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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往往与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左传》作为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春秋时期的大量历史事件和人物。在这些记载中，女性形象虽然众多，但往往被边缘化或符号化。无论是被赞誉为“贤妃”，还是被贬低为“妖妇”，她们要么作为“相斫”的背景板出现，要么作为男性叙事的附庸出现，实则也是处于“工具人”的状态。
“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蔡姬指来自蔡国的姬姓女子，嫁给姜姓的齐桓公是当时常见的姬、姜联姻。按左氏叙述，蔡姬是个颇有些娇憨的少女，在与齐桓公乘舟游玩的时候，习于水性的她故意摇晃小船取乐。齐桓公不会游泳，吓得表情都变了，劝蔡姬不要继续，但蔡姬不听。如果按我们当代人的眼光，蔡姬的行为或许可以解读为夫妻之间情趣，但悲剧的是，齐桓公明显缺乏这种情趣，盛怒之下将蔡姬赶回了娘家。于是荡舟这件小事引发了“蝴蝶效应”，蔡姬的兄长蔡穆侯对此十分恼怒，一气之下将蔡姬另嫁他国。齐桓公听闻此事，认为自己虽将蔡姬逐出，但“未之绝也”，并没有说要终止婚姻关系，蔡穆侯将蔡姬另嫁他人，让自己大丢面子，由此才兴师讨伐蔡国。与蔡国的战事又进一步导致后续的齐、楚召陵之盟。但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左传》关于召陵之盟的叙事脉络，很容易就能发现，蔡姬无非是作为战争借口的工具人罢了。学者刘勃在其《失败者的春秋》一书中详细剖析过，早在鲁庄公三十二年（前662），也即召陵之盟6年前，齐桓公就“为楚伐郑之故，请会于诸侯”，在之后几年中更是密集地为后续战事作准备，达成“服江、黄”（迫使毗邻楚国的江、黄二国服从）的成果，并于僖公三年（前657）秋天“会于阳谷，谋伐楚也”。可见齐桓公南下伐楚，首先应当置于当时各国政治局势之下，才能获得准确的理解。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齐桓公是深谋远虑且富有耐心的。他当然不可能因为蔡姬的原因贸然发动一场动员多国、针对强悍楚国的军事行动。但同样的，蔡姬这一女性形象，除了“荡舟”这一活泼的精彩瞬间，透露出她个人的一些性格要素外，其实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失语者。被丈夫赶回蔡国、被兄长另嫁他人、被史官作为战争原因，她除了沉默接受安排外，没有资格为自己辩白。《左传》中著名的息夫人，也是一个被命运推来搡去的失语者。息夫人由妫姓陈国嫁入息国，故称息妫。她出嫁时经过蔡国，也娶了陈国妻子的蔡哀侯对美貌的息妫颇有些轻佻不礼的言行，这引发了息侯的愤怒。息侯去楚国请求楚文王帮助自己讨伐蔡国出气，楚国出兵后俘获蔡哀侯。蔡哀侯为报复息国，又对楚文王极言息妫的美貌，这引发楚文王的兴趣，于是他找借口去息国，顺带灭亡了息国，将息妫据为己有。息妫入楚后，为楚文王生下两个儿子，但始终没有开口说话，楚文王问她时，息妫回答说：“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这句话似乎引发了楚文王的愧疚，认为自己灭息全是因为蔡哀侯的蛊惑，又以此为由攻打蔡国。在《左传》中以息夫人为中心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无疑也应从当时的各国局势入手解读。考察史书，楚武王、楚文王父子二人在位时期，正是楚国锐意图强，“欲以观中国之政”的关键时期。楚武王首称王号，三度出兵伐随，控制江汉地区；到楚文王时，更进一步灭申、灭邓、破蔡、灭息、伐黄，打通随枣走廊，将楚国势力沿南阳盆地范围扩张到黄淮平原，形成对中原诸国的军事压力。与息夫人相关的三次战事，无疑属于楚国向中原扩张战略的一部分，有没有息夫人，楚文王都会找借口侵伐位于交通要道的蔡、息等国。就《左传》中记载的几个故事而言，息夫人实则是一位深明大义的伟大女性，左氏虽然将她作为战争原因，但对于她实则抱有赞赏的态度。就算如此，伴随后世对女性压迫的深化，人们越来越对她抱有一种求全责备的心态。如唐代杜牧的《题桃花夫人》写“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清代邓汉仪的《题息夫人庙》说“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虽都是借题发挥、各有襟抱，但言下之意，却都认为息夫人必须自杀殉节才够得上“节妇”之名。在息夫人的故事中，她因为自己的美貌先后被蔡哀侯、楚文王、楚文王之弟子元等男子垂涎，虽然持身甚正，却难以避免人生的悲剧，似乎美丽成了对她的诅咒。后世著名的《莺莺传》中，张生抛弃崔莺莺前，有一段长篇大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这里张生回避自己的道德问题，通过将崔莺莺定义为会招致厄运的“妖孽”，合理化自己始乱终弃的行为。