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是《春秋》最后一年。一只瑞兽的意外死亡，令孔子发出“吾道穷矣”之叹，于是《春秋》叙事截止。
这的确是个不祥的征兆，因为这一年，孔子最寄予厚望的弟子颜回也去世了，给老人家造成重大打击。与此同时，一场影响深远的流血政变在齐国爆发——国君齐简公被大夫田恒所弑，随后田恒立简公的弟弟为国君，自己独揽齐国大权，迈出田氏代齐的第一步。而在田恒弑君事件中，还有一位齐国大夫殉难，据说就是孔夫子的学生宰予。
宰予，字子我，亦称宰我，这个孔门弟子太容易让人记住了——
观《论语》，他挨骂最多，被骂得最狠，简直是坏学生的典型。若再结合司马迁写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来看，宰予不仅上学期间油嘴滑舌，毕业后也不走正道，助纣为虐，简直是孔门之耻。
可奇怪的是，这样一位“坏学生”，到了唐朝官方诏令国学祭祀孔子时，却能够跻身配享孔庙的“十哲”之一。而且，无论是《论语》还是《史记》，都能够找到对宰予评价很高之处。宰予的表现很特别，关于他的记载也充满矛盾，就连对其最终结局的记载也疑窦丛生——有人认为宰予参与了田恒叛乱，最后兔死狗烹，未得善终；有人认为宰予是坚定站在齐简公一方，与田恒斗争而被田氏杀害，是忠君之臣；还有人认为宰予压根没有参与这一事件，死在齐国的另有其人……
让我们把时间倒退回孔子课堂最热闹的那些年。孔子开办私学是在第一次去齐国之前，如颜路等人就是学堂的第一批学生。但孔子学堂质量最高的时期，是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孔子从齐国回到鲁国，“四十不惑”，决定继续教书办学，此后十年间，孔子的弟子越来越多，如颜回、端木赐、冉雍、冉求等著名弟子都在这期间加入孔门。当然也包括“坏学生”宰予，而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是在上课时间睡大觉。《论语·公冶长》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这则叙述的事不难理解，就是宰予旷课了，孔子派人去找，结果发现这小子白天在房里睡大觉。夫子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怒批宰予是“朽木不可雕也”，烂泥扶不上墙，对宰予这家伙，我还有什么可以说的？接着又引发自己对识人态度的思考，说起初对人是听其言而信其行，如今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就是因为宰予这言行不一的家伙而改变的！孔夫子愤怒的后果，就是后世几千年来，家长、老师们骂孩子不成器都喜欢用这句“朽木不可雕也”。若这样来看，孔子对宰予可谓大号差评。可问题在于，宰予后来能力很出众，“孔门十哲”有他的一席之地。这哪是朽木和烂泥？明明是优秀学生代表啊！
于是有人出来打圆场，对《论语》里宰予昼寝这段做了另一种解读：宰予身体不好，精神匮乏，所以白天睡觉。孔子见了感慨地说，朽掉的木头是不能强行雕琢的，土坯经不起风雨的侵蚀！对于宰予这样身体不好的学生，我怎么好过分责备他呢？让他好好休息吧。
看看，这样解读，是不是和前面的孔子形象天差地别？一个是因为学生旷课睡大觉而大动肝火的严厉班主任，一个是关心学生身体、不忍让学生过度劳累的慈祥老父亲。持后一种解释的人还会认为，这不正是孔夫子的高明之处吗？宰予身体不好，所以他也不苛求他一定要来上课，所以宰予后来的成就，也是因为孔夫子能够“因材施教”。
一个旷课睡觉的事，竟然能衍生出反差如此大的解读。皆因《论语》这本作为孔门弟子（包括再传弟子）经过漫长筛选而编撰而成的记录孔夫子言行的书，虽然提供了大量可靠信息，但有个缺憾就是书中记录的许多孔子语录都看不出具体语境。可对于孔子这种人生经验丰富、社会关系复杂的人物，他的很多话都必须在具体语境之下才能看出其真意。宰予昼寝事件就是典型，那句“于予与何诛”，在前者的语境里就是“不教也罢”的气话，后者语境里则是心疼学生，让他多休息，不要苛责。《论语》在这件事里只交代了前提，接着就是孔夫子一阵连珠炮式的输出，加上孔子又是后世读书人遵从的圣人，这就必然一言一行都会引发争议。其实诸如宰予身体不好、容易疲乏等等都不见于记载，仅是后人推测。
