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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佛陀的印度:恒河之畔的生死轮回 肮脏混乱(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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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6 02:0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回到佛陀的印度:恒河之畔的生死轮回 肮脏混乱(组图)
文章来源: 华夏地理 于 2011-05-26 08:22:03

 菩提迦耶是佛陀证悟之地,在佛教徒心目中,地位犹如精神故乡。它是古老印度的今日幻影,它属于全世界的佛子们。





  在德里街头,每逢周末总能看到乞丐们成群结队接受布施的场景。行乞在印度并不是一种见不得人的生存方式,乞丐们的生活甚至称得上怡然自得。





  大菩提塔的外貌不似佛教建筑,反而较为接近印度教塔寺,其原因可能是,在12 ~ 14世纪、它最后三次重修期间,印度教元素的大量渗入。






 同一条恒河,在外国人眼中,可能仅仅是一桩印度奇景,是肮脏和混乱的最典型示范;但在印度人眼中,她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圣和包容,人们不远万里来此沐浴,以洗去身上的罪孽。


  想象你在北京包了一辆车,打算去山西大同参观石窟。一宿之后,你发现自己居然醒在沈阳。而那位司机,他坚持自己的路线正确,并且保证目标在望。再过半天,我们发现自己几乎快要去到哈尔滨了。这时司机才勉强停车问路,但他问路的方式是随便截住一个路过的村民,看他晓不晓得云冈石窟怎么走。真妙,那个村民竟就认真地指起路来:“前面十字路口左转,再过三里地看见公交站右转直行……”


  我没有夸张,这个假想的例子只是为了方便读者了解我们一团人刚到印度头两天的真实情况。回来好几个月了,我仍然清楚记得那个旅行车司机,固执而沉默。每回休息他就一个人走开,独自低头喝茶或者吃饼,偶而抽一根烟。每回开车他都全神贯注,遇到任何一个标识不明的分岔路口都果决转向;尽管每一次转向后来都被证明是错的。由于他的方言口音比较重,车上就算有两位印度本地的法师,也要经过三轮传译,才能有效沟通。那种沟通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沟通,因为他大部分时候都只会简单地回答一两个字,意思是“OK”和“没有问题”。就在这迷途的两天,就在这位司机身上,我学到了印度教给我的第一课:但凡有人和你说“OK”或者“No Problem”, 那就表示问题一定要发生,而且可能很严重。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应该更小心,戒惧,提防任何事任何人?还是干脆认输,听天由命呢?答案要到此行的最后,我才有点模糊的轮廓。


  这不是一般的旅行观光,我们是朝圣者。去印度朝圣?这对许多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个很陌生的事,虽说中国可能拥有全球人数最多的佛教徒,但大家对于回到佛教诞生地这事好像都不太感兴趣。如果真要朝圣,为什么不去五台山、普陀山,甚至少林寺呢?就连教科书都会告诉你,佛教源起印度,但也在印度衰落;而中国却把它发扬光大,传布四海。没错,佛教确实大盛于汉地,所以也兴旺到了可以自成一国的地步,旺到了几乎可以忘掉佛教世界其他地方乃至于印度的程度。在那十几天的旅程里头,我们碰过一家藏人,分别从拉萨和加德满都出发,会合于现处尼泊尔境内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这一家人打算周游圣地90天。我们也碰到了络绎不绝的泰国朝圣团,一来就是几辆大巴,每到一处就留下遗迹上如鳞密布的金箔。从佛陀初转法轮的鹿野苑,到佛陀入灭的拘尸那罗,藏传佛教徒系在树上的风马旗与南传佛教徒贴在石柱上的金箔都是至为显眼的标识。我甚至看见日本日莲宗四处立下的《南无妙法莲华经》石碑,以及无数操着多国语言的金发香客,唯独极少遇见汉地来的朝圣者。如果有的话,那也多半是台湾佛教徒。如今大陆出国的人绝不算少,为什么我们在全球各大传承各大宗派汇聚的这片北印度土地上却很难看到他们呢?


