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地理 一个明朝海盗的心愿

jamesmith

《一个明朝海盗的心愿》
来源：《中国国家地理》2009第4期文章

一个明朝海盗的心愿

咚……咚……有人敲门，我知道送书的来了。我在当当网上买的几本书：《倭变事略》、《筹海图编》……，这是几本记录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事情的书。

这些天来，我不断地买书查书，书都是关于当年倭寇的书。我被一个疑问紧紧地抓住了，欲罢不能。

我在网上看到一段关于倭寇的文字，写的是倭寇的首领王直被杀时的情景，王直不是日本人，而是安徽歙县人，这让我很惊讶。倭寇的首领竟然不是日本人？我可是从小在教科书中读着戚继光抗倭的英雄事迹长大的。一种强烈的愿望让我去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找到一册册明史，看那些抗倭名将的传略，不仅仅是戚继光，还有朱纨、胡宗宪、俞大猷、曹邦宪、唐顺之等等，我要在其中找这些抗倭名宦和名将打了哪些仗，杀了哪些倭寇；我又找到了当年的一些书，《倭变事略》、《筹海图编》便是其中的两本。

《筹海图编》是明代江苏昆山人郑若曾所著，他曾被浙江巡抚平倭的总督胡宗宪招至幕下，亲自参与了平倭的过程。他的书当属记实，或者说具有权威性。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擒获王直”一章，“王直（有的称汪直），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舆，以故人宗信之”……王直曾与朋友一起商量去海外经商谋生，原因是“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后来王直去广东，造巨舰，运载着一些生丝和硝磺等，去日本、暹罗、西洋诸国，五六年的时间，王直就发了大财。

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与李光头、许栋等商人在宁波的双屿岛与佛郎机（葡萄牙）、倭人（日本）开展贸易。《明史》中说他们“踞宁波之双屿岛（今六横岛和佛渡岛）为之主。”

当时的双屿岛被中日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财富在这里交换、中转、集散，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由这里进入世界。这里很像香港——一个世界自由贸易区。

1524—1547年，这个经济特区、自由贸易港迅速发展起来，葡萄牙人在上面建立了教堂、医院、市政厅等，岛上居民多达数千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此外还有各国的商人。但明王朝实行海禁，禁止海上的自由贸易，朱元璋定的规矩是“片板不许入海”。双屿岛，在朝廷的眼里便是“倭寇”盘踞之地。不久，主管浙江、福建海防军务的巡抚朱纨派大军进攻双屿岛，一番激战，双屿岛被荡平。一本西方人写的书说，此役光葡萄牙人就死了800多人。从此这个“16世纪的上海”又成为了两个只有海浪拍打的默默无闻的小岛。王直侥幸逃脱，远走日本。

后来他占据了日本一个岛屿星布，名为“五岛”的地区（今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岛，包括福江、久贺、奈留、若松和中通），自称“徽王”，又招来徐海、陈东、叶明等人为他的部将，他的侄子和养子是他的心腹。他还吸纳了几个日本人为他的下属，日本史料中称他为“五峰船主”，周围三十六岛都归附于他。

这时的王直还没有想做强盗，他给中国官府捎信说：他愿意率领自己的人马帮助官府扫清海盗，条件就是开放海禁，允许贸易（这条件有点像西方列强要求五口通商），他愿意做一个管理贸易的小官。（看到这里，我就想，若是英法西葡等西方列国，此时肯定给王直加官进爵，封为当地长官，试想不费一兵一卒，就把疆域扩大到了日本列岛。）但明王朝不这样想，官府没有答应王直开市贸易的条件，帮助肃清海盗可以，为此奖给王直100石大米。这奖励对于富可敌国的王直来说，简直就是讽刺。王直大忿，将这些大米全都扔进海里。由此他对在明王朝的统治下能否作商人产生了怀疑。后来他不顾禁令，驾船在舟山群岛附近的岛屿停泊做贸易，遭到明朝官军的围剿，王直靠发射火箭侥幸突围。从此王直绝了走私经商的念头，由此走上了劫掠财物、攻城杀人的强盗之路。早年王直在海上做生意，为防打劫，就雇用日本武士在船上充当保镖。海上不比陆上，陆上有国家维护秩序，海上的安全全靠自己，因此武装贸易是那时海洋贸易的通常做法。

