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电影化妆师，合作过章子怡，70岁用上海话写网文

源济

我，电影化妆师，合作过章子怡，70岁用上海话写网文

Original 自PAI 自PAI 2024年08月16日 00:02

这是《自拍》第451个口述故事

70岁这年，沈东生决定退休，他要离开电影化妆这个行当。

他上世纪七十年代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在这一行深耕超过四十年，拍了几十部影视作品，拿过金鸡奖，也创造过很多化妆造型界的第一。他合作过包括濮存昕、章子怡、陈道明在内的许多知名演员，在中国电影博物馆留有作品，上海电影博物馆的名人墙上，能找到他的名字。

退休以后，沈东生总感觉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

那段时间，小学同学告诉他，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位于上海天通庵路的弄堂要拆迁了，他特意去看了最后一眼。没成想一进弄堂，那些倚着墙壁、坐在小板凳上晒太阳的老人们，竟然还能认出他，还记得他的名字。弄堂里的回忆一下子朝他涌来——总是把头发梳得头丝清爽、叼着根牙签的老爷叔；抽香烟从来不留香烟屁股的黄伯伯；带着他去菜市场捡菜皮的外婆……都重新涌现在他眼前。

他说，“我要写他们，我有了想写他们的思想和情感支撑”。

这一年，沈东生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他决定重拾年轻时的文学梦想，当一个用上海话写作的网文作家。他的第一部长篇连载小说，已经在番茄小说上更新了43万字。故事还在继续，那是他忘不了的人们，和他们在上海弄堂里的生活。

以下是沈东生的讲述。

上海弄堂里的人生底色

1950年，我出生在上海的一条弄堂里。上海的弄堂，分上只角弄堂和下只角弄堂，上只角弄堂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弄堂里是洋房、公寓。而我出生在下只角弄堂里，是穷人家住的地方，房子是自家盖的，有高有矮，有大有小，破旧不堪。

我家住的是一个平房，原来外边围了一圈篱笆，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篱笆慢慢没了，只剩下零零星星插在地上的竹竿。弄堂里大多数人家买不起皮鞋、球鞋，小孩子穿的都是母亲做的布鞋，男孩穿圆口布鞋，女孩的圆口布鞋上还有一个搭扣。布鞋弄脏了，洗干净，稀疏的竹竿就成了晾布鞋的好地方。

那是我对弄堂生活最朴素的印象，弄堂里的人家里并不富裕，但大人们总有应对的智慧。

我上小学时候的照片。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粮食都是定量的，那会儿我们小孩子调皮捣蛋，吃下去没多久就饿了。为了让我们不至于饿着肚子，为了让我们吃得饱一点，每天一大清早，天还没亮，我外婆就带着我和我几个兄弟拿着小矮凳，去饭店门口排队买稀饭。因为稀饭不用定量，我外婆几乎就天天带我们排队买稀饭吃。

过去我们家的副食品购买证，我到现在还留着。

当时我央求外婆买一只毛茸茸的小鸡，外婆也就帮我买了。但小鸡吃什么呢？那时候青菜虽然只要一分钱一斤，很便宜，可人都不够吃的，更没有余粮给小鸡吃。外婆就带着我去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菜皮皮，喂小鸡。

我们就这样把小鸡养大了，忽然有一天，我们在养小鸡的盒子里发现了一颗鸡蛋，一家人都兴奋坏了。可小鸡长大后，我们又都舍不得吃它，依依不舍地把它卖给别人家。卖掉鸡的那天，我大哭了一场。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依然印象很深。

我们家的全家福。

弄堂里都有吃泡饭的习惯，早上起来，大人要上班，孩子要读书，家里又没钱买各种早点，就把隔夜的冷饭拿出来，把开水往里面一倒，放在炉子上烧一烧，配上点酱瓜吃下去。日子好的时候，还能配一颗高邮咸鸭蛋，但这也是很奢侈的食物，要用刀切成几瓣，一大家人分着吃。当时养成的很多生活习惯，我都保留到了今天，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吃泡饭。

这是我小时候在弄堂里住的“7”号，要拆迁的时候，我特意回去拍了它，这里有我童年的记忆。

弄堂里人和人的感情很特别，每家每户挨得很紧，强烈的情感也直接地碰撞在一起，大家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吵起来，甚至打起来，但不需要谁来调解，隔天我烧一碗馄饨端到你家去，你拿一碗汤圆送到我家来，这样就和好了。再比方说下雨天，从来不用担心晾在外面的衣服，你回来的时候人家已经帮你收好、叠好了，晚上给你送过来。这样的生活我过了十几年。

