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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维持近三百年的国祚中，唐朝皇帝曾经多次逃离长安。按照常理推断，一国之君逃离政治中心，如果后续处置不好，很容易直接导致亡国的结局。而唐朝皇帝却像交了好运一样，虽然每一次出逃都很狼狈，但经过一番波折后均能返回长安恢复统治。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同样是京城出逃，为何前几次都没事，僖宗出逃时却迎来了王朝统治的彻底倾覆呢？这就需要我们先把前几次唐朝皇帝出逃的过程简略叙述下。
第一次出逃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彼时唐王朝府兵制崩坏，募兵制流行，而唐中央不能有效控制地方武力的膨胀，导致东北和西北地区均出现了势力庞大的军事集团。唐朝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利用玄宗的信任，积蓄武力，发动反叛，接连攻破洛阳、潼关。潼关失守后，关中大门敞开，长安成为孤城，玄宗为了不被俘，只得逃亡入川。太子李亨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玄宗控制，凭借朔方军的支持在灵武即皇帝位，后世称为唐肃宗，一年多后，唐军驱逐叛军，收复长安。
第二次发生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唐代宗利用回纥兵的支持战胜安史叛军，随后又与河北地区的叛军残余势力达成妥协，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在名义上宣告结束，但代宗还没过几天好日子，就被几乎从天而降的吐蕃远征军赶出了长安城。由于敌人是从西南来的，代宗不可能像玄宗那样逃亡入川，于是只能前往河南陕州躲避，并在这里遇到了率神策军前来迎驾的宦官鱼朝恩。
唐代宗惊魂未定，鱼朝恩的迎驾行为瞬间提升了皇帝的信任与好感，为以后宦官权势扩张奠定了基础，而吐蕃人也没想到攻取长安如此顺利，于是随机挑选了一个唐朝宗室为傀儡皇帝，但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代宗在危难之际想到了之前被自己剥夺兵权的老将郭子仪，请他出山主持反攻。郭子仪倒也不负众望，利用吐蕃人孤军深入，人生地不熟的弱点布置疑兵，虚张声势，最终迫使对方主动撤离，长安光复，代宗保住了皇位。
第三次发生在唐德宗继位后不久。德宗觉得肃宗和代宗对宦官和藩镇势力太姑息纵容，决定对挑战中央权威的地方力量采取强硬态度，而半独立的河朔藩镇成为他“开刀”的对象。但让德宗没想到的是，这场平叛越拖越长，结果不仅河朔藩镇没有被迅速降服，淮西地区又冒出了自称楚帝的李希烈。
为了讨平李希烈，防止他和河朔藩镇勾结在一起，唐德宗不得不继续抽调京师军事力量奔赴南方战场，四处抽调的过程中，德宗君臣决定把镇守泾原的非嫡系力量拉去“堵窟窿”。结果这支五千人的泾原兵在路过长安的时候因为抱怨赏赐微薄发生哗变，挟持带兵官姚令言进入长安，扶植之前被强制赋闲的太尉朱泚（cǐ），而德宗则在叛军即将逼近宫城的时候，仓皇出逃到距离长安不远的奉天（今陕西乾县）。
唐德宗出逃长安，称得上是前几次“皇帝出逃事件”中，唐王朝距离亡国最近的一次。德宗逃到奉天后，守卫兵力有限，亏得京城内段秀实假传命令，调回了追杀德宗的叛军，给奉天方面布置防御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后来浑瑊等将领又指挥禁军拼力死战，才暂时遏制住了朱泚叛军的进攻。而在关中以外，河朔、淄青与淮西的地方武力均对中央朝廷采取敌对态度。东南地区的唐朝文武官员难以及时知晓中央朝廷发生的变乱，暂时持观望态度。倘若朱泚不惜一切代价继续进攻奉天，唐德宗很可能成为亡国之君。
但幸运的是，长安被乱兵占领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河朔前线，朔方军节度使李怀光得令后星夜奔驰，赶在朱泚攻破奉天的前一刻打退了叛军，虽然后来李怀光因为与神策军将领李晟的矛盾激化，领兵返回河中，没有参与收复长安的作战，但李晟成功协调了关中地区忠于唐廷的各路节度使，最终协力夺回长安。唐朝国运也转危为安。