王直的下属中，有一些被雇用的日本浪人武士，但为数不多。王直比较狡猾，每次劫掠烧杀后，都让部下留下是某岛倭寇所为的痕迹或口信，即《筹海图编》所说：“必诡云某岛寇所为也。”王直的狡猾，得一时之利，却铸下了千古骂名：倭寇。

但剿倭的名臣总督胡宗宪看出了王直的破绽，因为他看见倭寇进退纵横皆按兵法，可知不是毛贼，又熟知沿海州县的内情，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可知其中必有内奸坐镇指挥。他很快知道了倭寇的后台指挥就是王直。

胡宗宪改变了以往剿杀的策略，诱王直来降。王直本来也不想反抗朝廷，他同意投降，但是有个条件：这个条件竟然还是解除海禁、开市通商。胡宗宪虽然没有批准开市贸易的权力，但他还是答应了王直，谎称同意开市贸易。为了这个条件，王直回来了，谒见胡宗宪的结果是被投进杭州的监狱。王直被杀那天，与儿子在刑场相拥而泣，拔下头上束发的金簪给儿留念，长叹一声：想不到竟死于此。然后引颈就戮。

他的养子王滶带领下属停留在舟山群岛的一个小岛岑港，听到王直被杀，立刻肢解了官方的人质夏正。与前来围剿的官军展开激战，大部分战死。

不知大家注意没注意王直的愿望，一个对抗朝廷的海盗的愿望。“解除海禁，开市贸易”，这就是王直的心愿。中国几千年来揭竿而起，反抗朝廷的人无数。但提出这样的诉求却是开天辟地第一次。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张角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宋江的“替天行道，”等等，都是大同小异的追求，本质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诉求实现的结果无非是王朝的更替，却不会有新时代的到来。但是假如王直的诉求与番国“开市贸易”要是实现了呢？还会是王朝的更替吗？简直不敢想。那是不是中国提前500年就加入了“WTO”?

王直死后，倭寇不但未灭，反而变本加厉。可见走私、做海盗并不是王直一伙，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几乎全线告急，从杭州湾到珠江口没有一处不是战火硝烟。

倭寇非倭，首领都是中国人

倭寇为患，从明初就开始了，直至万历年间才止，持续了200多年。其中最烈是在嘉靖年间。所谓“嘉靖倭患”，指的就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等勾引日本倭寇，大举入寇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这件事。这场倭患一直持续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后达15年之久。

我想知道倭患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我开始对手中的书籍和资料中出现的倭寇人数进行统计，我发现无论是正史《明史》、《明实录》，还是像《筹海图编》、《倭变事略》这样的野史，都把“倭”和“贼”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大的地方、笼统之处多用“倭”，比如“倭来犯”，但到具体之处，具体到人，都用“贼”。

各种书中所能找到的，被明王朝认定为倭寇首领的有名、有姓或者有称呼者，大约20个。他们是：安徽的歙县许栋、汪直、徐海；福建的李光头，漳州沈南山，福清邓文俊、林碧川，海澄严山老、许西池、洪迪珍、张维，诏安林国显、吴平；广东的萧显，饶平张琏、林凤、许朝光，东莞何亚八，大埔萧雪峰，潮安曾一本，澄海林道乾。他们和王直一样都是中国人。

抗倭之战，大大小小不下几千仗，动辄杀贼成百上千，都是有首级为证的。据书中记载，总共被剿灭的倭寇或贼以及海战中溺水而死者不下十几万人。但其实这里面真正的倭寇并不多，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这并不是今天才明了的事，早在倭患最盛时，许多人就指出这一点。如《筹海图编》在“叙寇源”部分，即追踪倭寇来源时说：“今之海寇，动辄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之无赖，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有之，夫岂尽倭也。”史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学编》载：“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成了杀人越货、对抗朝廷的强盗？为什么这场持续久、危害烈的暴乱发生在东南沿海，也就是浙、闽、粤这一带？

是因为明王朝严厉残酷的海禁政策吗？那为什么同样濒海的辽宁、河北、山东或者广西诸省没有或者倭患较轻呢？同样濒海，东北、华北、华中的海岸沿线为什么与华南沿海有如此区别呢？

元末明初，在中国改朝换代的混乱之际，一些日本武士自发组织起来，来中国武装走私，也兼营烧杀抢掠的勾当。除了这些，明政府还面临着一些豪强如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他们与朱元璋争霸失败后退到了东南沿海。