而将美丽的女子视为妖孽，其实也由来已久。在《左传》中，左氏用心最巨、着墨最多的女性形象，正是一位被称为“不祥人”的悲剧女性——夏姬。夏姬是姬姓郑国郑穆公的女儿，郑穆公将她嫁给陈宣公的孙子夏御叔，生下儿子夏征舒。丈夫夏御叔死后，美貌的夏姬引来一些大人物的垂涎。《左传·宣公九年（前600）》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即陈灵公与自己的大夫孔宁、仪行父共淫于夏姬，甚至公然穿着夏姬的内衣在朝堂上嬉戏。《诗经·陈风·株林》一诗也讽刺陈灵公的行为，说他明明是去找夏姬，面对他人询问却说自己是“从夏南”，即去找夏姬的儿子夏征舒。夏征舒面对母亲被欺辱，内心必然涌动怒火。《左传·宣公十年》载，陈灵公一行三人在夏姬府上饮酒作乐，酒酣耳热之际就开始开一些不体面的低俗玩笑。陈灵公指着夏征舒对仪行父说：“徵舒似女（汝，你的意思）。”仪行父回答说：“亦似君。”这对夏征舒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于是他盛怒之下一箭射死陈灵公。孔宁、仪行父仓皇逃至楚国，向楚庄王哭诉夏征舒的罪行。楚庄王以“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为理由讨伐陈国，将夏征舒车裂，并险些将陈国变成楚国治下的一个县，这就是几乎导致陈国灭亡的“夏姬之乱”。在《左传》中，陈国之事虽了，但夏姬的悲剧命运还在延续。据说楚庄王也为夏姬的美丽着迷，“欲纳夏姬”，他手下的大夫申公巫臣劝谏说：“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蛮（后人说夏姬未出嫁时与异母兄公子蛮私通，致其早死），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庄王的弟弟子反也想得到夏姬，巫臣又劝谏他不可。最终楚庄王将她嫁给连尹襄老，但之后襄老在邲之战中丧命，他的儿子黑要又企图霸占夏姬。出人意料的是，庄王死后，反复指出夏姬不祥的巫臣，竟假借带夏姬回娘家郑国、迎回丈夫襄老尸体的机会，与夏姬私奔到晋国。愤怒的子反等人诛灭巫臣全族，巫臣在晋国写信给他们，声称：“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为了复仇，了解楚国内情的巫臣向晋景公提议，由自己出使吴国，教给吴国乘车、射御、驱侵等技术，这成为吴国崛起的起点，也奏响了后来吴楚战争的序曲。
精于叙事的《左传》，以夏姬的故事为线索，串联起陈灵公之死、楚伐陈、邲之战、巫臣奔晋入吴等跨越近50年的一系列事件，勾勒出楚国盛极而衰的历史进程。这些史事虽然都与夏姬相关，但将这一切归咎于她，并称之为“不祥人”，却非常不公正。陈灵公放纵自己的欲望，身死于夏征舒属咎由自取；楚庄王伐陈，是将这起弑君案作为借口，陈国处于晋、楚争霸的前线才是这场战争真正的原因；巫臣之奔于晋，更多还是由于楚庄王突然死亡后楚国内部矛盾的集中爆发……可见真正不祥的，是父权制下统治阶层无休止的欲望，作为男性欲望对象的夏姬，只是不幸沦为这种不祥的载体。学者朱赢在其《夏南之乱：〈诗〉 亡〈春秋〉 作的转折事件》中论及，左氏虽饶有兴趣地叙述了这一系列事件，却对夏姬本人保持着“漠视”，甚至连对她进行指责都兴致缺缺。在如此周详的叙述中，夏姬从始至终只在从楚国出逃前对楚共王说了句：“不得尸（即丈夫襄老的尸体），吾不反矣。”除此之外，她始终是被动而沉默的。《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前514）》，晋大夫羊舌肸想要娶巫臣和夏姬的女儿，她的母亲对他讲述了夏姬“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故事，劝他“甚美必有甚恶”，又说“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羊舌肸感到恐惧，但还是在晋平公的安排下娶了夏姬之女，生下儿子羊舌食我。据说这孩子刚出生，奶奶听到他的哭声就说：“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之后，羊舌家族果然因为羊舌食我被族灭。在这个后续故事中，似乎夏姬的“不祥”可以在她死后一路传递到自己的外孙身上，其中包含的恶意让人脊背发寒。《周易·家人·彖传》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在古代父权社会中，女性作为父亲、丈夫、儿子的附庸，被牢牢束缚在家庭中，这正是上述隗后、蔡姬、息妫、夏姬等女性人生悲剧的核心原因。虽然父权的森严秩序看似密不透风，但在两周时期，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其大夫、大夫与其家臣之间，既存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也存在大宗、小宗的亲缘关系，“国”与“家”实质上是同构的。