  不过话说回来,所谓“朝圣”,对佛教徒而言或许根本就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我们知道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去罗马、去耶路撒冷,即便不是指定作业,至少也是种普遍被推崇的行动。中古时代,“到圣地去”甚至是发动起整场十字军东征的最大口号。至于穆斯林,那就更不用说了,朝觐麦加乃毕生必行的“五功”之一,没有能力走上一趟往往是他们抱憾终身的遗恨。但佛教徒呢?日本有它的高野山,西藏有纳木错湖与冈仁波齐峰,汉人则有九华峨嵋,大家尽管在境内各自修行,从来没听过非得回到菩提迦耶目睹佛陀证道地不可这一说。


  所以印度佛教衰亡之后,佛陀一生行止的遗迹也就彻底败坏了,或者成为砖瓦供后来的穆斯林苏丹建造华贵如天堂的城堡,或者埋没沙土年复一年直至荒草遍野。千年中并没有大群比丘如伯利恒的神父那样坚守据点以维持香灯不坠,更没有哪一个帝王忽然跳出来号召大家“去把圣地从异教徒的手中夺回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圣地其实大多是由碎石与传说编撰而成。比如说祇园精舍,佛陀驻锡最久之地,考古学家挖出一片房舍的地基,认为它们全是公元后5、6世纪左右的遗物。热心的信徒们偏能认出哪一间是公元前5世纪时舍利弗尊者的居室,哪一处又是圣弟子们经行的步道。就算是那些看起来颇有年岁的遗址,你也不能不怀疑它们的真确,因为那天我分明看到一群工人搬砖垒石,好像正在建筑另一间“遗址”的样子。






 交通堵塞也是印度大城市的特色之一,交通洪流的组成部分可能包括:小摩托、人力车、马车、自行车、牛、马、流浪狗。





 那烂陀源自梵文“莲花(nalam)”。莲花在古印度是知识的象征,因此,那烂陀的意思就是“知识的给予者”。作为一所举世闻名的古代高等学府,那烂陀当时的规模与今日全世界的任何大学相比,都堪称雄奇壮阔,美轮美奂。





公元7世纪,正值笈多王朝佛教美术的顶峰时期,那烂陀寺发展至全盛阶段,成为全印度最大的寺院、学府、佛教中心。整座大寺之中,一切建筑无不雕梁画栋,精美异常。





  .即使在浴场中,印度也是一副人声鼎沸的样子。王舍城外毕跋罗山下的温泉浴场,从佛陀时代一直沿用至今。今日印度,活色生香、百无禁忌。


  事实上,从今天印度的北方邦到比哈尔邦,这一大块区域上的圣地几乎都是在19世纪末才复活过来的。信众最集中的菩提迦耶有一间粉红色外墙的建筑,是“摩诃菩提协会”的会址,会址大门外有一尊塑像,纪念协会创办人安纳加里卡· 法护尊者。正是这位英语流利的斯里兰卡大长老与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 康宁汉的努力,才促成了随后一个世纪的挖掘与复建。藉着摩诃菩提协会的运作,刚刚开始认真看待甚至皈依佛教的西方人秉持一向在考古发现上的热情,与甚为西化的斯里兰卡僧众带着一股正欲摆脱殖民压力重振文化尊严的意志,携手辨识出一座又一座古建筑背后的记忆,重领一块又一块早就易主百代的土地。


