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ZZ

老亥

　　安禄山之叛唐及其余波，扰攘达七年之久，不是当时发难的人和对方所能预测。从短时期和近距离的资料看来，这事件应当可以防范，既已发生则应迅速解决。

　　安在中国史书里称为“营州杂种胡”。实际他父系祖先出自苏定安（Sogdiana，中亚腹地今属苏联），母系则为突厥，在当日中国的边区，他的背景并不算特殊，营州则为今日之热河。当他在范阳（今日北京附近）发难的时候，已有很多中国文臣帮他策划。他统率的部队十五万人，以一日十里的行军速率南下取洛阳。唐朝各库房的兵器多腐朽不堪用，民兵也没有训练，此时的“府兵”也多数已成具文，不仅各处没有“勤王”的行动，安的部队还有向淮河和汉水发展的趋势。所以安在公元７５６年的年初自称“大燕皇帝”，已有将唐朝推翻的模样。

　　可是叛军没有立即西进，给唐军一个在潼关地区增强防御的机会。这时候郭子仪和李光弼又从山西进兵河北，重新光复很多州县，忠于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机策反，有占领整个“敌后”的可能。只是玄宗朝也没有利用这种机缘，皇帝的敕旨首先就将守潼关的两个将领－－封常清和高仙芝－－以由陕县退却的罪名判死刑，次之又将一个老病而无心战斗的哥舒翰推上前线，又不让他坚守潼关，以待河北官军扩张战果，使安禄山腹背受敌，而强迫哥舒翰仓卒出战，以致一败则不可收拾，安禄山因此入长安，郭子仪和李光弼的侧翼行动也不能生效用，只好由河北经晋陕向甘肃撤退。

　　倘使这时候皇太子忠王李亨也随着玄宗李隆基入蜀，以后的发展，还可更不能逆料。实际上经过马嵬驿的兵变，杨国忠被军士胡乱的杀死，杨贵妃在众人威胁之下由玄宗命令缢死，史书上留下一段“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的情节，于是玄宗南奔，不久就被“尊”为太上皇。太子则北上，一路收拾败兵流卒至甘肃之灵武，文武臣不及三十人，也通过群臣劝进，“六上笺，上不得已，乃从”的公式，即皇帝位，等于宣告玄宗已经没有用场，他就取而代之，因此他就成为兹后历史上的肃宗。灵武的新朝廷收容了郭子仪和李光弼的部队，又以和亲政策，得到回纥的襄助，以一年三个月而收复长安，又一月而收复洛阳。

　　安禄山已在肃宗发动攻势之前被他自己儿子安庆绪的手下人谋杀，安庆绪则在由洛阳退返河北之后给安禄山手下名将史思明所杀。

　　史思明也是“营州突厥杂种胡”，他在７５７年杀安庆绪之前，曾率手下八万众降唐。肃宗明受他降，暗派人刺杀他，被他发觉。所以他又自称“大圣燕王”，又再陷洛阳。以后在与官军作战不利时为他的养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则被部下李怀仙所杀，事在７６３年，自此，安史之乱，才算结束。当时玄宗和肃宗都已相继去世，史朝义传首京师之日已是代宗李预的一朝，他也是唐代面临这次变乱的第三位君主。

　　我们今日在二十世纪末期重新检讨这八世纪中期的一段史实，很难在仓卒之间，得到确切的结论。前人留下了很多论说，有如《旧唐书》责备杨国忠，说他以便佞成为宰相，颐指气使，等于逼着安禄山造反。“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也说及玄宗任人不当。安禄山“性巧黠”，又“厚赂往来者”，玄宗就让他为卢阳、范阳、河东三节度使，又让他兼闲厩陇右群牧使，楼烦牧监，以致将边区蓄养战马的权力都断送到他手里去了，再听任他以蕃将代汉将，一步一步的鼓励他造反。更让安禄山拜自己为父，杨贵妃为母。《资治通鉴》还提及“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女以彩舆舁之”，玄宗为之赐贵妃洗儿钱，于是弄得宫庭内外和朝堂上下不成体统，好像这些事也是安史之乱的原因之一。也有些史家认为任用蕃将是一种失策，其咎在李林甫。因为李恐怕文臣入相出将，与他争权，所以怂恿玄宗任用蕃将，好在他们缺乏中国文人的涵养不能在朝廷里做大官，不料将国防重任交给他们，反为他们所制。

　　以上各种解说，都有牵强附会的嫌疑。真与失真不说，其提出的见解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面传闻来解释很多组织上与制度上的大问题。

　　玄宗于天宝年（７４２年）置十节度经略使，规定十个国防区，共有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是个在纸面上讲来非常宏大的计划。以前各边镇的兵力游离不定，这时候人力资源的分配有如现代军语之所谓“建制”，已赋予固定性质。可是我们仔细看来，则又知道这种堂皇的计划，仍犯着“官僚主义”的毛病，不能离开“金字塔倒砌”的“间架性设计”，以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去笼罩真人真事。如以言人员，则此时府兵制度大致已成具文，却又没有完全放弃，边区士兵大部由于招募，称为“健儿”与“旷骑”，自７３７年之后一律长期服役，其中多数则是蕃人，有些还带私马。有如７４７年高仙芝出葱岭，“是时步兵皆有私马自随”。安禄山防区最成问题的则为契丹及“匈奴别种”之奚，他们经常与安所属的官军作战。而安禄山叛变时其南下部队却有大量的契丹兵和奚兵，后者即在长安出现。他既曾邀准玄宗以蕃将三十余人代汉将，可见得他组织的杂牌部队，以蕃兵为主体已非一日。如言马匹，则除私马之外，政府并未如若干历史资料之所称，控制大量之战骑。《新唐书》“兵志”说：“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也就是以卖官鬻爵的方式揽络少数民族控制的马匹。王忠嗣也是与安禄山大概同时的节度使，他的传记里也提及，“至互市，辙高偿马直，诸蕃争来市”。他在兼任河西陇右（宁夏甘肃）节度使的时候，就将原任可东朔方（山西陕西）区域的马九千匹调到兼任区域，也可见得政府所牧马匹有限。再谈到给养，则边军所用大多得之于屯田。长安附近一带在玄宗初年常受天灾，食粮供应不及，甚至朝廷也要迁往洛阳就食，这进修谷物的供应，大都出于华北平原，北至河北一带。玄宗中期以后，情况好转，北方的税粮改用绢布交纳，但是物资仍是由各地汇集到京畿地带。虽然我们无法确悉当日补给情形，各项纪录却没有一个由中枢作主，统筹支配这十个国防区补给的记载。至安禄山之叛变已成事实，《旧唐书》“食货志”云：“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更可见得平日两京物资不用以供应边防，如果经常支用时，战时只会加强其出纳，而不致另出主意，以令人民买僧道度牒，即是出资捐买免除赋役的执照，以作筹款的方法。

　　所以从各种迹象看来，边防司令官之称节度使者，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机智和统御经理的能力买马招兵，屯粮制械。除了少数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贴外，一般以防区自给自足为原则。越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越能看透地方的详情，洞悉人力和物资之所在及征集方法。玄宗也不是糊涂虫，他早知道安禄山能干，足以独当东北军事之一面。只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替代。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奉承他，更被人家看出安禄山必反。

　　这当中也产生一个国防组织与文官官僚组织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势：边防着重实际情形，以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之盛，防区以疆域大、资源活用为有利（安禄山外其他节度使也是一个统辖数区）。司令官以职业化，长久留任，与当地民情风土融洽才有功效。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需要组织重点，能够发挥迅速确实的功效的一种结构。全国官僚机构的组织则先以仁义道德的立场，造成行政的逻辑，一意保全大体，愿意牺牲局部。在这种前提之下，人事关系之合宜，超过对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朴雷同各种职位互相转让互相交换，不容许任何一方面突飞猛进。即在安禄山叛变之前，这两种组织精神相反，已经有了不能并存的趋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边区表现才干，回头到长安却被贬屈或不如意。张守圭在幽州掩饰战败。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也有杨国忠为他掩饰，反叙战功。即是前述抵抗安禄山的战略失宜，也仍因军事方面的部署，先要满足政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乱可以看作这两种体系的冲突所引起的一场变乱。

　　长安的政府也早洞悉这中间的蹊跷。李林甫为相的时代，就开始以文人在京“遥领”节度使，而在当地另由武臣实际掌握一切。只是这种办法，只能装饰门面，不能消释内在的冲突。至于“蕃将”，则不是问题的重心。他们的出现无非显示官僚机构与军事组织格不相入。以外国人任高级将领，反可以缓和政治上的摩擦。高仙芝为高丽人，李光弼为契丹人，哥舒翰为突厥人，并没有因此滋事。

　　至于安史之乱经过七年多，则可见得拥蕃兵造反，易放难收，当日作战的方式是纵容士兵掠夺，一经开始，也不可能由高级的意旨结束。虽然原始资料没有适当的纪述，我们也可以想像安庆绪著人谋杀安禄山，史思明之杀安庆绪，史朝义之杀史思明和李怀仕杀史朝义不仅是信人恩怨，而是叛军的组织中必包含着多少的矛盾。这也和李唐皇朝内种种黑幕相似。肃宗作太子时，就受玄宗猜忌。他虽在光复长安之后，迎太上皇还都，但是后来听任宦官李辅国之议，迁太上皇于西内。《新唐书》的“宦者列传”即说“玄宗以迁崩”。官方的纪载则是玄宗与肃几乎同时去世，相去只十二日。这还不算，代宗李预之即位也要杀张皇后除宦官李辅国。此类事情既重叠不断的发生，我们也不能仅是埋怨人心不好。而必须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所想控制的过于庞大，引用的原则过于简单，当中笼罩着很多不尽不实之处，真有人事冲突时无法圜转，而只有起极端，甚至亲属也成世仇。

　　我们在一千两百多年之后，也可以看出安禄山的叛变，表面是被剿灭，实际上是两败俱伤。唐朝的文官制度，经过武后和玄宗间的惨淡经营，渐有头绪，东南的物资，至此也能供应朝廷所在的地区，但是企图组织北方的国防线的计划，却经过此次变乱而永远无法实现。安禄山叛变的根据地，有如《新唐书》所说：“付授叛将，护养孽萌”，“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有了这段事实，再加上以后五百余年的历史纪录，我们也可以相像安史之乱不仅是当日“九重城阙烟尘生”，而是随着这次事变呈现了一串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后方，有如裴耀卿对玄宗所说：“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而北方的国防组织，则因为战马的需要，光是“精密耕作”不能保证其供应，而必须配入“广泛农业”，也就是要包含畜牧。因其范围之大，也不能不以少数民族作为组织上主要成分之一。这两种体制，是否能够共存？是否能受同一中枢掌握？而这同一的中枢是否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组成？“大历史”所提及的“第二帝国”，包括隋唐五代和宋。其历史的重心所在则是解答这一类大问题。


　　

老亥

　　我们从小学历史，都知道唐朝有“藩镇之祸”。但是对其实际情形则又茫然。我想今日一般读者的观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则是大批读物缺乏紧凑的综合叙述，只是提出一大堆人名地名，使读者无所适从。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观点，已不符合现代的眼光。现在让我作一段简单的介绍：

　　所谓藩镇之患，开始于安禄山叛变之后。起先只有“河朔三镇”，此即是庐龙（今日北京及沿长城一带）、成德（稍南与山西毗邻的地区）和魏博（渤海湾迄黄河以北）。每一个镇（有时也混称为“道”）辖五、六州或十余州，约占今日三分之一个行省的面积。每一个镇的首长即是“节度使”，也就是军事首长，兼理税收民政。安史之乱既平，朝廷无力追究其组织系统，只让一批降将，统率这些地区。于是这些地盘，都成世袭。各使在境内自派州县官，自行征兵抽税。他们一离开任所，就自派“留后”，也等于副长官和继承人。有时他们也用进贡的方式，向朝廷呈献一部物资，但是税收及其军制，则自行勘定。其中也有军士驱逐他们的领导人物自立首长的情事，唐朝皇帝也只好事后追认。而这种独立及分化的运动，延布到今日之山东、河南及安徽边境，甚至长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节度使乘朝廷软弱而效尤。

　　这藩镇之患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事迹，则以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两朝最为显著，他们之前朝廷对这些藩镇无力过问，德宗开始不承认各藩镇的世袭；宪宗则有系统的用军事力量削平藩镇。他们是祖孙，中间一代为顺宗李诵。但是顺宗即位之前，即因风疾不能发言，在位只八个月即传位于宪宗，与所叙无关。所以这段历史事迹发生于李适与李纯两帝之间，在公元８００年之前后约各二十年，共历时约四十年。

　　中枢企图削平各藩镇的计划不容易生效，是由于皇朝本身没有兵力对付，只能借此削彼，让各藩镇看清他们除非联合抗命，否则只有被各个击破。于是他们互相提倡“合纵”和“连横”的政略和战略，以对付长安的皇室。这种分裂运动于公元７８２年达到最高潮。反抗朝廷的节度使推极北的朱滔为盟主，称大冀王，其他各称赵、魏、齐王。至此他们也还是只有宣告独立，尚无向唐室进兵的准备。直到李希烈于７８３年从淮西（今日河南之东南角）攻占襄阳和开封威胁洛阳，称楚帝，才使朝廷震动。朱滔之兄朱此，过去曾自动的提倡尊王攘夷率领唐兵与土蕃作战，这时闲居在长安。德宗也相信他与各人的叛变无关。不料有一支从西北调来戡乱的军队在长安叛变，他们与朱此有旧，也推戴朱此为他们的首领。于是德宗仓皇出走，避难长安西约二百里的奉天。朱此在长安称秦帝，且曾一度围攻奉天。

　　德宗接受了陆贽的建议，对造反各臣除朱此暴犯陵寝不赦之外，其他全部赦免。他在７８４年所下制称：“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一切待之如初。朱滔虽缘朱此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维新”。不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毙，朱此兵败之后落荒而走被杀，朱滔亦气绥而死。只是他们的失败，并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孙替代；或为自己的部属取而代之，其独立与分化的情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据一镇达十世以上，历时数十年之久。德宗则“自经忧患，服为姑息”。

　　宪宗实际上继德宗登极。他在祖父行退让政策二十年后又发动削藩。西川节度使刘辟骄骞，宪宗派兵讨伐后将他削职。夏绥留后和镇海节度使拒命反都被斩首。只是宪宗鉴于德宗之失，行动比较稳健。不在两线作战，不令意存观望的藩镇事先发生疑惧。他之平淮西，费时五年，最后指挥战局的司令官于雪夜行军出敌不意将对方一鼓成擒。８１９年平卢（今日山东）之李师道反，其部下叛变将之槛送京师，至此为唐代削藩事业之最高峰。元和一朝（宪宗年号）唐室号称中兴。然则好景不长，翌年宪宗李纯即为宦官所弑。后来德宗想要加强中枢的军事力量，组织“神策军”，以宦官统领之，初时不过保卫宫廷，只因神策军的给养补给远较其他部队为优，于是很多边军，自愿“遥隶”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为“监军使”去视察其他部队，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宪宗末年据说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这样的结局。

　　藩镇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处置所能解决。宪宗死后才几个月朝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乱也无成效。于是长安的政府再度承认现实，让河朔三镇自行其是。至此全国划分为四十个到五十个“道”，其疆域数目也经常变更。各地节度使实际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异。所以藩镇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是长安的朝廷内宦官废立君主，朋党混淆政局，兹后还要面临流寇之如黄巢者，本身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视藩镇为“患”为“祸”了。

　　现存有关藩镇之患或藩镇之祸的资料，大抵根据“朝代历史”的眼光写成。我们在一千两百年后，如果将过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质问唐朝中叶之后是否应当继续存在，甚至中国在第九世纪是否应当保全统一的局面，不以成例视作当然，对于藩镇问题必有不同的看法。

　　公元７８０年德宗用杨炎之计，行“两税制”，等于放弃以往均田、租、庸、调、府兵等等“间架性设计”的组织与制度。唐朝初年的兴旺，由于起先地广人稀，下层结构紧凑简单。于是继太宗李世民之后，武后则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规模的组成新官僚体系，摈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将地方官的职权推得到广泛的区域。其执行时全靠由上向下派定的一套数学公式。其宗旨与传统的君主制度，真理由上至下的习惯符合（唐朝的皇帝都称圣人），也和官僚制度所提倡的不相出入。

　　只是经济蒸蒸日上，人口移动，各地区条件参差不齐，技术管制的因素也趋繁复。这种种变态，也正是以间架性相始终的文官组织力不能及之处。玄宗一代宇文融的括户政策已经使官僚集团和团结动摇，东南的物资由水运至长安，便开争斗之门，边军用募兵，购马战马又要切实顾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军事配备脱离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则是在极权政治之下，统计数字与真理由上作主。如果以农村组织为单位，其所控制的即有不尽不实之处，易为一村一地容纳遮蔽，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到人员与物资丛集，各种因素互为关联则其权利与义务无法交代时，必在组织中发生分裂作用。

　　两税制出于当时的需要在新体系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磋商，决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贡献。既是承包制度，则节度使必须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区内部人事的权力。可是这种种以地方作主的办法，在中国历史内向无成例，而且民智未开，商业组织幼稚，又谈不上代议政治，于此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引起职业军人之抬头。

　　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则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书度支总统焉”一句话包罗殆尽。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九世纪的国防也有了相当的变化。威胁北方的突厥，业已中衰。吐蕃之为患，端在蚕食疆土，很少大规模的内犯。回纥则既在边区经商也间行剽窃，李唐王朝也用和亲及互市的方法笼络之。只是这些部落逼近长安，中枢责无旁贷，西南的南诏不足成为严重的问题。东北角之奚及契丹，则是鞭长莫及。过去的经验，以官僚机构的方式对付这少数民族的问题，不仅经常坐失机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枢的责任观念与形式主义所蒙蔽，有时逼着少数民族造反。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北狄传”都说安禄山事变后，奚及契丹，就没有在河北地区发生大规模的骚扰。两史都说各藩镇本身利益之所在，他们既勤派斥候与巡逻，也不无端寻衅去觅军功。所以从这角度看来，各藩之独立自主，也融合于一上将边防问题合理化解决的趋势。所以牛僧孺就说，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北边，他们对朝廷的逆顺，已不是重点之所在。

