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找谁来监护自己的晚年？
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年近40岁的Rebecca面临着很多单身女性特有的生活难题
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延续了这一“意定监护制度”，有人为自己履行人身照护、医疗规划、财产处理等监护职责。丧偶、丧子的高龄老人等。
“尽善”是全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的社会组织，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为丧子、丧偶、未婚未育的孤岛老人提供监护服务责编：陈子文
2017年，我参与了中国第一例同性伴侣意定监护的案例，记得当时给全国各地的公证处打电话，只有上海普陀公证处给予了肯定的回应，其他的公证处都回答得非常含糊。
《民法典》中的“意定监护”条例延续自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意定监护，与法定监护相对，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监护人这么多年过去，能够接办意定监护的公证处越来越多，找我咨询意定监护的人少说也有上百位了。但能走到最后一步的，比例不高，因为很多人都对意定监护存在误解。
为什么来做意定监护？最常见的回答是“如果我有一天出现意外要做手术了，我希望Ta来帮我签字”。通常来说，只有那些需要全麻的重大的手术、需要涉及二次决定的，可能才需要意定监护人来帮忙决策。
另一种误读是，意定监护无所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尤其在特定群体中，它甚至被宣传成了“婚姻平替”，好像只要双方把身份证噌地拿出来，签个协议，然后啥都有了。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监护权只是婚姻关系里，极端情况下所拥有的一项权利。
一些小型手术，在没有影响心智的情况下，朋友、同事，甚至是自己，都可以签字所以，这么多年，我们做的意定监护代理，不只是给自己失能失智后找个“监护人”，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体系，涉及的内容跟人生息息相关：人身照顾，医疗方案，财产处理，包括生前的和身后的等等。
首先是人身照顾的问题，曾经一个老先生提出过一条要求，失能后不要男护工，一定要请女护工，因为男护工粗手粗脚。再比如，失能失智后，我住哪？是住养老院，还是落叶归根，在家里安度晚年？
医疗方案，我就讨论一个最粗的，你是希望穷尽一切治疗方法，不管痛不痛苦、花多少钱，都一定要延长生命？还是说，在没有生命质量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治疗？对于财产管理，我们会设计一个配套方案，也会严格规定意定监护人的财产处理权限。哪张卡里是流动资金，哪张卡里是固定资产，在什么阶段能够动用委托人哪张卡？一旦当事人进入失能失智状态，是把房子卖了治病？还是出租后把租金用于医疗照护？
一般我们在做财产规划的时候，还会建议客户做一份遗嘱。因为一个人一旦进入监护状态，往往离生命终点也就不太远了。
这两年，我还发现有一些有趣的需求，比如数字资产的处理，社交媒体上的账户，抖音上的粉丝，淘宝网店，交给谁？怎么办？“有些人会在遗嘱里写上人生经验、家族美德，就像《都挺好》里苏大强的遗嘱，他觉得自己工作第一天买的一支钢笔，是他精神的传承，必须留给孙子”这几年，找我咨询的人主要是3类，初老人群，心智障碍家庭和同性伴侣。
初老人群基本在五六十岁左右，这里面可能有子女在海外的，或者因为一些客观条件没法要孩子的。他们往往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思路清晰，能接受新鲜事物，跟他们聊方案就非常容易。
在我办理的案例里，有老师找自己学生的，有找邻居的，找同事的，也有找侄女、表兄妹，关系远一点的亲戚的。人活到50多岁，你一定有可以交心的人。
还有一类是心智障碍、罕见病群体家庭，因为这些孩子常年需要被人照顾，所以很多家长会提前规划，以防自己老去后没人照护孩子。意定监护之于他们，更是一种刚需。
咨询人数最多的群体，还是同性好友。但在我的统计里，最终落成的比例只有3%。“我们还会在方案里加入一些委托事宜。曾经有一位客户，她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照顾他的三只小狗，后来，我做了她监护人的监督人，加了小狗常去的宠物店的店员微信”/《我和狗狗的十个约定》剧照我最年轻的客户是98年的，她来找我的时候，25岁都没满。一开始我其实有一点警惕的，但仔细聊完之后发现不是，两人是互联网行业的，因为单位里有码农猝死了，她们就发现死亡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所以我就帮她俩办理了。
在商议方案的时候，我经常会用画图的方式帮助他们厘清自己的需求。我们会议室里有面白板，我就反复给出一系列假设，如果你残了，他瘫了，孩子发生意外了，分别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出现……经常从下午聊到天黑。
我特别喜欢用一个例子：假设明天三体人要把你抓走了，你想一下有什么事是要别人帮你干的？有时候，我也会建议他们出一个“照顾清单”，从早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你都会做什么，哪些事情是特别重要的？
