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珍,文化保育者,广州湾历史研究资讯联合发起人。做广州湾口述史的过程就像在捡拼图的碎片,我不敢确保他们每个人说的都是完整可信的史实,或者具有严谨的逻辑。但在这一幅不完整的拼图中,他们微小琐细的生活史、生命史完全可以和大历史的宏大叙事建立起联系。
大家好,我是李宜珍,来自广东湛江。
2013年暑假,我参加湛江的文化保育组织——湛江往事书吧开展的湛江老街调研。在调研活动中,那些老人都提到了一个陌生的名词:“广州湾”。
有一位老人13岁开始做生意,我就问他,是以前的生意好做,还是现在的生意好做。他回答我说:“当然是广州湾时候生意好做咯。”以前我在学校上过湛江的历史地理课,但是书本和老师都没有跟我提过广州湾。
这些老人讲起故事很生动,他们指着家门口的方形电灯柱,又踩了几下脚底的沟渠,说:“这些都是法国鬼建的。”我又听到了另一个新词:“法国鬼”。
▲ 法国人留下来的方形水泥电灯柱,赤坎福建街,2016年。摄影:梁月明
1899年,中法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把约等于现在湛江市区的这片地方,划成法国租借地广州湾,就是图上黄线圈起来的地方。
广州湾西部原来属于雷州府,东部原来属于高州府,中间由麻斜海分成东西两岸。
法国人把行政中心设在西营,西营以北十几公里是赤坎。赤坎在清乾隆的时候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后来有广州、高州、雷阳、闽浙、潮州等地的商人来做生意,相继在这里建立了会馆。广州湾就形成了以西营为政治军事中心和以赤坎为商业中心的“华洋共治”格局。
赤坎是由两片老街组成的,一个是大通街片区,另一个是三民路片区。大通街片区是早期老街,在广州湾前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以砖木建筑为主,道路是青石板路。
广州湾中期,法国人要发展工业,当地的商人们就填海造陆,形成了三民路片区。主要是骑楼式和欧式建筑,道路是平整的大马路。
▲ 三民路片区街景,约1920年
西营地势北高南低,法国人住在西营的北部,以疏松的西式庭院式建筑为主。
▲ 西营军官住宅
当时广州湾与越南同属法属印度支那,法国官员从越南带来了一些越南士兵和文职人员。这些越南人就跟华人居住在西营的南部,南部地势低洼,容易遭受海水侵蚀,大部分是密集的骑楼式建筑。
▲ 西营华人住宅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沿海城市相继沦陷,有很多文化人逃难到广州湾。1943年,日军登陆广州湾,形成了日军和法军共驻广州湾的情形。到了1945年,日军和法军陆续撤出广州湾。
2013年至2015年,我跟湛江往事书吧的伙伴们一共开展了四期广州湾口述史调研行动,印刷了湛江第一本口述史读本《讲,广州湾》。2015年,我与几位研究广州湾的朋友一起创立“广州湾历史研究资讯”团队。两年后,我们受湛江政府的支持,开展“口述广州湾”项目。去年的夏天,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口述广州湾》。
过去十年,我们采访了200多位老人,有在广州湾出生的法国人、有法国师爷,有原湛江市副市长,也有普通的武师、凉茶铺老板,也有从澳门逃难过来的人……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口述广州湾》这本书。
在这么多身份各异的人当中,今天我想分享的是三位广州湾亲历者的故事。
杜仲浩
我们采访过的老人,大部分给我的感觉像“乖乖仔”,有一位老人很特别,他的生命故事很传奇,却常常被社会认为有伤风化,不能发表。我跟一席的策划讨论过,如果我今天不去讲述他的故事,也许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去讲了。
