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实力那么突出，为何从没出现过大一统王朝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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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实力那么突出，为何从没出现过大一统王朝的都城？

Original 李文畅 国家人文历史 2024-06-14 00:42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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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是中国很有文化底蕴的省份之一，是孔子的家乡，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培育室。山东的经济体量也很庞大，在全国各省份排名中名列前茅，且拥有多个GDP万亿元以上的城市。

此外，山东的地理位置还特别好，东边被黄海和渤海环抱，西边是华北平原，南边与江淮平原相连，北边直通燕赵大地。黄河与大运河在此交叉，江河湖海一应俱全。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尽管山地和高原的面积远大于平原和丘陵，但山东省却除了鲁中南地区有少数山地外，大部分地区都是土质肥沃、适宜农业的平原。可以说，山东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实力都很突出。可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山东表现如此抢眼，为何在这片土地上从未出现过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大一统王朝都城选址的标准做一个简要分析。

什么地方可以作为大一统王朝都城？

唐朝覆亡以前，大一统王朝都城长期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兜兜转转，唐朝覆亡后，由于经济重心南移，东北少数民族政权力量兴起，政治中心又离开关中地区，转移到北京或南京。这些大一统王朝的都城选定，基本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关中地区的经济系统在唐末的军阀混战中被摧毁，此后趋于没落。但关中地区开发历史较早，而且背靠陕南陇右以及巴蜀等同样发展历史悠久的地区，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发展完备，能够支撑起庞大的官僚和军队系统的开销。所以长安和洛阳会受到统治者青睐并不意外。而北京处在辽东半岛、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接合地带，南京则位于江南重地，周围地区经济基础都很不错。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中原地区和关外联系的深入发展，一度被长安和洛阳把持的都城地位逐渐滑向南北二京。

第二，经济基础虽然是都城选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由于都城是一国的政治中心，相当于人的头脑，所以对安全性的要求相当高，这也是长安和北京会成为大一统王朝都城的主要原因之一。汉高祖刘邦结束秦末军阀混战、开创新朝之时，曾经就未来都城定在哪里有过一次大讨论。刘邦怀念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楚地，但也明白一旦真的回去，就可能会失去对中原形势的控制。他看到洛阳附近的农业基础不错，地势平坦，有心思把都城选在这里，却得到手下首席谋臣张良的劝阻。张良认为洛阳的城池虽然坚固，但是地方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并非用武之国。

张良看得很长远，洛阳地方太小，缺乏战略纵深。当地开发较早，但该地区经济基础有限，长此以往难以承担作为大一统王朝政治中心的财政开销，而且地势平坦并非好事，容易遭到四面八方的袭击。刘邦也意识到安全因素对于都城的重要性，所以最后妥协，将都城摆在了“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的关中地带。后来匈奴扰边与七国之乱发生，西汉朝廷能够相对从容去应对，侧面证明了关中的相对安全。

第三，都城选址不仅要关注经济基础和军事安全，还需要评估战略层面的价值。大一统王朝在都城的选址问题上很看重这一点，有时候会让它凌驾于经济和安全两者之上。孟子曾有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实际上就是战略价值。但人和不是光靠施仁政就可以解决的，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必要的平衡。

把这套准则放在都城选址上，就是要在经济特别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之间做好平衡，在“制内”和“御外”之间达成平衡。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衰落，而江淮地区得到很大程度的开发，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图志》，称朝廷开支大部分要依靠江淮供给。唐德宗得知江淮的财赋运抵长安，激动地说自己和儿子的性命终于保全。这些都是在说明江淮重地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可是唐并未将都城迁到距离江南经济重心更近的地方，反而仍然选择长安，这就是在追求一种平衡。这样做，南方经济的繁荣可以支撑北方的防御体系，而北方也不至于因为经济上的落后导致边境形势的恶化，从而带来更大的社会动荡，国势也得以维持。

 

山东缺乏成为都城的硬性条件

将目光转移回山东。在王朝的治乱兴衰历程中，山东也因地理上的重要性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并成为一些地方政权的统治重心。例如最早的夏朝起源于川甘青三省交界处岷江上游的岷山山脉一带，并经过迁徙逐渐到达晋南、豫西地区，当时其最大的威胁东夷族就位于山东地区。东夷族首领羿趁夏王室内讧入主中央，给夏朝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此后周代商而立，西周的开国元勋周公便将自己的家族和姜公望的后人封在山东，与关中的政治中心形成掎角之势，防范异己势力的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南燕和北齐都曾将自己的统治重心放在山东地区。可无论是曾经入主中央的东夷族，还是一度在对关陇集团的斗争中占据优势的北齐，最终都没能完成大一统的历史任务。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山东无论在都城选址的哪个条件上都稍“欠些火候”。

先看经济，与关中与河洛平原相似，山东丘陵地带开发历史也很早，无论是农业还是工商业发展程度都很高，齐国和鲁国也因此成为列国诸侯中的佼佼者。如齐王办稷下学宫，花重金来吸引大批人才，这个底气正是来自他们不俗的经济。可是这种经济优势并不是绝对的。唐以前有关陇河套同其竞争，只有当关中政局动荡，暂时难以供养庞大的国家系统时，统治者才会做出一些妥协，但也不是直接把都城放到山东，而是安置在洛阳。此外，唐将洛阳定为陪都，部分原因也是在关中地区遭遇粮荒时，可以方便迁移至洛阳就食。以后东南地区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北宋统治者干脆把都城移动到距离漕河更近的开封去了。

再看安全。在安全系数上，山东在都城选址的角逐大赛中也不占优势，甚至可能是减分项。饶胜文在《布局天下》一书中就曾指出：

“山东地形的主体是鲁中南低山丘陵，三面都是平原，缺乏天然屏障和纵深，几处险要一被突破，全境即可能被击穿。”