大家会把衣服晾晒在外面，过去雨天的时候，邻居会帮你直接收好。

过往那些点点滴滴的生活小事，到现在都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前阵子，我偶然听小学同学说，我们过去住的弄堂要拆迁了，临拆迁的时候，我特意回去看了一眼，没想到走进弄堂以后，那些倚着墙壁坐着晒太阳的老人，竟然还记得我的样子，还要叫出我名字。

听说弄堂要拆迁了，我特意回去看了一眼，拍了许多照片，没想到弄堂里的老人还能认出来我。

我特别感动，一下子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感。

如果每个人的创作都有他的底色，那上海弄堂里的生活，就是我所有思想和情感的支撑，是我写作的源泉。

当了40多年电影化妆师，

我看到很多明星的成功不是偶然

中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纺织局的棉花仓库里，当搬运工。工作很辛苦，一个棉花包有200多斤，要把它搬起来，一层一层叠起来，堆得像房子一样高，盖上油布，保存起来。最难熬的是夏天，六月份，我在船舱里干活，一天可以喝十几大碗水，喝下去也没有小便，全变成汗流出来了，衣服都能拧出水来。

如今想来，那段日子虽然苦不堪言，但却给我今后的人生留下了蛮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敢于直面生活，懂得要如何去克服困难，去战胜困难。

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一个同事拿了张报纸给我看，和我说上海戏剧学院要招生了。

青年时期，我在北京旅游时在天安门广场上拍的照片。

幸亏我有绘画基础，早年间，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学会了画画，会画一些画像，美术老师和高年级同学看了以后，觉得我画得挺好。于是，有学校、工厂里需要画像的，就会有人介绍来找我。那个时候没什么报酬，但他们会给你一个工作服，给你买颜料，画完画，余下的颜料还可以拿回家自己画画，我就很满足了。我画过最大的画像，挂在外滩20多层的房子上。这些经历给我绘画的发展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础。

那一年我报了上海戏剧学院的人物造型专业，一下子就考上了。学校的学习条件很好，有专门的画室，一个班级十多二十来个人，专门带我们的老师就有七八个。我们学服装设计、化妆造型这些专业课，而我还是对绘画最感兴趣，除了必须上的专业课，一有时间就躲到画室里面，从早画到晚。

从戏剧学院毕业后，我就进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成为了一名化妆师。这也是我职业生涯的新起点。

我正在给演员化老年妆，要把斑驳的皮肤一块块贴到他的脸上。

大家对化妆师的理解，好像就是涂脂抹粉。但这个概念不全面，电影化妆还包含很多门类，有肖像化妆、特效化妆、老年化妆，还要掌握绘画、雕塑等技能，甚至还要掌握翻模、化工配方等工艺手段，才能成为真正的化妆造型师，达成导演想要的视觉效果。

要塑造出电影所需要的特效，很多生活的真实场景我也不一定见过，但只要有形象思维，就能够想象出真实的场景，创造出电影需要的视觉效果，在化妆材料的使用方面也都可以不拘一格。

比如说，有一次要做伤口化脓的效果，我突然间想到了金霉素眼药膏，黄黄的膏体放到伤口上，看起来就是化脓的效果。再比如说，有一次导演提出要做一个眼睛瞎掉的效果，现场一时没有现成的材料，肯定没有人能猜到我是用什么材料来做的——我用餐巾纸，加上乳胶，一层一层直接做到演员的眼睛上，再上色，就能做出眼睛瞎掉的样子。上镜的时候，可能谁也没有想到是用餐巾纸做成的瞎眼。

我在工作室制作人物脸部模具。

我遇到的最有挑战的角色，可能是“鲁迅”。

有一阵子拍历史电影，很多都启用特型演员来演领袖人物、演肖像人物。演员本身长得和历史人物很像，然后导演就会把他们找来训练，演戏，成了肖像特型演员，上了大银幕。那时有很多专门的肖像特型演员。

拍《鲁迅》的时候，丁荫楠导演问我，沈老师，你能不能给一个演员动一次大手术啊？他说的大手术当然不是让我真去开刀，而是他找了一个很能演戏的表演艺术家来演鲁迅，这个演员外形和鲁迅外形完全不像，这个人的名字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是濮存昕。

那会儿我们专门去了鲁迅博物馆听取意见，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专门研究鲁迅的，他们听说要找濮存昕来演鲁迅，都说，这怎么可能呢？他的外形和鲁迅差了十万八千里哦。

