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击案背后，三个男孩被折叠的12年

源济

枪击案背后，三个男孩被折叠的12年

原创 李睿逸 冷杉RECORD

2026年4月22日 20:02

文丨李睿逸

编辑丨雪梨王

王杨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离一个杀人犯这么近。

2026年立春刚过，西安一家咖啡馆，老友把手机推到他面前。屏幕上是一张2024年底震惊全球的入狱照。照片里的年轻人神情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点解脱。

“你还记得那个叫路易吉（Luigi Mangione）的孩子吗？那个在Gilman中学，带着你们看他机器人实验室的男孩。”老友表情有些复杂，顿了顿，“那是他，前年曼哈顿那个枪杀保险公司CEO的杀手。”

王杨僵在原地。

他当然记得路易吉。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 2014年，他启动了纪录片《少年梦》的拍摄，记录了中美教育背景下几个16岁男孩的片段，其中就包括路易吉。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片子没能播出，那段记忆也便一直躺在那块标记为“2014巴尔的摩”的硬盘里。

就在王杨“断片”的这10年，路易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那是2024年12月4日清晨，曼哈顿希尔顿酒店外。根据警方通报，杀手伏击了美国最大的医疗保险公司联合健康（UnitedHealthcare）的CEO布莱恩·汤普森（Brian Robert Thompson）。警方在现场发现的弹壳上，刻着三个词——“Deny”（拒绝）、“Defend”（抗辩）、“Depose”（取证问询）。这显然是在呼应2010年出版的一本批评保险业的书。在美国，保险业批评者常用这三个词概括一套令投保人深感无力的理赔逻辑——先拖延，再拒赔，最后通过诉讼和抗辩继续消耗个人。

5天后，26岁的嫌疑人路易吉·曼吉奥内在宾夕法尼亚州阿尔图纳的一家麦当劳被捕。被捕时，他身上的背包里装着射杀汤普森所用的3D打印手枪、消音器、假的身份证件，以及一份三页手写文件。这份文件中，他为自己造成的“冲突和伤害”道歉，但明确表示，“这些寄生虫罪有应得”。

随着身份曝光，更多信息浮出水面。路易吉来自马里兰州一个显赫的意大利裔美国家庭，家族长期经营房地产、度假与高尔夫产业；他本人则是巴尔的摩私立男校Gilman School的优秀毕业生，而后进入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

目前，路易吉仍被羁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拘留中心。2026年1月，法官驳回了对路易吉的两项指控：非法持有枪支罪和可能判处死刑的谋杀罪——这意味着，他不会面临死刑，但可能被终身监禁。根据最新消息，该案的联邦审判已被推迟至2027年1月。

一边是谋杀、追捕与审判，另一边则是围绕医疗体系、阶层愤怒与精英反叛的持续争论。有人将路易吉视为对医疗体系的极端反抗者，称他为“当代罗宾汉”；也有人坚持这不过是一场不应被赋予任何正当性的暴力犯罪。在法庭听证会举行期间，他的几名支持者还曾出现在法院外，其中一人装扮成电子游戏《超级马里奥》中的反派角色，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病人死去，利润上升”，另一名女子则佩戴着“释放路易吉”的绶带。

有人评论，“他本该是坐在华尔街吃人的狼，却成了替羊拔掉獠牙的人”。

而在王杨记忆里，路易吉只是那个穿着拉夫劳伦衬衫，带着常春藤预备生特有的自信与矜持的16岁男孩。他对着镜头笑，背景是巴尔的摩湛蓝的天空。

“在消失的十年里，我们就这样失去了少年。”在社交媒体，王杨写道。

正是这条动态，让我们找到了他。坦白说，由于路易吉当年并非王杨镜头里的主角，他和路易吉的直接接触并不算多。但作为导演，王杨习惯于在取景器后面审视一个人的神情，这种职业本能让他在时隔12年后，重新打量那个在镜头边缘一扫而过的少年。