  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有点不敬,但我真觉得如果不是西方人,亚洲佛教徒并不会这么在乎源头圣地;如果没有那一整套现成搬过来的古迹保存观念与朝圣文化的模式,今天这块区域就不会成为全球佛教徒的核心。安纳加里卡· 法护长老当年不就曾呼吁佛教徒向西方学习朝圣吗?他正正是用耶路撒冷与麦加的例子来对比亚洲佛教徒的圣地冷漠,颇有点教大家“知耻近乎勇”的意思。而彼时积极响应他的中国人唯有近世振兴汉传佛教的一代大德太虚大师,他非常用心地参与这场两千年来头一遭世界各地佛教徒的集体运动,甚至在中国发起募款,以回馈“故土”。从这个角度看,圣地大陆汉人之稀少,也许只不过是来得比较晚而已,毕竟这是个新鲜事。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太虚大师的感召,50多年前有一位湖南比丘尼果莲法师竟然只身来到拘尸那罗,建起一座“中华双林佛寺”,汉制山门上一块华文横额,在周边的缅甸寺泰国寺之间相当醒目。但老法师往生之后,这座寺院很快就抵不过印度的暴雨和烈阳,碎成废墟,渐为草木收复。


  如今住持此地的法师乃越南智顺比丘尼,60岁的人了,却活力充沛,不显老态。她告诉我,当年她奉师命从美国奔来,面对的是每年都能把屋墙泡软、使房顶塌陷的天气,无水无电,就一个人四处筹钱,披荆斩棘,才把这座汉传寺院修整成现在这般舒适宜居(顺便一提,越南佛教也是以汉传为主)。我们去的时候,她还忙着在工地上指挥一座更大的计划,那是寺里头学校的新校舍,专从贫困乡间领来一些家里养不起的孩子,让他们接受佛教教育,剃度沙弥,等到18岁英语电脑全会了,再自行决定是走下去出家抑或还俗。除此之外,她又在镇里头盖了好几座学校,让那些对佛教不感兴趣的家庭也有让小孩念书的机会。至于那群小沙弥,我必须说,他们真是太可爱了。一脸善良,眼神单纯,我忍了好久才终于没摸他们的头:在家众摸出家人的头到底不是太好吧,哪怕他只有六岁。


  几个月后,我在官方媒体上读到一则新闻,说是大陆某寺院刚刚在蓝毗尼建了一座宏大的庙宇,乃“海外第一座中华寺”,上头有人专程致贺,全国佛教界则允为盛举云云。怎么会呢?别说“海外”有多少汉传道场,光是源始圣地,光是拘尸那罗,便有这么一座没有国力支撑的小小“中华双林寺”吧。


  其实,早在14个世纪以前,印度就已经有过“中华寺”了。根据文献记载,那烂陀寺以东50里有汉寺一座,是不少汉人留学生寄居的处所。而在芸芸汉人留学生之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玄奘法师了。重读当年那群僧人的著录,最有趣的是他们那大胆创新的世界观。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意思是中央之国,天下正中唯我而已,其余四方尽皆戎鬼蛮夷。偏偏佛徒不是这么看,他们先是引入佛教“四大部洲”的说法,把人类住的地方限制在南瞻部洲,再把这南瞻部洲分作十六国,归属“四天子”;而“中国”的皇帝只不过是这四天子之一罢了,并且管的主要是东方那一块,并非中央。广东学者何方耀教授专门研究过这题目,他发现,到了晋唐,许多僧人日益不满所学之芜杂矛盾,怀疑自己读的经翻译有误,于是兴起学梵文西取经之念。在这种心态底下,竟然形成了以印度为“中土”,把中国做“边疆”的意识。








  尼连禅河边,一位老人在静思。大菩提塔矗立在河对岸。佛陀成道前曾于其中沐浴的这条著名河流,如今大部分时间都是干涸的模样。








 “生老病死、每天上演”,是瓦拉纳西恒河之畔的真实写照。印度人自古对生死轮回就有着独特的认识。2500年前,佛教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鹿野苑距离繁华喧嚣的瓦拉纳西仅有十几公里路程,这里是佛陀成道后初次说法(初转法轮)的地点。





