俯瞰全局的视角，很像围棋中的“宇宙流”，意境高远，浩瀚无垠。谋大事，谋大局，谋大利。这从他处理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出兵朝鲜、援越抗美、中印边境反击战、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等一系列重大决策的谋略抉择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且讲究机巧。就是在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对改造的方式方法，毛泽东也有一套成熟、妥善而奇妙的构想。一天，他找来几位领导同志，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一位同志说：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另一位同志说：先让猫饿上三天，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就会囫囵吞枣般地全吞下去。毛泽东都不赞成。他说：可以把辣椒碾成粉，擦在猫的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感到兴奋不已。毛泽东的这个谋略“小品”，不独是机巧奇妙了，还透着几分毛泽东所特有的幽默。
《乾坤谋略》是从毛泽东的谋略理论和谋略实践中选编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御等九十九个谋略故事。从中可以领略毛泽东的那种超凡入圣、出神入化的大智、雄韬、伟略、奇谋的境界。且在每篇开头配以诗作，以继承传统文化，增强诗韵色采。。


2011年5月6日（星期五）

目录
（一）统御权杖……………………………………………………1
（二）统御魅力……………………………………………………3
（三）驾驭群才……………………………………………………4
（四）谋划大事……………………………………………………7
（五）谋在大局……………………………………………………8
（六）谋取大利……………………………………………………11
（七）虚张声势……………………………………………………12
（八）哀兵必胜……………………………………………………13
（九）逼上梁山……………………………………………………14
（十）谋从己出……………………………………………………15
（十一）避实击虚…………………………………………………16
（十二）秋毫无犯…………………………………………………17
（十三）买卖公平…………………………………………………18
（十四）强而避之…………………………………………………19
（十五）围师必阙…………………………………………………20
（十六）按左抶右…………………………………………………21
（十七）谋而后行…………………………………………………22
（十八）打狗靠墙…………………………………………………23
（十九）谋利于民…………………………………………………24
（二0）欲进先退…………………………………………………24
（二一）水到渠成…………………………………………………25
（二二）谋略为先…………………………………………………27
（二三）以迂为直…………………………………………………28
（二四）调虎离山…………………………………………………30
（二五）因时而谋……………………………………………………31
（二六）料敌如神……………………………………………………32
（二七）深谋远虑……………………………………………………34
（二八）见微知著……………………………………………………34
（二九）避敌锋芒……………………………………………………35
（三0）刀下留人……………………………………………………36
（三一）化敌为友……………………………………………………37
（三二）利用矛盾……………………………………………………38
（三三）大局为重……………………………………………………39
（三四）又打又拉……………………………………………………41
（三五）人犯我犯……………………………………………………41
（三六）退避三舍……………………………………………………42
（三七）另起炉灶……………………………………………………43
（三八）卒善养之……………………………………………………44
（三九）攻心为上……………………………………………………45
（四0）爱兵如子……………………………………………………46
（四一）爱民如子……………………………………………………47
（四二）按人之兵……………………………………………………48
（四三）因粮于敌……………………………………………………49
（四四）敌进我进……………………………………………………50
（四五）逐鹿中原……………………………………………………51
（四六）将取姑予……………………………………………………52
（四七）诱敌生疑……………………………………………………53
（四八）引蛇出洞……………………………………………………54
（四九）声东击西……………………………………………………55
（五0）出奇匿伏……………………………………………………56
（五一）“磨菇”战术………………………………………………57
（五二）遥相互应……………………………………………………58
（五三）忠言顺耳……………………………………………………59
（五四）兵识将意……………………………………………………65
（五五）围城打援……………………………………………………66
（五六）关门捉贼……………………………………………………67
（五七）防患未然……………………………………………………68
（五八）有所不击……………………………………………………71
（五九）兵贵神速……………………………………………………72
（六0）围而不打……………………………………………………73
（六一）中间突破……………………………………………………74
（六二）上兵伐谋……………………………………………………75
（六三）不战屈兵……………………………………………………76
（六四）戒骄戒躁……………………………………………………77
（六五）除恶务尽……………………………………………………78
（六六）全线出击……………………………………………………79
（六七）穷寇必追……………………………………………………80
（六八）先围后打……………………………………………………81
（六九）里应外合……………………………………………………82
（七0）不计前嫌……………………………………………………84
（七一）体恤民情……………………………………………………85
（七二）严惩不贷……………………………………………………87
（七三）刚柔相济……………………………………………………88
（七四）救邻自救……………………………………………………89
（七五）序战必胜……………………………………………………90
（七六）双管齐下……………………………………………………92
（七七）有错必纠……………………………………………………94
（七八）引以为戒……………………………………………………96
（七九）因事施教……………………………………………………97
（八0）因人施教……………………………………………………98
（八一）以事服人……………………………………………………99
（八二）以理服人……………………………………………………100
（八三）取人之长……………………………………………………100
（八四）尊老礼贤……………………………………………………102
（八五）先谋后事……………………………………………………103
（八六）以礼相待……………………………………………………103
（八七）胆能生智……………………………………………………104
（八八）杂于利害……………………………………………………106
（八九）一分为二……………………………………………………107
（九0）软中有硬……………………………………………………108
（九一）当仁不让……………………………………………………109
（九二）寸步不让……………………………………………………110
（九三）以史为鉴……………………………………………………111
（九四）以史为重……………………………………………………111
（九五）巧传信息……………………………………………………113
（九六）从长计议……………………………………………………114
（九七）先声夺人……………………………………………………115
（九八）求同存异……………………………………………………116
（九九）退而有节……………………………………………………118












（一）统御“权杖”
诗曰：大浪淘沙来去匆，风云变幻见奇雄，水流千转皆归海，九派条条尽向东
统御，《辞海》解释为控制、驾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出主意，用干部。”也就是“将将”，不是“将兵”。而真理是统御的“权杖”。毛泽东出身寒微，没有世袭的地位；毛泽东家境贫苦，没有丰厚的财产；毛泽东参加革命时还是一介书生，没有兵马没有枪，没有可资称雄的政治本钱。然而，历史却选择了他。这个选择，不是一时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党，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14年间，先后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实际主持中央工作，但都未找到一条正确的中国革命的道路。而毛泽东却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主张，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8月7日，在党中央召开的汉口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振聋发聩地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9月9日，他领导秋收起义，尔后率领起义军走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革命第一个红色根据地，找到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革命道路；此后，毛泽东总结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的红军战略战术，并运用这一战略战术，指挥红军粉碎敌人的三次“围剿”，红军得以壮大，根据地得以发展。1934年底，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断送了中央苏区，红军被迫长征。经过血战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只剩下三万多人，就这三万多人，他们还准备带着去钻敌人早已设伏好的口袋，在这全军面临即将覆没之际，被排挤出领导岗位的毛泽东挺身直言，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企图，改向敌人力量空虚的贵州方向前进。于是，有了通道黎平转兵，使红军避免了覆没的厄运。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党和红军从一系列的血的教训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中，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在革命极度危急关头，党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急之秋，但他确确实实不负众望。他指挥红军奇袭娄山关，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巍巍雪山，穿过茫茫草地，攻克天险腊子口，长驱万里，一路雄风，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亘古罕见震惊中外的长征。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致力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从理论上阐明和回答了中国革命道路和斗争策略问题。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一部部不朽巨著。形成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服众率众，最根本的就在于他总是比别人更早、更深刻、更全面地发现真理，掌握真理，并运用真理指导革命斗争，争取胜利。人们可以藐视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可以不屈服于残酷的暴力。但是人们不能不服从真理，叶剑英曾赋诗曰：“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表达他毕生追随毛泽东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奋斗无悔的心情，一大批像叶帅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将军们，跟随毛泽东进行了艰苦卓绝然而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进军，谱写了跌宕起伏然而气壮山河的英雄交响曲。甚至有的在运动中经历过诸多痛苦和磨难，但他们对革命、对党、对毛泽东的信念和感情却始终不逾，无悔无怨。罗瑞卿大将在重新恢复工作后，第一次驱车路过天安门时，命令司机停车，他走下车来，举起右手庄重地向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行了一个军礼。王震将军生前曾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
毛泽东的统御谋略奥妙何在？毛泽东就是靠真理服众，靠高明的方略率众。真理，是毛泽东统御的有力“权杖”。

（二）统御魅力
诗曰：千载圣贤百世师，立言立德应天时。推翻旧制开新宇，自铸雄奇瑰丽词。
尼克松说：“单凭他的洞察力和冷酷无情，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他同时还具有能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我见到他时，感到他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发他的同志们去完成像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所谓“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一个人的人格。伟大的人格具有一种无形的巨大感召力。毛泽东的人格，很伟大，很崇高，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由衷敬佩。
明代才子唐伯虎说：“有德有才者用才；有德无才者惜才；有才无德者嫉才；无才无德者毁才。”身居高位者须有高风亮节，也就是要有高尚的人格修养。
毛泽东献身革命，无私无畏，清廉俭朴，一身正气。他的领袖风范集中在有识才的慧眼；容才的雅量；育才的博学；用才的胆识。特别是他的雍容大度，为千古英雄所少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不少人反对过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反，而且实践又证明这些人确实错了，对这些同志，特别像王明这样排挤打击过毛泽东，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人，毛泽东总是从党的利益的大局出发，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真诚地团结他们一道工作。1945年4月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提议要把历史上曾经犯有错误的几位中央领导人，包括王明等人，选进党中央委员会。尽管他在会议期间做了代表们的工作，但在选举唱票时，他还是不大放心，直到王明等人得票数过半，他才离去。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卓然不群的风度。
毛泽东勇于解剖自己，坦诚地承认自己的失误，千秋功罪，任人评说。他与彭德怀风雨征途几十年，有亲密的合作，也间有分歧，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两人金玉砥砺。然而，时隔六年，毛泽东却邀请彭德怀到中南海家中作客，请彭德怀担任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他向彭德怀敬酒，并真诚地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毛泽东一生光明磊落，搞阳谋，不搞阴谋。他曾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是有限。古来因此而成大事者无有。”他历来强调：“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领导全党，统率全军，从来不是靠权术，靠笼络人心之类的小伎俩。毛泽东深知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道理，他一生以“无事不可对人言”的坦荡胸怀面对一切。
老子说：海处江河之下，而为百谷之王。毛泽东是大海。朱德三过草地，最后带领被张国焘挟持南下的红军来到陕北见到毛泽东时，热泪纵横，慨然有怀。他感慨地说：“千流归大海！”

（三）驾驭群才
诗曰：慧眼识才气度宏，伟韬大略驾群雄。纵横捭阖随心愿，尽在运酬帷幄中。
毛泽东的用才之道是其统御谋略中最精采、最传神、最微妙，也是难以言传和把握的部分。他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用人是一门很高深的艺术，善用人者，能使泥土生辉，不善用人者能使黄金失色。毛泽东堪称用人圣手，常常因事择人，因人成事，人尽其才，事随人愿。他为千千万万的英雄豪杰创造了施才华、展抱负的广阔天地，任千里马纵横万里，凭老黄牛拓荒千顷，良才猛将，各擅其长，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周恩来、叶剑英长于外交和谈判，毛泽东就让他们长期主持统战工作、军事谈判。周公叶帅，每每舌战群儒，樽俎之间，折冲千里。西安事变、皖南事件、重庆谈判、北平军调、南京记者招待会处处都留下了共产党外交斗争的辉煌战绩。解放后，周恩来、陈毅、乔冠华、，一代杰出的外交家，纵横捭阖，驰骋国际政治舞台，为中国人扬眉吐气，为中华民族赢得了主动，赢得了地位，赢得了尊严。战争年代的毛泽东很“穷”，人不多，枪也很少，更没有美元。但革命要生存，要发展，怎么办？毛泽东的办法就是派出能干的干部去开创局面。为了对付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毛泽东派遣薄一波、徐向前这两个阎锡山的老乡，一文一武，没几年的工夫，就把山西搞了个天翻地覆。诸葛亮说：“因人之势以伐恶，则黄帝不能与之争威矣；因人之力以决胜，则汤武不能与之争功矣。”抗战初期，山东地区日寇、伪军、土匪犬牙交错，有枪就是草头王，大大小小的“司令”有七十多个，严重地阻碍山东抗日局面的开展。毛泽东决然点将，命许世友横刀齐鲁。许世友一踏上山东的土地便说：“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许世友以他独有的威猛凌厉，迅速荡平山东。不久，齐鲁大地上只剩下了一个“司令”，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许世友。上海解放后，一些资本家和不法商人认为共产党解决不了上海的“两白以黑”（棉花、大米、煤炭）问题，于是相互勾结，囤积居奇，新生的上海面临着严重危机。毛泽东着深谙经济规律和经济斗争策略的陈云抵沪，协助陈毅指挥经济战线上的“淞沪大战”，几个回合下来，老谋深算的资本家和商贾们被打得一败涂地，不得不“俯首称臣”。
毛泽东还知人之短，并善于补人之短。他说；“荷花虽好也要有绿叶扶持。一根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他补人之短的基本方法就是“巧点鸳鸯谱”，组织最佳的人才结构。陈毅长于带兵，华东数十万官兵，没有不服陈毅的。但毛泽东又明确指示：军事上要粟裕多负责。就是淮海战役，毛泽东也是这样，有关作战电报大多是指名发给粟裕的，这是因为粟裕长于作战。陈粟配合，打遍华东无对手。毛主席对粟裕的几次的夸奨，给全党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粟裕去西桕坡汇报淮海战役作战方案时，毛主席向与会者介绍粟裕的一些人和事，如抗日战争中新四军东进首战黄桥，在苏北七战七捷，在孟良岗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击斃张灵甫，解攽战争由战略防禦转入战略反攻。最近的豫东战役，想诸位有所耳闻，但不知在笫一、第二次反围剿中，率部活捉了张辉赞，回头击退谭道原，取得两次反围剿的胜利的飞将军是谁，也就是这个粟裕。当年为庆祝第一笫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特写下了两首“渔家傲”。林彪长于打仗，但性格内向、怪癖，不大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着政治上很强，善于做人的工作的罗荣桓长期与林彪“搭档”，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向披靡。刘伯承的领导风格是“举轻若重”意为谨慎、周全，万无一失；而邓小平是“举重若轻”意为大刀阔斧，敢为冒险。毛泽东把这两位风格各异的放在一起。使其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1959年4月，全国政协第三次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周恩来宴请380余名老年委员，济济一堂，著名学者、书法家沉默尹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心情激动，欣然赋诗抒怀：“不知老至共开怀，长短随人各尽才。”好一句“长短随人各尽才！”诗人心有灵犀一点通，真切地感悟到了毛泽东用人之道的真谛。

（四）谋划大事
诗曰：一从命世便超凡，四海风云带笑看。武略文韬谋大事，气吞寰宇敢为先。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宏大志向，他奔走一生，奋斗一生，始终不改初衷，始终不离初衷，经邦济国平天下。毛泽东的一切谋略思考都根源于此，都归结于此。他五十五岁之前，基本上是打天下。五十五岁之后，基本上是治天下。终其一生，都在谋大事，干大事。
早在1972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后，就曾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海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76年6月，他召集华国锋等人最后一次讲：“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身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他一生干了那么多大事，到头来凑到一起说就干了“两件大事”。可见他对谋划大事始终一意，不改初衷。
毛泽东的谋略思考有一个根本的着眼点，就是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根本命运。他处理西安事变举重若轻，得心应手。当时，红军到达陕北不久，立足未稳，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日军占据东北，窥视华北，鲸吞中华之心，昭然若揭。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出于民族大义，愤然兵谏蒋介石。一时间，中外各种军事、政治势力迅速聚焦于西安，围绕如何处理蒋介石进而掌握中国命运，展开了一场异常紧张、激烈、复杂而又精彩纷呈的谋略大逐角。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负责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毅然捐弃前嫌，作出了联蒋抗日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空前的民族义举，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恢宏的政治气度和远大的历史眼光，而且闪烁着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真正的民族
精英卓越的智慧之光。此举一是粉碎了日本渔利中华的梦想；二是破灭了何应钦等趁火打劫实现个人野心的幻想；三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正义，赢得民心，政治上立于主动地位；四是把蒋介石的军队引向抗日战场，这既有利于挽救民族危亡，又为我党我军发展壮大赢得了历史性机遇。从此中华民族翻开了抗日救亡的伟大篇章。叶剑英四十年后故地重游，追忆往事，写下了“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的诗句。把毛泽东的谋略杰作看成是英雄的诗章。从对西安事变的处置，可以领略毛泽东危急关头驾驭历史机运的雄才大略。

（五）谋在大局
诗曰：全局在胸出着奇，高人对弈有玄机。气吞万里势如虎，天作棋盘星作棋。
冰心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毛泽东诗词鉴赏心得，叫“一个最有力的汉字”，就是“万”字。说这个字表达了浩大的气势和雄伟的气魄。毛泽东诗词中使用了很多数字，都堪称妙手神笔，字字珠玑，然用最多最妙最富有力量美的就是“万”字，计有34例之多。如《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就有三个“万”字。毛泽东诗词是英雄创世的史诗，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毛泽东伟大的气魄、广阔的视野和善于宏观思维的特点。
毛泽东构思谋略总是通观全局，力求造成宏大的场面和磅礡的气势。解放战争时期，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构想，就极其宏伟、极其壮观。三箭齐发，刘邓（刘伯承、邓小平）、陈粟（陈毅、粟裕）、陈谢（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在广阔的中原战场呈品字形展开，倚三山（大别山、伏牛山、桐柏山）、跨四水（江、淮、河、汉），纵横驰骋，总揽中原。对一些关乎全局的具体战役，毛泽东都是亲自指挥。请看香港作家刘济昆在
他著的《毛泽东兵法》一书中是怎样描写的：
“看官，这里我们谈谈毛泽东指挥邓小平打仗的故事。
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开始，至十一月二日结束的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就是毛泽东遥控指挥邓小平和刘伯承打的。
当时，蒋介石一面密令部属努力进剿，一面将部分军队推进，首要目标是抢占平汉，夺取东北。
在向北推进的国民党各路大军中，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所部的第三十军、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共约二十万人，在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四十军军长）和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路北犯，并有第三十二军和伪军孙殿英所部跟进。
为了把好华北大门，确保共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毛泽东决定由晋冀鲁豫军区以一部兵力截击沿同蒲路北犯之敌，并集中主要兵力歼击沿平汉路北犯之敌。
毛泽东部署这次战役时，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说明‘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需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需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并强调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毛泽东又指示：‘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刘伯承、邓小平有毛泽东部署，心上不会七上八下，决定集中第一、二、三纵队以及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军区的主力共六万人，并动员十万民兵和百姓参战，准备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作战，歼灭沿平汉路北犯之敌。……
整个战役共经历了四个阶段：阻击、合围、总攻、追歼。
毛泽东在延安，和朱德一起日夜研究军事地图，随时发出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唯命是从，依计而行。”
战略决战阶段，毛泽东指挥数百万大军，在北起兴安岭，南达淮河，东濒大海，西迄太行山的中华大地上，先后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敌154万余人，如此宏伟的战争场景，即使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它所展现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泼墨大写意，完全是巨匠的胆魄，天才的智慧。如果把它比作一局棋的话，那真是“天作棋盘星作子”，十足的“宇宙流”气魄。
战略追击阶段，毛泽东指挥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之后，以主力兵团沿海岸线、国境线实施战略大迂回，追奔逐北，宛如打出一记有力的“横钩拳”。即使在红军时期，毛泽东也同样导演了“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毛泽东不但指挥战争如此，他的政治谋略、经济谋略、外交谋略也同样如此。他在70年代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打通一条线”（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联成一大片”（第三世界）的战略构想就是一例。
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了世界上头号强国的总统。现在看来，好像与“国际接轨” 有点不合，难怪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说：“此人气魄很大，是从全球战略上考虑问题的”。并在其新作《论中国》中，称毛泽东主席为“哲学王”。 他还说：“女儿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带来电磁般的冲击，我承认我没这种感觉；但在毛泽东面前，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受”。他除了见到毛主席有种被“电”的感觉外，还感觉到毛主席是一位看到未来的神仙，他回忆说“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
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他说：“我也是追星族，我的偶像是毛泽东。”

