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城外,大顺军的炮声一阵接着一阵,仿佛在向大明王朝索命。
困守城中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召来自己的妹夫、驸马都尉巩永固,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巩永固是支持迁都南京的大臣之一。上一个月,他还跟崇祯说,愿意亲自招募义兵护驾南迁。
此时,崇祯问他:“你之前跟朕说,可召集数万义兵随朕南下,今天还能做到吗?”
巩永固无奈地说:“今天来不及了!”
崇祯说,你先前说可以一呼百应,现在又说没人了,这是为什么?
巩永固回答道:“之前还有时间集结人马,如今事态紧急,人心尽乱,难以叫人来护驾了。”
崇祯听了慌慌哒,又问,那你们率领家丁护送我南下,行不行?
巩永固与其他大臣赶紧说:“家丁哪里抵挡得了贼兵的锋芒?况且臣等都是老实人,不敢私自蓄养家丁。”
次日,京城失守。万念俱灰之下,崇祯来到城中煤山自缢而死,以“君王死社稷”的方式结束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
从诸多史料可知,在亡国之前,曾有一个迁都的机会摆在崇祯面前,他没有好好珍惜。
“南迁之议”被提上日程,讨论了两个月之久,但始终未能付诸行动。这成为崇祯最后的遗憾,也为这个风云激荡、疑窦重重的甲申年,留下了又一个谜团。
▲假如南迁成功,崇祯是否可以改变煤山自缢的命运?图源:影视剧照
明末南迁之议,一说始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崇祯与时任内阁首辅周延儒的秘密会谈。
当时,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还未威胁到京师,但是清军再次入塞大掠,引起了崇祯的警惕。
此前不久,清军在松锦之战中击溃明朝关外最后一支劲旅,俘虏并劝降明军大将洪承畴、祖大寿,打通了明朝苦心经营多年的宁锦防线。随后,清军从墙子岭(今密云北)分道进军,数月间连破蓟州、真定、河间、临清等地,掳走了数以万计的人口、牛马,搜刮了大量金银珍宝,所过之处城池残破,生灵涂炭,声势震动京师。
崇祯一边派周延儒督师御敌,一边以“边寇交织”为由,私底下与周延儒商议迁都南京的可行性。
南迁的风声很快传到了后宫。后妃们比较八卦,一下子就聊开了。
崇祯的老婆周皇后好几次暗示说,我在南京还有一个家(“吾南中尚有一家居”),表明了支持丈夫迁都的想法。
天启皇帝的遗孀懿安皇后张嫣,却表达了保守的看法,她对周皇后说:“有外人传言要南迁,这一定是周延儒在误导皇叔。”之后,张皇后亲自找到崇祯帝,说:“宗庙陵寝都在此,能搬到哪里去?”一向偏执的崇祯听了,起初有点恼火,但看在皇嫂的面子上,不好意思发脾气。
恰好清军大掠后北归,北京暂时安全了,随后周延儒因罪免职,崇祯帝便放下了南迁的念头。
转眼间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春天。
▲1644年,李自成称帝,向明朝发起总攻。图源:影视剧照
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立“大顺”,乘胜挥师东出,势如破竹。二月初,大顺军从关中渡河挺进山西,攻克军事重镇太原,剑锋直指京师。
李自成的迅猛攻势,让崇祯措手不及。
一个多月间,崇祯帝几乎每天都寝食难安,他接连下罪己诏、勤王诏,对部下封官许愿,对起义军招抚诱降,想以此感化民心,挽回败局。
在那篇文辞优美的罪己诏中,崇祯承认,朝廷赋税加派过度、官吏巧取豪夺,使百姓负担过重,才迫不得已地起兵叛乱,此皆“朕之罪也”。他希望农民军保持冷静,表示一定痛改前非,只要起义军愿意“反正”,可“耕田乐业,永为王民”,等等。
讽刺的是,诏书刚下,拱卫京师的大同、宣府(今张家口市宣化区)两大重镇就被大顺军攻陷了。
明朝中枢已然暴露在起义军咄咄逼人的视野下,崇祯面临的最大困境,一是没兵,二是没钱。
自从陕西孙传庭的主力部队大败于农民军后,明朝在北方几无精兵可用。曾经威震东北的关宁铁骑在松锦之战后就一蹶不振,由吴襄、吴三桂父子率领的数万兵马镇守在山海关,处于清军的虎视眈眈之下。
崇祯也拿不出可供各地军队勤王的兵饷。
史载,当崇祯召见久于边事的吴襄时,问及兵饷的情况,有这样一段对话。
崇祯问吴襄:“你们父子手下有多少兵啊?”