  金色卧佛安详地躺在拘尸那罗的大涅槃寺中已逾千年。这里是佛陀进入般涅槃之地,信徒们来此,除去怀缅先师,也为了体悟非生非死、不住不灭的境界。


  天下观吊诡在不与民族挂钩,谁是文化正统谁就是天下的中心,谁握住了道统谁便是天下之主。所以满人入关也能渐得士心,日本却觉得明清易帜男子留辫,故信天下东移到他们那里去了。在晋唐那批求法僧眼中,天下显然该以佛法来处为正中才是。法显便说:“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转引自何方耀《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请注意,这段话里道整法师所说的“中国”其实是指印度,“边地”倒是中国。玄奘大法师更在瞻仰过圣地遗迹后叹道:“昔闻经说,今宛目前,恨居边鄙,生在末世,不见真容。”(同见前引书)在《大唐西域记》里头,玄把印度说得好到不行,称赞彼邦国民温文尔雅,懂得用树枝刷牙,爱好清洁,大概也有终于见识到上国风范的感慨。


  问题是有些印度人至今仍然在用树枝刷牙。


  古代佛教徒心目中的印度不只是佛法初传的宝地,还是全面超越任何国家的先进文明,俗尘繁嚣之外的至美天堂。你看《西游记》,玄奘法师亲身去过的那个真实天竺竟被描划成云雾缭绕的仙境西天。西藏人更是崇拜印度,深受印度影响的藏人甚至把自己的圣地一一视为印度各大名胜的翻版。我们当然晓得真实的印度不是这个样子,可什么才是真实的印度呢?听说它是举世知名的IT大国,全球遥距服务业的中心;听说印度理工学院向美国硅谷输出的工程师和CEO要比麻省理工学院还多;听说它是金砖四国之一,未来的世界就只有它能和中国一较长短了。但我们的经历却比较接近另一个版本的传闻。在那个版本里面,印度的交通凌乱不堪,大巴顶上坐满了抱着杂货的乘客,横行霸道的大货车任意奔驰,机动三轮车与蚁群般的摩托车则会把所有的空隙塞满;当然,在连北京也都望尘莫及的车阵之中,还有传奇性的牛、马以及旅游书里不知为何很少提到的流浪狗,它们的悠闲与周遭由喇叭齐鸣所造成的音墙恰成对比。


  很难在街上看出这里是一个预言中有可能要压过中国的强大经济体,乃至于我怀疑两者的差别或许恰恰就在看不看得见这一点。就拿德里来说吧,它不是没有宏大的地标与宽广的大道,但中国人一定会问他们难道就不能把那些建筑的外墙洗刷得干净一些,将那些路面上的坑补得好看一点吗?没错,我们都知道“无害”(Ahimsa)是印度文化里根深蒂固的价值,所以印度的素食者人数荣居全球之冠;但既是全国首善之地,能不能至少把那些牛、马、狗甚至猪集中到一个比较隐蔽点的地方呢?


  我记得旅程开始的第一天上午,摄影师要为他那部相机找一块市面罕见的电池,权充导游的当地法师遂引我们去他们心目中全德里电子设备最集中、高科产业最发达的地区。抵达之前,我们都把那地方想象成中关村,没想到一下车就是一滩泥水,往前几步则是一条高低不平砖块乱堆的巷道,道旁是几家被苍蝇围绕的小吃贩子。我们辗转来到一家灯光明暗不定的商场,经过一处交易外币的黑市旅行社,一堆从垃圾桶里挤爆出来的废纸和吃剩的食物,终于看到那家相机制造商的德里经销中心的招牌在昏暗中兀自闪烁。


  不要忘记这个国家刚刚举办过英联邦运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曾经投诉选手村里的房间有蛇。你能想象北京奥运会出这样的事吗?奥运期间,北京就连菜刀都不准卖呢。


