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没见,因为在做“全职女儿”,这是我每年的开年体验,去年如此,今年亦如此。刷小红书老说“不行就回家当全职女儿”,短暂上岗之后想说,这个工作实在不算好当,眼开眼闭,买菜烧饭洗碗,吃了早饭吃中饭,吃了中饭吃晚饭,请叫我买汰烧小阿嫂。
每天夜里,父母睡下之后,是我的闲暇时间。我仍旧喜欢翻老报纸,最近翻阅的是圣玛利亚女校的校刊《凤藻》。
看《凤藻》,一开始是因为想查龚澎、龚普生姐妹在圣玛利亚女中的求学经历。
没想到,先把我吸住的不是文章,而是广告。
金店、银行、酱油、百货公司,一页一页翻过去,简直像翻开一册缩小版的旧上海:一边是女学生的作文、漫画、毕业感言,一边是商号、洋行与消费世界的热闹声口。学校和城市、少女和阶层、教会教育与上海滩的浮华,竟然都挤在这薄薄一本刊物里。
也正因为这些广告,我突然明白了,1930年代的圣玛利亚,早已不是最初那个为了招生困难而给女童发津贴的学校了。到张爱玲毕业的1937年,它已经是一所颇有门槛的精英教会女中。一年84元的学费,还不算伙食,已足以把大多数普通人家挡在门外。
当然,也有学生入校是为了找到工作补贴家用,比如这篇1940年的《我与商科》
当然,最著名的毕业生还是张爱玲。也是在这本《凤藻》里,我看到了一个和后来传说很不一样的张爱玲。我原以为会在这里看见一个天才少女,没想到先看见的,是她对身边人的留意与不舍。
在同学们的记忆中,圣玛利亚女校时期的张爱玲,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学生:她瘦、沉默、衣着也并不时髦,似乎对流行装扮并不关心。毕业照的合照里,她甚至看上去非常阴郁,像是一个相当不合群的学生。
可一个人看上去不合群,并不等于她心里没有人。
答案就在这本《凤藻》纪念刊里。
在过去的研究资料里,常常会提及张爱玲的《爱憎表》。这个标题应该是研究者后加的,原文就刊登在《凤藻》里,标题叫《一碗什锦豆瓣汤》,班上35个同学(全员是37人,一人中途退学,一人溺水身亡)都回答了问题。
作为一个吃货,我很认真研究了班上同学们喜欢的吃食,都是当时上海小姑娘喜欢的食物,不过,还是张爱玲的“叉烧炒饭”最得我心。
在“最喜欢”那一栏里,只有张爱玲填了“爱德华八世”,其他同学多半都是猫猫狗狗和家中小妹妹。
当张爱玲说“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的时候,她的同学谢振说自己最恨“脚底上的老鸡眼”,这个回答虽然不淑女,但有着一点可爱。
到了“拿手好戏”一栏,果然怕老鸡眼的谢振同学写的是擅长“说幽默话”,她最喜欢的是“读林语堂的小品”,最怕“看杀头”,谢振在年刊里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是请班上每个同学都对她说一句话,张爱玲说的是“忘了什么都可以,不要忘了我”。
作为写作天才的张爱玲当时自负于自己的绘画能力,不仅在“擅长”一栏写了“画画”,而且她本人加入的正是美术部,在毕业年刊上,张爱玲憋了一个大招,她索要了班上所有同学的照片(有两个同学陈美朴和张佩珠没给),然后,给她们每个人都画了一个卡通和真人相片相结合的预言家的漫画。
张爱玲本人位于漫画最上方,看着水晶球,俨然是占卜师的立场,周围则以夸张的漫画方式,描绘了33位同学各自未来的模样。忽然想起她后来的写作风格,亦是这样“云端上看厮杀”。
张爱玲的同班同学顾淑琪为我们这些后辈读者揭示了这些可爱的漫画分属何人:
“神婆”张爱玲的预言能力是哪里来的?当然不是只靠看水晶球,而是她的观察能力。她平日里不声不响,可是每个人的长处、脾气、去处,她心里都有一本账,尽管这样的人,最容易被误会成冷淡。
第一页上的叶剑萍,1933年就已经在《玲珑》发表文章,她的爱好是摄影。