第四次发生在唐僖宗时期。这一次，攻破长安的既不是地方叛将，也不是哗变的底层士兵，而是一个起于草莽的农民起义军统帅黄巢。黄巢起义一开始规模并不大，仅限于鲁南地区，但黄巢这个人很有谋略，专门钻唐军防守的空子，而唐朝的地方节度使也大多本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只是将黄巢驱逐出自己的防区草草了事。结果，黄巢一路招降纳叛，渡过长江深入岭南，后来又夺取了广州，把唐王朝的外贸收入渠道彻底切断。由于黄巢军中大多是北方人，难以忍耐南方炎热潮湿的气候，于是黄巢又返回江淮流域，从采石渡江横扫今天的安徽与河南地区，直逼潼关。
面对杀到眼前的黄巢，掌握实权的大宦官田令孜只能派出神策军抵御，可是此时的神策军内部充斥着走宦官后门领军饷的“关系户”，一听说大战爆发，这些关系户便又花钱雇人去凑数参战，就这样攒了近三千人。这样的军队自然毫无战斗力可言，黄巢顺利突破潼关，田令孜则挟持唐僖宗退入四川。
这一次，李唐皇室再没有之前的好运气了，进入关中勤王的唐军不少，但是大多观望不前，结果唐廷只能靠临时归顺的沙陀武装和接受招安的朱温一军来反攻长安。由于关中地区之前遭遇旱灾，资源有限，输送东南地区财赋到关中的运河又因为之前的战乱中断，黄巢那边很快面临了缺粮问题，最后在唐军压力下不得不退出长安。这下长安才算是在形式上被唐廷收复。
与前三次的结局不同，这一次，返回长安的唐僖宗没过几年就撒手人寰。继位的唐昭宗则不得不同时面临宦官敛权和周围藩镇节度使的不臣之举，唐王朝昔日的威严不复存在，可以说是名存实亡。昭宗死后三年，唐王朝也被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取代。可以说，唐僖宗的这次出逃，提前宣告了王朝末日的降临。
何以至此？为什么遭遇安史之乱冲击的唐王朝能够续命百年，被异族驱逐的代宗也能够复国，甚至像德宗这样同时面对多方敌人都能打回长安，而一个来自底层的私盐贩子却为帝国敲响丧钟？其中原因不外乎三点，我们可以试作比较。
首先，前三次和这一次相比，唐朝廷的军事实力发生了变化。要想收复都城，首先要有足够的实力，也就是军队和金钱。唐朝不乏能征善战的劲旅，安史之乱爆发后，河北二十四州县望风而降，可是唐朝廷此时在河西陇右仍然握有数十万重兵，而且是听命于中央的武力，这还不算中原和江淮流域忠于唐廷的武装力量。另外，唐朝廷为了平叛，还借用了回纥和大食的部分军队，所以唐朝廷的战争动员能力还是很强的。
到了代宗时候，匡扶唐朝廷的主力朔方军虽然被削弱了，但是主力犹存，且听命于郭子仪，而郭子仪又忠于朝廷，所以即便吐蕃不主动撤离，唐军收复长安也只是时间问题。而第三次唐德宗化险为夷，靠的还是朔方军以及李晟的神策军。这时候的神策军还没有被完全腐化，关键时候也能发挥作用。可到了黄巢进攻长安的时候，昔日的朔方军早已被拆分得七零八落，拧不成一个拳头，而在原先朔方军辖区上成长起来的一众节度使既不具备单独和黄巢对抗的能力，也不愿为平叛轻易损耗自己的力量，他们更关心的只是黄巢起义军不要在自己地盘上停留太久。至于被唐廷倚重的神策军因基本是由向宦官行贿的富商所构成，更不复昔日辉煌。
其次，黄巢给唐朝廷造成的破坏程度，要远远高出前三次。安禄山的叛军虽然势头凶猛，但他们没能切断唐王朝的经济命脉，这给了唐朝廷组织力量反攻的底气。以骑兵见长的安史叛军在华北平原能够如入无人之境，但他们却难以突破张巡与许远死守的河南要隘睢阳。由于张巡采取了灵活的守城方式，和叛军打得有来有回，造成安禄山集团在睢阳城外耽搁太久，始终不能深入江淮腹地。而等到睢阳失守，唐军已经收复了长安。至于在江南寻求自立的永王，也被支持唐肃宗的高适率军轻松击破。从始至终，东南财赋重地都掌握在唐朝廷手中。
唐代宗在位时候，吐蕃打到长安已经是极限，自然不可能染指江淮的财富。而唐德宗退到奉天后虽然一度和外界断绝了联系，但是镇守东南地区的唐臣韩滉却没有像河朔那样拥兵自重，而是一边加强长江防务，一边探听唐室下落，在取得联系后，立即通过漕河将粮食输送到关中将士手中，保证了长安的稳定。这也难怪唐德宗在得知粮食运到后，会激动地对儿子们说自己的性命保全了。
可唐僖宗这次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黄巢发动叛乱之前，浙东的裘甫起义、桂林戍卒在庞勋领导下的武装北上，均给江淮流域财富向关中的输送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等到黄巢势力坐大后，流民大军不仅多次阻断运输东南财富的漕河，还将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的贸易港口洗劫一空，这直接导致海外胡商出于安全考虑避免来做生意，唐朝廷的外贸收入锐减，而东南地区的地方实力派看到唐廷难以保障自己的安全，纷纷截留本该送交中央的税收，养兵自重，形成了扬州的杨行密、浙江的钱璆等割据军阀势力。在需要大量用钱的时候，唐廷却拿不出钱来，这是前三次都没有出现的情况。