两次对谈中，王杨讲到了那个没能播出的纪录片，以及在片子中短暂交会过的三个男孩——这其中，路易吉卷入了最剧烈的暴力与恶；他的好友James沿着最标准的路径，成了年薪优渥的金融精英；而被王杨带去美国交流的甘肃会宁男孩，在走了一大圈后，最终被生活的重力带回了原点。

以下是王杨的讲述：

“他像一个幽灵”

回到家后，我重新打开了那块硬盘，盯着那些素材看了一下午。

坦白说，在2014年的巴尔的摩，路易吉并不是我镜头里的主角。我的摄影机当时正跟随着另外两个家境迥异的孩子：一个是华裔男孩James——他的母亲，就是不久前约我在咖啡馆见面的那位老友；另一个是我从甘肃会宁大山里带出来的学生麦生。

当时我住在James家里，每天带着摄影机，跟着一群少年上学、放学，拍纪录片。

这次在西安，也是我们重新聊起巴尔的摩，聊起那些孩子的情况，James的母亲才把手机推到了我面前。其实过去一年多，我在新闻里见过这个名字，甚至也知道他是在巴尔的摩上的高中。我当时觉得是巧合，怎么也没往自己拍过的那个男孩身上想。

再打开那块硬盘，我想确认，当年到底拍没拍到他，拍到了多少。可当我再重新翻看那些素材，发现他像一个幽灵，一直没有离开过摄影机。

他似乎很活跃，会出现在实验室里，在机器人小组里，在食堂里，在很多我原本只会一扫而过的边角画面里。James后来跟我说，路易吉是自己很好的朋友；他母亲也跟我提过，说他们当年是最能玩在一起的。 

当时的一张截图里，路易吉俯身站在实验台前，一身典型的美式精英学生穿搭——衬衫、领带，外搭一件深灰色半拉链外套，胸口印着弗吉尼亚卫斯理大学（Virginia Wesleyan）的标识。他身形偏瘦，鼻梁挺直，眉骨清晰，眼神专注地落在手中的机械结构上，嘴唇微抿，神情沉静而认真。他一只手扶着还没组装完的机器人车，另一只手在调试金属部件。桌面上散落着蓝色收纳箱、笔记本电脑，以及缠绕的电线和细小零件，身旁围着几个学生。

路易吉低头专注于机器人小组的任务。王杨 摄

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一下就想起来了——对，就是他，就是那个孩子。那时候，世界似乎还是平的。奥巴马时代的余晖尚未散尽，硅谷的科技神话正值巅峰，人们相信技术可以解决贫困，教育可以消除隔阂。路易吉在镜头前谈论着他的机器人算法，眼神清澈。

后来在新闻中，我看到，他用3D打印机做出了那把带消音器的枪。这种跨越10年的“技术闭合”最让我毛骨悚然——他曾经用来探索世界的这种安静和专注，最后变成了他精准杀人的工具。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路易吉在课堂上和同学们的互动，有一种“得体的距离感”。机器人小组的课程是开放性的，老师只是在一旁回答学生的问题，学生们分为不同小组进行机器人的编程和组装。在镜头里，路易吉明显比一般孩子早熟，没有别人那么活泼。当别的孩子偶尔打闹时，他就静静站在那里，用一两句话把事情重新带回到正轨。

他不是那种会主动来占据镜头中心的人，不会表演，也不会故意往前凑。但只要在那个空间里待一会儿，就会知道他是有分量的。他是机器人小组的组长，很多事情是他带着大家往前推进。他声音不大，但极具权威。一说话，别人就会停下来听；他不需要把声音抬高，那种存在感很自然地从他身上出来。那种权威不是来自于暴力或财富，而是来自于一种“我掌握着真理”的确定性。

路易吉面对镜头，神态自然。 王杨 摄

这当然和他的成长环境有关系。路易吉所在的家族在马里兰州经营房地产和高尔夫球场，他是那种最典型的old money培养出来的孩子。后来我得知，他以年级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并且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在毕业典礼上，路易吉说，“要提出新想法，并挑战周围世界”。