　　我们从各种迹象看来，河北在九世纪好像已成为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确定的证据尚待继续搜集，但是《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举割据河朔三镇及山东平卢的世家二十家，内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纥，更有契丹、胡及高丽各一家，他们都有中国姓名。奚兵则已在安禄山叛变时在长安出现。朱此手下的骁将李日月也是奚人。

　　历来中国与北方民族作战时一个重大的弱点，是战马不继。因为农业倚赖精细耕作，务必人烟稠密，村舍鳞比，在此环境内既缺水草，又将牲畜驮载重物，其马必至驽下。可是九世纪的各项纪录提到河北各镇，则显示其骑兵占优势。而韩愈文称“冀北马多天下”，其马匹之出现为“群”。庐龙节度使刘总于公元８２１年弃官为僧之前曾供奉朝廷马一万五千匹。８２２年幽州节度使朱克融也称进马一万匹羊十万口，虽说后者未必确曾奉行，但是这些迹象，表示当地社会经济情形非常特殊，已无可置疑。有些历史家就认为当日河北是一个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同的社会。

　　综合以上各种情形看来，唐朝后期之有藩镇问题，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惊讶的则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继续达百年之久。陈寅恪的解释，则是朝廷能继续以东南的物资支持西北的边防，只要这历史上的任务继续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继续存在。我们也可以说一定要到中国的国防重点由西北移至东北，以前为边患的游牧民族被新兴的外患所替代，而这新兴的外患有如契丹之辽，其本身除游牧之外，也具备有农业的基础，中国才会出现一个有竞争性的体制，与之周旋，北宋就在这条件下诞生。在过渡期间，“藩镇之祸”只是新旧交替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再笼括叙述一次：这期间最大的变化为土地占有变质，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经济不能继续，税制也放弃以前按人口水平征取的原则，而渗入累进税，征取的范围包括间架（房屋地产）、除陌（在预算里强迫扣除）及征商等等名目，其详细办法由各地自理，军备则一般上涨，这种种情形，是社会经济进化的必然现象，只是已与初唐有很大的差别。对朝代言，藩镇诚然为患为祸，然则他们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仍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功用。因为新兵制和新税制必要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主持。藩镇之职位世袭，他们的继承人（留用）不要部下推戴。其为地方政权则不能完全漠视其地盘内特殊的利害，凡此都与文官制度的统筹均一雷同的原则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构成。而他们组织一种精税的部队称为“牙军”，将他们统御的权力从节度使所驻在州辐射的布及于一镇一道，虽说其税收私自处理，大致仍采取“两税”的原则，这样无形之中在技术上解决了很多极权政治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一种新体系，以后通过五代的局面为北宋所接收，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第二帝国”的历史的演进中，曾产生推陈出新的功用。


　　

老亥

　　中国的民变，通常在开始时，带有几分离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则是一般农民安土重迁，除非有剧烈的天灾人祸，很少机会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铤而走险。并且纵使他们被投入变乱的大熔炉，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苍天代黄天，弥勒再生等等传说与观念，发动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规模的暴动。又要待这两种因素牵连在一起，酝酿到一段时期之后，这民变才引导出来某种有迹象可循的社会运动，使人们能考究其在历史上的真意义。

　　公元九世纪末叶黄巢所领导的变乱，不尽符合上述程序。虽说８７０年间，“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曾构成变乱的背景，黄巢和他的身前领导王仙芝却不能在蝗灾所及的山东、河南与陕西奠立反叛的基础。黄巢曾一度称“冲天大将军”，也散放过一些谣言与谚语，去助长他的运动，但是宗教上的牵涉引用，却始终不是他运动之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也没有全民动员，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并参与的征象。

　　关于黄巢的出身，《旧唐书》只称“本以贩盐为业”，还带着一种轻蔑的语气。《新唐书》则说“世鬻盐，富于赀”，已非一般贫贩脚商。《资治通鉴》更提出他“屡举进士不第”的背景。而且新旧唐书都把他与朱此并列，《新唐书》更标明其为“逆臣传”，可见得传统的作史者没有把他当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书》又再说及：“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弛檄四方，章凑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遑者之辞也。”只是其文字过于单简，我们无法确定其“人士从而附之”的实际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将朱温，以后为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经王赓武的研究，证明其并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书》所说不虚。

　　黄巢造反的事业，通过广泛的区域，除在赣闽之间“形山开道七百里”之外，一般都不避通都大邑，也沿着巨流大川来往，所以他部下农民军的成分，并不十分浓厚。看样子他曾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队一经打散又能迅速恢复，所以他必经常收纳讨伐他之官军的兵员。

　　公元８７８年王仙芝在湖北黄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长江以南，才使黄巢的运动彻底的展开。他于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于８７９年的夏天攻占广州。在这时候他还希望朝廷招安让他做广州节度使。只是此计未酬又加以疫疾，军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广州大肆屠杀之后，决心北返，路中不费力的取得潭州（长沙）。８８０年初他曾被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所属的沙陀（突厥语系）骑兵在湖北挫败，但是黄巢仍沿长江中游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终在采石渡江北去，兵力称六十万，实际上其数目无法确定。又经过几度迂回之后，先占洛阳次攻陷潼关，至此长安不战而得。唐室的僖宗李俨，早已仓皇奔蜀。

　　黄巢占领长安两年半，称大齐皇帝。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他与长安人民的关系，一直没有弄好，自己则放弃流动性，也无法开疆拓土，以致都城内的供应也渐成问题。８８２年朱温降唐。８８３年沙陀之“黑衣军”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长安。但是黄巢即东奔仍与唐军麈战达一年，终在８８４年在夏天在山东兵败自刎，离他十年前起事的地方不远。黄巢的部队渡过黄河两次，渡过长江四次。可是他的南北驰骋，也并不是“如入无人之境”。他初期在长江以北，避免攻坚，只是掠地胁迫人民参与他的行动。他的战术，似得自王仙芝。《新唐书》说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庆南昌岳州长沙一带（唐时为和、洪、岳、潭各州）。其战法着重保持坚强的中枢指挥系统，同时向数处派出搜索部队，如果某处敌方决心固守或准备迎头痛击即放弃这方面而之他。所以地有所不攻，城有所不取。只是南方各大都会一般防御松懈，才给他有机会放肆。他在北方唯一的例外为８８０年年底之攻潼关。然则这时防御军的主体之神策军，为唐室宦官掌握。神策平日的军籍为长安富家子弟占有，他们借军马和制服装威风，一到作战临时出钱雇贫羸之人替代。而且潼关的防御也着重城楼，而忽视附近地形，因之也让黄巢未战先胜。

　　长安本身政治之混乱，也与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唐朝的中央政府自九世纪初期以来，有“北司”与“南司”的轩轾。北司为宦官的衙门，他们有四五千人，自德宗李适成立神策军，宦官取得兵权，又废立君主，有逐渐组成一个军政府，与宰相所率领的南司抗衡的趋势。

　　南司的文官也有它自身的毛病。在公元８５０年以前约四十年，最重要的争执为“牛李党”。牛僧孺与李宗闵是同年进士出身，声气相投。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政治力量更是一脉相传。李吉甫为宰相时牛僧孺和李宗闵曾在皇帝面前攻击他。后来牛和李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后任宰相，也将父子以来的冤仇，牵扯到一起。除了他们个性与背景之外，其政策与立场也有显明的差异。以现代术语称之，李德裕可称“古典型”、“保守派”。他认为对藩镇不可放松，一定要坚持中央的威信，在国防上也要对回纥和吐蕃采取主动，并且排斥新进文官看不起由科举出身的进士。牛僧孺可称“现实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他看清朝廷力量有限，不愿在内政外交上另生枝节，牛李两方既无合作与妥协之可能，也影响到彼此的门生子弟。牛僧孺和李德裕在８５０年前后相继去世，他们的争执已成了往迹。但是朝中分裂如故。早在８１３年李绛即对宪宗李纯说及：“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迄至黄巢占领长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也仍是门户派别，各不相让。

　　这样一个分裂的政府赋予战局的影响则是所有的军事长官都觉得安全没有保障，于是意存观望，不愿有功，但求无过。在湖北击败黄巢军的刘巨容就是一个典型。传说有人劝他乘胜追击黄巢，流寇可望全部歼灭。他即说：“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有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敌以为富贵之资。”他是否真如此直言，无法证实，但是这种态度则极普遍。即派往剿伐黄巢的大员如高骈与王铎，亦无不如此。所以战场上谎报敌情，各路缺乏协同，预为流寇留出路，不令他们作困兽斗，有战果不扩张，有时不战先溃成为官军一派普遍现象。因之政府阵容中留下了很多空隙。黄巢行动叵测，他的眼光不受局部形势限制，他能够协定大部队的行动，不可能没有纪律及军事天才，但是他的成功也还是归功于对方的弱点为多。

　　以上各种因素前后重叠互相印证，使我们看出黄巢的造反与一般民变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与汉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异。农村问题与土地占有，当然与大问题有关，可是不是最重要的环节。九世纪的中国社会，以过黄巢的骚扰，并没有完全崩溃，有如魏晋南北朝的阶段。以后宋朝的重新统一，也全赖都市里的经营，不需要在农村里改组。

　　可是黄巢的暴动却彻底的暴露了政府机构间各种事物无法协定的真象。这种弱点也还是要追溯于税收与财政。唐初的租庸调制，有如《新唐书》“食货志”之所云，“以人丁为本”。这样的设计，假使人口极少流动，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管理他们的文官组织，也是一个庞大的扁平体，其中各种因素，都可以互相交换。中唐之后，这种情形已经有彻底的改变。杨炎的“两税”符合当时的需要，可是新制度出诸一纸文书。这时候如何按亩抽税，如何行累进税制，如何征收商人的资产税，全靠州级以下地方官作主。地方分权的门径一开，即再无法统筹归并，各道对朝廷的进奉也称“税外方圆”，也有“日进月进”。北方的藩镇既独立自主，一到九世纪初期全国只有东南地区约占唐帝国四分之一的地方还向中央按时缴纳税务收入，北方约有四分之一地方则全不缴纳，其他约占一半的地方则缴纳无定。地主政府的收支更无从复核。８３７年李德裕代牛僧孺为淮南节度使，两方的交代则称有钱四十万不对数。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采取承包制的模样。８２１年盐铁使王播即一次进“羡余”绢百万匹。这样当然谈不上吏治的澄清，也难怪文臣之中有党派之争，在这环境下皇帝也只有依赖宦官。

　　而且唐朝末期的军费，大部靠盐税收入开支，时人就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除了东南沿海之外，其他的盐池盐井都给各地驻军专利。

　　财政与税收缺乏规律性与统一性，其结果一方面是科敛重，容易激起民变，王仙芝作乱时其檄则称“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黄巢与他同业盐。在五代十国间为吴王的徐温，创立前蜀的王建和割据浙江的钱谬也都一度以贩盐曾经为盗。可见得政府之专卖食盐与人民生计攸关，其间处置失当就可以使这一项利源成为变乱的渊薮。另一方面的影响则是在这财政混淆的局面里，国计也受限制。李德裕企图裁减官吏两千，其原因也是“财日寡而受禄多”。僖宗朝宦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禁卫军令），《新唐书》“食货志”也归结他的行动为“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私困竭”。并且黄巢乱后，他又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两池盐利。两池的收入向来为王所掌握，他只每年向朝廷岁贡盐三千车。这时田募新兵，希望收回盐利给饷。王重荣一怒之下，又进兵长安，引起僖宗李俨再度出奔。

　　从以上各节综合看来，黄巢的变乱，证明内地的集体安全，需要一种新的体制，也与财政税收息息相关。这时候长安的唐帝国无力出面领导。而且全国缺乏适宜的币制，富户居奇造成钱荒，通货收缩之余有些税民所付赋为原额三倍。而全国省级单位有五十个道，也亟应收纳归并。凡此都要待五代十国之军政府的一番调整，才能走上赵宋王朝的正规体制。在这种情势之下，黄巢及其招讨，只是推进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发展重要节目。有识者早已看穿个中奥妙。钱谬与镇将董昌都是临安人，他们在高骈指挥之下与黄巢作战，可是钱对董说：“观高公无讨贼心，不若以捍御乡里为名而去之”。这样看清大局，钱谬才能节省力量，以后他一手创立的吴越，统治浙江几一百年，在五代十国间历时最久，也可以说是在大时代变乱之中已先向历史伸展一步。


　　

老亥

　　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他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冯道所作《长乐老自叙》，一篇简短的自传，内中列举他的官衔，倒占满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为鲁国公，也被封为梁国公、燕国公、秦国公和齐国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认冯道并非因谀见宠，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种贤良的名誉。《旧五代史》说他“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镇俗为己任”。《新五代史》也说“道既卒，时人皆共称之，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这称誉如此”。而且新旧两史一致认为契丹之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之力为多。

　　这故事赋予我们一种印象：传统历史家以“褒贬”为己任。也就是认为盈天地的事迹都可以用同一道德的尺度衡量。可是在其窄狭的历史观里也终产生例外之情事有如冯道者。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这都是引用道德解释历史，操切过急将牵引的事实过于简化所造成的。

　　公元９０７年唐朝最后的一位君主昭宣帝李祝禅位于朱温，自此展开了梁、唐、晋、汉、周的五个短朝代，到９６０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军士推戴，成为日后的宋太祖，当中只有五十四年，这期间在历史上则称为“五代十国”。现有的历史纲要，大部分没有叙述到故事的重点。新刊行的研究文字，则又过于繁碎。都不是一般读者亟于领略又能掌握的资料。

　　我们应当先看清：在悠久的中国历史里，五十四年不为过长。况且五代十国上接李唐下承赵宋，彼此都是连亘约三百年的大帝国，可见中国社会在这过程中虽经颠簸，并没有完全垮台；并且这五十四年内，尚可能产生若干积极的因素，这样才能让自北魏拓跋氏所创的“第二帝国”继续在历史进程中迈进。

　　五床十国之产生，由于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溃，并非由于社会之退化，而是由于社会之进化。一到八世纪，全国人文因素愈趋繁复，各地区的进展层次却又参差不齐，其整个的毛病是一般情况与唐初行政设计的扁平组织发生距离。两税制一行，各地区又自行斟酌处理其财政，其数目字既加不拢来，于是文官组织之各种事务都能按品位职级互相交换互相策应的原则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难得公平合理，于是朝臣分为党派，皇帝则无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笔公款组织禁军信任宦官。一到内忧外患加剧，其分化的情势也更明显。

　　朱温经唐朝赐名朱全忠，他后来又改名朱晃，是从黄巢阵容里降唐的将领，他究竟是狼子野心，老早蓄意篡唐，或事到临头，不得不如此，已无关宏旨。即使他是否如有些历史家所说“自为天子执辔，且泣且行，行十余里”（有些人则说他不过策马先行替天子开道），又是否全部矫饰，也与今人关系至微。这时他的目标则是重组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于是让自己被封为梁王，以掌握开封一带的南北孔道。又诛宦官，强迫昭宗李敏迁都洛阳，以逼近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中原物资。９０４年他更取得诸道兵马元帅的位置。昭宣帝任命他总判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的事务则辞不就。但是至此他取唐而代之的企图已无法包瞒也无从遏止。因为传统的中国政治就不容在皇帝之外再产生一个如此大权独揽的独裁者。

　　这时候唯一能与朱温对抗的为李克用，他是沙陀人，他的父亲朱邪赤心因勤王赐姓李。在收复长安的军事行动中，李克用建功不在朱温之下。兹后他以晋王的地位，取得太原以北的地盘（河东）作为沙陀骑兵的根据地。五代十国期间，这由太原与开封间造成一项敌对之轴心的情势未曾中断。即使昔日之战友，如今分处两地即为世仇。继朱梁之后李存勖（李克用子）之唐，石敬瑭之晋，刘知远之汉，和郭威之周，其创始人都先后出自李克用的军事系统，虽然在血缘上说，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属于几个不同的民族。

　　实际上五代不过是五个希望成为正规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极短的时间之外，都定都于开封（汴）。十国则系这五代统御不及的王国，也有前后重叠的情事，大都在南方，也是五代政府鞭长莫及时一般草莽英雄割地据土的产物。唯一的例外则系梁唐晋汉周之周在开封成立时，刘知远之弟也仍在太原称帝，国号也为汉，历史家则称之为“北汉”，算作十国之一。唐朝的二百六十八个州，五代所谓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不及半数。

　　当太原与开封展开斗争的时候，有一种侧面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此即是公元９３６年石敬瑭在太原与开封作战的时候向契丹乞援。后者的耶律德光和他见面之后石敬瑭承认割幽燕十六州予契丹，这十六州包括今日河北的北端，北京也在内，又及于察哈尔的一部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北。并石敬瑭称耶律德光为父，每年又进奉绢三十万匹。传统历史家都以为让异族割据长城以南的地带，又称臣纳款，造成历史上至大错误。迄后中国不知费了多少力气，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大将军徐达北伐，才算还我河山，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让已四百三十年。

　　然则事实却并不如此简单。契丹发源于东北之辽宁吉林，中国古籍称他们为“东胡”，实际则属于蒙古语系。他们在隋朝即见诸典籍，在七世纪武则天时代即已蹂躏河北。唐朝末年，他们的首领阿保机（生于公元８７２年），开始引用汉人，建造城郭，奠定了农业基础，又创造文字，开盐铁之利。在朱温称帝的同年（９０７年）称帝，虽说还要待四十年后才正式立国为辽，但此时已有适当的典章制度和南朝抗衡。

　　同时我们还要看清：当日华北沿长城一带是一个汉人的多数民族的农业社会与少数民族游牧社会互为出入的地区，终唐之世没有一方取得绝对优势。《新唐书》的“北狄传”还说最后的一个庐龙节度使刘仁恭，曾和契丹订约，以牧地换战马。而且９３６年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部也见诸形迹。所以这一套的发展，并不完全由于石敬瑭之开门揖盗，契丹立国后进出华北，已是迟早间事，只是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国国内的间隙作拓土的根据手腕灵活而已。

