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想看的爆款内容，她写累了

源济

全网想看的爆款内容，她写累了

Original 刘车仔 新周刊

 2025年06月26日 19:00

从前，凡之昂一直把人生的意义寄托在职业之上，离职后，她开始看到主流之外更多的个体经验，身边做公益的朋友，有的做着本职工作，把公益当成一种日常生活实践，也有人过着一种不工作、靠接零工赚钱的生活。

作者 | 刘车仔

编辑 | 陆一鸣

题图 | 《月光变奏曲》

离职后，出于长久以来强烈的压抑感，凡之昂想写下关于工作的经历。

内容的提纲早就写好，但她迟迟无法动笔，一个曾经以写作为生的写作者，发现自己好像再也写不出东西了。

不仅如此，她甚至不愿意再从事任何一个与输出内容有关的工作。只要一写东西，她就会想到自己“麻木而又迟钝的大脑控制着双手，机械地敲击键盘”的样子，因为身体已经记住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在此之前，凡之昂曾经在北京一个新媒体内容工作室工作4年，她写出了这个公众号最初的爆款文章，但她很快发现，在这个把数据视作最终也是唯一的目标的地方，写作变成流水线，把她吃了进去。

现代工作如何吞噬人？（图/《人生切割术》）

离职后的两年里，她一再开始写又放下，但在这个过程中，她一点点脱去在之前工作中养成的互联网写作习惯，重新找到了真诚表达的感觉，她称之为身心脑的复健。

《不再踏入流量的河》记录了她在这个爆款文章流水线工作的经验，字里行间都是真诚的反思，爆款文章是如何制造的？流量如何裹挟我们？一份看起来还不错的工作如何夺走人的生命力？实际上这不只是新媒体内容工作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媒体公司的问题。

在所有痛彻心扉的反思之后，恐怕最重要的问题是，离开这个系统，我们还能如何想象生活？离职后，凡之昂再也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她对生活的想象力和思考却脱离互联网时空，更贴近了扎实的土地。

作者：凡之昂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望mountain

出版时间：2025-2

用写作谋生，变成流量教徒

2012年，微信推出订阅号功能，人们开始在公众号上看文章，有人说那是纸媒消亡的开始，也有人说阅读只不过从纸媒转移到了手机屏幕上。

无论如何，这一颠覆性的媒介变革，催生了无数自媒体，让更多有志于写东西的年轻人，找到了一个既能谋生又能施展拳脚的体面工作。2018年，凡之昂就这样得到了进入内容行业写作的机会。

从小，凡之昂就知道自己喜欢写作，但没有人会认为一个学习成绩还不错的孩子应该去读文科，于是她大学时候也报考了一个理科专业。大学期间，她尽情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学生辩论、读大量的书，还自己办了学生杂志。

当时的大学生活还比较松弛，至少周围的人还没有在大学就开始焦虑地找实习。到了毕业的时候，凡之昂很偶然地遇到了一个公益项目，便到四川农村服务一年，同时偶尔给一些自媒体撰稿。直到这个项目结束，她很顺利加入Wave工作室。

2017年，凡之昂在雅安的村里带小朋友上山踏青写诗。（图/受访者提供）

从读者的身份转换为写作者，凡之昂最初有点忐忑，对她来说，Wave的文章看起来挺“高级”，作者像是对某一领域很了解，“自己一个本科生，能不能写好这样的文章？”那时候她主要的期待，还是希望自己能读得更多、写得更好。实际上，她发现自己不仅能胜任，且反馈还不错，甚至写出了爆款。这让她确立了最初的信心。

一开始，她还能写写自己感兴趣的选题，琢磨一个文章如何写更有趣。但一周产出一篇的节奏，意味着必须不停在找选题、找资料、写文章中轮回，就算休息的时候，凡之昂也在刷手机找选题，“好像没找到一个选题，今天的手机就白刷了”。很快她发现，想要在更感兴趣的选题上投入多点时间是奢侈的，作者独特的思考和表达也是多余的。

流量是写作者的兴奋剂，同时也是紧箍咒，当这个账号后台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文章之后，Wave就形成了自己的流量方法——“把所有稿子的标题和数据输入EXCEL表格中，寻找阅读量最高、打开率最高、转发率最高的稿子的共同点，”凡之昂说，“一开始大家会有自己的语言风格，直到最后，大家都被要求按照那个更有效的模式、按照市场的喜好去写。”

