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执意要逃出大山，仿佛只有走出去，才能不被耻笑，不再被困住。可是三年前，父亲病重，我用了六个小时奔回大山，一直送他走完最后一程。
我与父亲似乎始终是错位的，他还能背着我翻山越岭时，我只想远离他，等我终于学会与出身与亲情和解，他的身体却已日渐衰败。后来我常常想，如果没有疫情，如果没有那段漫长的距离，也许我还能多陪他一会儿，说上几句不必遗憾的话。
我用尽全力逃离，却在转身时才发现，心早已系在原点。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苍老的。我出生在重组家庭，父亲年近六旬才有了我，我成为了他最小的孩子，拥有了一个宠溺的昵称：幺儿。
记得在父亲听力还好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银行办理业务，工作人员会过来微笑着说：“这孙女真孝顺！”父亲铿锵有力地回了一句：“这是我姑娘！我幺儿！”工作人员震惊过后尴尬一笑：“老人家，这幺儿长得乖哦！”说完继续微笑服务，一句话瞬间让父亲喜笑颜开。
我出生在一个群山包围，交通闭塞的小村庄里，出行全靠走。6岁时，我去了最远的小学，每天6点40前出发，父亲背着我一步一迈地走到学校，县城里的小孩儿是从车上下来，我是在父亲背上醒来，下午放学他又笑脸盈盈地准时出现在校门口，人头涌动间，总会听到熟悉的喊叫声：“幺儿！爸爸在这儿！”
父亲算是个“乡村医生”，时常上山挖药，帮别人治疗一些跌打损伤的病症，能赚些钱。有时候放学，父亲会拽着我的手腕，急匆匆地穿行在县城中那些曲里拐弯的小巷道里，只为了抄近道以最低的价格去买菜市场快要收摊的菜。
渐渐地，学校的小孩和家长都知道那个看起来像我爷爷的老头是我父亲，大人们会时不时地逗弄几句：“李幺儿，你爸爸是不是你爷爷哦！” 班上有同学会大声地说悄悄话：“李幺儿的爸爸是个老头，他爸爸是他爷爷哦，她妈妈嫁了一个大老仔……”说完会淘气地看着我笑，身边凑热闹的人也对着我嬉笑，我很生气，跑上去和笑得最大声的那个撕扯，抓咬。但是，老师总是会严肃地批评先动手的我，始作俑者和他的证人就会站在旁边捂嘴偷笑，做鬼脸。后来，我经常在桌箱里摸到纸条，上面经常写着：你爸是个老仔仔，你妈嫁了个老仔……
听多了闲话，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父亲，他笑起来时，牙齿缺了好几颗，我问他：“老爸爸，你牙齿怎么不见了？”他说小时候为了吃饱饭去参军，70年代在部队做任务，干活路（川渝方言：干活儿）时候把牙摔断了，我还观察到父亲为了精神一点时常把白头发染黑，但脸上的纹路和下坠的眼皮仍然掩盖不住岁月的痕迹。
那时我知道了父亲和其他人的父亲不一样，他白头发比别的父亲多，笑起来皱纹比别的父亲多，就连缺的牙齿也比别的父亲多。而我当时还不知道的是，他能陪伴我的时光，也早已屈指可数。
我开始排斥父亲去送我上学，就算送，也只准他送到离学校大门几百米的岔路口，为了说服他，我找了一个铿锵有力的理由：“我都这么大了，还要人送，那些自己上下学的同学会笑我不独立！”说完推开父亲提书包的大手，掉头就跑向学校的门。再后来他就真的只站在我指定的地方看着我，看着我跑远，看着我不停。而我，不敢回头。
2009年，我上了中学，租住的农村老房要拆迁，房东不再放租，我们从一个鲜有人知的小村庄搬到大村庄，这个村庄的人基本都以制酒为生，到处弥漫着酒糟的刺激味。这儿的同龄人更多，离学校更近路面也更宽，我终于不用和父亲一起走好几公里的山路去上学了。