为了铲除这些隐患，明王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一来严禁滨海居民私自出海，违者将会面临杀头、充军等一系列严厉制裁；二来大量招收沿海渔民、船户为兵，招收了大约十万多人，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广设兵寨卫所，大约有5000余个，并给这些卫所配备士兵和战船。

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实际成了前线。在这种严厉的高压下，明初中国的海岸似乎宁静了，但是这是高压下的宁静，是爆发前的沉默。

海禁主要是禁止与海外通商，所以那时所有海上的贸易都成了走私。只要是做生意的船和人就是贼是盗，可杀可捕。

然而经过了宋元两个朝代，中国东南沿海已经经历了方兴未艾的海洋贸易时代，一个围绕着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的商贸圈已经形成，而通向印度、非洲的远洋航线也已经形成，中国人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商品。东南沿海的居民已经成了依靠海洋贸易为生的一群人。

在明初的高压下，与番通商、贸易发财的冲动被压抑了，那些迎风远航的中国帆船不见了。但是贸易、赚钱、利润一经发现，就无法阻挡，人们甘愿铤而走险。何况越是禁止，中国货就越缺，价格就越高，走私的诱惑就越大。我看了一张当时行销日本的货品种类和收益的明细表单，一些商品的利润高达10倍以上。

为什么到了明中叶的嘉靖年间，倭乱最盛呢？一个原因是明初，中国海上还看不到西方殖民者，中国人的贸易对象还是东亚、东南亚、西亚一些国家。朱元璋1368年做了皇帝，哥伦布1492年才登上美洲大陆，这中间差了100多年。但到了明中叶嘉靖皇帝（1522年）时，西方殖民者葡萄牙人已经占据了马六甲海峡、菲律宾等地，荷兰人接着也到了。1517年，开始有葡萄牙人澳门定居。外国人已经开始出现在中国海，找上门来和中国人做生意了。王直在宁波附近的双屿岛制造的“16世纪的上海”就是一个例证。

可以说，此时全球化已经开始。

明朝的皇帝不知何谓“全球化”，虽然有永乐年间郑和七下南洋的壮举，但那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了。在明朝皇帝的头脑中，中国还是在世界的中间，其余国家无非是一些地处僻壤的番夷小国。直到万历年间，看到从澳门登陆的葡萄牙牧师利玛窦带来的中国不在中间的世界地图，皇帝对世界才略知一二。对于通过海洋与这些番国贸易的意义，明朝的皇帝不可能知晓。

明朝与前面宋元两朝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商业的排斥。中国皇帝极少农民出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他生于安徽凤阳，小时候因为吃不上饭被父母送到庙里做和尚，在庙里又因为吃不上饭，被迫托钵游走四方，后来参加了起义军，成为首领，后来做了皇上。所以说朱元璋对农业的重视是顺理成章的。本来中国文明的主体就是一种重农抑商的农耕文明，朱元璋更有许多重农抑商的名言，他经常用本末二字指称农和商。他常说“一夫不耕，民有受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受寒者”这里哪有商的位置。

其实不织不耕也能生存，人类还有游牧和商业这两种生存方式。滨海的民族往往是商业民族，商业精神也是海洋文明的重要体现。

什么是海洋文明呢？我思考的结果是：海洋文明不是指“靠海吃海”，不是指为了获取海洋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所形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海洋文明指的是一种文明能够凭借海洋的广阔性和开放性与其他文明进行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的能力，及这种能力所形成的精神价值和物质成果。那种以海为田、耕海牧渔的生产和生活，本质上还是农耕文明，从事这种活动的渔民还是农民，从事这种活动的濒海民族还是农业民族。所以东北、华北、华中的几个省，虽然濒海，但是这里不曾产生海洋文明。他们有航海史，但没有海洋文明史。

“东南沿海”的人一叶扁舟“下南洋”，他们几乎把南中国海变成了“中国湖”，他们给中国带来了无垠的蔚蓝色的海洋。但是中国农民出身的统治者无法理解海洋，无法理解南中国海的意义，南中国海周边的土地，只能等待远方的殖民者来占领。留给中国的只是大洋中一片珊瑚礁和地图上的“九连划”，即使这些现在也近乎于不保。