讲得越细，我就越知道这个方案怎么落地。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有的人追星，她觉得自己最重要的财产就是明星周边，所以她的协议里就会规定，这些周边一定要给懂它价值的粉丝去继承。上海一老人将300万元的房产送给水果摊摊主后，该老人的妹妹将摊主起诉至法院，最终，法院驳回妹妹的上诉请求，维持房屋归属摊主的一审判决做方案设计时，我们还需要去考虑两人各自的家庭情况。因为有时候，法定监护人会和意定监护人会“打架”，就像“上海水果摊”的案例，所以我们要规划，如果发生冲突，我们要怎么处理。
好玩的是，有一些案例做到后面，我感觉我做的是心理咨询，甚至是家庭公约。因为不管是伴侣，还是闺蜜，其实很少有人会在日常交流里讨论生老病死。当我摁着大家的头去讨论的过程里，你就会发现，平时大家一块吃吃喝喝，想法好像都挺一致，但一聊到生命本质的东西，大家的三观是如此参差。
有的人在做意定监护的过程中当场翻脸，闹崩了，也有的人做完之后跟彼此关系更紧密了。“有人做完意定监护咨询之后，坚定了彼此的关系”/pexels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坐在公证处，看当事人录音录像的时候，我感觉我像个“证婚人”一样。为什么这么说？虽然我反复强调，意定监护的权利跟婚姻不同，但这个过程比结婚麻烦多了。结婚很多时候是激情和冲动的产物，没点荷尔蒙上脑，人是很难结婚扯证的。
但是做意定监护，你就被我这么反复追问，还无数次地假设了生死，联想不曾预料的极端局面，你还愿意当我的监护人，这一定是个理性的决定。
目前，找我办理的人群里，主动选择不婚不育的丁克人群其实不多。80后的初代丁克，现在也就四十多岁，大多还没有到需要设定意定监护的年龄段，这个群体的需求，估计在未来才能看到。
但不管在哪个群体里，找到我做意定监护的，都是女生多，男生少。电影《0.5毫米》中，安藤樱饰演的护工保护孤岛老人不受伤害现在不婚不育的人越来越多，如果又是独生子女，未来，找一个意定监护人就很难了，更别说找第二顺位的监护人了。
我们这代人都是“线上e线下i”，不像爸妈那代人，跟邻居、同事都有比较鲜活的联系。所以我也经常跟我的一些客户建议，平时对你同事的孩子好一点，你知道吧？如果你同事也没孩子，那就对领导的孩子好一点吧。（笑）
2020年8月，《民法典》颁布不久之后，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成立，它是我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
有人问，比起找个体（自然人）作为监护人，找社会组织做监护有什么好处？
首先，作为社会组织，我们和老人的财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其实，不论是找亲属还是朋友当监护人，难免会和财产牵连，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利益问题：住1万块一个月的养老院，到底值不值？会不会影响我能继承的遗产金额？但监护组织就不会有这样的考量。
另一方面，监护组织有更多的人力支持。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监护人要在ICU室外等几十个小时，这个时候，组织可以换班，但对于个人来说，他/她可能就很难独自支撑这么久。
我们把服务内容分为几个板块，人身照管、医疗决定、权益维护、财产管理、身后丧葬，但真正的监护行为，其实很难清晰地界定在这些板块里。
很多老人在咨询的时候会问：“意定监护能做什么？”，我们通常会说：“如果你有子女，你希望他/她做什么？”“子女能做的事，我们也会努力做到。”
比如，有些长辈住的老房子没有电梯，就会问我们能不能帮他/她买菜；有些长辈经济条件比较好，想让我们陪他/她去国外旅游。只要是不违背公序良俗、法律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帮助他们。
意定监护，本质上要基于信任，而不是血缘。怎么和一个陌生的机构去建立信任？就要来自于日常的互动、沟通、支持，长辈提出问题后，如果我们能去不断地帮他们解决，信任就建立起来了。法定节假日，我们也都会到长辈的家中看望他们。过去4年，找我们做意定监护咨询的老人差不多有200多位，最后成功签约的有30多位，每月收费500元。这些老人大多没有子女，或者和子女关系不好，而且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近亲或朋友，生活上比较孤单，所以才会找一家社会组织做监护。我听过的故事里，有子女把父母的户口本、银行卡、身份证全都拿走的，也有把父母的财产悄悄转移掉的。还有过一个案例，一位长辈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之后，他发现小孩就把家里的装修全都拆掉了，不允许他回家住。这些子女里，其实不少拥有很高的文凭，长辈们有时候会哀叹，是自己的道德教育出了错。这些年最让我感触的，反而是老人们简单朴素的遗愿。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30岁就开始思考遗嘱，内容也稀奇古怪。但其实，只有在死亡临近的时候，我们才会对死亡产生真正的思考，而这些想法往往是很直白、很简单的。
比如老人们会说，“到时候麻烦你一定要帮我入土”“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把我的身体擦拭一下，再送到太平间去”，有些长辈会留给我们一些联系人的方式，希望请我们在他/她过世之后，通知一下在世的朋友。也有一些老人会叫我们去做遗嘱执行，把自己的钱款捐赠给贫困的老人。
让我感慨的是，人生就很多时候它可能不那么绚丽，也不那么精彩，它真的是很平凡的一生。
我们送终的第一位长辈，是在去年的时候，他过世的晚上刚好是除夕。我们有一个24小时开机的紧急联系电话，医院给我们电话的时候，大概是凌晨两点左右。等到我们赶过去的时候，长辈已经独自过世了。医生给出的死亡原因是呼吸骤停，应该是他肺部的肿瘤发生了突变，引起了压迫。