追热点、找选题、写报道，占据了媒体人清醒的大部分时间。（图/《我们与恶的距离》）

Wave也会有评稿会，一般从流量倒推，根据数据来分析一个文章为什么不好，可以向流量好的文章学习。她印象中，部门几乎没有特别夸过哪篇稿子写得好，如果有的话，也只会说“之前发的数据很好，我们做一个另外的题，能不能按照这个模式来做”。

Wave的正式员工普遍采取定薪制，表面来看，流量并不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但流量已然成了掌握所有人命脉的神，除了所有对稿件的评价体系以数据看齐外，在选题通过阶段，主编会判断什么稿子有流量、什么稿子没有流量。荒谬的是，没有人知道流量的确切逻辑，有时候一篇人们判断会“爆”的文章，就是流量很少。

随着工作越来越多，焦虑变得越来越具象，“今天写不出来了，明天又没有选题了，没有题就交不出来稿子，顶不上排期”。

禁止思考，禁止白日梦

在Wave的价值排序里，一个成熟的作者不应该一直写稿，应该当编辑，然后当主编，成为管理者。“公司不指望正职写稿撑起那么多业务量，一定要招收线上作者，通过线上作者来提供足够的稿子”，在这个系统中，“作者是没有前途的”，这直指在这里写作的流水线本质。

Wave内部的共识：一个成熟的作者，不应该一直写稿。（图/《弗兰西斯哈》）

2020年，凡之昂向上级提出了辞职。但上级给了她一个升职的机会，让她去公司旗下另一个做非虚构的账号做主编。但情况并没有真正改变，反而变得更糟。

一开始，工作室的作者们还能根据真情实感来操作自己想写的选题，比如令凡之昂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线上作者根据自己在衡水式中学的经验，写了一篇批判教育制度的文章。但随着工作量的要求，人们不可避免地又回到了在社交媒体上刷选题的模式。

按照规定，每个作者每个月要写三篇文章，但有时候，写不出来就是写不出来，极端情况下，有的作者甚至一个月一篇都产不出。作为账号负责人，这些焦虑只能由凡之昂扛着。

当主编看起来似乎拥有更多权力，但实际上，凡之昂发现自己能决定的事情少之又少。“那些无伤大雅的事情确实是可以由我来负责的，但涉及到公司具体的效率、管理制度等，甚至员工几点到岗，都不是我能决定的，如果公司要裁员了，我也只能配合。”

齿轮上的人。（图/《摩登时代》）

当上主编之后，凡之昂觉得自己被拽入了更不可控的系统中。

那时候，她不仅要负责账号每天的推送，她要去催稿子、改稿子，回答实习生的问题，此外还要开一堆的会议，根本没有时间写自己的稿子。等下班回到家，她发现自己的娱乐也变得没有质量，“除了刷小视频我什么都不想干，连看个电影电视都觉得太累了。”

直到后来，她感到自己越来越迟钝，“脑子转不动了，对什么事情都没有想法，也没有感受了”。

当线上作者或者实习生试图就稿子询问意见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给不了任何真正深入的想法，因为想法得动用力气。“我的大脑里存了几百个不同文章的处理意见，我就给一些，有点像现在有人说吃饭不是吃饭，是生命体征维持餐，我们的工作就是这种生命体征的维持，保持它有在运转就行了。”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年轻的哲学家西蒙娜·薇依辞去了教职，进入五金工厂，从事底薪、重体力的劳动。她在《工厂日记》里写了和无情的机器打交道的感受：

“为了达成目标，你必须以比思考更快的速度重复一个又一个动作，这不仅禁止思考，还禁止做白日梦。你必须每天8小时站在机器面前，封锁自己的灵魂，关闭思想、感觉及所有一切。如果你感到愤怒、悲伤或厌恶，你必须将这些感受咽进肚子里，压抑至内心深处：因为它们会减缓节奏。快乐也是一样。”

西蒙娜的结论是：最难抵抗的诱惑就是完全放弃思考，因为这是唯一让心理不再痛苦的方法。

西蒙娜在自由法国报纸担任编辑时的工作证。（图/历史资料）

一百年前人们在工厂里的处境，竟然让现代白领产生了共鸣。《工厂日记》是凡之昂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她说，“人如果完全工具化，你做的事情只是为了完成公司的指标，那就会失去自主性。”麻木由此产生。

