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上海租界监狱的那一天,章太炎发长过肩,毫无憔悴之色。只是狱中食物无盐,原本消瘦的他,脸反而肿了一圈。
这是1906年6月,《苏报》案发三年后。
远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准备好欢迎会,为出狱的同志接风洗尘。章太炎到达东京时,留日学生与革命志士上千人前来迎接,全场座无虚席,就连屋顶都坐满了人,只为聆听章太炎即席演说。
章太炎简要地回顾了自己的反清革命历程,随后说出那番关于“神经病”的著名理论。
他说:“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此后几年,章太炎除了参加革命,还在日本开坛讲学。他的学生中,有周树人(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黄侃等日后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身处变革时代的章太炎,深刻影响了一代人。
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一户书香门第,其原名学乘,后改名为炳麟,字枚叔。因仰慕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遂自号太炎。
章太炎回忆,他从小就爱读一些揭露满清入关历史的“禁书”,如《东华录》《明季稗史》等,于是在心中埋下了排满革命的种子,以明末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张煌言等人物为偶像。
明清时期,江浙地区文教兴盛,章太炎所在的家族是当地颇有名望的耕读之家,家中藏书五千卷(但章太炎自称“余家无多书”),常年注重本族子弟教育、致力地方公益,在当地开办书院、义庄、家塾。到了章太炎祖父这一代,章家已显出衰落气象,又逢太平军之乱,江浙一带经济萧条,田野荒芜。
对于家道中落的家庭,科举考试是改变命运的机会。16岁时,熟读经史的章太炎本要应县试,却突患“眩厥”症(类似于癫痫病),没有去考试,厌恶八股的他从此放弃科举。
章太炎绝意仕宦的原因,可能还有其家族隐秘的“夷夏之辨”传统。
▲1906年出版《訄书重订本》卷首的章太炎青年像。图源:网络
章太炎早年的国学教育来自于其外祖父朱有虔、父亲章濬,这属于家学渊源,青年时入杭州诂经精舍,拜师俞樾,师承“乾嘉学派”。
章太炎的父亲章濬去世前,曾对儿子们说:“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意思是说,咱们家在清朝已经生活了七八代人,但仍不忘“故国衣冠”,祖祖辈辈去世后“用深衣敛”,拒绝用清朝服饰,表明自己坚持“夷夏之辨”,我虽然当过清朝的下层官吏,但也不敢违背这个传统。
章太炎所处的晚清时代,存在两种革命源流:一种是自明末以来就存在的反清思想,即章太炎晚年在演讲时说到的,“满清入主中原三百年间,反清之意见,时载于书籍,鼓励人民之同情”,这是革命思想的本土源流;另一种则是鸦片战争以后,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传入中国的巨大影响,这是外来源流。
在诂经精舍求学时,章太炎一边继承乾嘉汉学,潜修训诂之学,一边也在中外两股思潮的影响下,思考救亡图存的现实问题。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军战败告终。日本人通过逼迫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强占台湾,收取战争赔款二万万两白银,并取得在华投资办厂的特权。
当年喊出“富国强兵”“以夷制夷”的洋务运动,费了那么多工夫,花了大把钱,却连小小的日本都打不过。
此次战败给27岁的章太炎带来极大的震撼。消息传到西湖之畔的诂经精舍后,章太炎无法再静下心来钻研故纸。
不久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鼓吹维新变法,在上海发起强学会,并向各地书院寄送会章。章太炎收到会章后率先汇银16元,报名入会。
这也意味着,章太炎即将离开求学多年的诂经精舍,告别年过古稀的恩师俞樾,投入到时代的浪潮中。
后来,章太炎由改良派转向革命派,写了《谢本师》一文,宣布退出师门。章太炎深受朴学影响,一向敬重老师,他与俞樾断绝师生关系,可能是为了保护俞樾,以免老师受到牵连,遭到清廷加害。
章太炎出山后,立马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狂人本色。
1897年,在梁启超的邀请下,他赴时务报馆任职,发表了多篇文章,呼吁“以革政挽革命”的变法运动。但没干几个月,他就辞职了,原因是,他与康有为的政治立场虽然颇为一致,但学术立场上“势若冰炭”。
当时,康有为为了向清朝统治者兜售变法主张,提出一套“托古改制”的思想,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宣扬刘歆作伪说与孔子改制说,而章太炎秉承家学、师学,对《左传》深有研究,认同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
康有为的门生们将康有为奉为教主,而康有为本人也以圣人自命。对此,章太炎不禁嘲讽道,康有为是要当“教皇”啊!
