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一个年轻冲动的皇帝,一个利欲熏心的宦官,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走出了北京城。不到一个月时间,北京城就收到前线传来的噩耗:随军出征的重量级武将勋贵,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大将吴克忠等五十多人全部遇难,或战死,或死于乱军之中。这一年,是大明王朝建政第81年,是许多名将墓碑上的卒年。自明太祖朱元璋问鼎中原起,明朝与逃遁至长城以北的北元残余势力就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洪武、永乐两朝,明军多次北伐,只为遏制元军对中原的觊觎。
▲朱棣北伐。图源:影视剧截图
不过,光靠武力解决双边争端,对于一个新兴的政权而言,难免会陷入穷兵黩武的境地。因此,在帝国统治安全性的驱使下,明朝一方面着力打造强大的军队,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求与臣服自己的外邦、部落建立朝贡贸易关系,以实现经济、外交上的双边共赢。当时,外邦只要愿意向大明称臣,明廷就会与之展开封贡互市。他邦使臣可携带土特产、马匹等大宗商品到中土来朝见明朝皇帝。而作为东道主,明廷则在使臣来访期间做好一切招待工作,并赏赐各藩属国、部落领袖大量的财物。待各国使臣回朝时,明朝皇帝还会以回赐的名义给予使臣每人一份丰厚奖赏。凡此种种,均展示了大明天朝上国的物阜民丰。经过明朝这一套“组合拳”的收买,周边的敌对势力已被清理得七七八八了。但,明廷始终有一块心病——蒙古各部落从未放弃过统一草原的念头。最终,在鞑靼部脱脱不花与瓦剌部脱欢、也先的结盟之后,漠北蒙古实现了短暂的统一。当然,比起当年成吉思汗雄霸欧亚大陆,此时的脱欢、也先父子可谓是“要啥啥没有,吃啥啥不剩”,所以,为了蒙古部族的发展,他们不止一次胁迫大汗脱脱不花南侵。至于南侵的核心目的,也先相当直白地宣称:“纵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可见,也先始终希望通过战争劫掠大明,以使蒙古各部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料。但与直接开战相比,朝贡互市的成本显然更低。况且,明朝一贯厚待臣服于己的友邦、部落。因此,脱欢、也先两父子均认为,在自身实力尚不强时,借朝贡之机,狠狠地敲明朝的“竹杠”实乃上上之选。正统二年(1437),也先的父亲脱欢首作表率,令麾下都指挥佥事阿都赤率领267人使团,押着大批骆驼、马匹到明朝朝贡并商议互市细节。当时,即位不久的明英宗朱祁镇还是个10来岁的小孩子,国家大事均由“三杨”报予张太皇太后决断。眼见不属于成吉思汗直系子孙的瓦剌人组织起大规模的朝贡队伍,明朝方面并未引起必要的警觉,而是照以往对待其他外邦的惯例,给予瓦剌使臣数十倍计的赏赐。
▲明英宗。图源:影视剧截图
这下彻底激起了脱欢等人贪婪的胃口。才过了两年,新继任的瓦剌太师也先,又组织了上千人的使团访明。此后,每隔一段时间,也先就会派出上千人乃至数千人的使团前往明朝讨赏。而出于维护天朝上国形象的需要,明朝深知这群恶狼来者不善,却还是硬着头皮“以藻饰太平为名,赏赉金帛无算,凡所请乞,亦无不予”。也先毫不收敛,为了“薅羊毛”,他指使瓦剌使团虚报人数,疯狂地骗取赏赐。结果,明朝竟生生被这群饿狼拖累,经济逐渐不堪重负。正统七年(1442),亲政后的明英宗下诏,令镇守大同的武定伯朱冕、参将石亨设法阻截瓦剌使团入朝。在这则诏书中,他明确规定,往后瓦剌使臣入朝觐见,人数不许超过三百人。如果瓦剌不遵照执行,大明边镇将官有权将他们拦在关外,点清人数后再放行入关,超出来的使臣要么原路打道回府,要么先到猫儿庄(今内蒙古丰镇市东北)集中,直到入关使臣从北京返回后,再一同回去。由于这些年脱欢、也先父子多次采用诈骗的行径在朝贡贸易上获利甚多,骤然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必然有损也先等人在蒙古各部的威望。因此,接到诏令的也先,不仅没有改正错误,反倒变本加厉,再次扩大出使人群,同时私下令使臣窥探明朝虚实,夹带违禁交易的兵甲、火器、弓箭等开启黑市军火贸易。明朝只能一再谕令压制瓦剌使团人数,并采取固定赏赐金额的措施,来限制瓦剌使臣贪婪的胃口。超标的瓦剌使臣虽然不能进京,但他们仍旧拥有使臣身份。大明礼部不负责接待,那么,接待的任务就全数压在了地方政府以及边镇守将的肩上。正统九年(1444),巡按山西监察御史苑恪在给朝廷的奏报中称:“瓦剌等处朝贡使臣过大同者,岁以数千,供亿之费,上下苦之。”镇守大同的石亨也曾奏报称:“瓦剌朝贡使臣动二千余,往来接送及延住弥月,供牛羊三千余只,酒三千余坛,米麦一百余石,鸡鹅花果诸物莫计其数,取给官粮不敷。”看,接待一次瓦剌使团不仅要掏空大同官民的荷包,甚至连隔壁几个军镇卫所也受波及。正统十四年(1449)春,也先向明朝派遣了两千余人贡马,却谎称有三千人,伺机向明朝勒索邀赏。明英宗身边最受宠信的大太监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这使瓦剌使团大失颜面,也让也先找到了开启战端的借口。