她也想过改变现状，比如她向上级反馈，“最近的稿件质量不太行”。但往往得到的回复是，现阶段太忙了，商业项目太多了，等过段时间就好了。她说，人们寄托于“接下来某段时间压力没有那么大了，就可以有时间做出好内容，但实际上这样的时间段并没有发生”。

有时候空下来，她制定了一些新的计划，甚至花两个月时间面试，重新招来了一批新的作者，但等新的作者来了，又开始进入下一回合的忙碌。“这样的情况反反复复好多次，我感觉像心灵安慰剂一样。”

思考和反抗是无效的。甚至，反抗的结果是付出更多时间，导致工作做不完，“比如今天我老老实实把工作做了，可能晚上8点就能下班，如果还要再加上跟领导提意见，领导反过来又让我写计划书的话，那么凌晨12点都走不了”。

情感在当代职场中是一种需要被抑制的顽疾。她的一位同事何安经常会表达不满，又因为无法解决问题和同事、领导起冲突，但这样的行为被认为是不够职业化，有一次，何安因为写一篇稿子时遇到瓶颈在部门主管面前痛哭，但当时主管好像看不到这个情绪，他的反应是，“好，让我们看这个题该怎么改”。

麻木是自我保护。（图/《黎明前的一切》）

在还没离职之前，凡之昂有过很多怨恨，但当真正离开这个地方，她觉得这个公司里面的人其实大多数都还不错，问题是在这个一环扣一环的系统，“领导也要向上级交代数据，交代营收，”人们好像找不到一个最终应该为此负责的人，凡之昂说，“可能每个人都有责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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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不工作吗？

在《不再踏入流量的河》里，凡之昂写道：“从上学到工作，我一直沉浸在‘理性主义’的思想中，我相信更多的信息、知识、经验可以帮助我做出最合理的判断和决策，由此可以通向最明智的生活。”

某种程度上，在Wave写稿，一开始也是在践行“理性主义”，通过检索信息，获得知识，形成对某件事情的看法，但实际上这些看法，经常取决于检索到什么信息。

比如Wave对工业化生产的深信不疑，她写工业化大棚种植的蔬菜，便也相信这种蔬菜就是好的，小农方式种植的有机蔬菜是智商税，后来她反思，这是一种消费者的视角，如果从长远的环境生态和生产者的角度来看，购买有机蔬菜，支持的是更良性的农作物生产。曾经她以为的科学的道理，也可能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

购买有机蔬菜，支持的是更良性的农作物生产。（图/《克拉克森的农场》）

被工作内容影响到个人理念与选择的例子还不只这些。作者们写焦虑的话题，也强化了自己的焦虑。疫情期间，凡之昂写过好多关于年轻人找工作困难的选题、写过自由职业会使得生活变得不稳定的稿子，所以即便工作已经不堪重负，她还是不敢离职，只能在安全区继续待着。

直到最后，她发现自己每天在办公室完全没有情绪，不想说话也不想笑，即便是和朋友度过了一个不错的周末，一到周日晚上想到要上班就会躺在床上大哭，她说：“身体好像有直接的答案，就是告诉你这样不行，你必须休息。”

直到开始写这本书，她与原本的状态拉开了距离，产生顿悟：“知识之所以是知识，是别人的经验与逻辑，它强调普遍性，却从未告诉我们在普遍性之下，个体应该怎么生活。如果我们就是有某些不那么普遍的特质，就是无法融入普遍性之中呢？”

如果个体就是无法融入普遍性之中呢？（图/《弗兰西斯哈》）

从前，凡之昂一直把人生的意义寄托在职业之上，离职后，她开始看到主流之外更多的个体经验，身边做公益的朋友，有的做着本职工作，把公益当成一种日常生活实践，也有人过着一种不工作、靠接零工赚钱的生活。

在离职前，她存了一笔小小的积蓄，多亏她平常就不是一个物欲太盛的人，这笔积蓄现在还能继续维持她的生活。有了自由的时间，她开始学摄影、学开车、重新学习英语、做读书会、重新找回自己的写作兴趣。不工作之后，她不再需要住在北京，生活开支变得很小，和一群朋友在一起，讨论的经常是省钱小妙招，如果约饭，总是约定开销在人均50元以下。