这位老人叫杜仲浩,赤坎大通街的居民几乎都认识他。夏天他会穿着一件白背心和一条花点的纯棉睡裤,在大通街到处串门,到了冬天他就直接在外面套上一件黑夹克。
2014年寒假,我们在赤坎满大街找广州湾亲历者,街坊指向7号码头的方向说:“要听故事就找打鼓杜叔咯。”杜叔擅长打爵士鼓,所以街坊一般叫他打鼓杜叔。
杜叔一个人住在小时候的大杂院里,现在后院已经坍塌,他的房间变得又阴暗又潮湿。
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用了一个很正宗的粤语:沙沙滚(sa sa gwan),意思是不务正业。就像他跟我们说的:“我认识的都不是好人,都是败家仔。”“虽然我是古惑仔,但我不偷不抢。”
杜叔祖籍潮州,出生在泰国,6岁时父亲在泰国去世,母亲就把他带回广州湾,托付给他大嫂之后就改嫁了。后来杜叔的家族在广州湾破产,大嫂带他去了香港,给了他一笔钱做生意。杜叔却拿着这笔钱从香港搭帆船去澳门赌博。他说,当时两天赢下的钱足以买下中环的一栋楼,但是一夜之间又输光了。无奈之下他只好从香港回到了广州湾,但是又不愿住在小时候的房子里,偏偏要住在当时广州湾的高档酒店,大中酒店。
从大中酒店去南华酒店喝茶只需要步行几分钟,他也要请黄包车搭他过去。他每天会穿成套的定制西装,打领带或领结,穿着皮鞋,用发蜡把头发梳成背头,还有一个马仔跟在身后。
▲ 广州湾时期的南华大酒店,1939年建成开业
杜叔在香港学会了跳舞,回到广州湾,他会在赤坎丽影舞厅教舞女跳舞。因为他是舞女的老师,所以去丽影舞厅不用钱。跳完舞,杜叔就挽着舞女的手去吃西餐或夜宵,但每次都是舞女请他,因为他没有钱。
杜叔说妓女的命运比舞女凄惨得多。赤坎有3000多妓女,所以又叫“梳打埠”,意思是放苏打也洗不干净。当时广州湾盛行鸦片,杜叔说他最恨吸鸦片的人,他也不会去碰鸦片,因为一旦上瘾就“有一生冇一世”。
▲ 广州湾吸鸦片的人
2014年寒假访谈他的时候,他给我们讲述的是广州湾历史,没有讲述太多的生命史。采访中间,他经常逗笑我们,也不时逗一下走过的路人。当时我以为他能讲的故事就这么多了,所以就暂且把这个访谈搁下,后来的几年也没有再去正式地访谈他。
但是我每次经过赤坎路过他家,常常顺手买一杯咖啡给他。因为想起他跟我提过,他很喜欢喝加了很多糖的咖啡。有时也会看一下他的窗子,看他在家还是去喝茶了。后来的中秋节,我和伙伴们带了口述史的文稿、月饼还有卡片去拜访他,说要给他留影,他就给我们比了剪刀手,还吐了一下舌头,杜叔就是这么一个很古灵精怪的人。
▲ 2014年中秋,李宜珍(左一)与伙伴跟杜仲浩
到了2017年,《口述广州湾》项目启动,我想重新去采访杜叔,但是又担心他搞怪,不肯正经地接受采访。没想到说明来意后,他就回答我说:“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杜叔用湛江白话说了很多他的人生哲学,比如:“有几耐风流有几耐折堕,食几多宵夜就抵几多肚饿”、“冇所谓,出来社会乜嘢事都有”。
说起舞厅时,杜叔就走到家门外面,在渡口的台阶下面跳起舞来,并给我们介绍说:“这是Samba(桑巴),这是Cha-cha(恰恰),这是Tango(探戈)……”完全不介意路人的眼神。
▲ 2017年4月,杜叔在家门前跳舞。滑动查看更多
在访谈的尾声,来探望他的儿子走了之后,杜叔从衣柜里面拿出一盒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年轻的他和一位穿着旗袍的时髦女子。他说:“我也很挂念那班舞女。”
我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杜叔了。2017年12月,我整理完口述文稿,想拿去给杜叔校对,我买了一杯热乎乎的咖啡去找他,他的后人跟我说,杜叔已经去世了。
我没来得及问他,为什么他后来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会告诉我们一些亲人不知道的秘密。也许是因为这些年我们跟他毫无目的地来往,悄悄产生了信任感。又或者是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对一切都毫无畏惧了。