可换个角度看，在遥远的春秋时期，照明条件十分有限，到了晚上很难再进行学习工作，大部分人睡得很早。读书人就必须早起趁着天明之时学习功课，所以白天睡觉被视为懒惰（就算是今天的学生在学习时间睡觉也是如此）。宰予是人，他后来的表现优秀不代表学生时代就必须完美无瑕，有个旷课睡觉的前科不算什么，只是刚好被记录下来了。孔夫子也是人，发现学生偷懒睡大觉，恨铁不成钢地说几句重话也在情理之中。如果要大胆推测，与其脑补宰予身体不好，倒不如说正是孔夫子的几句重话把这懒惰的学生给骂醒了，从此痛改前非，发奋图强，成为孔门优秀弟子。这样一来，不也是一个好老师因材施教巧用激将法、坏学生猛然悔悟逆袭成材的励志故事吗？
关于宰予的个人情况，史料记载极少，只能得知他是春秋末期的鲁国人。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提到一些孔门著名弟子的年龄，例如子路“少孔子九岁”，颜回“少孔子三十岁”，闵损“少孔子十五岁”，端木赐“少孔子三十一岁”等等，但宰予的传里却没有写年龄。直到清康熙八年（1669）杨纯臣编写《大成通志·先贤列传》中才记载宰予“小孔子二十九岁”。如果按这个说法推算，宰予生年为公元前522年。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吕氏春秋》《孔丛子·嘉言》等其他文献看，宰予是跟从孔子周游列国的，应为孔子第一次从齐国归鲁后招收的那批学生，与颜回、端木赐为同龄人。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宰予的评价是“利口辩辞”，紧随其后的一段就是宰予和孔夫子“抬杠”的记录。这段经典对话也见于《论语·阳货》：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与“宰予昼寝”相比，这一段师徒对答更能体现出宰予的性格。孔夫子主张克己复礼，居丧是周礼中的重大礼仪之一，《礼记·杂记》载“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忧”。直系亲属长辈去世，三年居丧是当时贵族必须遵守的礼仪。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仪礼·丧服》疏中对这种丧服制度的形成表述为“唐虞之日，淳朴渐亏，虽行心丧，更以三年为限”。很可能在春秋时期，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礼仪是在唐尧、虞舜时期就流传下来的。
众所周知，孔夫子言必称三代，行必奉尧舜，对于居丧这种大礼自然是他所维护的。可宰予偏在此事上提出质疑，他说君子三年不习礼，礼仪就会废弃掉；三年不演奏乐，音乐就会毁掉。旧的谷子已经吃完，新的谷子已经登场，钻燧取火的木头也用一遍了，所以居丧满一年就可以了。宰予举的例子都很实际，且说得有理有据，但孔子却没有接茬，只是反问：“居丧期间，吃着白米饭，穿着锦绣衣服，你能安心吗？”宰予回答倒也干脆，直接说能心安。孔子道：“你心安就去做吧。君子服丧期间，吃美味不香甜，听音乐不快乐，起卧都不安心，所以不那样做。现在你觉得心安，就去那样做吧。”
鉴于不知当时两人对话的语境如何，我们只能单从记录的对话看，其实说到后面，师徒两人已说到两个不同层面了。孔子所维护的居丧三年，又提到是否心安等问题，都是从情感发出的道德拷问。而宰予则更多从实际操作角度提出问题，他认为礼是可以灵活变通的。谁对谁错，不好评判。孔子对于居丧之礼的维护也不难理解，周礼的底色是宗法制度，其源头是从氏族社会末期的家长制发展而来，血缘关系非常重要，也是孔子理想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的基础。
后来中国进入统一帝国时代，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他所维护的居丧之礼也一直延续，如丁忧制度——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若父母去世，则无论此人担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27个月。这种制度当然符合周礼精神，但丁忧制度也能用“夺情”的方式进行变通，一旦皇帝“夺情”，官员就能继续留任，不必辞去官职。明代名臣张居正正在大刀阔斧改革时，父亲去世了，按制度必须去职回籍丁忧，为继续让改革进行下去，张居正连忙上书给万历小皇帝，请求下诏书让他“夺情”，没想到还因此引发一场政治海啸。不过正常情况下，“夺情”也是一种常用手段，后世千百年能有这种约定俗成的现象，证明宰予提出的问题也的确很有价值。