但因为他不是我那部纪录片的主角，我没有特别去拍关于他的镜头。如果你现在问我，当时有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异常？我会说没有，真的没有。至少在当时，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很稳、很优秀的普通少年。

一扇门生出的纪录片

要把这个故事讲完整，需要回到更早的一扇“门”前。

在拍《少年梦》之前，我拍过一部叫《中国门》的片子，记录了甘肃会宁一中的高中生。那些孩子每天清晨5点多起床，打开水要小跑，去食堂要小跑，连上厕所也要小跑。对他们来说，教育首先不是兴趣，也不是自我实现，而是一扇门。只有拼命往外挤，命运才有可能被改写。

片子在国外的影展播出后不久，我收到了华裔孩子James的邮件。他说看了片子很受触动，他发现在地球另一边，竟然有一些和自己同龄的孩子，是这样理解“读书”这件事的。他说想了解更多会宁的情况，也希望有机会能实地走访，甚至做点什么，比如支教。 

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到，如果他们真的要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拍摄机会。《中国门》拍的是会宁的内部世界，而这些从美国来的孩子，会把另一种目光带进来。而这种相遇本身，就值得被记录。

James和两个同学来的时候，我去接他们。James给人的感觉很简单，很阳光，想什么就说什么，可是又很得体。我当时甚至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会希望他是这种状态。

我带着三个孩子一路到了会宁。学校对他们很重视，还专门在升旗仪式之后搞了一个欢迎仪式。他们站在台上，用中文说了几句简单的话。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美国的精英少年和那个最原始、最残酷的生存世界产生碰撞。

我拍《中国门》的时候，很清楚这些孩子为什么这么拼，因为我也是从这套体系里走出来的。我在班会上问过学生，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个男孩讲起一个很典型的“放羊娃”的故事，说放羊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娶媳妇，娶媳妇是为了生孩子，生的孩子再去放羊。

对他们来说，读书最朴素的意义，就是不要再回到那样一眼望到头的人生里去。还有一个女孩说，“在我们会宁，我们只是在生存，而不是在生活。”

在会宁一中，学生们很早就起床了。美国来的几个学生也跟着起床、跑操。跑操之后，操场上全是拿着书背单词、背古文的学生，乌泱泱一大片，那个画面对他们冲击很大。他们对“学习”原本的理解，不是这个样子。

我看得出他们一边不习惯，一边又在努力适应的状态。比如课堂节奏，比如宿舍生活，比如每天被一大群学生围着看、围着问。后来学校还安排他们去英语角——对会宁的孩子来说，真的有几个美国学生站在那儿，是最难得的口语练习机会。 

再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如果只是美国孩子来看会宁，这个结构还不够完整。有没有可能，让会宁的学生也走过去看看？

后来被选中的，就是麦生。

他不是那种只会埋头做题、喊“我要改变命运”的孩子，他有情绪、有脆弱、有很具体的生活来处。对纪录片来说，这非常重要。 在他身上，几乎能看到整套会宁式的生存逻辑——对他们来说，教育是一种最直接的“逃离”，逃离干旱、贫穷和那座困住了祖祖辈辈的枯山。他们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只要我努力，社会就会还我一份体面。

走进巴尔的摩

去美国前，麦生很紧张。

他没坐过飞机，也没坐过高铁。他问我巴尔的摩在哪儿，是美国的哪一块。我专门找地图指给他看。我安抚他，没关系，那边的人都在等你，大家都会照顾你的。

就这样，门这边的少年，第一次走到了墙那边。

我们要去的是Gilman中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私校。成立于1879年，知名校友包括美国第39任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著名导演约翰·沃特斯、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彭博等。我记得，学校的红砖建筑掩映在绿树之中，草坪修剪得像高尔夫球场一样平整。那道红砖墙，把里面和外面分得很清楚。