在章太炎看来,为了宣传政治主张而无视历代学术流变、任意质疑中国古书和古史,将会动摇中国文化的根基,甚至会危及中国人的政治与文化认同。
这场学术之争后来演变成了暴力冲突。一日,章太炎酒醉,当着康有为门生的面,说康有为是“教匪”,康门弟子一气之下找章太炎争辩,却又说不过他,竟然挥拳相向。章太炎寡不敌众,被打了一顿。
闹到这个地步,章太炎只好离开时务报馆。
次年,在慈禧为首的顽固派阻挠下,维新变法迅速失败,仅历时103天。之后,光绪皇帝被软禁,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康、梁逃往海外。
章太炎因为报名参加过强学会,为维新派办过报,写过文章,也在被通缉之列,只好东渡避祸,初次体验了政治逃亡者的滋味。往后余生,这种经历将多次伴随他。
维新变法时,章太炎曾前往武昌拜谒湖广总督张之洞。
张之洞向来喜欢招揽士人,起初以为章太炎行文喜用生僻字,对他的文章不太感冒,后来听别人说章太炎对《左传》颇有研究,才提起兴趣。
但章太炎只在武昌停留了一个月。章太炎发现,昔日的洋务派官员张之洞恪守效忠清室的观念,其口中所说的“中体西用”,实则是不愿触及专制统治的根本,失望的章太炎只好离开武昌。
同一时期,章太炎还给另一位清廷大员李鸿章寄去了一封长信,大谈外交之策,但彼时的李鸿章正因甲午之战失败而受冷落,也没有兴趣和年轻的儒生谈论治国之道。
离开武昌的途中,章太炎写下一诗,感叹道:“怀哉殷周世,大泽宁无人?”
殷周世,指的是奠定中华礼乐文化的商周革命,而大泽乡是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地方。这似乎预示着,章太炎在看清清廷的腐化无能后,将走向推翻帝制的反清革命之路。
他也想不到,十多年后,革命首义的枪声将在眼前这座城市响起。
1902年,流亡日本的章太炎与其他革命者发起了“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他撰文告留日学生,激励海内外志士参与反清光复的斗争,其中有云:
是用昭告於穆,类聚同气,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凡百君子,同兹恫瘝!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
从此,一大批爱国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两年后,以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家为目标的“光复会”在沪成立,其中以蔡元培、陶成章为主要领导,还有徐锡麟、秋瑾等干将加盟。
章太炎也是重要发起人,但光复会成立时,他正身陷囹圄。
1903年,章太炎冒着被清廷追捕的风险,暗中返回国内,几经周折后藏身于设有各国租界的上海。当时,有中国人借着日本人名义在上海创办《苏报》,这份报纸由湖南人章士钊担任主笔,宣传反清革命。
同年,邹容在上海出版了著名的《革命军》,这本小册子影响极广,邹容在书中强调:“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他主张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一个新的“中华共和国”。
章太炎与章士钊、邹容等年轻人畅谈革命,结为至交好友,章太炎还为《革命军》作序,刊登于《苏报》上。
此前,为了反驳康有为保留君主制、徐图改良的观点,章太炎也为《苏报》撰写了著名长文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美洲华侨中的一些保皇派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认为革命可能是改变中国现状的一条出路。康有为逃往国外后,仍然对被囚的光绪皇帝抱有极大希望,建立了保皇会,可朝廷并不保护这些鼓吹维新的保皇派,仍然不断追捕他们,这让保皇派的信心大受打击。
为此,康有为写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坚持自己的改良观点,反对革命,声称“以皇上之仁圣英武,通于外事,足以变法而强中国”。
对此,早已与维新派决裂的章太炎发文驳斥,尤其是看到康有为拍光绪的马屁,他更是讥讽道:“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这是说,光绪皇帝连五谷都分不清,连慈禧太后都斗不过,根本不可能变法图强。
《革命军》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海内外引起了震动,正所谓树大招风,清廷发现了《苏报》的威胁,于是授意江苏巡抚恩寿,要他逮捕在上海宣传革命之人。恩寿遂命上海道台袁树勋,联合上海租界工部局会同查封苏报馆,逮捕革命党人。
1903年6月,苏报馆遭到租界工部局查封、搜捕,包括章太炎、邹容在内,一共有六个人被捕,其余相关人士及时收到风声,逃过一劫。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章太炎原本也提前得到了消息,但他不愿逃走。当时有报纸讥笑他乖乖就范,太愚蠢了。章太炎却不以为然,反驳道:“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
邹容也是在得到章太炎的信件后,甘心投案,与他共同赴难。
章、邹被捕后,清政府向租界提出引渡的要求,打算将他们秘密处死。当时有个记者叫沈荩,就因为揭露清廷的恶行,被清政府下令绞杀,清廷想要故技重施,借机干掉章、邹二人。
但租界为了维持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所谓“治外法权”,坚持不将章、邹交给清廷,而是在英租界会审公廨组成一个临时公堂,对章太炎和邹容进行公开审判,并同意他们请律师为自己辩护。
清政府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控告章、邹二人大逆不道,满清官员罗列了一堆证据,结果法官在审判时把章、邹二人写的文章如实地念出来,其中不乏“伪清”“贼满人”“逆胡”等词句。清政府在本国土地上无法审判本国人,就已经是耻辱了,还被当场痛骂,更是沦为笑柄。
在法庭上,章太炎穿着像僧人袈裟一样的衣服,长发披肩。法官知道章太炎是有名的文人,以为他一定考取过功名,就问他是什么“学历”。章太炎答道:“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人的统治,还能有什么功名呢?”