吴襄老实交代,现在我手头还有三万余将士,其中骁勇敢战的精锐,只有三千。
皇帝又问:“需饷几何?”
吴襄答道:“百万。”
崇祯帝当时就震惊了,说现在皇宫内库只有七万,就算砸锅卖铁,最多也只能凑到二三十万给你们当军饷。
很多人听到明朝国库没钱,都是一种“真的吗?我不信”的态度,以为是崇祯抠门,不肯拿钱出来,还相信这样一种说法:明亡后,李自成进京,从明朝国库中搜出“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
这是清初有个投靠清朝的文人杨士聪写了本《甲申核真略》,带头造的谣。后来有些史学家信以为真,就抄录了这一数目,都相信崇祯国库里真的藏有几千万两银子。
同时期的一些史料却佐证了崇祯帝对吴襄说的情况。如《流寇志》:“内帑无数万之藏。”《国榷》:“内帑无数万金。”
朝廷拿不出钱,将士们自然也不肯卖命。
当大同、宣府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崇祯下诏调遣兵马入京勤王。
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领的关宁铁骑踟蹰不前,还没到北京崇祯就上吊了,他后来的事迹广为人知;山东总兵刘泽清谎称坠马受伤,拒不奉诏,逃到南方去了;密云总兵唐通倒是来了,但他先降李自成,后降多尔衮,荣登《贰臣传》,后来还被清朝皇帝嘲讽说,这哥们不肯给前老板出力,投靠我们后也没立下什么功绩。
崇祯十七年春,告急的战报如雪片一样飞来,城内孤立无援,国库空空如也。
崇祯想要绝处逢生,最靠谱的方法,也许还是南迁。
正当李自成的兵马准备直取京师之时,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三,崇祯帝召集大臣议事,商议如何保卫北京城。
面对满清与大顺的东西夹击,众朝臣唇枪舌战,争论了半天也没个结果。
此时,一个叫李明睿的小官员引起了崇祯的注意,他建议崇祯放弃北京,迁都南京。
李明睿是江西南昌人,天启年间进士,当时任“左中允”。这是东宫詹事府下一个专掌记注、纂修之事的六品小官,本来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的“御寇之策”让崇祯有些心动。
史书记载,此次廷议之后,崇祯帝屏退左右,单独召见了李明睿。
李明睿说:“如今正是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解目前的局势。”
崇祯犹豫不决,说:“此事重大,未可易言,未知天意如何?”