▲明朝第一代权宦王振。图源:影视剧截图
同年七月,也先联络蒙古各部,兵分四路向明朝发动进攻。土木堡之战,一触即发。起初,明英宗并没有御驾亲征的念头。可开战没几天,前方传回的战报却令明朝上下大为惊骇。先是久任边陲的大同参将吴浩在猫儿庄收拾也先时,被对方伏击阵亡。紧接着,由大同总督宋瑛、武定伯朱冕、驸马都尉井源和石亨率领的四路支援前线大军,也在抵御来犯之敌时失利。宋瑛、朱冕、井源等中伏而死,唯石亨快马逃脱战场,侥幸免于一死。不仅大同的局面难以控制,据《明实录》记载,在宣府抵御阿剌知院大军南侵的总兵杨洪也头疼不已。
▲明代中期名将杨洪。图源:网络
杨洪在明朝中期的将领中以骁勇善战著称。他早年率部随明成祖朱棣远征漠北,在斡难河畔大败鞑靼大汗本雅失里,使之仅率七骑逃遁,因此被明成祖盛赞为当世将才。但此次面对蒙古大军的南侵,杨洪明显准备不足,阿剌知院的大军在进攻前就将宣府驻军的水源切断,并将宣府围得水泄不通。不过,阿剌知院似乎对发动战争不太感兴趣。围城期间,他曾命人射书城中,要求与明军议和,希望明朝方面继续维持之前开放朝贡互市的待遇。而明朝这边,却接连发生边将弃城逃跑之事。在阿剌知院求和前后,正统十四年九月,巡抚大同宣府的都御史罗亨信上奏朝廷称:“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瑄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对于边将临阵逃跑一事,朝廷委托杨洪处理。结果,杨洪宽宥了这群边将,并令他们率所部官军到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声援。眼见前线战事越来越不利于明朝,23岁的明英宗这才毅然决定御驾亲征。没想到,年轻皇帝的决定还是吓坏了辅弼他的股肱大臣。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极力反对皇帝御驾亲征,认为明军此时准备不充分,贸然出兵,必遭大败。吏部尚书王直等人也进行劝谏,指出也先一伙最擅长断人水源,如果陛下出征,不仅后勤粮草堪忧,万一被切断水源,后果不堪设想。
▲一代名臣于谦。图源:网络
然而,面对群臣谏阻,明英宗和他宠信的权宦王振却各有想法。一方面,明英宗自登基之日起,就有效仿祖宗亲征漠北、重振大明基业的想法。另一方面,王振虽任司礼监掌印,拥有总管宫中宦官事务及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权力,但说到底对国家并无甚功劳,难以确立威信,无法与此前“七下西洋”的郑和以及监管奴儿干都司的亦失哈等宦官相提并论,故他亟需一个立功的机会,来清洗朝野对他的不满情绪。于是,当明英宗表露出亲征的想法时,王振力排众议,极力促成此事。正统十四年七月十六日,由明英宗亲自率领的几十万明军正式开拔。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国公朱勇等元老宿将,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文臣武将,均追随年轻的皇帝出征。此次参战的明军到底有多少人,向来众说纷纭,有20万、50万等说法。从明英宗下达亲征诏书到明军整体开拔,中间仅隔了两天时间,即便明朝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能力集结50万大军,对于一场即将爆发的大型战役而言,仍旧显得十分仓促。因此,无论事后会否发生土木堡之变,明军都难逃大概率战败的结局。七月十九日,明英宗的车驾进抵居庸关。此时,也先的大部队已经在北线与明军的遭遇战中占得先机。明军长途而至,一路上看到的不是伏尸遍野,就是血流成河,所以军心逐渐不稳。可明英宗对此视而不见,为了尽快完成对北线明军的救援任务,他督令全军加紧行军。
