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奶奶用最质朴的方式,接受了生命的必然,教会我们面对无常:提前准备,不抱怨,坦然前行。
2024年是爷爷奶奶进城养老的第十年。腊月里,村委会要他们做养老认证,我去他们家里,门外喊了几声没人应,就开门进去,屋里暖气很足,眼镜瞬间被雾气蒙住。爷爷踢踢踏踏地走出卧室,奶奶也慢慢挪到客厅。她穿着大红棉袄,花白头发,眼神却清澈。
我说明来意后,爷爷从花布兜里拿出身份证。照片上的他们还是七十多岁的模样,如今奶奶已经九十三岁,爷爷已经九十一岁,其实过了八十岁的生日以后,家人都在刻意模糊他们的真实年龄。
认证的时候时,爷爷很配合,很快完成;奶奶却听不懂“眨眼”、“张嘴”的指令,我只得大声重复,最后又在爷爷的帮忙下才完成。
我看着身份证年份,忽然意识到他们已是解放前出生的老人。奶奶还追问:“我今年到底多少岁了?”我说:“属猴的,今年九十三啦!”她小声嘟囔着,似乎不敢相信。
爷爷奶奶的前80年都生活在华北平原的小村庄里,村子前面是国道和铁路,常常有呼啸而过的高铁和疾驰的汽车,后面种满绿油油、一眼望不见边的庄稼。
奶奶生于1932年,出身于当时的富农家庭,家中有四个女儿,她排行老大,家里一直把她当男孩养着,性格泼辣、大胆,敢说敢做。爷爷比奶奶小两岁,从小丧父,家庭贫苦,和自己的母亲两人相依为命长大,懦弱、胆小、怕事。
他们的婚事是奶奶的父亲“钦定”的,奶奶的父亲是一个手艺人,会瓦匠、会木工活,是十里八乡的能人。1949年,阳春三月,奶奶的父亲来到爷爷的村子,帮邻居盖新房。那一天,他遇见了后院的一户人家:一位寡妇和她的儿子,住在窄小的土坯房里,靠几亩薄田勉强度日。
这个年轻人不爱多话,总是默默干活,眼神里却透着踏实与可靠。奶奶的父亲走南闯北,见过无数人,一眼就看中了他的本分与诚恳。他想,自己泼辣能干的女儿,若是嫁给这样老实的男孩,正好互补,还能立起一个家。
等到房子完工时,这门亲事也就顺理成章地定下了,出身不同、性格迥异的爷爷奶奶在1950年结婚了。
“结婚那年我才十八岁”奶奶常笑盈盈地说:“我站在镜子前梳头,你爷爷就站在一旁,比我矮半个头,又瘦又小,哪像个大丈夫!”其实,当年她和爷爷在婚前连面都没见过。那时婚姻法刚刚推行,两个人一起去区里登记,却一句话也不说,被民政员认定是包办婚姻,当场拒绝了。
奶奶回忆起那天,总会学着当时的窘态:“过了几天,还是介绍人教了我们几句,才算糊里糊涂给登上。”
1952年,结婚没两年,奶奶就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王强,又过了三年,有了王刚,家里添了更多的笑声与吵闹声。两年后,奶奶又给家里又添了一个女儿王妮。爷爷在奶奶的鼓励下慢慢地成长为一名种地好把式,还当上小队长、生产队的会计。日子虽朴素,但一家人围坐在炕头,吃着自己种的蔬菜、蒸的玉米饼,谈天说地,屋子里总是温暖而充满生机。
转眼到了1972年,大儿子王强已长大成人,参军入伍、提干,几年后转业到城市定居。随后没几年,王刚和王妮也都离开老家,在城市里成家立业,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家里人分散在不同的城市,从1992年开始,老家就只剩下暮年的爷爷奶奶固守着五间大瓦房、十几米长的的大院落和七棵老枣树。
只有每年中秋、春节的时候,两个儿子带着四个孙子孙女们回老家看望两位老人。每次大家一回去,爷爷奶奶都很忙碌,爷爷忙着去他的小菜园摘新鲜的蔬菜,奶奶开心得像个孩子,以前蹒跚的腿脚灵活了许多,从厨房到堂屋忙前忙后地为我们活面、剁菜馅、包饺子。每次回家的第一顿饭就是饺子,奶奶总说,“我看着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一顿热乎的饺子,就高兴。”