明朝的统治者不仅不能理解下南洋，不能理解南中国海，就是像王直这样的在家门口的贸易他们也必须彻底消灭而后快。

而中国东南沿海已经进入了世界商贸圈，既然这些人依靠海洋贸易为生，那么海禁就等于不允许农民种地，不允许牧民放牧，等于剥夺了他们生存的基础，他们只能铤而走险，违法经营，武装走私。武装走私做不成，那只好上岸以劫掠烧杀为生。在《筹海图编》中，我还看到这样的记叙：倭寇对与海外通商的村镇是不抢的。

于是中国沿海一带商人转为“倭寇”也就很自然了。在明代一些明白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虔台倭纂》载：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海禁松弛或开放海禁，则倭患息，海禁严则倭患起。

明代嘉靖年间的这场倭患，实质是中国民间海商集团的武装走私贸易与明王朝海禁政策的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冲突。这期间固然有真的倭寇和流民盗贼参与，但性质并不因此改变。每当社会动乱之际，都是流民和社会游荡不轨之徒的狂欢节。

遗憾的是，这些武装走私的海商竟然提不出自己的纲领和口号，他们还不如历史上的张角、黄巢、宋江、方腊。他们甚至还树不起一面旗帜，这也不能责怪这些海商，因为他们的诉求即使写在旗帜上：开市通商，也不会像“替天行道”、“杀富济贫”那样一呼百应。因为他们仅仅代表了东南沿海新月地带那一小部分人。

倭乱，规模之大不亚于任何一次农民起义，但是如此规模的动乱却是无声的，只能听到官方的声音，另一方是沉默的。幸亏王直披露了一下他们的心声，否则他们将带着一个“倭寇”恶名永沉地狱。

中国有这样一块地方——“大福建”，或者说中国海洋文明的“新月地带”



我在看一张倭寇侵扰范围的分布图。

倭寇攻城略地、烧杀抢掠最严重的地方就是从杭州湾到珠江口这一弧形地带，即浙江南部、福建、广东东部这一带，有名有姓的20个倭寇首领也多是这些地方的人。为什么？

今天这些地方是中国的侨乡，是中国人出走海外最多的地方，这里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生活最富裕的地方。

这些地方能够组成一个区域吗？这个区域有怎样的共性呢？我对着地图反复思考。

我发现如果从上海到广州画一道线，这道线将把我认为具有独特品质的这些地方画出来，还要加上台湾，这样就把沿着海岸的那些岛屿也包括进来了。这个地区好像一弯新月，因此我把它称为中国的“新月地带”。这个地带生活的人，他们的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答案是：海洋性。这是中国最具海洋文明的地带。

本来我想把这个区域称为“大福建”，因为这个区域以福建为核心，台湾岛过去的行政区划也属于福建省。但是考虑到广州这个中国海洋文明极为发达的地方，我们还是给这个地方一个中性的称呼——中国的新月地带。

其实省这样的行政区划是统治者人为设定的。统治者出于控制和稳定的目的，往往有意打乱具有自然和文化统一性的地方。中国古代统治者划分行政区划的原则是“山川形便、犬牙交错”。就是既考虑自然和文化的统一，又为了避免割据和独立，要打乱和拆分具有这样统一性的地方，像浙江南部——宁波、温州这一带，还有广东潮汕地区，就自然和文化而言，划入福建省可能更为合适。

那么为什么这个“新月地带”是中国版图中最具海洋性的地方？为什么是浙江、福建、广东这几个地方率先走进海洋，做起海洋贸易来呢？

我们应该从自然中找原因。

最容易发现的是水的秘密。如果你找到一张中国的水系流域分布图，你就会发现这个地区的河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成体系，独流入海。这里的河流没有或基本没有汇入长江、黄河、珠江这几大水系的。这其中福建最为典型，福建的河流——闽江、晋江、九龙溪等都是独流入海。这里的河流虽然短，但是水量大，闽江虽然流域面积只有黄河的1／12，但多年平均流量比黄河还多。可见这个区域的河流具有“短而壮”的特点。

河流的流向指示着精神和文明的走向。也许正是这独流入海、自成体系的河流让这个区域的人得以锤炼出一种区别于中原农耕文明的海洋精神。

不能指望那些流淌几千公里，流域面积百万平方公里的大河形成一种面向大海的海洋文明，这样的大河只能形成自成体系的内向型的“大河文明”，也就是农耕文明。只有从那些海边的山上流淌下来的亚大河（仅次大河）能够形成面向大海的文明。

