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的广交会-外国友人据此得出结论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Jinan90

文革时的广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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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秋，在左派眼中一向有“媚外”之嫌的广交会似乎在劫难逃。不少省份的红卫兵扬言要到广交会上“破四旧”，砸烂外贸商品中的一切“封资修”，禁止展出和出口。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此自然不能坐视不管。广交会是在他手里批下来的，广交会的名头也是他叫响的——1958年，在一次接见外贸部的有关负责人时，周恩来表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一名称太长，既然在广州举办，干脆简称为广交会。

总理发出话来说，传统手工艺品不能叫做“四旧”产品，石头刻章出口是废物利用，旧古董可以卖。外国人欣赏这些，我们也能换回外汇。国庆节过后没几天，周恩来又派廖承志等亲临广州做红卫兵的工作。

广交会，就这样在千钧一发之际保了下来，而这也成为改革前的中国那密闭的大门上惟一的一只“猫眼”。

政治第一

冲击暂时退潮，广交会的秋季交易会如期举行。不明就里的外国友人却据此得出结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1966年12月，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主办的《中国通讯》撰文指出：“国外有人说文化革命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十月二十四日说‘中国正在每况愈下’——香港谣传今年的秋季交易会不再举行了。事实恰恰相反，十月十五日开幕那天出现了十年来历届交易会所没有的盛况，来参加的外国商人国别最多，人数最众，陈列的商品也是历来最多的。”

来年的春交会，形势更加险峻。开幕前夕，广州武斗处于高潮时期，形势十分混乱，一些群众组织武装占领了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广交会面临无法开幕的危险。

周恩来听到汇报后，马上发来一份明码电报，要求交易会和为交易会服务的宾馆、旅店、剧院一律停止“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1967年4月14日清晨6时，周恩来就此事致信毛泽东、林彪，指出：“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以控制。……如不立即劝阻，对明日（15日）开幕，极为不利。”信发出１小时后，周恩来又赶赴广州，亲自处理此事。到广州后，他多次同包括林彪麾下大将黄永胜在内的有关负责人谈话，并四次与广州群众组织代表座谈。周解释说，广交会是中央的，不是哪一派的，大家一定要团结，保证广交会准时开幕。

据周身边的人回忆说，“当时，周总理住在广州军区小岛，召集造反派开会，从晚上8时开到12时。之后，让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给造反派一人发一袋面包。到半夜两点，周总理又回来，继续和造反派开会，开到凌晨5时。早上7时睡觉到中午12时，下午又找广州军区领导谈话，还看专机送来的文件。就这样，连续开了4天的会，最后说通了造反派，把展馆里贴的封条拆掉了，广交会得以顺利举行。”

周的努力收到了成效。共同社的报道说，红卫兵正在帮助十五日开幕的为期一个月的广州交易会。许多红卫兵在控制交易会场地的交通，或为在城市内各地参观游览的客人充当向导。德新社的报道说，“从北京回来的访问者说，同中国首都不同，广州的政治气氛是平静的、缓和的。情况确是如此，尽管在交易会开幕前不久，广州街头上还在进行政治斗争。”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依然是“国际友人”们的观感。柬埔寨王国国营进出口公司出口部经理宾托发表谈话说：“西方国家的许多报刊，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说尽了坏话和假话。它们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中国人都不做工作，大家都上街去了。但现在我亲眼看到，实情完全不是如此。就在交易会会场的旁边，一座巍峨的新式大楼，现在正继续施工建造中。市面一切情况都很正常。”

在一切如常的表象下，敏锐的外国商人们早就嗅出了别样的气息——这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交易会，正如周恩来的批示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向资本主义国家展示社会主义成就”的窗口。

政治，而非成交量，才是最重要的。这恰恰是《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秘密》里所强调的：“你的政治态度也许比你产品的质量和价格更为重要。你现在同中国做生意一定要着眼于政治，因为当前在中国最重要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是政治，第三还是政治。如果你被中国列入国际友人的行列，那你将财源茂盛……”