县城里拢共3所中学，除了容纳县里的学生，还会接收周边乡镇的学生，一个班级动辄就坐满七八十个人，大家叽叽喳喳，你一句我一句，有来有回，我也第一次有了一起上下学的伙伴，感受到与同龄人一起走路的轻快感，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知道父亲的模样。
到了家，父亲常常就坐在煤炉边，他一边削着土豆一边问我：“幺儿，今天咋个样嘛？你们老师好不好嘛？你小矮个儿，老师给你排在第几桌嘛？”一连发出好几个问题，手上削皮动作不停，但会时不时地转过头含笑望着我，期待我会给出一些符合他心意的答案。在他眼里，他的孩子应该走进一个纪律好的班级，遇到一位极为负责的老师，座位应该在前3桌，最好在中间第2桌。但他忘了，我只有在他眼里才是特别的。
“老师同学都很好。”我给出了笼统回答，还手舞足蹈地给他介绍起情况，真假参半，目的只有一个：“老爸爸，你不用再送我了。”他笑着点点头，眼角的皱纹又扩张了几分。
我初二时，父亲甲亢病复发了。小时候闹饥荒，奶奶会用树皮混着谷糠和野菜一起煮稀饭，不好吃也不甜，父亲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就是他的身体燃料。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就患了“大脖子病”，父亲生病卧床后，没法帮人看病也没办法去挖药，家里的收入来源只剩下几百块的困难补贴。母亲开始往家里带各种“尿素”编织袋，里面塞满踩瘪的易拉罐和白色塑料瓶，立在两间屋子的墙角。母亲说这些能卖钱，我恼怒地回了句：“这能卖好多钱嘛！堵得都没地方下脚了，又臭又脏！”母亲一边用脚踩着易拉罐一边说：“才不脏哈！老娘没偷没抢，捡路边的，多少可以换点盐巴钱！”
母亲天朦朦亮就出门，等我睡醒就会看到她坐在被子一般大的编织袋中对着一堆“战利品”进行分门别类，嘴里断断续续传来：“这个生料，这是熟料，这个重是铁嘞不值钱，铝嘞轻……”时不时还能看到她翻出一些茶叶罐子，见我就含糊地说这茶叶是别人喝不完送的，她还会偷偷留下没用完的洗发水、洗衣粉，我既羞怒又不忍心拆穿。
半年后，我初三，父亲身体开始有所好转，能下床走动，母亲时常带着他在路上溜达，拄着根竹竿，母亲一边拉着他一边看着路边是否有塑料瓶，时不时地会看到两个拖着蛇皮口袋的身影在路边走走停停。
寒假来临之际，我和同学在大扫除，提着垃圾袋边走边聊，谈着假期和没看完的电视节目，我笑着说：“这么好看，我回家也补补。”可其实，家里连电视机都没有。走到学校门口的垃圾箱，我透过围栏瞥见一个佝偻的身影——母亲穿着褪色的蓝色工装，正在翻找废品。片刻后，父亲的声音传来：“幺儿，你放学啦？”他拄着竹竿，脚边堆着装满废纸瓶子的塑料袋。母亲抬头朝我笑，我却慌了，手心发湿，不敢回应。
同学小声问：“是你爷爷来接你吗？”我急促回道：“你们先走吧。”因为太慌张，我把垃圾甩进垃圾箱时，正好砸在母亲脚边。她低头继续翻捡，我觉得自尊被碾碎，像粉尘一样在空气中四散，无处可逃。
升高中后，我结交了很多“新朋友”，女生扎堆在一起讨论的都是青春偶像剧、网吧游戏、各类小说，也有女孩子读着读着就被拉回家结婚生孩子的。为了合群，我也学会了和同学一起通宵上网吧、还有进影吧，小县城信息闭塞没有电影院，会有私人刻录光盘，然后在店铺放映电影，这成了我的避难所，坐在狭暗的格子间里一坐就是一整晚，我每次都谎称去同学家学习，让朋友带话给父亲，成绩开始名落孙山。