我和濮存昕一起研究鲁迅形象时的合照，背景里贴着很多鲁迅先生不同时期的人物照片。

巨大的难题摆在我们面前。那时我们用了塑型的材料，通过雕塑、翻模，把材料做成零件，然后把零件一块一块贴在演员的脸上，演员的额头、颧骨、眼睛的眼皮形状、眼袋、头发、眉毛、胡子，全是假的，每天光化妆都要花两三个小时，真正动了“大手术”。

但是化完大家一看，真的像。

为了轰动效应，电影开拍的时候，都是保密状态，拍到一定的时候，才突然之间给媒体开放。《鲁迅》那部戏拍到一定的时间，开始宣传以后，记者们到了现场，看到濮存昕的形象，一下子都惊呆了。好多人跑到化妆间来采访我，问我是怎么把这个人物塑造出来的，当时上海的报纸、外地的报纸，用一整个版面来报道这件事。

很多人问我成功背后的诀窍——技术上的事情各有不同，但其中最重要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任何事情，既然做了，就一定要把它做好，我得对得起每一件做过的事。

我给濮存昕化的鲁迅造型，当时每天要画两个多小时。

那个年代，每一个电影人身上，都有一种很较真的个性，愿意去吃塑造角色的苦，演员更是如此。我之前在《茉莉花开》里合作过章子怡，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那是场夜里的雨戏，她怀孕了，要一个人去医院，结果路上突然摔倒了。当时的拍摄条件很恶劣，水是从旁边河里抽上来后，造的人工假雨，淋下来是很明显的一股臭烘烘的味道。

拍到章子怡雨中摔倒的戏，章子怡特别扎实地摔下去，撞到了旁边的一个消防龙头，手臂上的血一下子就出来了。在镜头里是看不见的，当时只有我们化妆师站在边上能注意到。我上去说，哎哟，你要不要包扎一下？但她拒绝了，带着伤拍了整整一夜，拍完她手臂上的血还在流。

所以我会觉得很多人的成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它基于很多大家看不到的努力和艰辛。

我和陈道明、袁咏仪合作《一江春水向东流》时的合照。

我的辛勤劳作，也有了回报，拿了不少奖，像《三毛从军记》《开天辟地》都得了当年的金鸡奖，《詹天佑》得了化妆金像奖，这些奖里包含着我的心血，也是业界对我的付出的认可。

现在回想我这几十年的职业生涯，有很多开创，有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业绩，我觉得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多了，路就出来了。

我和刘嘉玲在片场合作时的照片。

我相信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70岁写小说，我的又一个人生战场

70岁的时候，我让自己正式退休了。

刚开始，我心里会隐隐有一种感觉，好像还有点事情没有做完。慢慢的，我脑海里开始有了一个越来越明确的念头，我要写一些东西。

我有一个习惯，早上经常五六点会突然醒来，摸起床头柜上的手机，写上几段字，或者看看书。

我最初开始写小说，要追溯到20多岁的时候。那年代还没有电脑，完全手写，写完以后，还把稿子工工整整地誊抄到一格一格的文稿纸上，再寄给出版社投稿。

我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李家阿婆。她是上海弄堂里非常典型的老人形象，花了一辈子心血把孩子带大，老了以后，唯一的盼望是儿子能经常回来看她。过春节的时候，她终于盼到了儿子的来信，很高兴地买了一堆年货，回家路上还哼起哄小孩的儿歌。

邮差却给她送来了信，很短，儿子说没空回家。后来李家阿婆大病了一场，这时候儿子、孙子都回来看她了，但她还是没有好起来，大病过后就走了。在故事的结尾我写道，人们都说李家阿婆有福气，走得很安详，但我爷爷却说，老人家啊，毕竟还是耐不住寂寞。

这篇小说后来刊发在《萌芽》上，编辑还觉得奇怪，说你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故事呢？

我觉得弄堂里看到的、一起生活过的底层人民，就是我的创作基石。他们可能并不富裕，住的房子也不宽敞，但他们有爱、有对生活的向往，也创造了弄堂里生动丰富的生活，这些都成了我的素材。

早年间，我曾学习小提琴。

半个世纪以后，我重新拾起笔，成为番茄小说上的一个网文作家。现在的写作跟过去有很多不同，但我愿意去写那些我经历过的生活。

我的作品里有码头工人，他们源自我真实的当搬运工的经历。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码头的老师傅，抽烟是从来没有烟屁股的，一根烟快抽完了，就把新的烟从烟屁股接上去，直到全部抽完，他对生活的勤俭刻在骨子里，直到今天我去写他的时候，脑海里都能浮现出他的样子。

