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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决策始末
－－作者：宋连生
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奇事、怪事。在一个县的范围内，有组织地搞共产主义规划，试行共产主义制度，在新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没有先例。
徐水，一跃成名天下知
徐水隶属河北省保定专区。这里原本很穷，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农业基础条件较差，1957年粮食亩产只有200多斤，人民生活穷苦。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1957年秋末，徐水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向大自然宣战，“白天赶太阳，晚上追月亮”。
在兴修水利运动中，徐水县委对全县10多万劳力统一调度，实行军事化的组织与管理，打破乡社界限，搞大兵团作战。各“参战”单位自带工具，自备粮草。县委的口号是：“乡乡互助搞水利，拐着弯算账都有利”、“治水大家干，福祸一线牵”。为适应日益高涨的“大跃进”形势，全县普遍实行了小社并大社，办起了公共食堂、幼儿园、敬老院、缝纫厂 ，使家务劳动集体化和社会化。
1958年2月，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谭震林到保定视察，听了时任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后，对大兵团作战兴修水利的做法很感兴趣。他临时调整工作计划，挤出两天时间到徐水实地考察，随后在河北省三级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大力表彰徐水。回京后，他一方面向新闻界推荐徐水典型，一方面指示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赴徐水，系统总结经验，准备向全国推广。谭震林的表彰与推荐，对于提升徐水经验的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正人于3月14日给中央的报告肯定了徐水经验。毛泽东读了报告觉得很好，批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此后，徐水开始名扬天下。
刘少奇乐观地说：“你们大多数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亲临徐水视察。
当时“大跃进”正在高潮，由于不断接到各地粮食增产的报告，毛泽东感到有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为此，中央定于8月17日起在北戴河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前，毛泽东决定抽出一周时间到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部分农村去看一看。
毛泽东视察了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看到庄稼长势喜人，听说夏季小麦获得亩产754斤的大丰收，毛泽东感到由衷喜悦。对于徐水的工作，他讲了许多赞扬的话，尤其是对组织、管理军事化大为赞赏。他兴致很高，谈了很多。他的谈话都是随兴而发，但一经媒体报道便迅速传遍全国，并深刻影响着各地的“大跃进”进程。
离开徐水，毛泽东于次日视察了保定专区的安国县和定县。毛泽东走后，时任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和安国县长焦家驹立即提笔写材料，对毛泽东的谈话做了有闻必录式的回忆，并迅速上报河北省委。透过这些回忆文章不难发现，毛泽东那两天确实谈了很多问题，却偏偏没谈“共产主义试点”的事，甚至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话都没有说。
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是刘少奇拍板决定的。“大跃进”兴起后，刘少奇的思想产生了变化，由相对冷静转为“感到惊喜和振奋”。（金冲及《刘少奇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与毛泽东相比，刘少奇对于深翻土地、密植、大炼钢铁这类生产“跃进”的事情讲得很少，而对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的问题则考虑得多，讲得也多。1958年4月，刘少奇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曾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等人一道谈共产主义，说“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谈话内容很广泛，如托儿所、生活集体化、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等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刘少奇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谈得更多，也更乐观。7月5日，他在与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人座谈时曾乐观地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金冲及《刘少奇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7月7日、8日，他用两天时间，视察了河北省的武清、香河两个县和省会天津市。他边听汇报，边与河北省、天津市和有关县委、街道负责人谈话，所谈内容据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说：“总的精神，就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河北省档案馆藏《1958年7月14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天津市委书记处联席会议记录》）