　　从长时间远距离的观点看来，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其国防重点也同时东移，以后不仅契丹之辽，而且女真之金、满州之清都发源于东北，即蒙古部落发迹的克鲁伦河也仍是正北偏东。这中间的一段没有被人注意的发展则是当日河东地区的沙陀势力虽有分化作用，可是经过五代十国的阶段，已渐为次要，以后北宋之征北汉，并不费力。而侧面的契丹问题，则又成为主要。同时宋朝对付这种问题，开始采取一种竞争性的体制。敌方既已成为一个死对头，则不能再以蛮夷戎狄的名义一味轻视，这种态度为汉唐之大帝国之所无，也不是兹后明清两朝所能承袭。

　　按其实则一个国家和一社会采取军事体制，即已经不期而然的采取了竞争性的态度。中国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镇跋扈的时候，已具其端倪。当时各节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们掌管的城市里，创设“牙军”。牙军原系衙内之军，不过是节度使的随身卫队。便是一经各藩镇提倡变成掌管者的亲军，如田承嗣在魏博时，“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

　　其他各地不一定能进展到这程度，但是牙军，成为优秀部队，有特殊的饷项给养。内中的将校，又成为节度使的“假子”和“养子”，不仅职位世袭，而且队伍一扩充时，他们就升任高级指挥官。其他的“外军”和“团练”，则作为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军备。这样造成一个全国皆兵的姿态。藩镇的军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镇辐射而达于全道，要不是完全代替了州县的文官组织，至少也构成一种平行的机构，干预或独断民政。

　　这些藩镇内的节度使对于“长史属官任情补署”，则其经理税收，已无一定的法则。不过照现存的史料看来，他们并没有全部创设制度，而是按“两税”的原则大规模的扩充修正。田赋则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产税，盐樊专利惩罚严峻，酒醋官卖，及于曲蘖，货物的进出则在各地设有转口税，通常由军人掌握，即所谓“部曲主场院”。唐制节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军事判官”，这时候各牙军也有“押牙”，掌管经理与后勤。这些人员于是利用军事组织，造成财政税收的系统。五代时承袭这种体制，一般将税收增加到最高限度，为传统中国历史所无，经过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指出，也见于各地方志的记载（有如１５６６年的徽州府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是因为藩镇官员一般世袭，他们与所割据的地方，有同的利害关系，他们也能够窥测到财源的所在，双能负责作主，不致因征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官僚制度一切由中央遥制只顾系统之完整，漠视各处实情之所不及。

　　五代对这种军事财政体制，一方面给予承认，一方面也在逐渐加强中央的管制。唐朝的中叶以后，常备兵以名称作番号，有如“威武军”、“长兴军”。五代时因袭这种办法，节度使所管辖者为军，也各有指定的防区。于是全国构成几十个军管区。《五代会要》列举三十六个州改隶于各军节度使的经过，证实其整个组织，实系一个庞大的军政府。而枢密使的设置，则表示着中央集权的趋向。枢密使原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军的时代设置。五代时枢密使则显然的成为一个直接报告于皇帝的军政部长，不受宰相的统御。与之相对的则是三司使。“三司”为盐铁、户部和度支。一般说来盐铁所管为新型商业收入，户部则掌握传统的农业收入，度支则管辖交通和物品的转运。把这些职责归并于一个掌握，也表现着中央政府财政集中，有策应其军事行动的准备。此外后唐于公元９２６年设官为“三川搜访图籍使”，９５８年后周派三十四人于诸州检定民租，更显得各地区各自为政的趋向已成过去。这一切措施对奠立宋朝的基础都有相当的贡献。

　　传统的历史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要不是“僭窃交兴，称号纷杂”，则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他们不知道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性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况且军备和税收提高，交通与货币的使用活跃，是中古时代刺激经济成长的不二法门。“十国”在南方之“国”，经常在同一时期只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疆域与面积也比较便于管理，而以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凡事都要着重均一雷同的办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国间经过初期分裂的争斗，开始承认及尊重邻国的现状。人质则经退回，各世家又约为婚姻，增进友谊，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周济。要不是因为北方的外患关系，这样的安排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为低劣。

　　钱谬在浙江筑海塘兴水利。王审知在福建开甘棠港，提倡国际贸易。马殷在湖南种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销于华中各地。又铸铅铁钱，以贱值的货币促进民间的商业。这种种作为也不是统一大帝国的官僚组织所能随意创制而能胜任愉快的。只是武人抬头，文士揠蹇。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业的际会，甚至也不是忠臣烈士青史留名的机缘，所以在这非常时期，产生了一个冯道，他替一般人民请命，保存了传统统一政府行政的逻辑。一般的作史者，对付这样一位“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的“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又不能随便褒贬，也只好把他当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待，让他去自命为“长乐老”了。


　　

老亥

　　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说也奇怪，各朝代创业之主，虽凭军事力量夺取江山，只有赵匡胤是个职业军人。其他如汉高祖为亭长，唐高祖和隋文帝是贵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数民族的领袖，明太祖是农民，他们的政治背景在创立帝业时先声夺人。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军功起家，即创立朝代之日，仍是现役的高级将领，这与北宋之注重技术，企图在中国历史里打开出路，不因袭前朝作风的趋向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从《宋史》的本纪里看到赵匡胤幸造船务、观制造战舰、观水矶、阅炮车、视察练习水战、亲授医官黜其艺之不精者，前后不绝。他自己也武艺高强，骑马射箭均是第一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将的身分亲自参加战斗，所以宋朝人也称之为“艺祖”。

　　既作皇帝则他不能搬出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筹的表现。可是赵匡胤不以抽象的观念笼罩事务。他作圣贤之君的观念，能拿出来对真人实事发挥，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说实话的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权，曾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各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用汉高祖和明太祖的伎俩去屠杀功臣。在统一期间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长，也受优待，无历朝的疑忌杀戮情事，据说他自己曾立有“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一方面表示他的宽怀，一方面也由于他的自信。

　　赵匡胤受母亲杜氏的吩咐，传位于弟赵光义（太宗），终其身没有因为继承问题而在他左右产生各项阴谋。虽然这种纪录在赵光义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宫闱间的纠纷究竟比各朝为少。这三百一十九年内（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９６０年至１２７９年）也有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构成女患，宋朝也没有宦官专政的情形。

　　对个人作褒贬，不是本书的目的。况且宋太祖赵匡胤没有一般帝王的毒辣，也还不是完人。他饮酒常醉，有一次他所乘马蹶坠地，他站起来就解佩刀刺马杀之。还有一次他举行露天宴会的时候下雨，他就盛怒，弄得很多臣下惶竦，可见他也有粗蛮性格，他也会冲动而有时不能掌握自己。只是赵宋一朝不以恐怖政治作为它帝业的基础，由来已久。虽然这不能与赵匡胤的个人性格无关，却也仍是历史时势使然。在这三百多年里，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朝廷成为一个带竞争性的机构。在这些条件之下，态势显然，用不着多番矫揉造作，所以其朝政也较其他各代为开明。

　　赵匡胤在公元９６０年奉后周周恭帝之命去讨伐契丹，兵次陈桥驿，距开封不及一日的距离，被部下以黄袍加身推戴而为皇帝。这种情形，与西方罗马帝国的情形相似，在中国的五代也已数见。即是后周本身，也是在这情形之下产生，恭帝郭宗川，则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因之９６０年之政变创立北宋，没有遇到抵抗，在中国历史上也创立了一种不经过流血而诞生一个主要的朝代之奇迹。

　　出征的军队既还回国都，宋太祖放弃了征伐契丹的计划，这计划也终身搁置。他到晚年才重新展开开封与太原（北汉）轴心间的战事，也因对方的顽强抵抗而罢，他在位十七年之中着重以军事力量，削平南方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在他有自觉中，完成了一项“大历史”的任务：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期，中国南方的多数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有了一段长时间大规模的斗争，双方都要作长远的准备。因为赵匡胤的长远打算，北宋没有继五代而为第六个短朝代。但是赵匡胤并没有完全忘记北方的顽敌。他曾对赵普说有朝一日他要能恢复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带设防。这计划到四百年后才由朱元璋指导下遂行。

　　赵匡胤所灭之国，有荆南（湖北）、湖南（即今日湖南）、蜀（四川和陕西一部）、南汉（广东和广西）和南唐（江苏、江西及安徽之一部）。钱谬所掌握的吴越（浙江及福建之一部）则仅纳贡，钱也和他约定“三年一朝”到开封来拜访他，但是其疆域仍未入宋朝的统治，福建的厦门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北宋才能席卷长江以南。

　　赵匡胤完成他局部统一之后，曾派官员到各处度民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间的土地。他也着令“均赋税”，但是一般看来，他仍因袭五代的体制，只在局部的调整，没有大规模的改组。他之没有征兵制，尤为各朝所仅见。他治下国家的力役，也尽量避免征派于民间，而由“厢军”（详下）服行。宋朝创业之主用刑罚较前代温和，但是对官吏的贪污则不假情面。然则他也说到“奉禄薄鲜，未可责廉”。于是他对各级工作人员一体加薪。宋朝的官俸也较其他各代为高。他所设国家储备军，中作封桩库。他曾说：“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他又曾向左右说：“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很少的中国君主，会这样坦率的承认人的私利观，而且赵匡胤很明显的知道国家经济的力量庞大。他的积绢计划，曾给第六个皇帝神宗赵琐一种启发的作用。约在一百年之后，神宗在库房上题自制诗：“五季失图，俨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以上三十二字，以每字作一库的名号。三十二库积满后又成立二十库。但是其祖先与曾孙都没有看出：经济力量固然可以翻变为军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并不仅是二百万匹绢，则可以敌对方十万的精兵。这题目关系整个宋朝的历史，当在以下各节分析之。

　　宋朝号称中央集权。赵匡胤的作法，首重军制与财政。在军备上中央所统制的为“禁军”，诸州之镇兵曰“厢军”；各地方的防守则为“乡兵”。这办法也沿袭于五代之“牙军”体制。中央经常向各州镇抽调其强壮兵卒，而将老弱淘汰。起先以“样兵”召诸州选所部兵至阙下，以后则代以木梃，各州镇有照身材招募训练的责任，一到训练成熟其后员就补入禁旅。禁军虽为中央军也按时派遣驻屯于各地，川流不息。财政方面各地方的收入，同样的分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个部门。“使”为转运使，其职责是将各地财物，输送于中央。在朝代草创时又在各阶段征服江南诸国时，这些资源竭尽其力的输送于汴京，以致仓库盈溢。有如《宋史》“食货志”有云：“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北宋政府也因袭五代体制，以枢密院主军事，三司（盐铁、户部、度支）管财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里最紧要的官署。又以文知州军事，并且打破了唐末以来地方首长派遣县级官的习惯，重新整个的任命州县官，因之又要着重选举，是以宋朝的考试制度，采取三年循环制，已确实正规化。

　　以上各种设施都有刺激国家经济的趋势。宋朝在商业方面的收入，如茶樊盐酒超过以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铸钱，货币之扩充，在太祖时已开始，以后叠增到年五百万贯的数量，如是两年的铸钱数，就要超过四百年后朱明全朝代二百七十六年所铸之总和。如此一来，宋朝的矿产也打破以前的纪录。北宋以开封为国都，南宋以临安（杭州）为国都，专着重水陆交通的便利，在这一点没有多方考虑到军事上和国防的需要，也是各主要朝代之所无（但是赵匡胤主张定都于长安或洛阳，因赵光义反对而罢）。

　　以上所述与一般历史书并无出入。这又和“大历史”有何关系？

　　从远距离的观点看来，第二帝国经过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间继承着间架性的组织和体制，使这个扁平体的社会发育滋长。经过中唐之后，质量上的进步，使各地区参差不齐，其繁复的情形，超过初唐租庸调的系统所能概括。又在安禄山叛变前后，李唐王朝企图重新掌握局势的诸种办法，如“括户政策”，用募兵创设十个国防区，削藩镇，成立神策军，以宦官作监军，都只有局部的功效，与其官僚制度和立国精神相反，而两税制只有一纸通令，更促进分化的作用，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及五代十国的出现。

　　五代十国是一种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称为军阀割据。然则军人注重实际，以部曲管理场院，固然将税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权的精神主持之，针对各处状况，也能造成政府与民间的一种联系。又有唐朝留下来的一套法令，所以赵匡胤虽武人而能自制，又得了赵普这样的一位贤相，定立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宗旨，就能将一个分裂的帝国，重新凑并拢来。其注重军事技术与财政组织也成为北宋一贯的作风。

　　可是在诸事发展顺利，统一依计划完成之际，赵宋王朝也预先替自己埋伏了一些日后的困难。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又重新归返到官僚体制，截断了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在各地区中一种自然的联系，并且各处数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术上更不容易掌握。上面已经说及，中国已展开一种在南方以水运占优势的经济体制与社会和一个在北方以畜牧为主的体制与社会。前者过于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数量上的优势，没有设想到两者在历史上长期的抗衡，可能决定于彼此在时间上和组织上坚韧性的差异。而且补给线的长短，也与战场上的进出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因素不可能由当事人一眼看得透彻，即使几十百年之后，整理历史原始资料的历史家仍没有看清。赵匡胤在公元９７６年去世之日即算按照传统“盖棺论定”的立场看来，也算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而注意事业上的成功，也是宋太祖赵匡胤自己的一生宗旨。他曾在武成王庙观两廊所陈历代名将的画像，当场指示应当“功业始终无瑕”的才配享。因之班超、秦叔宝等二十三人进升；张飞关羽等二十二人被退，管仲则特制塑像奉祀。这也与传统的习惯，总是要哼吟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沉湎于一种悲剧的情调才算得有见识的态度完全相反。只是个人的传记可以盖棺论定，历史却无法盖棺论定，也没有功业无瑕的朝代。经过太祖的创业，宋朝的历史留下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现象：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意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的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优势。它企图注意实际，不受抽象的观念所蒙蔽，而这三百一十九年在它领导之下，所产生的特出人物，偏是哲学家为多。而“学究”首先出现为一种官衔，其成为一种被讥讽的对象，也始自宋朝。我们如何解释这些矛盾？

　　以下各节当提出我们初步的见解。但是即从以上的现象，也可以断言以短距离近视界的眼光解释中国历史，有它能力所及的限度。


　　

老亥

　　１９８７年夏天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国际明史会议，在我个人讲，这也满足了一段心头夙愿。１９４６年我去东北，曾到长春，只以未能抵达迄北为憾。这次到黑龙江省，也算是幸运。过去从各种读物遇到“松花江”和“黄龙府”的名辞，都已经感慨系之。而我们这一代的生活，也始终因９１８沈阳事变而开始其颠簸与折磨。既能在有生之日，还能看到这地区的安稳和奠定，已经有了一种快慰。而且从铁路线看下去，很多地区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杂以各种行树，带着烟囱的红色砖房则结构成各式村落，其形态在粗条的模式下有似于欧洲一些国家的情调。哈尔滨到飞机场汽车道二十多里两旁行树的绝对整齐划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仅见。据说黑龙江的人口，在抗战结束时不满一千万，今日则已三千三百万。其中汉民族占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数民族纵可能产生局部问题，在比重上已不属重要，这种种发展，都证实我说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

　　我作这种议论，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汉“沙文主义”。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之成为一种坚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现代社会的现象。英法的百年战争初起时，纯系一种朝代国家间的冲突，直到战事末期，民族国家的情绪才开始抬头；德意两国则迟至十九世纪才成为现代的国家。中国人之不重视国家主义更是由来有素。《孟子》一书中提到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学者所必读。传统的作史者有如《魏书》的执笔者，更指出“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处分荒服。”也就是利用一种传奇式的根据，去强调中外一家，间接支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与合法。而《魏书》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这种传统之下，今日中国之所谓汉人，本身已是一种历史上的混成体，除了与少数民族对比，能够借着他们的特殊性格而显示其不同外，不能说是自始至终即已保持其血缘上的独特性。也等于今日之英国人为最先拓殖之土著与意大利人、丹麦人、德国人、法国人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国过去一千年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发展，则是汉多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华北长期的武装冲突。这种冲突并非等闲，对很多人讲这不仅是生死存亡之所系，也是成仁取义与放弃节操的分歧点，其中也产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们的奋斗，绝非由于一时感情冲动，不容后人一笔勾消。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场，我们却不能完全保持过去多数民族的观点，抹杀小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迄今哈尔滨还有一个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中国辽金契丹女真研究会）。这原因很简单，中国境内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来以久，即本文作者及绝大多数读者也无从有把握的证实自己在血缘上讲，其为汉人实系公元二世纪以前之汉，或称唐人为九世纪以前之唐。其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成的继承人，则难于辩驳。

　　根据以上的立场，我们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的思想，确定于鸦片战争之后。直到外强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中国人才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我们写历史，也要基于这种着想。

　　这篇文字开始所说及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则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的时候，初期游牧民族容易占优势，大概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可是他们战胜多数民族之后，就容易被汉人同化。因为他们不能以一个流动的组织，去经常管制一个固定的社会。所以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国的国都之后即掠取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法物铠仗以及宫嫔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颁布历日统筹农业生产，以各种仪礼维持官僚集团的体系，以宫廷的富丽繁华去支持一种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与无意之中自动“汉化”。同时在同一面积之下，农业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游牧的生产方式可比。今日黑龙江有三十四个少数民族，其人口总数却只有一百二十五万，也是由于这种自然趋势的发展之所至。

　　本书以时间上的连续进展为线索，提到北宋，迎头就有“澶渊之盟”的一个题目。我写的既为“大历史”，而刻下截前断后的局势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读者很少听见的一个名辞？在这里我也要指出：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讨历史，并不是完全忽视历史中的细微末节。有时这些细微末节间的层次与程序，可以影响到以后的发展至大，不过要经过细密的选择与斟酌。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我们这一代在抗战前后受教育，当日国运如丝最怕中途退让，有“言和即是汉奸”的说法，对于历史上的和谈也一味支吾规避。在这种情形之下，更使我们不能忘记，直到西方势力东渐，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因动员即影响双方的财政与税收，因此又影响到国家体制与社会状态。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渊之盟谈起。