我们不能指望黄河、长江的河口地区能诞生海洋文明。一方面这些河流太大，河口地区，河流恣肆汪洋，迁移游荡，在古时人类还无法控制，河口地区往往是水灾频发之地。而当人类能控制这些地方时，这些大河所携泥沙沉积而成的三角洲——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又成了农耕的乐土，成为了农业文明最为发达的地方。

那些短而壮的河流则是发育海洋文明的最好的地方。宁波的甬江、台州的椒江、温州的瓯江、福州的闽江、泉州的晋江、漳州的九龙江、潮州和汕头的韩江……就是这样短而壮独流入海的河流。

世界上海洋文明昌盛的地方，除了濒海，还是一些短而壮独流入海的河流所催生的地方，比如地中海的希腊、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这些国家都没有大河。

欧洲是因为阿尔卑斯山造就了一些呈放射状入海的河流。我们所说的这个“大福建”或者是中国的“新月地带”之所以有这些独流入海的河流，也是因为有大山存在。这个山就是武夷山，我说的这个武夷山是大武夷山。今天游人络绎不绝的武夷山只是大武夷山的一小部分。

中国的南方多丘陵，长江以南、南岭以北是江南丘陵，但这些丘陵都太小了；南岭和广东、广西的丘陵高了许多，但高度还是不够。否则秦始皇也不可能把湘江和珠江打通，用灵渠沟通起来，因此从这个意义看珠江和长江是相通的。但是南方的丘陵到了浙江和福建这一带就变了，变成了大山——武夷山，这道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山，是一个大的山系。北边是仙霞岭，南面是莲花山，最高的山峰有2000多米，1000多米的山峰就更多了。一道大山还不算，还有一道大山——戴云山，这些山不仅高，而且一面山高崖陡，一面形如台阶层层降低，高的地方是面向中原的，对中原文化构成阻隔；低的地方朝向大海，这些大山就像一把拥抱海洋的圈椅。与这把圈椅隔海相对的还有一把圈椅——台湾。台湾之神奇，在于这把圈椅是西高东低，与武夷山相反，它背对大海，面向大陆。因此我说台湾天然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把台湾及周边的岛屿归为“大福建”的范围。从山的角度，武夷山形成一道屏障，有利于这个地区产生有别于中原的文明。

除了山和水有特点，更有特点的是这个区域的海岸。中国的海岸线漫长，从辽东的鸭绿江口到广西北仑河口，长达数万多公里。但并不是所有的海岸都适合建港口，泊船帆的。一般而言，在山地丘陵地区的海岸，曲曲折折，港湾和岛屿众多，那些港湾水深，沙少，避风，最适合建港；而平原地区的海岸，则平浅沙多，岸线平直，港口容易淤积。

在长江口以北，黄河和黄河的古河道及长江三角洲形成了最大的平直型海岸，这里的海岸很难建港，因此这里海洋文明难以成长。

民间有一种说法：“浙江岛，广东湾，福建在中间。”说的就是浙江海岸以岛多为特征，有1800多个；广东海湾多，湾湾相邻不断，有20多个；福建是岛多湾也多，大的湾有15个，大的列岛有5群，群岛有4群。

放眼整个新月地带，这里的海岸是山地丘陵间的海岸，它们曲曲折折，或者山向海中凸出，或者海向山凹进，这里多海湾、半岛、海岛，因此也被称为山地港湾型海岸。有人形容这种海岸：“深港是河，远海有陆。”东南沿海既有深入内陆的港湾，如浙江的象山港像一条宽广的水道，深入内陆70多公里；也有平行与海岸的港湾，有平行海岸35公里。这样海岸和内陆的交通便捷，港湾与港湾之间也容易沟通；海岸线上还有一群群岛屿。这样港口由于深入内陆，能减轻风浪的袭击；海上还有可作为远航基地的岛屿。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海岸。

再说洋流和季风。

在18世纪汽轮出现在大洋之前，海洋中航行的是帆船，帆船是靠风吹着走的，还有大海中的洋流，也能把船送向远方。因此那时，哪里的海岸有季风、季风吹送的方向，还有哪里有洋流、洋流的方向，都决定了哪里能出海贸易，哪里能成为货物集散地，哪里能成为大港，或者能航行到哪里。

神奇的是，中国的大福建地区，有着送中国人去远航的难得的季风和洋流。了解和认识大海中的季风和洋流，利用季风和洋流去进行远洋贸易，一直被阿拉伯人和西方人视为商业秘密。其实中国人早就掌握了这个秘密。送中国人去远航的季风和洋流是何等地神奇，它们竟然是能把中国人送出去，又能把中国人拉回来。因为这季风每年调转一次方向。