等大家返回城里时,爷爷和奶奶死拉硬拽地给大家捎上一些玉米面、绿豆和小菜园的蔬菜,爷爷奶奶会说:“老家没有啥稀罕东西,我们活着一天,就不让你们空着手走,要拿着!”。
我们这个大家庭,在爷爷奶奶的带领下,一代又一代都勤劳、好学。父辈们凭着双手和努力,走出农村,开始了新的生活;孙辈们更是一个个走向大城市,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热爱的事业。
两位老人依旧守着熟悉的村子,穿过院落,走向地里的庄稼,看看玉米长得高不高,偶尔到老邻居家串串门,聊聊家常。日子就这样简单平静,又像院子里的老枣树一样坚韧。
我们“小辈儿”挣钱后会硬塞给爷爷奶奶生活费,两位老人心里总是不踏实,总说:“我要像你爸爸妈妈那样多好,上班干不动了还能退休。种地谁给我退休呢?”两位老人要强,不愿意给子女们添负担,只要身体许可,就不伸手向子女要钱。
2014年开始,国家实行农村养老政策,奶奶和爷爷每个月每人都能领取到50元的养老金。奶奶逢人就说,“看咱国家的政策多好啊,咱农民也退休了!”后来,老两口的养老金都涨了不少,过了八十岁以后,他们又接着领取到了高龄补贴,虽然数目不多,他们也花不着,但二老心里感到踏实,每年大年初一,孩子们去拜年时,爷爷都拿出一个包了三层布的小包,给每人200元钱作压岁钱。
算上土地承包费用,他们的一年的收入加起来有一万多元,这部分钱,我们是不让老两口动的,吃喝穿等一切用度都是儿子们承担了起来。
虽说爷爷奶奶身体硬朗,腿脚也能活动,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照顾,家里人也实在不放心,早就商议着要把他们接到城里来养老,只是他们不愿意。偶尔过年过节,父亲把他们接到城里住几天,他们总是嚷嚷着:“住够了,城里太闷,不如老家热闹。”要么就是嫌城里的楼房太高,上上下下的不方便,不如老家的平房接地气。
奶奶常说:“我和你爷爷也不退休,种了一辈子的地,现在国家政策好了,种地还给补贴,我们还没种够呢!”
两位老人精心伺弄了二亩麦子和一亩玉米,还在院子里开辟出一个小菜园,黄瓜、豆角、小葱、白菜,胡萝卜、韭菜,一茬茬的蔬菜,小菜园绿油油的,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几分自留地还依照季节、时令种着花生、绿豆、红薯。
但是爷爷有肺心病,每到冬天一受凉,都会复发。农村的条件就是这样,土暖气一改再改,温度也只能维持在16度上下,而城里的集中供暖,家里温度却能整日保持在22-25度。
2013年冬季异常寒冷,爷爷肺心病又复发了,他感觉特别憋气,稍微一活动就咳嗽地喘不上气,爷爷的女儿陪着在村上小门诊输液六天却也没有好转,后来,在市医院工作的妹妹回家看望爷爷奶奶,果断地开车带老两口到城里治疗。
医生嘱咐我们:“老位老人上了年纪,身体抵抗力变低,如果一直在寒冷的环境下生活,更容易加重肺心病的病情。”那一年的冬天,我们没有再放爷爷奶奶回老家,让二老住到了第二年春天,城市里停了暖气才回老家。
2014年冬天又来了,奶奶八十三岁了,爷爷也八十一岁了,在儿孙两辈人的轮番劝说下,又考虑到爷爷的一到冬天就犯的肺心病,两位老人终于接受了进城养老。所有生活用品,两个儿子都准备好了,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两套自己的被褥和衣物。
我和大哥把两位老人的被褥和衣物放到汽车里,折回胡同去锁门。奶奶拄着拐杖的佝偻着身子在大门前静静地、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大哥锁门。
当两扇沉重的木头院门紧紧地合在一起,似乎老家的一切也都封存进了那个充满一家四代无限回忆的大院落,门上的雕花,还是奶奶出嫁时,翻新房子,她的父亲给她雕刻的。奶奶笑着说: “哎,走了!走了!谁成想,老了,老了,俺们还进城住上楼房了!”