（六）谋取大利
诗曰：朦胧万象最难分，利敝权衡独匠心。莫道浮云能障目，光风霁月望无尘。
谋略，说到底就是谋利。毛泽东是谋天下之大利，谋人民之大利。就其具体的谋略思考而言，他是极善于处理大与小、重与轻、急与缓、现实利益与潜在利益的关系。毛泽东是一位精通辩证法的大师，是一位机略纵横精于弃取之道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他眼里可以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利害关系。
毛泽东指导战争向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恰恰相反，他的谋略思想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他指挥的三次反“围剿”作战，都是采用了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法，其结果是不但消灭了敌人，收复了失地，而且还壮大了红军，发展了根据地。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指导者们则采取了一种“以堡垒对堡垒”、“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方针，其结果是丧师失地，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尤其是在处理“弃”于“取”的关系上，毛泽东更是高人一筹。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为了表示我党的和平诚意，决定把江南的若干根据地的力量撤往江北。
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以胡宗南23万大军进攻我陕北根据地。毛泽东淡然处之，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结果是屡战屡胜，，不久，延安又回到人民手中。一弃一取，先弃后取，小弃大取，充分表现了毛泽东作为大谋略家的深邃与精明。
“风物长宜放眼量”，视野开阔，谋略思维也就海阔天空，光风霁月。

（七）虚张声势
诗曰：，未出茅庐第一功，虚张声势计无穷，妙高峰下浑身胆，小试牛刀镇鬼雄
1916年10月，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成立了“学生课外志愿军。”宗旨：“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国民教育。”全校为营，下设两个连，毛泽东为连长。
1917年11月20日前后，毛泽东与学生志愿军进行了一次护校斗争，智缴了北洋军阀部分败兵的枪枝。
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说：“一天午餐过后，忽然听到一个消息，北洋军阀第八师王汝贤的部队正由株洲、湘潭一带向长沙溃退，已经到了离校只有两里多远的猴子石附近。但因不知长沙城里的虚实，不敢继续前进，停留在那里休息，并到附近农家抢饭吃。这消息顿时使全校陷入紧张慌乱之中。这时，毛泽东探听了北兵的情况，知道他们又饥又饿、又疲惫、又惊慌，并不知桂军没有进长沙，觉得可以设法把他们赶走。他急忙组织志愿军中胆大的同学两百多人，持着平日操练用的木枪，潜伏校后妙高峰上，又联络附近警察分所，派一部分执真枪的警兵伏在志愿军的最前列。溃兵乘着暮色苍茫，沿着妙高峰下的粤汉铁路向北移动。毛泽东见他们已距志愿军潜伏地不远时，便虚张声势地命警察在山头鸣枪，持木枪的志愿军放爆竹，并向溃兵呼喊‘傅良佐走了，桂军已经进城，你们赶快缴枪。’溃军不敢抵抗，派人交涉后，全部缴了枪。毛泽东组织全校同学将所缴获的枪和其它武器，抬到了学校……当晚溃兵露宿学校操坪。第二天由商会发款遣走了。事后，全校沸腾般地议论这件事，都说毛泽东‘一身都是胆！’”
毛泽东指挥打的第一仗，已充分显示其军事天才。他只有木枪爆竹，却能逼得敌人缴械投降，这种虚张声势，不战而屈人之兵。正是他在《讲堂录》中所记录的孙武《谋攻篇》那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次演练。

（八）哀兵必胜
诗曰：戴月披星万里行，安源播火响雷声。手中红伞被天下，挡雨遮风护众生。
1922年，毛泽东去安源点燃革命火炬，发动工人起来罢工。他详细地规定了罢工的斗争策略，毛泽东说：罢工是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动员全体工人坚决地同资本作义无反顾的斗争，要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毛泽东还问起了当年“五一”游行时喊了一些什么口号，当听说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时，他告诉大家：我们党暂时还不能公开。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
1922年9月14日，安源大罢工开始。工人们喊出了“罢工！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向全国发出了哀而动人的罢工宣言：“我们时时受人家打骂，是何等地丧失人格啊！我们的工作何等地苦啊！我们的工钱是何等地少啊！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手段。”
由于采取了毛泽东提出的“哀而动人”的谋略，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广泛的社会舆论的支持，最后取得了胜利。

（九）逼上梁山
诗曰：满天风雨满天云，处处枪声处处魂。莫道梁山容易上，屠刀滴血不留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被杀。毛泽东秘密潜返湖南，对工农武装作出三种安排：已经被国民党察知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一律上山“扎寨”；尙在潜伏状态的工农武装仍以合法招牌——挨户团面貌出现，待起义时，再打出红旗；力量弱小，组织又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则把枪械埋起来，人员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挺的部队，或潜入国民党军队、地方民团，。他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间跟绿林交朋友。”并首次提出震惊中外几十年的口号：“枪杆子里出政权”。 他说： “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同时强调指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身体力行，于1927年9月9日，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秋收起义。并上了井冈山，开始了他被逼上梁山，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伟大革命实践。他在一首《西江月·秋收起义》词中写道：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十）谋从己出
诗曰：秋收起义向何处，直上罗霄独匠心。莫道山沟无马列，井冈道路定乾坤。
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宁冈后，开始讨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人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事，国际上没有先例，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也找不到记载；还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提问说：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认为农村不是方向，中心任务是攻打中心城市，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人。毛泽东则指出：目前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敌人一贯地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如果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战胜敌人而又硬要同敌人死拼，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我们今天进行战略退却却是要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这里养精蓄锐，以待将来有足够的力量取夺取城市，解放全中国，只要我们的旗帜在罗霄山脉中段树起来，就会给全国工农带来希望，我们就能联合全国的工农一起来革命。
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排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也叫嚷“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他们既无毛泽东革命斗争实践的丰富经验，又不注重对中国国情和革命规律的研究，脱离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实际特点，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化，苏联经验模式化，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实践中缺乏主见，完全照搬照套，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使革命力量损失了90%以上，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
毛泽东根据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特点的了解与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灵活地用于中国革命实际，谋从己出，独立自主，既否定了在中国进行合法斗争的可能性，也否定了在中心城市实施武装暴动的可能性，从而确定了中国革命向农村发展，把广大落后的农村变为革命根据地的辽阔地盘，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十一）避实击虚
诗曰：红旗高举上罗霄，割据井冈志气豪。从此潜龙归大海，推波逐浪起狂涛。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文家市，
在文家市召开的前委会上，在讨论部队下一步行动时，一部分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认为只要打下长沙，就会有吃有穿，还可以成立“政府”，委任“委员”。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意见。指出大城市是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地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打大城市，只会葬送工农革命军，要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方针，只有把部队带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才能站住脚跟，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还指着铺在桌子上的地图说：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这里地势好，进可攻，退可守，远离大城市，敌人鞭长莫及。而我们一举一动又影响湘、赣两省的下游。这里的群众受过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基础较好，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在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下，秋收起义部队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略，放弃了对长沙等敌人力量密集强大地区的进攻，转而走向敌人统治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进发，不仅保存了革命的力量，而且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

（十二）秋毫无犯
诗曰：古往今来民怕兵，秀才见了也心惊。一从星火燎湘赣，始有军民鱼水情。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在一次行军打仗中，指战员又饿又累，一些战士看见山坑中有一片熟苞谷，就顺手掰来吃。走在队伍后面的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命令一名干部跑到前面制止。毛泽东随即赶到山坑，严肃地批评了掰苞谷的同志，叫他们留下几快银元赔偿老俵的损失，又让一个红军战士找来一块木牌，亲自在木牌上写了一段话：我们工农革命军行军路过此地，掰吃了地里的苞谷若干，现留下银元若干块。然后把牌子插在地边，把银元放在牌子底下。
1928年春，毛泽东规定了红军的三大纪律：
第一、   行动听指挥。
第二、   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第三、   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夏，毛泽东又提出了六项注意：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
五、借东西要还。
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9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以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直到后来，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由此形成了人民军队的严格纪律，并被谱歌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人民军队，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终于打败了国内外反动军队，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十三）买卖公平
诗曰：红色井冈锦绣山，军民鱼水两相欢。公平买卖人和气，世外桃源别有天。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有一次，一位姓袁的妇女挑菜送给红军，他一放下菜就走，说什么也不收钱。红军司务长坚持过秤给钱，可是，一时钱凑不够。
正在这时，毛泽东走了过来，他问明了情况，当得知钱凑不够时，一面掏钱一面与袁大嫂打招呼：“俵嫂，辛苦了！”
袁大嫂连忙说道：“谢谢毛委员，我不辛苦，你为我们日夜操劳，才真正辛苦啊！”
毛泽东拿出六个银毫子递给她，但袁大嫂说什么也不肯收下。毛泽东说：买东西付钱，是我们的纪律，不收钱，就违反纪律。 。袁大嫂只好收下了六个银毫子。
在毛泽东“买卖公平”的模范行为的带动下，不仅部队广大指战员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地方上的暴动队、赤卫队也自觉照着去做，军民关系十分融洽。

（十四）强而避之
诗曰：红旗举起破天荒，革命摇篮落井冈。莫道山沟无所出，避强击弱有良方。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对红军官兵说：大观园里的贾宝玉的命根子是颈上的那块石头——通灵宝玉。国民党的命根子是它的军队。只有消灭敌人，缴了他的枪，抓到俘虏，才能挖掉它的命根子。
井冈山地区原有一个山大王叫朱聋子（朱孔阳），他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山大王，官府一直捉不到他。他充分利用井冈山复杂的地理优势，官兵一进山，他就跟官兵满山转圈子。因而，他说：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
朱聋子的故事启发了毛泽东，有一次，毛泽东给红军官兵讲战术，他说：朱聋子前一句话不对，后一句话是对的，我们把它改一下就好了，就是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敌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这一退，敌人不知我们的去向，就得重新侦察。我们先领他兜几个圈子，把他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了，我们就来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捏，打他个干净利落，要缴到枪，抓到人。总之，要像做买卖一样，赚钱的就来，蚀本的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时我叫你打不着，我打你时一定要把你吃掉。
后来，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完善，最初形成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彼出我入，彼入我出。避实就虚，隐势藏形。”毛泽东这十六字诀，纯粹是为了经营井冈山根据地而设计的。意思是说：敌军出动，我就入山；敌军入山，我就出山；避开敌军实力而向敌人弱点进攻；善于隐蔽自己，神出鬼地打击敌人。后来经过长期的战争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形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这是“强而避之”谋略的丰富与创造。

（十五）围师必阙
诗曰：三面包围留一方，张网以待捕天狼。围师必阙计谋巧，雄伟井冈浴艳阳。。
1928年2月，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及农民武装包围了宁冈县城新城。部队就要发动攻势了，袁文才要求毛泽东下令全面强攻。毛泽东认为不妥，他对袁文才说：保存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我们应用最少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毛泽东命令南门、北门部队加强佯攻火力，吸引敌人，突击攻打东门。
东门攻破后，袁文才要求毛泽东下令全面包围冲锋，别让敌人跑了。毛泽东说：东门、南门、北门三座门都可以冲杀进去，就是西门不能动，并耐心向袁文才解释了“开门捉贼容易，关门捉贼难”的道理。
毛泽东一声令下，顿时红旗飞舞，四面八方冲锋号响，根据地军民挺枪挥刀，三路人马破城而入。满城的敌人发现西门枪声稀少，便一窝蜂地蜂拥着，叫着冲拥出去。
敌人跑到西门外，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红军战士立即迎头痛击。敌人发现中计，刚要掉转屁股往城里跑时，工农革命军与成百上千的群众已经全部追到城外，堵住了敌人的退路，形成了瓮中捉鳖的局面。
毛泽东灵巧地运用“围师必阙”谋略，干净利落地全歼了敌人。

（十六）按左抶右
诗曰：雷鸣电闪雾茫茫，风雨交加下井冈。红旗卷处乌云散，打败江西两只羊。
1928年6月中旬，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十多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联合“进剿”。湘军吴尙第八军由茶陵、酃县向宁冈推进；赣军杨池生第九师、杨如轩第二十七师共五个团，由吉安向永新推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分进合击，一举摧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根据湘赣两省敌军的利害不尽一致的特点，采取了“按左抶右”（抶：读chi音.。意：笞打、鞭打）的战略原则，即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打败赣敌，而使湘敌不好动弹救援。毛泽东毅然将红军主力从永新撤回宁冈，并命令红红三十一团徉攻湖南酃县，虚晃一枪，给敌人造成错觉然后迅速撤回宁冈，集中兵力打击江西顽敌。
红三十一团攻湖南的行动，吓得湘敌立即龟缩起来。而赣敌却以为红军主力西出湖南，内部空虚，机会难得。于是大举进犯，一个团经烟阁、四教、龙源口进攻新七溪岭；两个团经墩上、白口进攻老七溪岭，杨如轩的前敌指挥所驻白口；一个团和总指挥部守备永新县城；一个团在永新城至新、老七溪岭之间待命。
针对敌人的行动，毛泽东亲自部署了兵力：朱德、陈毅率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一营在新七溪岭抗击杨池生一个团的敌军；王尔琢率红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抗击杨如轩两个团的敌军；袁文才率红三十二团小分队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坛山上配合作战；永新、宁冈两县的地方武装埋伏在新、老七溪岭附近的山头上参战。
新、老七溪岭，相距不足十里，紧靠龙源口村拔地而起，地势险要，像两扇大门，守卫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大本营宁冈。龙源口战斗首先打响
——21——
了，新、老七溪岭上战火纷飞，硝烟滚滚，英勇的红军战士进行了顽强的保卫战，多次打败敌人的进攻。老七溪岭首先结束战斗，部队立即从白口包抄下去，与新七溪岭部队一起夹击龙源口的敌人，歼敌一个团。并乘胜追击，打进了永新城，粉碎了湘赣两省敌军的联合“进剿”，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在自己兵力不足以强大到可以全面出击时，想法使一部分敌人不好动弹，而集中全力打败另一部分敌人。毛泽东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达到了“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的目的，正是采用了这种“按左抶右”的军事谋略。

（十七）谋而后行
诗曰：张果倒骑驴，可知是何故。为恐向前差，忘却回头路。
1928年，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开往湘南，造成了“八月失败”。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减少了损失，挽回了败局。
针对这件事，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肖克讲了一个神话故事：有一回张果老下华山去蓬莱朝圣，这个人是“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之一，他是倒骑毛驴走。路上遇到吕洞宾，他也是八仙之一。吕洞宾问张果老到哪里去？张果老说：“蓬莱朝圣”。吕洞宾有点惊异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向西，怎么能到？”张果老生气地反剥说：“我的脸是朝着东方蓬莱啊！”
讲完故事，毛泽东说:：革命的队伍如果路线政策不对，革命就不能胜利。张果老面向东而毛驴却向西走，永远也到不了蓬莱。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谋而后行，才能避免走弯路，遭失败，取得更大的胜利。

（十八）打狗靠墙
诗曰：林密沟深壁陡坡，能攻善守可当窝。红军有了立身地，打狗靠墙奈我何。
1931年夏天，国民党蒋介石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当时，红军中有人主张放弃以东固一带为中心的河东（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把红军主力拉到河西（赣江以西），以逃出敌人的“围剿”。毛泽东不赞成这种主张，他说：“要放弃河东根据地，只有36计用完了才可以走。叫化子打狗要靠墙，红军打敌人，要依靠根据地。”毛泽东还指出：“在强大的敌人围剿中，只有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持，选择有利地形，高度集中红军的兵力，打敌人最薄弱的一环，才能取得胜利。”
在中国革命史上，毛泽东是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人。1928年一个初秋的早晨，毛泽东集中红军官兵讲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他说：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作根据地，便于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所以说，这座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我们要保护它，爱护它，不要害怕多爬，更不要讨厌它。为了说明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毛泽东还打了个通俗有趣的比喻：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打狗靠墙，中国革命靠根据地，历史已经证明，井冈山的道路，是中国
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正是那一块块根据地给了中国革命以无限生机。
（十九）谋利于民
诗曰：军爱民来民拥军，沙洲坝里有碑文。全村群众心中话：吃水不忘挖井人。
1933年4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军委迁到瑞金沙洲坝，毛泽东也来到这里。一天，毛泽东发现老俵担的吃水又浑浊且有小虫，就问是怎么一回事。老俵回答说：“主席，不瞒你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水。人吃、浇地、洗菜，全都是靠这水。”毛泽东问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干净水？老俵说：“那边乌鸡岭下有一股山泉水，就是路远水少，半天才挑上两担。中央机关来了后，村里一下多了上千人，吃水用水更困难了。”
听了群众的反映，毛泽东一直思索着怎样解决吃水难的问题。第二天，他让红军干部用竹子做水管，把乌鸡岭下的泉水引进村来，再用一个大桶把水接住，这样先暂时解决了群众的吃水难的问题，但终非长久之计，毛泽东决定在村子里打口井。老俵们听说要打井，表示怀疑：“沙洲坝自古以来都没打过井，再说也没有人会打井啊。”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先打了一口井，但因附近有坟场，群众不愿吃这井里的水。后来，毛泽东带人又重新打了口井。从此，沙洲坝人再也不喝塘里的脏水了，而喝上了清甜的井水。沙洲坝人在井台上竖着一块纪念碑，上刻两行醒目的大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二0）欲进先退
诗曰：长征路上事多乖，万绪千头一起来，最是红军能脱险，一关突破百关开。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毛泽东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入手，而对政治路线等问题则避而不谈，这是毛泽东采取的欲进先退的政治谋略。
毛泽东为什么要采取“欲进先退”的谋略，用周恩来的话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重要。”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时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最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它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的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实际上次要矛盾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
张闻天对毛泽东所采取的这一谋略，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退一步，进两步，毛泽东采取的“欲进先退”的谋略，保证了遵义会议取得成功，也由此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使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二一）水到渠成
诗曰：从来事物有过程，急不行来慢不行。瓜熟才能蒂落地，航船拨正一帆轻。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在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无线电联系，王明不能遥控指挥，红军占领遵义，提供了十多天的休整时间，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路线已经暴露，广大指战员要求毛泽东出来领导，主观条件已经成熟，客观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反对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解决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有一次，与毛泽东十分熟悉的吴黎平（《反杜林论》的译者）问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也不要。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的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末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毛泽东）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早已经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能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伍修权对此回忆说：“毛泽东同志说，这个事（指反王明路线错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时，我们在战争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来共同对付敌人，反对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国民党要根本消灭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党，怎么去对付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呢？如果拿起旗帜干，党内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吗？”
由此可见，毛泽东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要等到“水到渠成”的遵义会议上来进行，一是为了维护全党的团结，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二是使其错误有一个暴露过程，以便广大干部的觉悟。遵义会议的召开成功，是毛泽东运用谋略的成功。

