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回望：战争并非“过去时”，反法西斯主义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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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回望：战争并非“过去时”，反法西斯主义道阻且长

◆1946年，从西伯利亚遣返的日军战俘在日本京都府舞鹤港等待下船。

文丨王升远（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教授）

采访整理丨关珺冉

编辑丨卢伊

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节点，许多人会自然认为，这是一段已经过去的历史，抑或觉得法西斯主义是一段不再死灰复燃的历史，但事实并非如此。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教授王升远。

一则，战争从未真正远离我们。按学者刘瑜的说法，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战争是常态，和平是例外。这不是夸张的说法。1500年到1700年的两百年间，欧洲70%的时间处于战争状态。但从冷战结束直至今日的几十年，似乎和平是常态，战争才是例外。今天的我们在体感上似乎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但事实上战争从未止息——俄乌战事仍在继续，中东局势处于爆发边缘。

二则，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始终潜伏在人类世界的病毒，从未真正消亡。托德·斯特拉瑟的小说《浪潮》（1981年）描述了高中教师文格尔仅以五天时间，在太平之世复活了法西斯独裁制度的课堂实验，而这一切曾真实地发生在1967年加州的一个校园中。而法西斯主义能否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取决于每个人的判断、选择和行动。

◆德国小说家托德·斯特拉瑟1981年发表小说《浪潮》，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历史已沉淀为亚洲受害诸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但它实际上是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全人类之敌。从日本内部的视角出发，呈现军国主义对日本知识人的压制与戕害，以及在另一个层面上知识阶层积极或消极的政治时局因应，可以让我们从对内、对外两面认知到法西斯主义的结构性危害。

近年来，我一直在做战争视域下的日本近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视线聚焦所在是被战争史、文学史宏大叙事所遮蔽掉的“人”，特别是在战时和战后初期的极端历史语境下，日本知识人做出了怎样的判断和选择。若将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时代比作漫漫长夜，我想知道，在那长夜之中是否有过些许理性与智性的微光，能让我们对人类还心存一些希望，而今人又该怎样赓续战争记忆，铭记战争责任？

从知识人日记入手

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千人千面，我之所以多年来坚持从战争视角切入，是因为心里最根本的关切不仅在“文”，更在“人”。所谓“极端语境下的人”常与选择有关——没有选择，或被迫做出某种虚假选择。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妥协与对抗》中，我以“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作为副标题，其意正在于此。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那里，从一战爆发到苏联解体的“短20世纪”是以战争和革命为其主要特征的“极端的年代”，我们最能从身处其间的知识人之选择中看清其精神底色。如果把战争视作一种“反应装置”，把法西斯军国主义比作化学中的氯气，那么，钠、铁、银、金等不同金属遇上它之后的反应是情形各异的。

知识人也一样，有人积极迎合，也有人被裹挟入局；有人冷眼旁观，也有人在悄然对抗着。这些反应，折射出一条极端语境下日本知识人良知与道德底色的光谱。

起初，我会关注他们公开发表的作品、报刊，但很快意识到，这只折射出了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面，而非全景。于是便把关注重点转向了他们的私人世界，尤其是日记文本。有人会觉得日记也未必完全可信，当然如此。但较之于公开言论，尽管日记里的“事实”可能会有偏差，但记录者的复杂心境、情感真实和认知真实往往难以遮掩，文学文本因此有了为历史作证的可能。

不算零散复印的文本，这些年来我已经淘到五六十种日本知识人的战争日记和战败日记。在日记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外部世界的另一种图景，其中有几位日本知识人的日记令我印象深刻，从中发现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作为研究者，我们在实证意义上常执着于知识人做了什么、写了什么的有为层面，但在极端语境中的沉默、无为之意义似乎常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事实上，哪怕是日本文学史上声望极高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中野重治，在坚持抵抗多年之后，也不得不在珍珠港事件两个月后的1942年2月，公开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直言“意识到数年来我所坚定不移的道路是错误的”。

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志贺直哉、正宗白鸟等有限的几位作家就是战时日本文坛的沉默者。在《妥协与对抗》中，我用比较长的篇幅论述了永井荷风的《断肠亭日乘》。1941年6月15日这一天，他读过喜多村筠庭的《筠庭杂录》后，深为神泽杜口（1710—1795）不畏权势、秉笔直书的精神所鼓舞，并直言称：