　　澶渊在今日河南省濮阳县附近，在北宋时和今日距黄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开封，也不过二百多里。北宋的第三个皇帝真宗赵桓于公元１００４年在此与契丹之辽议和。结果辽兵北撤，恢复战前状态。北宋则承认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其名义则是“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双方又交换“誓书”，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并且约同“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这条约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声明“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书中两方都称赵桓为“大宋皇帝”，辽主耶律隆绪则为“大契丹皇帝”，不称辽。一般历史家均盛传盟时两方约为兄弟，宋主称辽太后为叔母，但此种称呼不见诸誓书。

　　澶渊之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迭经争论的题目，有些读史的人认为宋朝不能在开国之初，一鼓作气先攻下契丹，既承认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以后两宋之“积弱”，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强调澶渊之盟的得计者则指出，当日兵已攻澶渊（州）城，去开封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议迁都，劝真宗或征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张强硬政策的寇准得到筹划中枢的毕世安的支持，簇拥皇帝亲临澶渊，才能订下这一段和约，兹后宋辽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况且以绢银与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赵匡胤历来的政策，１００４年和约未订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担岁币百万之数，后来能以三十万了事，出于意料之外。而盟约最重要的一段收获则是没有割地。石敬瑭于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内中也包括瀛莫两州，辖今日之河间任邱等地，赵匡胤之前身周世宗北伐时已收复这块地区，历经赵宋保持，契丹称之为“关南”，在和谈时曾一度索还，被宋朝拒绝。因之后来真宗的岁币每年向雄州交付，是为两国国界，如此在和约的交涉中，南朝并不是毫无所得。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则这种争辩，只有局部的意义，若从长时期远距离着眼，则是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初年的发展，揭开了今后一段长时间的竞争。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以和一种由畜牧业所产生的政权，配合以新兴的农业基础，以今日的东北及热河为根据地与南朝争夺华北的地盘。赵宋的南朝则自信以南方的经济和资源能战胜对方，这种态度以赵匡胤所称“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表现无遗。这长期间争夺战，不仅影响各朝代的进程，也与以后元明清各朝的登场有密切的关系，即是日本人之制造“满洲国”，仍是企图在几千百年之历史的旧题材中觅得一个新的借口，作他们向大陆发展的工具。

　　同是这几千百年历史的运转，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说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数民族被文化高的多数民族所融化。在双方全面动员之余，中国的“第二帝国”在隋唐宋以来所展开的竞争性和外向的性格没有长到出路，而被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第三帝国”明清的内向和非竞争性。此是后话。

　　刻下还待检讨的，则是何以十一世纪初年契丹与北宋会达到一种势均力敌的局面。也只有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渊之盟可能。

　　在叙述宋太祖赵匡胤的经历时，我已经提及他虽希望收复北方的疆土，却终其身以先统一南方为前提。对北方的规划，始于太宗赵光义。他于公元９７９年征北汉（山西太原迄北），这也是“五代十国”之最后一国。作战时契丹之辽曾派兵助北汉。所以北汉一平，宋主就移师攻契丹，一直进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门外。双方大战之后宋军崩溃。《宋史》称“败绩”，《辽史》则称“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次年宋军卷土重来，又在莫州（今日之任邱）战败。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公元９８６年，除在正面进攻之外也在山西方面大规模发动侧面的攻势，也终没有成功。

　　这三次战役都有共同的特点：宋军总是先胜后败。在外围和侧翼作战时，契丹虽败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镇静姿态。一支宋军主力移师深入，辽军才给他们迎头痛击，战事非常惨剧，双方高级将领阵亡重伤被俘之事经常有之。多次宋军战败由于食粮与饮水不继，有时补给线也被辽军截断。既获全胜之后，契丹却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攻。在恢复失地之后只以少数部队骚扰敌方。

　　若干非官方的历史资料指出三次失败之后宋太宗赵光义即决定不再攻契丹，而趋向和谈。加之他在公元９９７年逝世，据说乃是以前作战所负箭创发作之所至。而且官方的记载也称女真一度上书请征契丹，北宋朝廷不许，是为以后女真附辽的根据。而且西夏也与辽联婚，对南朝叛顺不定，终至成为赵宋之劲敌。

　　后来中国在唐宋之间对西方经济的开发，有很大的进步，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北方的经营也有类似的进步。阿保机（后为辽人称为辽太祖）称帝时（事在公元９０７年也即是朱温代唐之日）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并且在９２０年制契丹文字。他不仅置城郭，并且多次俘虏汉人，充实他后方的根据地（掠夺人口是当日作战时的常态，亦行于赵宋），以至市肆教坊都渐仿中国风制。太宗耶律德光得幽燕十六州后又将太祖所置的南北两院大为扩充，也就是根据《辽史》的百官志所说“北衙不理民”的原则，对北方袭用部落的组织结构去统辖以下州县。而“南衙不主兵”，则是在长城以南的地带，以中国式的官僚机构，主持丁赋，但是民政与军事分离。又允许在南部的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他们的军备，也以契丹及奚人的“账族”编为“宫卫”及“行营”。汉人则称“转户”，每一县都有一定的丁额，配属于各“斡鲁朵”（宫）。

　　在这种体系之下，辽国全国皆兵。“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契丹兵马强盛，大半由于他们平时编制和战时编制接近，有如《辽史》兵卫志所说“始闻诏，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惟其内部简单均一，执行起来才捷劲有效。并且他们的下层组织，“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其马匹弓箭皆自备。又称“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军在耶律德光时即称有骑兵五十万，以上办法恐怕不能经常维持。但是其组织粗朴，能适应于简单的农村社会则无可置疑。与之相较赵宋采取募兵制，其后勤统筹，大部物资由江南运来。其外表新式时髦，可是推行于一个农村社会构成的国家里究竟有很多不合实际之外。赵光义时开封的仓库堆积的雨衣和账幕有“数万段”破损，可见得其军事补给制度过于繁冗，不是当日社会条件足能支应。从各种迹象看来，与契丹作战北宋已感到民间的负担不易支持。《宋史》称９８６年北伐失败之后，朝廷于翌年“遣使市诸道民马”。当日契丹不放马匹入宋，政府方面缺马，其民间之困窘可知。１００４年澶渊之盟既事实，朝廷在收瘗战殁遗骸之余，也同是停江南所增榷酤钱，罢民间飞挽。

　　可是契丹采取战略上的防势，内线作战，累败宋军，远征敌境也究非所长。《辽史》兵卫志就早留下了一段“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的原则。１００４年的作战，由所称睿智萧太后主持（契丹后族都以萧为姓）。她专政多年，能驾驭契丹皇族将领，也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险。但是当日辽军由遂城取安国经冀县永年展开于清丰及观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深入敌境七百里，后方的重镇如任邱保定河间沧州却都没有攻下，看样子只有先声夺人的姿态，没有与北宋作生死斗的决心。况且指挥作战的萧挞凛又阵亡，则和议已是求之不得了。

　　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着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我们今日旅行于沈阳长春与哈尔滨，仍感觉得几百千年历史的阴影，仍不时出现于我们的脚跟后面。


　　

老亥

　　公元十一世纪后期宋朝的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创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意义，也只有我们今日在二十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更清楚。

　　基于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题材整个的拿出来重新商榷检讨。

　　王安石没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辨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见闻的广泛。其人既有如此才华，因之虽只做得中下级地方官，已得到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也有了司马光、韩绛和吕公著的宣扬（后来除了韩绛之外，他们都成了王安石的对头）。神宗于１０６７年嗣位，初以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六个月后调他为翰林学士，已有了御前顾问的姿态。一年之后又任他参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拟为副首相），专务“经画邦计”。然而神宗是一个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其实其占领已在宋前）。他曾对文彦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然则这富国强兵的着眼，一般儒士已把它当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苏轼就说他“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两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的说他“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皇帝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满朝重臣的反对。以后这批“反改革派”或被贬派为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于１０７０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吕惠卿等，兹后被称为“熙丰小人”（熙宁与元丰都是赵顼的年号）。１０７４年皇帝迫于众议，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调回开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皇帝给了他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而实际的职位，则是“判江宁府”，也就是归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个官职。

　　神宗于１０８５年初去世，继任皇帝哲宗赵煦实足的年龄九岁不到，他未成年时由神宗这母太皇太后高氏（庙号宣仁圣烈）听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著，一时新法罢免殆尽。可是八年之后太后去世，皇帝亲政，他赵煦又来一次翻案。他不仅重用改革派，并且夺司马光谥，又重修“神宗实录”，以便支持新法，一时反改革派人物被称为“元祜党人”（元祜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期的年号）。

　　公元１１００年赵煦去世时无子嗣，皇位由神宗第十一子接替，此人赵佶，即是后来被金人俘虏死在五国城（在今日吉林东北）的宋徽宗。他早有“轻佻”之名，要不是朝议和命运的错安排，他倒很可以以画家和文物收集家的身分在历史上留名，作皇帝确非所长。他在位期间对新法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也都身后复官。可是仅一年余，前被放逐的章淳和蔡京又被召回京师居要职。他们也可算得寺臣兼改革派。章淳曾任王安石的助手，蔡京则以修史在御前被器重。这时候徽宗赵佶也说“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于是朝中权要以“绍述”的名义，恢复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等等。并且又怂恿徽宗将司马光以下一百二十人列为“元祜奸党”，以后更扩大其名单为３０９人，镌石于全国州县，以便分辨“忠邪”，皇室不能与他们通婚姻，他们的子孙也不许来开封。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

　　于是“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这还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没有放弃由于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争执。最近何湘妃发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赵构朝又在修改“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也还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今日九百年后我们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读历史，已无从确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时也无此必要。如章淳和蔡京确系能干，而前者跋扈，后者谀幸，但是“宋史”把他们两人一体列入“奸臣传”里，又未免太简化历史，并且苏洵斥王安石等“囚首丧面”以论诗书，宣仁圣烈高后在《续资治通鉴》里被赞扬为“女中尧舜”，也都是一面之辞，只能融合中国传统以粗浅的道德观念批评历史人物的办法，这中间只有至善及极恶。我们如被这些观念蒙蔽就容易忽视我们自身读史之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十一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和这问题有密切关系而待澄清的，则是有些历史家把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解释成为一个“封建社会”，极不合理，与宋朝的情形尤其是文不对题。封建着重地方分权。皇室只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其采邑内部的处理，由他们自行裁夺，中国的传统则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处向全民抽税，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特殊办法，迄今还没有一部专书，缕列其中各种特征。

　　我个人长期研究其财政与税收的情形，则发觉这种体系，包括过广，下面的单位过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信条件之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其转买顶当。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在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的向全国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各人自我约束和对人谦让。在行政方面说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讲究效率。好在这些个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经典，也为官僚集团成员所诵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长时间历史的根据。纵算理想与事实不符，只要全体官员将这些原则当作口头禅，着重其内部之淳朴雷同，也仍可以保存这官僚集团的完整。

　　可是北宋开国以来，其朝代本身的特征，已经和上述的情况发生距离。第一，赵宋王朝之为一个朝代国家，在中国历史时最富于竞争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第二，其收入以银绢和缗钱作基础，也就是其经理倚赖于民间经济比较前进而灵活的部门，而把人力及食粮当作次要。第三，其税收底账根据五代十国间的数目字，比一般的将税率提高，同时政府大规模开矿铸钱，更使其数目字无法固定，也违反上述简单均一的原则。

　　综合过些条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在公元十一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前面已经说过，宋太宗赵光义时代军用雨衣和账篷已经有“好几万段”在库房里霉烂。《宋史》食货志又提出神宗赵顼时内殿库房所积绢三十二库都已积满，更再积羡赢为二十库。如此庞大的物资，实在有以用商业方式管理处置之必要。最低限度也要让它和民间的市场交流。而民间商业的组织也可以藉此发展成熟，因之能对政府的财政经理和军需工业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也都经过如此的阶段。那么王安石岂不是独具只眼，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一千年，为甚么他事实上会遇到这么多的阻折？

　　在答复这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知道所谓现代化，以商业的方式管理，或者说是推行金融经济，在数目字上管理，都先要具备若干基本条件。简言之，则是先要承认私人财产权之坚定性，如此其下层机构内才有能确切加减乘除的公数。这说来容易，可是实行起来等于推行一种新的宗教思想，因为所牵涉的不仅是千万人的生活，而是他们生活的宗旨。以西欧言，则经过宗教革命、政教分离才能达到目的。次之私人财产之享用转让，也要脱离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与垄断，不仅司法要独立，而且民法也要彻底展开，诸凡婚姻、遗传、负债、签定合同的信用宣告破产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处置，不仅法律条文具在，而且与民间生活习惯也不发生轩轾。北宋期间中书管民，枢密管兵，三司主财，所有重要的数字已经不能对照，而下面则是亿万不识字的农民，社会上又普遍缺乏中层机构，所以我们也用不着追问他荆国公王安石介甫是否贞忠谋国，已先可断言他的筹划不合实际了。

　　仔细参考《宋史》里的叙述，我们也可以窥见新法失败的情形。譬如“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即在畿国的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县内有山林，即无从着手。“免役钱”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前”等向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卖果卖冰，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为神宗亲谴责。“青苗钱”以常平籴本一千四百万作本钱，等于农村贷款，春散秋敛，收息二分。但是无银行主持，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利义务。有些县官就将整数交给若干农民，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保证，秋后一体带利归还。甚至在执行时，若干县份被指摘并未贷款而向农民一体索息。以上各种措施都有广泛的利用金钱的趋势，但是以集体负责的方式主持，实际上也是和前述各法作对。

　　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再索问：新法既然如此缺乏成效，为什么王安石这一“问题”会在三个皇帝两个太皇太后之间酝酿得这么久？原始的资料不能供给解答。我们只能据理猜想：当时人没有我们眼光之纵深，却也没有我们这种宿命论的看法，会认为当日新法必不行。十一世纪环境的压力，已经逼着他们找出路。同时新法中有些项目，要是根据各地特殊情形有选择的局部施行，也并不是完全虚枉。王安石的传记里说他在见神宗前，曾为鄞县（宁波）县令，就曾试得过青苗钱，最低限度在短期间内确有效果。如此可能引起热心的皇帝相信反改革派必是有意从中作梗。并且每次朝廷改变宗旨，也确是权臣扩张势力扶植私人的机会。可是我们仍不当忘记，在中国官僚主义的体系内，政府局部的经商，通常没有好结果的。王莽、桑弘羊、韦坚和刘晏已是一串好例子。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两方面的距离都相去过远。

　　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超过过去一般读者之所想像。三百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第二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他个人对王安石的反感有关。这种反感见诸文字。

　　涉猎于大历史，我们也觉得这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寻味之处：试想九百年之前，中国即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而当日欧洲，尚停滞于中世纪的黑洞内。这和本世纪两方的悬殊相比，前后相差何远！然则在这关头我们要摆脱宿命论之看法的话，则更要认识地缘政治之重要。中国的官僚主义，是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其政治体系既要管束亿万农民，又要对付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的少数民族，就只能注重数量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而成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国历史提前九百年到一千年的话，则我们这样一个大历史观念都不能存在了。


　　

老亥

　　宋朝第八个皇帝徽宗赵佶于公元１１２５年金人进逼汴京之际仓皇传位于皇太子赵桓，翌年改元靖康，徽宗南奔，赵桓成为历史上的钦宗。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只一年多，被金人掳去，终身监禁达三十年之久。

　　其实徽宗也未漏网。１１２６年，也是靖康元年，钦宗搜括开封市内的金银贡献于金军，承认割让北方太原等三镇，敌方后撤，京师解严，太上皇徽宗为群臣谏劝表示团结一致的局面下回汴京开封。不料朝庭尚在和战未决间金人卷土重来，这次他们不再与赵宋交涉，竟掳获当今皇上、太上皇、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虽然这事发生于１１２７年初，通常历史家公认北宋亡于１１２６年。此后徽钦二宗先后死于五国城（今日中国之东北角）已不在话下。

　　只有在这纷乱期间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能够举兵脱逃，在南京称帝，是为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于江浙沿海一带，有一个时期亡命于海舟之上。后来总算定都（只称“行在”）于临安（杭州）。又直到１１４１年秦桧的和议成功，赵构向金主称臣，每纳岁币银绢各二十万，又认定淮河为界，南宋的局面才算比较安全，如此保持半壁江山至１２７９年亡于忽必烈之元，先后延宋祚又１５３年。

　　靖康这悲剧性的年号千古普遍的流传，大概是由于岳飞所填词《满江红》有“靖康耻，犹未雪”字句之故。既称之为“耻”，则是不应当发生的事迹，竟让之发生。１１２６年斡离不进军开封之际，兵力不过六万，北宋各方召集勤王之师，号称二十余万。只是和战之计仓皇未决，以致人心瓦解。当时如果持以恒静，何至如此凌受羞辱？这样子的分析与辩驳，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先后为之。并且追究责任，既有靖康不可收拾局面则徽宗之任用蔡京，因蔡京更可以追究到神宗之任用王安石。

　　历史家铺陈往事，其主要的任务是检讨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前因后果，不能过度着重并未发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机缘也可能发生，并且可以产生理想上的衍变（除非这样的揣测提出侧面的及反面的因素，可以补正面观察之不足）。并且金人入主中原，“废”北宋皇帝为“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们亟要找得众所公认的原因，专门相信当时人个别追究责任维持己见的说法，很难与今日的理解符合。

　　从这种立场，我们可以看清：赵宋王朝３１９年与边区少数民族所树政权的周旋，经常站在被动地位，因其不能战，也难能邀得对方的同意言和。太宗攻辽既已三度失败（详“澶渊之盟”），１０４１年契丹又准备南犯，富弼的交涉，总算不辱使命，但是还是以增岁币了事，到头仍是军事力量不够。北宋不仅对契丹之辽及女真之金如此，他们对以西羌为主体组成的夏国也不能采取主动。其军事行动，经常旷日废功，败兵折将。神宗朝的战事，连亘１４年，竟留下一段“官军、羯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的纪录，赵顼一闻前线受挫折的战报终夜绕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知。议和时宋朝仍承认岁“赐”银绮绢茶。