  那天我们还走过一条满街地摊的窄路,路上的垃圾和坑洞就不用再说了,有趣的是我看到一列外国人在一座被空气污染成灰色的大楼门外乖乖排队,集中接受童乞们那永不厌止的疲劳轰炸。再凑近一瞧,赫然发现门牌上清楚写着这栋大楼属于印度外交部其中一座!莫非这条路就是印度的长安街?还好,后来我上网查过,它只是印度外交部的其中一座办公楼。我不想非常极端、非常东方主义地把印度描述成一个视观瞻如无物的国度,他们的媒体照样以英联邦运动会的洋相为耻;可是这个国家和把面子看得比生活还大的中国确实不同。前阵子读到一篇印度知名学者的谈话,他说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记者都要问他印度城市的街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穷人,他却反过来纳闷,在中国的大都市里为什么看不到贫民:“你们的穷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离开德里,原以为当晚就会抵达朝圣之旅的首站——舍卫城。结果全靠那位刚毅寡言同时还路盲的司机,我们在北方邦的乡野间漫游了两天,如果不是手机里的导航系统帮忙,到了最后可能会连一个圣地也去不成。印度的基础建设的确不够,60公里的行程我们往往得走上两三小时,那些道路又窄又弯,几乎没有一段是平的。到了夜晚,速度只能更慢,四面田地的水气淹漫而至,令人难辨东西。有时候我们在导航地图上看见前方不远就有“国家高速公路”,很是惊喜,没想到真走上去之后才发现,唯一的不同只是路的两旁多了店家人烟,以及散步的动物,路灯照样缺席。但这手机移动信号倒是一直正常,基本不断,于是大家感叹:“印度真不愧是IT大国呀。”


  那两天晚上,在赶路赶至绝望的时候,我们就只好择店投宿,等到次晨四时再重新上路。其中一家叫做“Hotel Arvind Palace”的旅店特别有趣,它标榜自己是“豪华而经济的旅馆”,所有房间都具备了空调、网络、彩电,以及24小时源源不绝的热水,它的餐厅更齐全了“北印、南印、中国和欧陆等地”的美食。我们都晓得这不是真的,如此一间两层楼高的简陋公路旅舍不可能这么完美。只是我们想不到那房间里的铁架床铺会脏成这样,枕头和床单上洒落了不知来历的污迹(有点像干掉了的血),夜半还能感到几只细小的昆虫在身上跳跃。那位信奉锡克教的老板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态度诚恳——“是的,我们有热水”,眼神狡黠——“怎么会呢?再等一下热水就来了”,像个成功生意人。果然,我们晚上11点上楼的时候,大堂的餐厅还是绿色的;第二天4点下来,它的天花和墙壁却已刷成粉红;那位老板督导工人装修了一整个通宵。我既惊讶又熟悉,这种速度,这种营商手法确实是我所知道的“金砖四国”。


  天气很冷,正好碰上了当地罕见的寒流,气温常常保持在零度上下,听说北方邦有天晚上一下子就冻死了200人。我们一日颠簸十来个小时,大腿贴着薄薄的小巴车皮,寒气由外而内,由下而上,我只能用街上市集买来的毛披风裹住身子:真想不到印度可以这么冷。所以我们总是在下车舒展的时候加入正在烤火取暖的村民,他们表情漠然,但会自动腾出空位,给我们接近那些冒着白烟的旧轮胎的机会。嗅着轮胎烤出的塑脂味,我和杂志社的编辑说起了陈丹青,因为他本来也想参加这一趟。“嘿嘿!还好他没来,光是凌晨三点半起床他就受不了了。”大伙拿丹青开了一点玩笑之后,编辑忽然感叹:“这才叫朝圣呀!不吃点小苦,一路舒服怎么行?”


  朝圣让我们想到的总是那些身披粗麻的修士,手持木杖一路踏着草鞋缓缓登上尖石满布的山丘,在沙土尘暴里不断礼拜、全身贴到地面好从至卑微的角度观看这个世界的虔敬藏人,当然还有那位背着沉重竹笈顶住烈日一步步朝中亚山区走去的三藏法师。朝圣总该是要吃苦的。这是为什么呢?是要挑战朝圣者的意志?是要你在终于抵达圣地之前做好净化自己的准备?它不该是一般的旅行,不是无痛舒适地度过旅程,然后直达目的猎影观光;它不切割目的地与到达目的地的过程,反而把后者视为整趟经验的有机的必要元素。你不可以坐在宽敞的大巴里享受空调,一觉醒来发现圣地已至,然后急忙下车感受感受圣地的氛围。然而旅行又真和朝圣有这么巨大的区别吗?任何一个稍有自尊的旅者都会告诉你,旅途就是旅行的一部分,甚至旅途才是旅行的全部。重点永远是“在路上”,而非“去了哪里”。