在1967年，《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秘密》成了前来参加广交会的外国商人们的必读宝典，书里反复强调了参加广交会的诀窍就是通过各种“符号”来展现自己的政治正确：“你在广州下飞机前，要检查一下胸前是否佩戴了毛的像章以及公文包中是否装上毛的语录(像章和语录可以向中国使馆索要，他们会乐于向你提供的)。你去旅馆后争取尽快约见广交会的负责人或者你的贸易伙伴，但不要马上谈生意，也不必约他吃饭，而是最好表示你想要观看一次样板戏，说你对《红灯记》等戏仰慕已久。”

“第三天，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最好上街去买一套中山装，另外你在同对方交谈或接触时要很自然地显露出你读过毛的语录。最后当交易谈得差不多时，你要赶在决定之前，特别是在协议签字前夕，寻找机会再次向对方表示，你想要一本毛主席的《老三篇》，你应当说这本书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革命人民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回去后你会好好学习，并且要显得十分真诚。”

政治和意识形态统治着这次广州春季交易会。会场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歌舞。在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双方一道朗诵《毛泽东语录》。凡此种种，让《东京新闻》的记者感慨道：在这一次交易会，更彻底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了有关人员的“头脑”，在展出的商品内容和谈判方面具体表现出来了。

从政治回到外汇

时光行进到1970年代，中国人的政治热情逐渐退烧，“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终于有了落实的可能，为革命创汇取代了政治中心论——“扩大出口，换取外汇，引进技术，推进‘四化’。”在1971年的春季交易会上，路透社的记者夏普发现，“中国在广州交易会上以锐利的眼光同世界各国进行贸易，而不是把贸易从属于政治。中国人以很会讨价还价而闻名，在中国人做出决定之前，要使人不安地等待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这不是不寻常的。” 一位加拿大实业家说：“中国人在这里得到很大好处。他们能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召集来所有有关的买主和卖主，让他们争相做成生意，自己从中得到好处。”

在1973年的春季交易会上，外国客商们发现一向以廉价著称的中国商品正变得越来越贵。人们猜测这是因为中国对进口商品的外汇支出正在大幅增加。答案很快揭晓，那就是著名的“四三引进方案”——中国国家计委于1972年拟定，用43亿美元，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其中有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的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的制造技术。

1973年年初，中国国家计委将这该方案上报国务院，很快就由李先念和周恩来审定同意，并报毛泽东批准。“四三引进方案”，是继“一五”计划期间中国从苏联引进156个大型项目之后，第二批大规模引进，使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而支撑这一突破性进展的外汇支出，除了石油出口外，基本上都是从广交会上得来的。

那一年，中国人通过广交会这个唯一的“猫眼”，也对美国市场第一次有了新奇而切实的感受。在为广交会而准备的《美国市场概况和对美贸易应该注意的问题》的文件中这样写道：

“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过去12个月，美国商务部公布：进口了1000万美元的中国商品。

“美国对食品卫生和用具安全性要求很严，除有食品和药物法的管制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人权委员会’规定，如有人使用某种商品受损害，可提出控告，进口商就要受罚款等处分，比如，他们要求竹制品要用硫磺熏过，不能生虫，如果竹制品发现生虫，成批货物都要销毁。甚至玩具品质不好，孩子玩时划破手，都要被控告，所以，我方应该十分注意出口商品的质量。

“另外，美国现在流行所谓的‘超级市场’，即自动售货制度，一般商店营业员很少，顾客自己从货架上选货，然后到付款处付款，所以，美国商人要求我们要注明商品名称、原料、规格、产地、使用说明等等，否则很难进行贸易。”

1973年6月，广交会春季交易会结束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美国大通银行负责人戴维?洛克菲勒时，谈到加工出口问题。周说，贸易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市场需要，而在“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在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后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原来我很奇怪，它的贸易额为什么这么高？一调查，清楚了。它吸收一部分外资，这部分外资当然是支持它的。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劳动力很便宜，比香港要便宜……”

回首1973年，人们不得不惊讶于这样的事实：我们以为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标志的大规模引进外国设备技术、加工出口等等，其基础早已在1970年代便已被打下，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关键词，就是广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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