就在几十万大军行进途中,天空突降暴雨,大部队更添了一丝衰气。一些随驾大臣向明英宗提出,希望大军停止冒进,稍稍后撤以观战场形势。正在兴头上的明英宗此时热血沸腾,根本不听。过了居庸关,他又挥师宣府,进抵鸡鸣山(在今河北张家口)。到了鸡鸣山,明英宗一高兴,干脆将前线军务处决权交托亲信太监王振处理。有皇帝撑腰,王振自然不会放过表现机会。当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等人力陈不可轻进时,他竟大声痛骂邝埜:“你这腐儒,怎知用兵之事,再胡说八道,必死无疑!”成国公朱勇向明英宗递交紧急军情,王振也耍起威风,要朱勇“膝行听命”。朱勇属于军中二号人物,威望仅次于英国公张辅。如此羞辱这位德高望重的名将,军中将士自然义愤填膺。他们切责王振专权太过,提议诛杀王振以安军心。为此,一群兵士还闯了明军主帅张辅的大营,希望他能聆听将士们的心声替天行道。可惜,张辅为人愚忠,担心此举会遭致明英宗不满,迁怒于己,此计最终没有实施。
▲跪在雨中苦劝明英宗移驾的明军将领。图源:影视剧截图
此前也先围攻大同时,除了石亨侥幸逃脱外,大同监军太监郭敬也躲入草丛,捡回一条性命。就在群臣与王振意见相左之际,八月一日,明英宗的车驾抵达大同,太监郭敬现身,向他的好友兼上司王振力陈前行的巨大风险,王振这才答应了回銮之事。得知明朝大军一路向西挺近时,也先就担心自己的几万人马无法抗衡明军数十万精锐,所以,还没见到明朝援军影子的时候,他就早早收缩部队,退出大同,等待战机。结果,明军未战先撤,也先哪里愿意放过这种天赐的劫掠机会。伴随大明军队后撤的脚步,也先提兵追击而来。形势紧迫,留守大同的副总兵郭登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即向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人递交了明军后撤计划。他建议,明英宗的车驾可以经内长城,由紫荆关入关,如此就能避开也先大军的围猎,只要进入河北易县地界,大部队安全返回京师就没问题了。这个方案,王振和明英宗起初都是同意的。可大军后撤还不到四十里,王振就发现从大同往紫荆关方向撤军,势必要经过他的老家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他怕几十万大军从家乡过境,一定会损坏家乡的农田作物。于是,在他的怂恿下,明英宗下令明军改变原来的行军路线,转至宣府入关。这么一番折腾下来,明军撤退的时间完全耽误了。就在明军竭力呵护庄稼、小心腾挪间,抄直线的也先大军追了上来。等到明英宗走到雷家站(今河北怀来新保安镇)时,也先已经追到亲征大军后翼,伺机发起突袭。
▲土木之变行军路线图。图源:最爱历史制图
见状,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兄弟俩向皇帝请命,留下来为大部队断后。然而,瓦剌大军人马太多,吴氏兄弟虽力战群英,杀敌数人,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已经护驾走到鹞儿岭的朱勇、薛绶等人只能再次分兵,让皇帝先走,留下四万部队阻击也先大军。由于明军仓促应战,加上随军太监刘僧不熟地形贸然进攻,导致朱勇、薛绶等后军出师不利,四万大军全数亡于阵前。死了这么多人,王振还是没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一边骂骂咧咧,斥责明军作战无能;一边继续领着剩余的明军,走向他们的“墓穴”——土木堡。土木堡虽是京北三大堡之一,但说白了就是个稍大点的土筑砖包,压根容不下数十万的亲征大军。更要命的是,土木堡一带既没有可靠的水源,也没有足够的粮草。没两日,就逼得明军开始动手挖地下水。可是周围地形复杂,群山环绕,除了风沙,一滴液体也没有。随军大臣们赶紧提议,让大军撤往居庸关。居庸关距土木堡不过百里,城高池深,是京师北边最重要的关城。这个方案,遭到王振的否决。又有一部分人提出了新方案——撤军二十里外的怀来卫,借助卫城抵御也先大军,同时派人向京师报信,令各地领兵勤王。可王振再次作死,他一路上搜刮了一大堆金银财帛,这些稀罕玩物被装在1000辆辎重大车上。明军丢下辎重急行军,王振死活不乐意。最后一扇通往活路的大门,被彻底关上了。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趁着明军出发寻找水源,也先突然发动进攻。刹那间,军容不整的明军全线崩溃。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尚书王佐等50余名随征官员尽数死于乱军之中。最后时刻,王振和明英宗身边只剩下少量的锦衣卫。尽管他们多次拼死突围,但面对瓦剌大军的重重围困,他们的冲击无异于徒劳。直到看见身边无数锦衣卫挺身而出战死,王振和明英宗这才醒悟过来。此刻,为时已晚。一直护卫在明英宗身边的老将樊忠,早就恨透了王振的擅权误国。他不顾明英宗的反对,抡起一把大铁锤,当场把王振砸死。然而,伴随着也先大军的不断进逼,王振的死并没能给这场战役带来扭转空间。明英宗身边的锦衣卫和禁卫军越战越少,老将樊忠也在护卫明英宗出逃时,被乱箭射死,壮烈殉国。明英宗见实在无法突围,索性下马,盘腿而坐,等待也先大军的审判。