在较短时间里，如此大量、集中地谈论向共产主义过渡，说明刘少奇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毛泽东亲临徐水视察并高度赞扬徐水经验，也促使刘少奇作出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决定。
8月6日，也就是毛泽东视察后第三天，陈正人再赴徐水，传达中央的新意图。陈正人说，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他还传达了刘少奇的一些具体指示，如在徐水摆两座大工厂 ，全县可搞一个大联社。（徐水县档案馆藏《1958年8月8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陈正人副部长在徐水县、乡、社干部座谈会上提出一些指示》 ）他还给大家带来几本书，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康有为的《大同书》。
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新《规划》：“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8月12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问题。大家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但也指出徐水县委在领导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县委集体领导作用发挥不够，一些重大问题常常是张国忠个人说了算；工作方法简单，强迫命令多，形式主义的东西多等等。对于在徐水摆两个大工厂的事，与会者普遍感到困难。有人说，建厂的指标都分下去了，取消谁的都有意见。还有人说，徐水工业基础太差，摆两个大厂子，水、电、交通都无法保障。
会议最后议定：成立一个规划小组，中央、省派人参加，各部门都要有，在徐水县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规划总的要求是“使徐水发展速度比其它地方走在前头两三年，以便取得经验，向全面推广”。
当时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已向徐水派出了70多人，帮助制订规划，河北省委也派出了10多人，加上保定地委、徐水县委的人，联合组成了一个百余人的规划起草班子，参加者多为各机关的“秀才”。
百余人苦战数日，拿出了《工农业生产和经济文化生活规划》。《规划》共三千余字，内容丰富，充满想象力：如在农业生产方面，规划到1962年实现粮食亩产1万斤；工业生产方面，新建、扩建机械厂、钢铁厂、纺织厂、酒精厂、化肥厂、炼焦厂、发电厂等；交通运输方面，要修铁路、建高等级公路、开航运，还要建飞机场，弄三架飞机；文教卫生领域，不仅县里要建立综合大学、科学研究院、出版社、报社，公社也要建大学、医院、影剧院、体育场和图书馆；在城乡规划和居住条件方面，不仅要把县城建设好，还要建设一批“卫星城”，公社所在地也要建设一批“卫星村”，居民点普遍建楼房，通自来水，建洗澡堂。（河北省档案馆第855号全宗，第4号案卷目录，第1366号案卷）
8月15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再次开会，重点讨论徐水县委的规划。尽管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大家脑子普遍发热，但多数与会者仍觉得《规划》有些大而无当。时任河北省副省长胡开明说，规划首先要注意发展生产，如果生活比重大了，势必影响生产；每个乡都要搞电影院、剧院，不合实际，自来水也可以等有了钱再搞。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说，《规划》的中心点应当是生产，目标是电气化、机械化，基本是自力更生，共产主义不是从外边搬来的。至于建飞机场，更是遭到与会者的普遍反对。
省委书记处会议之后，《规划》作了较大修改，于8月26日在《徐水报》上公开发表。新《规划》删除了飞机场、“卫星城”、“卫星村”等内容，将奋斗目标规定为：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新《规划》“换汤不换药”，仍然不切实际、充满幻想。
此后，从中央、省委、地委派来的“秀才”并没有回去，也没有闲着，而是按照马列书本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和领导人的只言片语，继续帮助徐水县委编制其他“共产主义”文件。于是，一段时间里，徐水的“共产主义”创意频频，花样百出。
例如，出台了《四大纪律十项注意》，又认为原来实行的“按劳取酬”、“年终结算”的分配制度已不能适应人民公社化的新形势，决定实行“按劳预支工资”的新办法。为此，还编制了相当精密也相当离谱的计算标准与发放形式。
以上这些文件严重脱离了实际，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因而对实际工作影响有限。这就使得徐水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外热内冷”：徐水名声在外，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前来“取经”，甚至还有不少外国友人前来参观。徐水也有专门的机构接待他们，发给他们很多材料，给外人一种共产主义搞得红红火火的印象。但在内部，徐水人与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也是天天种地、炼钢、吃食堂。而且有了“共产主义”这道光环，他们对放高产“卫星”似乎兴趣不浓。因此，与同属保定地区的安国等县相比，徐水的“卫星”反而放得不够高也不够大。