（二二）谋略为先
诗曰：运筹帷幄计为先，高手着棋看满盘。万马千军渡赤水，一轮红日正中天。
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特别强调在知己知彼基础上的运筹帷幄即“庙算”。他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就是在军事指挥中“谋略为先”的思想。
红军长征三渡赤水后，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成员研究下一步的行动部署。当工兵连长王耀南走过来时，毛泽东即对刘伯承说：“总参谋长，把那个事给他讲讲。”
刘伯承即问王耀南：“你知道太平渡、二郎滩的桥还在不？”
王耀南回答说：“据了解，还在。”
刘伯承即说：“那好，你赶快派几个得力的人，每人带两条短枪，多带手榴弹，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一下，如果桥还在，留几个人把桥看起来。并把情况向我报告”。
王耀南立即派一班长李景富带6、7个有经验的老战士，骑马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侦察。根据侦察情况，王耀南迅速向刘伯承汇报说：“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到那里，地主武装也不敢动，老百姓自己把桥看起来。桥都好好的。”
刘伯承高兴地说：“好，好，好！”并嘱咐王耀南说：“带上几十个人，插小路赶到两个渡口，对几座浮桥全面检修一下。”
王耀南即把工兵连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茅台渡口维修浮桥，他亲自带领另一部分同志向太平渡、二郎滩赶去，对这两个渡口的浮桥进行了全面检查加固。
毛泽东说过：“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倘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走一步想到第二、第三、第四步……这是谋略的前瞻性与计划性。毛泽东在三渡赤水、部队将要进入川南时，就在考虑四渡赤水的下一步、两步、以至三步棋了。这种“谋略为先”，深谋远虑，就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典范。

（二三）以迂为直
诗曰：只走弓身不走弦，翻山越岭履平川。敌军数万忙追堵，捡只草鞋奏凯还。
《遵义之歌》的歌词中唱道：“因为一个会，历史记住了你；因为一瓶酒，世界知道了你；因为一条河，神奇充满了你……” “会”是指遵义会议，“酒”是指茅台酒，“河”则是赤水河。
遵义会议决定要过长江，毛主席决定先吃掉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队。在青杠坡这个地方，我们设下了包围圈，结果川军绕到了我们上头，红三军团只得从南面强攻，朱德都亲自带着干部团上去了。这是我党有史以来参战人员“级别”最高的一场战斗，可谓将星云集。共和国三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一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五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耿彪、张爱萍，以及十大元帅中的七位和200余位开国将军都参加了这场战斗。
然而由于情报有误，将一场歼灭战打成了消耗战，毛泽东针对形势变化，当机立断撤出战斗，红军放弃直接北渡长江计划，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这场战斗虽然失利了，却体现了毛泽东“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战术思想。
红军一渡赤水，到扎西地区后，蒋介石判断我军还要北渡长江，迅速调集兵力要把我军围歼。于是，毛泽东采取了灵活机动，在高度的运动战中寻求有利战机的战略战术。红军忽东忽西，时南时北，“以迂为直”。使敌人无法判断红军的行动意图，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争取了主动。我军便来个金蝉脱壳，回师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再打遵义。
二渡赤水中，最著名的是遵义战役，其中娄山关大捷更是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娄山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地有首民谣：巍巍大娄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落鞍。不过，当时有个口号：要关不要命。负责攻打娄山关的是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一个团。由于敌人守在关卡，我军便一面强攻，一面派一个小分队爬上最高的大尖山，居高临下打击敌人，敌人顿时慌了手脚，急忙撤退。我军乘胜追击，第二次攻占遵义，一举消灭了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
四渡赤水，体现了毛泽东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思想。其中，一渡二渡是被动完成的，三渡四渡则是毛泽东军事才能的充分展示，完全是主动地调动敌军。毛泽东本人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狭义上特指三渡、四渡。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曾问毛泽东：生平最得意的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的哪一次？毛泽东说：那些都不算，最得意的是四渡赤水战役。
“致人而不致于人”是《孙子兵法》的一个核心，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认识到，要扭转长征以来红军被动的战略防御地位，就要人工地造成我们局部的优势主动地位，把敌人抛入劣势和被动。因此，在四渡赤水中，红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配合高机动性的运动战，使红军由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
在“以迂为直”，高度机动的作战方针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部队行走过多，十分疲劳等问题。一些不明其中深意的官兵未免有些抱怨。当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不懂毛泽东的作战意图，说毛泽东采取的“以迂为直”的方针是“走了弓背路”、“造成疲劳”、会“拖垮部队，”一再鼓吹“走快捷方式”。林彪还给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打电话，叫嚷“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又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狂妄地提出要毛泽东下台，这封信要聂荣臻签字，被聂严正拒绝。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针对林彪“拖垮部队”的谬论，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二四）调虎离山
诗曰：调虎离山日夜行，飞兵直下贵阳城，红军吓破白军胆，急调御林保驾兵。
长征途中，红军四渡赤水后，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其余急行军南渡乌江。渡过乌江的部队又兵分两路，一路分向瓮安、黄平方向佯动，摆出要东进湖南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而主力部队则直逼贵阳。
毛泽东挥兵直逼贵阳，是为了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将云南之敌调出，以便红军乘虚北渡长江。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果然，红军兵临城下，佯攻贵阳。吓坏了蒋介石。蒋介石手足无措，急令云南龙云速调滇军来贵州“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以阻止红军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这样，毛泽东牵住了蒋介石的牛鼻子，调虎离山，将云南滇军调出。毛泽东除留部分兵力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外，主力则舍贵阳西行，一举渡过黔、滇边界的北盘江经紫云过丰员进入了云南。此时，龙云的滇军匆匆忙忙离开云南，向贵阳开去，云南后方防守空虚。红军入滇，使龙云胆颤心惊，赶快调集各地敌军固守昆明。但是，当敌人向昆明集中之时，红军又虚晃一枪，巧渡了金沙江。当精疲力竭的国民党军队赶到江边，红军早已烧毁渡船远走高飞了。丧气的敌人只好拣了几双烂草鞋作为“战利品”败兴而归。

（二五）因时而谋
诗曰：大渡河边万马嘶，两军隔岸各相持。飞兵直取桥头堡，决胜运筹有导师。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向大渡河挺进。
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又号“了了”，意为“成功便了不得，失败便不得了”。他率领十万大军，就是在大渡河上“不得了”的，被曾国藩指挥的清兵击溃，饮恨坠河。
安顺场是大渡河南岸的一个渡口，两边都是险峻的高山，部队在这深山沟里，没有回旋的余地，，极易被敌军伏击歼灭。石达开的大军就是在这渡口全军覆没的。
红军到达安顺场后，由17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但此地无法架桥，且只有一只渡船，全军如照此速度过河就有陷入敌人包围夹击的危险。毛泽东知道安顺场大部队渡河有困难以后，因时而谋，当即指示，飞夺泸定桥。他指出，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而敌五十三师等部正向我军赶来，红军仍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他决定分兵两路前进：以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到大渡河西岸，为右纵队，由刘伯承（司令员）和聂荣臻（政委）率领，从大渡河东岸北上，以策应西岸，准备攻占泸定桥；由林彪带红二师、一军团团部和五军团，为左纵队，从大渡河西岸赶向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由泸定桥过河。毛泽东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敌人大为震惊，将防御重点转移到泸定桥上，正在调兵增防，准备死守泸定桥。我英勇的红军战士边打边走，向泸定桥急行，最后以一昼夜行军240里的高速度，进抵泸定桥西岸。
泸定桥是四川通康藏地区的咽喉，桥是用十三根悬在空中的铁索连成的，两边各有两根铁索做桥栏，底下并排九根铁索，铁索上横铺木板作为桥面，桥头石碑上刻有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桥下激流奔腾，震耳欲聋。浊流从上游山峡间如瀑布倾泄而下，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礁石，激起无数巨浪和漩涡。
桥对岸泸定城内驻守着两团国民党军队，桥头早已筑好防御工事，并将铁索桥上的桥板全部抽去。敌人以为有此天险，万无一失。
红军由二十二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火力的掩护下飞夺泸定桥，胜利地占领了泸定城。
战争是随时随地不断变化着的，高明的指挥员不死守既定方案，僵化不变，而是灵活地因时因地调整作战部署，去战胜敌人。毛泽东在原定安顺场过河遇到困难时，因时而谋，果断决定飞夺泸定桥，使红军主力及时地全部渡过了大渡河，将长途尾追的国民党中央军完全甩掉了。“因时而谋”，这正是毛泽东灵活机动指挥战争的军事谋略的体现。

（二六）料敌如神
诗曰：两翼枪声震耳聋，一番热闹一场空。红军渭水平平过。都在神机妙算中。
红军长征中，比较顺利地突破了渭水封锁线。战士们为突破这道封锁线感到无限的欢欣，但又感到有点“遗憾”，因为未经过什么战斗。直到全军渡过了渭水河北岸，跨上对面的一座土山时，由两翼赶来的敌人打响了机关枪后，战士们的劲头才提上来了。有的同志说：“老子过了河，你们才来，晚了点。”有的同志说：“他们是送弹药来的，我们应该‘欢迎’”。
毛泽东登上山头时。军部正在军号声中集合上山。一位军首长过来问毛泽东：“主席，您看怎么办？”
毛泽东看了看落山的太阳，从容不迫地说：“让他们打好了，随便派两个连分头还击，放几声冷枪吓唬吓唬，敌人是不敢来的。”
听起来，主席的话简直是在开玩笑，但事实果不出主席所料，两翼隐伏的敌人，很快被红军的冷枪吓唬住了。战士们都说毛泽东神机妙算，料敌如神。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料敌如神也不是他与生俱来的本领，而是建立在对敌我双方的客观分析与自己采取的行为对策上。这次突破渭水封锁线，毛泽东事先就采取了对策。当时，集结在甘肃境内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二、三十万人马，准备在渭水堵截红军。因此，毛泽东决定，红军一面在哈达铺休息两天待机，一面佯称向东行动，以造成敌人的过失。当红军离开哈达铺向天水佯动时，敌人信以为真，随即将主力集结于天水，只剩下一部分兵力占领渭水河沿岸的武山、漳县，防止红军北上。红军则乘机转道北进，以一天一夜又两个半天的急行军，就出其不意地赶到了渭河，把敌人完全置于背后了。因而，毛泽东断定渭水边不可能有敌人的主力部队，只是遇到了小股敌人，再加上天色已晚，武山、漳县的敌人又不敢趁夜出来夹击，自然也就不敢趁夜出来追击了。这就是毛泽东神机妙算，料敌如神的奥妙之所在。
（二七）深谋远虑
诗曰：冈峦起伏接苍穹，莽莽昆仑气势雄。登上顶峰舒眼望，群山罗拜翠微中。：
张国焘违背党的组织原则，伸手要官要权，公开闹分裂。为了团结张国焘，1935年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会上，周恩来主动表示愿把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出来，由张国焘担任，洛甫（张闻天）也提出把总书记的职务让给张国焘。毛泽东不同意将总书记的职务让给张国焘，而同意让张国焘担任总政委。这样，党中央即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毛泽东当时不同意由张国焘担任党的总书记而只让他担任红军总政委，实在是具有深谋远虑的眼光。《彭德怀自述》中对此评价说：“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会仪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二八）见微知著
诗曰：一张旧报送新风，黄土高原正闹红。滚滚洪流归大海，延安窑洞待潜龙。
红军长征中，先前并未要把落脚点放在陕北，是毛泽东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刘志丹在陕北活动才考虑长征到陕北的。一张报纸的消息而影响红军长征的去向，反映了毛泽东“见微知著”的谋略能力。
在红四团攻克天险腊子口之后，一军团领导即向军直属侦察连梁兴初连长和曹德连指导员交待任务，左权参谋长对他们交待任务说：“你们连立即进到哈达铺，具体任务是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毛泽东当时在场，接着说道：“我补充一点，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
在执行任务中，曹德连在哈达铺从敌人少校副官那里查获了一批近期报纸，其中一张报纸登载了徐海东率领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还有敌人诬为“匪区”的陕北根据地略图等。聂荣臻看到这张报纸后十分重视，立即派人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报纸后，笑容满面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
据谢觉哉回忆说：闯过了腊子口，过了大草滩，行军一天，到了哈达铺宿营，买东西拣到一张《晋阳日报》，上面记载：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式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毛泽东看到这条消息，对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于是，红军沿途避免打仗，尽量减少战斗减员，昼夜兼程地往陕北赶去。

（二九）避敌锋芒
诗曰：狂犬尾追吠不休，靠墙打狗亮吴钩。直罗镇下布罗网，鱼鳖蟹虾一起收。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蒋介石正调集重兵对陕北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在分析形势和当前敌情后，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战计划，决定在直罗镇布下口袋阵，歼灭敌人。
毛泽东决定将敌人首先放进直罗镇，避敌锋芒，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敌人，得手后，继续歼灭敌人的后续部队。在召集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直罗镇战役时，毛泽东讲解了我军的战斗部署，下达了作战任务。他援引《水浒》中林冲在柴进家中打洪教头的故事，风趣地说：林冲对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正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的主力。
1935年11月19日，东北军五十七军一0九师进至黑水寺。我军派出小分队到黑水寺方向“惹牛”、“牵牛”。果然将敌一0九师牵向直罗镇。当天晚上，毛泽东下达了战斗命令。按预定部署，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急行军前进，于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天刚亮，我军发动了猛攻，敌人多次突围，均被我军击退。我军采取围而不攻，敌见待援无望，半夜开始突围，我军跟踪追击，将其全部歼灭。后又扩大战果，将敌人援军歼灭一部，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
毛泽东避敌之锋，不与敌人强打硬拼，而是诱使敌人进入直罗镇布下的口袋，再利用有利地形，终于全歼敌人。这一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陕北苏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三0）刀下留人
诗曰：高原黄土起尘烟，牢里错关众哲贤。“刀下留人”一句话，拨开云障见青天。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当时干部和群众就向毛泽东反映了当地肃反斗争的严重情况。在陕北有很高威望的群众领袖刘志丹，以及和他一起创建陕北根据地的许多战友如习仲勋、马文瑞等大批负责干部，在不久前被当作“反革命”抓起来了，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广大干部、群众十分气愤，迫切希望中央、毛泽东公道处理这件事。
毛泽东获悉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了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很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毛泽东立即派王首道等同志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首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泽东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杀头不能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毛泽东又嘱咐王首道说：“要谨慎，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从事。”
在毛泽东的关心下，刘志丹等同志出狱了，消息传出后，陕北根据地军民奔走相告：“陕北得救了！”刘志丹后来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后来在东征途中英勇牺牲。习仲勋曾任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
2010年，习近平专程来到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他来到了毛泽东故居前面，站在那里沉思一会，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父亲，没有我父亲就没有我。”

（三一）化敌为友
诗曰：，黑水白山夜幕茫，铁蹄践践月无光。高原四面楚歌起，东北军中尽望乡。
一次，红军在与东北军的作战中，俘虏了曾任张学良卫队长的高福源，红军认真执行毛泽东制定的优待俘虏政策，妥善地给予照料。同时还向他讲解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道理，让他了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实质，提出了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建议。毛泽东制定的统一战线和俘虏政策，终于使高福源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决定返回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
高福源返回东北军军部，向张学良痛哭陈词，成为促使张学良下决心走上联共抗日的重要因素。张学良当即委派高福源再返红军驻地，请红军派正式代表与东北军谈判联合抗日问题。
毛泽东亲自接见了这个“俘虏特使”，并感谢他为国家民族办了一件大好事。以后红军与张学良频繁接触，促使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在西北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化敌为友，昔日与红军作战的东北军、西北军，成了红军抗日的同盟军。

（三二）利用矛盾
诗曰：天昏地暗雾沉沉，黑水白山望断魂。何日打回老家去，松花江畔洗征尘。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抗日的大局，为了实现西北地区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停火，毛泽东几次派汪锋等人前往西安，代表红军与西北军、东北军进行谈判，利用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
毛泽东与汪锋就如何利用矛盾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等问题，作了几次谈话。毛泽东指出：敌人的阵营中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就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国内政策就要作适当调整，我们要改变限期消灭富农的政策，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开明绅士，要争取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要争取地方势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不要往后看，对过去他们干的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看他们生活怎样腐化，只要现在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石胁迫让打的，不打他就完了。为了争取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暂时让出一些地方。在具体分析西北军与东北军的现状时，毛泽东说：东北军和西北军都不是蒋的嫡系部队，是地方势力，是受蒋介石排斥和打击的，蒋介石让其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这些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利用矛盾”，积极开展争取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促使他们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可以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结果。

（三三）大局为重
诗曰：西安捉蒋事如何，掀起轩然冲击波。浑水摸鱼人不少，有谁想到熄干戈。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中共中央帮助处理“西安事变”，毛泽东以大局为重，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事后，毛泽东在红军大学作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毛泽东说：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的血债，大家要求杀他，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他进一步解释说：在现在情况下，杀了蒋介石，正中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下怀。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正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纠集大批军队开赴潼关，进逼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各派军阀之间争权夺利，大打内战，必然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国将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毛泽东继续说道：我们必须明白，这次蒋介石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被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又不同于滑铁卢被擒的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军事失利的必然。这次抓蒋介石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军事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如果我们不杀他，通过谈判，逼他改变态度，把军事力量用到抗日上去，岂不更好么？如果我们只记党和个人的恩怨，忘记民族危亡这个大局，那是不行的，我们要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创造条件。
毛泽东从民族大局出发，不计自己的恩怨，毅然释放蒋介石的宽广胸怀，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赞扬。“西安事变”成为扭转时局的契机，标志着国内内战的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三四）又打又拉
诗曰：陕北毛驴怕上山，又拉又打不嫌烦。联蒋抗日驱强虏，万里长城万里关。
中国共产党和平地解决西安事变后，许多同志对“逼蒋抗日”能否实现表示怀疑。毛泽东在事变后给红军大学学员作报告时，有人就担心地问：“如果放了蒋介石，他会抗日吗？”
毛泽东打比喻说：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它、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抗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战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

（三五）人犯我犯
诗曰：泰州城下起争端，日伪敌顽抢地盘。十六字言真要诀，高歌东进创新天。
1940年5月，驻扎在扬州、泰州的日伪军3000余人，对我新四军挺进纵队进行“扫荡”。驻扎泰州的李明扬、李长江部，在反共摩擦专家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压力和挑动下，由中立倒向反共，乘机偷袭我后方。挺进纵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将主力移至邗江以北，敌顽之间的郭村地区进行休整。“二李”以“收复失地”为借口，限我挺进纵队三日撤出。顽军以四面包围，十路进攻之势，企图一举吃掉我纵队。我军展开郭村保卫战，并乘胜一鼓作气打到泰州城下，敌老巢岌岌可危。陈毅通过电话向“二李”重申，我以抗日大局为重，郭村之战完全出于被迫，只要你们助我东进抗日，若韩德勤向我进攻时，你们保持中立，我即停战，无意攻取泰州，并释放全部俘虏。“二李”只好接受陈毅提出的条件。7月，我新四军挥师东进，经过“二李”防区时，李部如约让路，只朝天开枪，以应付韩德勤，我军佯做夺路顺利通过。
新四军挺进纵队在郭村进行的保卫战，坚决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原来，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搞摩擦，制造了一系列的惨案。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斗争策略。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决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进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发动大内战。

（三六）退避三舍
诗曰：血雨腥风整八年，水深火热受熬煎。人民盼望安身日，让出和平一片天.
在重庆谈判中，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一些解放区所处具体环境，采取了“退避三舍”的谋略，宣布将自己领导的广东、浙江、苏南、皖中、皖南、湘南、湖北和河南（豫北不包括在内）八个解放区让出来，以求得政治与舆论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具体阐明了采取“退避三舍”之策的理由。他说：“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为什么可惜？因为这是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艰苦地建设起来的解放区。所以在让出的地方，必须和当地的人民解释清楚，要作妥善的处置。为什么要让出呢？是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京的一些解放区，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我们在南方让出若干地区，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国民党的谣言完全破产。”