我担心出事，一天深夜起来删除了日记中愤愤不平之辞，还会在外出之际，将日记藏到鞋柜中。今读《翁草》一文，甚感惭愧，今日以后，我将毫无忌惮地记录心中之所想，以为后世史家提供资料。

此番日支战争，始于日军暗杀张作霖、侵略满洲。日军以“膺惩暴支”为名，开始侵略支那领土。长期作战后俄而又换了名目，祭出了“圣战”这般无意义的辞令。日本政府乘欧战之后英军不振，企图在德、意的旗帜之下侵略南洋。然此皆无知军人和残暴壮士之所愿，而非一般人民所乐见者。一般国民服从于政府命令，吃着米饭而不抱怨，那是恐惧的结果，是看到麻布联队叛乱之状而恐惧的结果。而今，他们打出忠孝的招牌讨好新政府，是因急于赚上一笔之故。日本人原本就没有理想，将追随强者安闲度日视为首要追求。

今天读来，这段话真是洞若观火、振聋发聩。它清楚地记录了荷风难以公开言表的战争认知，更表明了一个清醒的知识人为历史作证的自觉意识。

◆日本作家永井荷风创作散文随笔集《断肠亭日乘》。

出版日记以为历史作证的勇敢，有时也表现为对战后美化历史之行径的对抗和反击，中井英夫即为一例。中井21岁时应召入伍，在三宅坂的参谋本部做密码工作。在如此特殊的地点、如此重要的职位上，他却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愚蠢的军部欺瞒国民、发动战争之行径的嘲讽，希望每个人都能站起来反抗军部，并认为这才是“人性的胜利”和“精神革命”。战后的中井原未打算公开自己的日记。但他发现，1970年代许多日本人开始美化战争，出于愤怒，他选择将自己与周围战友对于战争的厌恶、憎恨结集成册并出版。

沉默无为固然是在知识人道德良知与保全自我之间平衡的消极选择，但或许也可以有所作为。大江健三郎恩师渡边一夫的认知与选择就很值得我们深思。在日记中，渡边毫不留情地批判军国主义对人性的摧残，揭露战争话语背后的荒谬与冷血。他说：“伟人应该是让青年生存下去的人，而不是让他们去死。”那些所谓“八纮一宇”（注：当时日军宣扬“大东亚战争”之正当性的用语，意为“天下一家”）的主流口号，在他笔下是荒谬可笑、荒唐至极的。

◆渡边一夫在《战败日记》中，毫不留情地批判军国主义对人性的摧残，揭露战争话语背后的荒谬与冷血。

大江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致辞中，也高度评价了极端语境下他的老师的艰辛努力：“在大战爆发前夕和激烈进行中的那种爱国狂热里，渡边尽管独自苦恼，却仍梦想着要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自己未曾舍弃的日本传统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

无法改变一个时代的渡边，选择改变自己的课堂，造就一个个有着人文主义精神的日本青年，展现出了一种“现实的理想主义”精神。

然而，前述诸人毕竟只是知识界的异端，是后来者眼中的点点星光。而大部分知识人一旦遭遇战争爆发、言论收紧的极端状况，就会或主动或被裹挟地做出投机趋时的选择，尾崎士郎、大佛次郎、火野苇平等都在此列，他们的活动、言论与创作共同成就了军国主义漫漫长夜的黑暗。

解读“十五年战争”史观

日本学者子安宣邦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一书里提示了一个重要事实：1941年12月当天，无论是战线上的士兵，还是后方的日本国民都认为“真正的战争”开始了，而与中国的“战争”却依然打着“事变”的幌子而继续着，日中战争在国民意识当中是一直被隐瞒着的“战争”。这个提示非常关键，它是我们理解日本学界提出的“十五年战争”史观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

所谓“十五年战争”，是日本学界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间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统称。这一说法最早由思想家鹤见俊辅提出。鹤见在发表于《中央公论》1956年1月号上的《知识人的战争责任》一文中，首先使用了“十五年战争（1931-1945）”一词，并在该刊同年7月号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美国观》一文中，解释了这一史观的内在逻辑。