  但是抵达目的之独特愉悦仍然不可否认。就像那天清晨,经过漫长的迷途,我们终于到了传说中的舍卫城,佛陀一生停驻最久之地,古印度至为繁盛的大都。大伙一一下车,面对两列树木夹护的道路伸向远方晨雾,早上六点的北印农村静得只闻鸟啼,阳光迷濛使人分不出自己究竟身在哪一个时代。也许2500年前,佛陀和圣弟子们就曾赤足行过我们脚下的这条土路,道旁一样没有电线杆,一样只有刚刚升起炊烟的茅舍……我们全都静了下来,是不是都想起了佛经里最常见的那句开头呢:“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


  宁静缅昔的时光只有一刹那,我们老是迅速被丢掷回印度旅行的紧凑现实。带领我们的法护尊者是我的师父,能操流利中文、英文、马来文和僧伽罗语,精通梵文与巴利文,就连日文及泰文也略晓一二,是位不可多得的学问僧。虽然大可在象牙塔里一展拳脚,但他更想用现代方法在俗世弘教。在我看来,他矛盾的地方是尽管有志于打进这个纷杂急乱的花花世界,但另一面却又天真得可以。就说这趟朝圣行程的规划吧,他总是试图在最短的时间里涵盖最广大的范围,“景点”之密集堪比最广价的旅行团。有时我忍不住抱怨:“尊者,这简直就是观光了,朝圣不是该放松一点吗?”可他还真不急:每至一处,他都会忽然很振奋地说:“对了,前面还有一个XXX,不去就太可惜了。”然后兴致勃勃地领着大伙慢慢踱去。好像着急的只有我似的,老是看表老在提醒大家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一边怕今夜不知到不到得了预定地点,一边怕他落在后面不安全。可是每回催他,他都带着孩子气的眼神叹问:“是吗?要走了吗?但我好想去看XXX哟。不用这么着急吧?”


  要是真在一个圣地待久点,我又可以做些什么呢?法护尊者和同行的两位印度法师一定会跪下来诵经,可我乃疏懒怠惰不成器的弟子,60 华夏地理一直没学好巴利经文。他们念诵,我跟一两段


  就要断线。在灵鹫山顶如是,在菩提迦耶复如是。直到鹿野苑,一路上笑嘻嘻的尊者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了:“文道,你回去之后还是好好背一些常用的经文吧。除了坐禅,念诵也是很重要的修行。”唉,我几乎觉得自己是白来了。


  法护尊者有一位好朋友,是他在斯里兰卡上学时的学长,法号“法光”,现为那烂陀佛教大学教授。我们去那烂陀寺遗址的那天就住在他的宿舍里头。一如既往,我们又遇上了交通问题,法光尊者最初为我们准备的午饭渐渐等成了晚饭。当我们凌晨一点终于驶进以大学而言有点迷你但还算舒适的现代那烂陀时,那桌饭菜就是宵夜了。不巧的是还碰上了印度常见如便饭的断电,大伙只好摸黑上楼,就着烛火手电搬抬行李布置碗碟。在昏暗的光线下,我看见了法光尊者:个头不高,身躯微胖,圆圆的笑脸,年纪不算太大可又让人觉得像是个很老很老的人,于是适足以“慈祥”形容。他其实是很忙的,要安排房间给我们,要给我们翻热饭菜,要设法修理电路,还要下楼看看路盲司机有没有睡觉的地方。但是他又不像很忙,起码不显急乱,一路喃喃说话一路忍不住自己嘻嘻地笑了出来,微微低着头晃来踱去。不知怎的,这情景我好像见过;后来才想起是电影《星球大战》里卢克初遇尤达大师那一段。对了,深藏不露的尤达大师在准备晚饭给年轻的卢克时,就是这般笑嘻嘻的模样。


