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小三"后，她们把隐婚男告上法庭

源济

"被小三"后，她们把隐婚男告上法庭

原创 王雯清 凤凰网

2025年12月23日 04:02

隐瞒婚史，和第三人恋爱，是道德瑕疵，还是违法侵权行为？

今年11月份，我在北京见到金铭时，她刚结束人格权诉讼不久。她在互联网行业从事高薪工作。过去一年，发现男友是个已婚男后，她经历了分手和流产。随后，她咨询律师，整理同类案件，自学相关法律知识，独自走上法庭维权。

在金铭统计的公开判决中，2013年至今，国内共有82例涉及性关系、怀孕或流产的胜诉案例。最早的成功范本发生在2013年1月，北京朝阳法院曾以侵害“性权利”为由，判决一位隐瞒婚史的男性，赔偿原告女性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这也是国内首例见诸报端的性权利纠纷案。但十多年过去，这类判决始终未进入公众视野，了解这类判例的律师也是少数。许多受害女性，困于“小三”标签，深陷羞耻与抑郁，因为诉讼成本和心理压力，选择了忍气吞声。

金铭整理的这些状告隐婚男的案件，案由多是“一般人格权纠纷”。我国《民法典》在列举诸如生命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时，并未明确“性自主权”，但基于“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这条兜底条款，性自主权被认定属于一般人格权范畴。

而82个进入《裁判文书网》、有判决书的公开案例只是冰山一角。仅是金铭自今年5月开始维权后接触到的，就有上千名有相同遭遇的受害女性。这近千起刚发生不久的案件中，除了骗色，隐瞒婚史者的另一大类动机是骗钱，为此甚至不惜冒着重婚罪风险，配合拍摄婚纱照、办酒席，联合妻子、朋友乃至父母，共同行骗。

姚宇晨是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去年第一次代理此类案件。过去他和大部分同行持相同观点：男性对感情不忠的行为只能算“不检点”，很难用法律来衡量和谴责；但在那次代理中，他看到了司法实践的进步：他为当事女孩争取到了6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远远超出他的预期。

但他也切身感到，这些隐婚者的违法成本很低：对在大城市工作的已婚男性来说，几万块赔偿实在算不上多少钱。法院出于隐私保护，一般不会公开判决书，大部分原配妻子考虑到家庭利益也不会选择离婚，他们的社会评价和工作生活几乎不受影响。而被骗的女性却往往受到“咎由自取”的社会性负面评价，付出的是身心的崩塌、长达数月的抑郁，甚至有人祭出了生命。

两年前的年底11月，金铭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了李志旭。当时，她刚从上一段长达七年的恋爱中走出来，她开玩笑说，自己以一种近乎项目管理的方式，开始在各大相亲和交友平台认识并接触新的交往对象。她没有婚育压力，但她认为人生有一段深度健康的亲密关系很重要。在个人主页，她还特别强调道：目标是希望能遇到愿意组建家庭的伙伴，目前在婚姻内（以及有长期交往对象）的全部退散。

之后的半年时间，金铭见过许多男性：有第一次见面就试图上手摸脸的、全程吹嘘自己投资了好多项目的、控制欲很强“粘人”的、还没见面就算计她收入的，还有并不关心她是谁、她喜欢什么、只希望她能尽快配合完婚的。初识的李志旭却完美避开了这些雷点。

李志旭自称36岁，经营一家服务顶级高校的MBA面试培训公司，喜欢攀岩、潜水，去过40多个国家。金铭最早对他留下印象，是因为那年平安夜去了教堂，她发现他有十多年的信仰。之后，两人见面，聊潜水、旅行、工作，非常投机。“能感受到他对我有好奇心，会听我说话，很有礼貌，对服务员态度也好，感觉三观都很正常。”

认识三个月后，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那天晚上，李志旭到金铭家吃饭，聊到童年。李志旭提到，小时候父亲因为他单词没背好，把他吊起来打。后来也聊到过，父母在化工厂上班，感情不合，在他高三毕业时就离婚了，母亲前些年因癌症去世；他自己之前做英语教育培训，碰上“双减”，赔了不少钱。“我当时就觉得好心疼，他挺不容易的。”金铭说。

后来，金铭反复想到那些听起来真实的谎言，“你问他什么他都对答如流”。当他提到大学学的材料专业，他会加上一个让其听起来真实的细节：你知道吗？衣服里的涤纶其实都是塑料——实际上，他根本没上过大学。

