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腾讯新闻发起了《从她说起》女性分享会，邀请到几个在不同领域都非常出色的女性朋友，她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分享了在成长中的“内有引力”。
郭小寒是位资深乐评人，多年来在音乐中不断成长。她觉得成长未必是让自己更努力、更高、更好、更强，努力有的时候是从破坏开始的。她说摇滚乐教会她很多，让她成为一个行动者，而不是喊口号的人。以下是她的分享全文：
以下是她的分享全文
Hello，大家好，我是小寒。我是一个乐评人，写作者。在音乐行业里做了一些事情，有一档自己的播客叫《大内密谈》，也会做很多音乐人的分享。我大概用了20多年的时间，做中国小众的独立音乐，不论是摇滚的还是民谣。我用十几年写了100多万字，4本书，《沙沙生长》《有核》《光阴如火，只唱一生》《生而摇滚》，做节目也做了十年，两三百期。
我这二十几年一直在小众独立音乐行业，有过很多的身份，比如记者、音乐公司的创业者、LiveHouse主理人，包括后来又重新回到一个写作者身份，做非虚构的创作。
但讲独立女性不能只讲工作，我决定以讲摇滚音乐的方式，讲讲我作为一个女性是怎么回事。
我生活在万青歌里的那个忧伤的华北平原，是一个80后“超生”女孩。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家庭层面，从小就被认为是一个多余的人，家里因为我才交了第一笔罚款，才变得不如以前。加上父母经常要去别的地方工作，我基本上是跟着爷爷奶奶在家长大，我的需求没有得到过太多回馈，常会被漠视，也没人管。我就这样野生地长大了。
县上只有一所中学。我从小就比较散漫，虽然学习还可以，但老师没见过学习很好，却一直在课上说话、有小动作，好像有多动症这样的人，就跟我说要不你去坐最后一排，眼不见心不烦。
好学生怎么能是我这样的呢？不可能的，只有好学生能坐前排。我作为一个学习成绩还可以的人，就这样坐到了后排，和一群所谓的“坏学生”坐在了一起。“坏学生”也分不同种，有体育生，有打架的，有留级的，有长得个子特别高跟别人讹钱的，他们有一个业余爱好——听摇滚乐。我跟着他们一起听摇滚乐，代价是我要帮他们写作业，因为我作业写得特别好。我从小就用“好学生写作业”的方式获得了坏学生的信任，这是我人生的一条捷径。
我从我的体育生同桌耳机那里，听到了《中国火Ⅱ》，听到了地下婴儿，听到了何勇......我觉得那声音真的太酷了。失真吉他的音色像坚硬的铁做的躯壳，安全包裹着我，我仿佛永远会被照顾到，哪怕是一种被打扰的方式。我再也不是那个没有被重视，总是被忽视的人。自此，我就想用摇滚音乐作躯壳武装自己。
在老师对我的漠视和坏学生对我的珍视中，我也逐渐意识到，我这样的人想成为一个“好学生”是远远不够的，但想成为一个“差学生”是绰绰有余的，所以我没必要按照某个教条去规训自己。也就是在那一刻起，我觉得我要自由地、肆意地成长。
到了大学，我来到了中国的摇滚西雅图--兰州。世界摇滚工业落后的地方叫西雅图，那中国西雅图自然就是兰州。我报考兰州大学新闻系，成了一个新闻系的学生。
在大学里我依然是一个不适配的好学生，一个不能适配优秀规则的学生。虽然在重点大学，但我的成绩非常不好，也不喜欢图书馆里的东西，不喜欢操着甘肃口音的汉语言文学的教授，我也听不懂。
在我们大学门口有条叫“一只船北街”的小岔路，路边有一个非常小又名字雷人的小店，叫“非主流”。这个叫非主流的地方，就像一个卖摇滚乐的小卖部，里面有打口带，摇滚的杂志，牛皮纸刻的VCD等等，对我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宝藏。那时候听了好多音乐，了解了美国的60年代、英国的90年代，了解爵士乐、朋克运动，了解在路上，了解垮掉一代的文学、了解金斯伯格等等。这些东西也是知识，是不同于图书馆里的知识，是吸引我的知识。我完成了自己对摇滚乐和青年亚文化的系统认知。
后来在一次社团纳新中，我看到一张完全陌生的的打口带，上面的人穿一件青灰色工装，头发很长，低着头，非常的坚硬。我只能用“坚硬”来形容。这张磁带改变了我人生，这张磁带就是Patti Smith的《Gone Again》。
通过磁带封面，你看不出上面的人是男是女，塞进CD机里，也听不出是男是女。这有一种中性之美，非常迷人。我在跟体育生、留级和打人的学生一起成长的童年里，也从来没有被当成美女或者大哥的女人宠爱过，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像小男孩了。但我从Patti Smith身上发现了中性之美，我觉得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是长得非常男孩气的，或者很温柔的，都可以，只要找到自己的方式，就可以了。
Patti Smith除了是音乐人，朋克教母，也是一个优秀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只是孩子》2015年出版，详细讲了自己作为小镇文艺女青年在纽约闯荡的故事。写得非常坦然。我觉得只有长大了才能很坦然地讲这些事，我也是要到这个年纪才可以讲我小时候在村里长大的故事。她也要从很小很破的地方过来，到了纽约之后也是要洗盘子，要去书店收银，也是要去打工，要住很破的旅馆。她为了见偶像威廉巴勒斯，不得不和男朋友坐在偶像威廉巴勒斯会经过的咖啡馆里，拼一杯咖啡。