我还写过拍电影的事，主人公就是一个电影化妆师，在名利场浮浮沉沉，因为媒体报道而出了名，往后片约不断，却因为过于优秀的后生而再次遭遇危机……这个小说没写完，也没有再写下去。但以后我会继续写下去的，这里也有我忘不掉的生活。

我写的最多的还是弄堂里的人，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叫《上海弄堂里吃泡饭的咪道》，故事里有一位装阔的老爷叔，每天都要把头发弄得清清爽爽，嘴里叼一根牙签。其实他也是每天吃泡饭的人，但他叼一根牙签，就显得像是他吃了一些荤菜，要剔剔牙，摆富。这位爷叔当时就和我住在一条弄堂，他每天都要打扮得清爽、穿西装出门，可你说他有钱吗？他十几年里也只有那一套西装。

我在番茄小说上连载的网文《上海人吃泡饭》。

我还写过弄堂里孩子们之间的情感。当时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只能穿得起大人做的布鞋，但稍微有钱一点人家的小孩，就能买得起球鞋，白色的球鞋洗完以后，上面还刷一层白色的粉，挂在插在地里的竹竿上。孩子们之间互相羡慕，就吵吵着把墨水浇到别人的白球鞋上，这样球鞋就没法穿了。

这些事也都是真的，那会儿我是真的很调皮捣蛋。

我和儿时玩伴们的合影。

开始在番茄连载小说以后，我的生活找到了一种新的规律，每天早上五六点钟，我醒过来，就朝床头柜上摸手机，把当下脑子里朦朦胧胧的想法记下来。中午吃完饭，我也喜欢在沙发上稍微瞌睡一会儿，突然醒来以后，脑子里也会有些想写的东西，有时写的很顺畅，就写一两个小时，有时写的非常卡壳，我就放下，也不硬写。我没有办法像年轻的网文作家那样做到日更，但每三四天，我还是能更新4-5000字的，现在这篇小说已经有40多万字了。

平时我做家务的时候，也会插个耳机，用番茄听一些小说。我发现年轻人好像都喜欢玄幻类型的故事，但我还是爱听生活类的作品，也爱写生活类的网文作品。虽然像我这样的中老年写作者，也许在番茄小说不是主流，但我们依然可以有自己的文学理想。

无论我的生活变成了什么样子，我都无法忘记过去的境遇，我忍不住想通过写作来表现它们。

这条长长的小弄堂，就是小说里我写到的“小时候，怕鬼，一到晚上，就拼命跑进去”的弄堂。

因为我是上海人，我想传承和发扬上海话，我的网文是用上海话来写的。写起来确实挺有难度的，要如何兼顾发音和意思表达的统一，哪些俚语大家能听懂，哪些会比较陌生，都需要去钻研、去平衡。

像我之前在小说里，有一个男人叫“黄伯伯”，其实这是上海话的说法，比如你拜托一个人办事，他总不给你满意的答复，就可以说，“哎哟侬个黄伯伯”——意思是，什么事情到你手上就会黄掉了。当时评论区就有读者问我，这人明明姓李，怎么叫他黄伯伯？我就意识到外地人不知道上海的俚语，这里需要解释清楚，人家才能懂。

我用上海话写作的初衷，是觉得这种方言有它特殊的魅力，它的发音、它的内涵、它的表达方式都很特别，跟北方话不一样。但现在说上海话的人好像慢慢在减少，很多小孩都不会说上海话，连年纪大的爷爷奶奶带孙子，也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去和他们讲话。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去传承和弘扬上海话。

为此，我就觉得，应该有人用上海话去写上海的故事。

过去买粮食用的粮票，我到现在还留着。

现在我的小说下面，能看到很多外地读者的留言，有山东的、有河南的，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会和我讨论故事，讨论人物命运，说明他们看懂了上海话写的上海故事，他们一定越过了语言的隔阂，看懂了人物的命运，为他们感同身受着。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做这事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在今日头条上写了一篇关于弄堂边菜市场的短篇小说，这是读者在评论区的留言。

那一刻对我来说很受用。

也许我们终将老去，也许关于上海弄堂的记忆会会越来越少，而在我的笔下，上海的弄堂、和弄堂里的这些人，他们的故事会依然继续。

*本文由沈东生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本人授权提供。

沈东生 | 口述

咩 叽 | 撰文

猫 基 | 编辑

-THE  END-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451个口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