直到有一次，帮我带话的朋友忘记了，第二天我和同村同学一起出校门，转弯处瞧见熟悉的身影，父亲头戴着黑色起球的毡帽，架着90年代四方老花镜一脸严肃地盯着校门口，黑色皮鞋上沾满干裂的黄色泥浆，母亲站在父亲左手边，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子，手里捏着刚几个塌瘪的可乐易拉罐以及一张看不清文字的废纸。
我在人群中心跳如麻，踌躇不前，但还是慢慢靠近叫了声老爸爸，“啪”的一声，脑子还未有反应，后脖处又一巴掌拍下来。我顿时愣在原地，眼泪先于我的意识提前到达，“哎呀！你不要打她的脑壳嘛！你手劲又大！”只听见母亲在旁边大喊一声。“你昨天晚上在哪点？我问你！老子昨天和你妈到处找，挨家挨户的问！找到大半夜！你跑去那点了？！你不读书你要搞哪样？”父亲身体伴随着吼问声颤抖着，余光扫去，母亲手里捏着我25分的数学试卷，那张随意夹在数学课本里，扔在书桌上忘记销毁的试卷，就这样地在母亲手里，我心底暗自懊恼自己的粗心大意，不敢回应父亲的质问，更不敢看他们的眼睛，只觉得羞耻无比。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耳边充斥着嘈杂的呼吸声、人流攀谈声、父亲的吼骂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眼泪已经和鼻涕一起流到嘴里，又咸又苦，我下意识地绕开人群往回村的山路间跑去，这时我心里第一次涌现出一个念头：我要逃，越远越好！
逃出去，就可以远离同学们审视的目光，就不用再面对父亲拄着拐步履蹒跚的形象，就没人知道我的母亲是一个全身挂满塑料瓶的女人，我对自己说：“逃出去吧，逃出这个被群山包围，狭小逼仄的地方。”
2012年夏天，我要升高二了，我们又一次搬家，原因还是母亲堆积的废品引来邻居不满，房东也因此不愿再租。父亲提着大包小包走在前头，我背着书包跟着，遇到熟人调侃：“哟，李幺儿要去当城里人啦？”我只笑笑。父亲说新家离学校更近，他对我的成绩既充满希望又束手无策，安慰我：“来得及，不怕得幺儿！”
途中，我遇到儿时伙伴小琳。她化着浓妆，穿着松垮的红西服和白高跟鞋，打扮得像要嫁人。我愣住，差点没认出来，她笑着喊我：“圆圆，是我啊！”还塞给我一把糖，原来她当天订婚，我惊讶地问：“你不读书了？”她说大伯嫌她成绩差，读书浪费钱，嫁人能换彩礼帮家里买牛。所谓“大伯”，其实就是她的父亲，因为“计划生育”，她家两个女儿都管父亲叫大伯，只有最小的儿子才有叫父亲的资格，
很快，“大伯”带着妹妹也出现，笑着给父亲递了根烟邀请他喝喜酒，父亲没有接烟，只淡淡地说：“小琳子还小嘛，穿得这样红，我还以为是去学校搞节目。”但对方却回：“哎哟，不小咯！姑娘大了留不住，早晚都要嫁人的。” 小琳的妹妹红着眼和我对视了一下，我们肩膀碰撞相交了一下又很快分开。
父亲扛着我的高中书本，低声叹息：“可惜了，可惜了这个娃儿。”这句话像重锤，敲进我心里。我回头望着那抹渐行渐远的红色身影，心里翻涌，她本该和我一样坐在教室里，而不是在16岁时嫁人。我第一次意识到想要离开小县城和大山，高考，是唯一的出口。
2014年，我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递到父亲手里，我考上了辽宁沈阳的一所大学，不是985也不是211，但却是我18岁用尽全力搏来的大学，距离老家2700公里。
父亲粗糙的手掌小心翼翼地抚摸录取通知书的录取信息，感受凹凸的肌理，仔细端详着上面的符号，我看到了父亲的眼睛变得浑浊，这是我记忆中父亲为数不多地红了眼，他说：“哎哟好好好！太好了幺儿！我小屁儿（家乡长辈对小辈的昵称）终于考上了！”