　　南宋的军事与外交，也无起色。“靖康耻”之后，岳飞父子即成为１１４１年和议时的牺牲品。只有１１６５年宋金又交兵，胜负未决之际和议成功，金人让宋君称皇帝，称金主为“叔”，自称“侄”而不称臣，岁币也不称“贡”，且减十万，宋人以为这是“正敌国礼”，如此收获已经值得骄傲。也只有在这战事期间，岳飞才复官改葬。可是１２０７年韩佗胄北伐失败，金人要他的头颅，南宋朝廷也真剖棺割尸，将他的首级封函畀金。同时岁币也增至六十万，而且还要予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议的秦桧“复爵谥”。又直到蒙古败金时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议绝金岁币，但是以后南宋之联蒙古伐金也和北宋之联金伐辽如出一辙，其情形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无法争取主动。

　　这前后一连串的事实聚看起来，实在是违反情理。北宋的人口即是极粗率的估计也应当在一亿以上（１０８８年有“丁”三千二百余万。１０７９年籍保甲及民兵７１８万），而常备兵兵数在１１世纪中期之后，经常在百万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立信陈贾似道三策，仍称江南之兵抽之过江“可得六十万矣”。契丹女真与蒙古，无此庞大的人力。赵匡胤谓契丹精兵不过十万，靖康元年金军围汴京时，其人数也只六万。据中外学者的研究，蒙古势力最高潮时，其人口亦不过一二百万之间，可能近于百万。即算女真迁都开封其版籍达到最高点时曾称管辖人口达４５００万，按照两方控制的地区，其人口仍应低于南宋，而且内中绝大多数仍为汉人。

　　如言文化程度及经济力量，少数民族不能与多数民族相提并论。１２世纪及１３世纪中国将南方的水利丝茶瓷器漆器的生产发展到最高程度，开封与临安一般的生活程度较之世界各处并无逊色，至今西方及日本之若干学者仍盛称宋朝之中国经过一段“文艺复兴”与“商业革命”。虽然历史上的辽阳和北京，已于此时创建，因其非商业上的城市，仍无法与南方之大都会比拟。即算南宋需经年向北提供岁币，其银绢五十万两匹之数仍只占国家收入之一小部分（专家估计岁币达到一百五十万时仍只值南方政府收入之２％）。并且两方的榷市时，虽然铜币流入北方，银两仍流入南方。即在战事失利时，宋朝并无物资缺乏的征象。《宋史》“食货志”提及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期间各仓库实际丰溢超过储藏的量限。哲宗时苏轼言：“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即在徽宗时，“蔡京传”里仍抽出“时承平既久，帑庚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金钱物资既已积蓄丰富，则要经常流通，经济的幅度才能宽裕扩大，彼此有循环性）。所以他对徽宗说：“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所以宋朝的富裕超过以前各朝代。

　　宋朝的人口与物资，不能有效的动员，以致军事与外交，一蹶不振，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迄今尚缺乏一部综合性的著作，详细检讨其始末。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过细，忽视传统中国以“经济”为官僚主义管制的办法。包括国计民生之种种切切。传统中国学人之治史，则先以道德观念阻塞技术上的检讨。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宽，即以《宋史》“食货志”及“兵志”参考对照，也可以产生一种概念，知道现代金融经济，需要详确的法制维持，先要确定政府征兵抽税的权责之界限，才能保障私人财产之不可侵犯，然后国民经济，足以构成服务性质的部门，包括交通通信保险及雇用律师等等也能作侧面的监视。征之西方现代国家之经验，如此政府大规模的举措，才有民间组织作第二线、第三线的支持，成为一种健全的机构。宋朝最前进的部门如货币及物资之流通，已有此需要。但是其落后的部门，如以小自耕农作生产的基础，衙前及胥吏的知识与能力，游民及失业者之维持，又谈不上追求这样的效率。如此上端的人力资财愈积愈大，中层的服务愈为松懈空洞，终演成一个数目字上的膨胀，其症结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传统儒家与法家的争执不能暴露此问题之真象，其情节特殊，也是中外历史所仅见。

　　传统的官僚主义，真理既由上至下，皇帝的命令既为“圣旨”，则实际上征兵抽税的权力毫无限制。《宋史》“食货志”里说及“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就表现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税收权力无限制，其成算纯靠上端向下端加压力。政府经商，财政部门的商业化，更无从合法合理。“食货志”又云：“自熙宁以来（神宗用王安石的时代），和籴入中之外，又有坐仓、博籴、结籴，表籴、兑籴、寄籴、劝籴、均籴等名。”如此其立法也缺乏系统，全根据一时一地的需要，甚至其立法权尚可以落入地方官及军人掌握之中，宋朝开国时用募兵制，但是至神宗行保甲，征弓箭手（当日“弓箭社”是华北民间自卫的组织），责义勇上番，已兼用征兵。“兵志”里也说及甚至神宗赵顼自己就觉得不妥。他曾提出府兵应与租庸调“相须”。亦即是要征兵，则要坚持小自耕农的经济体制，计户口抽税，以低税率实物征取（这也是当初辽及金的原则）。所以司马光就说：“今既赋敛农民粟帛以给正军，又借其身以为军，是一家而给二家之事也”，也是同一论调。以后迫于需要，只好重复并用。连皇帝也妥协的说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这也是兵员与税额即民间义务由上级提示增加，其下层组织，更缺乏条理的明证。

　　官僚主义的办法，既无客观的条件考成，只有向下级一体追究责任，于是强迫臣僚谎报掩饰。一般情形向军政机构报兵少，以减轻责任，向财政机构报兵多，以争取粮饷，校阅时则请人替代。至此“西路既已冒受厚赏，于是东路宪司前后论列，诞谩滋甚”。甚至“兵数十万者，虚数也”。“食货志”里就提出早在神宗之前，谏官范镇已上疏，揭露“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宋朝的冗官尚可以一眼看出出，如“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显然的没有这样多的官位，容纳如许的人员。但是军队的“冗兵”，就不容易查察。加以募闾里恶少为奇兵，正军反担任后勤的工作，更无法追究。“靖康耻”之前夕，山东的臣僚指出梁扬祖在山东所报民兵“所奏二十四万与十一万，殆虚有名”。童贯手下的“河北将兵，十无一二，往往多招阙额，以其封桩（预算下的节省）为上供之用。”如是北宋时造成一种离奇的现象；各府库所蓄皆为“聚敛”，民间反有“钱荒”。政府铸钱造币原为信用的筹码，其税收既无限制，行政效率又专恃政治压力，则整个的违反了金融经济的原则，只逼着自己的信用筹码，回到自己的府库，既通货膨胀又通货紧缩。全汉升研究北宋汴京的商业，一般进多出少，其收支不平衡，就靠官员的放债收租以及政府的随从如生员术士游客的生活费抵偿，严格说来，也是用税收支持一个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在物价高涨的情形下，对全般的经济害多利少。

　　因之军队的兵员素质、士气及战斗力都只有每下愈况。宋太祖曾以“样兵”作标准，责成各镇供给中央的禁军，后来代以木棍。至１０３５年发饷还以兵士的身材分等级。以后就缺乏这样的选择性，以难民为兵，以囚徒为兵，在兵士的面上黥字臂上刺字以防止逃亡的事情都已发生。其人员的素质既如是，器械也是滥竽充数。１０７３年神宗设军器监，原望提高并标准化兵器质量。其所制“神臂弓”，实为强弩，以两种木材并合制成，絮弦也用丝麻兼用，据说对付骑兵有实效。但是各方请样件，军器监就说运输不便只以样图交付算数。

　　我们不能说宋朝的军威不振全是官僚主义作祟，如宋都汴京，对山西的山地没有有效的控制，北方的防御失去地利之效。辽以两元统制，金以猛安及谋克户（女真人之地方首长）与汉人杂居，兼有游牧民族及农业生产之长，都是以前匈奴突厥之所无。《辽史》“食货志”称“马羊不许入宋”，虽不能完全禁止，但是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即画出汴京的大车以水牛骈拉。显然的宋军马匹之供用，已受限制。并且赵宋强迫作战区域的人民南迁，放弃的地带则为“禁地”，南方的税收也高，在靖康之前，已有方腊宋江的反叛。然则综合各种因素，我们仍认为政府组织与作风最妨碍军事机构发生力量。反到北宋南宋之交，情况混乱，各处盗贼与独立自主的军队不可区分，倒出现了能战的将领如岳飞及韩世忠。他们不受官僚主义的羁绊，以战养战，才彻底发生力量。也因为如此他们终为秦桧所不能容。

　　这种官僚主义为一种历史的产生，简单说来，也是一种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政治组织，缺乏适应性去掌握一种多元的而经常成长改变的城市经济。不仅赵宋如是，以后契丹与女真也蹈此覆辙。陈述研究前者，盛称辽之“封建因素成长”。陶晋生研究后者，则称金南进之后女真民族腐化其衰弱的情形与北宋相似。其实再会得之间最显明的趋势则是一种极单简的中央极权体制无法支配一个逐渐带近代型的经济。怪不得《辽史》食货志说及“及至末年经费浩穰，鼓铸如旧，国用不及”。而金的纪录更低一筹。彭信威的研究，其通货膨胀达６０００万倍。


　　

老亥

　　《宋史》“奸臣传”一共四章，列举奸臣１５人，又包括他们的子弟等７人，一共２２人。内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确、章淳，也有怂恿徽宗挥霍的蔡京，和李纲为难的黄潜善和汪伯彦，置岳飞于死地的秦桧，一意北伐的韩佗胄。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兼都督的贾似道殿后。我们今日重新检阅他们的事迹，很难证实各人的“忠奸”，确如作史者之所论列。但是以上１５人为当时人及作史者认为是舆论之所不容，则是事实。而且将他们摆在一朝国史之后，显然的已认为朝代之覆亡，应由这些奸臣负道义上的责任。

　　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并且他的姊姊贾妃有宠于理宗赵昀，又是靠裙带关系升官。后来就入相出将，成为了一代权臣。他个人爱声色，年轻时常在西湖上张灯作宴，晚年尚起楼阁亭榭与诸妾斗蟋蟀为戏。他在国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于１２５９年。当时他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分到汉阳指挥军事。他密遣使向敌方以皇弟身分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皇帝称臣纳币，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后来称宪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国争皇位，才仓皇许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贾似道虚张大捷，回朝进少师，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派人向南宋征岁币，来使反被贾似道拘禁。兹后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

　　可是贾似道也真有粉饰太平的本领，于是又十多年，１２６４年度宗赵基嗣位，这已经是一个３岁不到的小皇帝。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分上表出师。１２７５年的春天，元军（１２７１年蒙古才称元朝）已取得长江中游，伯颜的大军已向下游进逼，贾似道自己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此人后来率宋军参加忽必烈之征日本），他还整备船舰芜湖进出，可是他向伯颜求和既被拒绝，江上大军又不战而溃，于是只好遁居扬州。这时候临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大臣纷纷请诛杀贾似道谢罪，执政的谢太后才将他贬官为高州团练使。传统政治里的贬官逐放，常埋伏首狱禁之中暗杀的动机。本来写贾似道传记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结束。只因为贾似道是一个如此的奸臣，倒要写出来私自将他处死的乃是志愿械送他的县尉郑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彼此为千古读史者所传诵。

　　替奸臣说公道话，不是本书的目的，即暴露传统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们重新检讨历史之主题的所在。我们提出贾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国财政史和经济史里一段重要的环节，不能为贾个人的行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从各种迹象看来，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从图上看来，当日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２０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即以船舶之来往，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个半世纪之后马可波罗在南宋覆亡之后３２年内抵达当日之临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称为“行在”，马可波罗则译为Quinsai）他曾说：“毫无疑问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威尼斯（也是当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赞不离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经，而且乡间里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

　　马可波罗的叙述，有煽动性，一般读者怀疑他的浮夸。可是最近法国学者JacquesGernet将他的回忆和同时的中国文献如《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比较，又发觉其中很多细节，可以彼此印证。他整理后，所缀成的１３世纪杭州，确是生动活跃，富丽繁华。迄今我们还能查悉当日通衢街道桥梁的名称，和巷弄里发售最优等纸扇的店铺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１２世纪初年不到二十万逐渐增加，突破百万大关。而当日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不得了。所以Gernet发问：当日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进的国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６０００万，占地有今日法国面积之４倍，文化已到达最光辉的阶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会在历史上表现一种剧烈的挫折？

　　而其实Adam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２００年。他作书时也去马可波罗赞羡中国时约５００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国虽然在５００年前出人头地，兹后就无从继续其优势。Smith并没有讲出当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经指出中国的法制，必有阻碍人民继续增加财富的症结之所在。

　　我们今日提出贾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这症结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握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的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政。上述两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渐提及。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佚，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宋史》“奸臣传”说到最后与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钥向临朝称制的谢太后责他应死，称：“缙绅草茅不知几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见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这事态之背景，我们又要从康王赵构南渡做皇帝说起。

　　赵构之成为日后的高宗，初时并没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持。他原应到金军里去为人质，只因父兄被掳，才自立为帝。除了哲宗遗孀所谓元祜皇后孟氏的承认外，他的帝业并没有任何合法的根据，在南方也没有权臣拥戴。他手下人既主战主和不定，他自己也无钱无兵，这也可以认为是宋朝过度中央集权的后果。所以他刚从扬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担任宫卫警戒的军官叛变，逼他退位，而立他一岁多的小儿子为帝。等到韩世忠勤王，他才能复辟。并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觅海舟逃命，直到公元１１３５年在临安建太庙，才算替南宋立都。当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剧盗的手里，高宗的军队大都由这些部队改编，当时戡乱及求和扰攘约十余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化。

　　《宋史》“食货志”内中抽出的“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和“板账钱”为历史教科书前后提及。其实这代表朝代草创时筹款的办法。一般从既有的税额，增派附加。初时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后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征收官厅办事的手续费，与赃罚并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驻军提出定期的供应，“每月桩发”。这些名目给南宋政府一个立足的机会，却不是财政史内重点之所在。至李心传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时候，已是１３世纪，也是南宋的末叶。他还提及北宋初年，东南只向汴京每年供应２００万缗。到他的时候，四川不计，东南的经制钱和总制钱已共达１４４０万。可是他没有指出的则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卖公地，以后则靠印行纸币，及向民间强买物资（和籴）维持，迄至最后，１０００万缗只能买米一万多石，而政府也无从以税收及专利于盐酒矾茶平衡其开支。

　　南宋的纸币已经全汉升详细研究。即以会子（尚有川引、湖会和淮交分别行使于其他地区）而言，大概从高宗后一百年（公元１１６３－１２６３年）流通量增加３２．５倍。但是会子原应３年一“界”，届期以旧币换新币，其中有以二换一和以五换一的情事，所以其贬值也应当积累的计算。可是有时政府也出卖金银使法币回笼，有时又新旧两界同时使用，所以其法定价值亦无法计算。从全氏提供的资料看来，则在南宋初年米一石值３缗为常情，１００年之后有提到３４０缗，７００缗及１０００缗一石的文字，其货币贬值已超过３００倍。我们今日经过货币恶性膨胀的经验之人士或者不会对这情况认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纪市场狭小，交通壅塞的条件下，则已是一个极端的威胁。米一石要值钱一百万，就足够骇人听闻。况且货币贬值，等于变相加税，其负担常转嫁于贫民。政府既捉襟见肘，对应支付的项目也只有克扣。全汉升就指出一个例子：１２３５年有一个朝官辞督视军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货币贬值，军费短绌，因之督视与不督视，其情形已不言而喻。《宋史》“兵志”里提到募兵，又有这样的一段：“所司莫能体上意，执民为兵，或甘言诳诱，或诈言贾舟，候负贩者群至辙载之去；或购航船人，全船疾趋所隶；或令军女冶容诱于路，尽涅刺之。由是野无耕人，途无商旅，往往聚丁壮数十，而后敢入市。”这段文字作于朝代覆亡之前夕，作者还说“官降钱甚优厚”，读者可以根据前后情形推断通货膨胀的一般后果。

　　贾似道买田的方案行于１２６３年，去高宗退位为太上皇整一百年，距元军入临安也还有１３年。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间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所买的田地为每户二百亩之外的１／３（即８００亩须卖官２００亩，１４００亩须卖４００亩）。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以金银僧道度牒（可免税也可转卖）及告身（荣誉头衔的文凭）。买田的目的则是免除以后之造楮（即纸币）与和籴，预计所收租已能解决当日的财政问题。贾似道以他自己家产一万亩先倡。其执行的成果，经过无数的抨议。今日只有周密所著的《齐东野语》内载的一段，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以一段极短的时间施行（半年之后即已买进３５０万亩）。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尚不只于买田，而是买得这些田土之后，官僚机构无确切的方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贾似道倒台，各方已有退还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议就将官田赏与佃农而向他们征兵。

　　但是这些官田始终没有退回，元朝即以之作赏赐功臣皇室之用。甚至再１００年后，朱明王朝也没有对之作合理的处理，仍成为日后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见于顾炎武之《日知录》，也见于今人周良霄所作论文。

　　有了北宋与南宋两重经验，我们就知道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方面最前进部门之功效的时候，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法，才有出路。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经费也必须扩充。因其超过旧式农业的范畴，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又只好发行公债，因之则引起代议政治司法独立和其他跟随着一串的组织与运动。

　　征之先进国家的成例，这各发展必待市民经济成熟，其组织结构能产生领导力量，成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以欧洲的事例言之，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抬头。所以法国历史家FernandBraudel曾说：“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穿通一气，它本身即成为国家。”中国在２０世纪尚未达到这阶段，遑论１３世纪之南宋。至于旧式官僚机构，又与所掌握的农村缺乏经济上严密的联系（有如封建或feudal）则很难确切的掌握其资源。最近英国历史家之研究，则发现都铎王朝及斯国亚特王朝时封建业已崩溃，资本主义尚未登场，皇室以一种官僚机构管理地产，发生无数的技术问题，也不是贪污无能四字所可概括。如此贾似道身死家毁，已不置论，将他认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则又是以道德的名义简化历史。