最后，还是得回归到藩镇的性质上。自安史之乱后，在大多数唐朝皇帝和士大夫眼中，唐朝中央和藩镇的关系一直是影响帝国统治秩序的痼疾。如安禄山反叛、河朔和淮西的藩镇公然对抗唐德宗的权威等，均直接或间接导致皇帝出逃京城。但藩镇真的是一个消极因素吗？未必。宋人尹源其实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唐朝在经历安史之乱冲击后“衰而不坠”，靠的是“诸侯相维也”，也就是藩镇力量之间的相互牵制。
比如安史之乱爆发前，朔方军掌控的藩镇就与安禄山掌控的河北藩镇相互制衡——安禄山反叛了，唐廷可以用朔方军去对付他。等到叛乱结束，唐廷虽然认可河朔藩镇内部变换主帅的权力，但是这不代表河朔藩镇仍然怀有颠覆唐朝统治的目的，相反，河朔武人内部相互提防，各自只在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愿看到其他藩镇突然坐大。比起和朝廷公开闹翻，地方节度使更倾向于追求皇帝对其权力的认可。如武宗朝权相李德裕就曾说：“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例如唐德宗逃出京城后，即使淮西的李希烈百般拉拢，河朔藩镇也没有同其联手推翻唐朝统治，而是在唐德宗《罪己诏》的感召下与其握手言和，去除王号，使唐廷摆脱了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况。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藩镇表现出的这种“地方性”，使他们难以形成强大的政治集团，也难以给唐朝廷带来严重的威胁。等到唐宪宗朝出兵淮西，李愬率轻骑雪夜攻入蔡州，俘获吴元济，河朔藩镇能够做出的反应仅仅是观望而已。
唐朝藩镇的这种“不思进取”，曾经帮助了唐王朝，但是到了黄巢起义之时，唐朝藩镇只关心自己地盘内的事情，也给了流民大军钻空子的机会。黄巢起事虽然是在山东，但他却能够在山东、安徽和河南等地自由穿梭，一路攻入防御薄弱的长江流域，靠的正是其利用了藩镇的这种狭隘的“地方主义”。因此，即便后来黄巢被迫从长安撤出，他也仍然能够在豫南掀起滔天巨浪，给已经遭受战争破坏的大运河两岸带来二次打击。
在黄巢起义的打击下，唐朝的藩镇格局进一步碎片化。《旧唐书·王铎传》载：
“自黄巢、尚让之乱，关东方镇牙将皆逐主帅，自号藩臣。时溥据徐州，朱瑄据郓州……诸葛爽据河阳，皆自擅一藩，职贡不入，赏罚由己。”
藩镇从黄巢起义中看清了唐廷软弱的本质，他们利用唐廷急于消灭黄巢的心理，要挟唐廷认可自己拥立主帅的权力。而被拥立的节度使为巩固自身地位考虑，更不会去关心朝廷的死活。
唐廷被地方藩镇孤立，为了打垮黄巢起义军，只能去拉拢刚刚归顺不久的沙陀族势力，等到李克用领导的沙陀军事集团在河东站稳了脚跟，唐廷内部的士大夫集团为了遏制宦官势力膨胀，又去结好背叛黄巢的朱温，让他在河南不断坐大，虚弱的李唐皇室就这样被夹在两个大军阀之间。而朱温虽然成了唐朝的节度使，但他的地位并不是靠地方武人拥戴所得，而是有着忠于自己的独立武装，这使他能够超越藩镇自保的思维，通过挟持天子来争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随着黄巢的覆灭以及朝廷内部宦官和士大夫集团两股力量博弈的加剧，朱温终于等来了自己“下克上”的机会，而唐朝也终于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参考文献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8月。
2.（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月。
3.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
4.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5. 胡耀飞：《黄巢起义对晚唐藩镇格局的影响》，《文史哲》，2017年第4期。
6.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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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18 01:4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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