直到他看到录取学校所在的位置，父亲脸色大变，生气地吼道：“怎么去那么远！一年都回不了几次家！走远了你有个事咋个办嘛？！爸爸又离得远，你有事咋个办嘛？！”我也愤怒地还嘴：“我就要去！你又不懂！家里这边没什么好学校！这边我只能上二本！”
“老子！你总是不听老子话，以后要吃大亏。”父亲被我一句话呛得发抖地吼道。母亲在旁边打圆场：“能考上就可以啰！这一年她就没好好睡过觉，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不要吼她嘛，又改不了了！”我和父亲僵持了近两个月，9月，火车向北驶去，我渴望看看几千公里外的生活，也渴望挣脱困住父辈的大山，更要逃离这片自小便带给我耻笑的土地。
出门前一刻，父亲还在和因为距离问题跟我赌气，我拖着行李准备下楼，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烟斗作势要点烟，一语不发，我就没有和他告别。母亲送我坐上离家的公交车，她说：“从小你就没离家那么远，你爸就是担心你，到地方了给他回个电话，他好放心。”我点点头，车子驶离，我没回头。
我在火车安检口拉开背包要拿身份证时，摸到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塑料袋，我不曾记得自己有放过这个包裹，顺手打开，黑色塑料袋里还小心翼翼地又套了两层塑料袋，最后一层打开，是一沓叠放整齐，新旧交错的钞票，因为用橡皮筋绕了好几圈还有明显的勒痕，这熟悉的方式一看就是父亲出远门时的老土手法，他应该很早就准备好了，我瞬间眼鼻酸涩。
坐上开往北方的火车，我第一次感受到穿越大山驶向平原的风，落日把天地隔开，麦浪翻滚，石榴鲜红，世界可以如此辽阔。在这之前，北方于我，是地理课上那股“西伯利亚冷空气”，是春晚里赵本山的笑声，也是地图上那只昂起的“鸡头”。现在，这里承载着我的出逃与救赎，是换一张新皮、重新生长的地方，也是18岁时我能抵达的最远处。
在北京转车时，我透过车窗望见天安门。那一瞬间，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在山路上牵着我唱《东方红》的样子。他常念叨的北京，他梦寐以求的远方，如今被我匆匆一眼路过。
火车穿过河北后，东北口音渐渐多了起来。在石家庄站，一位大哥带着孩子上车。小孩问：“爸爸，咱啥时候到家呀？”他笑着回：“快了儿子！过了山海关咱就快到家了！”
列车员提醒我：“沈阳北快到了，记得收拾行李。”我也忍不住笑出声，仿佛听见了赵本山的语气。目的地近了，而我离家越来越远。
下车后，我迫不及待给父亲打电话：“老爸爸！我到了！我路过了天安门，还看到毛主席咯！还经过了长城和山海关诶，你不要担心我哈……”兴奋到忘记还在赌气。父亲依旧絮叨：“你到了我就放心咯，幺儿，在大学要好好学习，不要乱花钱，要注意安全……”几句话，就把我哄好了。我敷衍应着，却忍不住继续分享：“老爸爸你晓得吗？我们学校要坐地铁才能到诶！地铁和火车长得一个样，好稀奇哦。”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地铁，也是父亲无法想象的世界，我还在心里默默许愿：以后一定要带他来北京，带他坐飞机。
行李箱滚到砖红色宿舍楼下，我拖着它爬上五楼，推开门，六个人的小房间热闹而新鲜。就在室友父亲朝我笑的一瞬间，我看见一张晒黑、质朴、亲切的脸，仿佛能装下整个秋天的丰收。那笑容让我想起了土地，也让我想起了父亲。