席曼英的英文很好,她被张爱玲认为会成为“优秀的骑手”,她自己评价自己的拿手好戏确实是“骑马”,她后来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
被张爱玲预言会成为作家的张如瑾,她们的中文老师汪宏声在1944年写的《记张爱玲》中特别提到,说张如瑾是比张爱玲在写作上更努力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已经写出长篇小说《若馨》,汪宏声把这部小说推荐给了赵家璧,最终自费出版了。张如瑾后来因为结婚,不再写作。
后来为我们揭示了漫画真相的顾淑琪,张爱玲预言她将来要到意大利当大使,这应该是因为顾淑琪的口才很好,她曾经是学校的辩手,我在《凤藻》上看过她的辩论词,辩论主题是“今日中国是否应提倡妇女回归家庭”,她担任反方三辩,担任二辩的是张爱玲中学时代的唯一好友张秀爱,也是《同学少年都不贱》的原型人物。
张爱玲虽然内向,对同学的特性却了如指掌,观察如此之细,令人叹服。她写给顾淑琪的毕业留言是这样的:“替我告诉虞山,只有它,静肃、壮美的它,配做你的伴侣;也只有你,配做它的乡亲。”——顾是常熟人,毕业之前请大家去常熟玩了半天。
若说这些“预言”不过是少女时代的游戏,那么韦澄芬的例子,恰好能说明:张爱玲并不是随手乱写。她是真的从一个同学身上,看见了某种未来的轮廓。
所以,我想多说两句这位被她预测将成为“杰出的科学家”的韦澄芬。
韦澄芬生于1921年,汉口人。父亲韦焕章,曾任太古洋行经理;母亲郑香君,苏州人。郑香君的姨妈嫁给上海首富叶澄衷之子,起初为妾,后来因生子被扶正,上海社交圈称其为“叶四太太”。叶四太太对自己的子女未必十分上心,对娘家姐妹却颇为照应。韦焕章后来因赌马一度破产,债务也是叶家代为偿还,韦澄芬自小便被安排住进叶家,后来韦焕章又前往天津,为叶家照看生意。
韦澄芬的母亲靠教钢琴维持生计。起初,她曾为女儿延请家庭教师,后来实在负担不起,才将韦澄芬送入圣玛利亚。韦澄芬后来回忆,入学考试共三门:中文、英文和数学。那时她只懂中文,数学知识不过计数和加减乘除,于是她那位毕业于圣玛利亚的母亲,临时替她补了一点数学,最终她被录取,分别进入中文七年级、英文六年级和数学四年级。
这个细节很有意思,也可见圣玛利亚并不是简单按年龄编班,而是采取某种分学科、分层次的能力编班制度。一个学生可以中文较强,数学较弱,再分别进入不同年级学习。这样的安排,在当时已经相当现代:它看重的是学科能力,而不只是年龄、资历或家庭出身。
当然,也可能因为韦澄芬算是插班生,所以情况略有特殊。但无论如何,她后来确实把数学一路补了上来,最终归入1937年的毕业班。看到这里,再回头看张爱玲当年给她写下“杰出的科学家”,便不能不承认,那并不是一句轻飘飘的玩笑。张爱玲未必真能预知命运,她只是太早看出了这个女孩子身上那股适合做学问的劲头。
韦澄芬毕业后,原已考入燕京大学,因战事影响,最终转入圣约翰大学。读完大学一年级时,她又获得了香港大学的奖学金,但最终仍决定留在圣约翰。差一点,她就要再次成为张爱玲的同学。
1941年,韦澄芬赴美留学,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也就是哈佛大学附属的女子学院。她虽然没有成为张爱玲笔下那个发现“澄芬氢”的科学家,却最终成了东密歇根大学的数学教授。她走上数学之路的经历,几乎也带点传奇色彩:起初,她受聘于外语系,担任中文讲师;教了一年后,她想转向别的学科,例如经济学。她的丈夫是著名经济学家顾应昌,顾应昌对她说,若要研究经济,先要懂数学。于是她进入密歇根州立大学,以全A成绩取得数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数学系教授。