每年10月，长江口以南开始吹东北季风，洋流也随之而行，这时是中国人从东南沿海出发的季节，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的航船张满风帆出发了，从中国的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这一路都是中国人进行贸易的地方和国家；等到来年的夏天，季风和洋流倒转方向，变成西南风，洋流也随之而变。这倒转的季风正好吹送中国人返航。对商人而言，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美的事情吗？这季风、洋流，中国人即使不想去贸易，它都会把中国人吹去、漂去。总之，大福建这块地方的人，天然就应该去航海，去大洋中闯天地。过去我不相信美洲的印第安人是中国商代的殷人，中国人早就到达过美洲，我也不信太平洋中的那些岛国上的人是中国福建这一带的南岛语族，后来通过研究季风和洋流，我相信了这些说法，因为不是这些人主动想去那里，很可能是被动的，是被季风和洋流吹去的。某一次船失去控制，他们就会漂流到那些地方。

总之，无论从山、水、海岸、季风、洋流各方面看，中国的大福建地区都具备了最好的催生海洋文明的自然条件。





武夷山如同一道屏障，在古时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中原与东南沿海的交流。福建沿海等地的人们背后是无际的大山，面前却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的彼端有着令人向往的未知世界和无限的商机。



中国最具海洋精神的人群——大福建人



人呢？我们说说这个区域的人——大福建人。

他们是中国善于航海的一群人，也是中国善于经商的一群人。这群人不是由于基因凝聚而成，他们中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古称“百越”；有因战乱从中原逃于此的移民，比如“客家人”；还有因通商从海上来的外番，多阿拉伯人；千百年来这些人已经融合成一个靠海吃海、依海洋而生的族群。这里的靠海吃海、依海为生不仅仅指渔业，更重要的是贸易。说他们是个族群很勉强，因为联结他们的不是亲缘和社会关系，而是谋生的手段和价值取向。这个族群本身也是四分五裂，之所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族群，是为了区别中国那些以农为生的中原人和游牧或半农半牧的北方人。他们的存在离现在也不过千年。我们姑且把这群人叫做“大福建人”。这群人最为典型的代表是现今闽南的厦、泉、漳人和粤东的潮汕人。他们是中国的“海上的马车夫”，是中国的“世界人”。

这群人有经商的才能，有拼死一搏的冒险精神，但是缺乏政治的头脑。他们经商一流，政治末流。如果把湖南人的政治才能给他们，他们就不是今天的地位，中国也不是今日的中国。

理解他们，不能局限在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概念里，要把眼光投向海洋：要在这样一个区域里理解他们，这个区域就是围绕着渤海、黄海、东海的东北亚还有围绕着南海、马六甲海峡及印度洋的东南亚、南亚、西亚。用这个区域的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北洋”和“南洋”。这个东北亚和东南亚曾经是这群中国人最为活跃的地区，这个地区也就是所谓的太平洋西边一系列群岛围成的所谓岛弧或岛链。这些岛弧和岛链今天成了某些大国企图封锁中国的栅栏，但过去这些岛弧围成的黄海、东海、南海，对中国人而言就像是中国的地中海和中国湖。

船呢？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已经具备了世界上最优秀的造船技术，郑和七下西洋，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的大福建地区的海岸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船型，其中福建沿海建造的福船最为有名。福船尖底翘首、深舵高帆，就适合乘风破浪去远航。还有指南针早已应用到了航海。

一切都具备了。这个地区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海洋文明的一个明星，如果没有巨大势力阻碍的话。但是这个巨大的阻力是存在的，这就是来自中原的代表农耕文明的统治阶级。中国历代都有南北之争，从三国时代的东吴被北方的晋所灭，到孙中山的北伐。在南与北的战争中，总是南方失败。其实这南与北之争就是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南方的失败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仅仅是中国的东南一隅，那些河流独流入海的地方。但是黄河长江的流域太广大了。

中国曾有机会成为横跨海洋的大帝国，但错失了两次千古难遇的时机

前面已经说了中国有这样一块地方——大福建地区，这块地方具备了海洋文明萌发、成长、壮大的一切有利条件，他们天然应该去远航。可以说，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为何？就是统治阶级的允许和配合。