他明确反对将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所谓“日美战争”与此前1931年以来发生在中国的侵略战争割裂开来，并指出它们之间不是零散、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并恶性发展的一场战争——若分而治之，就难以把握这场战争的真实结构，也必然会模糊乃至掩盖日本的战争责任。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

鹤见的“十五年战争”史观，后来被历史学家江口圭一等人继承，他在发表于1982年的论文《十五年战争史研究的课题》及出版于1986年的著作《十五年战争小史》中明确主持了前者的主张。有研究指出，1981年访问中国时，江口参观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后，痛感到日本人的战争罪责，可以说与鹤见一样，作为知识人的江口以其史观坚守，背负起日本对中国、对亚洲受害诸国的战争责任。

但另一方面，1982年日本历史教科书将“侵略”改成“进出”引发巨大争议。从这个角度看，“十五年战争史观”背后不仅蕴含着日本知识界内部有良知的知识人对战争责任的严肃自省与拒绝遗忘的捍卫，更是面对恶意歪曲历史、美化战争者的一场正面“思想战争”。

关于这段战争史如何断代、如何认识，实际上时至今日，日本学界和思想界依然存在诸多分歧，多种史观并存，很难说哪一种史观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但需要强调的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鹤见俊辅、江口圭一等有良知的学者思想家所倡导的“十五年史观”背后的罪责意识，应该被日本及亚洲诸国民众认真倾听和铭记。

人性才是“共同的底线”

然而，需要承担战争罪责、铭记惨痛记忆的只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头面战犯吗？思想家丸山真男将近代以降日本的悲剧归结为“天皇制下的无责任体系”，相应的，罪责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性问题。

关于这一点，不妨援引1946年初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罪责论》作为参照。在雅氏那里，罪责可细分为四种：法律罪责（法院审判）、政治罪责（战胜国的权力与意志审判）、道德罪责（我们的良心审判）和灵魂罪责（上帝审判）。其中，对于知识人甚至民众而言，尤当注意的是后三者。

有关日本战争责任的讨论中，一个争议的渊薮便是：日本民众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对此，江口圭一曾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民众对排外主义战争的支持，正是使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归于失败、使亚洲门罗主义路线取代对英美协调路线并得以巩固的决定性条件。”也就是说，在“十五年战争”史观的观照下，江口拒绝认为民众是单方面的战争受害者。

但是，民众能感知到的往往只是受害体验。战后从伪满洲国、朝鲜、中国台湾等殖民地返回日本的返迁群体即是一例。战后返国的他们写下了大量的体验谈和回忆录，讲述自己的苦难，形成了一类返迁“哀史”文学，竹内好和鹤见俊辅对这种单方面的受害心理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如果只记住受害体验，而忘记了自己是帝国对外侵略殖民体系中的一员，就会忘记自己作为加害者对其他国家造成的伤害，也就无法建立起健全的历史认识和罪责意识，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新讨论战争记忆、战争责任时必须直面的问题。

“责任”一词的英文是“responsibility”，思想家高桥哲哉将其拆分成response（回应）和 ability（能力）两个词，解释为“应答可能性”，并指出“应答责任超越国境”。他试图批判的是在战后责任讨论中，日本无视亚洲邻国政治关切的冷漠和脱责。

时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如何赓续战争历史记忆，铭记战争责任，我想，每个人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若不能做一个历史学家，或可以自立的市民姿态做一个时代与自我的忠实记录者。若觉懒于记录庸常或惮于披沥闻见，至少可以做一个带着疑问的观察者、同时代人的诚恳阅读者抑或可靠的经验传承者，不必担心制造偏见，这些都是健全的历史记忆接力之所需，也是我们关于“记忆的劳动分工”。

军政意义上的战争虽是80年前的往事，但往事并不如烟，因为学术、思想上的“战争”还在延续，如此看来，战争并非“过去时”，反法西斯主义更是道阻且长。

如果说那段痛切的历史留下了些什么教训，我想首先便是健全的历史观和反战论须建立在尊重差异、直面痛苦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他者的同理心与想象力的基础上。我们要捍卫历史的真实，也要用人性的语言去讲述它，因为人性才是超越时空、超越国界的“共同的底线”。这不止是知识人的责任，更是所有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