（三七）另起炉灶
诗曰：茫茫宇宙起风雷，地覆天翻破旧规。独立更生民作主，另支炉灶另分炊。
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中提出了“统一军令”、“统一政令”，幻想以此为借口，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当时反动舆论也与此相呼应，叫嚷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针对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说：“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明确地指出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没有我们的饭又不许我们做饭。回击了反动舆论的指责。
新中国的外交，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方针。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加写了几段话，明确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能把他们当做外国侨民对待。这就是毛泽东“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4月26日，中共中央电嘱驻南京的邓小平、刘伯承等人：对于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这一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建国初期，在对旧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时，毛泽东还提起“另起炉灶”的事，他风趣地说“我们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灶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时，蒋介石不要我们另起炉灶，我说不另起炉灶就要在你的灶上吃饭，今天我们如果不把人家养起来，人家也要“另起炉灶”。

（三八）卒善养之
诗曰：红色井冈妙算多，攻心为上创先河。四条规定待俘虏，百万蒋军尽倒戈。
《孙子兵法·作战篇》：“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卒善而养之”谋略是对被俘的敌军士卒，应该养起来，善待之，以感化他们，瓦解敌军。
毛泽东对“卒善而养之”谋略的运用，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为红军作出了宽待俘虏四条规定：第一，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俘虏；第二，不准搜俘虏腰包；第三，对受伤者给予治疗；第四，释放俘虏，走留自愿；留者欢迎，还可以加入工农红军一视同仁；走者一律发给路费。他说;：“我军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因此，人民军队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者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他又指出：军民、官兵关系弄不好，不是方法，而是根本态度问题，三大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
毛泽东采取“卒善而养之”的俘虏政策，在战争实践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我军歼敌514000人，俘虏198000人，占歼敌总数38·5%；抗战中被俘日军组成“反战同盟”、“觉醒联盟”等反战和革命团体；解放战争中我军共歼敌8百多万，其中俘虏、投诚、起义和接受改编人数合计达636万，占歼敌总数79%。

（三九）攻心为上
诗曰：红色井冈奇计多，攻心为上创先河。感召政策从将起，要使头头率倒戈
1946年10月底，国民党将领高树勋率部宣布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方面是由于高树勋是西北军旧部，多年来受到蒋介石集团的排挤、岐视，政治上受打击，军事上受监视，供应上受限制，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人民解放军多次对其进行政治争取工作，采取“攻心为上”策略的结果。
“攻心为上”是毛泽东重要谋略思想之一，他认为松懈与瓦解敌人的士气，才能鼓舞自己的士气，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因此，毛泽东特别主张实行正确的感召政策，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开展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沮丧敌人的士气，瓦解敌人的军心，鼓动敌军官兵罢战、怠战、反战、厌战情绪，使他们掉转枪口，加入到人民军队的阵营中来。为了更好地开展对国民党官兵的“攻心战”，1946年12月底，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工作方针中，正式提出开展“高树勋运动”。

（四0）爱兵如子
诗曰：红色井冈新事多，官兵平等创先河。同挑同吃南瓜饭，相互都称同志哥。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一次战斗中，有一位姓赵的战士负了伤。毛泽东看见后，马上跑过去，扯下自己的衣襟，给他包扎伤口，包好后，毛泽东就背起他往后面的卫生队送。那位战士觉得背他的这位同志好像在那里见过面，于是问道：“同志，你做什么工作？怪面熟的！”
毛泽东怕露了真情不让背，就含含糊糊地说：“我们都是红军，经常见面的。”当毛泽东背出约一里地的时候，他的警卫员吴吉清满头大汗地跑过来，说：“毛委员，你快歇歇，让我来背！”
可是毛泽东却不停脚，对警卫员说：“你先去找一副担架来，咱们俩抬他。”
那个战士一听背他的是毛泽东，哧溜一下，从毛泽东的背上滑了下来，横说竖说也不让背了。两眼含着热泪，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不放，过了好一会才说：“毛委员，谢谢您！我能走，不要您背，也不要您抬。看把您累得……”他说得很吃力，激动得再也说不下去了，鼓着劲从腰上解下毛巾来，想给毛泽东擦擦头上的汗水。幸好这时担架队上来了，毛泽东让留下一副担架，同吴吉清一起把小赵轻轻地抬了上去。小赵激动地说：“毛委员，这里是前沿阵地，有战士顶着；你要指挥全军，不能在这里，您快走吧！我一定争取早日恢复健康，重上火线，杀敌立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不幸患了病，病情越来越重，开始以为是不服陕北的水土，毛泽东几次催她去看病治疗，他都满不在乎，以为自己年青能顶过去，谁知病到第五天，一躺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毛泽东又是疼爱又是责备地说：强汉抗不过病。随即派医生打针吃药，第二天，仍无好转。毛泽东马上派人用自己的担架把吴吉清送到红军野战医院，经诊断为重伤寒。毛泽东知道后又马上赶来看望，吴吉清生怕毛泽东被染上病，苦苦哀求他不要再来，可越是这样，毛泽东却坐了下来，细心安慰和鼓励吴吉清同疾病作斗争。入院七八天后，吴吉清病势加重，被医生误诊为死亡，送往太平间。这一情况被前来探视的同志发现，报告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很生气，说：“不管是马夫，还是伙夫，凡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一定要医院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吴吉清同志，哪怕是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把他抢救过来治好才行。”毛泽东搁下电话后，立即来到医院，并把自己的备用药品也拿了过来，吴吉清终于又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古代名将吴起为一个士兵用嘴吮其脓血，这个士兵的母亲深为不安。旁人疑惑不解，这位母亲说，过去吴起为其丈夫吮脓血，丈夫战死在战场上。今为其儿子吮脓血，儿子的死期也不远了！将领爱兵如子，对士兵有多么大的激励作用啊！毛泽东在火线上亲自背负伤员和对一个士兵竭尽全力指挥抢救挽救其生命，这种“爱兵如子”的行为，对广大指战员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励着他们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英勇奋斗。

（四一）爱民如子
诗曰：红色井冈传统多，军民一致创先河。亲如鱼水恩情厚，共唱苏区盛世歌。
1944年的一天，当时担任中共延安市委书记的张汉武，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毛泽东有紧急事情要找他谈话。张汉武以为一定是有关战争或大生产运动的大事或急事，于是快步来到毛泽东住处枣园。哪知见面后，毛泽东问他是否知道侯家沟有两个村庄妇女为什么不生孩子。张汉武回答说：知道这个情况，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毛泽东又问：是不是水有问题呢？请中央医院去把水验一下好不好？张汉武说：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医院不干。听了他的话，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人民的疾苦决非小事！应当让医院派人去。
谈话后不几天，张汉武正准备派人去侯家沟调查，中央医院的负责同志来了，原来毛泽东又亲自给他们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到侯家沟验水。经过化验，果然发现那里的水中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医院帮助群众对饮水进行了处理，并帮助群众治病。后来那里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啼声。
关心群众生活，将群众冷暖时刻挂在心头，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解决群众的具体困难。毛泽东“爱民如子”，这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他善于团结与引导群众前进的谋略

（四二）按人之兵
诗曰：成竹在胸任意行，运筹帷幄鬼神惊。手中仅有千人马，按住蒋家百万兵。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这是毛泽东指挥延安之战时说的一句名言。
1947年，国民党军队胡宗南率二十三万兵力重点进攻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决定撤出延安，诱敌深入，以便各个击破。当时许多人对撤出延安不大理解，毛泽东耐心地说明这个道理。
胡宗南占据延安后。毛泽东转战陕北，“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毛泽东说：“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定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也的确有好处。不过我有一个想法，我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二十多万人马，我们只有二万，兵力的比例是十比一。我们其它战场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又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得到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他‘西北王’，其它战场就可以减轻压力。”
在陕北拖住蒋介石的兵力，减轻与策应其它解放区战场的作战，这是毛泽东留在陕北而产生的“按人之兵”的谋略效果。

（四三）因粮于敌
诗曰：三军齐发亮吴钩，逐鹿中原决胜筹。国统区中物力足，因粮于敌一望收。
1947年夏，在敌我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毛泽东毅然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们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方针。
这一战略决策，体现了毛泽东对“因粮于敌”谋略的运用。把以往一向在解放区内进行的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一方面，“使人民解放区向国民党区域发展胜利的进攻，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和国民党区域去取给，”另一方面，为“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使之较现有的水平有若干的增长。”“只有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完成了，才能够保证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
“因粮于敌”是指从敌人那里去夺取人力物力资源，以利于减轻自己负担与弥补资源之不足。
1947年6月底，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标志着人民解放军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因粮于敌”战略的正式开始。

（四四）敌进我进
诗曰：飞渡黄河气势雄，中间突破两边冲，棋高一着无回手，勇卒三枚直逼宫。
1947年上半年，蒋介石集中其机动兵力，对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并且攻占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毛泽东没有被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攻势吓住，反而出乎意料地大胆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战略进攻态势。针对蒋介石集重兵于东西两翼，中间战线守备上空虚这个战略上的致命弱点，毛泽东与党中央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约13万人，于1947年6月底，在鲁西南地区一举突破了黄河天险，歼敌九个半旅，实现了中间突破，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毛泽东然后又命令刘、邓大军。“下决心不要后方”，向南“直出大别山”，把进攻矛头直指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战略要冲——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区。
毛泽东“敌进我进”、挺进中原的战略决策，使我军跳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迫使蒋介石抽兵回援，破坏了其重点进攻，启动了战争全局。

（四五）逐鹿中原
诗曰：飞越黄河古渡头，逐鹿中原一望收。四水三山烽火起，石头城下暮云愁。
中原地区东临津浦路，西依汉水，南濒长江，北枕陇海线，人口约4500万，物产丰富。历史上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谁得中原谁得天下之说，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原地区也是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中间地带，1947年上半年，蒋介石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在联系陕北、山东两翼的辽阔中间地带上，敌人只凭借黄河险要地势以少量兵力据守，这就使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成为敌人守备力量最为薄弱的地区之一。而中原地区的大别山，位于国民党首府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大别山曾经是红军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人民群众，多年来一直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坚持斗争，人民解放军拥有立足生根的条件。
毛泽东决定展开中原逐鹿，他命令刘、邓大军于1947年6月底，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实施战略进攻。同时又命令陈赓、谢富治率太岳兵团8万余人由敌人防守薄弱的晋南、豫北交界处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进攻豫、陕、鄂地区。命令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18万余人挺进陇海路，进攻豫、皖、苏地区。这三路大军互为犄角，相互配合，成“品”字之势，迅速完成了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展开，形成了逐鹿中原的战略态势。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三路大军胜利地摧毁了敌人在中原的防御体系，迫使蒋介石从“全面防御”改为“分区防御”。在4个月内，三路大军共歼敌19万余人，解放县城100于座，占领了江淮河汊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解放区，把敌人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战略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前进阵地。之后，人民解放军在中原地区举行了同国民党军队战略决战的淮海大战，大量歼灭蒋介石军队，为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准备了条件。

（四六）将取姑予
诗曰：姑予后取离延安，对手过招看整盘。万里长江舒望眼，千军万马下钟山。
1947年，当国民党蒋介石军队胡宗南部向我陕北根据地发动重点进攻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放弃延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撤退延安前，毛泽东问大家：我们撤出延安，战士们有什么意见？旅首长告诉毛泽东：指战员们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是只要党中央下命令，战士们保证不让敌人进延安。一枪不放，就把延安让给敌人，真有些不甘心。毛泽东笑着说道：你们可以放枪呀，你完全可以放几枪“欢迎”胡宗南嘛！告诉他，我们走了，延安这个包袱，送给你背吧。停了片刻，毛泽东又说：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我们要主动放弃它，战士们会有些反应的。当然敌人更会有反应。中央搬了家，他们就会喊叫：共产党垮台了，解放军垮台了，去欺哄人民。一切反动派都喜欢造谣，喜欢无事生非。他们要是占了延安，更该吹牛了。蒋介石还会开一个庆祝大会，庆祝他们的“胜利”……说到这里，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笑声里包含着对敌人的鄙夷和篾视……他接下去说道：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将来人民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要倒霉了。胡宗南要来延安那就请他来嘛，延安就是这样几孔窑洞，还是我们自己出力气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他破坏了，那样也好，我们将来好盖大楼。……不只是延安，东北、华北，还有别的解放区，必要时我们会暂时让一点地方给他们，让他们多背上几个包袱。他们背不动了，还是得给我们放下。只要我们好好打几个大胜仗，不只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中。
毛泽东顶着极大的政治影响与压力让出延安，是因为他运用了“将欲取之，必姑予之”的谋略思想，让出一个地方，就让蒋介石军队背上一个包袱，削弱其机动兵力，人民解放军则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在经历一年多时间后，延安又重新回到人民怀抱。

（四七）诱敌生疑
诗曰：诱敌生疑谋略高，示形假象隐真招。西边牵引东边打，青化砭旁小试刀。
1947年初，国民党胡宗南部向我陕北解放区实行了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掩护解放区人民群众和党中央机关转移，于3月19日主动地撤离了延安。
西北野战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主动放弃延安之后，将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地区，以调动敌人，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歼敌，同时采取了“诱敌生疑”的谋略。我军以一个营的兵力与敌人保持接触，佯作掩护主力后撤的态势，向延安西北的安塞且战且走，以便将敌主力调开，而集中兵力打分散之敌。但是胡宗南也不是那样容易上当，尽管占领延安之后急欲同我军主力决战，但一开始并没有以其主力追击我佯诈部队，而是以一个旅的兵力在后追击，并对我军进行侦察和判断。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我军将六个旅的电台全部配属给该营，电台网络全部沟通，频繁联系。果然将敌人迷惑，敌人一看电台信号频繁，料想必有大量的兵马。于是把我引敌西进的小部队，误认为是我军主力。敌人集中了5个旅的兵力，沿延河向安塞方向追击，并令第三十一旅进驻青化砭，保障其左翼安全。敌人这一行动正达到我军将强大集中之敌化作孤立分散之敌的目的。我军获悉这一情况后，决定将计就计，主力在青化砭设好口袋阵，布下伏击圈，敌人三十一旅（欠一个团），孤军冒进，于3月25日进入我伏击圈。我军当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冲击，全歼该敌2900余人，取得了青化砭战斗的胜利。

（四八）引蛇出洞
诗曰：坡陡沟深路迂回，瓦窑堡敌陷重围。引蛇出洞计谋巧，羊马河边再显威。
毛泽东指挥西北野战军取得青化砭大捷后，胡宗南才发现我军主力不在西，而在东，急忙放弃了同我小部队的纠缠，由安塞掉头东进。为了牵制敌人，为我主力创造条件，我军主力转移至敌重兵把守的的蟠龙西北休整，而以三五八旅冒充主力牵制敌人，该旅将行军纵队拉长到十多里，白天行军夜间休息，并专走大路和山岗，敌人即派飞机空中侦察，又派特务跟踪，最后还是错误地认为三五八旅就是我军的主力，随即以其主力在后面紧紧追赶，决心同我主力决一死战。这样，在几十天内，经延川、清涧等地兜圈子，“武装游行”400余里，当我三五八旅完成将敌人拖得疲劳沮丧任务后，根据命令归队时，敌人还始终蒙在鼓里，想同我决战，却找不到对手。此时，敌人兵力十分疲劳，给养异常困难，晋南又告急，于是，在1947年4月6日，南下蟠龙、青化砭，而留下一三五旅进驻瓦窑堡。此时，敌人一三五联旅孤军驻守，成为薄弱部分。我军歼此敌，但对驻守之敌进攻，客观条件于我不利。最好能把敌人从瓦窑堡调出，在有利于我军的阵地上将其歼灭。
经过周密计划，决定采取“引蛇出洞”的计谋。将主力暴露一下，引敌一三五旅出洞。于是，我军主力在永坪地区给敌二十九军先头部队以重大杀伤。敌人南下部队发现我军主力后，立即集中了九个旅的兵力由蟠龙、青化砭北上，同时令一三五旅南下，对我军形成南北夹击，企图包围我军。这样，就达到了我“引蛇出洞”，调敌一三五旅出瓦窑堡的目的。当即，我军以两个旅坚决抗击敌北上的9个旅，以四个旅的兵力埋伏在南下的敌一三五必经的羊马河大道附近（距瓦窑堡15里），4月19日，敌进入我军设伏圈，被四面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全歼该旅4700余人，取得了羊马河战斗的胜利。

（四九）声东击西
诗曰：打下蟠龙敌胆寒，军需贮备一锅端。运输队长功劳大，解决我军供给难。
西北野战军在取得青化砭、羊马河战斗胜利之后，声威大振。但由于连续战斗，我军的兵员补充、后方给养都很困难。遵照毛泽东的部署，我军决定攻打敌人的补给基地蟠龙，以夺取敌人的物资贮备，解决我军的困难。
蟠龙是敌人盘据的中心。内有一六七旅和地方武装团，外有敌人十几万大军驻扎，要打蟠龙必须把敌外围十几万主力引走。为达此目的，我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首先每个旅抽一个连的兵力，将敌人向蟠龙以北方向吸引，同时以新四旅的两个营和当地群众在绥德、米脂以东黄河以南各渡口集中了大批船只，摆出我军主力要东渡黄河的态势。为了扩大敌人的错觉，我新四旅的两个营白天将部分人员送过黄河，夜间再接回来，迷惑敌人。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信以为真，认为这正实现了他要赶我主力去黄河以东，而后封锁黄河，达到全歼我军的目的。蒋介石于4月26日急令胡宗南以10个旅的兵力向绥德疾进，企图与榆林南下的邓宝珊部封锁黄河，歼灭我军于黄河东岸。这时，蟠龙之敌成为孤立无援之敌了，正实现了我“声东击西”调动敌人的目的。
5月2日，当胡宗南的10个旅经6天的急行军刚抵达绥德时，我军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蟠龙守敌发起进攻，至4日晚攻克蟠龙，全歼守敌6700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夏季军服四万套，面粉一万多袋，子弹百余万发，药品无数。当敌人主力放弃绥德于5月9日赶回救援时，兵站基地早已变成一座空堡。

（五0）出奇匿伏
诗曰：帷幄运筹妙在心，出奇匿伏歼孤军。沙家店外撒开网，打得敌人万马喑。
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遂命其北上援榆之主力继续北上，并令其先期援榆之整编第三十六师从榆林南下，企图将我西北野战军歼灭于米脂、佳县、榆林之间地区。
西北野战军撤攻榆林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决定集中八个旅的兵力，抓住敌整编三十六师由榆林孤军南下之机，采取“出奇匿伏”的战术，预定在米脂县沙家店地区将其歼灭。
1947年8月18日，我军在延（安）榆（林）公路以东之乌龙镇、沙家店等地待机歼敌。此时，南北对进之敌在镇川堡会师，企图东向佳县压缩我军，或歼灭我军于米脂、佳县地区，或赶我东渡黄河。敌第三十六师为胡宗南主力之侧翼，由镇川堡向乌龙铺方向前进。当敌先头部队第一二三旅前进至乌龙镇以北地区时，我埋伏在沙家店东北地区的主力部队，即向敌后梯队第三十六师师部和第一六五旅展开进攻。因我发动攻击过早，迂回部队未赶到，加之大雨山洪暴发，至19日还未能将敌消灭。
20日，我军再次向包围之敌发起进攻。敌前梯队企图向后梯队靠近，被我军教导旅、新四旅等紧紧包围于常高山。敌后梯队也被我第一、第二纵队包围。至此，敌第三十六师被我军分割包围在两地。经我各部队密切配合，勇猛冲击，战至下午6时，敌后梯队出现了混乱，我军加紧进攻，除敌师长带少数人逃跑外，其余连同前梯队之敌均被我军全歼。共毙伤俘敌6000余人，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