不过，那次师徒对话让孔子很不高兴。宰予离开后，孔子又给这位“坏学生”打了差评。他说宰予这孩子没有仁德之心，还反问说，难道宰予没有得到过父母生养三年的关爱吗？宰予的家庭情况在第一手史料中都未曾提及，后世可能为了附和孔夫子的这句反问，杜撰出宰予年幼丧父的说法，这样一来孔子的责备也变成同情，自然不足取信。
课堂上的宰予即便挨骂再多、再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叛逆的学生，真正影响他人生评价的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场发生在临淄的流血政变。田恒弑齐简公事件发生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也就是孔子去世前的两年。在这个时间段，正逢齐国与鲁国关系紧张。要理清这一事件全貌，还需要将时间再向前推一年，即鲁哀公十三年（前482）。
这年孔子69岁，他已经结束周游，由卫国返回鲁国，总结一生，是自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期。纵观春秋战国这500年历史，孔子生活的时代大概是最为和平的一段时期。他6岁那年，正逢晋楚弭兵会盟，从此中原无大战，即使发生一些局部战争，也规模小、烈度低、时间短，可以说贵族战争已然结束，战国那种酷烈的歼灭战、总体战尚未打响。但到孔子晚年，天下和平局面开始解体，东南角的骚动已能让人隐隐听到旧时代崩裂的声音。鲁哀公十三年，吴王夫差与晋、鲁等国会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夺得霸主位置。但因连年征战，国内空虚，让蛰伏在侧的越国有机会发动复仇之战，吴越争霸即将进入决战期。
吴国称霸之举也将鲁国牵连其中。早在鲁哀公七年（前488），吴王夫差就率军北上与鲁哀公会晤，要求鲁国提供“百牢”典礼。鲁哀公十年（前485），吴国国君夫差遣鲁国、邾国等仆从国一起伐齐国。这年齐国发生政变，齐悼公被杀，齐简公即位。虽然吴国最后撤了兵，但此役也让齐鲁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结仇。齐简公即位次年，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又不敢直接惹强大的吴国，于是决定找个软柿子捏，从身边的鲁国下手。齐军大军压境，鲁国人自然是向老大哥吴国求援，此时孔子的学生冉有等人已经在鲁国出仕，但宰予不同，他在齐国任职。甚至可以说，当时孔门弟子里存在亲齐和亲鲁两拨人。
齐国的国君齐简公曾经跟随父亲齐悼公一同在鲁国避难，就是那时候结识宰予的，而且两人交情不错。通过这层关系，简公回国后将宰予招到自己身边委以重任。但此时的齐国可谓内忧外患。于内，以田恒（又称陈恒）为首的田氏一族势力迅速膨胀，君权受到威胁；于外，邻国鲁国成为吴国仆从，连年伐齐。事情在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那一年起了变化，当时正值吴王夫差北上会盟，而越王勾践则乘机对吴国发动进攻，导致夫差仓促回师。没有大哥的支持，与齐国毗邻的鲁国就危险了。
宰予的尴尬处境在于，此时齐鲁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战事一触即发。而他的老师孔子已经回到鲁国，昔日同窗有不少人在鲁国出仕，若战端一开，难道与同门师兄弟们兵戎相见吗？也可以预见，此时孔门弟子中对于仕齐的宰予肯定颇有怨言。在齐国，宰予虽贵为卿大夫，但日子也不好过，齐国设置左、右两相，宰予担任其中一个，另一个就是权势滔天的田恒。齐简公对宰予授予重任，让其主持国政，一方面固然为了制衡田氏，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又不敢下定决心压制田氏。宰予站在风口浪尖处，齐简公则坐视两人矛盾步步升级。田氏要想取得独尊地位，在扫除障碍的过程中，宰予首当其冲。
鲁哀公十三年在风雨如晦中过去了，迎来的鲁哀公十四年一开始就充满乖戾不祥的气氛。这年鲁哀公出去打猎，有人在西郊打死了一只奇怪的动物，孔子认定那是一只“麟”，所谓“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现在麒麟出现在这里却被人打死了，政治失意的孔子也叹息“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作《春秋》。恰在此时，与鲁国剑拔弩张的齐国也爆发流血政变。