大学的日子在兼职路上、通宵赶结课作业、一场场的专业考试中飞快溜走。为了节约车费，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从最初一年见两次，到寒假见一次。
我和父亲的交流只能通过那个唱着《东方红》的老人机，他叮嘱我好好学习不要乱花钱，注意身体健康等等。渐渐地，父亲的回应与询问越来越单薄：“是啰是啰幺儿，爸爸把生活费给你打过去了哦，你要好好学习哦，好好吃饭哦……”最后通话会在两分钟以内就挂断。
大三那年，北方的夏季实在难捱，我选择回家。到家后，父亲神神秘秘地打开一个蛇皮袋子，里面系了三四个结，兴奋地对我说：“幺儿！爸爸给你个‘好东西’，香得很，专门留到起等你回来！”他口中的神秘好东西——一个比我头大的火腿月饼和黑龙江产的俄罗斯香肠，我拿来仔细瞧了瞧，已经过期一年多，打开月饼包装一股油霉味儿，这时候父亲的听力已经逐渐不灵光了，我在他耳朵旁边大声告诉他：“老爸爸，过期咯，吃不得咯，吃了会生病！” 他恼怒回应道：“哪点吃不得嘛！我包得好好的！又没有打开过，你不吃老子吃！”。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走过的人，大多觉得吃上一口曾经“苏联老大哥”造的香肠是件稀奇事，在父亲的心里是没有过期东西的，而留着好东西等我成了他的习惯。
这年初冬，我半夜被寝室的窸窣声还有隐约的抽泣声吵醒，一个室友正在慌乱地打包行李，我掀开床帘问了句，室友低声说：“我爸出车祸，现在ICU，我得回家。” 她颤抖到需要抓着床沿围栏回应我，睡衣的袖口湿了一大片。
送她赶高铁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死亡。一个月后，她回到学校，面色蜡黄、毫无生气，痛哭着重复：“他还没过上好日子，他得多疼啊……”我抱着她，泪水涌上心头，耳边却回响起父亲平日的叮嘱：“幺儿，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穿衣……”那一刻，我只想在心里祈祷：老爸爸，请慢一点，再慢一点。
临近大四，我21岁，这是人的黄金时代，一切都充满可能和变数，也会一不留神就偏离轨道，既小心翼翼又慌乱，生怕怕行差踏错一步，未来会万劫不复，而我还不知道自己要走在哪条轨道。
父亲说：“幺儿你还小，女娃儿多读点书，以后少吃点亏，慢慢来不怕得！读到30岁都可以！不要担心钱的问题，爸爸给你存得有！”我知道这钱是很多年前父亲的地方退休军人补贴，存了近10年。
父亲这句话就像一个心锚，我也曾调侃过：“老爸爸，读到30岁那得多老了呀！我要真考上了，还可以继续申请助学贷款呢！”父亲会着急忙慌地说：“哪点老嘛！随你读！只要你愿意，不结婚都可以！”
我想起小琳，她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2018年我们再次见面时，她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怎么觉得我的人生快过完了，你的还没开始。”她告诉我：“其实我有偷跑回家过，那时候还没得娃儿，也没得结婚证。只是我跑回家就被我大伯扯着头发跪在院坝里打，伯娘（她母亲）去拉，他就逮着我伯娘一起打，边打还边骂，看你生出来的贱货！赶紧滚，丢老子脸！侮辱老子门风！”
在那个小县城里，在放学途中，在山路上，我见过不少被打得满口是血的妇女，也见过十六七岁就生孩子的留守儿童，遇到时父亲也会上去拉劝，但次数多了父亲渐渐只会拉着我的手一边叹气一边重复：幺儿你要好好读书，以后少吃点亏，只要爸爸在……