（五一）“蘑菇”战术
诗曰：忽南忽北忽东西，拖得敌人尽减肥。以逸待劳操胜卷，蘑菇战术显神威。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23万兵力，向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进犯，对我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妄图逼迫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退出西北，然后集中兵力进攻华北，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采取了“蘑菇”战术，他在4月15日给西北野战军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个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方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率领下，同进犯陕甘宁边区之敌进行机智灵活、勇敢顽强的战斗。遵照毛泽东确定的作战方针，一开始就实行了“蘑菇”战术，在延安南部歼敌5000人后，主动撤离延安，并以小部兵力诱敌主力进至延安西北的安塞，主力埋伏于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在此，歼敌近3000人。此时，敌人发现我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即掉头东进，寻我主力决战，我则将主力隐蔽起来，以小部队与敌周旋，牵着敌人鼻子，走了400余里，前后费时12天，拖得敌人筋疲力尽，我军以逸待劳，在羊马河地区全歼敌一三五旅。接着又以少数兵力诱敌北上绥德，主力则隐蔽在清涧以南，乘敌后方空虚之时，攻克了敌人补给站蟠龙，缴获大量物资。这时，敌主力在绥德扑空，又发现我主力攻击其蟠龙补给站，乃苍皇放弃绥德南援。当敌主力回到蟠龙时，我军已在安塞地区休整了7天。以后我军又在陇东、榆林和沙家店地区歼灭 大量敌人。由于我军实行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在运动中将敌人拖得筋疲力尽，士气沮丧，并制造有利战机大量歼灭敌人，从1947年3月至5月，经过七次战役，我军共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我军开始转入反攻。

（五二）遥相呼应
  诗曰：三军齐发下中原，陕北战场先着鞭。北上榆林牵制敌，遥相呼应计为先。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经过沙家店战役后，北上榆林，将榆林城包围起来。胡宗南一见陕北重镇榆林被围，惊慌失措，立即调其在关中，陕南军队，昼夜驰援榆林。我军见胡宗南军队已被调到榆林，被引向沙漠边缘，便主动撤出了榆林战斗。
我军攻击榆林，这是毛泽东为了配合刘邓、陈谢、陈粟大军挺进中原。而采取的牵制陕西之敌的战略举措。原来，在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之际，毛泽东就制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策略，在陕北人民解放军攻击榆林，使胡宗南不能抽调兵力支持中原战场，在山东，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展开胶东攻势，将山东敌军引向渤海之滨，牵制了靠近中原地区的敌人机动兵力。两翼牵制，与中原战场“遥相呼应”，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大量歼灭敌人，极大地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五三）忠言顺耳
诗曰：直言“犯上”性情真，一个敢谈一愿闻。不是高人有海量，谁能拥有此胸襟。
天赐湾向西距离靖边50里，靖边是北部长城的一处重镇，临近内蒙，有敌人的重兵集结。
在天赐湾，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议认为：中央已撤出延安，晋陕交界的黄河两岸，一时间成了胡宗南和阎锡山的天地，胡宗南派兵从南往北打，阎锡山从西往东挤；陕北虽然有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但他还得分出很大精力，尽全力调动仅有的部队对付从西北方向扑过来的诸路敌军，陕甘宁边区依然处在危急中。有鉴于此，毛泽东说：“调陈赓率四纵回师陕北，摆在黄河两岸，东扼阎锡山，西挡胡宗南叫他就做个当阳桥上的猛张飞吧！”
“我看可以。”周恩来道，“这样既可以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又可以增援彭老总的部队。”
6月14日，毛泽东在小河村给刘少奇、朱德写去了一封长信：我们自4月中旬转移至大理河上游，安静地过了差不多两个月。本月9日至11日，刘戡4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现刘军已向延安保安之间回窜，其目的全在骚扰。总结边区三个月战争：第一个月地方工作有些混乱。第二个月起即已步入正轨，党政军民坚定地向敌人作斗争。敌人内部互相埋怨日见增多，士气日见下降，对前途悲观。我们则信心甚高，士气甚壮。彭习（彭德怀、习仲勋）率野战军上月底到陇东，因青马（指青海军阀马步芳）82师顽强，打合水未得手，但歼灭骑2旅一个团及宁马（指宁夏军阀马鸿逵）81师一个团于曲子附近。目前正攻环县81师主力，拟先打开西面包围线，然后向关中进击。陈谢（指陈赓、谢富治）纵队本月休整，决于7月1日西调，协同边区兵团（指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开辟西北局面。东北方面进展较快，不到一个月歼敌六个师（旅）以上，收复30余城，增加500万人口，目前正攻四平。山东自歼74师后局面已稳定，现正计划新的攻势作战。刘邓（刘伯承、邓小平）。本月休整，准备月底出击，并新组四个纵队，今后该区将有八个纵队作战。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两天后，小河村上来了不少人，就连正在前线打仗的彭德怀也从火线战场上赶了过来。
  同一天，戴着眼镜、身穿一套灰布军服的陈赓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风尘仆仆地也来了。
见到毛泽东，陈赓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席，你身边的部队太少了，武器又不好，我们实在担心呀！旅长们都要求过黄河来保卫你呢！”
   “一路辛苦了！”毛泽东高兴地说，“进窑洞去坐下讲，我们几个人都盼着你来呢！”陈赓先后又和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见了面，便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去了。那天，陈赓曾问过周恩来一些话，周恩来笑着没做什么明确答复，陈赓轻轻说了句：“看来君命难收啊！”
这么多人来到小河村，是来开会的。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如何粉碎敌人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一连几天，陈赓总是默默无语地像是在想什么问题，在会议进行当中他也是一直低着头、一言不发。
   毛泽东曾多次在会上凝视陈赓，陈赓见了总是面无表情地不说一句话。
会议进行到第6天。
傍晚时，窑洞里特意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几样酒菜。在座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再就是陈赓。
“来，陈赓！”毛泽东首先举杯，直呼其名，“我和恩来请你，一为你洗尘，二为你接风，三为你庆功！”
周恩来也将酒杯举向陈赓：“来，干杯！”
陈赓举杯在手，站起身一饮而尽：“谢谢主席！谢谢周副主席！”
毛泽东用筷子给陈赓夹菜：“恩来你们是同学，今天要多喝几杯。”
饮罢头杯酒，三个人又坐下来连饮了好几杯。陈赓有些激动了，放下酒杯突然冒出了一句话：“主席，恕我直言——你调我西渡黄河，不够英明！”
一句话，说得毛泽东微微一怔，说得周恩来也吃了一惊。但毛泽东的脸上却不露声色，倒是周恩来替陈赓捏了一把汗，急忙欠身拿了陈赓面前的酒杯：“你今天喝多了，不要再喝了。”
毛泽东取过酒杯重新放回到陈赓面前：“说下去，我洗耳恭听。”
被酒涨红了脸的陈赓好像不明白周恩来劝阻的用意，又自斟自饮了一杯后，坐在毛泽东面前打开了话匣子：
“我一向敬重主席，敬重周副主席——请恕我直言！”陈赓面对毛泽东，又一次说了“恕我直言”，直陈己见，“你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粟大军挺进鲁西南，都是英明决定。这两路大军，向南可以直逼武汉，向东可以直压南京，就像两把快刀子直插蒋介石的心窝，这我从心底佩服。可是，全国战场一盘棋，对于我这个小棋子儿，你却摆错了地方……”
周恩来和陈赓曾同在黄埔军校，又曾同在南昌发起“八一”武装起义，周恩来用眼色欲阻止陈赓的讲话，但被吸着烟的毛泽东察觉了：“让他把话讲完、讲透！”周恩来会意地点了点头。
陈赓继续说：“主席，你不该让我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你应该把我拿出去，南渡黄河、东砍西杀，再给敌人的胸口插上一把刀！至于保卫陕甘宁，可以就近考虑；把我调过来，不谦虚地说，实在是大材小用了……”
“你这个大材、我怎么小用了？”此时的毛泽东已经面带愠色。
陈赓坦陈直言：“全国一盘棋，形势越来越好，越来越对我们有利；可是，我认为让四纵回师陕北，不是主动进攻，是消极防御，这是一招险棋……”
“大胆！”毛泽东猛地一拍桌子，“霍”地一下站起来、勃然大怒：“好你个陈赓！这次调你过黄河，可不是为了保护我毛泽东！你们都想在中原辽阔的战场上跃马纵横、杀个痛快，却不想想陕甘宁的兵力是何等空虚?你让我就近调兵，我调哪一个？你最近，我都调不动！我晓得你曾救过蒋介石的命，难道这次想把我毛泽东、把党中央拱手送给蒋介石吗？岂有此理！”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止不住又拍了几下桌子，把桌子上的酒菜都震动了。陈赓大吃一惊，浑身的酒劲儿被吓掉了一大半，连忙站起身来说：“主席，我这只是一己之见……”话说得有些发颤，只见他脸色发白，嘴也不大听使唤了，“我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
周恩来却神情自若，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不说一句话。
再看看此时此刻的毛泽东，见到陈赓窘迫成这个样子，反倒哈哈大笑起来：“陈赓呀陈赓，说了一句笑话，吓了你个半死！”
毛泽东用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吸了半截子的纸烟，戳着陈赓的鼻子尖说：“你怕么子嘛！跟你说句心里话，你同中央想到一起了!”
周恩来这时才拉陈赓重新坐下：“主席就是要你把话全讲出来，告诉你吧,中央已经改变计划了。”
陈赓长长出了一口气，坐下后好半天才回过神来，脸上也渐渐有了血色。毛泽东丢掉手上的烟头，语气深沉地对陈赓说：“告诉你，刘邓挺进大别山，会打得蒋介石鸡飞狗跳；胡宗南又被彭德怀牵制在陕北，腿拔不脱。现在，豫西一带是个空子，你若南渡黄河，乘虚而入，在西至潼关到郑州的800里战场上，打他个昏天黑地；向东，可以支持刘邓和陈粟的两路大军；向西，可以配合陕北作战、从背后抽胡宗南一鞭子，他的800里秦川便在风雨飘摇之中!陈赓呀陈赓，你没有错!”
毛泽东如此大度的一席话，说得陈赓反倒不安起来。他先看看毛泽东、又看看周恩来，然后才拘谨地说：“只是……这样一来，主席身边也……”
“你莫管！”毛泽东端起酒杯说，“有惊就有险，有高度就有难度；让我和恩来背水一战，置于死地而后生！你们放开了去打，你们打得越好，中央就越安全！
周恩来也端起酒杯，站起身将杯中酒伸向陈赓：“我陪主席给你敬酒，为你壮行！”
面对中央两位最高首长、全国人民的革命领袖、解放军的最高统帅，陈赓猛地端起酒杯，站起身，语气坚定地说：“主席、周副主席——请放心！我陈赓一定不辜负中央的重托，我代表四纵全体将士敬你们一杯！”
三人用力碰杯后，一饮而尽。
第二天，周恩来，陪着毛泽东去给陈赓送行。
临分手，毛泽东又风趣地问陈赓：“有个典故叫做‘破釜沉舟’，你可知它的含义呀？”
陈赓心领神会地答道：“知道。过河卒勇往直前，下决心不要后方！”
“它出自哪里呀？”毛泽东又问。
“项羽击秦！”陈赓答。
“对么！”毛泽东很满意，又补充说，“昨天言语冲突的地方，多有得罪，还望你莫怪！”
陈赓不好意思地说：“是我不冷静，不明白主席的意图。”
周恩来笑道：“我们的‘猛张飞’就要变成‘赵子龙’了！”
毛泽东说：“赵子龙更好么，一身是胆！”
周恩来走近陈赓，向他再一次强调了陕北的困难，嘱咐说：“南渡黄河以后要狠打猛打，认真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放马逐鹿中原！”
毛泽东也再次叮咛说：“如果你们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的行动调动胡宗南，则陕北将难以支持……”
“请主席放心！”接大任于身的陈赓斩钉截铁地说，“四纵保证如期渡河，配合刘邓、陈粟大军形成‘品’字形，展开中原战场！”
195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湖北孝感站外，毛泽东要对中央向湖北提出年产600亿斤粮食摸个底，邀请当地的干部和农民代表上车座谈。农民代表晏桃香是个农村小姑娘，正闹感冒打喷嚏，人家怕他传染给毛泽东，不让她进来。毛泽东知道后即说：“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没有传染给我。进来，小姑娘，请坐。”
晏桃香刚坐下，不料打了一个大喷嚏，喷得毛泽东满脸唾沫星子，在座的人都紧张起来，小姑娘也脸有惧色。毛泽东赶忙笑说：“不要紧，我是60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打得死我吗？你比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略者历害呀？比蒋委员长历害吗？”毛泽东这样一说，气氛缓和了。
毛泽东又问小姑娘：“你为什么感冒？”
晏桃香说：“报告主席……”
毛泽东立即打断说：“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说：“昨晚我通宵开夜车锄棉梗，天亮才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未来之前我先吃了药了。”
毛泽东又问：“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晏桃香答：“300瓦电灯，20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毛泽东问。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宴桃香回答说。
毛泽东又问：“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么？”
晏桃香回答得很大胆：“差十万八千里。”
毛泽东又问：“那么你想如何办呢？”
晏桃香很恳切切地说：“希望上面实事求是。”晏桃香说这话很不简单，在座的有人鼓了掌。有人也汇报说，事实上老百姓有的已经开始饿饭了。毛泽东听着听着便流下泪来，但他没有擦脸，并且说：“不要同不让她进来的人讲打喷嚏的事。对‘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呵！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
毛泽东对陈赓的直言和晏桃香打喷嚏到自己脸上毫不计较，又虚心听取了她的批评意见，这反映了毛泽东平易近人与谦虚纳言高尚质量。

（五四）兵识将意
诗曰：天下穷人是一家，“三查”运动得升华。为谁解放为何战，新式整军效果佳。
《彭德怀自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四川籍的解放战士，夜里在野地给自己死去的母亲立了一个牌位，哭诉着家庭的血泪史，并说他参加解放军后，要为被地主恶霸害死的母亲报仇雪恨。其连队的一位指导员悄悄地跟在他身后，看他干什么？当听到他诉说血泪史时，无限悲痛涌上心头，因为指导员自己也有同样的身世，结果两人抱头痛哭。西北野战军抓住这件事，在1947年冬开展了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诉苦的内容，是诉旧社会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毛泽东对军队以诉苦和“三查”方法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极为重视，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使广大战士懂得为谁而战，人民解放战争的目的、意义何在，从而提高其阶级觉悟，激发其革命斗志。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说：“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

（五五）围城打援
诗曰：围城设伏援军休，瓦子街战一仗收。敌人卸甲丢盔败，高原又响信天游。
1948年，西北野战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进行了西北战场的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宜（川）瓦（子街）战役。
此役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法，先以一部分兵力围攻宜川城，诱调黄陵、洛川等处敌军来援，先打援敌，再打城堡。
1948年2月24日，西北野战军包围了宜川城，至27日已突破敌外围防御，将敌压迫于城内。胡宗南得知宜川被围后，除令宜川坚守待援外，即令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第九十师，于2月26日由洛川、黄陵地区出发，沿洛（川）宜（川）公路经瓦子街轻装驰援。敌人按照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第九十师、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第一百五十八团的序列前进，于29日进至瓦子街以西地区。西北野战军除以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各一个旅的兵力，继续转攻宜川，诱使援敌就范外，还集中主力9个旅在瓦子街以东设伏以待，其它各纵队也隐蔽接敌。至19日黄昏，我军已对敌完成了四面包围。3月1日上午，西北野战军向被围的瓦子街之敌发起总攻。第一纵队沿公路及其两侧由西向东，第二纵队由南向北，第六纵队（欠新编第四旅第十六团和教导旅第一团）由东南向西北，第三纵队之独立第五旅由东北向西南，第四纵队（欠骑兵第六师）由北向南，四面围攻敌人。在西北野战军猛烈攻击下，至16时敌公路两侧阵地均已失守，敌全部被压于沟内，乱作一团，各自逃生。至17时，该敌全部被歼，无一漏网。2日，西北野战军围攻宜川的守城之敌，继2月29日的突击外，又向宜川守敌发起攻击，再次由小北门突入城内，在巷战中，一面猛攻，一面利用俘虏喊话，进行政治攻势，使突击发展迅速。至3日8时，宜川守敌全部被歼，宜（川）瓦（子街）战役遂告结束。

（五六）关门捉贼
诗曰：打下锦州关上门，瓮中捉鳖敌惊心。石头城上空无物，北望辽沈欲断魂。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中共中央将同国民党军队战略决战的矛头，首先指向东北，发动了辽沈战役。
当时，东北敌军四十八万余人分别困守于长春、沈阳、北宁线上的锦州等几个大城市里，正处于采取顽抗还是逃跑的犹豫不决的状态中。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主张先打长春，如果这样，就会把沈阳、北宁线上的蒋军放跑，增加解放全国的难度。
毛泽东决定采取“关门打狗”的谋略。他命令东北野战军直取北宁线上的锦州，这是东北的大门与咽喉，攻占了这个咽喉，就切断了东北与关内的联系，关上了东北的大门。敌军见我军攻打锦州，急忙调兵驰援，我军凭坚阻援，既调动了敌人，又迅速攻克了锦州。这样，缩在长春、沈阳的几十万敌人就没有退路，形成了关门打狗、瓮中捉鳖之势。攻克锦州三天后，即10月18日，长春守敌十余万人一部分起义，一部分投降，沈阳之敌土崩瓦解，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共歼敌四十七万。

（五七）防患未然
诗曰：首次攻坚打济南，谋深虑远克危艰。围城设伏两相顾。防患未然先打援。
毛泽东指挥作战，为了应付战争中千变万化的局势，总是计划周密，谋深虑远，多手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防患于未然，争取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指挥的济南战役中，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战略思想。
1948年9月，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战争形势朝着更加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此时，蒋介石不得不将“全面防御”改为“重点防御”。当时，济南是敌人在山东的最后一个战略要点，是蒋介石藉以支持华北、华东残局的战略要地之一，由国民党第二绥区王耀武所属11万余人据守，同时敌人还在徐州集结了3个兵团23个旅的重兵集团，准备随时北援济南。
1948年7—8月济南战役的决策过程中。济南战役是华东野战军第一次攻克具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攻坚战。整个攻济打援战役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统一指挥，攻城部队统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这次战役仅仅一个星期就打下了10多万人据守的济南，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重点防御计划，使我华北、华东解放区连成一片，为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揭开了序幕。
7 月14 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指示华东野战军准备攻取济南，相机歼灭部分援敌，并指出：“如能在8、9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可于10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要求华野首长据此考虑下步作战方案。粟裕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华东地区敌情，在华野济南战役准备会上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于8 月10日上报。
根据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在复电指示华东野战军于8、9月攻克济南，然后全力南下作战。8月26日，毛泽东与中央军委电告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战役必须先估计有三种开能：（一）在援敌距离济南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同时要求“在第三种情况出现时，你们不但在兵力上，而且在弹药上和粮秣上均有办法战胜敌人。”8月28日，毛泽东、中央军委又电示华东野战军：“此役关系极大”，“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即以“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应以（一）、（二）两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其目的是要求华东野战军防患未然，从最坏可能出发，努力争取最好的现实。读完电文，粟裕敏锐地发现，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华野第三方案的弱点：攻济的兵力不足，则难以攻下；打援的兵力太强，敌人不可能出援；毛泽东提出集中六至七个纵队打援，这样原来拟用于打援的四至五个纵队便可用于攻城，而攻城力量的加强即可缩短战役时间，最终体现“攻克济南”的唯一目的；这个电文集中反映了毛泽东的指挥思想，在两军对垒上强调一切正规兵力均应位于正面，不主张“叶飞三个纵队尾邱、黄之后，作夹击邱、黄之部署”，提出了“夹运而阵”的打援战场选择和设置构想。粟裕手持电文久久思考，不由大为叹服，喃喃自语：“主席才是真正的战略大家呀！”并根据毛泽东指示，决定以7个纵队攻城，以9个纵队打援，如援敌不来，则增强攻城力量。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17日至20日解决敌城外防御阵地和外围据点，23日，向济南发起了总攻，援敌未敢轻动，24日，将敌全部消灭，王耀武被俘。此战役严重打击了蒋介石“重点防御”的计划，为我军的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样的运筹帷幄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有很多很多次，充分体现了老人家胸中自有百万兵的高瞻远瞩和卓越指挥才能。纵然天纵英才，但他民主作风，这也充分调动了手下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电文里的口气极为民主、谦虚，如“一些初步感想”、“作为你们会商时的参考材料”、“我们觉得这样比较稳当，比较能获结果”、“似以”等等。同时，对重大问题则极为明确，如“必然会采取”并加注括号“不得不采取”、“必须夹运而阵”、“只有预先准备好了这一切，才能保证胜利”等等。
而粟裕是从士兵成长起来的罕见的军事奇才，他没有上过军校，但戎马一生，几乎没有败绩，是公认的“常胜将军”，是战功赫赫的军事家、战略家。粟裕和林彪都是毛泽东的爱将。
1961年9月，毛主席接见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称赞毛主席是高明的军事家，用兵如神，特别是淮海战役不可思议。毛主席很谦虚地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也是我们湖南人。”
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下第一功！”林彪在调看了粟裕淮海战役的指挥过程记录后，沉默了好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这是神仙指挥的战役！
抗日战争中，粟裕被日军尊称为“天神”！解放战争中，他指挥的苏中战
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上海战役，以及他参与指挥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等，打得蒋介石及其诸多高级将领胆颤心惊。蒋介石咬牙切齿地说：“粟裕是一个防不胜防的魔鬼”。
就是这样一个军事奇才，即使在最擅长的军事方面，也深为叹服：“主席才是真正的战略大家呀！”