金铭一直没有察觉到异样。李志旭每天早上6点就起来工作，“特别卷”。他不出差的话，两人每周见两三次，一起吃饭看电影。热恋期后，去年8月，因为李志旭回避谈论未来的共同规划，金铭曾提过分手。短暂分开后，他又要求复合。直到11月她在机场亲眼目睹了李志旭和另一位女性去北海道，她也只是认为：自己被劈腿了。

“那几天，他一直催我给他介绍业务资源，我想的是，如果他没有骗我，他的确是和弟弟去北海道出差，那等他回来，我就把资源介绍给他，我们就深度利益绑定。”金铭解释那天清早6点她独自去机场的路上，有一种“赌一把”、“就要看清楚”的心情。在机场看到这一幕后，金铭在返程路上情绪崩溃，惊恐发作，不得不去医院，和医生咨询后，开了安眠药，让自己“强行断电”，充分休息。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一个月了。

这之后，金铭拒绝和李志旭再有任何沟通。直到法庭前，他们一共见过三次面。一次是李志旭从北海道回来后，对于出现在机场的女性是谁，他没有回应，只问金铭：以后还能来你家吗？另一次是12月，金铭独自去医院引产后，李志旭指责她没把孩子留下来。在那次沟通中，李志旭以沉默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已婚状态。

“就这（你生意那么差的情况），你为什么还说你想要小孩？”金铭问。

“因为你有钱，”最后一次见面时，李志旭说，“这不指望你呢么。”

今年5月，身心恢复后，金铭进行了正式立案。7月，在河北三河法院，李志旭的户籍所在地，他们进行了第一次庭前调解。谈到赔偿，李志旭说，他名下没有资产，只有几十块钱——在收到法院传票的第一时间，他已经把公司紧急注销了。踏出法院大门的那一刻，他给金铭发了一条颇为挑衅的消息：Good luck。

回北京后，金铭找到李志旭的妻子——当时，金铭已经知道，出现在机场的那位不是她，而是“第四者”，李志旭口中的“女朋友”，他的生意合伙人。她认为妻子也是受害者，有权知道真相，而且，她也想得到一些从李志旭那里问不出来的答案。

“我不理解，他有老婆有情人，为什么要找我呢？”金铭问，“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要孩子？”

“可能他比较喜欢你吧。他原生家庭有问题。”李志旭的妻子平静地说到。这位合法妻子在交流中表示，其实几年前就有感觉到其他女孩的存在，但她什么都问不出来，离不离婚她无所谓，“反正他这两年有往家里拿钱”。

到现在，金铭还感到恍惚，“除去他骗我的那部分：学历、年龄（实际42岁）、婚姻状态，他跟我相处过程里的情绪流动，很多时候感觉都是真的，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梦幻的地方。他好像把自己切成了好几块，面对老婆、女朋友还有我的时候，都不一样”。她觉得，在她这里，李志旭获得的是情感支持。尽管她年薪百万，但至少在关系初期，李志旭没有“上来就发生关系或骗钱”。

金铭也问过李志旭：你有信仰，怎么能干出来这种事？

李志旭说：毒枭也一边贩毒，一边对家人好，还信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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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金铭努力拼凑出交往时李志旭的一天：早上和“女友”在一起，下午来找她，晚上回家陪老婆。她的第一感受不是愤怒或无助，而是恐惧：自己居然毫不设防，邀请了这样一个谎话连篇的人进入自己的生活。

引产手术后不久，李志旭曾在微信上威胁她，“如果我想把你当敌人，我有很多办法”。金铭担心人身安全，在起诉前，换了住址。有大半年时间，她得靠吃安眠药、抗抑郁药，做心理咨询，来维持情绪稳定。

欺骗身心之外，还有许多骗钱的已婚男性。维权期间，金铭认识了两个女孩，一个在江苏南京，一个在河北易县。南京女孩安羽和“男友”相处五年，被骗13.6万；易县女孩陆瑶和相亲认识的“对象”，连婚礼都办了，被骗13.5万。她们事后都发现自己不是唯一受害者，便联系上了其他受害女孩一起报案，两地警方均已认定了男方骗钱的事实，以诈骗罪立案。

但当她们准备民事诉讼、也就是为自己的人格权起诉时，遇到的阻力却比刑事立案大多了。

引产手术刚结束，金铭就开始找律师，准备起诉李志旭。她咨询了五六个律师，却得到统一回应：“没法起诉，没有相关条款”。安羽在网上刷到人格权诉讼的信息，线下咨询律师，对方却回复说：“他没有侵犯你的名誉权、隐私权（《民法典》明确列出），你打什么人格权呢？不成立的。”