所谓“宗法”，最重要的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正妻所生长子可以合法继承家族权力成为新的大宗，而非嫡长子的其余子嗣则降等变为小宗，政治权力的存续始终在家族内部完成。由此，“家”这一场域不仅仅作为内部出现，也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行使权力、干预“国”事，具有内、外双重属性。《礼记·大学》篇讲“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在家这一空间，作为妻子、母亲的女性，就可以借助家的双重性，在父权秩序的缝隙中发挥出自己的能动性。据刘圆在《从〈左传〉〈战国策〉 看春秋战国时期女性参政特征》一文中统计，《左传》中涉及女性参政的记录共有57条，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大都涉及权力的继承。上文所述王子颓之乱、王子带之乱，都被左氏归因于母亲的偏爱，正是女性通过“正位乎内”、管理家族内务影响到外部政治的例证。更为读者熟知的《郑伯克段于鄢》，也属同一类型的史事。在左氏笔下，一切的缘起是作为母亲的武姜对两个儿子的不同态度。因为郑庄公“寤生”（一般认为是逆产），惊吓到武姜，所以她不喜欢这个拥有合法继承权的长子，而“爱共叔段，欲立之”。等到庄公即位后，她便以母亲的身份要求给共叔段更好的待遇，使得共叔段的野心逐渐膨胀，最终引发兄弟相残、母子反目的悲剧。母亲在自己所生的两个嫡子间有所偏爱，尚且引发如此严重的政治危机，不同母亲为争立自己儿子为君所造成的政治动荡就更为严峻。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晋国骊姬之乱，是此类事件的代表。《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晋献公的正妻娶自贾国，但一直没有生下儿子，献公与父亲武公的妾齐姜生下太子申生，又与大戎狐姬生重耳，与小戎子生夷吾，与骊姬生奚齐，与骊姬之妹少姬生卓子。五女之中，骊姬最得献公宠爱，由此萌生废太子申生、策立自己儿子奚齐为君的企图。骊姬先是贿赂献公的男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劝说献公让太子镇守祖先坟茔所在地曲沃，让重耳、夷吾镇守蒲、屈两地，只留下自己和妹妹的儿子在献公身边。之后，骊姬以献公梦见太子之母齐姜为由，要申生祭祀母亲，申生按礼法将祭祀后的胙肉献给父亲，骊姬利用献公出猎未归的时间差在肉中下毒，劝说献公先喂狗吃胙肉，狗吃完中毒而亡，又给身边小臣吃，小臣吃完也死了。申生背负弑君弑父恶名，无奈下只能自杀。太子死后，骊姬又诬陷重耳、夷吾二人知道太子下毒计划，迫使二公子逃亡。这一系列阴谋使得晋国陷入长时间内乱之中，骊姬虽得以使自己的儿子奚齐继承晋侯之位，但晋国贵族并不买账，仅仅一个来月，大夫里克等人就先后谋杀奚齐、卓子，夷吾即位为晋惠公，后来称霸的晋文公重耳则开始了十几年的逃亡生涯。左氏以戒慎的态度翔实记录下这些由宗法失序而导致的政治变乱，其用意在于提醒统治者以史为鉴，管理好自己家庭的内部事务。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求统治者维护好嫡长子继承制，不能因为对妇人的偏爱而随意立嗣，至于像骊姬一般阴枭而富有心机、并能主动地将阴谋付诸实践的女性，是令史家感到深为戒惧的。
以上所述及的女性，都有着不让须眉的智慧、勇气、魄力，也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动性，但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她们依旧只是在父权制的秩序内有限施展自身的才能，所做的也只能是“助国君之政，隆家人之道”。如在邓曼的故事中，虽然她有知天道、明人事的卓越政治头脑，但也只能通过劝谏丈夫的方式发挥影响，如果邓曼有处置国事的权力，屈瑕、楚武王的死亡完全可以避免。讽刺的是，邓曼看到危险临近，但却无法阻止悲剧发生。又如穆姬在营救弟弟晋惠公时，身着孝服，带着三个孩子以自杀逼迫自己的丈夫，也表明她作为女性无法脱离家庭框架发挥影响。
左氏书写女性，要么作为串联政治事件的叙事线索，要么是传达自身政治观点的工具。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归罪于左氏，史书是一个时代现实图景的呈现，任何史家都要受时代局限性的约束。朱元琪、刘圆《从〈左传〉〈战国策〉 看春秋战国时期女性参政特征》朱赢《夏南之乱：〈诗〉 亡〈春秋〉 作的转折事件》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1月下，原标题为《〈左传〉中的女性群像 家国之间的母亲与妻》，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6-22 07:0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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