（五八）有所不击
诗曰：全国战场棋一盘，龙腾虎跃各争先。谁停谁打谁攻守，都在运筹指顾间。
毛泽东在指导战争中时而兵贵神速，猛打猛冲，时而行云流水，军有所不击。一切都依战争发展的客观实际和全局需要而灵活应变。
在酝酿辽沈战役时，毛泽东按照将蒋军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有利构思，一方面要求我军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一方面又命令华东我军避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每次歼敌不超过一两个整编师，在有的地区乃至采取“军有所不击”之术，暂放而不打，以免引起东北敌军退缩增援，抑留敌人在东北加以歼灭。
当淮海战役激战正酣，平津战役即将发起之时，毛泽东又成功地运用了“军有所不击”之谋略，他速电太原前线的徐向前、周士第，要他们充分估计到若太原攻击过早，会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地区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为此，毛泽东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而以固守既得阵地，就地休整，待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再攻克太原。为了进一步隐定平津之敌，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毛泽东命令淮海前线总前委，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下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之余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军有所不击”不是不歼灭敌人，而是为了更有利于歼灭敌人，只是依据战略全局的需要，在一定的时间与一定的地区暂不攻击敌人。毛泽东“军有所不击”谋略的运用，为最后歼灭国民党军队奠定了基础。

（五九）兵贵神速
诗曰：百万大军尽入关，平津唐沽敌心寒。举棋不定叹残局，西柏坡里带笑看。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与中央军委部署了平津战役。华北傅作义集团与蒋介石有矛盾，蒋介石要傅作义军队撤往江南，傅作义抱定宗旨不去江南，因为他知道如听从蒋介石的指挥，撤往江南，迟早必被蒋介石吞并。傅作义还认为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东北野战军不可能立即入关，起码需要休整三个月到半年左右，才能入关作战。他想利用这个时间，借美国提供的武器，扩充50万兵力，以加强平津防务。他自信是能够守住平津的。即使无法守住，可撤往绥远“老家”也为时不迟。但是，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出敌意外，不旋踵而战平津。平津战役能否得手，关键在东北野战军能否迅速入关，敏捷地网住傅作义集团这只“惊弓之鸟”。
在东北野战军入关的问题上，毛泽东运用“兵贵神速“谋略，命令他们提前入关。毛泽东、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出指令：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两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快捷方式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为了实现这一思想，毛泽东针对林彪拖延入关时间，曾批评说，你们是早点入关，抓住敌人，把敌人歼灭在平津地区呢，还是等平津的敌人跑了，你们再去追击，追到很远的地方去歼灭他呢？毛泽东坚决地要求东北、华北两个野战军必须迅速完成对平、津、塘、张之敌的分割包围任务，使敌人既不能西窜，也不能南逃。为完成这一任务，要鼓励部队在12月25日以前，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
“兵贵神速”，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完全打破了傅作义坚守平津，扩充兵力，加强防务的如意算盘。平津战局骤然间罗入毛泽东的指掌之中，蒋、傅两系军队完全处于被分割包围、被动挨打的局面，成了一条动弹不得的死蛇。此后，毛泽东从容按节，攻占张家口，夺取新保安，力拔天津卫，不血刃而收北平城。而这后面一系列的“好戏”，都依赖于当初东北野战军入关的神速。

（六0）围而不打
诗曰：帷幄运筹西柏坡，围而不打意为何。古都未听枪声响，喜看敌军尽倒戈。
平津战役时，国民党军队华北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处在南逃（收缩兵力，增援华东战场）、西窜（逃回绥远，免遭失败危险）的打算之中。为了就地歼灭傅作义，打消其企图，毛泽东决定对其采取“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略态势，以暂时稳定其心。
毛泽东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平津前线人民军队在一定时间内的“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的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分别将敌人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孤立据点上，暂时“围而不打”，使敌人彼此不能相顾，欲守不能，欲战无力，欲退无路。待我军战略部署完成之后，“先打两头，后取中间”，集中优势兵力，先围歼新保安之敌，接着攻下了张家口、天津，北平的傅作义只好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得以和平解放。

（六一）中间突破
诗曰：打下济南敌胆寒，碾庄又陷包围圈。黄兵团上黄泉路，淮海拉开序战篇。
辽沈战役开始后，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立即部署了淮海战役。当时80多万蒋军，采取一点两线，重点密集的部署。驻守在徐州以东新安镇（现名新沂）地区的黄伯韬兵团，企图以机动作战阻挡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南下，割断苏北、山东解放区的联系，并东援海滨，西屏徐州。毛泽东将攻击的重点首先放在黄伯韬兵团身上，确定了“中间突破”的战略方针。
敌人主力密集，便于机动和迅速增援。若要先打黄伯韬兵团，必须首先拦住敌人援兵，以赢得时间，保持主动。
1948年11月6日人民解放军在徐州东、南、西、北几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对徐州形成围攻态势，迫使徐州附近之敌连夜向徐州靠近，这样牵制、阻止与歼敌一部分，割断了他们与黄伯韬之间的联系。这时，驻守东陇海一线的黄伯韬兵团，也仓惶向徐州撤逃，人民解放军集中14个纵队的兵力，沿陇海路两侧勇猛追击。在我军打击下，黄伯韬亲率的4个军刚逃过运河，就在碾庄圩地区陷入我军的分割包围之中。之后，人民解放军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于11月16日向黄伯韬兵团发起总攻。我军指战员英勇杀敌，前赴后继，激战到22日，将该敌全部消灭，黄伯韬被击毙。“中间突破”战法，全歼黄伯韬兵团为我军第二、第三阶段分批歼敌创造了有利的态势，之后再歼黄维、杜聿明兵团，取得了淮海决战的伟大胜利。

（六二）上兵伐谋
诗曰：攻心为上计为先，玉帛干戈一念间，热血不流文宝地，“北平方式”创新篇。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明的谋略。毛泽东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北平，是运用“上兵伐谋”谋略的成功范例。
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将华北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起来，这样，使傅作义扩充兵力坚守平津，加强防务的计划完全落空。我军攻克张家口、新保安，又对拒不放下武器的天津守敌陈长捷发动进攻，攻克天津，这样又使傅作义西逃无路，南窜不能，如执迷不悟继续顽抗，只能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傅作义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下，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使北平获得和平解放。
毛泽东说过，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并不是不斗争。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为了保全北平古都和全市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对傅作义做了大量工作，并进行了耐心的谈判，经过长时间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才得以和平解决。
从1948年初，北平的地下党在中共晋察冀城工部部长刘仁的直接领导下，开始做傅作义的工作。北平地下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和影响傅作义周围的人，然后逐步争取傅作义，在近一
年的时间内，北平地下党的同志就先后和曾延毅、刘厚同、李腾九、邓宝珊等人有过密切的来往。同时，还通过各种关系，派地下党员直接与傅作义接触，如派地下党员李炳泉到傅部办的《平明日报》社工作，派地下党员傅冬菊回到北平影响其父傅作义。经过我党长期的争取，傅作义在欲战不能。欲守不得，欲逃无路的情况下，认识到只有接受和谈条件，接受和平改编，才是唯一的出路。1949年1月19日，《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中说：“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意的和平，保全工商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2月3日，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至此，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
毛泽东“上兵伐谋”，不战而屈北平傅作义之兵，这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它保存了北平古都的文化遗址免受战火的破坏，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保障，问为解决残余的敌人，提供了新的思路，这就是“北平方式。”

（六三）不战屈兵
诗曰：四面楚歌更漏残，张家口外敌心寒。和平起义投明主，绥远迎来新纪元。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与敌人直接交战，而使敌人屈服，这是孙武对战争指导希望达到的最理想境界。
毛泽东历来重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绥远和平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就是运用的这种谋略。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去见毛泽东，当谈到绥远问题怎么办时，毛泽
东说：“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作义问什么是“绥远方式”时，毛泽东回答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的工作，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他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为了推动绥远的和平起义，毛泽东除了派我党工作人员去绥远争取、帮助外，还将原傅作义被俘人员全部都送到绥远。这部分被俘人员到了绥远后，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其人格，打破了蒋介石国民党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谬论，帮助其它人员提高了认识。经过充分准备与巧妙斗争，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在绥远通电起义，绥远即告和平解放。
毛泽东“不战而屈人之兵”，有意保留绥远部分国民党军队不动，使他们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下逐步转化，最终站到人民的一边来，这不仅大大减少了我军所付出的代价，而且有助于我军集中全力对付敌人的主
要部分，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谋略艺术。

（六四）戒骄戒躁
诗曰：血雨腥风不顾身，。冲锋陷阵为人民。如今胜利怎忘本，昔日长征吞草根。。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的名子作地名、街命和企业的名子，保持艰苦朴素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于3月25日移驻北平。在此之前，3月21日，为迎接毛泽东和党中央来北平，当时林彪、罗荣桓、薄一波等人在以前的六国饭店开会，决定筹备庆祝大会，当时曾提出，庆祝活动不宜扩大宣传，并向中央做了报告。可是，毛泽东到了保定，连当地要开庆祝会也不同意。为这件事，周恩来当即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祝活动。”
据肖克在《永铭在心的亲切教导》一文中回忆“《七届二中全会》6年之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有人建议要我和他用个人名字在上海命名两条街道。毛泽东回答说，做一件事总要想到对人民是不是有些好处，改一个街道名字，就要重新油漆门牌，就要用人民的钱，改了以后，人们也不熟悉，还不方便。毛泽东严肃地对他（建议用毛泽东和他的名字命名两条街的人）说：你也不要搞你的xxx路，我也不搞我的毛泽东路。”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者的行动胜过他的言语。
毛泽东以身作则，戒骄戒躁，树立了良好的风范。

（六五）除恶务尽
诗曰：千里江防万座营，石头城上喊和平。“划江而治”缓兵计，且听磨
刀霍霍声
1949年1月，毛泽东接见了雷洁琼、费孝通等民主党派人士。在会谈中，毛泽东说：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已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一手是继续组织残余的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负隅顽抗；另一手是策动中间势力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
当时民主党派与知识界中，确有一些人主张“和谈”、对“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的局面，认识不清。
针对这种“中间路线”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摆在中国人民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除恶务尽，以免养虎遗患。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势力，毫不动摇地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使国民党反动派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杀，使中国人民又回到黑暗世界。接着，毛泽东以蛇和农夫的寓言作比喻，告诉我们决不能怜悯恶人，要求民主党派必须选择自己应走的那条道路。

（六六）全线出击
诗曰：天堑北南一线开，“划江而治”祸心埋。万船竞发千军过，穷寇休想卷土来。
三大战役结束后，蒋军主力已被歼灭，但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在美国的策划下，一面与我假谈，一面部署江防，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我南进。以汤恩伯指挥的敌“京沪杭警备总部”所属75个师及其江防部队共计45万人防守长江下游；以“华中剿总”白崇禧所属25个师及江防部队共约
25万人，防守长江中段。长江守敌总计约70万人。
在敌人拒绝和谈后，我军响应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采取了“全线出击”的作战部署。第三野战军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共15个军65万人和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共9个军35万人，以及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共计100万大军，准备在汉口、南京、江阴地段渡江，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敌，夺取南京，解放汉口、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两兵团组成东集团；第七、第九兵团组成中集团；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及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组成西兵团。
4月20日夜，我中集团首先在裕溪口至安庆段渡过长江，将敌长江防线拦腰斩断。我东、西集团同时于21日夜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首府南京。5月3日解放了杭州5月17日解放了武汉，5月27日解放了上海。在我军的“全线出击”下，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被摧毁，共歼敌9个军部，32个师、8个师大部，还有投诚、起义部队，共计43万余人，取得了渡江作战的胜利。

（六七）穷寇必追
诗曰：东风浩荡扫阴霾，千里江防一旦开。穷寇必追除恶尽，岂容妖雾
又重来。
毛泽东部署了渡江战役，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24个军，加上第四野战军一部，约一百万人，于1949年4月22日夜横渡长江，并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重申“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敌人。并宣布“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毛泽东闻讯大喜，志满意得地写下
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不朽诗篇。告诫全党全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在历史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停顿下来吃亏的事例不少。楚汉战争，楚霸王项羽同刘邦争夺关中，时楚均占压倒优势，由于项羽骄傲轻敌、追求
宽容的美名，使得刘邦东山再起，最终将项羽打败。毛泽东“宜将剩勇追
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就是由此而来的。
毛泽东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时，反复告诫全党绝不可轻敌，穷寇必追，勇于痛打落水狗。他在平津战役尚在进行时就指出：“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打倒了。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中国尚有许多敌军待我们去歼灭，尚有许多地区待我们去占领和去工作。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毛泽东识破了国民党的“和谈”阴谋，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国内和平的八项条件，在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后，我军一举突破长江防线，以风卷残云之势追歼逃敌，解放了除台湾岛之外的整个中国。

（六八）先围后打
诗曰：先围后打料如神，直捣西南大纵深。穿插迂回兜网底，秋风扫叶写征尘。
“宜将剩勇追穷寇”，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天险之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残敌。为了歼灭川康滇黔诸敌，实现全国彻底解放，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及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各部共16个军的兵力，遵照毛泽东“对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方针，我军兵分三路向西南各敌进军。
1949年11月1日开始，对西南主要敌人胡宗南实施大迂回。我第三、五
兵团从南线迂回贵州，11月15日，解放贵阳，19日，在第四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歼灭了敌人第十四兵团。11月下旬，又向川南迂回，切断了四川胡宗南集团之退路。28日，又歼灭了敌宋希濂之第二十、十五兵团大部，11月30日，解放了重庆。
川东、川南解放后，胡宗南集团企图向云南撤退，其主力已退到成都地区。12月上旬，我第三、第五兵团从西、南、东三面切断了胡宗南集团的退路，并形成了袋形包围。北面我军第十八兵团由四川北部南进，迅速进至绵阳东西地区。至此，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之敌数十万人，全部被我军包围在成都地区。12月21日——27日，敌第十六、第十五、第七、第十八兵团先后起义，敌第五兵团被歼，27日解放了成都。退入四川地区各敌，被歼和起义的共40多万人。
12月9日，云南卢汉，川康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分别宣布起义。整个西南地区除西藏外，全部解放。战役于12于27日结束。此役，我军歼灭和接受敌人起义部队5个绥署、8个兵团部、34个军部、102个师部及非正规部队16个军等，共90余万人。

（六九）里应外合
诗曰：秋风扫叶至琼崖，竞渡千帆破浪花。五指山头火种在，里应外合下天涯。
1949年12月，两广战役结束，中南地区全部解放。毛泽东发出：“准备解放琼崖”的命令，他特别强调要在春夏之交解决海南岛问题。
海南岛是南中国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国民党海南岛防御总司令薛岳有十万大军，50多艘军舰，30多架飞机，陆海空立体防御。而我军是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渡海作战。一无渡海作战经验；二无机械化渡海工
具；三无海空军支援。毛泽东指示：“动用大量木船，立足现有装备，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必须集中一次，运载一个军的全部兵力与三天以上的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巩固的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要依靠后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部队首先开展了海上大练兵，并从围洲岛敌人手里夺取400多条大船。
3月5日夜晚，800多名指战员分乘14只战船，顺风扬帆，直扑海南岛，于第二天下午2时，潜渡营在海南岛西侧的白马井登陆，偷渡成功。
3月26日又以一个团的兵力实施偷渡。开始时还好，不料后来风向变化，大部分船只漂流到敌人正面防御地段，于是由偷渡变为强行登陆。以猛烈的火力回击敌人军舰、飞机和陆地的三面阻击，先后击退敌人十个营兵力的层层堵截，毙、伤和俘虏敌人800多人并进入五指山与琼崖纵队会合，给大部队登陆施行里应外合创造了条件。
4月16日，我军千帆竞发，直捣“天涯”。船行30余里，被敌军的飞机、军舰发现，并以密集的火力阻击，我军船队一面还击，一面急速前进。凌晨2时海南岛已在视线之中。当进到离岸五、六十米时，战士们勇猛地向岸上扑去，先头偷渡过去的部队和琼崖纵队也里应外合，牵制和打击敌人，我军仅用4个小时，就全部登陆完毕，并向纵深挺进。东线我军包围了临高城后，主力又向澄迈、美亭进发。薛岳迅速集中四个师的兵力对我军实施反包围，使东线我军腹背受敌。西线我军当即兵分两路，以箝形攻势又对敌军实施“反反包围”。双方包围、反包围，内线外线，犬牙交错。非常激烈。激战持续到23日拂晓，薛岳主力被歼。他所苦心经营的几个月的立体防线，怎么也立不起来了，薛岳一看大势已去，只好下令撤退，自己则乘飞机溜之大吉。

（七0）不计前嫌
诗曰：共产党人度量宽，虚怀若谷弃前嫌。水流千转归东海，天上众星拱月圆。
1949年8月4日，原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与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在长沙通电起义，毛泽东、中共中央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誉他们的义举：“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同年8月30日，毛泽东亲自草拟电文给程潜和陈明仁，邀请他们到北京来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陈明仁原是蒋介石的嫡系干将，四平战役时，曾抬着棺材与解放军拼死作战，受到蒋介石嘉奖。这次来北京后，毛泽东在百忙中亲自邀请他与程潜同游天坛公园。刘伯承、陈毅、粟裕、李明灏、李明扬和张元济也陪同出游。游到祈年殿前，毛泽东特地从人群中召唤陈明仁出来：“子良将军，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照完相后毛泽东说：“子良将军呀，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还说杜聿明、王耀武被我们五马分尸干掉了，我想请你这次开会之后，去山东济南看看他们，把情况向外介绍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友故旧，促进他们的觉醒，及早归来。”
陈明仁爽快地回答说：“是，我一定照办。”
毛泽东还说：“你还可以把这张照片分送给你的黄埔同学，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毛泽东还告诉他：“后天21号我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唯独还缺少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都全了。”
陈明仁听了非常感动，主动向毛泽东检讨说：“起义前自己认识不足，蒋介石和李宗仁派黄杰、邓文仪到长沙时，有人劝我把他们扣起来，我不仅未扣，还把已扣起来的忠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毛健钧也放走了，错过了机
会。”
“没错没错，不要扣，革命不分先后，不要勉强人家嘛，今后，凡是愿意过来的，我们派飞机接，凡是愿意走的，我们派飞机送，你那种搞法是可以理解的，不要怕人家讲闲话。”
后来，毛泽东任命陈明仁担任由国民党第一兵团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的司令员，并对他说：“从今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也有饭吃，一视同仁，绝不会有半点亏待你。”
1955年，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