但是,那孩童们在大土炕上追逐打闹的身影;奶奶早晨忙着在柴火灶上蒸出白胖馒头的场景;还有一家人中秋节围坐在院子里,吃着瓜子、看月亮的八仙桌——这些都带不走。老家的物件可以打包搬运,但童年的记忆、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时光,却无论如何都带不走,从此,爷爷奶奶的人生进入了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时期。
爷爷奶奶轮流被大伯和父亲两个儿子照顾,每家一年,都在“五一”劳动节前后轮换。为了老两口早睡早起的作息不被自己打扰,父亲一般把两位老人接到另一套一室一厅面积较小的房子里居住,从年后就开始收拾。
两位老人身体硬朗、生活自理,但一日三餐还是需要人操持。冬天早晨五点,天刚蒙蒙亮,大多数人还在被窝里,父亲已起身熬好玉米粥,装上小菜和鸡蛋,推着自行车穿过小区,把早餐送到老人手中。有时为了多点花样,他就早点出发,去更远的地方买豆腐脑或煎饼。午饭也是准时送到,一般是老人爱吃、易消化的菜肴或面食,送完,他顺手打扫屋子、带走垃圾和衣物,风雨无阻。
我曾说周末可以帮忙,他拒绝了:“你们年轻人工作忙,我的父母还是自己照顾。这是我的责任。”年过古稀的他,戴着黑鸭舌帽,花白头发外露,口罩围巾裹得严实,拎着保温饭盒,一步一瘸地推着自行车为父母送饭。
刚来城里,在天气好的时候,爷爷会让哥哥开车回老家院子里转转。映入眼帘的,还是那七棵老枣树,像哨兵一样坚强地守卫着一草一木,院子里长满萋萋青草,连平时从院门到屋门的小路也被遮盖得严严实实的,找不到一丝人为踩踏的痕迹。屋里的锅台、桌子上、柜子上,还有大土炕上全都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爷爷抚摸着屋门的门框,喃喃地低语:“都成这样了,这老院子也不能住了。”记忆里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老院子,也像爷爷奶奶一样,变得苍老、蹒跚。渐渐地,爷爷不再提要回老家养老的事,只是有时站在阳台上地望着老家的方向发呆。
但是爷爷奶奶还是很不适应城里的生活,一开始不会摁电梯,也不会用门禁卡。爷爷像个孩子,总想出门透气,我就一遍遍教他,遇见一起坐电梯拄拐杖的老人,还好奇地追问人家年纪。到了菜市场,他立刻精神起来,报上“八十多”的年岁,笑眯眯地接受别人的称赞。
在爷爷奶奶进城过冬没几天,老家传来消息,说另一个“老奶奶”去世了,八十六岁。
奶奶说:“进城前还和她告了别,给她送去十几块蛋黄派,那时她还能慢慢地围着炕沿摸索。”奶奶记得最清楚的,是她的“寿衣”,对衣服的评价是:“纯粹是胡闹,像戏里太后、皇后穿的,我不喜欢。”
这时我才知道,奶奶和爷爷的“老衣”早已备好,整整齐齐地放在老家的柜子里。奶奶的是枣红色棉袄,爷爷的是藏青色,都是奶奶亲手一针一线自己缝制的。“黄泉这条路,谁也替不了,只能自己走。”奶奶轻声说,“我和你爷爷都试过了,很合身。” 听到这里,我心里一阵酸楚。
这些年,奶奶时不时就对我提起身后事,嘱咐我“不要浪费水,不然死后,就阎王爷会让你喝脏水。”奶奶还告诉我:“等我和你爷爷没的时候,办事的人吃饭就用咱院子东北角上那堆柴火。那些柴火,是我和你爷爷拾了三个冬天才堆起来的。不要让你爸和大爷他们费心去弄什么煤气灶。”
奶奶还总是说:“我们没了,不用惊动别人,静静地拉回老家就行,也不用大操大办,你爸他们都有高血压,身体经不住折腾。”谈到身后事,奶奶平静地仿佛在说家中一件很平常的小事。我从一开始打断她,到后来慢慢地接受。
我又想到了老家院子的荒凉,意识到生命在悄无声息地改变:老院子里的笑声、炕上的热气、院子里奔跑的孩子们,都只存在于记忆里了,爷爷奶奶,也在城市里学着用新的方式生活。
而死亡并不是是需要被回避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活着时的每一天,是我们真正能把握的时间。爷爷奶奶用最质朴的方式,接受了生命的必然,教会我们面对无常:提前准备,不抱怨,坦然前行。
2022年的时候,轮到父亲赡养的冬天,那天已过数九中的“六九”,阳光格外明亮。我带着女儿陪爷爷奶奶散步,女儿一路跑在前头,催促我们快点,我则跟在爷爷奶奶身边慢慢踱步,他们二老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外面还都罩着一件棉坎肩,步子缓慢,走两步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
我搀扶起奶奶的胳膊,她却倔强地推开我。奶奶轻声叹一句:“不用,我能走。哎,你说人为什么要老呢?”