她熟练地帮她第三个小孩穿衣服，边穿边笑着说：“好羡慕你哦，你有李伯这种爸爸！”我没有接话，因为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语，只是坐在旁边笑着把她孩子的袜子递过去。
我选择了继续读书。2019年9月，我拿到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和室友抱在一起大哭，一边哭一边给父亲打电话，嘴里使劲重复着：“老爸爸，我录取咯我录取咯！好难哦，我又有书读咯！”冥冥之中有了更多的期许与底气，心里盘算着，这次毕业时带上父亲去天安门，在伟人标准相下，在人民中央，留下几个瞬间，再把照片洗出来放大挂在床头，他睁眼便能看到。
可我忘了我只是洪荒宇宙中的一粒微粒，2020年，世界爆发了一场命运海啸，它突如其来地闯入每个个体的生活里。在持久的封控期间，年迈的父亲三天两头生病，一系列并发症让他视听能力都在急剧下降，医生说这是衰老的正常现象，年纪大了抵抗力会越发削弱。
我逃离了大山，却也忘记了父亲在日渐衰老。我与父亲的联系变得越发困难，他的听力已经衰弱到要靠身边人帮忙传达或写成文字才能沟通，两分钟的通话要3个人完成。我的活动仅限于空间在学校，父亲的活动空间仅限家中那几平米，父亲还是在担心我，担心我是否能顺利毕业，找工作，更担心自己活不到我成家立业那一天。
2021年父亲摔倒了，送进医院，我困在学校，寸步难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想回到大山。姐姐打视频跟我说：“父亲身体机能退化，年纪大了慢慢到时候了，都有‘轮回’。”父亲这时有甲亢、先天肺部发育不良、呼吸道感染等一系列的基础病，一摔引起很多并发症，甚至有中风，脑梗甚至死亡的风险。我心里闪过一盏快要烧完的油灯，它陈旧，忽明忽暗，表面粘着生活的油垢，还有打不开的灯盖，灌不进去的油，不过它还是在吸收空气中的氧气，想燃烧的久一点。
视频的另一端是父亲拿着勺子一口一口地喝着汤，手指颤巍巍地搅拌着碗里的汤饭，手背布满青紫的针孔，白炽灯照在那张满是斑点皱纹的脸上，眼窝深凹，混沌的眼球上有了白内障的斑点，他看见镜头里的我，干瘪发白的嘴唇努力地扯出一个安抚的笑：“幺儿，爸爸没得事，你姐做的饭香的很。”我和姐姐破涕而笑，内心深处升出一股侥幸的庆幸感。“老爸爸，你要乖乖吃饭吃药，等我回家哈。”父亲点点头，像一个苍老的小孩，隔着频幕，我摸了摸他的脸。
2022年，我的“命运之轮”和父亲的“命运之轮”都在加速转动，疫情依旧肆虐，离校倒计时越来越近，但是我的论文几度不通过，我再次走到了岔路口：留北方或去南方，亦或是奔回那个大山围绕的故乡。踌躇之际接到母亲电话：“要不你还是先回来吧，工作还可以再找，你爸可能……”话并未说完，我也不必听完。
我要奔回群山中，我坐在飞机上俯瞰着北方，7月，土地与房屋，小麦与苞米，太阳直射，阳光公平地盖在平原上，毫无阻挡，我用了18年逃离大山奔向平原，而此刻，从平原回大山我需要6个小时。耳机里放着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如同昨夜天光乍破了远山的轮廓，想起很久之前我们都忘了说，一叶曲折过后，又一道坎坷，走不出，看不破。”
到家时，父亲输着液躺在床上，大声喘着粗气，看见我，撑起身子想要坐起来，动作牵引着输液管猛烈晃动，左手抓住床沿喊道：“哪个？”我走到他身边，眼睛不晓得先聚焦在那里，整个肉身像被抽干了水分一般，昔日有力的臂膀现已干瘪成沙漠中的枯枝，随时会被风化，手背上粗壮的血管像脱了水的河道，只有胸口上下的蠕动证明还有气息。