（七一） 体恤民情
诗曰：一函朝寄九重天，夕有来人问暖寒。大旱渴望天降雨，春雷声里送甘泉。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画家李苦蝉激动得流下幸福的热泪。然而，不知怎的，他却被剥夺了在中央美术学院讲课的权利。先是将他的专职教授改为兼职教授，后来又被调离教师队伍，分配到工会看门卖戏票这一类与绘画艺术毫不相干的杂务。每月只能领取12
元的生活费，寒暑假分文不给。这是李苦蝉万万想不到的，越想越闷，越想越不是滋味，“吃人的旧社会被推翻了，可人间还有不平事……”他一把抄起床底下的酒瓶子，脖子一仰咕噜咕噜大半瓶子酒下肚了，顿觉头晕目眩。突然，他像发疯似的冲到画案前，铺好纸，提笔蘸墨，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
润之先生：
  余乃昔日勤工俭学会之李英杰也，常与君同工同读，今有不平之事，激愤陈词于下……
写到此处，他一把抓起宣纸，扯个粉碎。他埋怨自己，有什么事，说什么事套同学关系干什么？俺评的是理。他又抄起酒瓶喝了一大口，定了定神，猛地提起毛笔一阵狂风般地写起了怀素大草。转眼五张宣纸落满墨痕。署名时没有写李英杰，而依旧写李苦蝉。他用浆糊把五张纸接到一起，又用牛皮纸糊了个大信封装进去，他在信封上写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生收“几个大字，最后从旧信封上揭下一张废邮票贴上寄出去了。
信发出去后，酒劲也醒了，他心里直扑腾。一气之下，他也不知都写了些什么，只隐隐约约记得写得很生硬：“余乃堂堂教授却被无理剥夺授课之权利。”“共产党应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
1950年8月26日，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院长收到了毛泽东的来信：
悲鸿先生：
  有李苦蝉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
顺颂教祺
毛泽东
几天后，毛泽东又派秘书田家英，在美院教授王朝闻的陪同下，来到李苦蝉的家。田家英一进门就亲切地说：“李教授，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他很关心你的问题。主席说刚刚建国，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
李苦蝉不安地说：“毛主席工作很忙，还为俺操这么大心，真过意不去。”
田家英走后不久，李苦蝉的教授职务恢复了，工资也由原来的12元一下长到62元。建国后将近一年，在毛泽东亲自关怀下，李苦蝉才真正开始新的艺术生涯。


（七二）严惩不贷
诗曰：，黑夜沉沉年复年，东方欲亮晓星残，铁拳粉碎变天梦，万里江山尽熄烟。
1949年全国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各种反革命分子并不甘心失败，继续与人民为敌，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1950年秋，在北京破获了帝国主义间谍秘密测绘地图，准备武器，预谋在国庆节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案件。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严重地威胁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带来了巨大威胁。
毛泽东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采取了严惩不贷、坚决镇压的措施。他说：“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在毛泽东的部署下，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中共中央指出，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和彻底消灭蒋介石残余匪帮，为了巩固与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必须严历镇压一切反革命，坚决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它反革命分子。从1951年2月，一场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提出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并要求要谨慎稳重，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既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在“镇反”高潮时，毛泽东就指示：“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级公安机关对于镇压反革命工作，事先都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取得可靠的证据与材料，对于捕人、判刑、与
死刑都做到了以反革命的罪证为根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为量刑标准，严禁逼供信和肉刑，使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良好效果，共杀、关、管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在大陆基本上消灭了土匪、特务分子、恶霸分子、以及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严惩不贷地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这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巩固政权、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力的一项有力措施。

（七三）刚柔相济
诗曰：西域悲歌动地哀，千年枷锁顿时开。雪山点首雪莲笑，百万农奴站起来。
1950年初，毛泽东指示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相配合，立即准备进军西藏。同时，鉴于西藏复杂的民族关系与宗教关系，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地理位置，毛泽东要求和平解放西藏。
西藏地方当局，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搞背叛祖国的所谓“西藏独立”活动。将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和民间武装共约8000余人，分布在昌都周围（川藏交界地区的金沙江以西），忘图划金沙江为界，扼守入藏的咽喉要道，以武力阻止我进军西藏。
1950年10月7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及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合发布了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号召进军部队全体指战员“忠实地正确地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坚决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同日，我军进军西藏开始。北集团由第二野战军之第十八军的两个师4个团组成，在西北军区骑兵支队之后，以一部兵力迂回乌齐、恩达，于19日切断了敌人由昌都向拉萨的退路，主力迫近昌都。南集团由第十四军的一个师又两个团组成，一部直插昌都以南之八宿、邦达，截断敌人南逃之路。昌都藏
军首领见大势已去，逃跑无路，在我军强大政治攻势的争取下，全部投降我军，至24日，昌都战役结束。
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与勇猛军事打击之下，西藏地方当局被迫接受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为首的全权代表与西藏政府以啊沛·啊旺晋美为首的全权代表在北京经过谈判，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同年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拉萨，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七四）救邻自救
诗曰：烽火漫江隔岸观，岂能不救怕牵连。保家卫国兴亡事，抗美援朝震宇寰。
1950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迈着她那艰难的步履踏入第二个年头。正当我国人民致力于医治战争创伤，使疮痍满目的中国经济迅速走上恢复和发展的康庄大道的时候，美国杜鲁门政府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同时命令其驻日本的第七舰队立即开赴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并将台湾作为侵略朝鲜的跳板。美国侵略者在越过“三八线”后，继续大举向北推进。美国空军还侵入我国东北领空，滥施轰炸扫射，并在海上炮击我国商船。这样，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不仅使朝鲜革命面临根本失败的危险，而且严重地危害了我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唇齿相依。当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我国安全遭到严重威胁的时刻，毛泽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从挽救朝鲜危局，保卫我国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这一根本立场出发，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首金日成的请求，毅
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指出：“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藉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助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于10月19日开始，渡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从此，揭开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序幕。
毛泽东对朝鲜的危局没有坐视不救，而是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这是“救邻自救”富有远见的高明谋略。正如当时中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中所指出：“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持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持朝鲜人民。”抗美援朝的胜利，粉碎了美帝国主义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狂妄计划，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我国的安全。


（七五）序战必胜
诗曰：硝烟迷漫炮声隆，云山与敌初交锋。牛刀小试军威振，异国战场唱大风。
“序战必胜”是毛泽东的重要谋略思想，尤其是面对强大的优势装备以美国为首的十六个国家的联合军，又是在异国战场，打好出国第一仗显得更加重要。
毛泽东对彭德怀面授机宜“我军入朝后，在元陕、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
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并以该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线。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如敌来攻，则在阵
地前面分割歼灭之。”体现了初战慎重的思想。
    当时“联合国军”与朝鲜人民军的力量对比极端悬殊。“联合国军”及韩国军兵力已达42万余人，拥有飞机1100余架，军舰300余艘，其中直接用于“三八线”以北的兵力就有4个军、10个师另1个旅、1个空降团。而人民军原有的10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1个摩步团及炮兵等15万人，大部在南进中受到重创和拦截，“三八线”以北已失去坚强有力的抵抗。因此，麦克阿瑟趾高气扬地于10月17～20日连续下令：兵分多路，疾速向中朝边境推进，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至10月24日，“联合国军”主力距中朝边境已不足100公里，有些部队已抵达中朝边境。麦克阿瑟放弃了原定中朝边境以南40公里划定的“麦克阿瑟线”，继续令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指挥所属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中朝边境推进，控制要点，堵截和消灭北撤的人民军，妄图一举摧毁朝鲜人民政权，实现其侵占整个朝鲜的罪恶计划。
就在志愿军10月19日渡过鸭绿江之后，敌军已越过志愿军的防线。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于10月21日电示志愿军，放弃原定计划，改取运云动中歼敌的方针：“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并着重指出：“敌进甚急，捕捉战机至关重要，迟则恐来不及。”“此时是歼灭南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战局的极好时机。”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序战胜利的重要性。毛泽东没有到过朝鲜，但他对半岛地形了如指掌。他在10月23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具体指出：“开进路线要避开定州、博川、军隅里一线及其以北约三十公里地区，以免过早被敌发现，使敌停止前进或竟缩回去。”并指出：
“此次作战，以在博川、军隅里及其以北地区围歼该敌最为有利。”
毛泽东一向主张，第一仗一定要打赢。他遥控指挥，第一次战役，旗开得胜。歼灭韩军第六师大部，美军第一骑兵师，将敌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青川江以南，接着，志愿军举行第二次战役，歼灭韩军第七、第八师大部，并给美第二师、美陆战第一师、美步兵第七师以沉重打击，迫使敌军退守“三八线”。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突破“联合国军”的防线，并攻占韩国首都汉城。第四、第五次战役，中朝军队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得以从危亡线上挽救过来，转危为安。此后，志愿军与人民军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季、秋季攻势、“绞杀战”、“细菌战”、“金城攻势”等等一系列罪恶活动，美方被迫与朝中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
    战争的结局证明，美国政府完全打错了算盘。尽管它动用了其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近1/2投入朝鲜战场，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采取陆海空军协同的联合作战、特种混合支援作战、绞杀战、细菌战等，花样繁多，战况惨烈，结果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消灭39.7万余人、它耗费830亿美元和7300万吨物资，而且由鸭绿江边被赶回“三八线”以南，遭到了空前未有的惨重失败。
    美国前总统胡佛曾沮丧地说：“联合国军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美国任命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以后说：“我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谈到侵朝战争时说：“神话已经破灭，美国原来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强国。”美国军方不得不承认：朝鲜战争是美国所进行的一次代价最大、流血最多，而又旷日持久，难以取胜的战争。
（七六）双管齐下
诗曰：血火融融敌胆寒，美军被迫举和幡。板门店里谈刚起，三八线前战又酣。用打促和施妙计，以谈停战熄烽烟。忽听前线传佳讯，丰泽园中带笑看。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五战五捷，共歼敌23万余人，其中包括美军8·8万余人，把美李（承晚）军从中朝边境重新赶回“三八线”附近，狠狠打击了美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熖。这样使战争出现了相持和持久的局面，美国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已完全不可能，在世界舆论要求早日采取谈判政治解决朝鲜的压力下，1951年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该委员会通过的在“三八线”附近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建议，当即得到批准。在联合国和其它中立国家斡旋下，1951年7月10日，交战双方在开城（后移至板门店）开始举行停战谈判。
毛泽东充分地估计到敌人是不会老实认输的，必须双管齐下，作两手准备，因而适时地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要求，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密切配合，打谈结合，以谈促和，以打促谈，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朝鲜问题。在军事上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要求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防御阵地，抵御敌人的进攻，以运动防御和反击作战的方法，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促进和平谈判的成功。
果然，美国侵略者在被迫同我谈判开始后，不断玩弄伎俩进行政治讹诈，妄图骗取它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开始不久，美国就以海空军优势要在陆地分界线上得到补偿的强盗逻辑，公然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划在我军所控制的“三八线”以北的地区内，妄图不战而鲸吞北朝鲜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中朝方面的拒绝后，美单方面终止谈判，叫嚷“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从1951年8月18日开始，先后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我军遵照毛泽东“以打促谈”、双管齐下的方针，
严阵以待，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歼敌16·8万余人，迫使美国重新坐到谈判桌前，接受我方提出的“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
在谈判期间，美国始终未放弃使用“军事压力”来逼我就范的企图，依仗其空军优势，发动旨在于摧毁我军交通运输和军事设施的所谓“绞杀战”(亦称“空中封锁战役”)，企图阻止我军军需物资和兵员的运输与补给，达到其在谈判中迫我就范的目的。从1951年8月起，美军派出大量飞机，对我后方设施和铁路、公路、桥梁、车辆进行狂轰滥炸，并公然违背国际公法，从1952年1月起，对我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中朝军民经过英勇的战斗，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绞杀战”和细菌战，迫使美军于1952年8月就朝鲜停战草案（除战俘问题外）达成了协议。
在战俘问题上，美国提出意在扣留我方战俘的所谓“自愿遣返”的荒谬主张，遭到我方拒绝后，再次中断谈判，并于10月14日对我军发动“金化攻势”。我军进行了全线战术反击和上甘岭防御战役，挫敌攻势，灭敌气熖，迫使美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为了配合谈判，我军一方面加强东西海岸的防御工事，另一方面主动出击，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反击战役，大量歼敌。美国侵略者看大局已无法挽回，不得不罢战言和。经过谈判，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字。至此，朝鲜战争结束。
毛泽东在谈判中制定的打谈结合，以谈促和，以打促谈，作好两手准备，双管齐下的谋略，使得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和谈中玩弄花招，企图用武力迫使我军就范，以便在谈判桌上提出无理要求的阴谋归于破产。而我方用军事上的胜利配合谈判桌上的斗争，针锋相对，终于熄灭了朝鲜战火，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七七）有错必纠
诗曰：反右当年申诉多，下情不达又为何？只因覆雨翻云手，历史竟然背黑锅。
1950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了原绥远起义领导人员董其武。在会谈中，毛泽东对他说：“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了，只看将来。“后来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一部分原起义人员受到委曲。1956年5月13日，董其武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并说：“过去说对起义人员是既往不咎，现在几乎都咎了。有抓的、有押的、有管训的、有劳动改造的。我接到许多起义人员的信都转到国务院了，问题得不到解决。”毛泽东听了汇报，说道：“我们的经是一部好经，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并说：“改！一定要改好。”
1962年12月间，在中南海的一个周末舞会上，当时在中南海工作的崔英同志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反右斗争中有许多右派申诉情况，崔英说：“这么多右派申诉，主席知道不知道？下面有扩大的错误，主席知道不知道？”毛泽东说详情不知道。崔英又告诉毛泽东说：“对右派的申诉的信件，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作处理，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刚说到这里，毛泽东有点气愤地提高了声音问道：“谁说的？真正错划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并当即要崔英转告秘书室的领导，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报送给他。第二天一早上班，崔英即向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同志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他极为重视，立即向办公厅负责信访的领导作了汇报。后来，领导让崔英执笔起草全国各地右派申诉情况的综合报告。然而，当综合报告初稿刚送给秘书室领导审阅，还没有上报到毛泽东那里时，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也就是下一个周末晚会的前一天，崔英突然接到了调动工作的通知，并立即办理调动手续，交出了工作证，调出了中南海，调离了毛泽东的身边。……
反右斗争，依据当时“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要共产党下台”的形势分析，毛泽东主席估计大约抓五千个右派，可当时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却抓了五十万人，确实魄力够大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的聪明之处不是说不犯错误，而是在于善于改正错误，有错必纠。毛泽东“有错必纠”的宽广胸怀，团结了同志，避免在前进道路上的失误。

（七八）引以为戒
诗曰：世间万物历沧桑，探索人生知短长。成败虽然难免事，前车之鉴岂能忘。
50年代，毛泽东的医生不允许他吃鸡蛋和喝鸡汤，因为苏联医生说过，这些东西对老年人不利。后来，苏联医生又说能吃了。也许这件事提醒了毛泽东，他发誓不再盲目相信俄国人的方法。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也学习苏联的经验。毛泽东强调：“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同是，毛泽东提出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缺点错误，要引以为戒。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后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他们走了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既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还列举了苏联存在的问题，以及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地方。如：“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都没有。”“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
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伤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他吃，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引以为戒，避免走弯路，反映了毛泽东已从盲目地学习苏联建设模式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始了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七九）因事施教
诗曰：大地冰封久不开，万家墨面九州哀。严冬雪下生机起，天外春雷滚滚来。
在红军长征途中，路过剑河县一个村子时，遇到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妈妈和他的小孙子，在严冬季节还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战士们簇拥在那里久久未散。
这时，毛泽东来了，他问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同志回答说：“刚才问过，这位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他儿子在前几天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当兵。她没法活下去，就和儿媳分两路四处讨吃。因为天气太冷，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上点东西，又冻又饿，就跌倒在这里。”
毛泽东听到这里，立即从自己身上脱下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起送给那位老妈妈。他又蹲下去，亲切地对那位老妈妈说：“老人家！我们是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队伍。”他怕老妈妈听不懂又用贵州方言说了一遍。那位老妈妈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军队，她口里连声念叨着“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高兴地走了。
毛泽东抓住这件事，对聚集在路边的红军战士进行教育，他说：“我们从
这位老妈妈身上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绝不是这位老妈妈一家的遭遇，而是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缩影，我们的祖国就是这样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地步！祖国和人民这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正是要从水深火热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拯救出来。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
毛泽东结合当时的任务继续说道：“同志们！这个光荣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眼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惊涛骸浪的天险乌江，还有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我们要勇往直前，在大风打浪之中踏出一条路来！”
毛泽东抓住战士们所看到听到的老妈妈一家的悲惨遭遇，触景生情，因事施教，使战士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比那种空洞式的理论说教，所取得效果要好得多。

(八0) 因人施教
诗曰：似是寻常百姓家，恢谐风趣逗娃娃。当今“御晏”即如此，四菜一汤一盏茶。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和生活秘书王鹤寿回忆说：一次 ，毛泽东叫我陪同他吃饭，我只好抱着孩子急步向菊香书屋走去。毛泽东看到多了一位小客人，增加了兴趣，他和蔼地问孩子：“小娃娃，你几岁啦？”孩子没有说话，怯生生地伸出了四个手指。毛泽东忙着为孩子夹菜。孩子嘴里吃着，视线却停留在一小碟炒辣椒上。毛泽东发现后，提高了兴趣：“小家伙，你想吃炒辣子啦？这可好吃哩！”说着，夹起一截红辣椒，在孩子面前晃晃。果然，那张小嘴凑了过去。我想，这湖南口味的炒辣子，我吃一口都要出汗呢，孩子要是吃了，哭闹起来怎么办？主席这餐饭也要搅得吃不成了。便立即
把孩子拉过来，说：“主席，不要给他吃！”毛泽东受到阻挡，就把辣子放在自己嘴里。孩子看到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又把眼睛盯在那碟炒辣椒上，连小手指也靠到唇边。主席又夹起一段红辣椒对孩子说：“你吃吧，可好吃啦！不要听爸爸的！”孩子又伸长脖子要吃辣椒。我带着央求的声调说：“主席，不能给他吃！”孩子好奇地看看我。毛泽东受到第二次拦阻，就把夹起的辣椒放回碟子里，带着批评的口吻说：“你让他吃嘛！怕什么？让他上上当，不要让孩子认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坏的嘛！”