“是啊,人为什么会老呢?”我随口附和。我忽然意识到衰老是生命最真实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而在这种不可逆里,每一次陪伴、每一次搀扶,都变得格外珍贵。
到了今年2025年,爷爷奶奶已经进城养老十一年了,除去一日三餐需要父亲照顾以外,九十四岁的奶奶和九十二岁的爷爷自己洗衣、扫地,尽量不为儿女添负担。
他们在城里的日常,也成了一首缓慢流淌的生活小曲: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收拾屋子;七点吃早饭,然后整理碗筷和卫生,奶奶腿脚不太利索,爷爷洗些小件衣物、打扫卫生。上午没有特别的安排,就看看连续剧,听听戏曲;到中午,他们会搬上两把板凳,坐在阳台上晒太阳。
十一点半准备午饭,十二点小睡片刻,下午两点醒来,再玩玩扑克、听听戏曲,有时和送饭来的父亲聊聊天、收拾垃圾。到了周末,我们大家才会聚在一起,陪着他们吃上一顿团圆饭。
爷爷奶奶虽然已经学会开门禁按电梯了,但是岁数太大,脑筋反应慢,也很少出门了。日用品都是儿女们买回来,垃圾也是收拾好一块带出去的。
好在爷爷奶奶身体仍然算得上健康,一个冬季连个医院都没有进去。去年冬天奶奶发烧到38度,吃了一天药就好了。爷爷虽偶尔咳嗽,但因为保养得当,不用干体力活,几乎也没犯过气喘的老毛病。
“俺们要是不老该多好,六十多岁,还能回农村种地。现在的农村,比以前地主的日子还要好呢!”爷爷戴着助听器,边说边比划着大拇指。
爷爷奶奶已经五六年没有回过老家了,但他们还是惦记着,总说:“下雪了,不知道老院子怎么样了”。父亲把钥匙留给同族的一个大爷保管着,下雨下雪后,大爷会去老房子打扫一下,夏天会把长满青草的大院子打上除草剂,把漏雨的东北角修补好。
有一次,我带着女儿去看爷爷奶奶,奶奶看着高我一头的女儿,不由得问:“这个孩子是谁?”我笑着说:“奶奶,这不是丫丫吗?您每年都给她压岁钱呢,还记得吗?”
奶奶不可思议地摇摇头:“是啊,小孩子长得真快,现在快十八岁了。”日子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流转,从奶奶到父亲,从父亲到我,再到我的女儿,老院子里的笑声延续成了城市里新的喧闹,生命的脉络,在时光中一圈一圈地展开。
我不敢去想,我们能陪伴爷爷奶奶的日子还有多少,但每一次回到家里,喊一声“爷爷奶奶”,能有人高声应和,我就觉得幸福。
老父亲现在依旧每天拎着两个保温桶,在电梯里笑呵呵地对遇到的每一位邻居说:“给俺爹娘送饭,俺在古稀之年还能伺候爹娘,就是最大的幸福。”日子看似平凡,却因这些细小而坚持的动作发着光,在陪伴爷爷奶奶的岁月里,日常变得更加温暖,希望我们的爱,能延长爷爷奶奶生命的长度和厚度。
老院子里的土炕、八仙桌和七棵枣树,早已被时间覆盖了灰尘,但它永远在那,提醒我们:时光会老去,人会更替,但陪伴和回忆留下的温度,却能像深扎的树根,稳稳地支撑着一代又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