8月29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不会太长，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同时提出，人民公社将是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这个《决议》给人一种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的错觉。
9月10日，刘少奇来到了徐水。他提醒徐水县的干部群众，遇事要算一笔账，要严格控制非生产性管理人员。他还特别强调，全民所有制还并不就是共产主义性质的。
刘少奇的提醒与告诫，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刘少奇走后，徐水县向共产主义过渡迈向新台阶。9月15日，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宣告成立，实行县级政社合一，搞全县范围的一级核算。9月20日，《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正式定稿。《试行草案》规定，在全县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每个人的吃饭、穿衣及主要生活必需品，由公社有限度的、按照工农商学兵大体平等的标准计划供应。为了解决男女老幼不同的生活需要，还规定了数额不等的货币津贴标准。9月21日，经保定地委批准，徐水与相邻的安新县、容城县合并成一个大县，仍叫徐水县。合并后的徐水县，人口由31万多一跃变为73万多，“共产主义”在更大范围内试行。
紧急刹车，不了了之
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除了“一大二公”，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以外，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实行全民供给制，干部、职工取消薪金，社员取消工分，全部实行“十五包”，即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殡葬等。实际上，这完全是空想。以徐水那点财力，根本不可能“包”起几十万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结果是，承诺“包”的东西没法兑现，但工资与工分却取消了。这对社员影响不大，反正是吃饭不要钱，还可以“敞开肚皮吃”，但那些靠工资吃饭的人问题就大了。从9月份开始，工资停发，但供给的东西迟迟发不下来。没办法，只能到食堂里混吃混喝。据时任徐水县委办公室主任崔季辛回忆：“因为停发工资，干部没钱交饭费，也就吃完每顿饭以后给食堂开一个‘几个人用餐几顿’的白条子，过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由高指标、浮夸风、大炼钢铁等造成的种种乱象也越来越严重地表现出来，人们逐渐从极度的亢奋中冷静下来，干部、群众中普遍弥漫着不满与抱怨情绪。
徐水的问题，毛泽东觉察较早。1958年9月，毛泽东把身边的18名工作人员派往徐水。这些人实地调查了半个月，反映了徐水县普遍存在的“共产风”和强迫命令等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10月15日~17日，毛泽东连续3天在天津听取徐水、安国、唐县3个县的第一书记和河北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当张国忠汇报到幸福院、幼儿园和建筑房屋的试点规划时，毛泽东批评说：“太单调了嘛，也要大中小结合，老人不跟壮丁、小孩结合怎么办？”“我就不愿进你的幸福院，幸福要有点分析，幸福之中有不幸福就不好。鳏寡孤独可以，但是幸福院作为一个生活单位，缺乏两端，大中小嘛，一天净是见老人，看不见青壮年，是不是好？”对于徐水的全民所有制，毛泽东指出：“徐水还是全县人民的所有制，还不是六亿人民的所有制。六亿人的所有制要国务院发工资，你还是自己发工资嘛。”谈到徐水实行的供给制，毛泽东问：“天有不测风云，你遇到大水、大旱、连旱三年怎么办？”（河北省档案馆藏《1958年10月23日毛主席10月中旬来天津视察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对徐水工作的批评使河北省委震动很大。省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了工作组，在徐水做了3天调研。21日下午在天津，刘子厚就调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向毛泽东作了专题汇报。毛泽东认真听过汇报后，再次强调要弄清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与全国的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他还说：“你们帮助安国县搞一套看看，体制、作风，你们看有没有可能？一方面帮徐水，一方面帮安国，和他唱对台戏。”（河北省档案馆藏《1958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省委几个同志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 ）这个表态使河北省委意识到，毛泽东对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很不满意。
10月29日，河北省委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徐水工作和落实毛泽东的指示问题。此后，徐水把一县一社改为三级实权制，干部、职工恢复并补发了工资，房屋仍归原主所有。那一年的秋粮本来长势很好，但由于受大炼钢铁、大办工业的冲击，收获时丢糟烂现象严重，入库的粮食远没有预想的那么多，一估算根本不够人们“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被迫开始定量，“津贴”也没有了。
至此，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虽未宣布取消，但已很少被提及，实际上是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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