谋生问题总是重要的。她想过重新找工作，但是转念一想，除了写作之外，她好像没有别的技能，一旦把写作当成谋生技能，又不可避免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写作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但一定要靠写作吃饭吗？还是说我应该找一个其他的可以吃饭的工作。”这个问题她也还没想明白。倒是现在她一直在实践中，去尝试学习不同的技能，学开车的时候，她想着能不能靠开车吃饭，学英语也在想能不能靠英语吃饭。

凡之昂在加拿大农场打工换宿。（图/受访者提供）

总之，离职多年，她再也没有工作，只不过这件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可接受，甚至她觉得这日子挺快乐。她也会有对未来的经济来源的压力，有时候她会做点零工赚点零花钱，最近，她开始考虑摆摊，不过，这些压力对她来说，都在可承受范围内。

逃离抽象世界

“逃离抽象的世界，走进真正的人类中间”是西蒙娜探寻真理的必由之路，把自己扔进五金工厂，作为一名工人去生活，让她超越书本与知识，以更身体性的方式理解社会不公义的一面与人类的苦难。

这几年，凡之昂也在通过行走，去关注自己真正关心的问题，而不是用一种互联网思维来决定自己关注什么。比如她对环境、种子感兴趣，就沿着河流、山脉去去考察。

去年，凡之昂在太行山的一个村子里待了一个月，最近一些年来，山西旱涝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她想知道历史上曾经有大片森林的山西，为什么现在水土流失会这么严重？

这个村子位于山西、河北和河南三省的交界处，6月份是最缺水的季节，但是他们马上要开始抢种稻谷，老人们就用三轮车，甚至只是挑着担子运水到田里灌溉，由于日夜不停地运转，抽水泵坏了，只能人工取水。白天，她经常跑去跟爷爷奶奶聊天，他们见面问的问题就是“天气预报怎么说，今天下不下雨”。

凡之昂在太行山里的一个村子做调研。（图/受访者供图）

对于一个不事种植的人来说，眼前这些见闻让她觉得比书本读到的所有东西都震撼得多。“我们都讲现在科技发达了，但是有些人的生活还是很辛苦。”

这与当地生态环境恶化有关，上世纪60年代之后，大规模砍伐树木发展工业，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到现在，当地为了保护土地，退耕还林，开始重新搞生态种植，但农民们种植树木拿到手的工钱并不多。在那里，她经常有一种很深的自我怀疑，“一方面我觉得应该要保护生态；另一方面又觉得，让生活本来就苦的人搞生态种植而不是经济作物种植，有点何不食肉糜。”

在追求生态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真实就是没有非黑即白的答案，这些矛盾需要人们不断实践一点点去调整。凡之昂比以往更深地意识到，知识并不单是从书本中得来的，如果真的对一个问题感兴趣，就要到现场去，去和人打交道。

这是她第一次做这样类型的一个调研，看到农民那么努力生产、努力找水，她也会对自己的“特权”有更多反思，她开始在想，“如果你要写作，到底是为谁而写？”

一定要靠写作赚钱吗？（图/《小妇人》）

但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她：“我始终是以一个外来的身份进入，所以也保持着一种可以随时离开的特权，这跟真的与这个地方有很深联系的人来相比，心态是不一样的。”

虽然这些反思目前都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果，但凡之昂觉得，自己现在也不一定急着“产出”，“我们在媒体工作时总被要求特别快地产出，讲究投入产出比，但是快的产出牺牲的一定是深度。”对她来说，光了解作物是什么、人们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是不够的，她不希望这些只是作为展示。

媒体很擅长制造话题，也许通过曝光的方式可以让许多社会问题得到关注，但之后呢？疫情时，她也和许多人一样在各种信息中感到无助。但后来她觉得，人的精力有限，她希望自己专注在一个领域上，和其他有共同目标的人协作，推动一些改变。

离职之后，凡之昂取关了三百多个公众号，不再刷社交媒体，更不看爆款文章，生活似乎没受到什么影响，不工作后，信息焦虑消失了。“不再踏入流量的河”，反而要求她需要对现实生活有更多的想象力，去寻找途径做有益的事情，而对生活的想象力正是当下人们脱离系统围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