吉尔曼学校（Gilman School）。 王杨 摄

墙内，是专业运动教练、拉丁语课、机器人实验室，是通往常春藤名校的敲门砖；墙外，是巴尔的摩臭名昭著的毒品，和被遗忘的贫困街区。

那所学校是小班选课制，下午3点放学，大量时间都给了体育。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数学课。美国孩子几乎人手一个计算器，麦生很震惊，在他的认知里，这样做肯定会被老师骂，题就应该在草稿纸上一步步算出来。那堂课上，他算得很快，最后还拿了A+。 

一开始，他觉得美国教育轻松，觉得这里的学生们不够吃苦。可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不是这样——James每天要练击剑，训练很刻苦；他们的课业也并不轻松，很多作业像是研究型的小论文，一写就写到半夜12点。

之后，我还带麦生参观了当地一些公立学校，看到了混乱、贫困的街区。我们开车经过那些地方的时候，车都不敢熄火。后来拍摄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去了华盛顿，麦生站在国会山下，忽然问我，能不能在那儿打一套太极拳——他们学校做操练的就是太极拳。我说可以啊，你想打就打。

那一刻特别有意思，一个会宁孩子，在国会山脚下打起了太极拳。那一刻我甚至觉得，这个孩子真的通过那扇门走出来了。

源济

少年折叠

得知我镜头下的路易吉就是那个杀人犯后，我反过来又思考了美国的精英教育。

在会宁，孩子们在为“生存”而战；而在Gilman，孩子们在为“卓越”而战。路易吉正是这群“卓越者”中的佼佼者。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四年，是美国社会共识彻底瓦解的四年。他看着他所处的精英阶层，利用金融工具和医疗保险制度，像抽水机一样榨取底层社会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

如果说会宁少年的痛苦来自于“求而不得”的疲惫，那么路易吉的痛苦则来自于“得而知之”的幻灭。他所受的顶级教育，也许本质上是在教他如何成为一个更高效、更优雅的掠夺者。当他看到联合健康保险通过复杂的算法拒绝给垂死之人赔付，而CEO却拿着数亿美元的薪酬时，他内心那种被精英教育培育出来的道德感被彻底点燃了。在巴尔的摩，教育赋予了人最顶尖的智慧和批判性思维，却无法给他们一颗能够接纳世界残缺的平常心。

巴尔的摩的海湾。王杨 摄

这十年，美国青年也在经历他们的“觉醒”。一种极端的、带有民粹色彩的、对体制的仇恨，在互联网的阴影里滋长。路易吉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那些文字——关于医疗暴政、关于资本对灵魂的剥蚀——其实是整整一代美国年轻人对“美国梦”破灭后的愤怒咆哮。

这种极端的反抗引起了美国社会对“精英教育”的反思。耶鲁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中描述过这类孩子：他们被训练成极度擅长解决具体问题，但往往在庞大的系统压力下感到虚无。

至于麦生，其实当年把他带去美国的时候，我对他是有期待的。

他的成绩本来就不错，而且整个人的状态很好，我觉得他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有可能走得更远。后来我得知，他上了一所北方的海事类学校——这和我当时对他的期待不太一样，但人的成长通常不会那么笔直。 

再后来，他回了兰州，做过销售类的工作。前段时间，我又看到他的动态，在卖家里的苹果。把这些很零碎的信息拼在一起，就能感觉到，他后来的人生并没有沿着我们当年想象的那条线一直走下去——或者，原来他以为自己已经走出去了，结果绕了一圈，又被生活重新推回到起点。麦生不是完全没有走出去，只是被生活慢慢带回了“门”里。

我后来想问他，那次拍摄，到底对他产生过什么影响。但又一直没忍心去问。

James，某种意义上是最标准的那一种。

这些年，他基本沿着一条很清晰的精英路径往前走：上了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了研究生，从事量化交易。