姚宇晨从事民商事诉讼七年，这两年才接触到这类案子。他也表示，同行大都会认为已婚男性的欺骗行为只是“感情不检点，跟法律不沾边”。

事实上，不仅是律师，基层法官对这类案件的认知也可能很浅薄。

易县女孩陆瑶到当地法院起诉。法官迎头就说：原配都没起诉，你起诉什么？你俩恋爱是你情我愿，你自愿当第三者的。

去年12月，陆瑶经共同朋友介绍相亲，认识了宋宇。他们都是河北易县人。宋宇在易县开家具店，介绍人说，他33岁，离异，儿子给了前妻。陆瑶当时34岁，各方面条件也不错，在北京做培训，在易县全款买了房车。她看中了宋宇是创业青年，事业上有自己的想法，而且长相干净，谈吐大方。

陆瑶说：我一开始是被人骗的。

那位法官说：亏你在北京上那么多年班，也是一个有脑子的成年人，介绍人说他离异你就信吗？

陆瑶无法接受法官这样的评价。宋宇一家人对外宣称已经离了，连介绍人也不知实情，陆瑶还去向他的“前妻”求证过，对方也表示“已经分开了”，都是一个县里的，陆瑶表示自己“没那么多防备心”。今年4月，陆瑶怀孕，和宋宇商量五一提亲。几天后，“前妻”却突然出现，表示两人“没离”。

法官却接着说：再一个，还没结婚就发生性关系，你作为女生你都不自爱，你怪谁？

法官坚持无法受理，让陆瑶先把国内人格权胜诉的类案整理一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对陆瑶来说，和河北易县法院的沟通只让她倍感羞辱。

事实上，如果我们翻看姚宇晨整理的类案，会惊讶于在另一些地区，司法实践的进步：

比如，认定女性短时间内处分性权力并不构成被告免责的理由。2022年，山东东营市法院做出一例判决，表示尽管原告在未充分了解被告真实情况的情形下，第一次线下见面就与其发生性行为，对所受损害也存在一定过错，但也酌情判令，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

又比如，女性在后期“知三当三”也不构成被告免责的理由。2018年，据北京顺义法院的判例，表示尽管原告在已知晓被告婚姻状态后，再次怀孕，存在一定过错，但也确认了被告的赔偿责任。

再比如，即使没有发生性关系，基于错误认知被诱导付出情感与青春时光，所造成的伤害亦被予以认可。2025年，南方地区某基层法院对一被告隐瞒婚育事实，与原告恋爱接近一年，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

这些类案的法律依据往往是：“被告没有将原告作为一个享有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人格利益的平等民事主体进行认真对待。”就像金铭后来感受到的，李志旭所谓的“喜欢”，其实是把自己视为性对象、社会资源和代孕工具，她在不了解真实情况的前提下，错误处置了性权利，“他把你当作狩猎对象，没有把你当成人”。

在易县法院受挫后，陆瑶也咨询了姚宇晨，他建议她，“去找办过类案的，视野更开阔的律师”。他判断陆瑶完全能起诉人格权，只是能争取到的赔偿可能不多，最坏一万元都有可能，“维权成本是高于实际回报的，只能是争口气”。

这也是事实。在金铭整理的 82例涉及性关系、怀孕、流产的胜诉案例中，赔偿包括医药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的各项费用，总数在5万元以上的，只占15%。大部分类案的赔偿额只有一两万元。

陆瑶最后决定到北京海淀起诉。交往初期，宋宇曾来过她的北京住所，这里算是侵权行为发生地。目前，北京海淀法院已经受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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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集证据的视角来看，金铭那所谓相识相恋相离的爱情故事，完全得串成另一个脚本：

对方是否明确否认已婚状态并留下了记录？有没有相关记录证明彼此是恋爱关系或发生过性关系？你有没有尽到应尽的审查义务？对方的欺骗行为造成了哪些实际损失？

金铭说，基于隐私保护，在国内，公民是没有合法的公开途径能直接查询到其他公民的已婚信息的。在她认识的被骗的女生里，发现对方已婚有时靠第六感，有时纯属意外：一位上海公关，在帮男方找工作时，无意透过猎头知晓；一位北京医生，在情人节看到了男方未屏蔽的亲密朋友圈；而她自己，因为李志旭谨慎得没有留下任何表明自己是单身的书面记录，只能在律师建议下，通过见面沟通再次录音取证。

“很多女生没有留下这种证据，她们发现对方已婚后，愤怒中冲到对方面前质问，为什么骗我？对方一顿否认，你就失去了最后录音取证的机会。”

10月份，在河北法院调解失败后，金铭又在北京海淀法院另行起诉。在诉状里，她提出李志旭在个人朋友圈发布书面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50万元。