顺便一提,顾应昌是顾维钧的侄子。
在《凤藻》的1937年刊里,平时沉默到有些木讷的张爱玲,实际上是这本毕业年刊的干将。
她不仅画了全班的肖像插画(不要求署名),还写了《论卡通画之前途》,在文章中,她这样说:“卡通的价值决不在电影之下。如果电影是文学的小妹妹,那么卡通便是二十世纪女神新赐予文艺的另一个玉雪可爱的小妹妹了。我们应当用全力去培植她,给人类的艺术发达史上再添上灿烂光明的一页。”——我想说她的眼光确实非常之不错。
她的写作天分在那时候就已经展露无疑了,哪怕是用英文写作,我也可以感受到她的细腻。我尝试翻译了这一段,还是相当令我感动的——
如果我有机会活到白发苍苍,成为一位老妇人,那么,在炉边宁静的梦里,我会去寻找那些旧日的小路——那些穿过青梅树的路,是我年少时所熟悉的。当然,到那时,那些年轻的梅树也必定已经老去,舒展着有力的枝臂,为交错的小径投下荫凉。那座饱经风霜的旧钟楼,沐浴在金色阳光中,将会发出那缓慢、庄严、悠长的钟声,那声音是我耳中如此熟悉。那时,女孩们,高的矮的,白皙的红润的,丰腴的纤细的,都带着青春的新鲜光彩,如溪流一般涌进教堂。她们会在那里跪下祈祷,向她们属灵的主轻声诉说生命中的小事:她们的忧愁,她们的眼泪,她们的争吵,她们的爱情,还有她们伟大的抱负。她们会祈求他帮助自己实现未来的目标——成为作家、音乐家、教育家,或者一位理想的妻子。
而我仿佛也能听见那古老的教堂钟楼,在她们祈祷的回声中低声回应:“是的,圣玛利亚礼堂也许并没有中国所有学校里最大的宿舍,也没有最好看的校园花园,但她无疑拥有最优秀、最勤奋的女孩们;她们将以自己灿烂的未来,使母校增光。”
当我听到这些话时会有什么感受,取决于在这中间的年月里,我究竟有没有做成些什么。假如我没有在这座舞台上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会因辜负了为母校增光这一份特权而感到羞愧与遗憾。但如果我已经在追寻目标的奋斗中获得了成功,我就会带着骄傲与满足微笑,因为我毕竟也曾参与其中,哪怕只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用时间这把刀,一起雕刻出了这幅美好的学校生活图景。
很想穿越回去告诉爱玲,你早已成为了圣玛利亚的骄傲,也成为了无数女孩的骄傲。
张爱玲留给我们的形象,总是偏冷的。
她天生就站在人群外,看人,看情,看命运,她对她故事里的人,好像从来没有同情,包括她自己。
可是翻到这本《凤藻》,我忽然觉得,也许不是这样的。
那个在毕业照里瘦而沉默的少女,并不是不在乎同学,也不是对学校生活无动于衷。恰恰相反,她把每个人都看得那样细:谁爱摄影,谁会辩论,谁擅长骑马,谁有写作的天分,谁的性情适合怎样的未来。她甚至肯花那么大的力气,索来照片,一张一张画成漫画,替她们想象前程……
一个真正冷漠的人,是不会做这些事的。
她只是不那么会表达。
她爱人,记人,懂人,却不知怎样让别人知道。
幸好,1937年的《凤藻》替我们留下了证据。它让我们看见,张爱玲并不是后来神坛上那个只会冷眼旁观的天才。她也曾经是个少女,认真地爱过同学,爱过校园生活,只是她表达爱的方式,太张爱玲了。
这大概是一个社恐最极致的温柔。
而生活里,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少。越是在意一段关系,越不知道怎么说;越是怕失去,越显得沉默。别人以为他们无情,其实他们只是不会把情意放到明面上来。
所以读到张爱玲写给谢振的那句:“忘了什么都可以,不要忘了我。”我才忽然觉得,那哪里是幽默,那分明是一个不善言辞的女孩,在人群之中,小心翼翼地伸出了一下手。
还好,时间过去了近90年,她那一下轻轻伸出的手,终究没有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