以春秋战国的诸侯战争为例，管仲在齐桓公支持下掌握国政后，迅速选择与鲁国和解，并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主张齐王带头向周天子输诚。管仲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传统保守，而是因为他看到了齐国在地理上处在其他诸侯国的包围之中，如果他不能提出一个更大的政治愿景来协调自己与其他诸侯的关系，释放更多善意，那么齐国将迅速陷入被孤立乃至于被吞灭的尴尬境地。后来乐毅率领五国联军伐齐，在短时间内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的事实就说明了管仲的政治远见，因此，山东在地缘政治中并不怎么安全。此后田单虽然通过离间乐毅与燕王关系复国成功，但齐国的周边环境仍然不容乐观，即便齐国在秦国与东方诸侯的战争中选择消极中立，也仍然难以逃脱被秦国先包围、再吞并的结局。

北魏王朝陷入分裂后，高欢在山东与河北地区积蓄力量，费尽心思拉拢山东的地方士族，但高欢并没有把自己的政治中心放在山东，而是开“霸府”于晋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此后北齐建立，逐渐疏忽了对河东这一前沿阵地的经营，结果被北周武帝率军夺取。山西丢失后，北齐宗室在山东地区虽然仍握有一定数量军队，但已难挽颓势。由此可见山东作为后勤补给基地绰绰有余，但作为一国中心却并不合适。

唐朝覆亡后，收拾五代乱局的北宋曾经重新占领了山东地区，但北宋统治者宁愿选择开封也不愿在山东丘陵平原上安置主基地，正是因为北方辽国的骑兵随时可能南下，在山东平原上纵横驰骋，打垮北宋军队。更要命的是，北宋王朝还没能夺回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燕云故地，所以在与辽的博弈中更趋于被动。相比之下，有黄河阻隔，且还靠近江淮财赋重地的开封，性价比无疑更高一些。

山东的平原丘陵多，不仅给骑兵作战提供了绝佳的场域，还有利于大兵团的迂回突袭。明朝最初的都城在南京，还是藩王的朱棣在发动军事叛乱时，就面临一个难题，即自己的所在地北京和南京之间隔着华北平原。朱棣一开始想攻破山东的城市，然后逐步逼近南京，结果在济南遇上了铁铉。铁铉看到燕王的军队杀过来，直接在城楼上把朱元璋的画像抬出来，搞得以“清君侧”为名义起兵的朱棣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放弃进攻。可是，朱棣发现进攻南京不一定非要经过山东，还可以绕过去，后来还一举成功，改变了明王朝的历史走向。就此来看，在山东建都不一定是安全的，甚至很危险。

山东的战略价值

话又说回来，长安、北京和南京这些当过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也并非完全不可攻破，例如安史叛军攻破潼关后，长安就立即成了一座不设防城市。明末流民大起义的怒火也曾淹没北京孤城，而南京虽被誉为虎踞龙盘之地，但在失去淮河流域的屏障后，也成了攻城者唾手可得的战利品。所以各种建都选址的条件都是相对而言，没有完美的，只有合适的，而山东之所以和大一统都城无缘，还同都城选址的战略意义有极大关联。

前面提过，战略价值是在“制内”和“御外”之间维持良好的平衡。以唐朝为分水岭，唐朝建立前，中原王朝的威胁大多来自于西北游牧民族，唐朝时候多了西南吐蕃这个劲敌，唐以后，中原王朝的威胁逐渐从西北转向东北，封建统治者的主要敌人也不再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而是变成了兼具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特点的“复合型政权”。

这时候，如果统治者把政治中心放得距离敌人太远，就不容易组织边境的进攻和防御。但如果放得离敌人太近，就会缺乏屏障要隘或大后方以作为缓冲地带，又容易被对手反噬。因此，前期统治者把都城选在关中，既可以利用复杂的山谷地形与敌人周旋，又接近河西陇右甚至安西地区的主战场，便于和欧亚大陆其他强者（吐蕃、回鹘、大食等）争雄，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而如果远离了这个中心，西北地区的军事形势很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汉唐统治者没有把都城放到山东，应该是担心国防上的平衡会被破坏。

唐朝覆亡后，辽金统治者逐渐开始干预甚至直接掌控北方地区的走向。这时候关中地区由于过度开发和漕河阻塞等原因，经济恢复缓慢，已不能再负担起作为大一统王朝政治中心的开销，在东北地区建都势在必行。于是，处在燕山南侧的北京逐渐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

按理说，古代的北京也不是最安全的，因为这里距离蒙古高原和辽东都很近，容易被游牧民族侵扰，明中后期就曾因为蒙古骑兵逼近京郊而多次戒严。可是北京周围多山谷，易于建设防线，而且又背靠广阔的经济腹地，便于汲取社会资源。土木堡战役后，于谦能够有效击退瓦剌部的进攻，靠的就是各省陆续调来的援军外加北京附近的山谷要隘。

北京就像一个瓶塞，堵住了东北少数民族政治势力问鼎中原的野心，但是假如中原统治者放弃这个瓶塞，把都城南移到山东半岛或更靠南的位置，表面上虽然距离敌人远了，但实际上却是将“进可攻、退可守”的枢纽地点拱手让人，自己则无险可恃，最终三面受敌。

也正是如此，山东可以成为可靠的大后方，也可以成为定鼎中原的跳板，但从历史经验来看，的确不太适合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所在。明清之际军事思想家顾祖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山东以自守则易弱以亡，以攻人则足以自强而集事。”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

2、饶胜文：《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1月。

3、谭其骧：《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8月。

4、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8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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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文畅

编辑 | 胡心雅

排版编辑 | 郑美玲（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张斌 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