“我知道法院不会这么判，但我觉得他对我的伤害值250万，所以我就写这么高，这是我的合法权利。”金铭说。她是一个人去的法庭，“律师不会支持你打高金额，从他们和法官的视角来看，我这种行为完全是情绪化的”。

最后，该案以调解赔偿30万结案，费用包含医疗费、交通费、心理咨询费和精神损失费。

诉讼结束后，金铭想做些“实际的有社会价值的事”。她整理了长达40页的开庭指导，分享给有同样遭遇的受害人，内容包括如何应对开庭时，被告常见的污蔑：如女方主动、知三当三、轻浮、贪财好色等等。她支持热心律师，建立了两个受害者互助群，交流诉讼维权知识，不定期组织线上分享会。目前，群里一共有五百多人。

南京女孩安羽，也是在这些群里，得到了情感支持。2024年9月，她发现交往五年的海安“男友”已婚已育，这时，她已经借给男友13万多，正频繁收到借贷平台的催债信息，面临巨大经济压力。过去，这位“男友”塑造的形象是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在海安市开过酒店，正和朋友合伙投资经营养猪场。两人规划未来到芜湖生活，这是男孩老家，也是安羽喜欢的城市。当然，事后证明，除了名字是真的，这位“男友”的其他信息几乎都是假的。

等安羽发现对方是个谎话连篇的已婚男时，她已经32岁了。“他耽误了我五年青春，我在婚恋市场上最黄金的五年，坦白讲，我对感情已经没有任何美好的想法了。”

安羽在两天内瘦了六斤，之后陷入重度抑郁，“非常痛苦，很严重地自我怀疑，我觉得我也不势利，没有虚荣心，对感情也很专一，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她没办法工作，躯体化症状严重，总是耳鸣，听不见别人讲话，阅读时也无法理解文字的含义。在外面待着，她看到高处就会莫名其妙想象站上去跳下来的场景；在家里躺着，因为失眠，她感到浑浑噩噩，有时分不清梦境和现实，只是强烈感到自己“被强奸了无数次”。

医生建议她去精神病专科医院治疗，“但住院需要亲属陪同，我这个事现阶段又没法和父母讲”，她只能靠药物治疗。

今年3月份，安羽在一位律师的直播切片视频下，找到一位有相似受骗经历的女性，进了金铭所在的受害者的群聊，才知道原来自己还能有别的出路：打人格权的诉讼。等病情稍微缓过来，她花了十来天的时间，根据群里的诉状、证据目录模版，整理了立案材料，提交给南京玄武区人民法院。

她没有委托律师：证明两人发生过性关系的证据是隐私，她不愿冒险。“有些男的觉得，你能被一个男的骗，就能被所有男的骗。”事发后，一位和男方家有生意往来的大哥，曾主动表示会帮助安羽，但没多久，他就对安羽说：你都被一个男的玩了五年，现在我老婆死了，你要不就嫁给我，给我生个儿子。安羽感到既愤怒又绝望。大哥又说：你已经不值钱了。

在诉状中，除了“男友”，安羽还起诉了他的妻子。2024年3月，当安羽累计借出13.6万，希望通过起诉和男友明确债权关系时，一位自称是男方的女性好友来加了她的微信，聊天中一直强调，“感情的事你不要怀疑”，“他就你一个女人”。后来她才知道这位女性是男友的正牌妻子。事后回想起来，安羽发现，她所接触的所有男方长辈，均未向她透露真实情况。

安羽从满是药物和混沌的家门里再次走出时，已经是7月，外面已经是夏天了。“我的人生好像有一年的时间莫名其妙就没了。”

一个月后，一审开庭，法院判决男方赔偿安羽8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男方不服上诉，目前，二审已于12月22日开庭，择期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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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雯也许会认同，如果姐姐杨凯媛像安羽满一样，相信“事情走到这一步，只有法律才能真正地帮我”，真正找到出路，悲剧就不会发生。

2024年1月24日，杨凯媛自杀身亡。去世前，她接连受了许多刺激。先是发现交往三年的男友朱南已婚已育。接着，当她把朱南过户给她的房产挂出，试图以这笔钱，还掉她因为朱南资金困难为其贷款的27万时，却发现这是工抵房，有价无市。几天后，她又从朱南的贷款中介处得知，朱南曾想用这套房抵押贷款，“我一听就知道，他是把你找来背债的”。

最后的刺激发生在她去世前24小时。在通过共同好友得知杨凯媛有自杀念头后，朱南并未劝阻，反而多次对她进行羞辱：“四十几岁男人包养你你不也很开心吗？”，并表示“地址发来，一起去死，谁怕谁”、“明天骨灰盒订单下到她老家去”。