我了解他的家庭。James的父母原本是国内非常优秀的法医，后来移民去了美国。在那边，要重新学医、适应新的环境，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我后来觉得，他们那种努力甚至有一点儿“自虐”，说到底，还是为了孩子。很多移民家庭都是这样，上一代把自己的生活重新打碎再来一遍，更多是为了下一代能往前走。 

12年前拍摄的时候，James的父亲还没有完全拿到美国的医生执照，一家人过得很克制。后来，他们慢慢把路走通了，我今年再见到他们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家庭已经完成了阶层跃升。买了新房，生活安稳下来。

今年大年初八，我和James又见了一面。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聊他的工作，聊量化投资，聊AI，聊他父母的身体，聊西安的变化。唯独聊到路易吉，我能感受到，他在刻意回避。James告诉我，上大学后，他和路易吉还见过几次，在不同阶段聚过。最近的一次大概是在2023年初。他说那次见面时，已经隐约觉得路易吉有些不一样了，变化很大，也更愤怒了。但他没有往下多说。

2024年枪击案的事一出，美国很多媒体都找到James公司去了，他全部拒绝了采访。

我能理解。他大概是所有同学里看到新闻最震惊的那个，但他不好揣测，更不好多说什么。这也让我意识到，很多问题不是离得近就一定能回答的。就像《混沌少年时》里那个男孩伤害同学的行为，朋友解释不了，旁人解释不了，也许连家人都未必解释得了。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如果我现在再次遇见路易吉，我很想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或者问题更简单一点，“你的梦想是什么？”

16岁时他在镜头前谈论自己的机器人算法，眼神清澈。那时候他一定有过梦想。我想知道那个梦想还在不在，什么时候变了形状。同样，我也想知道James的梦想，关于他自己想要的人生，也许下次见面我会问问James。

今天回看，我会觉得，《少年梦》最后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中美教育的对照，也不只是会宁和巴尔的摩、门和墙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其实是这三个少年后来各自走到了哪里。

路易吉当然是最刺眼的那个。

在所有人里，他最不像是会出事的那种孩子。家境、学校、能力、气质，所有东西都在告诉你，这应该是一个会顺着精英路径一直往前走的人。可偏偏是他，走到了最极端，也最失控的地方。所以这件事对我的冲击才会这么大。

路易吉与同学一起调试机械装置。王杨 摄

麦生是另一种。

他不是没有努力，不是没有走出去过。他从会宁那扇门里挤出来，看到了另一边的世界，也在那个过程中长出过自己的判断。只是后来，现实并没有像我们当年想象的那样展开。这个过程，有很多个人原因，但也不只是个人的问题。

也正因为这样，每次想到他，我心里会有一种隐隐的疼。 

从世俗意义上说，James像是标准答案，成功、稳定、路径清晰。但我反而会想，如果一个人按照这条路，把所有该完成的都完成了，然后呢？这条路当然能带来安全感，带来秩序，带来非常稳妥的未来，可它是不是就足够回答一个人全部的人生问题？成功本身，未必能回答一个人最终要怎样理解自己、怎样理解这个世界。

我偶尔也会好奇，在这条标准路径之外，他有没有为自己保留一些不那么标准的东西。 

所以到最后，我越来越觉得，我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他们谁走得更高，谁更成功，谁更接近“标准答案”，我想知道的是，他们有没有慢慢长成一个更完整的人，有没有找到和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

其实这个问题，不只是他们，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未必有答案。 

当年拍《少年梦》的时候，我和合作的一个制片人朋友在创作上有争论，当时他问过我一句话，“王导，你现在还真的相信纪录片可以改变社会、改变世界吗？”我说我相信。只是我现在更清楚，相信不等于期待立竿见影，往往是在很多年后，以一种非常细微的方式，改变着很多人的想法或者看世界的角度。

这部纪录片因为种种原因，暂时被封存在片库里，我理解，也接受。现在重看那些素材，恍惚间，我又看见那群鲜活的少年，他们真心实意地爱过这个世界，渴望过一个更好的未来。

（为保护隐私，文中James、麦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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