在中国历史上，只要统治者稍稍放宽对大福建地区的管制，这个地区的海洋贸易就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中国曾经有两次海洋文明大发展，融入世界的机会：一次是宋、元时期，一次是明末清初。

宋、元时期，宋代的统治者虽然也想控制民间贸易，但是由于北方与辽、金、西夏对抗，陆路全塞，只有通过海路来与海外进行贸易。宋朝鼓励海外经商，奖励对海外贸易有贡献的人。一方面招来番商来华贸易，一方面在各个口岸设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尤其到了南宋，竟提出“开洋裕国”的政策。又因为偏安于杭州，因此对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政府的鼓励下，两宋以来，中国的海洋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其标志是海外华商网络形成。那时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资产百万的大海商亦不鲜见。南宋初，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万缗入洋”，“泉州杨客为商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这样的记载在宋代一些笔记书牍中比比皆是。

海外华人聚居地出现，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导。宋元时期，海外华人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聚居地。宋代的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泰国的华人势力已经达到了和国王一起建造佛寺；泉州商人在缅甸一带经商而不回；爪哇新村和苏门答腊的旧港有华人数千家；而且华人有了自己的组织机构和武装。梁道明为爪哇数千家之首，陈祖义为旧港当地的华人头目，啸聚数千人马。

造船业空前发展，一批著名大港出现，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一批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宋元时期，造船业十分发达，所造大船载重可达600多吨，载人500多人。13世纪初，中国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

海外贸易的货品是什么呢？唐以前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是奢侈品——丝绸和贵金属，但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纺织品、日用器皿等大宗货物已经成了外贸的主要商品，并且已经有一大批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专门生产这些出口商品。

元代对待海贸的政策承袭宋代的政策，也是鼓励海外贸易。元时的海外贸易的盛况仅仅从马可波罗对泉州港的描述就可见一斑。

宋元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海洋国家，中国的海洋文明程度绝不亚于地中海上的西方国家。

可以说宋、元时期是中国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这也是历史给予中国掌握海权、成为海洋大国的绝好机会。

但遗憾的是，这次机会被代表农耕文明的明王朝给葬送了。中国在成为海洋大国最为关键的时代遭遇了最不具有海洋精神的朝代。

那时哥伦布还没到达美洲，麦哲伦还没环球，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人还不是“海上马车夫”，英国人和法国人还不知太平洋在哪里。

历史给了中国以机会。中国早就有了全球化，早就加入了WTO。那是在800年前。那时中国用不着和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沿岸国家谈加入的条件，他们全唯中国的马首是瞻。

经济也是政治。中国商人的网络在“北洋”和“南洋”形成时，一个势力圈、影响圈也就形成了。那时的中国要想成为历史上罗马那样的帝国，或者波斯和阿拉伯那样的帝国也不是不可能的。甚至那时的南中国海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湖”。

这些机会被明朝的统治者葬送了。我们不能指望明朝的统治者为中国开疆拓土。据《明成祖实录》记载，太祖朱元璋多次告诫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

明王朝在海洋中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郑和七次下西洋。但是郑和下西洋只是为了宣示国威，抚慰四方，以期换来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它的目的并不是发展海洋贸易，推动海洋文明。郑和下西洋只是证明了中国有实力、有能力成为一个海洋大国，但其所作所为却预示了中国海洋文明的衰落。郑和下西洋代表的完全是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而排斥了民间的私人贸易。

郑和动辄万人的庞大舰队，七下西洋，历时三十多年，若是西方国家派遣，一路上不知要宣布占领多少领土，建立多少殖民地，一个庞大的中华帝国必将建立。但是郑和所到之处，不仅不扶持华人势力，而是与当地政府及原住民一起镇压华人，在明史中就记载了郑和镇压了前面提到的占据马六甲海峡的陈祖义所率领的五千多华人。

明王朝可以说是把中国的封建专制和重农轻商的传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海禁就是一个例证。继明太祖朱元璋之后，明成祖朱棣更加变本加厉：他规定把沿海能够去远洋的尖头船都改成不能破浪的近海平头船。从此南洋、北洋、印度洋再也见不到那乘风破浪的中国船了。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他是这样说的：“成宣时代积极经营南洋以后（我对这话保留意见），南洋已成为中国之一部，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均为中国之附庸。南洋之开拓及开化，完全属于中国人之努力。假如政府能继续经营，等不到欧洲人的东来，南洋诸国已成为中国之领地，合为一大帝国，或许世界史要从此变一样子。可是政府放弃了这责任，并且不愿意继承前人的伟绩，退婴自守，听其自然。这担子便又重新放到无数的无名英雄身上。他们不但没有国家的力量做后盾，并且冒着违反国家法令的危险，凭着勇气和求生的欲望，空拳赤手，乘风破浪，到海外去开辟他们的新世界、新事业。”