对于“载湉小丑,不辨菽麦”一句,章太炎为自己辩解道,这句话翻译成白话,不过平淡无奇,小丑就是小孩子,而且皇帝身在深宫,自然不识五谷,没有侮辱的意思。
最后,公堂宣布了判决书,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在狱中罚做苦工,监禁期满“逐出租界”,而清廷的要求全部被无视。整个审判过程可谓大灭清廷威风,革命党士气大振。
遗憾的是,章太炎和邹容虽逃过死罪,却躲不过狱中的戕害。
入狱后,章太炎由于近视,工作时效率较慢,经常遭受狱卒毒打,好几次几乎死去。章太炎在狱中与邹容赋诗明志,互相砥砺,可没想到,本来体弱的邹容被残忍地折磨后病死狱中,年仅21岁。
邹容牺牲后,在上海的革命者为其举行追悼大会,声讨租界当局和清政府的罪行。租界当局标榜人道主义,担心章太炎也死于狱中,于是改派章太炎从事轻体力活,专管打饭的“美差”。
后来,章太炎感慨道:“余之生,威(邹容又名威丹)之死为之也。”
章太炎出狱后,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此前一年,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成同盟会,推选孙中山为总理,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
章太炎第一次听说孙中山的名字,是在维新变法前夕。
那时候,孙中山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后逃往海外,被伦敦的清公使馆诱捕,因为英国政府出面交涉,才幸免于难,《时务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章太炎看后,问梁启超,孙逸仙是何人?
梁启超告诉他,此人蓄志倾覆满洲,主张革命,是陈胜、吴广一类的人物。
章太炎听罢,“心甚壮之”。
如今,孙中山已是同盟会的领袖,被视为“革命党第一学者”的章太炎也得到推举,出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以此为革命派阵地,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展开论战。
保皇派的观点无非就是老生常谈,以中国民智未开、清政府正在筹备立宪等作为理由。
章太炎针对保皇派的观点,发表了《讨满洲檄》《定复仇之是非》《排满平议》《中华民国解》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清朝统治者不劳而获,不具备立宪的资格,等到革命成功后,他们可作为普通人参政议政。另外,章太炎表明,革命党“排满”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统治,不是排斥和歧视满族人民。
面对章太炎和《民报》的猛烈攻势,保皇派不得已多次暗中活动,向革命派提出休战,但遭到拒绝。1907年,由梁启超创办,宣扬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新民丛报》宣布停办,保皇派的舆论阵地大受打击。
作为东京时期的章门弟子,鲁迅最怀念的就是章太炎主持《民报》时的革命斗士形象。鲁迅曾回忆起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读章太炎文章的感受:“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在鲁迅看来,章太炎“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尽管后来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与章太炎形同陌路,但他一直尊重作为革命先驱的章太炎先生。直到鲁迅去世前两天,他还在写一篇纪念章太炎的文章。
在章太炎与保皇派论战的同时,革命也被推向了高潮。
▲旅日时期的章太炎。图源:网络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
据刘文典回忆,一日,章太炎正在书房中用佛学印证《庄子》,忽然听见巷子里卖报,买来一看,正是武昌起义的消息,大家欢欣雀跃,从那天起,章太炎和学生天天聚会,不再谈《说文》《庄子》,只谈怎样革命。
不久,章太炎启程回国。途中,他与日本友人谈及辛亥革命之后的局面,说:“同志中颇有洋洋自得者,以为今日天下尽在吾党掌控之中,实则大谬也。今日吾党人惟有惕励加勉,不可再存侥幸投机之心。宜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国事。如其不然,恐万劫不复。今日者,正是吾人发愤之秋也。”
章太炎回国后,看见的果然是更加动荡的时局。随着清廷覆灭,辛亥革命的果实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夺取,同盟会中与章太炎关系密切的同仁陶成章、宋教仁先后遇刺,革命党内部分歧不断。民国初创,便已危机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