当我看到这些故事时，我觉得文艺并不可耻，文艺就是你想要的另一种生活，它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会塑造自己，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只是孩子》里还有一句话能更好的替我总结，这句话也被我用做了今天演讲的题目，就叫做“一切通向彼此，我们成为自己”。
摇滚乐教会我很多事，就是我要成为一个努力的行动者，快速的反应者，而不是一个喊口号的人。
在我成为一个“与摇滚音乐相关的人”的路上，遇到了非常多这个领域优秀的女性，不仅仅有Patti Smith这样的女摇滚明星或者作家，还有很多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比如成都小酒馆的主理人唐蕾。小酒馆因赵雷的歌已被大家所熟知，那是现在玉林路上的一个地标，但小酒馆的历史可能已经有30年。唐蕾是崔健的狂热粉丝，从柏林留学回来后，她看到中国只有粉丝，却没有一个很好的空间培养新的音乐人，所以选择在成都从一个10平米的小旅馆做起，慢慢做成一个厂牌，一个孵化摇滚音乐、让新音乐人在其中成长的场域。
2012年，我20多岁，带着周云蓬、野孩子、小河、万晓利这些在当时很不红的小众边缘艺人，一起去台湾、香港做巡演。这个过程中，来帮我们对接信息的是台湾野火乐集的熊姐。她也是一位很优秀的音乐行业从业者，在很多大的唱片公司工作过，后面又做了一个完全立足台湾原住民音乐的厂牌。
她带我去亚洲做民谣巡演，我们管那一趟旅程叫做“走江湖”，因为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敢凭着自己的真诚去很多地方。她从开始教我写邮件写起，因为我邮件写得非常不礼貌，就写“我们这么多人用这么多钱，我们来干那些事，行不行？”她第一封信就用大写的DEAR，告诉我，小寒，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从教我写邮件开始，教到在这个行业里该怎样沟通和解决问题。
那趟所谓“走江湖”的野路子经历，让我知道了如何更专业地进入到行业中。也为后面我做音乐互联网公司，做艺人经纪工作，做音乐相关企划打下基础。
在北京的黄金创业年代，我建起一个自己的音乐互联网公司。但当我坐在独立办公室，逐渐开始进行办公化的程序之后，我会想，以前那个爱写诗、爱做梦、搞乐队的女孩去哪了？我觉得那时的自己非常的陌生，我会想，我想做一个办公室里的摇滚女孩，还是做一个走江湖的摇滚女孩呢？
在那时，我的精神教母Patti Smith又一次给了我精神启示。2019年暑假，我去巴黎看了她的演唱会。看着70多岁的她，站在舞台上唱30几岁歌时，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几个字——“跨越时间”。那时我就想到，等我70多岁再讲30多岁当总裁的故事时，已经完全没有人会听了。但如果在70岁唱自己30岁写的歌，去唱“人民有力量”的时候，那个力量比30岁的时候还要大。
接下来的冲击，是关于当你去了任何一个梦想中的文艺城市，会去一些好看的地方拍拍照，发发朋友圈。我也去了当时巴黎的花神咖啡馆。
我坐在花神咖啡馆，坐在Patti Smith坐过的椅子拍好看照片时，跟同伴说，“你把我拍得文艺一点，拍完我要发一个朋友圈”。可发完朋友圈，我的快乐和幸福迅速没有了，因为这东西太廉价了。我用了不到2欧的咖啡坐在这儿，拍一张和Patti Smith的同款，但我的生命质量完全不如人家。我的创作是贫瘠的，甚至是没有的。我不会有一个我向往的偶像一般的人生。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得到了一些启示和引喻，那就是：如果想让生命更有深度，还是要去做属于自己的创作和积累。
我并不是只在这里聊摇滚乐、文艺、巴黎、纽约，也不是在说女性的成长就是从一本书或一首歌里得到的启示，也不是说，女性成长就是那些我们能看到的改变。
我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女性成长的过程。这不是一个瞬间就能形成的，而是一个漫长的阶段，这个过程伴随着和时间的博弈和较量，女性自我觉醒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有社会学家统计过，女性在34岁左右会有一次关于自我的觉醒，大概率我的觉醒也在那个时间。我觉得成长不意味着变得越来越好，芝麻开花节节高，我觉得成长像蛇一样会蜕皮，蜕皮就要有一个断裂的过程。一个不断长大的自我跟社会之间，是需要用破裂的方式把这个空间找给自己的。
我就是在大家都说着“你事业也好，家庭也平衡，还上过很多采访，你怎么平衡你的家庭和事业？”的过程中，我的家庭和事业不再平衡。我家里所有的问题开始显现，以前我跟我前夫一起建立起来的，那个为了逃避原生家庭的避风港被打破了。生活的变化和自己成长的节奏，跟这个小家庭产生了太多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在那个时刻，我觉得我应该做出改变。