　　今日我们重新检讨这段历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国人扬眉吐气，但是也应当令人感到颓丧。我们要记着蒙古人于１２７９年灭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顺帝在徐达兵临城下时，集三宫妃嫔奔漠北，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迹之所无。只是有了这些经验，明太祖朱元璋才拼命复古。他的财政税收政策，都以经济上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和赵宋立新的精神大相径庭。这和我在“开场白”所说的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青”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不过这些环节都能够前后连贯。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读史，则更能体会中国大历史的特点。贾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环节之一，非穷究则难能了解历史中的纵深和曲折，因之也难看透中国历史长期的合理性。


　　

老亥

　　１２７９年元军与南宋的残余舰队海战于广东新会南之崖山。最后元军合围，宋左丞相陆秀夫负着他所立的帝丙－－一个７岁的孩子－－赴海死，宋亡。这不仅是一个令很多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这划时代的１２７９年也给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伤心的一页。一般讲来中国都市物质文化在宋朝时达到突飞猛进的最高潮，兹后就再没有表现这种杰出的姿态。在科技方面讲，中国的拱桥、建筑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透水的船舱、航海之用指南针、踏水轮之船舰、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的技术，而极可能的炼钢炉及水力纺织机都已出现于宋代（后二者之图片，见于１３１３年之《农书》去宋亡只３４年）。抚今追昔，我觉得胡适所译拜仑之《哀希腊歌》两句，很相近的表达了我们对赵宋王朝的一种类似的情绪。此即是：

　　　　我徘徊以忧伤兮，哀旧烈之无余！

　　为什么这一般好形势，不能继续？我们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到少数民族身上去。辽、金、元战时对中国的破坏，程度不深。战争一停止，也们也致力建设。如果说他们没有打开局面，则在他们后面明清两朝也不能保持唐宋以来的高度进展。

　　这样一个庞大的问题，本身已抽象，当然各有诸子百家的解释。譬如英国的汉学家MarkElvin就认为传统中国农业生产，在技术上原有很多可以增进的地方，但是到了某各程度之后，劳动力投入多，而增进的成果不成比例的上升，到后来劳力增加，收获只供食用，同时中国的经济过于庞大，也不容易作质量上的改进。这样的解释，不能说他不对，可是很难令人相信这已经全部解答了这一个庞大的问题。

　　我的解释也只能跟随着本书纵谈大历史的立场，提出和前后文含接的两大因素。一则中国的财政无法商业化，因之传统社会，不能进入以商业法制管理的阶段。另一则是思想上的内向，以理学或称道学为南针，先造成一种收敛性的社会风气，这两者互为因果，也都在北宋末年开始显示登场。

　　关于财政不容商业化，已在“王安石变法”一章论及。其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官僚政治，无从个别的而且确切的保障私人财产权益。其背景则是以大量小自耕农作当兵纳税的体制不能废除，中层缺乏有效的联系。既无财力遍设法庭，也不容各地地方习惯自创系统，同是小民也不能聘用律师。如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县级官僚万能，他们所能掌握的也是简陋的刑法。政府管制之所不及，则靠宗法社会的家族首长支撑。不仅宋朝如此，明朝１６世纪的好官海瑞尚在他的文集里明写出：“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这样一个法官，尚未开堂审案，就已将他自己的偏见明白写出，也只能在中国出现。其结果则是真理与威权，全是由上至下。负担最重的人们，也是最无力负担的人们。而且这种体制，也靠均一雷同的环境作主：一有变态则毛病与问题更不可爬梳。前面我们已经检讨过宋朝的折税与和籴产生“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的情形。传统中国又从未开设商业特别的法庭，商业资本不可能在这种环境里继续集累。因其缺乏组织与结构的纵深，商业也只能大体保持原始的农村内的企业形态。

　　于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长处有如经济多元化，中国则以普遍的种米麦备饥荒为着眼。长期如此，其生活程度不能增高，也无普遍的制造高级商品之可能。工资既无法增高，也无发明节省劳力的机械之必要。这种种原因，限制高度的分工。最后担任科技之设计者一般为匠役，而不是有学识的专家。

　　我这一段仍在谈宋史，更要着重理学之兴起。可是刚一扯上这题目，中外学者都认为这属于哲理分析的课程，很少人注重它是一种历史产物。

　　宋元理学，原称道学，《宋史》即有“道学传”。但是道学这一名词为时人取用，似在南宋。１１８３年吏部尚书郑丙上疏，提及“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监察御史陈贾也对孝宗赵春说及：“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及谓己独能之。”他们攻击得最严苟的对象，乃是朱熹。

　　然而朱熹继承北宋程颐之学。“道学传”就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而程氏兄弟又曾向周敦颐受学，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说》则间接的得自五代至北宋初年一位神秘人物，世称“华山道士”的陈抟。所以以上诸人，而更有张载，因为他也极端的崇仰二程，都受有陈抟的影响。《宋史》“隐逸传”则说及“抟好读易，手不释卷”。所以理学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在正心诚意之间加上了一段神秘的色彩，又归根于一种宇宙一元论，更提倡有一则有二，有阴则有阳，有正即有邪，都与这受学的源流有关。

　　朱熹是一个容易惹是非的人物。《朱子大全》里面有很多他自己做地方官的文件，里面看出他为人精细，处置事件也有条理，所以孝宗曾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是他一列于庙堂，就品评是非。朱熹初年秉承他父亲的遗志，主张拒绝向金言和。后来他却反对韩佗胄的北伐。可是他又不像孟子一样的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而标榜“言规恢于绍兴之间（１１６２年前）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１１７３年）为邪”，这已经将一个技术问题当作一个道德问题。他在１１８８年谏孝宗：“陛下即位２７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这已经相当唐突。而他接着以解释皇帝之无成就乃是修养的功夫不够。“无乃燕闲蠖蠖之中（退朝无事的暇时），虚明应物之地（心灵与外办接触时），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以致“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交战于其中”。他的建议则是“愿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天理耶？人欲耶？”

　　这段文字充分的表现着一般理学主静主敬的态度，也强调着个人心情凝静时，在思想与行动“将发未发”之际，不可错过机缘立即求善的重要。其宗旨与周敦颐所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接近。这类似宗教经验的虔诚感应，在朱子看来，与大学所说的“正心诚意”可以融会贯通；也和孟子所谓“养气”互相发挥。但是朱熹不以为这种方法出自个人经验；他也不以之对皇帝作私人的忠告；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为一辈子及以下所有读书作官的人必所遵循。

　　１２世纪至１３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一段艰苦的局面：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机构，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在全面动员长期预算膨胀下，南宋已经险象环生。而以财政上这紊乱为尤著。朱熹指出这些弱点非不真切。同时他做地方官的记录，也证明环境需要破除陈规，以便对专门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他不强调这些技术上的因素，而偏在半神学半哲学的领域里做文章，因此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

　　周密说到宋亡前夕，一般崇拜道学的人物之作风：“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杆边者则为鹿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则为俗吏。其所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这些人的功业则是“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最后则“其后至淳祜年间（度宗咸淳，恭帝德祜，包括元军入临安前十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

　　又加以传统政治制度的设计，采取间架性，真理由上而下，皇帝的面目为“天颜”，他的命令则为“圣旨”。朱熹之所提出，事关整个儒家经典所综合之枢纽。既见于他的奏疏，也闻于他主讲的经筵（皇帝座前的读释经史）。朝廷无法等闲视之。要不是全部支持它，就要全部否定它，因之也给朋党斗争留下了一种工具。朱子历仕高宗赵构、孝宗赵春、光宗赵淳和宁宗赵扩四朝。每朝之间他都产生了大小的纠纷，要不是得罪皇帝，就是冒渎重臣。所以他被召之后又外派，刚作殿前文学之臣又作宫观的主持人。最后他在宁宗朝得罪韩佗胄，落职罢祠，于１２００年逝世。道学也一度被赵宋政府斥为“伪学”。可是１２２４年赵昀继宁宗为帝，是为日后之理宗。韩佗胄已早死，理宗自己又崇拜朱熹的著作，他曾说：“恨不与之同时。”于是追赠朱熹太师，又和周敦颐二程张载同从祀孔子庙。兹后朱熹所注的四书，也为历代开科取士的标准，他也可以说是继儒家的正统。

　　理学迭经现代学者研钻。周程朱张的学说出入于形而上和形而下，而以张载所谓太虚无形，气有聚散，朱熹综合前人学说，阐扬气与理之构成各物最为中外学者称道。因为所叙牵涉哲学，也近于各个人的人生观，我们不能遽尔说它对与不对。而且它在好几个世纪使中国大多数学人相信儒家的伦理观念不仅有自然法规的支持，而且本身就是自然法规，我们不能不赞赏它力量之庞大。可是我们在２０世纪末期，正在清算传统的政治设计，亦即一种主为法制与经济的体系，必先以抽象的公式造成，由上层机构赋予下层的办法，不能不对和这种设计互为表里的思想系统彻底批判。

　　理学或道学将伦理与物理之理、心理之理混为一体，在１２００年前后仍与欧洲思想界不分轩轾。可是欧洲在１６００年前后已将有关于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划分清楚（此亦即JosephNeedham所谓naturallaw与lawofnature不同），而在中国则二者依然混同。以朱熹作总代表的理学或道学不承认宇宙间各种事物有他们力所不能及，无从解释的地方。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内１１至１３章，摘录以上诸人语录１９８则，每则都出于肯定的口气，似乎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在他们确切掌握之中。这种态度无疑的已受当日皇权万能的影响（参阅“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一章），即此一点已与科学精神背驰。如是理学家或道学家所谈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与具体之物混为一谈），只能美术化的彼此印证，不能用数目字证明。其结果则有如Needham之所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推广FrancisBacon所说认为现代科学实为不断的怀疑persis-tentdisbelif之成果。）

　　而本书曾指出中国的第二帝国（隋唐宋）表现一种开放性格，第三帝国（明清）表现一种收敛性，同时文化的风尚，已开始内向，其实后者思想上的根据，已在理学或道学肇始。

　　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作中下级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汴接近，又受他们推荐。二程兄弟都曾任朝列，程颢与王安石口头冲突而被逐。程颐与苏轼不合而被流窜，死后被夺官。张载也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以疾归。朱熹之不见容于南宋朝廷，已如上述。即与他同时的陆九渊（时人不以他是道学家，在《宋史》里他的传记独载于“儒林传”），也因事被给事中所劾。骤看起来，他们的思想应当在政治上代表一种在野派的倾向，可能掀动一段新思潮。可是实际正因为赵宋在政治经济与法制之间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领导人物才反而求诸己，希望增强道德。如他们之所谓主静、主敬、慎独，以及上述“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都不外传统“克己复礼”之方式，首先则内向，次之则以他们注释的经典为万能，于是造成一种正统的风气。即是朱子之道学问，仍不外以外界的事物，“证明”他自己过去诵习诗书的信念并无追求真理之决心，与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他们虽崇奉孔孟，但是孔孟，尤其是孔子注重身体力行，并没有将他们的言行造成一种思想上的系统，认为这是一切真理的渊薮等情事。

　　周程朱张的学术思想，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因其目的则是韩愈所提倡的“卫道”，所以不能不取防势。张载所说：“吾道自足，何作旁求”已经表示其保守性格，程颢所害怕的也是“正路之榛芜，圣明之蔽塞”，仍表示其不能采取主动。所以他们虽构成思想上的一大罗网，其中却缺乏新门径和新线索，可以供人发扬。朱熹集诸家之大成，他将人欲构成与天理相对的一个负因素，最值得注意。严格言之，则是人类的欲求与自然法规是对立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有毛病，所以他对“食色性也”一段添注：“甘食悦色固非性，而其‘天则’，则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此说亦是。告子却不知有所谓‘天则’，但见其甘食悦色，即谓之性也。”这种解释牵强犹疑，已与他以上作说对立的观念相冲突）。我们姑不论其正确与否，将人欲与天理对立，即表示意识型态之粗线条，也还是揭橥著至善与极恶、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如此也难怪当日法制不能展开。朱熹作地方官，就执行“人子不蓄私财”的原则，这也难怪程颐于１０８６年差判登闻鼓院，辞不就。他的理由是：“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礼。”于此已不经意的表示任司法较讲学的为卑下，而两者也有互相冲突的可能。

　　我们不能认为周程朱张应对宋朝的覆亡负责，他们的思想狭义的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分，抹杀个人的私利观，却替以后专制皇权加强编制的基础，其影响所及，达几百年。今日中国之民法未尽展开，仍有以道德观念代替法律的趋向，也不能与宋儒无关。


　　

老亥

　　我们教学历史的人想给初学者若干指点，使他们能看清今日中国的兴衰与过去两千年来特出的人物与事迹，有前后贯穿的关系，可是一提起元朝就不容易着手。刚说原始资料，则《元史》《元典章》和《元史类编》等等，已经给我们志不在作元史专家的透不过气来。此外蒙古的《黄金史》（已有汉译）也要与中国方面的资料对看。而现代学者的专题研究，尚不尽见于中英文，多数物仍为俄法德日文，也不是专家以外如我等敢于随意涉猎的域境。

　　过去历史教学的办法，或是强调元朝之缺乏文治；或者着重成吉思汗的武功。例如提到前说，我们常听见蒙古人以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论调。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即有蒙古皇帝不识汉文，他们自己也由权臣推戴各条。况且他们又分全民为四等，一为蒙古，二为色目（即各色诸目，以中亚腹地突厥回纥党项各种为主），三为汉人（北方人，包括女真人高丽），四为南人。还有按职业分，僧道高于官吏，儒生低于娼妓的说法。而番僧则尊为国师，理财者则又都为聚敛之臣。这样的说法不是完全不对，但是过于简化历史，过于倾向笔记资料，容易由事实而遍近传闻，终至于失诸谩骂。元朝人之种族观念，事诚有之。可是刘秉忠、姚枢、许衡以文学侍从之臣替世祖忽必烈创设典章制度，史天泽、董文炳为元朝开国打江山前后数十年，范文虎以宋朝降将征日本又失败之后仍以中书右丞商议枢密院事（行政院秘书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可见得汉人并未完全被歧视。即到后期汉人难于在朝中执掌大权，可是在御史台以监察官的身分纠举蒙古色目大臣，仍毫不假借，也有实效。而贺惟一做到御史大夫和左丞相也算是位极人臣（他末年不得善终是元朝朝廷的政治问题，与种族无关）。

　　如提到蒙古人之武功，诚然也有脍灸人口的故事。成吉思汗和他子孙征服的地区横跨欧亚，世界历史里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帝国足以望其项背。这方面固然是由于１３世纪欧亚之间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事政治组织，足以号召抵御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一方面也由于他铁木真的组织天才。当时蒙古人人口，不到两百万，但是分成无数的部落，动辄自相厮杀。铁木真以联婚拜盟袭击征服的不同方法将他们归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型的庞大军事机构，于１２０６年得到各酋领的公认，被加上一个成吉思汗的头衔，较之希特勒之为日耳曼民族的“领袖”，要早七百多年。

　　成吉思汗领导之下蒙古全国皆兵。他的兵制，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无薪给。各部队领导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不按年资。兵士极能刻苦耐劳，马可波罗说：“他们之能接受艰苦，世间无匹。他们能够一而再的几个月没有食物全靠牝马的乳汁和弓箭所猎取的禽兽为生。”又说：“如果在特殊环境之下，他们可以一次驰骋十天不食人间烟火。”如果我们觉得这段文字夸大的话，则《元史》“太祖本纪”里记另一酋长的故事，也有“中道粮绝，捋羊乳为饮，刺橐驼血为食”的叙述。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队无大小行李，兵士只带皮囊盛水，也利用之为渡河的浮囊。他们能在马背上假眠，必要时昼夜行军，环境许可就换马继续前进。

　　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骑术又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严格的军事纪律，更因为当日科技尚没有产生应付骑兵以密集队形冲锋陷阵的对策，也就难怪成吉思汗兵威所至，锐不可当了。他们惯用高速度进军，以数纵队协调的战术将敌方包围。如果敌方坚强抵抗则开始佯退，而乘敌方行动警戒疏忽的时候反攻。成吉思汗不盲目的施行残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战之后不惜烧杀以为兹后藉着城垣抵抗的敌人作鉴戒，有时极度的残忍。他也利用“第五纵队”在敌后散放谣言，并且驱送难民于敌境，使他们先造成恐怖的空气。但是一到常态恢复，所有残暴手段立时停止，士兵有犯者处以死刑。

　　这个１３世纪的征服者不着眼于奢侈品物，不留恋于豪华的生活，所以他能够终其生以征伐为能事。成吉思汗的动机使后人不易猜测。西方的书籍一致传说他曾对人称：“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克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女。”可是这种恣意的态度与他严格的纪律能放能收的御下办法很难并存，也和他建立４个汗国的宗旨相违，中国方面的资料无此种记载。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攻占燕京之后，移麾西向灭西辽，再进兵陷花刺子模（一个突厥人种的王国，在今日苏联属下的中亚），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将领进出于里海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经将战事带到欧洲。可是成吉思汗席卷河北、山东及山西北部，并没有消灭迁都于汴京（开封）之金。《元史》说他临死时遗言假道于宋以伐金。他在１２２７年再度攻西夏时身故。

　　他去世之后他的子孙灭金，进兵于伏耳加河，毁莫斯科城，占领基辅（乌克兰首都），侵入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正要向西欧发展的时候，１２４１年年终大可汗窝阔台在蒙古去世，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了孙都要东返选举继任的大可汗。西欧于是才松一口气。而蒙古人之西侵也在１２４１年达到最高潮，以后再未卷土重来，当时认为奇迹。现在从各种迹象看来，则是蒙古人发展过快，占地过广，成吉思汗的子孙繁衍过盛，他们的大帝国无法固定的统一，各汗国也受本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各王子与军官已经失去无目的的不断征伐之兴趣。

　　可是我们讲到这里，也会遇到技术上不少的困难。以上到底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抑还是中国史与世界史上相衔接的一部分？成吉思汗虽然采用辽裔金臣耶律楚材的劝阻，没有将华北“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他到底没有对中原的文物感到兴趣，燕京则被他破坏。即算今日我们应当尊重少数民族对历史的贡献，也到底有限度。我们是否能把这样一个草莽间的人物以征伐为能事，又曾未履中土，当作民族英雄看待？