邱月明
从麻斜海望向西营,一眼可以看到两座高高的塔尖,这是维多尔天主教堂,西营最高的建筑。
2014年暑假,一起调研的朋友跟我说,她在维多尔天主教堂遇到了一位善谈的七十多岁的老人,叫邱月明。她邀请我去补充采访邱月明。
邱月明小时候是被育婴堂收养的。育婴堂由法国修女管理,收养了很多病残的婴女,法国修女会请附近农村的奶妈抱一些身体状况比较好的婴女回家喂养,并给她们一定的酬劳。邱月明的奶妈抱她回家时,她的脐带还没脱掉,红红的,应该是出生没多久就被亲生父母遗弃在育婴堂门口。
▲ 左为邱月明生活过的西营圣若瑟孤儿院,右为法国修女合影。邱月明 藏
邱月明有一个问题老是想不明白,她有一个法文名叫Regina,为什么她的奶妈和育婴堂的其他小朋友都叫她“安南妹”。奶妈有一次跟她说:“安南妹,有一次我抱你回育婴堂,你那个安南妈跟我抢你哦。”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婴女也见过邱月明的生母,个子矮矮的,穿着长衫,哭着要找她,跟邱月明很像。所以邱月明就觉得自己是“越南人生的中国人”。
邱月明给我们讲起育婴堂的生活场景很生动,特别是配合她丰富的肢体动作和表情。她记得育婴堂有六位法国修女,一般是年长的婴女照顾年幼婴女的日常生活,平时吃的是大婴女煮的大锅饭。开饭时,法国修女总会在每个人的碗里滴上一滴鱼肝油,邱月明不喜欢鱼肝油的腥味,她常常把这一勺滴有鱼肝油的饭偷偷挖给旁边的小朋友吃。
法国修女平时会给她们上课,等到海水退潮,会带她们到海边抓螃蟹。她记得外国飞机空投粮食,包括平时吃的豆粉、奶粉和罐头。每次教堂圣体出游时,她们都穿着白裙,戴着花环,挎着篮子,篮子里装的是从花园里摘来的鲜花。每年的圣诞节,法国修女会在圣诞树下为她们准备好礼物。
▲ 法国修女为婴女上课 邱月明 藏
邱月明是一个很率真的人。她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都会马上跑过来拉住我的手,喊我“珍妹,珍妹”。她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我经常会被她的这种率真所触动。她一生也遭遇过不少糟心事,但她始终对世界怀有一种信任。我想,或许是因为那段童年时光一直在滋养和治愈她。
1951年的某天中午,邱月明看到很多婴女突然跑向育婴堂的门口,哭喊着说,修女被人抓走了。后来,中国政府接管育婴堂,邱月明再也没有见过法国修女。
邱月明长大后很想找回亲生父母,她曾到西营的越南会馆询问越南侨民,一直都没有结果。后来她参加工作,在一间酒店里当员工。有一位五六十岁的越南阿伯告诉她,也许早几年还可以找到,现在越南人都回去了。邱月明在两种文化之间有种无法言说的“夹心感”,每一种文化都因她与另一种文化有关联而否定她。
▲ 1922年的广州湾越南会馆。阮文中 提供
2014年的暑假结束后,我整理完口述文稿交给她。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她给我打电话,她说:“珍妹,我看到这篇稿子,想起法国姑娘离开的场景,觉得很难受,很想找个人说说话。”“解放后社会上的人都认为法国育婴堂迫害我们这些儿童,这对法国修女不公平。”
我听到电话那一头传来轻微的哭泣声。她曾经拿着育婴堂的老照片到博物馆,希望可以还原真相,可是一直都没有下文。她的丈夫很早去世,她的儿子对她的往事不感兴趣,与她一起生活过的婴女一个个离开了,她不知道这些故事还可以向谁叙说。
2017年,我们再次访谈她的时候,她一边落泪,环抱着自己,一边给我们唱了两遍她自编的歌曲《妈妈我爱你》。她还经常收看中央电视台的寻人节目《今世缘》。
2017年6月,我们的伙伴吴子祺跟法国的朋友在巴黎探访当年育婴堂的巴罗尼修女,带去了邱月明的歌曲视频和书信手稿。我们打了一个越洋的微信视频,我听到手机那头传来一句颤抖却响亮的“Regina”。这是时隔66年,她们再次见到对方的面容、听到对方的声音。当时巴罗尼修女已经92岁,可能这次之后她们也很难有机会再见到对方。