对于一个听摇滚乐长大的女孩，我们所做的改变，并不是要让自己更努力、更高、更好、更强，我们的努力是破坏开始的。相当于你用摇滚乐获得了打碎一些破罐破摔的能力。
公司不做了，家庭也不要了，我自己离婚，公司要的东西给公司，前夫想要的房子给前夫。我带着我的女儿，从那种要求女性“家庭和事业要平衡”的双重刻板压制之下逃离了出去。只带着留下的一点钱和女儿，在胡同租一个小房子，一点点慢慢抛开公司的那些东西，回到写作——这个我热爱的事情上。
写作会占据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让人没功夫思考有的没的，什么一个女性离婚就意味着贬值，再也找不到对象了，孩子是个拖油瓶......当然这也不是一个摇滚女孩要想的事情。
我写的书基本都基于将史料重新梳理和整理，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破碎的内容系统化。我也可以把生活里破碎的东西系统化，把破碎的自己系统化。我喜欢的民谣和摇滚乐都是在硬地里开出花来，都是在艰难的情况下绽放自己。我看到胡同里破旧的搪瓷盆，或其他什么很破的地方长出一朵小小的野花时，也会从中感到力量，这种力量是觉醒的力量，也是一种自我重塑的力量。
虽然经历了收入不稳，精力不够，三年疫情等等等等所有问题，但摇滚乐让我内心强大。这种强大在于，我们从来不回避痛苦，因为玩摇滚的人知道怎么去拥抱痛苦。这就是我说的“有核”。在《有核》这本书里，我也做过很多类似摇滚乐精神这样系统的梳理。而在做节目、写书，和日常工作、生活里，我又重新塑造了一遍自己，也重塑了一遍我的生活。
总是会有人抱怨环境，说女人天生就能怎么样，天生就能不怎么样，说你离了婚就能怎么样，你失去了你最好的工作，做出了愚蠢的决定，谁为你买单......永远用既定的结构规划你、束缚你的想法。
如果我按照这些束缚来判定自己，那我就不应该被生下来。如果我遵循了这些固有的结构，或许我还应该生活在一个小镇上，有着非常不幸福的婚姻，被老公打了也不能离婚，因为孩子还小，要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是一个摇滚女孩，摇滚女孩身上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最近的一些采访上，总有人会问，“你是不是一个成功女性”，“你作为一个女性有什么榜样的力量”。我觉得聊这些事本身就是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在我看来，男性和女性只有生理的差别，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在父权制社会和消费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其实女性被很多隐形的东西固化了，刻板了。这些都是对女性长久以来的偏见和不公，这些问题不是性别的问题，它是社会的议题。
我会用摇滚乐的方式印证我自己。我做了一个叫《摇滚女孩的情感电台》的舞台剧，自己编剧，有导演来协助，完成了很多高难度的动作，完成了很多不仅需要在舞台上跑跑跳跳，有时还会摔青自己的动作戏。但在演的过程中，很充实，很爽。
当时很多人都不觉得我能做出这个剧来，因为我已经40岁了，他们会觉得，“长得胖，也不好看，你凭什么成为舞台的大女主呢？”但只要这个剧是你写的，你就可以成为大女主。
我从来没有局限于别人对我的定义。当别人说这个事情不可以的时候，当别人说不能成功的时候，我恰恰想去试一试，我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扩大边界。
如果你也是一个像我这样有好奇心的摇滚女孩，你也可以去LiveHouse里面看看演出，去国外的音乐节上扎扎帐篷，带着500元去别的城市流浪，或者一个人在胡同里住七年，自己抚养小孩，靠写作为生。甚至带孩子的时候，因为自己内心伤心，会着孩子去精酿啤酒馆里，她在旁边喝果汁，你在旁边买醉。什么都可以试试。
并没有什么成功女性，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成功的。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我只是输得起。这就是我的人生和我的摇滚故事。
当我在讲这些的时候，依然会被评论说我是吵闹的、喧哗的、大嗓门的。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任何一个讨论都是这样吵吵闹闹、大嗓门地聊下来的，任何一个关于女性的认真讨论，都不会比一个摇滚乐乐队在排练房里用不了吉他的吵闹更吵闹。
女性独立思考的声量总是会更大一些，最重要的你们要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声音。
出品｜腾讯新闻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7-30 12:4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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