　　铁木真或成吉思汗之为元太祖，只因为他孙子忽必烈在中国开创了一个元朝，是为日后的世祖。他也尊奉祖父为“圣武皇帝”，又直到建立太庙之后，才援例称成吉思汗为太祖。可是《元史》的作者，就索性把他写成一个中国史创业之主。以“夜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形容他母系祖先之怀妊，也用“功德日盛”、“有人君之度”的形容辞，修正他的个人性格。此外成吉思汗所立家法，称为yasa也音译为jasagh。波斯的史官曾说这法律“涉及任何情况，在每一种情形之下，都有处置的条例”。《元史》虽提及“扎撒”，始终没有解释是何物，倒又盛称“至元新格”和“风宪宏纲”等中国式的法律。成吉思汗又制定大可汗不仅是东方之主，也是西方３个汗国（即在中亚之察克台汗国，波斯之伊尔汗国，和俄罗斯之金帐汗）的元首，其产生由皇室会议之称“忽烈而台”者选举，《元史》也未说及。１２６０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帝位，显系违反家法，因为当日皇室会议已公推他的胞弟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兹后兄弟还用兵４年之久，而《元史》里面的“世祖本纪”只描画上一段“诸王与大臣劝进，帝三让，诸大臣固请”的传统公式。可见得明朝人之修“元史”，崇奉忽必烈为世祖，成吉思汗为太祖，其目的仍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性，甚至抹杀史实，削足就履，硬把蒙古人写为中原的汉人。

　　而且今日提到成吉思汗还可产生一个现实的国际问题：蒙古人不仅分居于内外蒙古，也仍在苏联境内保持了Buryat和Kalmyk两个自治共和国。一般说来，这四个地区的人民都奉成吉思汗为民族英雄。苏联一方面好像在替外蒙撑腰，一方面却又不准许外蒙颂扬成吉思汗。美国作家HarrisonSalisbury说：“爱国的俄国人恨着成吉思汗，好像他的入侵，还是昨日情事。”还有一些苏联人骂起１３世纪的蒙古人来，索性把２０世纪的中国骂在一起，还憧憬着一个“黄祸”的面貌，在欧美各处宣传。其原因则是成吉思汗所建四个汗国两个在今日苏联境内，而尤以金账汗国辖莫斯科及基辅，盘踞了这个地区近两上半世纪（１２４０－１４８０），很多苏联人不仅以为羞辱，而且因此历史的发展阻碍了俄罗斯向西方的接触，成为日后文化上落伍的一大主因。

　　可是本书站在今日中国局势业已明朗，在一种雨过天青的情形下讲解历史（见“开场白”及“澶渊之盟”的首段），则用不着窜改史实，也无须回避。成吉思汗的故事可以列入世界史，也可以列入中国史。如列入世界史，我们可以揣想虽在１３世纪大戈壁沙漠的四周干旱的地区就已达到了当日生活方式所能供应人口的限度，因之产生内外的不平衡，才鼓励蒙古人以他们原始而粗蛮的谋生方式向外发展。只是成吉思汗一经发动这种运动，则不知如何住手。如果这题材列入中国史，则成吉思潮上的故事只是元朝登场的背景，不是其实质。

　　至于我们想确定元朝在中国历史里的地位，则我们所知道的粗浅知识，也能供我们钩画一个大轮廓（历史是继续不断的，专家的准备工作也永无止期，我们也不能等候材料之全备）。

　　从本书以上各节看来，隋唐宋组成的第二帝国带开放性（财政税收与军备越做越大，经济也随着扩充），相对之下，明清组成的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元朝是一个短朝代，处于二者之间，只能在历史上完成一种过渡期间的任务。所以在很多地方，元朝表现其双重性格。另方面它也能继续引用技术上的长处，维持造船业，提倡海运，促进国际贸易，修筑经过山东高地的运河，使用火器，以互相交换的方式利用中国和波斯的工程师去设计炮弩，以驿马传递消息，加强东西文化的交流，用郭守敬和贾鲁讲求水利、测验日食、改订新历；一方面已开始显示其保守性，有如开始第三帝国之重农政策，禁蒙古人航海经商，在华北组织管理人民之“社”，将人民区分为“军户”与“民户”，注重职业之遗传，提倡道学（详本书“道学家”一章），文官考试时以“朱注”为主（朱熹所注解的经典，只有《春秋》得用左传等解释，《礼记》得用古疏注），如此都替朱明王朝的保守性奠立了基础。

　　要追究这双重性格的由来，我们仍要从忽必烈说起，他是元朝真正的创业之主。

　　成吉思汗逝世之后，大可汗为忽必烈之伯父窝阔台。窝阔台在位１３年，继位的大可汗为他的儿子贵由。贵由在位３年，后继之大可汗为忽必烈之长兄蒙哥。以上均经过“忽烈而台”的选举程序，前两次在蒙古国都卡拉科伦（汉名和林）举行。最后一次虽在金账汗国的区域举行，事后各王子贵族仍在卡拉科伦聚集，以表示其选举之合法。忽必烈不仅不依此程序，而且卡拉科伦被他永久的放弃，他日后称开平（今日内蒙古之多伦）为上都，燕京经他重建之后则为大都。皇帝每年春夏在上都，秋冬在大都，其他元朝的皇帝也都如此，为成吉思汗制度内之所无。

　　原来蒙哥为大可汗时，即有将南方领域整个支解的企图。１２５７年蒙哥自领军入川攻重庆，皇帝忽必烈则攻鄂州（武昌），另一支军起先也由忽必烈出名统帅，实际率领者则为兀良合带，他曾于１２５３年由甘肃经西康入云南，当日则为南诏。忽必烈北返之后，这支军队留置南方，由兀指挥，此时也可以弟支应。如此可以将南宋西部截成数段。不料１２５９年军中疫疾流行，蒙哥死于合州（四川合江）城下，蒙古军将整个攻势放弃，宋朝才延长寿命十多年。

　　原来蒙哥的布置，以幼弟阿里不哥在国都镇摄。此人与皇室诸王权臣接近，也有西部汗国的支持。忽必烈则多年在华北主持民政，信用中国儒臣，与蒙古主流相去至远，不算能得人心。所以“忽烈而台”推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忽必烈尚在开平，他就自立为帝。所称“俯徇舆情，勉登大宝”，并且以阿里不哥“反”，诏谕天下，只有在中国方面有宣传的功效，不能得到蒙古人的同情。而且蒙哥的遗孀－－忽必烈的长嫂，尚站在阿里不哥的一边。

　　忽必烈的政策是南守北攻。他一面派人与南宋的贾似道接触，企图讲和，一面送高丽世子王典回国立他为高丽王以加强侧翼，对蒙古的贵族与军人则竭力拉拢，以金帛相遗。《元史》里有赐各王及先朝皇后的文绮银两的数目，并称“自是岁以为常”。因之当日的措施，也成为日后的永久政策。

　　忽必烈的贬抑汉人，让蒙古色目抬头，可以说都在此时不久肇始，禁人民携带兵器，则在即帝位后宣布，他的财政税收政策尤受这北方牵制的影响。这种个人种族与国策穿拖一起的关系，迄忽必烈之余生，从未终断。阿里不哥于１２６４年兵败被擒，忽必烈免幼弟一死，西部汗国有些从弟侄辈也向他表示名义上的归顺，但是侄子海都始终不承认忽必烈的地位，他在中亚纠集蒙古王子五十余人，与元军作战前后几四十年。１２８７年还有一个成吉思汗兄弟这四世孙中做乃颜的，也与他结合，在今日中国之东北向上都东西夹攻，一时情势严重。忽必烈已年七十四，仍御驾亲征，有些将士尚从南方调来。１２８９年海都又犯边，皇帝又亲征。所以我们议论元世祖及元朝的创立，也要把这因素一并加入计算。


　　

老亥

　　蒙古人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非多数民族之福。只是如果他们真能以“无本身利害”及“不无端干预”的立场，扫除辽金南宋以来的积弊与苛政，却也不失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贡献。我们仔细读忽必烈的传记，无法断言他没有这样的心肠。他作的《下江南檄》就指责南宋的通货膨胀为苛政，他也曾下令，禁止买卖滥估价格，也曾将赋税降低。他之禁止军队滥杀戮，废止辽金以来的酷型，革除了宋朝黥面的粗蛮办法，都具有改革者的作风。而且南宋以来有些地主收流民为客户，既把他们当作佃农，也把他们视为农奴买卖，忽必烈也下令禁止。马可波罗亲眼所及，也盛称元世祖注重农事体恤贫民储备饥荒等等善政。我们再看在他手下任要职的一批汉人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们都有扶助明主的抱负。明太祖朱元璋对蒙古人无好感，他手制《大诰》就道德指斥“胡元制主”的不当，但是他的帝王庙，仍以元世祖的神位与他选定的其他４个帝王，即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一起享配，他自己也到他们灵前行礼（他之崇拜这些人，并不是盲目的。他以前也享祀隋文帝，后来却又将其灵位撤去）。

　　但是忽必烈的志趣，不一定是他的成就；他的作为，也不一定是他留下的传统。

　　忽必烈登皇位后对于军事上的指挥已有重要的改变。他以军事行动为政治上的手段，不像成吉思汗一样，以为征伐的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元世祖起先南守北攻，亲自率兵包围卡拉科伦。然则即使在阿里不哥这问题解决之后，他就未曾再亲临南方前线。攻宋以水军为主，军事也大多用汉人，船只则大部造于汴梁。他原来拟用史天泽为统帅，但是史以年老辞，改用伯颜，是因为伯颜不嗜杀人。蒙哥所用战法，至此都已放弃。忽必烈不冒险攻坚，不轻举急进，不专事破坏。他之围困襄樊，费时四年半（１２６８年夏迄１２７３年初），不到这汉水之上的重镇攻陷，他不以大部队冒险深入。在这些地方，忽必烈总表示他筹谋全局时以南方的办法对付南方；北方的办法对付北方。因之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座挡箭牌，防制了蒙古人对南方的荼毒。他对能知政事高达的诏谕里明指出：“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即此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了他自己的立场。不过他自己为蒙古人，又要保持蒙古的语言，提倡蒙古新字，不愿像拓跋宏那样的汉化（详本书“北魏拓跋氏”一章），在军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务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维持大可汗的地位（最少要防制一个竞争者使用如此的名号），更不得不拉拢蒙古人。他所赐“先朝皇后”以下各王子贵族的金帛，数目丰厚，终生未除，也都是这种妥协政策下的产物。关于用人一事，他在１２８５年谕右丞相安童：“此事当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朕自决。”而安童本人尚是蒙古人中较开放者，受汉人儒臣尊敬。皇帝还要如此向他开说，可见忽必烈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是遂行自己的政策，经常左右为难，不如我们所想像的得意称心。马可波罗已经提及蒙古皇帝统治下的大多数汉人对他的种族政策不满。现在的美国作者JohnDardess而说他用人时，按种族分为四级，实在是“超国籍”的办法，虽然他也有事实上的根据，这种说法不容易为中国一般读者接受。

　　不过有了这些矛盾，我们即要以领略到历史上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背景，而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上讲，其进度也不相同，要在同一的体制下存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色目人之被引入事端之中，则因为他们大都是中亚腹地土著，如过去之苏定安种及刻下的回纥，都以经商著名，也成为蒙古人的经纪。然而海报牧民族所掌握的产品无非牲口马匹皮毛。这些产品要能有利的推销于市场，纯靠专门的商人批发垫借，代他们主持。很多色目人即长期与蒙古人交往，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与兵器，在蒙古人占领中亚之后，很多尚成为各地的承包纳税人，他们也随着蒙古军事政治力量之扩张进入中土。

　　以上如许复杂的因素，很容易使元朝的财政税收处于不利的状态。我们还不能忘记，蒙古人在１２３４年才灭金，忽必烈在１２６０年才称帝，１２７１年才称他的政治组织为元朝，１２７６年元军才入临安，１２７９年才消灭了南宋最后一重抵抗，统一中国。这从华北进展到华南中间也近于半个世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金与南宋之覆灭，也都与它们的财政破产有关。所以忽必烈始终没有接收过一套有系统和有成效的财政税收组织。

　　严格的讲来，元朝的财政税收，也就是没有组织与系统。《元史》“食货志”说：“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其取于江南者，曰夏税，曰秋税，此仿唐之两税也。”

　　所说内郡即是华北，其原则即是按户或按丁抽税，同等税率，不计内部详细家资之上下。虽然其户又析为“丝银全科户”及“减半科户”等四类，后又划分为八等，其基本原则不变，即每类每等仍按一定的数额纳税，骤看起来，其税率甚高，如“包银”每户四两，后减为二两。而实际则所登记之户并非一户。董文炳为县令时即“使民众聚口而居，少为户数”。因之世祖统一全国时，登记的户数逾１４００万。而整个长江以北不及２００万，其中约一半为“五户丝户”，他们所缴的赋税，已配给于蒙古的贵族。

　　然则情形尚不如是简单，HerbetFranzSchurmann的研究，华北在元世祖忽必烈掌握之前，并无有效的中央政府，而是全民被分为很多的“封禄”，元时称为“投下”，隶于蒙古贵族之下，中央政府成立这后，才逐渐的将财政税收集中。可是内中有很多特殊的户专对某某贵族履行种种不同的义务，迄未革除。例如朝代中期，还有贵族领有“采珠户”３万户的例子，看样子也不是真有这么多的户口采办珍珠，而是他们有集体供奉珠宝的义务。又如很多漏于登记的户口，查出后编为“淘金户”，也不是实际上强迫他们去当矿工，而是课以一种高税率的财政义务。

　　华南的税收则是计亩抽税，宋朝的底账在临安接收之后，都已送到北方。可是在宋朝时其数目字即已模糊。元朝除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征实物外，一般按底账纳钞。忽必烈在几年之内骤得江南，又要笼络人心，所以一般折换率都对纳税人有利。其受实惠者则为地主而非贫民，而南方人所纳赋税较北方人为低，也迭经有正义感的官员提出。

　　在元世祖忽必烈的领导之下，有一批色目人，一再提倡“核算钱谷”。有如回纥人阿合马替世祖理财２０年，他增加新税收，核实发现隐匿，为皇帝信用，做到中书平章政事，也一手掌握宰相的实权，有派遣手下官僚到各处勘察的权力，为正规的廷臣年不满，直到他为人谋杀之后忽必烈还将凶手明正典刑。又等到阿合马及其手下人贪污枉法的情事为众口一辞的揭举，皇帝才命令发墓戮尸。又有汉人世荣和西番人桑哥也企图替忽必烈加强财政的管制，也遇到类似的命运。桑哥得意之日，各处替他立“德政碑”，后来他为众人攻击，一个近臣尚且向忽必烈进言：“今日百姓失业盗贼峰起，召乱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元世祖才先后判两人死刑，他们的手下亲信也被惩处，连以前作桑哥政碑的翰林也被波及。所以赵翼指斥“嗜利”的实为世祖本人，因为他“在位三十余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始终”。《元史》的编者则把三人列入“奸臣传”内。我读中国历史尤其留心财政史几十年的经验，则觉得元朝财政税收亟应整理，同时其国家的收入也大可增加。只是在当日专制皇权之下，由二三悻臣主持，必无好结局。而这时候“天下骚然江淮尤甚”，以至“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也不能说全是诬陷之辞，没有事实上的根据。不过归根结柢，这种种情形还是由于当日无法产生一个确切核实的会计制度，所以“宽仁”则一切马虎，“务实”则下端的残虐无法遏止，很难说得是个人的错误，只是忽必烈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大政治家，他又亟于要在各方讨好，才不惜归罪于少数的臣下以保全自己的名誉。

　　这件事情也终忽必烈之世尚没有着落。１２９１年御史台奏言：“钩考钱谷自中统初至今余三十年（应作三十余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拯，而其余党公取贿赂，民不堪命不如罢之。”皇帝的旨意则是“议拟以闻”，可是以后也没有确切的下文。

　　所以忽必烈遗留的一套财政机构，既不副实，也很紊乱。耗费于王公贵族之私囊的既多，国库的收入就受影响。所以除了上述３个“奸臣”以游击战的方式增加财源以外，还要靠以战时姿态于法外征集人员与物资。中统正元间他发的钞票还不算过多，继位的皇帝就不能再保持这种纪录，终演成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这种情形也解释了元朝不能成为一个有主体性的朝代之原因，同时也留下了朱元璋必须以铁腕开创他的系统之背景。

　　忽必烈的宗教政策，也经后人议论，现在看来，他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着绝对的真理。各种宗教都可以当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侣方丈修道士之流任为官吏，与他们同信条的人民就容易治理。所以他早年求“闻学才识”的读书人，也遣人在各处寻访“医、儒、僧、道”。刘秉忠已出家为僧，他又叫他还俗，给他复姓赐名，参加枢密院（一个军事机构）的会议。他在１２６５年接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伯父的时候，还央请他们转告教皇，派一百个天主教的长老僧侣，帮助他管理一个日形壮大的帝国。南宋覆亡时在临安降元的是幼帝赵□，当时５岁不到，以后定居大都，也承忽必烈照顾。当时赵□１７岁，世祖命他到土番学佛，可惜的是我们也不知道此人的下落。

　　迄至晚年忽必烈改变了他对各宗教一视同仁的态度。喇嘛教的声望逐渐抬头。其实土番喇嘛僧八思巴之尊为国师，事在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即忽必烈开始做皇帝的时候。他曾替忽必烈创制蒙文字母，得到皇帝的信用，他以后辞职回国。我们还不能确切的断定为什么喇嘛教初时并不显赫以后地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元史》释老传说：“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可能说是因其有实效而见重。但是攻占临安之后，儒士不能抬头，也可能有关。此时可注意的则是以前在他身边占重要地位的汉人如姚枢、许衡、史天泽、刘秉忠和董文炳都在此时前后去世，以后世祖虽说往江南揽访人才，他却再也没有廷纳汉人有如款待以上诸臣者。他还再三说江南官太滥，终忽必烈之身，他未曾开科取士。元朝的吏治，吏重于官，这也经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御制《大诰》中提及。