政变的主谋就是田恒。某日，宰予离开齐简公的宫殿，田氏党羽看准时期，一举占领宫殿并绑架了齐简公，紧接着田恒调集兵力控制都城。宰予得知政变发生，立刻率军反攻，欲救出齐简公，结果被兵强马壮的田氏击败，就连宰予本人也被田氏乱军杀死。不久后，田氏弑齐简公，立简公之弟骜为君，自任为太宰。这也是田氏霸齐国的关键一役，被后世史家视为田氏代齐的第一步。
不过，宰予死于政变的说法存在争议。最大的疑点在于《左传》在记载这次政变时，压根没有提及宰予的姓名，而当时与齐简公站在同一战线对抗田氏的人叫阚止。阚止也是鲁国人，而且表字和宰予一样，都是“止我”，所以从唐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疑问，认为当时在政变中死去的阚止并非孔子的学生宰予，只是因为二人表字相同而造成的误解。
但明确宰予死于政变的文献也不少，《韩非子·难言》说“宰予不免于田常”，指出宰予被田常杀害之事。这里的田常就是田恒，汉代为避文帝刘恒之名讳，遂改为“常”。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慎势》也以简公之事为秦国君王作为前车之鉴，写道：
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谏于简公曰：“陈成常与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则危上矣。愿君之去一人也。”简公曰: “非而细人所能识也。”居无几何，陈成常果攻宰予于庭，即简公于庙。
这则记载不仅明确写了与田恒（陈成子）斗争的人就是宰予，两人矛盾之尖锐在朝中已不是秘密。齐国大夫诸御鞅将一切看在眼里，担心二人日后相攻必然祸及主君，于是劝谏齐简公撤掉一位，结果齐简公不听劝，最终遇害。这些战国时期的文献距离孔子的时代并不算遥远，而且都明确记载了死于齐国政变者就是宰予。所以也有学者认为，春秋时期一个人拥有不同的氏是很常见的事，《左传》里的阚止应该就是宰予。
除此之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还出现很诡异的一段记载，即“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宰予竟然变成了和田恒同一阵线的乱臣贼子，最终身死族灭，连孔子提到这个弟子都深以为耻。那些认为宰予是孔门孽徒的观点，基本都以这则记载为依据。但这个说法并没有任何佐证，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无论是记作“阚止”或是“宰予”，都将其视作站在齐简公一边与田恒殊死斗争的殉道者。
再者，齐国这场内乱，田恒分明是胜利一方，如果宰予和他是同一阵线的，又何至于被夷族，这本就是互相矛盾的。宰予最大的可能就是殉主了，尽管当时齐鲁处于敌对关系，但为君殉道这种忠烈之举与孔子的价值观是高度相符的，这就不难理解孔夫子那句“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前看这孩子总是刁钻古怪，搞些奇谈怪论，以为他缺乏仁德之心，没想到最后为君殉道，成了忠烈之士。是老夫我看错了。
桀骜的宰予是孔门里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尽管我们看到他总是挨老师的批评，但他口齿伶俐，擅长辞辩，为孔夫子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这也是《论语》明文记载的。历代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们早就发现这点，故后世对于宰予的评价并不低。因宰予毕业后仕齐，又在齐殉道，所以到唐玄宗时期，他被追封为“齐侯”。到了宋代，官方追封宰予为“临公”，后改称为“齐公”。明嘉靖九年（1530），宰予又获“先贤宰子”的称号。也是从唐代开始，历代祭祀孔子，配享祭祀的孔门优秀弟子里，必有宰予一席之地。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10月下，原标题为《“坏学生”典型何以能跻身十哲？宰予：孔门里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5-7 02: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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