  法光尊者安排了唯一一间有暖风机的房间给我们四个在家人,但断电了他也没辙。只有一张薄毯要盖住四个身子,这天晚上实在冷得难受,难受到同行号称要吃苦的编辑都黑脸了。房间全分给我们了,那法光法师他自己呢?老教授说不怕不怕,他就是笑:“我有地方,我有地方,你快去睡,好好睡。”第二天一早,我发现他和另外两位法师原来整宿就和着僧袍睡在客厅地上,唯一剩下的毯子他给了路盲司机。他准备了带点香辣的汤面做早餐,说是中国风味,大概合我们胃口。吃面的时候,我才算看清楚了这间教授楼。日光照出一室白墙,朴素一如所料,唯有一帧相片随意摆在一排书上。那是老法师年轻时的留影,背景是个乡村广场,几十个小孩包围着他。法护尊者也凑过来看,他解释:“小孩都喜欢他,那时他一有空就下乡看孩子,每回都带一堆糖。”


  到达那烂陀寺的遗址,我便完全明白三藏法师昔日的心情了。入口处像是公园,绿野广阔,走过正中长达一里的林道,迎面而来便是一堵有两层楼高的石墙。再穿过城门般的巷口,便有砖阶引人自然登行。拾级而上,西向的太阳就在此渐次展开平铺在地平线上一座座栉比鳞次的伽蓝殿宇。那烂陀,中古世界最伟大的大学;佛学、哲学、数学、天文、建筑、医术、艺术,凡你能想象的一切科目;学生不分宗派,来自整个亚洲。极盛时它容纳师生万名,藏书九百万卷,占地是今日挖掘所获的十倍。其学风崇尚自由思辨,上课以研讨为主,有点像今天藏传佛教仍然保存了的“辩经”。除了玄奘,和它有关的名人还包括了龙树、无著、世亲、护法、戒贤、陈那、月称等一众佛教大德。要进这家学校得先过“守门人”这一关,藏传佛教徒特别尊崇的那洛巴大师便曾是它北门的守门人,他们负责考验入门学子,应付不了他们的问难便休想入学。当年入门而得其道的玄奘法师曾经形容他所看到的那烂陀:“庭亭别开,中分八院,宝台星列,琼楼岳峙,观竦烟中,殿飞霞上,生风云于户牖,交日月于轩檐。羯尼花树,加以流水逶迤,青莲菡萏,晖焕其间,庵没罗林,森疏其外。……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


  俱往矣。如今的那烂陀只余废墟,纵犹壮阔可观能发思古之幽情,但毕竟是有为法,又哪能免去成住坏空的规律呢?虽然印度建国三雄之一的安培多博士成功发起了“新佛教”运动,使百万计的贱民阶层皈依众生平等的佛法,但这到底不是主流,印度已经离那个佛教盛世很久很久了。这是一直萦绕在我心里头的问题,也可能是很多佛教徒觉得没有必要朝圣的原因:反正都成废墟了,反正那都不再是佛法兴盛之地了,我们还去那里做什么?再说就连一般不学佛的人大概都能凭着电视剧里学来的“常识”挑战你:你们佛教徒不是喜欢讲空吗?不是喜欢教人不执着吗?心中有佛,在家自己好好修行也就够了,何必花钱花时间那么执着跑去所谓的“圣地”呢?就连说法说得特别透彻的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也在他的《朝圣》里说:“严格地讲,我们并不需要寻求外在的圣地或圣人;如同佛陀亲自所应允的:‘任何人忆念我,我就在他面前。’当我们对佛陀与他的教法生起忆念心或虔敬心的那一刹那,他就会与我们同在一处,而该处也就会成为‘神圣’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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