　　元世祖还有一段事迹，在历史这发展上相当的重要，此即是他的两次攻日本。

　　第一次的远征，事在１２７４年，当时南宋尚未完全崩溃，元军以朝鲜为基地，参加战役的蒙古及高丽兵２５０００人，用大小船８００只。他们占领沿海的几个岛屿之后于十一月廿日在九州北训之博多湾登陆。日军已在当地准备停当等候援兵。当日作战胜负未决，夜中台风来袭，联军决定撤退，一时秩序紊乱，结果淹没海中者达１３０００人。

　　第二次远征，事在１２８１年，南宋已被消灭，远征军的数量大为增加。蒙古与高丽军四万人乘船９００只，由北循第一次路线进发，南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领，共十万人，都系中国人。其船只３５００艘，由舟山群岛起航，是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庞大的渡海部队。两军在九州西北角汇合。沿海的岛屿毫无抵抗的被占领，远征军就在博多湾上陆。但是在第一次战役及第二次战役之间，日本的镰仓幕府已动员在元军登陆处建筑了一座长堤，限制了上陆部队人马的活动，战事由六月延至七月，胜负未分，八月初又有台风来袭，船舶倾覆者不计其数，远征军的将领数日后乘巨舰逃回，被遗弃的士兵被日军在滩头围剿，被俘的蒙古人、汉人和高丽人不分畛域的被斩首，迄今博多湾今津及志贺岛尚有所谓“元冠冢”，南人之余存者约二三万则被发配为奴。《元史》“日本传”称“盖行省官（忽必烈已预先立日本行省，其长官包括蒙古高丽汉人南人）议事不相下，故皆弃军归”。朝鲜方面的史料称丧失的兵员在一半以上。《元史》则说中国方面参加的１０万人，只有３人逃归，连这３人的姓名也记入《元史》中。日本方面的资料则称蒙古的轻骑兵不能与日本装甲的士兵对比，同时中国方面的队伍士气低落。这两次战役也创造了日本人“神风”的传说。

　　日本人两次的将忽必烈派去的使节斩首，又两次的使元军远征惨败，他不得不准备第三次远征。一时中国和朝鲜的海岸忙着造船，水手被征集，海盗受招安，囚徒出狱投效，军队发遣分配。１２８５年冬，政府预备由长江出口米１００万石往朝鲜囤集，好像第三次攻势已箭在弦上。可是“世祖本纪”在翌年年初的纪载称：“帝以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民船。”在下这决心的时候忽必烈不能没有道义上的勇气。然则他在中国领域以外的发展，如在安南和缅甸，以及最后的攻爪哇，也都没有显著的成效和结果。在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清：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其动员既如是的耗费，而人民也要被强迫在他们生活领域不能习惯的方向进展，所以很难能持久。

　　我们检讨这段历史之余，就觉得虽在７００年后人今日想写一部详尽的传记包括忽必烈之一生，仍有相当困难，他的心理因素复杂，有些不见于原始资料。可是要概括元世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则不难。他和其他创造中国朝代的人物一样解决了当日一大部分问题，可是也制造一部分新问题（这也是大历史着眼之处，不然中国的历史就不会贯穿各朝代的前后联系）。他不仅统一了从五代十国后期就已分裂的南北，而且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也比较稳健温和。和他作对的侄子海都就曾和其他王子立誓不改变成吉思汗的传统。如此我们也可以说忽必烈至少缓和了蒙古向外发展的残暴。只是蒙古人认为他的汉化过度，中国人则认为尚不够。这也是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同时管理草原文化与中国精密耕作而产生的文化之共通体制，因之忽必烈到处妥协，他留下的传统也没有真实的力量。


　　

老亥

　　元顺帝值得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出讨论，不是因为他之个性和作为，有特长之处，倒是由于他处境之特殊。元朝一共有１１个皇帝，第一个皇帝世祖忽必烈从他称帝之日算起，在位３４年（之先的１２年不称元朝）。兹后的９个皇帝一共只经历了３８年。而最后的一个顺帝却又在位３５年。这３５年内，元帝国由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终至土崩瓦解。最后明军之北伐，如摧枯拉朽。元朝的覆亡，与其他几个朝代类似。只是通常我们看到异族入主，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强悍的骑兵南侵，所向无敌。这次却以多数民族为主，以长江以南为根据地席卷华北。元将或死或降。最后顺帝直到通州失守，才夜半开大都（北京）的建德门北奔，时为１３６８年，也是明洪武元年。两年后顺帝因痢疾死在内蒙古之应昌（多伦北），他的后妃皇孙全部被明军俘虏，只有太子率十余骑遁去。明朝认为妥欢贴睦尔在国破家亡之前夕，不背城一战，而决心逃窜漠北，是为“顺天命”，所以称他为元顺帝。

　　传统历史家以“朝代历史”为着眼，顺帝御宇的３５年元朝的统治力量与威望都已江河日下，总不外“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必然后果，那么也就没有如何值得琢磨、切磋之处了。我们不以为每一朝历史尽是他朝之殷鉴。在前述特殊情形这下，倒也有机会看出中国传统政治的真髓。而且失败也不一定是由于错误，有时某种人文因素在某种环境之下注定的无法顺利的展开。我们看到一个少数民族虽获得政治领导权而不愿迁就于多数民族政治体系之需要，其统治不能长久。我们虽一面以今日的眼光批评这种体制（因为这是今日读史的首要目的，也就是要把今人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一方面却也领悟到当时限于组织上技术的能力，选择的机会至少（不然我们就不能了解何以历史不能缩短，何以中国不能超次越级立即进入现代）。

　　接着元朝的是朱明王朝。洪武帝朱元璋很多的设施，今日看来是极不合时宜的，而当日他偏要那样做。也只有将隋唐宋元的历史一口气的看下去，才能体会到他的处境和我们不同，而此中的背景，元顺帝的一段也不可少。

　　从顺帝的本纪我们不容易看出他的个人性格。传统的作史者，也有把他写作一个典型的亡国之君的情势。比如说：他喜欢田猎，有一次猎于柳林，凡三十五日。他也有西僧教他“行房中运气之术”或称“善秘密法”。若干私人留下的笔记说他和喇嘛僧有公众的淫行，甚至牵涉官员妻女。他也在国事蜩螗之际，于内苑造龙船，“帝自制其样，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又造宫漏，“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罕有”。此外他教宫女使用各种乐器，在赞佛前舞蹈，都是他“怠于政事，荒于游宴”的证据。这种说法，与记载其他很多亡国之君的行止，如出一辙，其真假不论，只是要将元代之覆亡，归咎于最后一个皇帝之缺乏道德责任感，就有歪曲事实的嫌疑了。

　　妥欢贴睦尔原来是元朝宫廷政治的牺牲者。他以先朝皇帝的长子被流放，首先住在朝鲜北部的一个岛上，次安置于今日之广西桂林，他曾读少量的汉文书，但根柢不深。１３３３年他１３岁突交好运，被几个权臣迎接出来做皇帝。但是起先７年他完全受制于立他的伯颜（很多蒙古人用这名字，此非灭宋之伯颜）以及当时的太后婶母不答失里的势焰之下。１３４０年他才利用伯颜之侄脱脱（也有不少的蒙古人用这名字，详下）策动政变，将伯颜及不答失里流放，自主的做皇帝。从他的形迹看来，顺帝是有权能的政客，适于生存，富于弹性，愿意将就妥协，擅长利用一个人物或一种机构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例如他自己好佛而主持佛教的各种仪节，却又经常出席经筵听儒臣讲解诗书。在他手下蒙古人和色目人占上风，他却援引一个汉人贺惟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贺说这些职位依成例只有蒙古人能任就，皇帝则赐贺蒙古姓名太平，一定要他居此职位，并且诏省台官兼用南人。他的本纪里也看不出任何偏激的言辞。他对臣下的谏劝接纳与否，也不追究进谏人，我们想象以当时宫廷处境之艰难，妥欢贴睦尔只能将就现实。他固然没有领导能力，可是不是他的机警圆滑，也决难在位如是之久。

　　顺帝的处境，简略言之，即在元世祖的时代就已排定妥。忽必烈一心要保全蒙古人血统与语言的完整，这在中国以小自耕农为社会主体，实行官僚政治，利用教化作为行政工具的条件下，就已经格不相入，即算忽必烈没有种族主义的心肠，他的政策已经有了种族主义的后果。并且在无形之中，已经将蒙古人的部落思想，带入大都的政治里去。甚至成吉思汗的家法，以“忽烈而台”的选举方式产生大可汗，也给元朝政治留下了一种不良的影响。忽必烈自己的称帝，已经违法，以后皇位的继承人也预先立为太子（甚至弟兄互为皇帝与太子）。可是新皇帝在上都登基，蒙古的宗藩诸王具在，并且每年春夏要驻留上都，要是某一派系的坚决反对，即侥幸在位亦难长久。这也和专制时代天子出诸天命是人间最高的权威观念相冲突。况且元朝的皇后，依成例有她掌握的户口钱粮，有下属的职官，更足以代表她出身的门系之利益。这些条件都促成宫廷政治的不稳。顺帝以前的９个皇帝之内，英宗和明宗被弑，顺帝只９岁，在兵变时不知所终，宁宗只６岁，在位两月逝世，至今历史家还怀疑他死于非命。以上还没有算到成宗与武宗间的安西王阿难答。他也和顺帝一样被簇拥到大都，只是刚称摄政，还没有做皇帝，就被执押解到上都见杀。

　　自从世祖忽必烈之后，元朝只有一个皇帝，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此即是顺帝的祖父后来称武宗的海山，他在１２９９年率领元军到中亚细亚与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作战。后者始终不承认忽必烈的元朝为合法，甚至元帝纵是中国的天子，也不是蒙古人的大可汗（详本书“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末段）。他纠集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后裔，一度将两方之间７０万的人口驱逐到中国境内。海山镇漠北之后两年海都去世，他的联盟瓦解，海山又继续执行五年的扫荡工作，永远解除了元帝国在西北部所受的威胁，才回上都做皇帝。因之在他手下立战功者，产生了三位权臣。一是燕贴木儿，一是康里脱脱，而最后一位则是上述的伯颜，燕贴木儿和康里脱脱都是色目人，属于中亚的突厥语系，而伯颜属于蔑儿吉角氏，虽是蒙古人，不属于元朝皇室的正统。在１３３３年武宗早已去世，元朝的皇位也经过很多的周折，可是这时康里脱脱已经早死，燕贴木儿虽然也参与拥戴顺帝，而且将女儿立为顺帝的第一任皇后，他自己却在顺帝正式登极前二月去世，再二年之后，他一家全被清算，其中伯颜的力量为多，因此伯颜成为顺帝朝中惟一的跋扈权臣。

　　顺帝登极不久，伯颜以太师为右丞相，封秦王（据说那天秦州地震），以后更废左丞相，自此独揽相权。德国汉学家HerbertFranke说：“他确定的是反对中国人的，因此他就与年轻的皇帝冲突，而皇帝倒倾向于臣下对中国传统多少有些关心的蒙古官员。”

　　可是妥欢贴睦尔１３岁做皇帝，１５岁亲眼看到他的皇后被伯颜牵去处死，他的同情和倾向，在他登极首七年之内，也不会发生任何实质上的作用了。

　　在伯颜的主持之下，元朝废科举。这种公开的考试制度在元朝本来发轫已迟，直到１３１５年才第一次举行，去开国已５５年，并且其条制将蒙古色目人分为一科，汉人南人另分一科，因此前二者人口，只有全国３％，其分配名额倒有总数５０％。并且朝中的大官除少数例外，一向都是蒙古与色目人包办。至此连这种考试刚行２０年，也一并停止，以后入仕禄除了少数由学校生员出身之外，就靠父祖的勋绩荫官，或以吏员补官、或以卫士久侍近闼升官了。

　　伯颜又以汉人造反，重申汉人高丽人及南人不得执兵器之禁。《元史》说他曾提议杀张、王、刘、李、赵五姓人，读来好像不近情理。可是他又确曾以顺帝名义下诏：“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皆系汉人。汉人有官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可讲求拘捕之法以闻。”而更不合情理的，则是他又禁汉人学习蒙古文及色目文。一方面元朝法律有明文规定：凡五品官以上所进表章都要以蒙古文为正本，汉文为副本。

　　伯颜于１３４０年败后，他好多措施都被放弃，譬如科举又已恢复。只是有些原有种族上不平等的法令，依然存在，例如“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又如“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汉人死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这类条文与元朝及顺帝全始终。我们今日提出这些文件，也不专在替汉人鸣不平。（因为鸣不平没有浓厚的历史意义），而是指出元朝人不明了中国官僚组织的真性格，因此也不明了他们自己所作所为的真实意义。

　　从长远看来，要是蒙古人决定了他们自己统治者的地位和色目人的次要地位，都应长久的保持，有如世袭的阶级，则他们的政治体系也应当构成“封建”形态。这也就是说，自始就以地方分权的办法，听任宗室王子主持他们采邑内部各种民事刑事，王室只要求他们供应军事上的人员马匹，并且按时进贡，然后各采邑才能彻底的举行次层的封建，这样才能将全社会构成一个金字塔的模样，全民都有尊卑长幼的序次，而且通过遗传，永不更动。更之地产也要与政权不相划分，经理人员则为武士，如此才能防制社会的流动性摇撼全部体制。同是享有特权者，也各有他们在社会里固定的功能。日耳曼之部落在中世纪以前征服西欧时，就用这种体制，产生了西方的封建制度，而且维持好几百年。可是事实上忽必烈的组织系统，又采取中央集权制，不仅地方政府分为路、府、州、县，官员由大都委任，而且再由中央派出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元史》里面的“百官志”，名目浩繁，共有文散官四十二阶武散官三十四阶，依原则各官按品级都能互相交替，甚至“投下”（贵族的食邑）也由中央政府设官分职的看管，佛教的寺院成了贵族出纳款项的银行。于是食禄的贵族全无责任，反因他们利薮之所在，开倾轧争夺之门。

　　蒙古人倾向实际，不耐心于中国传统政治的道德观念和抽象原则。殊不知官僚政治虽有无数矫揉伪饰的地方，其提倡对自身的约束和对人的揖让却并不是全部做作。并且这种道德观念确是各人衷心奉行，或者只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压力没有实际的区别。在当日无法将亿万军民个别的管理得全无差错的时候，这些抽象原则之精神上的力量仍不可忽视。最低限度它们维持官僚体制上逻辑的完整，间接培植着民间对朝代的信心。一般说来，蒙古人不能体会到这种文化上的因素是一种行政工具；语言上的隔阂，无疑的有决定性的影响。即算对儒家思想最为崇重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朝也不过由皇帝的命令将《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译为蒙古文。以双方心理上和社会习惯上的距离之大，其隔阂不能因此弥补，当时汉人留下很多蒙古人不通文墨、他们不屑与之为伍的纪录。其实官僚不能朗诵诗书，皇帝的圣旨以俚语抄传，本身不一定成为行政上的差错，但是集体的讲则是这些因素在中国特殊的环境里，构成统治者不能赢得被统治者自动合作的关键之所在，伯颜不过将这鸿沟更加显明的公诸众览而已。

　　中国的好几个朝代，都有“中兴”一事。大概朝代初年的军制和财政税收，到中期已失时效，中兴需要一番挣扎，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组，或是局部的修正，都要通过社会的中层（中国作家强调“士大夫”，外国作家则指名为“绅士阶级”）才能透入到基层机构的民间里去，这时候不是朝廷的一纸通令可以达到目的，也不是全靠军事行动所能生效，民间对朝代的信心，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断言蒙古人的元朝没有通这一磁。要不是过去的纪录太坏，人心离散的话，顺帝这一朝，有脱脱（此是伯颜之侄非康里脱脱）的领导力量，修辽金宋三史，修贾鲁河，使黄河入故道，又有扩廓贴木儿的军事领导力量，朝廷又一度使方国珍降伏，恢复海运，看样子并不是全无中兴的希望。

　　顺帝朝覆亡的近因，由于财政破产，政府所发的纸币贬值，灾荒时无法适时救济。１３５１年农民叛变，延及今日的安徽河南湖北各处，将南北的交通截断，于是盐徒张士诚乘机占领东南产米的地区，海盗方国珍则阻止了向北的海运。元军能作战的只有孛罗贴木儿和扩廓贴木儿。后者原名为王保保，因他姑父察罕贴木儿作义子才取蒙古姓名。这时候元军也就是就地招罗人马、饷馈士卒、收纳叛军。孛罗和察罕又因争山西的地盘内讧而动干戈。那原来以强悍称的蒙古骑兵和探马赤军（蒙古以外的人种所组织）这时何在？一个最简捷的答复，则是几十年来，他们只有特权，没有经常的功用，大部人员脱籍改行，所存在队伍也多虚籍，而且饷项也没有经常的供应，不仅中国的腹地如此，内外蒙古的根据地也一时动员不起来。一个显著的例子，则是农民军有一支其领导人称为“关先生”者，以游击的方式，先攻保定不下，就西向取大同，又出塞占领上都，“焚官阙，留七日”，后来更入东北，至辽阳涉高丽，再折回又威胁上都，最后才给孛罗贴木尔南击降，可是如入无人之境已６年。

　　元朝的最后十年内，宫廷多阴谋，能作战的将领则被处死，也和多数民族所主持之朝代覆亡如出一辙，最后只剩了一个扩廓贴木儿（他的名字意为青铁），朱元境也称他为“奇男子”，可是为时已晚，只能随着“北元”的流亡政府效忠于塞外。

　　中国的“第二帝国”经过北魏北齐北周和隋的经营，有了唐朝的发扬光大，又经过五代十国的地方分权，和宋之再统一。元朝的试验，又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性的结果。等到朱元境组织明朝时，他一方面好像行动自由，全帝国由他摆布；一方面他的视界也仍受近千年来历史衍进的限制，因之他的作为，也仍无法超时代的发展了。


　　

老亥

值得一读

nile

没有内容，只有仰慕。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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