历史给中国的又一次机会是明末清初。明末海禁部分开放，南中国海又风帆竞发，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又蜂拥海外谋生。但这时的南中国海已经不是宋元时期中国人主导海洋的局面了。

正如吴晗所说：“八十年后，欧洲人为了找寻香料群岛陆续东来。他们不但拥有武力，作有组织的经营，并且有国家的力量做后盾。不到几十年，便使南洋改变了一个样。自然而然地替代了以前中国人的地位。瓜分豆剖，南洋成为了欧洲人的殖民地。华侨寄居篱下，备受虐待和残杀，中国政府不能过问。这是中国史上一大转变，也是世界史上一个大关键。”

这时的海洋已经是武装的海洋，西方殖民者的枪炮，决定此时的海洋贸易必须有武装保卫。但是中国商人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海商集团还是崛起了。这其中的代表就是郑芝龙的武装海上集团。1633年，郑芝龙在金门料罗湾与荷兰人的舰队决战，打败荷兰人，从此荷兰人退出福建沿海。郑氏集团成功地控制了海上贸易，海商远洋贸易要到郑氏这里领牌照。马尼拉的传教士金提尼描写了郑氏集团的实力：“仅在厦门水域的水师就多达13000艘帆船，成千上万分布在海上的船只听命于这个王国……”

郑氏海商集团的崛起，中国人第一次有了武装对抗并战胜西方殖民者的庞大的海商集团，给了中国又一次开创海洋文明成为海洋大国的机会。

但这次机会又被来自北方的清王朝葬送了。

清王朝的海禁比明更严厉，为了清除郑氏集团，清王朝不仅仅是禁海，还要求海迁，就是沿海居民从海岸线一律后退30里或50里。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最蛮横的“野蛮拆迁”。可以想见这种海迁政策对濒海居民的生路造成多大的影响。

后来清政府放松了海禁，但这时出海的中国人，再也不是天朝贵客的商人，而是整船整船的被诬称为“猪猡”的劳工苦力。海洋已经瓜分完毕，早已没有中国人的位置。但是这块具有海洋文明精神的土地还不安定，还在躁动，他们一次次地试图冲出禁锢，奔向海洋。

中国文化中并不缺乏海洋文明，在我国东南那块新月形的土地上，它绵延不绝，数度辉煌。

遗憾的是，从康梁的“戊戌变法”到孙中山的北伐，他们都被来自北方的农耕文明战胜了。

直到有一天，一个小个子的四川人，他虽然来自内陆盆地，但是他熟悉海洋，他在法兰西做过勤工俭学，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个绵里藏针、沉默寡言的人在法兰西的工厂里，一边做着钳工，锉着工件，一边想着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中国重拾海洋文明的希望，竟然落在了他的肩上。

1979年，他在中国东南沿海那块新月形土地上的一个海湾边，划了一个圈，后来这个圈不断扩大，很快布满了这块犬牙交错的港湾型海岸。从此中国又一次从这里走向海洋。

历史是很有意思的。当我听到中国终于加入了WTO，我想到了王直，400多年前的一个海盗。其实我们做的，正是实现了王直的愿望。

福多多

slowstep

福多多

最近几年的事情了，有几个日本人到中国来拜祭这位海盗，给他修墓。
这件事闹大了，后来只好不了了之。看来王某后人东瀛发迹了，要光宗耀祖。

明朝海禁是因为海盗猖狂，政府无法同时对抗北方蒙古势力，南方越南叛乱和行无定踪的海盗。
当时是想切断海盗的供应以绝其后路，这和清初不准渔民下海的政策是一样的，因为这样可以
削弱郑成功的力量，此乃后话。

王某从小处说是个走私分子，从大处说是汪洋大盗。明朝能寄望他给中国开疆辟土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寄望李光耀为中国开疆辟土？如果他真的是想为中国开疆辟土就不会在沿海
骚扰，杀人掠货。看看外国殖民者，真正的开疆辟土的人，有哪一个会在本国沿海劫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