（八一）以事服人
诗曰：人赶牛拉数千年，脸朝黄土背朝天，。如今农业换新貌，科学种田应领先，
1949年，毛泽东住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有一次，他外出散步，见农民闫正清正在田里拔草，就走过去与他打招呼。毛泽东一边帮阎正清干活一边问道：一亩能打多少稻子？阎正清回答说一亩能打二百来斤。毛泽东说道：稻子直播产量太低，湖南是插秧，你们可以试试。可是乡亲们守旧，习惯直播，不习惯插秧。
这件事情，毛泽东一直惦记着。1958年初，毛泽东给西柏坡村党支部写信，说他们村种稻技术落后，让农业部邀请他们派人去涿县参观学习，秋后把收成情况直接向他回报。当时西柏坡村派两个人去学习了一星期，回来后全村水稻都改成插秧。这招儿真灵，秋后产量翻了几番。当西柏坡村派人到北京向毛泽东回报产量时，毛泽东很高兴，笑着说道：怎么样，这下服了吧，不守旧了吧！要讲究科学种田嘛。


（八二）以理服人
诗曰：手足同心志气昂，举家捐献为兴邦。如今唯有潇湘竹，滴水洞前话短长。
1959年4月初，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党内民主生活时说道：我这个人也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泽覃同志和我争论一个问题，他说他对，我说我正确，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就要打他。毛泽覃当场质问我：“你怎么打人？”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说：“共产党实行的家法，还是党法？难道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就打人？如果实行家法，父母不在，他是哥哥，也可以打我……”
这些毛泽东把它提到反对家长制的领导来检查。毛泽东多次谈到，在党内可不能搞家长制的领导，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人民，对同志，不能压服，只能说服，要以理服人，我们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八三）取人之长
诗曰：当年借款如今还，公往私交数十年。风雨同舟曾共济，相知相识一前贤。
有一次，毛泽东问章含之：“你对你那位老人家（章含之父亲章士钊）怎么看呀？”
章含之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
毛泽东严肃地对她说：“你既然是个党员，你要懂得怎样对待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你加入了共产党，我高兴，挖了你父亲的墙角，不过这是指的思想，他的后代也跟共产党走了。其实行老也高兴，他知道你跟共产党走
有出息。但是你要了解行老才能团结他。你是他们家里唯一的共产党员，硬是党代表哩！你如果不正确对待行老，他会对共产党有意见，认为是我们把他的女儿拉走了。”
毛泽东又考问章含之说：“你说行老是剥削阶级，你有什么根据？”章含之列举了鲁迅文章中对父亲的指责，说她父亲当过教育总长，镇压过学生运动，后来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错，1945年代表国民党同共产党谈判。毛泽东不以为然地制止道：“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革命的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章含之一下张口结舌，回答不上了。毛泽东很不满意地说：“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呀！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行老青年时代是一个反对满清的激进派呢。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毛泽东接着问章含之知不知道行老年轻时《苏报》一案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他耐心地向章含之解释什么是《苏报》案，章士钊因《苏报》一案后来流亡日本。最后，毛泽东问章含之：“难道那时的行老不是革命派吗？”
毛泽东全面地考察章士钊一生，对他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这种不因其短而全盘否定，取人之长而加以肯定的评判方向，反映了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八四）尊老礼让
诗曰：耿耿丹心唯有民，礼贤尊老性情真。小中见大品高尚，如此胸怀如此人。
有一次，毛泽东准备接见外宾，接见前，必须剃须修容。理发员王惠已
经上了岁数，他左手按着毛泽东的头顶，右手拿着剃刀，架在毛泽东头上半天不动，连旁边的人都有些不耐烦了，半天才刷地刮了一下。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你快点。”
王会慢条斯理地说：“别着急，着么急呀。”换个位置，刀又架到毛泽东另一侧的脸上，比划着，时间更长，好容易才“刷”了一下。接着便后退一步，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
“哎呀，老王，您快一点么！”毛泽东欠一次屁股，却被王会从头顶上按住了，依然是慢声慢气说：“叫你别着急么，到时候叫你去就行么。”那口气好像他能决定毛泽东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一样。他在毛泽东那颗充满智慧的头颅面前，就那么扶过来扶过去，时而轻剃轻刮，时而左端右详；严肃认真地为毛泽东把面修好。好容易刮完脸，毛泽东想抬屁股起身，却被王会又按住头，反而耐不住似地说：“怎么不听话呢？你别着急么！”毛泽东哭笑不得，在王会的手掌下强抬一抬头：“我要你快点么。”
“沉住气，听我的，给您刮干净再去。”王会居然在毛泽东的后脑勺上拍了两下，那么自然。而毛泽东居然不发火，只是无奈地叹口气。王会又给毛泽东刮后脖颈，不知轻重地“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我也不光彩么……”
许多党和国家的主要负责人见了毛泽东都是礼貌谨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个个有分寸。唯独王会这名老理发员，毫无分寸和顾忌。偏偏毛泽东就能忍受，而且相处得亲密随便。这是因为毛泽东尊敬老人，对老人礼让三先。
还有一次，从湖南来了一位老太太，并非是毛泽东的亲戚，只不过是老乡。毛泽东竟亲自搀扶她走路，嘴里还一个劲关照：“慢慢行，慢慢行，小心台阶，小心……”
一滴水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毛泽东这些生活中的小故事，反映了毛
泽东敬老的美德。

（八五）先谋后事
诗曰：岁月蹉跎风雨寒，人生道路苦登攀。前程虽是多险阻，后事先谋心坦然。
1957年6月，中央决定吴冷西任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
13日下午，毛泽东找吴冷西去谈话。毛泽东严肃告诫他说，你到人民日报社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毛泽东接着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遭流放反而有《离骚》，司马迁受宫刑乃发愤著《史记》。
在干一件事情之前，首先具有各种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为此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以利于把事情做好，这就是“先谋后事”的谋略特色。
毛泽东不仅自己在行为之前“谋而后行”，充分考虑正反各方面的因素。而且还教导别人这样做，毛泽东对吴冷西的谈话，即体现了他“先谋后事”的谋略特色。

（八六）以礼相待
诗曰：绿瓦红墙映日辉，天安门上彩云飞。中南海阔胸襟大，游子纷纷海外归。
前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夫妇从海外归来后，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接见了他们。程思远当时作陪，下面是程思远回忆的片断：
我们沿着游泳池边走去，毛主席从休息室里迎上来，先同李宗仁夫妇热烈地握手，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跟着他紧抓着我的手不放，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这过于溢美的话使我惊愕得答不出话来。坐定以后，毛主席忽然说：“哈哈！德邻先生，你上当了！”李宗仁不禁为之一怔。“蒋介石骂我们做‘匪’，你这次回来岂不误上贼船了吗？”毛主席幽默感使李先生一时不知所对。我脱口而言道：“我们搭上慈航渡登彼岸了，尊敬的毛主席。”毛主席注视了我一下，似乎很赞赏我的话。
李宗仁先生对毛主席讲述了他见到的建国以来国家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还说到海外侨胞都以祖国日益强大而深深感到自豪。毛主席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接着李先生提到，这一次回来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内心非常激动。毛主席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泽东对前国民党政府代理总统李宗仁尚能不计前嫌，以礼相待，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为重，爱国不分先后，只要热爱祖国，都一视同仁，以礼相待的伟大胸襟。

（八七）胆能生智
诗曰：胆略超群意气豪，面临强敌不弯腰。莫看小小手榴弹，核武面前
亦敢挑。
有一次，毛泽东与郭沫若畅谈古代历史，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是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大白脸，其实这个人也了不起。”毛泽东接着说：“古时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了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是把人害苦了。为什么要打仗呢？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了。可是只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落到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地反对它，但不要害怕它。”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当时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帝国主义是不可一世的，他们没料到中国会出兵到朝鲜参战。侵朝美军麦克阿瑟总部在其情况通报中说：“最近中共领袖声称的，如果联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将进入北朝鲜，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麦克阿瑟还当着杜鲁门的面说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很小。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给侵略者狠狠打击时，杜鲁门跳出来威胁：“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这是一种核讹诈。毛泽东在1950年9月就曾经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规模，打原子弹的危险，我们是不让美帝国主义者打的，而“你一定要打，就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弱点，跟着你，最后打败你。”
胆能生智，只有不怕战争，才谈得上去制定战争的高明谋略，你越怕它，它就偏偏落在你的头上，由于害怕而惊慌失措，也就无法找到克敌制胜的奇谋妙计。毛泽东不怕战争，不怕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并作好充分准备，使美帝国主义终于不敢打核战争，扩大战争规模，这反映了毛泽东的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超人的胆略。


（八八）杂于利害
诗曰：风物长宜放眼量，杂于利害计周详。坏人莫道皆无用，反面教员最特长。
《孙子兵法·九变篇》：“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这是指考虑问题时，不能朝一方面想，要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
毛泽东对蒋介石、杜勒斯（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看法，就是从“杂于利害”的谋略思考的。他认为杜勒斯“对我们很有用”、“外国人要蒋介石我们还不给。”有一次，，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和李敏争论，李讷就问毛泽东：“爸爸，蒋介石是不是中国人？姐姐说他是中国人。”
毛泽东认真地回答说：“蒋介石是中国人。”
李讷不服气地说：“蒋介石那么坏，他还是中国人？”
毛泽东带着沉思，自语地说：“蒋介石很怀，外国人要他，我们还不给呢。”姐妹俩没有再问下去，毛泽东也未加以解释。直到1958年8月23日，我们炮击金门时，才体会到那是在帮助蒋介石，不让他被美帝国主义“要”走了。蒋介石统治大陆时，美国支持他，是为了觊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蒋介石在台湾，美国继续支持他，是为了这块太平洋东侧、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蒋介石也明白，，他如果失去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对美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直到咽气前，他还喊着：“反攻大陆”。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见了斯特朗及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毛泽东说：“连我也感到上年纪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它河域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杜波依斯有点严肃地回答：“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毛泽东笑着说：“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就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先生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们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到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冷冷地说：“这可能会给杜勒斯一击。”
毛泽东回答说：“这远非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康复、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指作为反面教员的作用）。”

（八九）一分为二
诗曰：崇拜马恩意若何，盗来天火举干戈。形成地上燎原势，烧得神州奏凯歌。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
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九0）软中有硬
诗曰：百年屈辱苦煎熬，弱国本来无外交。一唱雄鸡天下白，软中有硬不弯腰。
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毛泽东也绝对不允许苏联共产党凌驾于中共共产党之上，，看不惯并抵制苏联共产党以“老子党”自居、随意发号施令的行为，因此，斯大林对毛泽东是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的观点形容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一天，斯大林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即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在一旁的赫鲁晓夫斗胆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在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意见，这样，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斯大林收到了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罐头菠萝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斯大林气得不停地咒骂和发火。
表面上接受，实际上拒绝，毛泽东“软中有硬”这一手，是对苏联共产党“指手划脚”强加于人的的“尊严”的冒犯，斯大林怎么会不发火呢？
毛泽东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上，从来是不含糊的，是寸步不让的。

（九一）当仁不让
诗曰：独立外交不媚洋，美帝苏修凉一旁。凡涉主权领土事，当仁不让勿商量。
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北京，强硬地要求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毛泽东加以拒绝。赫鲁晓夫于是向毛泽东施加压力，毛泽东冷冰冰地回答他说：你最好全部接管中国海岸。要是那样，我将上山打游击。迫使他只好收回成命，怏怏而归。。
1959年，赫鲁晓夫结束在戴维营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后，来到了北京，他要求中国释放八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及之后在东北被我俘获的空降特务。毛泽东回答说：“这很难做到，你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法律。”赫鲁晓夫当场红了脸，坚持说，这几个人一定要释放，因为在戴维营会谈中赫鲁晓夫已经答应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但毛泽东还是把他顶了回去。还在一首词中讽刺挖苦斥责他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赫鲁晓夫碰了钉子，还不知趣，又接着为印度的尼赫鲁当说客，要中国答应给尼赫鲁一片领土，说什么“那不过是一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毛泽东也没有给他好脸，为了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而采取了自卫反击作战，收回了被印度侵占的领土。
毛泽东面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压力，不卑不亢，当仁不让，始终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及主权独立的尊严。

（九二）寸步不让
诗曰：领土主权寸寸金，岂容他国染微尘。要吃苹果拿钱买，华夏如今非殖民。
中苏论战并不是像有人讲的只讲些空话，毛泽东曾带着轻蔑和气愤的口气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很蠢的，中苏论战开始以后，我曾向他打过招呼，叫他退居二线，作幕后指挥，不要亲自赤膊上阵与我们对着骂，以后也好有个转弯的余地，他不听。”他接着说:”赫鲁晓夫曾经提出，要在中国开辟一个地方，由他们办水果园。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吃水果可以花钱来买嘛！通过国家的贸易管道来解决。中国水果有的是，卖给你就是了。”
后来，中苏论战升级，我们与赫鲁晓夫的争吵也越来越激烈了。毛泽东气愤地说：“苏联曾要求与我们搞联合舰队，还不是搞殖民主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搞不平等条约时，还弄了个什么51%是袁世凯的，49%是日本的，在表面上以示区别谁是主权国。可苏联要求在中国领海与中国共同搞联合舰队，各占50%，这不是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吗？还要与我们共同搞什么长波电台，还不是搞我们的情报。”“他赫鲁晓夫，去美国戴维营之前，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是草（母）鸡。”
对于苏联“老大哥”，尽管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给予了大量援助，但苏联想控制、指挥、侵占别国利益的大国沙文主义情绪始终存在，毛泽东对此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管你是谁，斯大林也好，赫鲁晓夫也好。在祖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上面，他对苏联的无理要求严词拒绝、寸步不让，表明了他既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九三）以史为鉴
诗曰：边塞小城有地灵，四方八面汇群英。枣园传出警醒语，勿学当年李自成。
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著名的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之后，若干将领腐化堕落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入失败的过程。毛泽东十分重视这篇文章，注意以史为鉴，他在1944年4月12日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于同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您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会是很有益的。”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九四）以史为重
诗曰：战争历史血凝城，岂任他人乱变更。莫道如今翻逆浪，天道运行耀汗青。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接见了彭德怀，并与刘少奇、朱德、陈云、
邓小平等人共进了午餐。毛泽东亲自点将，任命彭德怀为西南战略后方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上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毛泽东沉浸在回忆中，对彭德怀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你说的三条保证（指庐山会议通过决议时，毛泽东询问彭德怀有何想法，彭德怀讲了三条保证：1、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2、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3、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后面两条我还记得，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毛泽东又对周围中央领导同志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杨成武向毛泽东回报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将‘八一‘作为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
毛泽东不解地问“为什么？”
杨成武回答说：“他们提出要9月9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做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9月9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毛泽东又严肃地说：“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央苏维埃做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方性的。”对彭德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让历史去作结论，重新启用彭德怀为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关于建军节，毛泽东坚持定在8月1日，否定了有人提议的9月9日。这两则故事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尊重历史，并以事实作为检验行为正确与否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九五）巧传信息
诗曰：冷战面临多事秋，风云变幻令人忧。天安门上见斯诺，抛个汽球探气候。
1970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应邀来华访问的美国著名作家斯诺也被邀请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一见斯诺，十分高兴地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毛泽东伸出手去，拉着斯诺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来到天安门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此时，广场上的人海，狂欢到了极点。第二天，《人民日报》版面也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庆祝国庆典礼的照片（其它人员则技术处理掉了），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地位。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斯诺夫妇在一起，以及照片的安排，这是毛泽东向美国政府巧发信号，表明中国政府愿同美国政府改善关系的一种手段，正如事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与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泽东）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
（九六）从长计议
诗曰：中美华沙谈不休，谈来谈去没谈头。中南海里发奇想，邀请“头头”来旅游。
毛泽东并非是一个闭关锁国者，在建国后，他多次要求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可是由于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完全如愿，就这样，除美国外，还是和西方不少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如英、法等国。毛泽东晚年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这是他外交努力的结果。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
斯诺说：“名符其实的马拉松会谈。”
毛泽东说：“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
“主席愿见他么？”斯诺问。
毛泽东爽快地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斯诺说：“我看吵架难免，也不要紧。”
毛泽东幽默地伸出一个指头，对斯诺说：“他如果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中美会谈中出现了台湾问题障碍。1971年7月9日晚，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跟基辛格（美国国务卿）的会谈情况，其中就谈到了台湾问题。毛泽东说：“我看，台湾问题事小，世界的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接见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到双边关系时，毛泽东说：只要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你们也不要伤害
我们。……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的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有时我们要说这类话，不说不行呀。
为了打开中美关系，毛泽东不怕同尼克松“吵架”，暂缓解决台湾问题以消除其中的障碍，也不受双方意识形态不同的束缚，本着从长计议，着眼于世界大局与前途的谋略原则，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结束了我国被孤立、阻隔于世界舞台之外的局面。

（九七）先声夺人
诗曰：丰泽园中巧运筹，导航中美破冰舟。民间来往打前站，推动小球带大球。
1971年4月初，在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紧张地举行。毛泽东看着“大参考”，上面登载着各国通讯社从日本发出的电迅稿，报导了我国的世界冠军庄则栋跟美国球员、嬉皮士科恩交朋友的消息。19岁的格伦·科恩是洛杉矶圣莫尼卡的一个大学生。他说，中国人让他从一个练习馆搭车到锦标赛体育馆去，大轿车上有20多名中国运动员。世界冠军庄则栋对他很友好，他接受了庄则栋送的一件礼物，一件漂亮的中国山水织锦。他甚至同庄则栋照了相，他也拍了一些中国选手练球、打球的纪录片。这个科恩还讲，如果他们邀请我去中国，我愿去。他还回赠了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给庄则栋，别上美国代表团的纪念章，庄则栋接受了。他说，中国运动员非常友好。……
毛泽东一边看着，一边思考着。他联想起周恩来谈到美国态度的变化，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持有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
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2月底尼克松总统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毛泽东感到，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既然美国人主动提出要到中国来，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是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于是，毛泽东改变了原来已圈定的不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报告的决定，要秘书转告周恩来，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把美国人惊呆了，尼克松立即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他觉得对手不凡，面对一个外交巨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与随行记者。美国也决定采取五项对华新措施。世界轰动了，此事件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毛泽东现声夺人，主动地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在世界舆论与中美关系的问题上争取了主动，小球推动了“大球”，乒乓球推动了地球，由此揭开了中美两国的关系新序幕，推动了中美两国的建交进程，因而，人们称之为“乒乓外交。”


（九八）求同存异
诗曰：求同存异化干戈，中美建交故事多。总统书房见主席，当年“接轨”创先河。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打开了冰冻20多年之久的中美关系之门，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关于会谈情况，
看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录的片断是如何讲的。
“（尼克松说）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的风险。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听了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象放空炮！”周（恩来）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像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毛探神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从尼克松的回忆的片断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打开中美之间的大门，是采取了“求同存异”策略，即不论敌对关系、社会制度差异，而着眼于双方的互利、有助于世界的和平，这是一种务实的灵活的长远的政治眼光。



（九九）退而有节
诗曰：大国外交强对强，双方高手费思量。退而有节看全局，风正一帆待远航。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乔冠华与基辛格紧张地讨论起草公告。经过互相磋商，终于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一段。尼克松也批准了。准备第二天到上海后向全世界宣布。
可是节外生枝，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此不满，提出了修改的要求。乔冠华只好向周总理汇报：“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意。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周总理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他当即拿起红色的直通电话。
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又严历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二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为了打开中美关系，体谅到美国的具体处境，在公报草案中，毛泽东已作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但让步时不能无节制的，无原则的，在台湾问题
上毛泽东坚持了原则。这种“退而有节”的策略，表明了毛泽东原则的坚定性。

2011年6月30日（星期四）于张家老屋


主要参考书目：
历史大潮中的毛泽东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1992年11月
用兵如神的毛泽东    长沙晚报出版社出版1990年10月
在历史巨人身边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1年12月
毛泽东兵法          巴蜀书社出版1992年9月
毛泽东的大智慧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994年8月
抗美援朝战争定位及其深远影响  向守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