我上去小心翼翼地握着他的手，瞥见他身下垫着蓝白相间的尿垫，鼻子酸痛，视线模糊，头埋在他耳边大声喊道：“老爸爸，我回来啦！”他凑近耳朵只晓得点头，我又大声喊道：“我回来啦！听得到吗？！”他依然点点头：“你作业写完啦？不要逃学哦。”我模糊着视线点头说：“写完啦写完啦。”
我们所在的地方再次进入封控状态，父亲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吃药时需要一边骗着一边哄着，吃完还会对我说：“有点苦，给我吃颗糖嘛！”嘴里含着糖又缓缓睡过去，睡梦中时常会呢喃着我从未见过的人——妈妈，你来啦，老大、老二、老三……我学着小时候他抱我的样子，撸起袖子抱起他，但抱他时就像抱起几岁的孩童，母亲在旁边帮他擦身子，换尿垫，清醒时会把我推开，用力地拉扯着身上的衣服，不准我靠近，周而复始，他成了困在时间里的小孩。
新年前夕城市解封，万物自由，天气明媚得刺眼，父亲一下子有了精神，他说想喝放白糖的稀饭，母亲兴奋地跑去厨房端出来喂给他，父亲摇头晃脑地喝完，转身放碗之际，他嘴巴微张着沉沉睡去。
我跑到他身旁，对着还有余温的肉身大喊，嘶吼，按压，捶打，抚摸，拥抱，亲吻，发呆。后来，120的医生来到了旁边，熟练地操作着呼吸机，嘴里说着：“病人已经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家属做好心理准备，节哀。”然后将呈直线的心电图和死亡证明递到我眼前，我心里生出一种矛盾感：不可能，一句话都还没说呢，他怎么舍得一句话都不和我说呢。
就这样，父亲在呼吸间，消亡成了我手里的一把灰，装进四四方方的盒子里。一夜之间，大山倾倒，所有人都跑来问我，我成为了那座山，我笨拙地应对着慰问、鼓励、叹息、吊唁。 如他所愿，将他送回群山中，葬于山顶，沉于大地，重回土地的子宫里。我对着那个四方小盒子祈愿：如果真的有轮回，老爸爸，下辈子我来当你的爸爸吧。
回到家中，我坐在父亲常坐位置，握着桌上那个裹了好几层透明膜的遥控板，按下红色的开关键：他会起身打开电视调频到cctv8，起身拄着油光泛黄的拐棍去厨房烧上一壶热水，随后端起用了十几年的搪瓷茶缸泡上一壶陈茶，时不时看一下他的老人机，5点左右他会看着手机说：“小屁儿快放学了，我去给她刮几个土豆……”夏天会穿着破洞的汗衫，冬天会带着褪色的毡帽，随着电视里的剧情，看着字幕哈哈大笑，我的时间就像年久失修的齿轮，停滞不前，无法咬合。
我进入了漫长的停滞期，空空的。脑子里循环播放父亲留在人世间的模样，吃饭喝茶时，洗脸刷牙时，写字看书时，如同被打乱了设置的结构，时时刻刻，每分每秒。整理父亲旧书时，我翻到以前高考那年写的日记，日记里密密麻麻记录了对高考的惶恐，对未来的迷慌，翻到最后一篇的结尾处看到熟悉的字迹：
我最关爱的幺儿，你失败了也不要灰心，爸爸早给你说过，在科学的大道上没有平坦的小径可走，只有不畏艰险的人才能攀登高峰，你总说爸爸讲的已是远久，但一定要不骄、不躁、不怕困难，一次跌倒，重新起来……父的提谈。
至此，潮湿的不止眼眶，还有余生。“潺潺流水终于穿过了群山一座座，好像多年之后你依然执着，白云是否也听过你的诉说，笑着你 笑着我，白云是否也听过你的诉说，笑着你 笑着我。”书写间，再次听到《一程山路》，只想说：“嘿，小老头，记得回来看看我，蝴蝶，蜘蛛，小鸟都行。”
幺儿有颗糖
本心指向哪里，我就大大方方的去，理直气壮的去！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9-25 05:30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