在死亡证明上签字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其中的重量。因为之前做意定监护都是纸面上的，这次是真正地在践行承诺，送走他的最后一程。他们把自己的余生交付给一群陌生人，这份信任是最让人感动的。
未来，我想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可以共同实践社会化的监护，探索对监护组织的监管、经费保障。因为在老龄化、低生育率的背景下，监护人缺失会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问题。
2019年，我做的第一个案例是一位在婚姻中很挣扎的母亲。当时她已经患有重病，丈夫却在这个时候出轨了，她担心如果病情继续加重，丈夫会不会对自己做出伤害，毕竟手术的材料全要丈夫签署。所以她就委任自己20岁的儿子作为意定监护人。
这个故事里，配偶才是她第一顺位的法定监护人，这位母亲优先了儿子的排序。
这些年，我公证过的意定监护差不多有四五十例，其中超过2/3的群体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这个年龄段的人，身体健康面临着断崖式下滑的风险，他们会担心突然患病无法自理，所以设立意定监护的需求往往是最迫切的。意定监护流程图
这个群体里，包括失独老人、丧偶老人、空巢老人。主动选择做丁克的老人很少，大多还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单身”的，比如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允许他/她做人工辅助生殖。
珠三角地区的家庭观念相对保守，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作为意定监护人，一些老人也会选择生活里遇到的年轻后辈。随着这两年监护组织的逐步推开，对于那些找不到意定监护人的老人，他们也会把目光投向监护组织。
作为公证员，我们首先要考察两人的情感关系和信任基础，我会和双方单独谈话，也会通过各种资料交叉验证。
曾经有一个离异的老伯伯找到我们，想指定一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年轻男子作为他的意定监护人。我一开始对两个人的关系有点摸不清，但了解过后，发现他们是师徒关系，年轻的时候，徒弟跟随了他很多年，老伯也见证了徒弟的成家立业。两人是忘年交。日本的社会监护服务体系，已经有一个长期的、相对成熟的运作
还有一个案例，我们前后沟通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做出了最后的公证。一位丧偶的爷爷，一生未育，唯一的直系亲属是争过他财产的养女。这位爷爷来公证处的时候，带了一个小伙子。小伙子说照顾爷爷多年，帮爷爷维过权，两人还一起上过电视。很快，我们发现小伙子是一家医养机构的工作人员，两人是买保健品时候相识的。基于这个背景，我就谨慎地核查了两人的关系和背景。我们首先了解了爷爷的家庭关系情况，包括查人事档案、户籍，询问旁系亲属。之后我们联系了爷爷年轻时候待过的单位，街道居委，询问近几年是谁去帮他办理养老金的，谁会日常帮他上传核酸报告等等。这个案例里我们还找律师进行了介入，因为涉及爷爷去世后的财产分配。后来我们发现爷爷的侄女、姨甥对他是挺有感情的，而小伙子也在尽心尽力地上门照顾老人。经过沟通，最后各方商定由爷爷的侄女担任意定监护人，把小伙子作为实际照管人，等于说降低了小伙子的决定权。
广东省广州市南粤公证处
无论是对于意定监护人，还是照管人，当事人通常会给予他们一些相应的财产馈赠。试想，一个人无限付出却没有回报，久而久之就成了道德绑架，监护很难长久。但另一方面，涉及金钱的问题，容易和人性产生冲突，所以必须加入意定的监督条款进去，以防引发“谋财害命”的事情发生。大多数老人不太懂法，他们来的时候也不会带协议草稿。我会问出他们的想法，根据对方的要求和意愿，从日常生活、医疗备案到财产管理，然后共同去起草一份协议。一般来说，每份协议有20条左右的条款，此外还有当事人家庭背景和关系的陈述。从《民法总则》到《民法典》，意定监护的法律规定其实没有变化。只不过《民法典》实施后的半年里，推出了司法解释，对于意定监护的细节认定，我们有了更多的参考依据。
电影《妈妈！》中，女儿罹患阿兹海默后，逐渐失去自主生活的能力
另一个变化是，这些年我们做的意定监护，大多都是“委任代理+意定监护”的组合。委任代理和意定监护的关系就像是时间进度条上的不同阶段，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具体来说，一个人要进入法律所规定的“监护阶段”，是要经过一个严格的司法程序的。除了医学上的司法鉴定，一般还需要经过法院的流程，当事人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样才开始进入监护阶段。
但当一些意外突然发生时，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已经达到了某个程度，但还没来得及去法院裁定，这个时候，就可以根据协议的约定先启动“委任代理”阶段。
意定监护是一个年轻的制度，法条上也只有几行字而已，未来还需要制度上更多的配套措施，比如，当我们拿着这份意定监护资格证明的时候，保险机构、医院、银行认不认？
这几年，光我们公证处的文书框架都已经修正了10几个版本了，相信在更多人的实践中，它也会慢慢走向成熟。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6-2 08: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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