▲明英宗被俘。图源:影视剧截图
瓦剌士兵围了上来,起初以为明英宗只是来不及逃跑的普通将领,后来他们才知道自己立了大功。皇帝亲征被俘虏,这是亘古未有的大事。但在也先眼里,此时的明英宗,就像是吕不韦手中的嬴异人,奇货可居,只想卖个高价。与此同时,明英宗被俘的消息迅速传回京师。虽然明英宗出征前曾令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但这种留守实际上只是政治摆设而已,大明王朝的实权依旧掌控在明英宗手中,而政务则交由内阁商办处理。因此,明英宗被俘对天下的震动可想而知。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明朝的留守大臣随后赞同于谦另立新君的提议,把郕王扶正,着手准备击退瓦剌。正统十四年九月,郕王朱祁钰登基,即明代宗。出于政治需要,明代宗自即位之日起就立誓要救回哥哥,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并起用兵部侍郎于谦,誓死守卫北京城。也先原以为有明英宗在手,率着蒙古大军到北京城下“打草谷”,肯定能狠狠地敲上一笔。孰料,瓦剌骑兵一路南下触动了中原百姓千百年来对外族入侵的敏感神经,当得知明朝留守部队将对也先的军队发起反击时,无数百姓选择了与明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敌,要么报名参加各路勤王大军,要么拿起工具跑上北京城楼,协助明军守城。来到北京城下的瓦剌骑兵不过一两万人,而各地赶来勤王尚未进入北京城的部队,就达22万之众,几乎对瓦剌骑兵形成了反包围。在围攻北京城月余无果后,也先不敢如从前那般嚣张,急令部队撤出战场。这时,在于谦的指挥下,明军倾巢而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尾随追杀瓦剌军,毙敌近万。也先只能率部土遁漠北,并着手策划送还明英宗事宜。景泰元年(1450)八月十五日,又是一个中秋月圆夜,在瓦剌当了一年俘虏的明英宗朱祁镇终于返回北京城。经此一役,他似乎成熟稳重了些。但是,土木堡的惨败,却给大明王朝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后果,成为整个帝国强弱盛衰的分水岭。
▲劫后余生的明英宗。图源:影视剧截图
特别是追随明英宗出征的一批武臣勋贵通通战殁在土木堡,一下子打破了由朱元璋、朱棣等数代先帝努力创造的文武制衡格局。自此之后,明朝逐渐陷入了文官把持朝政的局面。伴随着皇权与臣权的矛盾不断加深,为了压制文官集团的繁衍与发展,后世的皇帝们只能自东厂的基础上再设西厂、内行厂,从文官手中攫取更多的权力,以维持朝堂的平衡与稳定。然而,宦官掌权的结果在唐朝已得到验证,明朝再行恢复,无异于饮鸩止渴。明英宗被俘的影响力过大,致使土木堡之变后,除了“异类”明武宗,明朝再无帝王亲自率兵出征或到民间体察民情。久居深宫的皇帝,终究与整个帝国日渐脱节。更为严重的是,明英宗被放归后,帝都深宫之内,二龙相见,形成了皇位的历史遗留问题。皇权斗争若隐若现,一些朝臣为了自保或上位,左右摇摆,图谋不轨,一场新的政治灾难已在酝酿之中。全文完。感谢阅读,如果喜欢,记得随手点赞、点在看以示鼓励呀~参考文献:
[明]柯潜:《明英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
(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
李新峰:《土木之战志疑》,《明史研究》第6辑,黄山书社,1999
蒲章霞:《“土木之变”若干问题探析》,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徐静:《明代西北四镇“水头”研究》,宁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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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大唐梁金吾
编辑丨艾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