李明睿一听都急了,我好言相劝,你还想着问老天爷。
他对皇帝说,天命这玩意儿,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现在天命靠不住,人定则胜天,而且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皇上就不要迟疑了,等到贼军打过来,想要跑路就来不及了。
崇祯帝此时终于“坦诚相见”,说:“此事我早有想法,但无人支持,故而推迟至今。现在你的想法与朕不谋而合,但假如其他大臣不同意,为之奈何?”崇祯还警告李明睿此事关系重大,不可泄密,万一泄露,你小命就没了。
李明睿接着向崇祯献计,连南迁的路线都帮他想好了:“不如四路设兵,山东、山西、河南,此陆路也;登州海船、通州运河,此水路也。皇上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日抵淮上。”
说到最后,崇祯连连点头,说:“朕知道了。”
所谓李明睿献策的真伪,历来众说纷纭。
这则史料最早出自清朝顺治年间邹漪所撰的《明季遗闻》,而邹漪的老师叫吴梅村,吴梅村又是李明睿的门生。因此,早在清朝就有人质疑邹漪“颇为李明睿粉饰”,夸大了其在南迁之议的作用,写下近似小说家言的密谈细节。
但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一种情况:面临腹背受敌的军事压力,明廷部分官员发起了“南迁之议”,有关迁都的声音,开始萦绕在崇祯周围。
南迁的首选对象有时不是崇祯帝本人,而是他16岁的长子朱慈烺。
《明史》记载,当年二月,左都御史李邦华秘密上书,请求崇祯帝固守京师,并仿永乐朝故事,由太子监国南京:
我国家并建两京,原以供时巡备据守,皇上即不南迁,宜令太子诸王居旧都,一系天下之望……号召东南,共图灭贼。
▲明代的《南都繁会图》(局部),描绘了明朝陪都南京商业兴盛的画面。图源:网络
对于崇祯朝廷而言,迁都南京有先天的优势。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即位于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应天为京师,确立了应天的首都地位。
尽管朱元璋在位期间多次与群臣讨论迁都,备选的建都之地有汴京、关中,乃至朱元璋的老家临濠府(今安徽凤阳),但直到朱元璋去世,都因种种原因而放弃。
明初洪武、建文二朝,大明帝都一直是南京。
建文帝在位时,他那个野心勃勃的叔叔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从其镇守的北平(今北京)一路南下打到南京,夺了皇位。
北平作为明成祖朱棣的龙兴之地,被视为理想的定都之地。于是,朱棣历经多年,实行迁民北上、营建北京、建造紫禁城等一系列举措,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下诏迁都北京。
但是,朱棣没有完全违背祖宗之制。在迁都北京后,明朝仍以南京为陪都。
有明一代,明朝实行特殊的两京制度。
在南京设有一套与北京各机关平行设置的中央机构,宗人府、六部、都察院和五军都督府等一应俱全,只是各机构名称前都加了“南京”二字,与北京各机关互不统属,且官员多由年高资深的大臣担任。比如明朝中期,五朝老臣王恕任南京兵部尚书,名望极高,“天下倾心慕之”,当时流传一句民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
明朝的南京,不是一个摆设,而是仅次于北京的政治中心。一旦国家有变,北方失控,南京便可在短期内成为明朝中枢,主持天下大局。
另外,从经济的角度说,南京所处的江南地区经济富庶,是大明王朝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地,至少不差钱。
而从明末的天下大势来看,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南方总体上相对安定。天灾和民变还没有对江淮南部以及更南的广大地区形成较大冲击,江南各地方政府也没有像陕西、河南、山西等北方行省一样,陷入农民军的包围而完全失去控制。
▲明朝南京及南直隶地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南迁虽然可耻,但是有用。历代王朝有过不少南迁的经历。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前夕,金军兵临城下,宋徽宗就撒腿往南跑,他先是禅位给太子赵桓(宋钦宗),自己连夜从开封逃出,前往江南避难,自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好不逍遥快活。宋钦宗一把鼻涕一把泪,不情不愿地给老爹收拾残局,好不容易才等到金人退兵。
宋徽宗一听说金兵退了,随即返回京城,但被软禁于宫中,防止复辟。没过多久,金军再度发动南侵,把北宋朝廷一锅端了,徽宗、钦宗都被押送去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流放,受尽屈辱。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建立南宋政权。他比他爹还能跑,先是从北宋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逃到扬州,后来又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还被金人追击,吓得逃到海上,等到金兵撤离江南后,才将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定为南宋的“行在”。
定都南方后,南宋享国152年。在军事上,南宋利用长江防线,前与金朝、后与蒙元长期对峙,而其经济之繁荣、文化之辉煌、人才之众多,也是历史上各个偏安政权中的NO.1。
从诸多方面来说,宋朝南迁并非历史的倒退,反而使汉唐以来的中华文明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在南宋之前,唐朝安史之乱期间,有唐玄宗南迁成都,实现了唐朝中央机构的安全转移,之后其子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号召各路唐军平叛。西晋永嘉之乱,也有司马氏皇室与北方士民南渡,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起东晋政权,延续魏晋文脉。
明亡后,很多人说起“甲申南迁之议”,未尝不扼腕叹息。
明末清初的学者彭孙贻认为,崇祯应该迁都,而不是去上吊。他说:“国君死社稷,正也,迁国图存,权也,权而不失乎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