“我姐姐可能是想要用生命去惩罚他，希望她的死可以带来公正，生前，她只是希望朱南道歉。”杨凯雯说。

杨凯雯和姐姐杨凯媛是双胞胎。1994年，她们出生在云南昆明，父亲是开橡胶厂做生意的老板。高二以前，她们的人生轨迹一模一样：小学在昆明，初高中去母亲老家宁波寄读。杨凯媛一直很受男生欢迎，高二那年，她谈了个校外的男朋友，不久就辍学了。之后，她辗转做了许多工作：房地产销售、游戏陪玩、新能源销售。也就是在昆明卖车时，她认识了来昆明承包工程的朱南。

杨凯雯则继续读书，高中毕业后，去了澳洲学金融，毕业后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四年前，她回国，现在是位英语老师。

“这两年我收入真是断崖式下跌，因为我的重心都移到了帮我姐打官司上，”杨凯雯说，“如果我没办法帮她讨回公道的话，我一辈子都没办法开始我的人生。”

全家上下，她几乎是一个人在为姐姐维权。母亲觉得这事丢脸：自杀太脆弱了，不够坚强，女孩子的清白也没有了。舅舅也给她打电话：你不想想外婆吗？60多岁的人了，村里的人对她指指点点，她受得了吗？伤口你要给它捂好了，如果谁都来问，早就烂掉了。

杨凯雯无法理解。同样地，在得知姐姐曾怀孕打胎，却没有告诉任何人时，她也感到无奈。她觉得，正是因为“清白”和“家丑不可外扬”的约束，那些隐婚男性“才会那么嚣张”。她不能就这么算了，因为“被骗并不丢脸，骗人的人才可耻”。

咨询了20多个律师后，杨凯雯决定自己上场：市面上的女性律师太少，能感同身受“女性被欺骗感情的痛苦”的男性律师更少。8月，姐姐的“生命权”二审落定，判决朱南赔偿各项费用47万元。与此同时，她还在控告朱南的诈骗罪、虐待罪。

推进诉讼案件的过程中，杨凯雯也开始审视，自己人性上的弱点。她和姐姐一样，从小接受打压式教育，缺乏父亲关爱。“对于侵犯边界，或者不尊重我主体性的事情，我以前是觉察不到的，”她说，“我姐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也有点开窍了，我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

易县女孩陆瑶也有类似的感受。

她今年 35 岁，决定自己把孩子生下来。宋宇提亲后，尽管“前妻”表示“没离”，但在宋宇“肯定会离”、“加急起诉离婚”的劝说下，他们还是办了酒席——这让陆瑶的处境有些尴尬，在知情后维持关系的行为，可能会被法院认定，女方存在部分责任，减少相应赔偿。“当时是给孩子拴住了。一走了之，孩子就没有爸爸了，我做不了这个决定。”陆瑶说。

她下定决心是一个月后的事，宋宇先是以资金紧张为由，从她那里拿了9万转账和4.5万现金礼钱，之后又怂恿她卖房卖车，在她提出写借条时，对怀孕四个多月的她，大打出手。

现在，陆瑶离开了易县，待在北京。未婚生子这件事，她没得到父母支持。父母一辈子没出过县城，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只觉得女儿丢人。她把户口迁了出来，没再和父母来联系。

“最差我把房子和车子卖了养孩子，”陆瑶说，“从头到尾我是被骗的，我丢什么人？”

她很难再觉得身边人可信：介绍人虽然觉得内疚，但陆瑶请她出庭作证，对方就再没回消息；本地的律师也劝她，看在孩子的份上，不要闹得太僵。但她没法忍受。目前，因涉嫌诈骗罪和重婚罪，宋宇已被刑事拘留，陆瑶一边等待检察院是否决定批捕的消息，一边也在准备两个月以后，海淀法院就人格权纠纷的庭审。

过去，因为大龄单身，在社交场合，陆瑶总觉得自卑。担心别人用异样眼光看自己，所以格外去照顾他人的感受和喜好。到了快要30岁或者35岁这些人生节点时，她的婚育年龄焦虑越来越严重，于是认识了条件差不多的宋宇就奔着结婚生子去，试图认认真真相处，没想到这样反而“更容易陷入陷阱”。

“人情关系，我现在都不在意了，”陆瑶说，“重要的是，我想干什么，我的需求是什么，一切是否发自我的内心。”

几天前，陆瑶的孩子出生了。她为宝宝取名安安，现在她只关心，宝宝能健康平安。

应对方要求，文中金铭、安羽、李志旭、陆瑶、宋宇为化名

作者 王雯清 ｜ 编辑 阳千鱼

排版 魏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